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學《三字經》在曆史上的譯介與(yu) 傳(chuan) 播

作者：董曉波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十六日戊戌

          耶穌2022年8月13日

演講人：董曉波

演講地點：南京師範大學

演講時間：二○二二年六月

董曉波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江蘇國際法治動態研究中心首席專(zhuan) 家，中國法律英語教學與(yu) 測試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江蘇省比較法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等。主要從(cong) 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學、法律翻譯、語言戰略與(yu) 規劃、跨文化交際等方麵的研究。

山東(dong) 省聊城市茌平區賈寨鎮賈寨新村農(nong) 家書(shu) 屋閱覽室，一名小朋友在挑選《三字經》讀本。趙玉國攝/光明圖片

《三字經》（修訂版）文化讀本資料圖片

馬禮遜像資料圖片

蒙學，即蒙養(yang) 教育，指的是兒(er) 童初級階段的教育，是中國古代傳(chuan) 統教育的一個(ge) 重要階段。在世界最早的幾個(ge) 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存續古代文明的國度，學界認為(wei) 其中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古代蒙學塑造了整個(ge) 民族優(you) 良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yang) ，世世代代得以傳(chuan) 承中華文明火種。

中國古代蒙學最驚人之處在於(yu) 其經過時間沉澱的係列蒙學教材，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等。這些蒙學典籍是在千百年間的蒙學教育曆程中，曆經朝代更迭和曆代文人增刪，逐漸形成並完善的。綜合各種教育內(nei) 容，是古代蒙學教材一貫的編撰思路，因此，小小的蒙學教材蘊含了十分豐(feng) 富的教育信息，具備多種教育功能，如培養(yang) 兒(er) 童優(you) 秀的道德品質、廣博的文化知識、紮實的詩文功底。這類書(shu) 籍不僅(jin) 是古代社會(hui) 教育兒(er) 童讀書(shu) 識字、囊括人文科學和世間百態的工具書(shu) ，更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百科袖珍讀本。

在古代的對外文化交流史中，中華文明曾長期處於(yu) 領先地位，對周邊地區進行著積極、主動的傳(chuan) 播和影響。在古代，對於(yu) 很多國家及民族而言，中國始終是一個(ge) 文化互動的輻輳之地。而在這一文化的對外交流和傳(chuan) 播過程中，古代蒙學發揮了重要的曆史作用。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蒙學讀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三字經》不僅(jin) 具有中國蒙學讀物的典型特點，也是中華文化的集中體(ti) 現。自南宋以來，曆經七百多年傳(chuan) 承。《三字經》共一千多字，三字格朗朗上口，內(nei) 容包含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教育、曆史、天文、地理、倫(lun) 理和道德到一些民間傳(chuan) 說，廣泛生動又言簡意賅。作為(wei) 蒙學經典，《三字經》被譯為(wei) 了多種文字，流傳(chuan) 海外，是中國文化在古代“走出去”的代表之一。研究《三字經》蘊藏的古代蒙學教育思想，以及它的譯介傳(chuan) 播曆程，可以為(wei) 當代講好中國故事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鑒經驗。這就是我們(men) 本期講座的緣起。

《三字經》的作者、內(nei) 容及教育思想

對於(yu) 《三字經》，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曾說，“若所以詔小子者，則今之教科書(shu) ，固弗如《三字經》遠甚。”意思是說，他當時接觸到的教科書(shu) ，在教育孩童這一方麵，都是遠不如《三字經》。

目前，學界對於(yu) 《三字經》的作者還存有爭(zheng) 議。一說認為(wei) ，《三字經》是由宋元之際寧波學者王應麟所著，相傳(chuan) 《三字經》是其晚年為(wei) 教育本族子弟讀書(shu) 所編的教材。曆史上的王應麟是“宋元之際浙東(dong) 學派三大家”之一，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教育家、政治家。《四庫全書(shu) 總目》曾記載：“（王）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lun) 比。”二說認為(wei) ，《三字經》的作者是宋末的廣東(dong) 南海（今順德）學者區適子。目前，這一說法最早見於(yu) 明代黃佐的《廣州人物誌》：“區適，字正叔……今訓蒙《三字經》，適所撰也。”近代學者譚叔裕也曾說過，“公謂曾見古本，節錄史事截至五代止，乃宋末粵中逸老某所作”。除了以上兩(liang) 種最為(wei) 常見的說法之外，還有學者認為(wei) ，《三字經》的作者是明代黎貞或是明前期的無名氏等。而《詞源》《漢語大詞典》等書(shu) 在支持王應麟著說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不同意見。如今通行的《三字經》版本，經過了民國時期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刪改，增添了元、明、清、民國時期的史實。

不論原作者是誰，《三字經》詞句淺顯易懂，以教育兒(er) 童識字為(wei) 主要脈絡，延伸至各類綜合性知識，包括文學、曆史、哲學、人倫(lun) 等，涵蓋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義(yi) 禮智信”五個(ge) 要素。經過時間的洗禮，更加熠熠生輝。作為(wei) 中國古代用於(yu) 兒(er) 童識字和認字的帶有工具書(shu) 性質的啟蒙讀本，其語言通俗淺顯，形式上采用“三字一句”的格式，適於(yu) 誦讀，富有韻律感和音樂(le) 美。值得一提的是，《三字經》中介紹了許多勵誌故事，極富教育意義(yi) ，雖然其中一些故事早已流傳(chuan) 甚廣，但被置於(yu) “三字一韻”的語境中便有了新的意義(yi) 。

《三字經》全書(shu) 可以分為(wei) 六個(ge) 部分，按順序排列，體(ti) 現了作者在古代兒(er) 童學習(xi) 教育方麵的良苦用心。全書(shu) 以儒家思想為(wei) 根本，運用大量的篇幅教育孩童學習(xi) 古代儒家所推崇的為(wei) 人處世之道，包括長幼尊卑、社會(hui) 秩序、忠孝大義(yi) 等。

第一部分在文中具體(ti) 為(wei) 從(cong) “人之初”到“不知義(yi) ”。講述的是教育和學習(xi) 對兒(er) 童成長的重要性，後天教育及時，方法正確，可以使兒(er) 童成長為(wei) “經世致用”之材。

第二部分文本從(cong) “為(wei) 人子”至“次見聞”，闡發禮儀(yi) 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重要地位，對父母孝順、尊敬師長，這一部分以黃香和孔融的故事最為(wei) 典型，也最為(wei) 人們(men) 所熟知。

第三部分文本從(cong) “知某數”到“人所同”。講授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識和生活中的名物常識，涉及古代生活的各個(ge) 方麵，以簡明的語言，以認識數字為(wei) 形式，貫穿了古人許多應知應會(hui) 的生活常識。有關(guan) 於(yu) 數字的文化名詞，和“綱常”“時令”“方位”“作物”“家畜”“情感”“音樂(le) ”“宗族”“道義(yi) ”有關(guan) 。

第四部分文中內(nei) 容從(cong) “凡訓蒙”到“及老莊”，介紹中國古代典籍和讀書(shu) 的次第。這部分在介紹文化典籍時，內(nei) 容主要以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如《易經》、“春秋三傳(chuan) ”等曆史著作、《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為(wei) 主。

第五部分在文本中從(cong) “經子通”到“若親(qin) 目”，這可視為(wei) 中國通史的極簡綱要。勾勒了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重大曆史事件和朝代變革與(yu) 更迭，將中國古代曆史全貌以歌謠的形式展現出來。

第六部分文本從(cong) “口而誦”至“宜勉力”。勸誡學習(xi) 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隻有自幼打下堅實的“治世”基礎，長大才能有所作為(wei) ，“上致君，下澤民”，其中諸如孫敬懸梁、蘇秦刺股、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等經典故事勸人向學，向初學者強調學習(xi) 努力的重要性，以使學習(xi) 者明白勤奮好學的道理，並以此激勵後人。

《三字經》以儒家思想為(wei) 先導，主要功能是古人用來為(wei) 培養(yang) 人才和引導風尚打下基礎。《三字經》自問世以來，以其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很快就得到了曆代古人的廣泛認同，被譽為(wei) “袖裏通鑒綱目”“千古一奇書(shu) ”，堪稱中國古代教育的基石。作為(wei) 一本具有啟蒙心性和開化心智作用的經典著作，《三字經》重視孝悌倫(lun) 理、誠信之道以及家庭教育等，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其中雖然不可避免地有封建時代的曆史局限，但是其蘊含的教育意義(yi) ，仍舊可以說是集中體(ti) 現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精髓。

第一，識字功能。教育是從(cong) 識字開始的，識字是讀書(shu) 和學問的基礎。據學者研究，《三字經》全文共有384句，1152字，除去重複的字，共用了541個(ge) 不同的字。這些字其實已經覆蓋了古人對於(yu) 漢字基礎知識詞量需求的80%，對於(yu) 幼童或其他漢語初學者是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的。該著作以三字韻文的形式，從(cong) 人性、教育與(yu) 學習(xi) 的重要性說起，講述了教育對人成長的作用、父母師長的教育責任和做人的行為(wei) 規範，並教給人們(men) 生活常識。

第二，社會(hui) 曆史觀培養(yang) 功能。我國的曆史教育傳(chuan) 統悠久，通過曆史教育積累豐(feng) 富的社會(hui) 知識和自然知識以實現教育功能，這種“曆史知識”型的教育形式，早已為(wei) 人們(men) 所熟知。據學者研究，《三字經》約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概述了自三皇五帝以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曆史演變，介紹了中國古代的曆史文獻和曆史人物知識。它既講教育理論基礎、為(wei) 人道理，同時也是一本進行曆史教育的書(shu) 。《三字經》認為(wei) “經子通”方可“讀諸史”，提出了曆史教育的前提是熟讀儒家經典，大致把握諸子百家的重要學說。以此為(wei) 基礎，才能把握比較可靠的標準，通過分辨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善與(yu) 惡及功與(yu) 過，幫助人們(men) 在讀史的過程中明確方向。此外，《三字經》還提供了學習(xi) 曆史的方法：“史雖繁，讀有次。史記一，漢書(shu) 二。後漢三，國誌四。兼證經，參通鑒。”學習(xi) 曆史，不是漫無章法，而是有主次之分，抓住主要脈絡，明確學習(xi) 的方向。《三字經》提倡首先要閱讀四部史書(shu) 經典，《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三國誌》這四本書(shu) 是曆史學習(xi) 的必備工具。如果學有餘(yu) 力，需要繼續深入挖掘，就閱讀《資治通鑒》。通過以上有的放矢地學習(xi) ，才能抓住重點，切實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yang) 。這種學習(xi) 模式，也與(yu) 前文提到的教育方法相呼應。應該有目標地學習(xi) ，有計劃地學習(xi) ，這樣的學習(xi) 才是有效果的。不僅(jin) 如此，曆史也是一個(ge) 民族的根基，任何人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曆史。

第三，德育功能。《三字經》的編寫(xie) 體(ti) 現了儒家的“文以載道”原則，積極宣揚儒家思想，在當時迎合封建統治者的要求。儒家關(guan) 於(yu) 教育的基本思想在《三字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ti) 現。比如：《三字經》開篇就講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xi) 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zhuan) ”，這便與(yu) 孔孟的“人性本善”思想一致。古代儒家教育的目的在於(yu) “明人倫(lun) ”，要求所培養(yang) 的人才德才兼備，因此德育教育就極受古人重視。“禮”“仁”“義(yi) ”“孝”等等準則構成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內(nei) 容。而《三字經》明確講“首孝悌，次見聞”，認為(wei) 人生第一大事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其次才是增長見識。此外，《三字經》還教育孩童，應存有良善之心，“講仁愛”，如“仁之義(yi) ，在愛人”。這也是傳(chuan) 承了儒家的仁愛思想，認為(wei) “親(qin) 仁”是交往的準則，倡導人與(yu) 人之間友好和睦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簡言之，作為(wei) 一部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蒙學教材，《三字經》體(ti) 現了儒家在啟蒙教育階段的理念，從(cong) “化成天下”，到“觀乎人文”，強調的是人自身的品德在未來發展階段所具有的強大作用。

《三字經》的譯介與(yu) 傳(chuan) 播

《三字經》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9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er) 童道德叢(cong) 書(shu) ”。

從(cong) 曆史上來看，《三字經》流傳(chuan) 至中國以外國家，最早始於(yu) 明朝。具體(ti) 來說，《三字經》在海外的傳(chuan) 播始於(yu) 公元16世紀，最早的外文《三字經》是由著名的意大利傳(chuan) 教士羅明堅用拉丁文翻譯的。1579年，羅明堅來到中國澳門開始學習(xi) 中文，他首先接觸的就是《三字經》，他深感《三字經》的文化價(jia) 值及其對西方文化界的啟發作用，從(cong) 1581年開始著手翻譯，並將譯文寄回意大利。雖然此書(shu) 當時沒有發表，但他的這份開創之功卻保留在曆史的記憶之中。

《三字經》傳(chuan) 入日本的時間也比較早，大致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前往日本的中國商船帶去了各種版本的《三字經》，據石川鬆太郎《講堂文庫架藏往來物分類目錄並解題》載，永祿五年（1692）發刊的《廣益書(shu) 籍目錄》，已經列有《三字經》和福建陳翰迅的《三字經注解》。日本學者鶴島俊一郎所見到的江戶時代在日本刻板印行的《三字經》就有8種之多。到了江戶末期至明治初年，《三字經》在日本盛行並產(chan) 生重大影響，日本《三字經》仿製本大量湧現，據日本教育學家片野英一考證，日本《三字經》仿製本約有20種。從(cong) 中日兩(liang) 國交流史角度來說，出現這種現象絕非偶然，這也是日本曆史上長期致力於(yu) 漢語文及漢學學習(xi) 的必然結果。

《三字經》是隨著中俄兩(liang) 國的文化交流活動傳(chuan) 入俄羅斯的。公元18世紀初，俄國政府曾多次委派留學生和布道團來華。第一部《三字經》俄譯手稿就是布道團第二班學生羅索欣翻譯的，時間大致是在1740年。俄譯《三字經》第一個(ge) 版本出版於(yu) 1779年，由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公開出版，譯者是第三班隨班學生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俄譯《三字經》第二個(ge) 版本出版於(yu) 1829年，由彼得堡根茨印書(shu) 館刊行，譯者是第九班領班、被譽為(wei) 俄羅斯“漢學之父”的比丘林。自19世紀30年代起，《三字經》在俄羅斯整個(ge) 社會(hui) 層麵廣泛傳(chuan) 播，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東(dong) 方係漢語專(zhuan) 業(ye) 的課程設置，均將《三字經》列為(wei) 初級讀物。1832年恰克圖俄商創辦的華文館，以及1839年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第十二班入華前在喀山集訓，也都采用《三字經》作為(wei) 培訓教材。

從(cong) 曆史上看，《三字經》對歐美的傳(chuan) 播主要有兩(liang) 個(ge) 高峰期。第一個(ge) 高峰期出現於(yu) 清末，當時大批傳(chuan) 教士進入中國，在此過程中翻譯了大量中國傳(chuan) 統典籍，其中就包括《三字經》。當時，《三字經》的譯者主要有馬禮遜、裨治文、歐德理和翟理思。第二個(ge) 高峰期則是改革開放後，中西方交流空前繁榮，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蒙學典籍，《三字經》在此期間，逐漸被更多人熟知。

19世紀初，《三字經》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相繼流傳(chuan) 至英國、美國和法國。西方派到中國大陸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傳(chuan) 教士馬禮遜於(yu) 1812年出版了《中國春秋》英文版，內(nei) 容包括《三字經》和《大學》。在馬禮遜的倡議下，由美國傳(chuan) 教士裨治文創刊的《中國叢(cong) 報》於(yu) 1835年刊載了《三字經》，使其走向了美國。法國籍猶太漢學家、法蘭(lan) 西學院院士儒蓮於(yu) 1864年編輯、在法國巴黎印刷了拉丁文版的《三字經》。他還喜歡用中國傳(chuan) 統的方法，將《三字經》《千字文》這樣歌訣式的啟蒙讀物，作為(wei) 文言基礎教材，讓學生學習(xi) 漢語。

另外，英國外交官、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思於(yu) 1873年出版的第一部漢英譯作《兩(liang) 首中國詩》中收錄了《三字經》和《千字文》。1900年，翟理思的《三字經》重譯本推出，他在序言中說，對於(yu) “希望掌握中國書(shu) 麵語，希望養(yang) 成漢語思維習(xi) 慣的外人而言，《三字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國學生如果模仿中國孩子的做法，也整本書(shu) 背熟，就能掌握好中文”。翟理思《三字經》譯本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翻譯，而是著眼於(yu) 如何學習(xi) 漢語，從(cong) 這種意義(yi) 上來說，他的《三字經》譯本更像是一本漢語學習(xi) 教材。

改革開放後，《三字經》的主要流行譯本有王寶童和李黎合著的《英譯三字經·千字文》（The Three Primer&The Kiloword）、馬之騆的《三字經》（The Three-Character Primer）、趙彥春的《英韻三字經》（The Three Word Primer）以及鬱輝和艾梅霞合著的《〈三字經〉故事》（Tales from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s）。

《三字經》的英譯過程持續了大約兩(liang) 百年，其發展過程呈現以下幾個(ge) 特征：首先是譯者身份發生變化，最初的譯者大多為(wei) 西方來華傳(chuan) 教士，後轉變為(wei) 國內(nei) 譯者主動對外譯介；其次是翻譯質量的提升和數量的增多。通過對比可以看出，晚清時期外國傳(chuan) 教士的譯本的確為(wei) 中國文化對外傳(chuan) 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囿於(yu) 對中國文化了解的局限，以及原作理解的難度，譯本不是很通順，對原作的理解也不夠到位，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望文生義(yi) 、泥古不化等問題。

這裏我們(men) 舉(ju) 幾個(ge) 例子。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英國傳(chuan) 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一個(ge) 舉(ju) 足輕重的人物。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馬禮遜是將《三字經》譯成英文的第一人，其《三字經》英文譯文是根據較早版本翻譯的，譯文使用的是意譯之法，並未進行字對字、句對句的直譯，也未附中文原文。馬禮遜以原文兩(liang) 句為(wei) 一個(ge) 組成單位，每兩(liang) 句的對應英文譯文都放在同一段落。比如，《三字經》開篇幾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xi) 相遠”，其英文譯文如下:In the beginning of man，his nature is good.The operation of nature is immediate；of custom，remote.可以看出，馬禮遜譯文雖然力求工整，但是效果並不十分理想。單看英譯本，讀者會(hui) 發現其語意較為(wei) 模糊，同時理解上也有一定問題。比如“immediate”和“remote”這兩(liang) 個(ge) 形容詞的使用就需要斟酌，因為(wei) 原文中的“性相近，習(xi) 相遠”是指人性的變異，而不是譯者理解的“遠”“近”這樣的方位概念。再者，“習(xi) ”是導致人性變異的根本原因，用表示風俗習(xi) 慣的“custom”來翻譯有失準確。

而且，當年馬禮遜在翻譯《三字經》時，並未完全理解原文意思，因此翻譯中也出現了不少錯誤。比如他對“小學終，至四書(shu) ”的翻譯就與(yu) 原文的意思有較大偏差，他把“終”翻譯成了“Hiao-king（a work on filial piety）”《孝經》。又如他翻譯“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時，則翻譯成了“If in youth you learn,in manhood you will be fit for action.You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superiors,and be able to bestow blessings on your inferiors”，其中“superiors”（上級）和“inferiors”（下級）的翻譯也與(yu) 原文大相徑庭。

裨治文是曆史上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chuan) 教士。裨治文的《三字經》英文譯文與(yu) 馬禮遜截然不同。馬禮遜以原文兩(liang) 句為(wei) 一個(ge) 組成單位，其對應英文都放在同一段落；而裨治文則以漢語原文的一句為(wei) 組成單位，每句的英文譯文自成一行，共178行，不分段落，逢五逢十則用阿拉伯數字標明行數。我們(men) 這裏同樣以《三字經》開篇幾句為(wei) 例，裨治文譯文為(wei) ：Men at their birth，are by nature radically good；In this all approximate，but in practice widely diverge.在這裏，裨治文似乎如實地譯出了“性本善”中的“本”字，但也存在一些爭(zheng) 議。因為(wei) 有學者認為(wei) ，“本”的意思是“本來”，但譯者卻將其理解為(wei) “根本”。也就是說，原文的意思是可能意指“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但譯文意思卻是“人性從(cong) 根本上說是善良的”，從(cong) 譯文來說不夠準確。

英國外交官、漢學家翟理思則將《三字經》開篇幾句譯文為(wei) ：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翟理思通篇以釋義(yi) 解讀，也就是采用直譯加解釋的方法來進行翻譯，雖然較為(wei) 準確傳(chuan) 達了原文含義(yi) ，但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來講，他的譯文與(yu) 《三字經》的行文特點存在差異，因此無法反映原文的詩學特征。另外，在“性相近，習(xi) 相遠”的翻譯中，譯者將“習(xi) ”譯為(wei) “habit”，但是這裏的“習(xi) ”字並不僅(jin) 僅(jin) 指代習(xi) 慣，還強調後天培養(yang) 對人性影響的重要性之意。所以，僅(jin) 用“habit”一詞表示是不夠準確的。

改革開放後，中國學者相繼對《三字經》進行翻譯，將其思想文化對外傳(chuan) 播，從(cong) 成果來看，較成功地調和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對外傳(chuan) 播的路上走得更遠，也更加成功。比如趙彥春教授的《三字經》英譯本，對於(yu) 開篇這幾句，他的譯法是：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可以看出，趙彥春的譯本保留了原文的韻律，三字成句，朗朗上口。他將“性相近，習(xi) 相遠”翻譯為(wei) “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強調人的本性在最開始時是一樣的，但後天的培養(yang) 方式不同，導致人的性情也會(hui) 發生改變，較為(wei) 忠實地傳(chuan) 達了“性近習(xi) 遠”的教育思想。

從(cong) 音韻翻譯而言，《三字經》三字一句，四句一節；韻律和諧，朗朗上口。因此，在從(cong) 漢語到英文的轉換中，保持譯文與(yu) 原文同樣的音韻感具有較高的難度。王寶童教授翻譯的《三字經》中添加了原文中並沒有的韻腳，增添了譯文的韻律感。我們(men) 同樣以開篇“人之初,性本善（shan）。（a韻）性相近，習(xi) 相遠（yuan）。（b韻）苟不教，性乃遷（qian）。（a韻）教之道，貴以專(zhuan) （zhuan）。（b韻）”幾句為(wei) 例。王寶童翻譯版本為(wei) ：

At first mankind（a）

Is kind at heart.（b）

With nature alike

But habits apart.（b）

The untaught child（a）

Will go astray.（c）

It’s best to keep him

Along the right way.（c）

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原文共包括24個(ge) 字，句中有著明顯的“abab”韻律，王寶童的翻譯版本含三十多個(ge) 單詞，基本做到了隔行押韻，有一定的音美與(yu) 形美。再從(cong) 詞匯的選擇來看，《三字經》是一本識字入門讀物，其文字較為(wei) 簡單，筆畫較少，便於(yu) 誦讀，王寶童考慮到《三字經》譯本麵向的讀者具有類似的需求，因此進行翻譯時選擇的詞匯比較簡單，多為(wei) 單音節與(yu) 雙音節詞匯，便於(yu) 誦讀、書(shu) 寫(xie) 和記憶。

小結

中華古代典籍不僅(jin) 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財富。《三字經》作為(wei) 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chan) ，蘊含著豐(feng) 富的儒家教育思想，《三字經》的作用在於(yu) 引導孩童，教導做人的道理，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jia) 值觀，在明確其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思想價(jia) 值和文化魅力均有獨到之處。

我以為(wei) ，通過不斷開展對《三字經》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典籍的譯介傳(chuan) 播研究，能夠幫助我們(men) 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傳(chuan) 播優(you) 秀中華文化，進一步展示中華文化的特色，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