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儒教”要躬行——評齊義虎君“真正的儒教並不可怕”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儒教”要躬行
    ——評齊義虎君“真正的儒教並不可怕”
    作者：東民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1年11月28日



    外人以流俗之見在公開媒體上作文質疑“重建儒教”，不能在公開媒體上辨析之，置之不理就行了；儒門齊義虎君理之已為不妥，又描繪出一個“真正的儒教”廣而布之，就更是不妥了。庚寅年儒門簽名反對曲阜建教堂事件後，儒學派與儒教派的分野表麵化。本來，儒門淡薄，有各路精進，然後求殊途同歸，善莫大焉。但作為儒學派的齊義虎君代為伸張“儒教”，並無心中把儒教描繪成一個烏托邦，那就不可不辨了。重建儒教，是時中行權，“建立現代宗教社團法人意義上的儒教團體組織”（見蔣慶先生《虛心的人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蔣慶先生就曲阜耶教堂事件與儒教重建問題答北京諸道友問》，另參看陳明先生有關“一個宗教‘的論述），而不是紙上演繹“真正的儒教”；建設組織化的儒教，時忌甚多，內憂不少，非不可怕，甚可畏也。子曰君子有三畏，當此儒教又一重辟之際，儒門君子當以甚畏之心躬行，切切。


    重建儒教，並不如義虎君所言隻是辛亥革命帶來的現代事件，自“二帝三王”開辟儒教以來，聖王不作，教化屢喪，儒教重建已有三次。麵對禮崩樂壞，時君庸碌，孔子興私學，作素王，開啟重建儒教第一期，垂四百餘年，由董仲舒等諸漢儒與漢廷合作，建成作為國家宗教的建製於國家祭祀、禮儀和教化的舊儒教。麵對舊教虛列，異端亂俗，朱子興書院，作家禮，開啟重建儒教第二期，垂三百餘年，由王陽明等諸明儒講學鄉野，建成作為民族宗教的普泛於百姓倫常日用的新儒教。麵對東西交通，國亡教微，康子興孔廟，作孔教，開啟重建儒教第三期，自1886年康子於《康子內外篇》中首言與佛教、耶教諸世界宗教並列的孔教起，至於今已一百餘年矣。其間，康子高弟陳煥章等於現代國家創建時慨然行孔教運動，當風生水起時不幸夭厄，星散香港、南洋；台灣牟宗三於現代大學夾縫生存中奮起作人文講會，當聲望日隆時不幸教微，人以哲學家目之；而大陸蔣慶、陳明二先生，文以倡，身以行，幾於儒學非教、宗教掃地的困難環境下，重新發明康子，因時弘揚儒教，現如今，儒教說日彰，儒教徒日多，第三期重建儒教的組織形式呼之欲出，未來百年內，建成作為世界宗教的高步於全球宗教之林的現代儒教，完全可能。現在的問題是，一、儒學派的各種“真正儒教”說淆亂視聽，幹擾實踐；二、儒教派能否以甚畏之心開展現代宗教社團的組織工作。


    五四之前，儒家把海通以來西方政經文的壓力視之糾正以往的虛高不實、民氣不振、民智不開的良好機運，敞開胸懷接納西方，以我為主，化西用之，正體現了儒教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但軍事、政治的失敗致使中國積弱難改，五四後中國走上激進的質野革命之路，儒家被邊緣化，儒教文明麵臨危亡，再次麵臨孔子、朱子所遭遇的危局。康子臨危受命，將以往張弛有度的多路並舉集中到孔教一途，在五四前後推動了頗為悲壯的孔教運動，雖遭被圍殲之命運，但為後世存一恢複可能。為存儒教文明於一脈，儒家人士寄身現代大學、研究所，以縮小為哲學、美學、文學、文獻學等現代分科的所謂儒學保儒教文明的遊魂不散，功不烈而可褒。以此不散之遊魂，逢中國政經之崛起，1980年代以來，儒學遊魂重獲複興的態勢。但長期自小格局，照成一種錯覺，以為儒學的複興就是重返政經文，甚至駕馭政經文，這就是當前儒學派的終極旨向。這個旨向不可謂不好，不可謂不高，但憑自小格局中發育出的儒學，麵對強大的現代國家和現代分科，重返政經文的現實實現路徑在哪裏？虛文無實甚而害實的危害有沒有估量？由此，麵對大陸新儒家的儒教說，儒學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真正儒教說，承認儒學為宗教，但不承認現實的宗教安排；承認遊魂要附體，但主要寄望於體製化的學校係統，附帶上民間書院這個連明清儒者都認為有名而難有實的古老遺存；承認儒教要重建，但隻是要複製董仲舒的老路，而且因為有了種種想象的現代依憑，以為可以比董仲舒純淨、有麵子……“我們今天要重建的絕不是這種魂不附體、苟延殘喘的儒教，而是一個擺脫了皇權的壓製、祛除了現代的閹割、體用不二、完整健康的儒教。重建儒教不是在政教分離原則下去建立一個基督教那樣的教會組織，而是要重新回歸政治領域、以製度損益為內容。指向政治製度的儒教回歸不是要去裝飾權力，而是要規範權力”，義虎君綜合五四以來儒學派的種種遐想，描繪出真正儒教的美好畫麵，但也許隻能是看上去很美，落實不了，哪怕有一個現代王莽橫空出世，落實一把，帶來的隻會是災難。


    大陸新儒家接續康子未盡之事業，身體力行，重建儒教，發出了第三期儒教重建的時代最強音，立極取忌，遭到來自儒門內外的各種忌恨、忌諱，衝撞現代國家的種種慣例。不立極，不足以顯示儒教重建的重要性，不取忌，看不出儒教重建的現實需要。正如義虎君所言，現代中國有著種種的不調，麵對這種種不調，儒學派開除的“真正的儒教”方子隻是看起來很美，落實不了，“建立現代宗教社團法人意義上的儒教團體組織”才是解決現代中國的身心安頓、文化認同和政治重建諸問題的現實路徑。而正因為這是條現實的路徑，是民間力量正在實踐的路徑，是當局小心翼翼對待的路徑，所以，它必然帶來各種關係、利益和心態的調整，帶來難及大局、不識大體者的眾聲喧嘩。對於外部的質疑，對於行路的艱難，儒教實踐者必須存畏惕之心，而對於組織化的儒教的內在風險，儒教實踐者更需存畏惕之心。蔣慶先生在庚寅年儒門簽名反對曲阜建教堂這一重要儒教重建實踐時，說“虛心的人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看不獨是針對咄咄逼人的基督教，也是在促發儒教實踐者的畏惕，引蔣慶先生告誡之語做結吧：


    “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所有的團體都必須以法律的方式存在，即都必須取得法律的身份才能合法地去實現組織的訴求，世俗的公益組織如此，宗教的信仰組織也如此。如果儒教在現代的中國社會中沒有製度性的法律存在方式，即沒有實現儒教價值的組織化宗教法人形式，儒教的價值訴求就缺乏力量，儒教的義理傳播就得不到有效弘揚，作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就會受到阻礙。”

“近代以來西方宗教進入中國的存在方式與(yu) 傳(chuan) 教方式則是高度組織化的團體(ti) 行為(wei)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缺乏組織化的儒教以因應時代的變化，作為(wei) 文明的儒教就沒有‘活體(ti) ’、沒有代表、沒有力量、沒有辦法與(yu) 其他宗教競爭(zheng) ，因而‘儒教文明’的重建就要受到極大的阻礙，因為(wei) 其他宗教都是以社團法人的方式製度性地存在，因而具有強大的組織化力量確保自己信仰的價(jia) 值能夠在不同宗教的競爭(zheng) 中得以有效實現。在今次曲阜耶教堂事件中，儒家價(jia) 值的信奉者與(yu) 儒教的信仰者在表達意見時感到無力與(yu) 無奈，就是因為(wei) 儒家價(jia) 值的信奉者與(yu) 儒教的信仰者在中國處於(yu) 一盤散沙的狀態，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物沒物，要力沒力，不能以組織化的方式強有力地有效表達自己的意見與(yu) 訴求。

誠然，儒家從(cong) 來都講君子群而不黨(dang) ，儒家也知道信仰組織化後如果處理不好會(hui) 帶來與(yu) 世俗組織同樣的腐敗，即追求權力、財富、榮譽甚至利益所帶來的腐敗，但現在我們(men) 沒有辦法，不得不因應時代的變化建立儒教社團法人，以此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儒教的義(yi) 理價(jia) 值。我們(men) 非常清楚，現在在中國建立儒教社團法人就是群而結黨(dang) ，違背了孔子的古訓，但這是被近代以來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逼出來的！如果我們(men) 生活在孔孟的時代或朱子陽明的時代，我們(men) 完全沒有必要去建立這種宗教社團性質的儒教組織。孔子講時中，講經權，現在在中國建立儒教社團法人即是時中與(yu) 行權。正因為(wei) 我們(men) 已經知道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是行權，我們(men) 就必須對儒教組織化後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與(yu) 腐蝕人性的各種腐敗保持高度的警惕，力圖將組織化後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與(yu) 各種可能的腐敗降低到最小範圍。也就是說，儒教的組織，應該由君子組成，如果缺乏君子在內(nei) 在生命上的修身實踐工夫，不能以聖賢教誨克製自己的私欲，組織化後的儒教肯定會(hui) 腐敗。如果由一個(ge) 腐敗的組織去實現儒教的價(jia) 值理想，不僅(jin) 是荒唐的，而且對儒教的傷(shang) 害要比來自外部的傷(shang) 害大得多！

所以，我們(men) 不要輕言立即建設組織化的儒教，隻有我們(men) 真正從(cong) 心靈深處認識到了儒教組織化後的負麵影響與(yu) 製度化後的腐敗可能，並且能夠通過純粹信仰的共識與(yu) 聚合先形成一個(ge) 《論語》與(yu) 《儒行篇》所記載的精神性的儒士群體(ti) ，有足夠的修身工夫能夠盡可能地克服組織化的負麵影響與(yu) 製度化的腐敗可能時，組織化與(yu) 製度化的儒教建設才能提上日程。”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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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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