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成編時間再探

作者：俞誌慧（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語》文獻集成與(yu) 研究”項目編號：19ZDA251首席專(zhuan) 家，紹興(xing) 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九月廿四日乙巳

          耶穌2022年10月19日

《國語》保留了先秦時期的許多重要史料，《四庫全書(shu) 》將其歸入史部雜史類；因其內(nei) 容可與(yu) 《左傳(chuan) 》相發明，故如《漢書(shu) ·藝文誌》和《隋書(shu) ·經籍誌》都將之歸入經部《春秋》類。有了這樣一些預設，在對《國語》的體(ti) 例、作者等認定上遂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譬如《史記·太史公自序》雲(yun)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shu) ·藝文誌》於(yu) 《國語》下即雲(yun) ：“左丘明著。”既然指向了某一個(ge) 具體(ti) 的作者，則其作時就不言自明，成了一個(ge) 不需要深入討論的話題。近幾十年來，學者們(men) 多從(cong) 文類角度入手，將《國語》視同《春秋事語》《論語》《新語》一類的“語”類文獻，進而揭出其材料匯編的特色，而且，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語皆自為(wei) 起訖，自成體(ti) 例。根據我的研究，即使是《越語》上下二篇，上篇主人公是句踐，下篇是範蠡，二篇平行敘事，雖可互相補充，但互不連屬。那麽(me) ，這些各自成篇、互不連屬的語是出於(yu) 什麽(me) 目的、又在什麽(me) 時間匯編成冊(ce) 的呢？

一、《國語》的匯編特征

三國時吳國韋昭《國語解·敘》指其中所采錄者為(wei) “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道出了該書(shu) 編者的問題意識，也因此告訴我們(men) 該書(shu) 預設的讀者對象。這就與(yu) 同為(wei) 語類文獻的《論語》大別：“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漢書(shu) ·藝文誌》）。尤其突出的是，通觀《國語》全書(shu) ，無論是言類之語（周、魯、鄭、楚《語》），還是事類之語（吳、越《語》），或者是言與(yu) 事並重的齊、晉《語》，在各語首尾或者某些關(guan) 鍵地方往往會(hui) 拈出諸侯稱霸一事，在《周語上》《晉語四》和《晉語七》，甚至一篇之中再三致意，如：

1.（周內(nei) 史興(xing) ）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周語上》卒章《內(nei) 史興(xing) 論晉文公必霸》）

2.（周）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晉文公）以諸侯朝王於(yu) 衡雝，且獻楚捷，遂為(wei) 踐土之盟，於(yu) 是乎始霸。（《周語上》結尾）

3.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喜、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霸，下同）功立。（《齊語》結尾）

4.晉大夫郭偃預言：“（公子重耳）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晉語三·惠公改葬共世子》）

5.晉大夫司空季子占筮：“內(nei) 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晉語四·重耳親(qin) 筮得晉國》）

6.晉大夫董因預言：“（晉文公）濟且秉成，必霸諸侯。”（《晉語四·秦伯納重耳於(yu) 晉》）

7.（晉文公）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yu) 城濮，於(yu) 是乎遂伯。（《晉語四》結尾）

8.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yu) 是乎始複伯。（《晉語七·悼公新政》）

9.五年……（晉悼）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yu) 是乎遂伯。（《晉語七·魏絳諫悼公和諸戎》）

10.（周）幽王八年而桓公為(wei) 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xing) ，秦景、襄於(yu) 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yu) 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yu) 是乎小伯，楚蚠冒於(yu) 是乎始啟濮。（《鄭語》結尾）

11.越大夫文種諫越王語：“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語·越王句踐命諸稽郢行成於(yu) 吳》）

如此頻繁出現“霸”字“伯”字，並且大多是出現在各語的關(guan) 鍵位置上，如《齊語》《鄭語》《吳語》的結尾，更是終止了作品中的人物語言和敘事，代之以敘述人語言，頗似後世的編者按，明顯為(wei) 編者整齊之筆。這也為(wei) 後人探索該書(shu) 的成編時間留下了一個(ge) 寶貴的思想史坐標。

二、《國語》的成編時間

譚家健《〈國語〉成書(shu) 時代和作者考辯》（《先秦散文藝術新探》，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一文梳理過各種觀點，並得出了以下結論：“其時當在春秋末和戰國初。”沈長雲(yun) 則認為(wei) “《國語》成書(shu) 在戰國晚期”（《〈國語〉編撰考》，《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本人據以下五條內(nei) 證和一條外證推測該書(shu) 成書(shu) 時間當介於(yu) 上述二者之間。

1.《國語》中魯、晉、楚、吳、越五“語”的記事皆越出了春秋，進入戰國已若幹年。如果個(ge) 別材料有出入，可視為(wei) 後人綴補，但如此大篇幅且廣泛存在則當視為(wei) 原來模樣。

2.《周語下》兩(liang) 次出現“及定王（係貞定王，或曰貞王）”，此公卒於(yu) 公元前441年。上述二則材料已可證春秋末成書(shu) 說可商。

3.《晉語九》中，趙襄子是個(ge) 重要人物，一般認為(wei) 其卒於(yu) 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謚號，則《晉語九》的成篇要晚於(yu) 這個(ge) 節點，而《國語》之成編則更在《晉語九》撰成之後。

4.《楚語下》有《魯陽文子辭惠王所與(yu) 梁》一篇，楚大夫魯陽文子以“梁險而在（楚）北境”為(wei) 由婉拒楚惠王所賜之梁，惠王遂與(yu) 之梁地南邊的魯陽，地在今河南魯山一帶。這在《楚語》甚至《國語》成編之時應該被視為(wei) 有遠見之舉(ju) ，但在楚肅王七年（前374年），魏伐楚，魯陽入魏，如果在這個(ge) 時間點之後，該篇自然不可能入選。

5.《周語中·劉康公論卿佐儉(jian) 與(yu) 侈》中，劉康公預測魯國幾個(ge) 大族的未來走向，斷東(dong) 門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以事三君，同篇敘述中都被精準地應驗；又謂“季、孟長處魯乎”，據此可以推斷，《國語》編集之時，季孫氏、孟孫氏兩(liang) 個(ge) 家族在魯國仍然有較大影響。可是，到了魯穆公時期（約前407—約前377），公儀(yi) 休為(wei) 相，《史記·循吏列傳(chuan) 》指公儀(yi) 休為(wei) 魯高弟（第），《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又以其為(wei) “故魯博士”，《孟子·告子下》並謂“魯繆（穆）公之時，公儀(yi) 子為(wei) 政，子柳、子思為(wei) 臣”，《孔叢(cong) 子·公儀(yi) 》亦雲(yun) ：“子思與(yu) 之（公儀(yi) 休）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wei) 相。”《韓非子·外儲(chu) 說右上》載公儀(yi) 休相魯嗜魚而不受魚事，凡此，則公儀(yi) 休活動時間大致可以推定。同期卻未見有關(guan) 季、孟家族的記載，蓋已越出了劉康公的預測。由此可推知，《魯語》作者和《國語》編者皆未及見公儀(yi) 休為(wei) 相。

6.《晉書(shu) ·束晳傳(chuan) 》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zhong) ，得竹書(shu) 數十車……《國語》三篇，言楚晉事。”汲塚(zhong) 竹書(shu) 既已明確冠名《國語》，學界也未有人視該《國語》為(wei) 另一著作者，則在魏襄王（前296年以前在位）、安釐王（前243年以前在位）時，《國語》已然成帙。

回頭再看《國語》編者推崇的霸道思想，其後與(yu) 之相對的是王道與(yu) 強道，前者如孟子對梁惠王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他所推崇的是王道，《國語》中雖有相關(guan) 思想，但並無“王道”一詞；在梁惠王，則霸道思想仍可見流風餘(yu) 韻——雖然“尊天子以令諸侯”在其時已經沒有多少現實意義(yi) 。後者如商鞅向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兜售的嚴(yan) 刑峻法、專(zhuan) 權獨斷思想，即使是在九篇《晉語》中，也未形成係統。相反，八“語”遴選的背後有濃厚的霸道思想（參見拙文《國語的文類及八語遴選的背景》，《文史》2006年第2輯）。因此，可以做這樣的推斷：當《國語》編集之時，霸道思想正大行其道。故本人斷《國語》的編定時間在戰國前期，上限前425年，下限魯穆公時期公儀(yi) 休為(wei) 相之前，取其成數，則當公元前400年左右。

至於(yu) 《禮記》之《檀弓下》《祭法》中與(yu) 《國語》之《魯語上、下》《晉語二、八》中內(nei) 容重出的現象，以及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戰國中期前段楚墓M36中發現的《吳語》殘簡，清華大學戰國簡與(yu) 《吳、越語》內(nei) 容有交集的《越公其事》，隻能說明在《國語》成書(shu) 之前，既有的各“語”已經單篇流傳(chuan) ，但皆不足以證明由八“語”集成的《國語》之成編時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