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譯者

作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譯者有沒有自己的自由呢？當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作者、語言、論題、理念、時代、作品、風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詮釋。

——倪梁康

文 | 吳萬(wan) 偉(wei)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主要從(cong) 事哲學社會(hui) 科學著作的譯介。在中央編譯出版社、上海三聯書(shu) 店 、譯林、中信等出版譯著15本，如《中國新儒家》（2010）(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UP, 2008）、《城市的精神》（2012）(The Spirit of Cities, PUP, 2011)、《賢能政治》（2016）(The China Model, PUP, 2015) 等。

今年5月11日，浙江大學王慧敏副教授在微信公眾(zhong) 號《美國史教學與(yu) 研究》發表長文（王慧敏，2022），對羅傑·蓋格《美國高等教育史》中譯本的翻譯質量提出了嚴(yan) 肅批評。兩(liang) 周之後，譯者晨鳴在公眾(zhong) 號《翻譯與(yu) 跨文化研究》發表反駁文章（晨鳴，2022-05-25），對王文進行犀利的批判。

首先說明，筆者與(yu) 兩(liang) 位作者王慧敏和晨鳴以及《美國高等教育史》的譯者素不相識，但作為(wei) 在高校從(cong) 事翻譯教學工作，業(ye) 餘(yu) 從(cong) 事翻譯實踐的人，若說對此爭(zheng) 論沒有任何想法，大概沒有人會(hui) 相信。對此，筆者感受最強烈的是尷尬。倪梁康教授對“尷尬”做出過非常有意思的闡述，他說，“尷尬大都帶有兩(liang) 種含義(yi) ：它首先意味著一種無所適從(cong) 的感覺，其次意味著一種進退兩(liang) 難的神態。前者是內(nei) 隱的，隻有當事人本人意識到；後者是外露的，可以被他人發現和留意。”（傅雷等著，2013年P. 207.）接下來，筆者就此次翻譯爭(zheng) 論、譯者的創造性焦慮和翻譯中的不確定性談一談譯者為(wei) 何會(hui) 覺得有些尷尬。

 一、翻譯批評爭(zheng) 論

王老師在明知“公開給出版社糾錯並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且可能殃及自身的情況下依然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這種勇氣值得稱讚。他對譯作最初的疑惑“沒有譯者注和譯後記”也引起筆者的共鳴。具體(ti) 翻譯內(nei) 容的討論如“liberal education 與(yu) general education 的區別也的確令筆者緊張，因為(wei) 自己也曾經為(wei) 翻譯這些概念困惑過。筆者自己出版的譯作基本上也都屬於(yu) 自己本專(zhuan) 業(ye) 以外的領域，一直對自己缺乏專(zhuan) 業(ye) 知識背景的業(ye) 餘(yu) 愛好者身份感到心虛。

晨文說譯界共識有兩(liang) 個(ge) ，一是“提倡討論、批評切磋，以不斷提高翻譯質量”，一是“譯文隻有更好，沒有最好”。對此，應該沒有人提出異議。至於(yu) 王文的批評動機和利益衝(chong) 突，我倒更願意相信他文中說的初衷“讓譯文更準確、更完善，為(wei) 學術發展做點力所能及的正麵的事情“。至於(yu) 晨文中建議“把王慧敏的翻譯代表作找出來，以他批判美國高等教育史譯文的認真精神看一看他自己的譯作”的建議則有憤怒之下打擊報複之嫌。晨文還提出了解決(jue) 翻譯作品質量爭(zheng) 議的辦法，如“成立專(zhuan) 門的翻譯質量評估機製”組織專(zhuan) 家進行公正評估，並且給予被批評者答辯的機會(hui) 等，這些都是很有價(jia) 值的建議。 

 二、譯者的創造性焦慮

了解中外翻譯史的讀者可能明白譯者的地位處於(yu) 逐漸下降的趨勢：宗教翻譯、文學翻譯和技術類翻譯。譯者從(cong) 神的信使這樣半人半神的神聖地位下降到令人仰慕的文化傳(chuan) 播者，再下降到普通的語言服務專(zhuan) 業(ye) 人士。當今的譯者往往被創造性焦慮所困擾。馬丁路德在其為(wei) 自己翻譯的《聖經》辯護的公開信中這樣自豪地宣稱：他們(men) 是博士？我也是。他們(men) 有學問？我也有。他們(men) 是牧師？我也是。他們(men) 是神學家？我也是。他們(men) 能辯論？我也能？他們(men) 是哲學家？我也是？他們(men) 是邏輯學家？我也是。他們(men) 是演講家？我也是。他們(men) 寫(xie) 書(shu) ？我也寫(xie) ？(Requoted from Pym, 1998. P.163.）

這位在世界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家是最有名的兼職譯者，連他都要證明自己不僅(jin) 僅(jin) 是譯者，何況當今普遍遭到蔑視和貶低的譯者呢？匈牙利女詩人阿格尼斯·奈邁斯·納吉（Ágnes Nemes Nagy）說過：從(cong) 思想價(jia) 值上看，翻譯被視為(wei) 必要的惡，是一種藥，雖然我們(men) 吃，但對它嗤之以鼻。（Nagy, 2008）就如剛剛說到的這位才女，她身兼譯者和詩人兩(liang) 種身份，但我仍然不自覺地稱她為(wei) 詩人，而不會(hui) 特意突出其譯者角色，這暴露出我對創造性和獨創性的崇拜。

如果是對作品的重譯，譯者的焦慮就更為(wei) 明顯，因為(wei) 創造性和盜竊的界線在重譯行為(wei) 中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在人們(men) 離文本更遠時，這種焦慮的源頭就出現了，首先是譯者和原作的關(guan) 係，其次是譯者和從(cong) 前譯者的關(guan) 係。華茲(zi) 華斯對德萊頓翻譯的《埃涅阿斯記》的負麵反應說明有意識的相似性和差異其實是文化和政治焦慮的表現。（Subacus, 2009）

翻譯研究者津津樂(le) 道的往往是譯者的自由或者所謂的創造性叛逆---翻譯中有意識的偏離原作。人們(men) 常常指責譯者趁機插入個(ge) 人意見，需要說明的是，人們(men) 往往將譯者的自由和這種自由的濫用這兩(liang) 個(ge) 性質不同的問題混淆起來。譯者自由作為(wei) 概念體(ti) 現在譯者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上，是對其作者身份的確認，而自由和能動性如何使用完全是另一個(ge) 問題。就像一個(ge) 人體(ti) 格健壯，力大無比，他能殺人也能救人。如果他殺了人，問題是這個(ge) 人而非他的力氣。（Roy, 2019）

人們(men) 為(wei) 何特別推崇和強調獨創性和個(ge) 性？譯者為(wei) 何要千方百計證明翻譯過程中需要創造性，並對其創造性遭到忽略和貶低耿耿於(yu) 懷呢？有學者歸納出這種心態的三大曆史要素：首先，這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yi) 詩人對歐洲工業(ye) 革命的大規模生產(chan) 到來的反應，機械化再生產(chan) 讓人關(guan) 心藝術和創造性的保護。一首非獨創性的詩歌就被比作不加思考的機器產(chan) 物。其次，浪漫主義(yi) 者的獨創性理想是“身份危機”意識，人類必須在充滿機器的社會(hui) 中證明自己的存在意義(yi) ，如果工業(ye) 化社會(hui) 是人性的墳場，獨創性作家的筆就像魔杖召喚春天的到來。創造性成為(wei) 人性的基本表現。第三，與(yu) 人們(men) 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大眾(zhong) 文化崛起有關(guan) 。浪漫主義(yi) 者越來越擔憂避免重複和模仿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Millen, 2010）

譯者不是作家和詩人或者哲學家，但譯者特別在意自己的文化工作者身份。很難想象譯者不向往思想生活，不是高雅文化的推崇者和建設者。若沒有文化，我們(men) 在情感上就仍然是沒有受到教育的粗野之人。作為(wei) 社會(hui) 的自我意識，高雅文化包含了文學、藝術、哲學、和其他學術著作，這些構成了受教育民眾(zhong) 共享的參照係。亞(ya) 裏士多德指出深思冥想（theoria）是人類的最高目標，而休閑（schole）是實現該目標的手段。他認為(wei) ，隻有深入思考，我們(men) 的理性需要和欲望才能得到適當的滿足。人們(men) 對天才的崇拜導致了人們(men) 強調創造性，認為(wei) 這才是檢驗藝術天才的最佳標準。（Scruton, 2012）

但是，譯者很清楚不是每個(ge) 人都能成為(wei) 作家和詩人，天才藝術家必須付出的代價(jia) 普通人未必承受得起。創造性需要刻苦學習(xi) 、艱苦工作、熟練掌握媒介，而且最重要的是精致的敏感性和對痛苦和孤獨的體(ti) 驗。（Scruton, 2012）譯者可能是那些將年輕時的思想家夢想破滅後，如今滿足於(yu) 把天才的思想介紹給他人的失意者，正如作家夢破滅者最後當了老師，為(wei) 孩子們(men) 講授文學作品一樣。

三、翻譯中的不確定性

勞倫(lun) 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2019年出版的《反對工具主義(yi) 》（Contra Instrumentalism）考察了“工具主義(yi) 翻譯觀”和“闡釋學翻譯觀”：“工具性模式將翻譯定義(yi) 為(wei) 超越時間和空間限製的不變常量的再生產(chan) 和轉移，而闡釋學模式將翻譯定義(yi) 為(wei) 多變的闡釋，使其與(yu) 在特定曆史時刻的特定文化處境碰巧結合起來。”（Venuti, 2019）倪梁康說，在海德格爾看來，翻譯不是重構而是轉渡。首先是從(cong) 思想轉渡到內(nei) 部語言，然後從(cong) 內(nei) 部語言轉渡到外部語言---這是作者的任務（將意會(hui) 的東(dong) 西轉化為(wei) 言傳(chuan) 的東(dong) 西），然後是從(cong) 外部語言轉渡到另外一種外部語言---這是譯者的任務。（傅雷等著，2013年，P. 211.）解釋學的核心問題是：解釋學否認一個(ge) 可以為(wei) 所有人達及的客觀意義(yi) 的存在。它認為(wei) 意義(yi) 始終處在與(yu) 意義(yi) 領會(hui) 者的互動之中，但解釋學並不否認原意的存在，否則我們(men) 根本無法談論意義(yi) 的轉渡。（同上，P.212.）譯者有沒有自己的自由呢？當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作者、語言、論題、理念、時代、作品、風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詮釋。詮釋的主觀性不等於(yu) 詮釋的隨意性……譯者的詮釋權利很小，通常隻是在願意模糊的情況下才出現。（同上，P.213.）伽達默爾（Gadamer）說，自海德格爾以來，闡釋學不再是“理解實踐的規定而是對達成闡釋性理解的描述。”（Gadamer 2004: 269）他在《真理與(yu) 方法》中撿起和發展了海德格爾闡釋學的根本要點——理解和闡釋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Gadamer 2004: 270轉引自Ineke Wallaert, 2016）

翻譯實踐中擺弄語言的第一步就是承認闡釋的不確定性。翻譯的樂(le) 趣就是期待遇見未知的和不熟悉的元素，享受翻譯過程中的興(xing) 奮、驚訝、挑戰和信心。翻譯中往往有兩(liang) 個(ge) 突出的時刻，一個(ge) 是“唉時刻”---遭遇闡釋不確定性之前的時刻，感到困惑或者遭遇意義(yi) 理解問題的闡釋過程之初，這兒(er) 到底什麽(me) 意思？一個(ge) 是“啊哈時刻”——解決(jue) 問題，重新解釋某個(ge) 處境，解釋笑話或解決(jue) 某個(ge) 模糊的認識時的突然頓悟。(Ineke Wallaert, 2016)

闡釋不確定性是翻譯藝術的內(nei) 在組成部分，但翻譯中的不確定性似乎遭到機構性地否認。人們(men) 仍然在製造這樣的印象，在兩(liang) 個(ge) 相關(guan) 譯文中，有一個(ge) 譯文總是比另一個(ge) 更準確。標準化考試和老師上課時提供的範文或公開出版的翻譯作品作為(wei) 評估學生作業(ye) 的依據，所有這些都清楚說明人們(men) 拒絕承認翻譯過程天生充滿的不確定性。但是，公開和明確地承認闡釋不確定性的存在是翻譯教學和實踐者都不能逃避的社會(hui) 責任。提升闡釋不確定的這個(ge) 意識有助於(yu) 學生更有信心地應對模糊不清和晦澀難解的原作。任何譯者都是在闡釋不確定性中掙紮的這種認識和覺悟能夠給人安慰，它能幫助同學們(men) 不是帶著焦慮而是帶著自信來應對“唉時刻”。(Ineke Wallaert, 2016)

 結語

前文已經說過，令譯者感到尷尬的地方無處不在，有身份的尷尬，如麵對譯作，你是填第一作者還是第二作者，填第一作者，覺得不妥，填第二作者心有不甘；得不到兩(liang) 種文化信任的尷尬，譯者無論從(cong) 思想上還是機構上都要竭力消除不信任和懷疑；翻譯過程的尷尬，如遇到原作錯誤，改還是不改？角色的尷尬，除了作者、讀者、譯者、編輯、委托人、客戶、老師等，就連翻譯實踐者和翻譯理論講述者的心口不一也讓人覺得尷尬（倪梁康調侃許鈞，你作為(wei) 《翻譯論》的作者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譯者，是實踐中的忠實論者，理論上的叛逆論者，不覺得尷尬嗎？）評論翻譯作品時的尷尬，談論自己的譯作，有王婆賣瓜嫌疑，指責別人的錯誤，很可能招來反駁，自己毛病一大堆，眼睛卻隻看到他人的不足；談論譯者遭到貶低，又遭別人譏諷，你做自己喜愛做的事，為(wei) 所愛的人做出犧牲，有什麽(me) 好抱怨的呢？遇到被人稱讚譯作豐(feng) 富，你也會(hui) 覺得尷尬，翻譯常常被視為(wei) 青年學者的入門訓練，在自己對本學科的認識還不夠充分的時候，通過翻譯加深理解，但成了內(nei) 行之後卻不做自己的研究仍然不停地翻譯他人的東(dong) 西，不是太沒出息了嗎？自己寫(xie) 不出論文來，隻好翻譯別人的論文了。更令人擔憂的是，一直忙於(yu) 傳(chuan) 達別人的話，隻滿足於(yu) 令人疲憊不堪的語言中介者角色，以至於(yu) 喪(sang) 失了以自己的名義(yi) 講話的能力或完全喪(sang) 失為(wei) 自己代言的機會(hui) 。

這讓筆者想到自己手頭在翻譯的羅馬尼亞(ya) 裔美國哲學家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的新書(shu) 《失敗頌》的核心論點。人人注定要失敗，我們(men) 需要將失敗置於(yu) 生活的核心，與(yu) 失敗友好相處，而且學會(hui) 如何從(cong) 失敗中成長。（Bradatan, 2017）哲學家西蒙·克裏奇利（Simon Critchley）在回答哲學家是什麽(me) 人時給出的答案是：一個(ge) 笑柄、一個(ge) 心不在焉的小醜(chou) 、眾(zhong) 多玩笑嘲弄的對象。(Critchley, 2021) 法國哲學家皮埃爾·阿多（Pierre Hadot）說過“哲學並不是在講授抽象的理論，更不是闡述文本的意義(yi) 而是一種生活方式。”（Pierre Hadot, 1995）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不光譯者，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是哲學家，都在做哲學翻譯。

日本小說家太宰治（Dazai Osamu）在“20世紀旗手”（1937）中說出“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生而為(wei) 人，我很抱歉）的話。太宰治覺得自己是個(ge) 累贅，無論做什麽(me) ，哪怕什麽(me) 也不做，他的存在本身就給人帶來不便。他的夢想就是讓他的退出盡可能地悄無聲息。我們(men) 雖不至於(yu) 有這樣的想法，但至少應該為(wei) 自己來到這個(ge) 世界上本身感到慶幸，活著就已經是個(ge) 奇跡了。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內(nei) 格爾（Thomas Nagel）在1986年出版的《本然的觀點》（The View from Nowhere）中說“我們(men) 來到這個(ge) 世界上不是因為(wei) 權利或者必然性而是偶然的幸運。”（Triplett, 2022）同樣，我想說“我很幸運，我還活著，雖然我是譯者，我很抱歉。”這樣的口吻怎麽(me) 聽起來很像考試考砸了的孩子向父母道歉，“我沒考好，讓您失望了。”

就在本文將近寫(xie) 完時，筆者翻譯了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的文章。她說“如果我遭到抵製，希望朋友們(men) 袖手旁觀，保守沉默，什麽(me) 也不做。請不要為(wei) 我作戰，不要為(wei) 我仗義(yi) 執言，不要為(wei) 我的名譽辯護。就讓它遭到玷汙，就讓他們(men) 活活把我吃了。”（Callard, 2022）不過，作為(wei) 默默無名的譯者，可能連遭到人們(men) 抵製的資格都沒有，你還不配被人家選為(wei) 批評的對象，這是不是也有些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