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同和 日月生輝

——中國古代樂(le) 器賞讀

作者：馮(feng) 卓慧（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十二日壬戌

          耶穌2022年11月5日

編鍾九件（春秋），通高最高78.7厘米、最低48厘米，1955年安徽壽縣蔡候墓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人民音樂(le) 出版社提供

九霄環佩琴（唐），通長123.5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人民音樂(le) 出版社提供

瑟（西漢），通長116厘米、寬39.5厘米，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人民音樂(le) 出版社提供

《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le) 器精粹》王春法主編人民音樂(le) 出版社人民音樂(le) 出版社提供

【讀書(shu) 者說】

編者按

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音樂(le) 既是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文人修養(yang) 的重要內(nei) 容。它穿過曆史的浩蕩激流，見證了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而樂(le) 器，更是中華禮樂(le) 文明的有力見證。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著的《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le) 器精粹》一書(shu) ，近期由人民音樂(le) 出版社出版。書(shu) 中，編著者們(men) 通過一件件樂(le) 器，將笛哨初現、鍾磬喤喤、絲(si) 竹相合、鑼鼓生輝的中國古代樂(le) 器發展曆程娓娓道來。今日，《光明悅讀》約請中國藝術研究院專(zhuan) 家撰文，為(wei) 讀者展開一段中國民族樂(le) 器的溯源之旅。

2020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舉(ju) 辦的一次展覽引起了社會(hui) 廣泛的關(guan) 注。展覽以“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le) 器展”為(wei) 題，展出了200餘(yu) 件（套）中國古代樂(le) 器。依托於(yu) 國家博物館豐(feng) 富的藏品資源，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等二十餘(yu) 家文博單位支持，展出的200餘(yu) 件（套）展品涉及樂(le) 器、樂(le) 俑、圖像等多種形態，時代涵蓋了中華文明的各個(ge) 階段。2022年，國家博物館擇選其中的代表性展品，出版了名為(wei) 《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le) 器精粹》的畫冊(ce) 。

畫冊(ce) 延續展覽的立意，集中展示了中國古代樂(le) 器的文化特點。136件（套）藝術精品分為(wei) “鶴鳴九皋聲聞於(yu) 天”“鍾鼓喤喤大音至樂(le) ”“絲(si) 竹相合妙音飛花”“雲(yun) 間鑼鼔日月同輝”和“高山流水鬆風清音”五個(ge) 部分展現，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古代樂(le) 器的一次集中展示。

遠古之音，曠如川澤，先人執笛，洞開乾坤。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青銅肇始，禮樂(le) 分明。鍾聲如天詔，磬聲示神明，絲(si) 竹似流水，鼓聲若雷鳴……在一組組精妙無比的圖示與(yu) 解說中，中華禮樂(le) 文明的生命力撲麵而來。

先民之樂(le)

在《天地同和》一書(shu) 中，收錄的第一件樂(le) 器，是1986年出土於(yu) 舞陽賈湖遺址的七孔骨笛。該遺址屬於(yu) 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7500～9000年。我們(men) 常說華夏文明五千年，有文獻記載的信史三千餘(yu) 年。近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的迅速發展，這一認識被逐漸印證，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破。舞陽賈湖骨笛的陸續出土，證明了早在9000年前，生活於(yu) 這片土地的先民就已經掌握了製造和使用樂(le) 器的技術。

這一件骨笛突出的特點是，其正麵，特別是開設指孔的位置，有著清晰的刻劃痕跡，可見骨笛的製作過程經過了精心的測量與(yu) 計算。在另外的骨笛上還可以看到，在一個(ge) 音孔的旁邊鑽了調整音高的小孔。這些都說明，在那個(ge) 久遠的時期，賈湖人已經具有了相當明確的音準觀念和製作骨笛的技術標準。回溯相關(guan) 研究可知，1987年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和武漢音樂(le) 學院組成的測試組，曾對M282∶20號骨笛進行了測音。測試結果顯示，該骨笛音質較好、音階結構為(wei) 六聲音階或者七聲下徵音階，還存在著轉調演奏的可能性。

賈湖骨笛在藝術與(yu) 工藝層麵所表現出的高度，以及遺址中的生產(chan) 生活用具、契刻符號、農(nong) 業(ye) 畜業(ye) 信息，都將中華文明的曆史上溯到前所未及的階段。類似的器物在不同的文化遺址或國家多有出現，對於(yu) 這一類器物的性質，學界還存在不同認識。而賈湖骨笛的樂(le) 器身份之所以被普遍認同，關(guan) 鍵原因是，在我國中原、新疆與(yu) 西藏等地目前仍有相似材質或演奏方法的樂(le) 器被使用著。中華文明悠久的曆史和綿延不絕的生命力由此可見一斑。

學術界普遍認為(wei) ，金屬工具、文字、城市的出現，是人類脫離野蠻蒙昧、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標誌。這些標誌出現於(yu) 各個(ge) 古老文明的早期階段，且都屬於(yu) 人類意識與(yu) 觀念的創造性實踐。音樂(le) 藝術，同樣可視作文明的標誌物，是人類脫離了生存需求的一種情感表達方式。其產(chan) 生的過程今人有多種解釋。無論是模仿、勞動、巫術、表現還是求偶，都意味著人類對聲音的使用已經脫離了自發階段，成為(wei) 有目的的自覺行為(wei) 。音樂(le) 最初的表現形式應為(wei) 人聲。隨著可發聲器物的加入，音樂(le) 行為(wei) 步入更加高級的階段，樂(le) 器也從(cong) 此成為(wei) 音樂(le) 藝術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cong) 物質形態的角度來看，樂(le) 器由粗簡到精密，從(cong) 單一材質到多種材料的結合使用，映襯出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曆程。舞陽賈湖骨笛的發現，改寫(xie) 了對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認識，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類文明誕生標誌物的認知。

黃鍾大呂

“大樂(le) 與(yu) 天地同和，大禮與(yu) 天地同節”，《禮記·樂(le) 記》中如是說。《禮記》，便是此書(shu) 書(shu) 名“天地同和”的由來。

《禮記》是記錄先秦時期社會(hui) 情況、典章製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與(yu) 《周禮》《儀(yi) 禮》合稱三禮，對後世的政治製度、社會(hui) 倫(lun) 理、文化觀念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關(guan) 於(yu) 禮儀(yi) 製度的詳盡論述，對華夏禮樂(le) 文明的傳(chuan) 承起到了奠基作用。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逐漸進入階級社會(hui) 。這一時期因為(wei) 青銅禮器的大量使用而被稱為(wei) 青銅時代。周王室為(wei) 了維護統治權力，推行了一整套等級鮮明的製度體(ti) 係——禮樂(le) 製度，而青銅禮器便是此製度的物化形態。以編鍾為(wei) 代表的青銅樂(le) 器，因其具有發聲功用而成為(wei) 禮器中獨特的一類，甚至成為(wei) 禮樂(le) 製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地同和》收錄有青銅鍾類器物二十餘(yu) 件（套），形製涉及鐃、鎛、甬鍾、紐鍾、鉦、錞於(yu) 、鐸、句鑃多個(ge) 類別，均為(wei) 殷商至戰國期間的典型器。雖然這些器物形態各異，應用範圍不一，件數多寡不同，但均由青銅鑄造而成，堪稱人類青銅文明的巔峰之作。

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一組13件戰國編紐鍾，1957年出土於(yu) 河南信陽長台關(guan) ，是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第一套完整的楚鍾。由於(yu) 保存情況完好，音樂(le) 性能優(you) 良，其演奏的《東(dong) 方紅》曾作為(wei)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播曲響徹中華大地，並隨著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而進入太空。在錄製《東(dong) 方紅》的過程中，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的專(zhuan) 家在鍾體(ti) 側(ce) 上方找到了五正聲之外的一個(ge) 偏音，由此完成了全曲的演奏。正是這樣一個(ge) 發現，揭開了認識合瓦形編鍾曆史之謎的序幕。

合瓦形的稱謂最早見於(yu) 《夢溪筆談》，意為(wei) 鍾體(ti) 形似兩(liang) 個(ge) 瓦片扣合，這一形製是華夏先民獨有的智慧創造。在青銅被稱為(wei) 吉金的時代，同樣的原材料既可以製作武器、貨幣、生產(chan) 生活用具，也可以製造象征身份的禮器。持有青銅器數量的多少，往往代表著國力的強大與(yu) 否。如何高效地利用“祀與(yu) 戎”活動中必需的原材料，是禮樂(le) 器的製造者麵臨(lin) 的問題。合瓦形編鍾天然地具備一鍾雙音特性，即正鼓部和側(ce) 鼓部可以發出兩(liang) 個(ge) 獨立的樂(le) 音，由此可以在相同的音列內(nei) 減少編鍾數量，達到節省材料的目的。

當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的黃翔鵬先生提出這一理論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學界的認同，直到1978年曾侯乙編鍾的出土，他的看法才被無可辯駁地證實。在曾侯乙編鍾3700多字的銘文中，絕大部分記錄的是各諸侯國的音高關(guan) 係，其正側(ce) 鼓分別標注著以三度音為(wei) 基礎的樂(le) 律學體(ti) 係。當近世外國學者以“中國音樂(le) 基本由五聲音階構成，處於(yu) 七聲沒有齊備，更遑論十二律”為(wei) 主流觀念的時候，青銅編鍾的陸續發現，揭示出中國的樂(le) 人們(men) 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具有了12個(ge) 半音的音高觀念，並成功付諸實踐。需要強調的是，中國音樂(le) 常見的以五聲音階為(wei) 基礎的音樂(le) ，隻是“以簡禦繁”理念的產(chan) 物。

在《禮記·樂(le) 記》中，“禮辨異，樂(le) 統同”的觀念被反複提及，強調了以禮樂(le) 器為(wei) 代表的物質形式體(ti) 現的是等級差異，而音樂(le) 的使用是為(wei) 了強化統一的觀念，通過文化的統一來實現政權歸屬的認同。因此，青銅樂(le) 器在這一曆史時期不僅(jin) 僅(jin) 具有藝術審美的價(jia) 值，其在凝聚民族精神、匯聚民族情感方麵同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華夏正聲

如果隻能選取一種樂(le) 器，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代表的話，我個(ge) 人認為(wei) ，當屬古琴。《天地同和》一書(shu) ，為(wei) 古琴獨立一章，即體(ti) 現了其獨特的地位。

古琴，又稱七弦琴，別稱“綠綺”“絲(si) 桐”“焦尾”等，這一曆史悠久的樂(le) 器直到上個(ge) 世紀還被稱為(wei) “琴”。隻是之後因眾(zhong) 多外來樂(le) 器被冠名為(wei) 帶有修飾詞的琴，如揚琴、胡琴、小提琴、鋼琴等，才更名為(wei) 古琴。從(cong) 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古琴在傳(chuan) 統音樂(le) 中的重要地位。

關(guan) 於(yu) 古琴的文獻可上溯至周代，如《禮記》《世本·作篇》中都有伏羲製琴的記載。周代以後，儒家“士無故不撤琴瑟”的觀點深入人心，並成為(wei) 文人四藝之首。正是在文人的撥弄下，古琴藝術形成了華夏藝術獨特的審美品格，寄托著文人不流於(yu) 塵俗的情感追求。出土於(yu) 南京西善橋的竹林七賢與(yu) 榮啟期畫像磚，生動地刻畫了魏晉文人的風骨，其中古琴的形製已與(yu) 現今的古琴完全相同，這在全世界的旋律樂(le) 器發展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唐代中期，古琴藝術發展到最為(wei) 繁盛的階段，記譜法與(yu) 斫琴技藝的發展，為(wei) 古琴藝術提供了更為(wei) 寬闊的揮灑空間。特別是減字譜的出現，對琴曲的廣泛流傳(chuan) 貢獻卓著。與(yu) 其他傳(chuan) 統音樂(le) 多用工尺譜標記音高與(yu) 節奏的方式不同，古琴譜記載的是彈奏時的定調、弦序、徽位，以及左右手指法、奏法。這樣的記譜方式是無法視唱的，觀者無法從(cong) 中讀出樂(le) 音。脫離古琴，以漢字偏旁為(wei) 元素的減字譜就是賈寶玉所說的“天書(shu) ”。為(wei) 一種樂(le) 器創造一種記譜法，一種記譜法隻適用於(yu) 一種樂(le) 器，這在人類的曆史上同樣是罕見的。也正是因為(wei) 這一份長達千年的堅守，才保證了古琴樂(le) 器形製和古琴藝術品格的持久穩定，成為(wei) 華夏正聲的代表。

現藏於(yu) 國家博物館的九霄環佩琴，為(wei) 唐代雷氏所斫，是現存同名四器之一。琴體(ti) 保存完好，通發牛毛斷紋，整體(ti) 風格渾厚圓潤、精致內(nei) 斂。不同於(yu) 日本正倉(cang) 院的偶然性封存，國內(nei) 的唐代古琴能夠傳(chuan) 承至今，且大多保有優(you) 異的聲音品質，得益於(yu) 千百年來不斷地彈奏與(yu) 修繕。曆代琴人通過彈琴與(yu) “知音”，完成超越時空的心靈溝通，並不斷地將人文精神和情感內(nei) 涵賦予古琴，將每一處結構、每一份尺度、每一次撫弄，都視作自然與(yu) 生命的濃縮。在傳(chuan) 世名琴的琴腹、琴底等處，多見題款刻印，借以寄情喻誌，也體(ti) 現著文人對古琴所特有的、非一般樂(le) 器所能比擬的文化情感。

樂(le) 器承載著文明，印證著曆史，蘊含著情感，伴隨著中華民族一路走來。骨笛、編鍾與(yu) 古琴，體(ti) 現著中華民族於(yu) 不同曆史時期在音樂(le) 藝術領域取得的非凡成就，對中國音樂(le) 史的研究而言具有特殊的價(jia) 值。然中華音樂(le) 文化博大精深，遠非這些典型藝術形式所能涵蓋。通覽《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le) 器精粹》，可以感知，這些樂(le) 器精粹，來自豐(feng) 厚文化積澱與(yu) 豐(feng) 富藝術形態的給養(yang) ，也可以感受到，中華文明之浩如煙海，奔騰不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