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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最近，筆者到北京張自忠路附近的府學胡同去拜訪朋友，意外發現文天祥祠就在此處。目睹祠門上懸掛的“文丞相祠”四個大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立即決定進入拜謁。但出乎意料的是，門口竟然有管理人員阻攔曰“購票方得進入”，於是，我用手指指門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碑牌，管理人員也用手指指“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碑牌，雙方一言不發。我雖心領神會，但當即心中加入了若許不解、憤懣和感慨。

 

    明朝初年，地方人士為了追念文天祥這位忠貞大臣，於明洪武九年在當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處，修建文丞相祠，明永樂六年正式列入祀典，並經曆代修葺而保留至今。毋庸置疑，當年民眾自發修建此祠，主要目的是旌表先賢、教化民眾、激勵後人，絕對沒有用之來收費賺錢的念頭。可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現象卻是，無論是如文天祥祠這樣的先賢英烈紀念場所，還是如文廟、寺院、道觀這樣的宗教文化道場，都以“文物保護單位”的名義進行管理且收費，圖小利而無見大義，根本無視這些場所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說輕些，是經濟功利主義主導下的短視行為；說重些，是當前彌漫於全社會的拜金風氣之典型反映。

 

    由此，我聯想到了當前被社會關注的富豪排行榜以及政府近年倡導要建立的國家榮譽製度。
 
 

    富豪排行榜這個在幾年前對於普通中國人還很陌生的名字，伴隨著胡潤的百富榜、福布斯的富豪榜以及形形色色的“教授富豪榜”、“作家富豪榜”等等日益在中國的走紅，竟已成為普通民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富豪榜的紅火，以及媒體對上“榜”富豪的大肆宣傳，客觀上起到了將獲取金錢多少等於人生成功的心理暗示作用，尤其是現在中國絕大多數富豪過度傾向個人享受而鄙視社會公益的情況下，這些宣傳無疑成為拜金主義的助推劑和對誠實勞動的諷刺。這個論斷也得到了有關數據的支持：據《環球時報》今年2月26日報道，路透與艾普索斯（Reuters/Ipsos）最新民意調查表明，中國人更相信“金錢萬能”的說法，在中國有69%的受訪者認為金錢代表成功，而在美國僅有33%的人把金錢視為成功的象征——遠不及中國,有人據此驚呼,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拜金主義”大國。這對於一個具有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國家，真是莫大的諷刺。
 
     儒家文化雖然肯定人有逐利的天性，支持人們追求富貴和美好生活，但同時要求必須恪守“先義後利”的價值觀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財富觀。一方麵，承認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麵，又認為這一追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準則，須做到孔子所言的“取之有道”，“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而好禮”，既合情又合理。儒家之所以反對毫不顧忌地追求財富，是因為敏銳覺察到“放於利而行，多怨”，清醒地認識到極端自私的求利心理與行為對人心社會的腐蝕作用，故倡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荀子）。而且，孔子在反對目光短淺的急功近利行為的同時，認為“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更強調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子貢問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荀子亦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可以看出，儒家以國家民族利益和民眾生活福利為大義，堅決反對自私自利、見利忘義，強調在公義和私利之間要保持平衡。“義以生利”和“以義製利”乃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內容，“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後利”、“重義輕利”等觀念便由此所派生，構成了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內容，也鑄就了中國人仗義疏財、周急濟困的民族性格。可惜的是，這一曾經塑造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今天已被四處彌漫的拜金世風日漸消蝕了。
 
 

    欲抵禦和化解庸俗的拜金風氣，遏製社會沉淪下滑之勢，必須重建中華民族所固有的先義後利的偉大傳統。有人說，既然有“富豪榜”敗壞世風，為何不建立一個“道德榜”引領民俗？實際上，在今天已經有各種各樣的“道德榜”了，如政府各部門一直施行的表彰先進、樹立模範以及最近出現的“感動中國”、“心靈富豪榜”等等措施。但這些無論是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的形形色色的榮譽表彰，盡管數量眾多內容龐雜，卻都沒有解決榮譽表彰的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權威性和認同度。就榮譽獎勵而言，如果沒有來自權威機構的認定頒布，並且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接受，模範人物所獲取的榮譽也就經不起曆史的檢驗，甚至會起到以紫亂朱的負麵效應。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共和國建立以來，一是我國政府省部級以下的獎勵活動雖然開展得很多，但以國家名義頒發的國家最高獎勵製度至今仍未建立。二是我們以往所表彰的先進模範人物過多過濫，不但含金量不足，而且魚龍混雜，再加之在宣傳上又進行了不適當的人為拔高，導致民眾的認同度不高，結果造成了普遍的懷疑和逆反心理。故此，當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設立國家榮譽製度”，有關部門也正式表態將此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之後，在引發社會各界關注的同時，也讓人們充滿了期待。
 
     中國憲法早有設立國家榮譽製度的規定。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規定和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第八十條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雖然有此規定，但因於種種曆史原因而未能付諸實踐。反觀西方國家，則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國家榮譽製度，主要為勳章製度，不同的勳章和等級構成了國家和政府的獎勵體係。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下，設立國家勳章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慣例，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最高勳章製度已經存在了數十甚至數百年。當然，西方的勳章製度大多都是來源於本國曆史傳統，開始具有明顯的身份等級標誌，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日益強調功績性，開始具有對內平民性、對外國際化的特點，所有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本國公民或者外國人都列入國家榮譽的授予範圍。而且，在我國的香港，除了勳章製度外，還有“太平紳士”這一司法輔助製度。香港政府委任對香港社會有“重大貢獻之人士”為“太平紳士”，以協助政府維持社會治安。從有關國家和地區實施國家榮譽製度的實踐來看，這一製度對確立社會主導價值、激勵民眾精神、淳化社會風俗、增強國家認同等方麵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因於此，很多人在我國建立國家榮譽製度問題上，積極呼籲要借鑒西方經驗。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也不能“拋掉自家無盡藏”。實際上，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整套成功的國家榮譽製度，其體係之完備，內容之豐富，效果之良好，舉世無雙。舉其大要，中國傳統的國家榮譽製度具體有旌表、諡法、爵位等，如本文開頭提及的文天祥祠，就是旌表製度的產物。
 
     旌表製度是曆代王朝為德行出眾者建祠樹碑（牌坊、匾額），對其進行彰顯和標榜以美化風俗、教化民眾的一種製度，可謂中國古代的“道德榜”。旌表製度形成於漢朝，完善於隋唐，集大成於兩宋，到明清時期達到頂峰。旌表製度中上榜人物有王侯將相，但更多的是學者、鄉紳和平民百姓。這一製度是國家禮法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維護秩序、傳承文化和弘揚道德的作用。就此，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們對之給予了很高評價。伏爾泰認為，中國道德與政治、法律相結合，是公正與仁愛的典範，當各國法律隻限於懲罰罪行時代，中國是惟一設置獎金表彰德行的國家。在其名著《風俗論》中，伏爾泰讚之曰：“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牌掛匾。”[伏爾泰.風俗論（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16頁] 

     與旌表製度相配合的還有諡法製度。中國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大臣等人死後，朝廷根據他們生前事跡和品德，評定褒貶，而給予一個寓含善意評價、帶有評判性質的稱號，即稱為“諡法”。帝王的諡號由禮官議定，諸侯、大臣的諡號通常由朝廷賜予。此外，東漢中後期還興起私諡，主要是針對朝廷之外的名士，通常由其門生或是友人議定。諡法製度產生於西周，但從孔子開始，儒家注重褒貶人物，按照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的原則對人物蓋棺論定，有意識的把諡法作為引導社會風氣的手段，將諡法納入禮製範疇，使之逐漸成為對君主、士人行為的一種潛在約束力。後來，秦始皇雖然一度廢止諡法，但至漢代又予以恢複並日益嚴格，而且私諡開始流行。如東漢時朱穆，為官清廉、剛直不阿，死後朝廷隻是追贈“益州太守”，並沒有贈以諡號加以褒揚，於是蔡邕與朱穆的門人為其製定諡號，並且認為應該以“公”配朱穆之諡，因為王室的大夫應該與諸侯同尊。此一事例，充分表現了蔡邕代表的儒家士大夫所堅持的價值理念和精神風骨。時至魏晉南北朝，諡法又破除了非爵不諡的傳統，並於唐宋發展到極致。宋時臣子的諡號為兩個字，成為後世的定例，如範仲淹諡號“文正”，蘇東坡諡號“文忠”，嶽飛諡號“武穆”，明代的王陽明諡號“文成”，張居正諡號“文忠”，於謙諡號“忠肅”，清代的曾國藩諡號“文正”，李鴻章諡號“文忠”，左宗棠、張之洞都諡號為“文襄”。結合以上諸先賢將相的功業名節，所封諡號可謂實至名歸，也激勵無數後人追慕。
 
      至於爵位製度，儒家經典《禮記·王製》雲：“王者之製祿爵，凡五等”。杜佑《通典·封爵篇》雲：“殷公、侯、伯三等，公百裏，侯七十裏，伯五十裏；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這一製度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我們知道，既有政治，便有職官品級，曆史上爵位製度與政府職官製度緊密相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隻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形式和內容雖有變革，但內在的精神傳統則始終如一。例如，也有久遠曆史的英國爵士製度一直繼承到今天並得以發展，以往在古代隻針對政治、軍事上的功勳封賞，近代則擴及到科學、文學、藝術等其他領域。當前在英國，女王每年封兩批爵位，每批一千人左右，其人選大多數由政府推薦，推薦的標準是接受榮譽爵位的人須在各自的領域作出重大貢獻。而且，所有“為英國作出巨大貢獻”的外國公民都有資格獲得英國外交部舉薦，最後由女王批準並封爵。因為此一榮譽的悠久曆史和無上權威，受封者感到極為光榮並積極追求，如我國香港商業巨頭李嘉誠對英國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貢獻非凡而獲得女王封爵。當然，近年最引發關注的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為全球首富、美國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封爵。媒體如此報道：
 
      西曆2005年3月2日，英國倫敦白金漢宮，大雨傾盆。莊嚴肅穆的禮堂內，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比爾·蓋茨單膝跪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麵前，等待女王用寶劍輕輕拍打他的肩膀。之後，蓋茨“謙恭和欣喜”地接過一個小巧的黑盒子,銀色的大英帝國司令勳章就靜臥在天鵝絨內襯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為蓋茨授予榮譽爵士勳章，是為表彰他在全球範圍內一次又一次的慈善捐贈行為以及他為英國高科技企業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新華社）。
 
     當然，蓋茨並非獲得此項“殊榮”的惟一美國人，前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老布什等人也曾獲得。筆者在這裏之所以不惜筆墨來描述英國的爵位製度，是有感於前段時期有學者建議恢複中國固有的爵位製而招致巨大爭議——盡管倡議者解釋說要結合時代特點而進行改革，但仍然招致一片反對聲。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反對者不能回答的反問是：為什麽英國可以，中國就不行？恐怕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中國傳統的國家榮譽製度之所以千百年來被廣大民眾看重並經久不衰，其內在的精神支撐力量乃是儒家所稱頌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觀念和 “內聖外王”之人生最高生命境界與人格理想。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之名言，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名句，為中國人千古傳誦，在民諺中是為“人過留名、雁過留聲”通俗反映。所謂“內聖”，就是不斷加強道德修養提升人格境界，感悟生命的崇高，實現生命中最光輝的德性。所謂“外王”，就是積極入世勇敢承擔社會責任，最大限度地為民眾謀取福利而建功立業。惟有既體認到生命的終極意義與最高價值而成就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同時又建立了“博施廣濟”的事功為廣大民眾帶來了福祉，方為“內聖外王”。如蔣慶先生所言，“內聖外王”的人格典範曆來都是中國人追求效法的榜樣，是中國人最高最完滿的人格理想。不管今天的中國發生了多大變化，“內聖外王”仍然是中國人最高的人格理想。達到了“內聖外王”就是“古今完人”，就實現了“三不朽”永恒生命而流芳百世。
 
      故而，在今天借鑒中國古代的爵位製、旌表製、諡封製，並吸納西方的有效經驗，重建國家榮譽製度，是理之當然，勢之所趨。在當前整個社會道德風氣不佳、拜金主義盛行的情形下，或旌表或諡封或頒發爵位給德高望重、功勳卓著者，將之樹立為社會道德標杆，對於激勵廣大民眾的榮譽感，促使社會道德的提升和改善，促進民眾對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均很有意義。而且，上述各項製度在中國具有曆史文化的合法性，故應在重建國家榮譽製度過程中根據時代特點而因革損益，同時恢複各種國家級禮儀形式如國葬和祭祀黃帝、孔子大典等等，將各地“博物館化”了文廟（孔廟）、書院、先賢英烈祠等等“激活”，不要僅僅隻是作為“過去時”、“死文化”的旅遊景點，使之成為新的文化道場以輔助國家榮譽製度的建立。隻有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作為國家榮譽製度的精神支撐力量，方能令其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感而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重獲權威性。
 
                    共和國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穌2010年〕陽曆7月28日寫於北京
 

           發表於《中國經濟時報》2011年6月15日，有刪節。完整稿發表於《社區》雜誌2011年6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