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yu) 漢武帝：儒政關(guan) 係中的君臣離合

作者：鄧紅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董仲舒作為(wei) “百端之學”中的一介儒學者，在漢武帝的號召下成為(wei) 了眾(zhong) 多獻策進言者之一，因獻策得到漢武帝的欣賞而進入了體(ti) 製之中，當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與(yu) 漢武帝的關(guan) 係中，漢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擁有絕對的主動權和選擇權。董仲舒在《對策》和著作中為(wei) 漢武帝設計和提供了君權天授、天道化綱常倫(lun) 理和儒者治國的方案與(yu) 藍圖，企圖將漢武帝指向的“大一統”體(ti) 製神聖化、係統化、恒久化。這是他在“大一統體(ti) 製麵前的主動選擇”，是儒家“學而優(you) 則仕”人生價(jia) 值的最大實現。他個(ge) 人的命運在他奉侍的製度麵前卻沒有自我選擇的餘(yu) 地。

摘要：董仲舒；漢武帝；大一統；儒家；曆史首創

作者簡介：鄧紅，男，1958年生，重慶合川人，文學博士，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哲學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董仲舒與(yu) 漢武帝，一個(ge) 是曠代純儒，一個(ge) 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董仲舒為(wei) 漢武帝進獻“天人三策”立下奇功，卻隻被封了一個(ge) 相當於(yu) 地方政府秘書(shu) 長的江都國相，乃至寫(xie) 下《士不遇賦》。武帝究竟重用過董仲舒沒有？如果有，為(wei) 什麽(me) 董仲舒未能名列三公。如果沒有，董仲舒在退休後，武帝為(wei) 什麽(me) 在進行重大決(jue) 策時，仍然一直派朝臣前去征求他的意見?下麵想通過四個(ge) 方麵的考察，論述董仲舒對漢武帝有什麽(me) 樣的貢獻，自己本身有些什麽(me) 樣的不足，澄清董仲舒與(yu) 漢武帝的真實關(guan) 係

。

一、時代背景和漢武帝的曆史首創

董仲舒（前192年?—104年?）【1】生活的時期，大致和漢武帝的治世（前141—前87年）的前期和中期有所交集。董仲舒的哲學思想作為(wei) 時代的精華，是武帝時期的政治、社會(hui) 、文化和思想等各個(ge) 領域的集中表現。

漢武帝時期，是漢代曆史的一大轉型期，也是二千來中國政治製度發展史上的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時期。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帝國，開創了一種嶄新的皇權專(zhuan) 製製度。這種集所有權力於(yu) 一人的中央集權製度，皇權至上，壟斷天下一切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對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思想各個(ge) 領域進行全方位的掌控。但是秦朝在統一之後，未能建立起一套與(yu) 之配套行之有效的治理體(ti) 係，隻是一味地繼續施行和統一進程同樣的高壓統治和窮兵黷武政策，也即陸賈所謂“馬上得之”而“馬上治之”。秦始皇集天下所有的財力民力，使用絕對暴力的手段，企圖將這個(ge) 大一統帝國和這種皇帝一人絕對專(zhuan) 製的政治製度“傳(chuan) 之無窮”，結果事與(yu) 願違，暴政暴治導致天下叛亂(luan) ，二世而亡。

通過連年不斷的戰爭(zheng) 才得到秦帝國的遺產(chan) 的漢高祖，吸取秦王朝的教訓，在漢初的社會(hui) 裏施行了“休養(yang) 生息”的政策。以“黃老之學”為(wei) 統治理論基盤，其政治姿態被稱之為(wei) “無為(wei) 之治”，但其中也摻雜有先秦儒家的德治主義(yi) 理念以及法家式的法治體(ti) 係。經過漢初的休養(yang) 生息和“文景之治”，社會(hui) 安定，財富增加，也積累了眾(zhong) 多的社會(hui) 問題。這些問題中最主要症結在於(yu) 對內(nei) 皇權孱弱，諸侯尾大不掉，法製不能令行一致，思想不能統一看齊；對外匈奴頻繁入侵，邊疆危急，已經威脅著漢帝國的生死存亡。就在此時，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由於(yu) 有了文景之治留下來的雄厚物質基礎，社會(hui) 處於(yu) 相對安定狀態，再加上漢武帝的個(ge) 人才能和旺盛的生命力，武帝開始著手解決(jue) 漢初留下來的各種遺留問題，希望找到一條介於(yu) 秦製和“無為(wei) 之治”之間的中間路線：既要漢承秦製，又不能繼續秦朝的暴政，也不能繼續崇尚黃老搞無為(wei) 而治；既要完善中央集權專(zhuan) 製製度實現對內(nei) 對外的“大一統”，又要理順皇帝一人專(zhuan) 製製度下皇帝和民眾(zhong) 、百官和諸侯的關(guan) 係，讓民眾(zhong) 和百官們(men) 自覺自願地匍匐在皇帝一人座前，“受命而海內(nei) 順之，猶眾(zhong) 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2】，實現一種“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的王霸間雜體(ti) 製。為(wei) 此，武帝全麵轉換了高祖以來的休息生養(yang) 政策，開始指向“大一統”體(ti) 製：對內(nei) 削藩，剝奪諸侯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丞相的權力，擴張皇權；對外討伐匈奴，奪取西域，開疆拓土。

那麽(me) ，董仲舒對漢武帝建立這一“大一統”體(ti) 製做出了什麽(me) 樣的曆史貢獻呢?

著名史學家夏曾佑在其名著《中國古代史》中曾指出，漢武帝在其統治期間辦成了建元、舉(ju) 賢良方正、獨尊儒術、征匈奴、開朝鮮、開閩粵等十二件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大事【3】。從(cong) 這十二件大事來看，和董仲舒直接有關(guan) 的有兩(liang) 件，即第二件“舉(ju) 賢良方正”和第三件“專(zhuan) 用儒家”；和董仲舒間接有關(guan) 的為(wei) 第八件“以儒求為(wei) 利祿之途”和第十二件“造曆”改製。可見和董仲舒有關(guan) 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謂功勞顯著。

二、董仲舒的曆史功績述評

這一節想對與(yu) 董仲舒有關(guan) 的四件大事加以具體(ti) 論述。

（一）關(guan) 於(yu) “舉(ju) 賢良方正”

舉(ju) 賢良方正是為(wei) 中央集權製度提供源源不斷的官僚來源的重要措施。

漢代立國之初，“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後時，公卿皆武力功臣”【4】，武力功臣是公卿的主要來源。到了文景時代，公卿的來源大多以公卿的第二代為(wei) 主。其次是外戚，如景帝時丞相（先為(wei) 禦史大夫）陶青為(wei) 高祖功臣陶舍之子，景帝三年平定七國諸侯之亂(luan) 的太尉周亞(ya) 夫是周勃之子。文帝時的車騎將軍(jun) 薄昭、景帝時的大將軍(jun) 竇嬰則都是外戚。外戚亦是西漢公卿最重要的來源之一，諸呂叛亂(luan) 即是外戚造反，最後西漢也滅亡在外戚手中，此是後話。隻是外戚人數有限，又根據和皇帝本人的姻親(qin) 疏密關(guan) 係的變化而變化，沒有規律性可言。而功臣和功臣之後大多桀驁不馴，是從(cong) 內(nei) 部顛覆皇權的僅(jin) 次於(yu) 外戚的大威脅，漢朝進入第三代第四代後，功臣之後大多被整治削國。所以官僚的來源要另開除外戚之外的渠道，其中舉(ju) 賢良方正是最重要的措施。

舉(ju) 賢良方正開始於(yu) 漢文帝。文帝二年，因發生日食，文帝下詔要“舉(ju)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5】，開始了察舉(ju) 選官的製度。文帝十五年時，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ju) 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qin) 策之”【5】，又進行過一次察舉(ju) 。文帝時的兩(liang) 次察舉(ju) ，挑選的都是能夠“直言極諫”之人，且都是在已經任職的官吏中進行，範圍較小，未能成為(wei) 一種廣泛使用的製度。

漢武帝把尊儒和察舉(ju) 結合在一起，加強了儒生群體(ti) 與(yu) 官僚製度的結合。漢武帝即位後，很快就開啟了通過察舉(ju) 來重用儒生的嚐試。“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ju)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ju) 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yi) 之言，亂(luan) 國政，請皆罷。’奏可。”【6】不但舉(ju) 賢良方正，也開始了放逐黃老之學的動作。關(guan) 於(yu) 《賢良對策》的年次，有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等說法。如果取建元元年的話，罷免“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yi) 之言”則可視為(wei) 《對策》中董仲舒提出的“獨尊儒術”建議而采取的具體(ti) 措施。

關(guan) 於(yu) “舉(ju) 賢良方正”方麵的措施還有置五經博士。博士源於(yu) 戰國，秦漢繼之。博士最初的職務主要是掌管圖書(shu) ，通古今以備顧問，並不限於(yu) 儒家。建元元年設立的五經博士，為(wei) 《易》《書(shu) 》《詩》《禮》《春秋》，每經取一家，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稱五經博士。置五經博士，其他非五經博士都被罷黜，博士之職為(wei) 儒家獨占。

就在建元六年，發生了一件事關(guan) 董仲舒命運的大事。這一年春二月乙未，遼東(dong) 高廟、長陵高園殿發生火災：

先是遼東(dong) 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shu) 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shu) ，以為(wei) 大愚。於(yu) 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7】

董仲舒私下推說災異原因，結果受到懲罰。此後董仲舒不敢再談論災異方麵的事情，但足以證明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後已經登上了曆史舞台。元光元年（前134）《漢書(shu) ·武帝紀》還有“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的記載。可說自《賢良對策》以後，舉(ju) 賢良方正就和“獨尊儒術”及“以儒求為(wei) 利祿之途”結合起來，為(wei) “大一統”政權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是為(wei) 中國曆史上科舉(ju) 製的雛型。

（二）關(guan) 於(yu) “專(zhuan) 用儒家”

專(zhuan) 用儒家也即“獨尊儒術”，其中有這樣幾個(ge) 內(nei) 容：一是儒家取代黃老之學成為(wei) 正統之學，二是儒家自身的政治化改造，三是建立教育製度和考試製度，從(cong) 體(ti) 製上完成“學而優(you) 則仕”的架構，為(wei) 中央集權製度源源不斷地提供有知識的官吏。這三點集中體(ti) 現在《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的《賢良對策》裏，所以有必要對《對策》的內(nei) 容進行一番梳理。

首先我們(men) 來梳理一下武帝在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些什麽(me) 問題，董仲舒做了如何的回應。

1.改朝換代改製的根據是什麽(me)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shu) 》曰：“白魚入於(yu) 王舟，有火複於(yu) 王屋，流為(wei) 烏(wu) ”，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複哉複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對策一）【8】

認為(wei) 王者受命於(yu) 天，受命之符為(wei) 各種各樣的祥瑞，如周之白魚赤烏(wu) 等。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而要看上天的意願、人心的背向等等因素。

2.天象災變的原因是什麽(me)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董仲舒的回答是：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shang) 敗乃至。（對策一）【8】

認為(wei) 災異是對國家或王者失道之敗的譴告。所謂失道之敗，則是指王者“殘賊良民以爭(zheng)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yu) 下，怨惡畜於(yu) 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8】也就是惡政導致陰陽失調、妖孽叢(cong) 生。在《漢書(shu) ·五行誌》中，記載了許多董仲舒運用陰陽之道對曆史上的災異進行的解釋。

3.人性的善惡、性命的夭壽的根本原理是什麽(me) ？（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xi) 聞其號，未燭厥理。）董仲舒的回答是：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luan) 之所生，故不齊也。（對策一）【8】

認為(wei) 人命為(wei) 天賦予的命令，人性是天賦予的素質，情欲是天生的欲望。每個(ge) 人生下來時命、性、情不一，需要聖人通過教化來控製調教，以扼製人的欲望。

4.施行什麽(me) 樣的政事才能博得人心，讓民眾(zhong) 的生活和樂(le) 安寧？（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le) ，政事宣昭）董仲舒的回答是：

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wei) 政而任刑，不順於(yu) 天，故先王莫之肯為(wei) 也。（對策一）【8】

認為(wei) 王者的治道應該法天，或者說是秉承天之生生大德，所以要“任德教而不任刑”、“德主刑輔”。認為(wei) 不順於(yu) 天也即和天對著幹反著幹的事情，是古代的聖王們(men) 不屑作的，希望漢武帝引起警惕。

5.皇帝如何修養(yang) 德性、施行什麽(me) 樣的政策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鬼神的庇護?（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董仲舒的回答是：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也。（對策一）【9】

認為(wei) 天道體(ti) 現著儒家的五常原理。認為(wei) 王者應該約束自己的言行，不行惡政，使之合乎儒家的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這樣就可以“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實現政權的長治久安。

6.從(cong) 堯舜到秦代，雖然施行的政策不一樣，但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了，為(wei) 何得到的結果不一?（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yu) ？何逸勞之殊也？）換言之，帝王之道背後有沒有共通的原理和規律？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對策三）【9】

認為(wei) 天是萬(wan) 物之祖，通過各種天象來顯示仁愛無私之大德。這樣的大德是各種各樣的帝王之道背後的根本原則，不能違反改變。順便說一句，這個(ge) 問題是武帝第二次策問提出來的，董仲舒在“對策二”中回答得不好，所以在“對策三”中對自己的思緒進行了整理後再加以了回答。

7.在治理亂(luan) 世時，怎樣才能得到真正的賢才，使用有賢能的人。（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luan) ，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董仲舒的回答是應該廣開賢路，讓“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在此之上：

故養(yang) 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guan)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zhong) ，對亡應書(shu) 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對策二）【9】

認為(wei) 設太學養(yang) 士是培養(yang) 人才的根本途徑，因為(wei) 廣開賢路舉(ju) 賢良方正畢竟隻是在現有的人材中進行選擇，選出來的人“以富訾未必賢”，其知識結構道德品質並不一定優(you) 秀，所以應該“養(yang) 士”，采用優(you) 秀的教師加以定向培養(yang) ，就可以得到“英俊”之才。

8.為(wei) 什麽(me) 治理天下之“道”恒久而不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對策三）【9】

再次強調王道出自於(yu) 天道，認為(wei) 春秋是天意的顯現，王者秉承天意統治人間，就必須奉行天道天意，遵循《春秋》的原則和理念。

以上八個(ge) 問題都是事關(guan) 如何執政、怎樣才能執好政的根本性提問，不單單是“大一統”帝國長治久安的哲學問題，設問的範圍已經遠遠超越了現實政治，從(cong) 古到今，上天及地，總之是關(guan) 於(yu) 如何才能獲得上天的愛戴、陰陽造化的秘密是什麽(me) 、鬼神庇護的前提是什麽(me) 等等包含神學性、宗教性的命題。因為(wei) “善言天者必有征於(yu)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yu) 今。”在古代的國家政治和社會(hui) 生活中，神學和宗教問題畢竟比哲學更加重要，事關(guan) 皇權的神秘性、合理性、正統性、恒久性。其要點在於(yu) “天”和“道”的自由轉化，也即“天”和儒家倫(lun) 理道德一體(ti) 化構造，分而言之則是“天神的儒家道德倫(lun) 理化”和“儒家道德倫(lun) 理的天道化”【10】。

在董仲舒的思想體(ti) 係中，“天”是自然之天、神靈之天和道德之天的集合體(ti) ，是群物之祖、萬(wan) 物之本、百神之大君。王者稟受天命，奉行天道天意，才能獲得在人間的合法統治權。所以他說“天子受命於(yu) 天，諸侯受命於(yu) 天子，子受命於(yu) 父，臣妾受命於(yu) 君，妻受命於(yu) 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1】天的至高無上性，具有君權神授的權威，能夠賦予君王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這樣的天命論，又來源於(yu) 《尚書(shu) 》中一脈相承的天命論和聖王受命傳(chuan) 承體(ti) 係，賦予了曆史傳(chuan) 承之合法性。這就是“天神的儒家道德倫(lun) 理化”。

另一方麵，董仲舒說“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12】。也就是天通過天地陰陽顯現天道，而天道不是別的，就現實政治而言是“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就曆史規律而言是《春秋》的原則和理念，就“天”的自然顯露而言是“布德施仁，設誼立禮”。所以君王一旦獲得了合法的統治權後，不能胡作非為(wei) ，而要使自己的言行和施政符合儒家的五常之道。就這樣，五常之道也就等同於(yu) 天道了，意味著儒家獲得了天命的判斷權和解釋權。這就是“儒家道德倫(lun) 理的天道化”。

總而言之，董仲舒認為(wei) 天道即“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向漢武帝提議以儒家的五常之道作為(wei) 皇權專(zhuan) 製製度的意識形態，以作為(wei) 統治天下的思想武器。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尊崇儒家取代黃老之學成為(wei) 正統之學。另一方麵，儒家道德倫(lun) 理的天道化則標誌著儒家完成了自家的政治化改造；太學製度的建立和察舉(ju) 製度的完善，則從(cong) 體(ti) 製上保證了“學而優(you) 則仕”得以實施。儒家從(cong) 此和皇權專(zhuan) 製製度結合起來，成為(wei) 了統治集團的官方哲學和神秘外衣。

（三）關(guan) 於(yu) “以儒求為(wei) 利祿之途”

“以儒求為(wei) 利祿之途”開始於(yu) 獨尊儒術。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在《對策》中向武帝建言的：“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12】董仲舒認為(wei) 獨尊孔子之術的好處在於(yu) 可以統一製度法度倫(lun) 理道德，使民眾(zhong) 更好地服從(cong) 於(yu) 政治製度。獨尊儒術的第一個(ge) 措施是前麵提到的武帝建元元年采取的廢除黃老之道措施，認為(wei) 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yi) 之言亂(luan) 國政，全部加以罷黜。

隨著董仲舒的建言，各種尊儒的動向不斷活躍起來。首先是設立五經博士，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博士之職為(wei) 儒家所專(zhuan) 有。其次是元光元年“令郡國舉(ju) 孝廉各一人”【13】，又詔賢良對策，任命了董仲舒、公孫弘等儒臣。再就是前麵提到的董仲舒建議設太學以養(yang) 士。元朔五年，漢武帝設太學，又同意了公孫弘的請求，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

五經博士屬於(yu) 學官。再就是儒生開始進入官僚係統。元光元年開始舉(ju) 孝廉，儒生當官的漸漸變多起來。“立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12】。根據黃留珠先生【14】的統計，兩(liang) 漢的孝廉234人，其中儒生和儒官分別占32.1%和13.2%，加起來是45.3%，快占官僚比例的一半了。

“學而優(you) 則仕”是原始儒家思想的“出仕”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學子們(men) 的學習(xi) 動力，是儒生們(men) 的存在意義(yi) 和社會(hui) 責任。但是到董仲舒之前，還隻是停留在理想和號召的層麵，沒有實現的機製和渠道。董仲舒建議設太學和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材孝廉，開啟了儒生進入官僚體(ti) 係之路。“以儒求為(wei) 利祿之途”一方麵使儒生們(men) 的理想有了實現的可能和途徑，另一方麵也為(wei) 漢武帝的皇權專(zhuan) 製製度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優(you) 秀官僚人才，使得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可靠的人才資源。

（四）關(guan) 於(yu) “造曆”和改製

《漢書(shu) ·郊祀誌上》有：“魯人公孫臣上書(shu) 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chuan)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15】說的是秦始皇得天下後，認為(wei) 自己的豐(feng) 功偉(wei) 績超越前代，一切都要重新製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chuan) ，以為(wei) 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cong) 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wei) 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wei) 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wei) 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jue) 於(yu)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yi) ，然後合五德之數。於(yu) 是急法，久者不赦。【16】

號始皇帝、自稱朕、命曰“製”、令為(wei) “詔”，並接受五德終始說，認為(wei) 自己克周之火德而為(wei) 水德，著手改正朔（建亥正，十月為(wei) 歲首），定製度（書(shu) 同文、車同軌等），易服色（尚黑），建立了剛毅戾深、毋仁恩和義(yi) 的絕對皇權專(zhuan) 製製度。

到了漢代，為(wei) 了給自己尋找代秦建國的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宗教神靈性，從(cong) 高祖伊始延續五行終始說的邏輯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地位，但到武帝初年為(wei) 止，漢初的皇帝們(men) 都沒有完成這個(ge) 係統工程，留下了許多遺憾，乃至成為(wei) 一種夙願傳(chuan) 說。如《漢書(shu) ·律曆誌上》有：“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yu) 天也。”【15】這與(yu) 其說是一種曆史規律，毋寧說漢代開朝以來的目標。

作為(wei) 一代“儒宗”、又是陰陽五行大師的董仲舒，在這方麵走在了時代的最前列。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的《楚莊王》《符瑞》等篇章中，留下了許多這方麵的理論，更有專(zhuan) 文《三代改製質文》全麵論述這個(ge) 問題，其曰：

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17】

係統地闡述了王者必須秉承天命才能取得正統的王權。王者以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來一統天下以明確向天下昭示自己是真命天子，並提出了“質文”“三統”“四法”之類的具體(ti) 方案。

同樣在《對策》中，董仲舒也兩(liang) 次提到了改製問題：“故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18】“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19】前一段將改製和《春秋》聯係起來，企圖為(wei) 改製尋找曆史合法性。但事實上《春秋》經傳(chuan) 都沒有這方麵的記錄，因為(wei) 剛才我們(men) 說過，改製是秦始皇建立皇權專(zhuan) 製製度時出現的理論問題，和曆史無關(guan) ，而是在創造曆史。董仲舒是在虛晃一槍，將改製和“應天”、“順天命”聯係在了一起。

三、董仲舒和漢武帝的不相容之處

綜上所述、在漢武帝的開創性曆史事業(ye) 中，董仲舒直接參與(yu) 或間接有關(guan) 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謂不少。董仲舒提出的方策，大都得到了漢武帝的嘉納，其參與(yu) 的事業(ye) 和貢獻，也受到了漢武帝高度評價(jia) 。

但是也必須看到，董仲舒的貢獻和功績，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社會(hui) 道德領域，和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為(wei) 鞏固“大一統”體(ti) 製而創建的製度和強權措施，僅(jin) 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有部分重合。也就是和董仲舒有關(guan) 的都是務虛的部分，在務實也即在政治、經濟、軍(jun) 事、邊疆事務方麵沒有什麽(me) 作為(wei) 。而且，董仲舒的思想有一些方麵和漢武帝以及皇權專(zhuan) 製製度有著不能相容之處。

首先是董仲舒的知識結構有偏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從(cong) 知識結構而言偏重於(yu) 曆史領域，擅長從(cong) 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而漢武帝卻主要是在創造新的曆史。我們(men) 知道，春秋公羊學的特點在於(yu) 發揮《春秋》微言大義(yi) ，動輒以解說《春秋》筆法對君王們(men) 誅心，以災異來攻擊時政，這些都不可能得到當道者的歡心。董仲舒談論災異受到懲罰，便是明證。蘇輿認為(wei) ：

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實與(yu) 之殊趣。生於(yu) 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yi) 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複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wei) 尊經隆儒之飾耳。【20】

蘇輿酷評了董仲舒作為(wei) 春秋公羊學者的短板，和漢武帝、公孫弘他們(men) “殊趣”，也就是從(cong) 根本上說不是同路人。所以隻能受到表麵上的尊重，卻始終被當作外人。

其次，是董仲舒的性格不太受待見。從(cong) 性格而言，董仲舒年輕時就是個(ge) 書(shu) 呆子，讀書(shu) “三年不窺園”，這種性格不太適合從(cong) 政，有人甚至說他像個(ge) “狷者”【21】。與(yu) 後來受到漢武帝重用的公孫弘相比，完全是兩(liang) 個(ge) 極端：

董仲舒為(wei) 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wei) 從(cong) 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chan) 業(ye) ，以修學著書(shu) 為(wei) 事。【22】

說的是公孫弘雖然也是學習(xi) 的《春秋》，但不是做學問的公羊傳(chuan) 而是《春秋》雜說，其為(wei) 人處世“希世用事”，迎合世俗，阿諛奉承，世所罕有，所以做到天子三公，受到天下學子們(men) 的擁戴和效法。而董仲舒身上的學者習(xi) 氣被人敬而遠之，表麵上受人尊敬，卻隻是一種“貌敬”。雖然廉直，卻不和朝野風尚接軌。這樣的人受到別人的暗算也是自然的了。公孫弘明明知道膠西王劉端“為(wei) 人賊戾”、專(zhuan) 橫跋扈，卻別有用心地推薦董仲舒相膠西王，幸好董仲舒為(wei) 人謹慎，在職期間沒有犯什麽(me) 錯誤，四年後因病告辭還家，全身而退。

再就是董仲舒的思想本身有許多和漢武帝誌向的絕對皇權製度不相容之處。他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wei) 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23】認為(wei) 受命之君獲得統治人間的合法統治權，所以具有了獨一無二的權威，號稱“天子”；反過來也要求他們(men) “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的話，就是將儒家倫(lun) 理道德強加於(yu) 皇帝，要求他們(men) 匍匐在“天”的腳下，這分明是儒家理想化的強求，對於(yu) 皇帝尊崇的地位、顯貴的麵子和至高無上的權威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最多隻是由皇帝興(xing) 趣來了時封禪，將皇帝即位的消息告知上天，感謝上天帶來泰平而已。《史記·封禪書(shu) 》張守節《正義(yi) 》解釋曰：“此泰山上築土為(wei) 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20】。所以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的曆代皇帝對天的態度隻是封禪，建立天壇加以祭祀，卻從(cong) 不將天供奉起來頂禮膜拜，更不可能“事天以孝道”了。

最後是他那著名的屈君伸天論。董仲舒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24】“屈民而伸君”就是說臣民要絕對服從(cong) 於(yu) 君主，也即“君為(wei) 臣綱”，這並非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而是董仲舒屈就於(yu) 皇權專(zhuan) 製製度而發明出來的理論，可謂儒家的政治化。以此為(wei) 前提講“屈君而伸天”，則是說君主要服從(cong) 上天的意誌，按照天道行事，也就是要專(zhuan) 製的皇帝匍匐在儒家倫(lun) 理道德之下。說是如果不這樣的話，“天”就會(hui) 以“災異”來給予儆戒、懲罰。對於(yu) 已經被賦予絕對權威的皇帝而言，“屈民而伸君”是可以的，“屈君而伸天”是萬(wan) 萬(wan) 不可能的。這樣做的用意最多隻是用天意來儆戒皇權，勸諫君主不要絕對作惡而已。

諸如此類近似於(yu) 儒家聖王理想的要求在《春秋繁露》裏麵還有很多，譬如“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誌而歸之於(yu) 仁。仁之美者在於(yu) 天。”【25】一個(ge) “唯”字要求專(zhuan) 製的皇帝每一個(ge) 行動都符合“天道”，而什麽(me) 是“天道”的解釋權卻掌握在儒者那裏。“天常以愛利為(wei) 意，以養(yang) 長為(wei) 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wei) 意，以安樂(le) 一世為(wei) 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25】欲使皇帝成為(wei) “常以愛利天下為(wei) 意”的謙謙君子。他在《對策一》中還說：

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wei) 政而任刑，不順於(yu) 天，故先王莫之肯為(wei) 也。【26】

王者秉承天意來職掌政事，所以應該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hui) ，就像陰不可能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cong) 天意，所以先王沒有肯這樣做的。對此漢宣帝卻直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27】表明漢朝的統治是王霸雜糅，刑德並用，不可能采取單純的德教仁政。

四、時乖命蹇的原因分析

有了上述三章的解讀，我們(men) 就可以開始來思考為(wei) 什麽(me) 董仲舒對策有功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重用這個(ge) 曆史之謎了。

首先想指出的是，“重用”不知是個(ge) 什麽(me) 概念。如果非要當上三公丞相之類才算“重用”的話，董仲舒一生隻當了兩(liang) 次地方郡國相，當然算不上。這似乎是和同時出山的公孫弘拿來作比較，認為(wei) 公孫弘當了丞相，而董仲舒沒有當上，當然可以說董仲舒沒有受到“重用”了。但事情並沒有這麽(me) 簡單。

我們(men) 這裏不妨將董仲舒和公孫弘比較一番。建元元年（前140），公孫弘和董仲舒一起應招賢良文學士之時，時年六十，也沒有受到什麽(me) “重用”。據《漢書(shu) ·公孫弘卜式兒(er) 寬傳(chuan) 》，公孫弘最先任的職務隻是“博士”，出使匈奴，沒有什麽(me) 成果，被免官。元光五年公孫弘對策受到漢武帝的欣賞，再次出山，任博士，待詔金馬門。後又出使西南夷，受到漢武帝的欣賞，任左內(nei) 史，也就是一名地方官。到元朔二年（前125）擔任禦史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才任丞相，此時已經86歲了。

相比而言，董仲舒建元元年（前140）時的年齡，如果前198年至104年作為(wei) 生卒年的話，是年董仲舒58歲，小公孫弘2歲。對策後馬上被外放當上了江都國相，起點不謂不高，至少高於(yu) 公孫弘的“博士”。但是在董仲舒擔任江都國相期間，很快被“廢為(wei) 中大夫”，又發生了議論遼東(dong) 高廟、長陵高園殿火災被告狀的事件。此事證明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後已經當上江都國相那樣的大官，隻是自己不諳世事，把事情搞砸了，好不容易才保住腦袋，卻再也不敢議論災異。董仲舒再次出仕任膠西王相，應是公孫弘任丞相期間的元朔四年（前125），時董仲舒約73歲，小心翼翼奉侍膠西國君四年後告老還鄉(xiang) 。作為(wei) 一個(ge) 犯有前科的人，侍奉的又是個(ge) “縱恣”之君，又有猜忌嫉妒刻薄的丞相公孫弘虎視眈眈，他不可能再有上升空間了。

儒生大多迂腐空談大道理，而對處理具體(ti) 的事情沒有什麽(me) 價(jia) 值，或者說沒有處理具體(ti) 事務的能力或經驗。這是春秋時代諸侯對儒家學說的一般評價(jia) ，也是後世人們(men) 對儒家思想的普遍看法。

如上所述，漢武帝時代人才濟濟，“漢之得人，於(yu) 玆為(wei) 盛！”漢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然而一個(ge) 人才成長需要有一個(ge) 過程。我們(men) 認為(wei) ，漢武帝時代人才濟濟的原因，除選才之外，善於(yu) 鍛煉培養(yang) 也很關(guan) 鍵。作為(wei) 一代雄主，深諳用人之道的漢武帝，既然要采用“儒雅”之人，當然知道儒生“迂遠而闊於(yu) 事情”之通病，所以在使用時，公孫弘、董仲舒、兒(er) 寬三人都同樣地被外放到基層或外地去磨練，這叫“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者，可為(wei) 將相，及使絕國者”28。公孫弘、兒(er) 寬起步時“使絕國”、董仲舒外放“為(wei) 相”，看來都不是偶然的。這樣的解釋似乎比較合理一些。《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雲(yun) ：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nei) 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nei) 史公孫弘、兒(er) 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yu) 世務，明習(xi) 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29】

可見當時是董仲舒、公孫弘、兒(er) 寬並列，三人都才華橫溢，受到了漢武帝的器重，而且董仲舒這裏的排名還在公孫弘前麵。隻是董仲舒仕宦途中遭受挫折，“數謝病去”，沒有位至三公，甚為(wei) 可惜，但這一切卻怨不得別人。

之所以這樣詳細地將董仲舒和公孫弘他們(men) 加以比較，是想說明這麽(me) 幾點。

其一，董仲舒第一次任職時就被任命為(wei) 江都國相，起點很高，至少高於(yu) 公孫弘，更高於(yu) 兒(er) 寬。江都國原為(wei) 廣陵郡之一縣，即舊吳王劉濞的領地，管轄三郡五十三城。漢景帝三年（前154）劉濞為(wei) 首發動七國叛亂(luan) ，失敗後吳國被改為(wei) 江都國，由漢景帝之子劉非（前168―前128）接任，即江都易王。可見江都國在當時是一個(ge) 很重要的封國，且國相是皇帝直接派任的行政長官，掌握實際權力。而劉非在當時算是一位有能力的諸侯，雖然驕橫，對董仲舒卻是敬重有加。

其二，作為(wei) “儒雅”級別的人才，董仲舒不可能一步登天、乘直升飛機直接就任丞相三公之類。從(cong) 公孫弘的履曆來看，要被拔擢為(wei) 丞相，受到所謂“重用”，在那個(ge) 時代必須要有外出使邊疆，內(nei) 擔任朝廷官僚，下擔任地方官員的履曆，最後才能上升頂層。兒(er) 寬也是一個(ge) 階梯一個(ge) 階梯逐步升上去的。隻有董仲舒半途而廢，遭受挫折。

其三，董仲舒擔任江都國相也是重要的經曆，如果沒有那場議論災異的風波，說不定也會(hui) 受到提拔。而我們(men) 前麵已經提到過，董仲舒在性格和知識結構上有著一定的先天缺陷，再加上一出仕就犯了隨意議論災異的錯誤，保住腦袋已經謝天謝地了，這也算是運氣或官運不佳吧。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wei) 何晚年回家教書(shu) 著書(shu) 的董仲舒，雖未被重用，但武帝在進行重大決(jue) 策時一直派朝臣前往征求他的意見這件事。董仲舒一開始是被當作“儒雅”人才加以登用的，雖然途中出了妄議災異的錯誤，但畢竟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前麵已經說過，與(yu) 董仲舒相比，同樣研究春秋學的公孫弘在學術造詣上就不如董仲舒。董仲舒的著作甚多，是當時最知名的學者，不但獻上《賢良對策》，還有《漢書(shu) ·五行誌》記錄的《春秋陰陽》載入史冊(ce) ，更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可認為(wei) 就是《春秋繁露》）一書(shu) 傳(chuan) 世，在法律方麵也是專(zhuan) 家，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shu) ·藝文誌》），善於(yu) “《春秋》決(jue) 獄”。

總而言之，在漢武帝麵前，董仲舒先隻是“百端之學”中的一介儒生，在漢武帝的號召下成為(wei) 了眾(zhong) 多獻策進言者之一，後因獻策得到漢武帝的欣賞而進入了體(ti) 製之中，當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與(yu) 漢武帝的關(guan) 係中，漢武帝是主導，董仲舒是附屬，甚至可以說是刀俎魚肉關(guan) 係。董仲舒在對策和著作中為(wei) 漢武帝設計和提供了君權天授、天道化綱常倫(lun) 理和儒者治國的方案、藍圖，企圖將漢武帝指向的“大一統”體(ti) 製神聖化、係統化、恒久化。這是他在體(ti) 製麵前的主動選擇，是儒家“學而優(you) 則仕”人生價(jia) 值的最大實現。至於(yu) 他個(ge) 人的命運，在他奉侍的製度中沒有任何自我左右的餘(yu) 地。

注釋
 
1 參見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0頁。
 
2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70頁。
 
3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十九節《武帝儒術之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71頁。
 
5《漢書》卷四《文帝紀》，第602,603頁。
 
6《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07頁。
 
7《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9頁。
 
8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5,994,995,995,995頁。
 
9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6,997,997,998頁。
 
10 關於“天”和儒家倫理道德一體化的理論，參見拙著：《董仲舒思想研究》之《天道篇》，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第64頁。
 
11董仲舒：《觀德》，《春秋繁露義證》，第412頁。
 
12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7,998,999頁。
 
13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08頁。
 
14黃留珠：《秦漢仕進製度》，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
 
15 《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祭誌》，第790,790頁。
 
16 《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37-238頁
 
17 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春秋繁露義證》，第185頁。
 
18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6頁。
 
19《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8頁。
 
20 蘇輿：《自序》，《春秋繁露義證》，第1頁。
 
21 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台北：文史出版社，1978年，第5頁。
 
22 《史記·儒林列傳》，第841頁。
 
23 董仲舒：《深察名號》，《春秋繁露義證》，第286頁。
 
24 《史記·封禪書》，第1355頁。
 
25董仲舒：《玉杯》，《春秋繁露義證》，第32頁。
 
26 董仲舒：《王道通三》，《春秋繁露義證》，第329,330頁。
 
27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5頁。
 
28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624頁。
 
29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13頁。
 
30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第1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