《說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學千古經典

作者：黃德寬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十九日己巳

          耶穌2022年11月12日

演講人：黃德寬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2022年6月

黃德寬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主任，中國文字學會(hui) 會(hui) 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曾任安徽大學校長、黨(dang) 委書(shu) 記。在古文字學、出土文獻與(yu) 古代文明研究領域先後主持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字發展通史”、重大委托項目“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整理與(yu) 研究”等，出版論著多種，其中《古文字譜係疏證》《古漢字發展論》兩(liang) 次入選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並獲教育部優(you) 秀科研成果獎(社科類)一等獎。

徐鉉校定的“大徐本”資料圖片

徐鍇校勘注釋的“小徐本”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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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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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創造和發明是人類社會(hui) 發展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隻有漢字從(cong) 創造之日起延續使用至今未曾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漢字不僅(jin) 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傳(chuan) 承傳(chuan) 播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ti) 。中華文明作為(wei) 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的古典文明，之所以能完好地傳(chuan) 承，漢字發揮了無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不僅(jin) 漢字曆史悠久，對漢字的研究同樣也起步很早。這裏要向大家介紹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就是產(chan) 生於(yu) 東(dong) 漢（25—220年）時期的一部文字學經典。

《說文解字》是一部怎樣的書(shu)

《說文》的著者許慎，字叔重，是東(dong) 漢著名經學家。根據《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許慎少年博學經籍，時人稱“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以《五經》傳(chuan) 說臧否不同，於(yu) 是撰為(wei) 《五經異義(yi) 》。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chuan) 於(yu) 世”。許慎在經學方麵有重要的影響和地位，他撰著《說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務於(yu) 經學。

西漢（前206—公元25年）武帝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當時通行的五經主要是今文經。西漢晚期劉歆領校祕書(shu) ，發現王庭收藏的古文經書(shu) 與(yu) 通行的今文經書(shu) 頗有不同，於(yu) 是倡導設立古文經，由此引發經學史上的今、古文之爭(zheng) 。所謂“今文經”即用通行的隸書(shu) 抄寫(xie) 的經書(shu) ，隸書(shu) 是漢字經曆漫長的曆史發展由秦篆逐步演變而來的；而“古文經”則是用先秦古文字（戰國文字）抄寫(xie) 的。古、今文字與(yu) 文本的差異，是今、古文經學爭(zheng) 論的焦點所在。今文經學者按照隸書(shu) 來解釋文字構造，出現了“馬頭人為(wei) ‘長’”“人持十為(wei) ‘鬥’”之類的謬說。許慎批評今文經學家為(wei) “俗儒鄙夫，玩其所習(xi) ，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嚐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wei) 秘妙”。（《說文·敘》）因此，他撰著《說文》一書(shu) ，為(wei) 了“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糾正今文經學對文字認識和解說的各種錯誤。從(cong) 每個(ge) 字的解說到整部書(shu) 的結構布局，《說文》都受到當時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經學的深刻影響。就《說文》內(nei) 在的係統性及其所蘊含的豐(feng) 富的思想文化內(nei) 容而言，我們(men) 完全可以將這部說字解經的著作當作經典來閱讀理解。

《說文》的撰寫(xie) ，大約始於(yu) 東(dong) 漢（25—220年）建初八年（83年）許慎師從(cong) 賈逵後的某年，成書(shu) 於(yu) 作《敘》之年，也就是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許衝(chong) 將定稿奏獻皇上。《說文》作為(wei) 第一部係統分析解說漢字的著作能在東(dong) 漢問世，與(yu) 兩(liang) 漢時期“小學”的繁榮發展密切相關(guan) 。“小學”就是以文字訓詁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傳(chuan) 統語文學，作為(wei) 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兩(liang) 漢時期因注釋經典的需要，“小學”取得了長足進步，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文字訓詁大家。兩(liang) 漢學術文化的發展為(wei) 許慎撰著《說文》提供了良好的社會(hui) 環境和條件。寫(xie) 作《說文》期間，許慎“博問通人，考之於(yu) 逵（賈逵）”。由此可見，《說文》的產(chan) 生得益於(yu) 兩(liang) 漢時期思想文化的發展和語文學的進步，這部書(shu) 既是許慎個(ge) 人的偉(wei) 大學術創造，也是那個(ge) 時代語文學研究成果的集中體(ti) 現。

《說文》的出現標誌著文字學的正式創立，它影響了中國近二千年來文字學發展的走向。曆代的字書(shu) 編纂、文字研究以及文字規範與(yu) 教育等，都以《說文》為(wei) 基本依據和標準。不僅(jin) 如此，《說文》本身也早已成為(wei) 文字學研究的對象，如唐代的李陽冰、南唐的徐鉉和徐鍇對《說文》的校訂研究以及宋元時期的“六書(shu) ”學。到清代，研究《說文》成為(wei) 專(zhuan) 門的學問，人稱“許學”或“《說文》學”，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等四大家。據近人丁福保編纂的《說文解字詁林》統計，有清一代《說文》學者達250多人。

《說文》對上古字詞奧義(yi) 的訓釋和揭示，對閱讀先秦經典具有極大的幫助，是打開中華曆史文化寶庫的一把鑰匙。北齊顏之推說：“（《說文》）隱栝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shu) ，往往引以為(wei) 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氏家訓·書(shu) 證》）清代《說文》學家段玉裁說：“無《說文解字》，則倉(cang) 、籀造字之精意，周、孔傳(chuan) 經之大旨，薶蘊不傳(chuan) 於(yu) 終古矣！”（《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

隨著1899年殷商（約前14世紀至約前11世紀）甲骨文的發現，古文字研究逐步發展成為(wei) 一門新興(xing) 交叉學科。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埋藏地下三千多年不為(wei) 人所知。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早期甲骨文學者之所以能較快地考釋辨認出甲骨文字，《說文》起到了橋梁作用。比如通過《說文》來考證商周金文，再根據金文去辨認甲骨文，即為(wei) 羅振玉考釋甲骨文的基本路徑。《說文》篆文是古文字發展的終極形態，通過篆文可溝通古今文字的聯係，使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的釋讀有了憑借。如果沒有《說文》保存的篆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如果沒有《說文》建立的文字分析和闡釋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nei) 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難以想象的。

《說文》原本是為(wei) “說字解經義(yi) ”而撰著的一部字書(shu) ，問世近二千年來，不僅(jin) 深刻影響了文字學、訓詁學、字書(shu) 學的發展，而且也是學者釋讀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先秦經典和古代思想文化必須憑依的重要參考。即便是從(cong) 世界範圍來看，具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和現代意義(yi) 的古代學術著作也是十分罕見的，《說文》堪稱漢字研究的一部千古經典。

《說文解字》應該怎麽(me) 讀

今天我們(men) 應該怎樣閱讀《說文》？一般說來，從(cong) 專(zhuan) 業(ye) 的角度閱讀這部經典，須注意以下幾點：一要把握該書(shu) 的編纂背景和宗旨，二要了解其總體(ti) 結構，三應熟悉其解說體(ti) 例，四要體(ti) 味其對文化奧義(yi) 的揭示。對普通讀者而言，我們(men) 可以通過一組數字來掌握閱讀《說文》的要點，這一組數字是：“2”“6”“14”“540”“9353”“133441”。

（一）所謂“2”，是指《說文》有兩(liang) 個(ge) 通行的早期版本。《說文》通行本有“大徐本”和“小徐本”。“大徐本”就是徐鉉校定的本子。徐鉉，字鼎臣，初仕南唐，後歸於(yu) 宋。徐鉉對《說文》進行了改易分卷、增加各字反切和新附字，也有少量補充《說文》的注釋。“小徐本”則是徐鉉胞弟徐鍇校勘注釋《說文》的本子。徐鍇，字楚金，仕於(yu) 南唐，逝於(yu) 南唐覆亡前夕。徐鍇有《說文解字係傳(chuan) 》四十卷，分為(wei) “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yi) ”“係述”等部分，是全麵注釋和係統研究《說文》的首部著作。二徐對《說文》的傳(chuan) 承貢獻很大，二徐之後傳(chuan) 習(xi) 和研究《說文》都依據這兩(liang) 個(ge) 版本。這兩(liang) 個(ge) 版本也存在一定差異，可相互參看。

（二）所謂“6”，指的是“六書(shu) ”，是《說文》闡述的六種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六書(shu) ”一名最早見於(yu) 《周禮》，鄭眾(zhong) 《周禮》注和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都提到“六書(shu) ”的具體(ti) 名目，班固說“六書(shu) ”是“造字之本”。《說文·敘》不僅(jin) 有“六書(shu) ”之名，而且對“六書(shu) ”作了界定。鄭眾(zhong) 、班固和許慎的“六書(shu) ”名目和排序雖各有差異，但應無根本差別。“六書(shu) ”是《說文》“說文解字”所遵循的基本方法，盡管該書(shu) 並不是對每個(ge) 字都注明屬於(yu) “六書(shu) ”哪一類，但根據其分析，讀者可以輕而易舉(ju) 地作出判斷。《說文》之後，講“六書(shu) ”基本上都是依據許慎的說法，“六書(shu) ”也成了東(dong) 漢以來討論漢字構形的基本理論，宋元時期還形成了“六書(shu) ”之學。清人戴震認為(wei) ：“六書(shu) ”之中，“象形、指事、會(hui) 意、形聲”為(wei) 字之“體(ti) ”，即造字之法；“轉注、假借”是字之“用”，即用字之法。“六書(shu) ”“四體(ti) 二用”說，廣為(wei) 學者所接受。今天看來，《說文》對“六書(shu) ”的界定雖然略嫌簡單，但以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來驗證，許慎的“六書(shu) ”理論基本上還是符合古文字構造和使用實際情況的。《說文》“六書(shu) ”說為(wei) 漢字構形理論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礎，至今還對文字學理論建設有重要影響。

“六書(shu) ”的具體(ti) 含義(yi) 如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說文·敘》），是指由抽象符號組合或在象形符號上加標記而組成新字的造字方法。如“一”“二”“三”“四”，就是抽象符號的組合；而“亦”是在一個(ge) 人（大）兩(liang) 腋各加一點，標記腋窩所在；“甘”是在口裏加一橫畫，表示口含著食物，味道“甘美”。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ti) 詰詘”（《說文·敘》），是根據客觀物象的形態輪廓來構成文字符號的方法。象形字又稱作“文”，“文者，物象之本”。如“貝”就是一個(ge) 海貝的象形，也指貨幣；“冊(ce) ”，就是由竹簡編起來的簡冊(ce) 的象形；“身”為(wei) 妊娠的形象，突出腹部。

“形聲者，以事為(wei) 名，取譬相成”（《說文·敘》），是由一個(ge) 與(yu) 字義(yi) 相關(guan) 的形符和一個(ge) 表示該字讀音的聲符組合成字的方法。許慎舉(ju) 的例子是“江”“河”，二字的字義(yi) 都與(yu) 水有關(guan) ，形符為(wei) “水”，“工”“可”分別是表示它們(men) 讀音的聲符。形聲字是漢字最主要的構形方法，一方麵形符繼承了漢字以形表意的傳(chuan) 統，另一方麵聲符則通過記音建立起字與(yu) 所記詞的聯係，為(wei) 漢字構形開辟了廣闊的發展路徑。根據研究，西周時期，新造字80%左右為(wei) 形聲字，到戰國時期新造字99%都是形聲字。即便在今天，我們(men) 要為(wei) 新發現的化學元素造一個(ge) 新字，用形聲造字法就能很便捷地實現。形聲造字法確保了漢字這一古典文字體(ti) 係永葆生命之樹常青。

“會(hui) 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說文·敘》），是由兩(liang) 個(ge) 或兩(liang) 個(ge) 以上字符組合在一起表達一個(ge) 新意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的會(hui) 意字，大體(ti) 上可參考許慎的界定來進行分析。如：“獲取”的“取”，就是用象形字“又”（右手）和“耳”組成，表示戰爭(zheng) 殺敵後，取左耳作為(wei) 請功的憑證。《說文》分析說：“取，捕取也，從(cong) 又從(cong) 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聝。聝者，耳也。”“立”，《說文》：“住也，從(cong) 大立一之上。”“立”表示人（大）在地（一）上駐足。《說文》：“竝，倂也，從(cong) 二立。”“替，廢，一偏下。”“竝”“替”二字都是由兩(liang) 個(ge) “立”字組成，差別在於(yu) “竝”為(wei) 二人並立，“替”字一個(ge) “立”的位置“偏下”，表示“廢替”“更替”的意思。許慎分析字形“一偏下”，顯然是有來曆的。

《說文》：“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舉(ju) 例是“考”“老”二字。按照許慎的分析“考”是形聲字、“老”是會(hui) 意字。對“轉注”的定義(yi) 理解多不相同，眾(zhong) 說紛紜，未有定論。戴震認為(wei) “轉注”就是同義(yi) 字相互訓釋。《說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假借”是同音字之間的相互借用，戴震稱“轉注”“假借”為(wei) 用字之法。

（見圖1）

（三）所謂“14”，指《說文》這部書(shu) 有14篇，即《說文》的結構和分篇。《說文》從(cong) “一”字開始，到“亥”字結束，一共收了9353個(ge) 篆文作為(wei) 解說對象，再將這些篆文劃歸14篇，每篇包含若幹“部”，每部按照一定規則係聯相關(guan) 字，這就是《說文》的基本結構。另有第十五篇為(wei) 後《敘》及許衝(chong) 所上表等，也合稱為(wei) 15篇。

《說文》“始一終亥”有何深意？許慎說得很清楚。《說文》“一”下說：“惟初太始,道立於(yu) 一,造分天地,化成萬(wan) 物。”“一”是萬(wan) 物之初始，所以《說文》從(cong) “一”開始。為(wei) 什麽(me) 最後一個(ge) 字是“亥”字？《說文》“亥”下說：“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亥而生子，複從(cong) 一起。”夏曆以十一月配十二支的“子”，以此類推，到十月就是十二支的“亥”。因“十月（亥）微陽起，接盛陰”，於(yu) 是陰陽交替，周而複始，循環無已，所以說“亥而生子，複從(cong) 一起”。這顯示《說文》的結構受到戰國秦漢時期流行的陰陽學說的影響。

（四）所謂“540”，指的是《說文》的540個(ge) 部首。《說文》將所收全部字歸類分為(wei) 540部，每部選取各字所共有的一個(ge) 偏旁（意符）列於(yu) 這部字之首，以統領該部所有字，這個(ge) 被選出來的偏旁（意符）就稱之為(wei) “部首”，部首與(yu) 該部所有字都有意義(yi) 上的聯係。《說文》所收第一字是“一”，“一”也是部首，“凡一之屬皆從(cong) 一”就是對“一”作為(wei) 部首的說明。“亥”是《說文》所收最後一字，也是540部最後一個(ge) 部首，但“亥”這個(ge) 部首下並沒有所統屬的字，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這表明許慎確立部首時既考慮各個(ge) 部首分部統字的實際作用，同時也兼顧《說文》全書(shu) 結構的係統性，體(ti) 現出“以究萬(wan) 原”“知化窮冥”的思想，因此，即使“亥”沒有統屬字，也被列為(wei) 部首。

《說文》540部之間根據字形特征“據形係聯”，如第一篇共14部，按照“一、二(上)、示、三、王、王(玉)、玨、氣、士、丨、屮、艸、蓐、茻”排列。“一”為(wei) 《說文》之始，“上”的古文作“二”列於(yu) “一”部之後，“示”從(cong) “二(上)”列“上”部之後，“三”承“上（二）”次於(yu) “示”部之後，“王”三畫而連其中列“三”之後，“玉”與(yu) “王”形近次於(yu) “王”之後，“玨”為(wei) 二玉次於(yu) “玉”之後。“氣”小篆（見圖2）與(yu) “三”近似上承“三”，“士”“從(cong) 一十”上承“一”。“丨”為(wei) “上下通”一豎劃，隨後的“屮”“象丨出形”，“艸”從(cong) 二“屮”，“蓐”從(cong) “艸”，“茻”“從(cong) 四屮”。第一卷十四部排列的先後順序皆“據形係聯”，全書(shu) 540部也都按照這一原則排序。“540部”是《說文》的一個(ge) 重要創造，是許慎揭示和建立漢字係統內(nei) 在聯係性的一次成功嚐試。《說文》分部奠定了曆代按部首編纂字書(shu) 的基礎，現代字書(shu) 的部首就是從(cong) 540部逐步簡化發展而來的。

《說文》各部所收字的編列，按照“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的辦法。有的部首列字根據事類編排，如“玉”部按照先玉名、次玉器、再玉事等順序排列各字；有的部首收字按字義(yi) 關(guan) 係編列，如“示”部第一字是當朝皇帝的名諱“祜”字，其後分別為(wei) “福祐”“神祇”“祭祀”“禍祟”等各組字。《說文》各部字的編排，從(cong) 不同角度建立了字與(yu) 字之間的關(guan) 係，使看起來雜亂(luan) 無章的眾(zhong) 多字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係。這不僅(jin) 表明許慎對漢字字際關(guan) 係及其係統性已獲得了較為(wei) 深入的認識，而且還在這一認識的指導下進行了字書(shu) 編纂的實踐。

（五）所謂“9353”，指的是《說文》所收全部正篆，即《說文》分析解釋的全部字。《說文》收字以篆文為(wei) “正”，作為(wei) 標準字體(ti) ，這就是許慎所說的“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的收字原則。“今敘篆文”，就是以篆文（小篆）作為(wei) 標準正字，同時也會(hui) 根據需要收列部分古文和籀文。《說文》所謂“古文”主要是孔子壁中書(shu) 和民間所獻古文經所用的文字，“籀文”即傳(chuan) 為(wei) 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編字書(shu) 《史籀篇》上的文字。從(cong) 《說文》來看，收入的古文、籀文，主要是與(yu) 篆文有明顯差異的字形。如篆文“箕”“子”“雷”下所收列的古文、籀文：

（見圖3）

《說文》正篆之外，共收列籀文二百多個(ge) 、古文近五百個(ge) 。除此之外，《說文》還收有部分篆文或體(ti) 、古文奇字和時用俗體(ti) 。這些就是《說文·敘》所記的1163個(ge) “重文”。許慎撰寫(xie) 《說文》時，對當時所見篆文、古文、籀文以及俗文或體(ti) 等進行了全麵係統的整理，這不僅(jin) 有助於(yu) 比較篆文與(yu) 古、籀的異同，也保存了漢代流傳(chuan) 的各類古文字和篆文異體(ti) 資料，這是許慎對漢字研究的巨大貢獻，使篆文以及古籀文字能得以較好傳(chuan) 承。

（六）所謂“133441”，是許慎所記《說文》釋義(yi) 、說形、注音的總字數。《說文》在每個(ge) 正篆之下，首先是“釋義(yi) ”。許慎釋義(yi) 采用了同義(yi) 為(wei) 訓、音近聲訓、注明字源、標定義(yi) 界等多種方法，如：“祿，福也”；“天，顛也”；“神，天神，引出萬(wan) 物者也”；“吏，治人者也”。此外，《說文》還引用文獻用例、引通人說或方俗語等為(wei) 輔證來闡釋字義(yi) 。如：“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wei) 王。”許慎用“天下所歸往”之“往”釋“王”是聲訓，引董仲舒和孔子說，是為(wei) 了說明“王”的形義(yi) 關(guan) 係。《說文》引通人說或注明何人所言，或用“一曰”“一雲(yun) ”，保存不同解釋。

其次是“說形”。《說文》在各字釋義(yi) 之後，對該字字形予以分析，以揭示形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許慎說形，就是將“六書(shu) ”說具體(ti) 落實到各字的構形分析之中。象形字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來分析，如：“人”“象臂脛之形”，“屮”“象丨出形有枝莖也”。指事字用“從(cong) 某”並指出指事標記所在，如：“本，木下曰本，從(cong) 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從(cong) 木，一在其上。”形聲字用“從(cong) 某，某聲”來分析，如：“祐，助也。從(cong) 示右聲。”會(hui) 意字用“從(cong) 某從(cong) 某”來分析，如：“析，破木也。一曰折也。從(cong) 木從(cong) 斤。”許慎認為(wei) 還有些字的結構是會(hui) 意兼形聲，用“從(cong) 某從(cong) 某，某亦聲”來分析，如：“娶，取婦也。從(cong) 女從(cong) 取，取亦聲。”

第三是注音。《說文》產(chan) 生的時代，小學家們(men) 對字音的標注還停留在“某音某”的直音法階段，直音法就是選用一個(ge) 同音字來標注另一個(ge) 字的讀音。《說文》的注音主要是通過分析形聲字，指出“從(cong) 某，某聲”，既分析字形結構也兼及注明這個(ge) 字的讀音。形聲字在《說文》中占80%左右，通過分析形聲字指出該字讀音，是一個(ge) 可行的方法。由於(yu) 形聲字的來源較為(wei) 複雜，並不是每個(ge) 形聲字的聲符與(yu) 該字讀音都完全一致，而其他非形聲結構類型的字卻又不包含表音要素，因此，《說文》的注音並不能完全依據分析形聲結構來解決(jue) 。形聲結構分析之外，《說文》采用“讀若”“讀與(yu) 某同”等方式，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來比擬注音。如“珣”“讀若宣”、“㺨”“讀與(yu) 私同”、“㚘”“讀若伴侶(lv) 之伴”等，采取了常見字、常用詞和經典文獻用字來比擬注音。在今天看來，《說文》的注音手段比較落後，但在當時能通過係統分析形聲字從(cong) 構形層麵解決(jue) 絕大多數字的注音問題，再輔之以“讀若”等辦法來標注一些字的特殊讀音，對許慎而言也可謂煞費苦心了。

通過以上這組數字，對《說文》的版本、造字用字方法、全書(shu) 結構、內(nei) 在係統性、收字範圍、分析闡釋文字形音義(yi) 的體(ti) 例和方法等主要內(nei) 容，我們(men) 就能獲得一個(ge) 總體(ti) 認識，基本上可以把握閱讀《說文》的要點。

閱讀《說文》應注意哪些問題

關(guan) 於(yu) 文字對中華文明延續和傳(chuan) 承發展的重要性，許慎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luan) 也。”（《說文·敘》）許慎的文字學思想和觀念，即便在今天來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現代學術意義(yi) 。許慎不僅(jin) 通過探求文字構形與(yu) 其負載的文化意義(yi) 體(ti) 現其文字學觀念，而且《說文》還從(cong) 理論和實踐兩(liang) 個(ge) 方麵為(wei) 漢字的闡釋奠定了理論基礎，深刻影響了傳(chuan) 統文字學的發展。因此，閱讀《說文》，首先必須真正地認識許慎，體(ti) 會(hui) 許慎撰著《說文》的用意，更好地領略《說文》的思想內(nei) 涵和文化價(jia) 值。

閱讀《說文》也要認識到該書(shu) 的時代局限性。雖然曆史文化的發展在漢字生生不息的過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但闡釋者對文字構形及其負載的曆史文化內(nei) 涵的闡釋，難免總會(hui) 打上時代的烙印。許慎的漢字闡釋受到先秦秦漢曆史文化的影響，既體(ti) 現出對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繼承，亦接受了混合陰陽五行觀念的漢代儒家學說，同時，其他先秦秦漢思想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在《說文》中隱現。歸根結底，《說文》對許多漢字構形及其文化內(nei) 涵的揭示，隻是許慎在他那個(ge) 時代所理解的曆史文化，未必符合漢字構形的本義(yi) 。因此，閱讀《說文》，既要重視許慎對文字構形所蘊含的曆史文化要素的闡釋，更要從(cong) 曆史文化的實際出發，盡可能地尋找和還原不同曆史階段文字產(chan) 生與(yu) 發展所凝結的思想文化內(nei) 涵，努力探索漢字闡釋的科學方法和正確路徑。

《說文》的局限性還體(ti) 現在所依據的文字形體(ti) 方麵。《說文》“篆文”是漢字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沿革之後的形體(ti) ，隻是秦漢時代文字的樣本。“古文”“籀文”雖然是先秦古文字，但其數量有限且為(wei) 傳(chuan) 抄材料。許慎以字形為(wei) 依據，探求構形本義(yi) 和曆史文化內(nei) 涵，所據“篆文”卻是古文字發展的末流，而“古”“籀”也非最早的形體(ti) ，尤其是屬於(yu) 戰國文字的“古文”已多有訛變。許慎利用長期演變甚至訛錯後的字形來探求造字初意和文化意蘊，不可避免地會(hui) 帶來各種錯誤。盡管許慎以其驚人的卓識，將這種錯誤控製在最低限度內(nei) ，但全書(shu) 剖析字形不當、解說文字失誤者仍不在少數。因此，閱讀《說文》，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許慎存在的各種錯誤和問題。

百餘(yu) 年來，隨著殷商甲骨文的發現，兩(liang) 周青銅銘文、戰國秦漢文字等大量問世，一方麵《說文》為(wei) 釋讀甲骨文等古文字提供了憑借，另一方麵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也為(wei) 發現和糾正《說文》錯誤、解決(jue) 其問題提供了可能。因此，閱讀《說文》，必須高度重視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新成果，隻有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來校正《說文》之失，才能更好地發揮《說文》這一文字學經典的當代價(ji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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