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章句興(xing) 衰反映經學地位之變

作者：高海雲(yun) （聊城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二十日壬寅

          耶穌2022年8月17日

章句是漢代儒生治學的主要體(ti) 式，反映漢代經學的基本發展形態與(yu) 特征。古今學者多從(cong) 經學史視域探討漢代章句的內(nei) 容、規模、興(xing) 衰概況，對“章句”這一概念的衍生過程欠缺係統梳理，就宣帝、章帝時期皇權對章句興(xing) 衰所產(chan) 生的影響關(guan) 注較少，對章句之弊以及章句“減省”“改定”的學術史意義(yi) ，也有亟待澄清的必要。厘清漢代章句興(xing) 衰的史實，有助於(yu) 提挈漢代經學的發展脈絡，並為(wei) 考察漢代士風與(yu) 學風問題提供一個(ge) 新的視角。

“章句”由簡到繁

古代典籍在著錄形式上不分章、節，也沒有標點。學士解說經籍，必先學習(xi) “離章析句”的諷誦技能。這與(yu) 後世所謂“句讀”頗為(wei) 相似，因而曆代學者多主張“章句即句讀”。如《禮記·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誌”，孔穎達注釋“離經”為(wei) “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呂思勉直言章句類似今日“符號”。《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shu) 》與(yu)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十問》中有圓點符號“·”，其作用明顯是幫助分割文本層次，與(yu) 分章、斷句相關(guan) 。故此，“章句”的初義(yi) ，是指初學者分章斷句的基本治學技能。

《後漢書(shu) ·徐防傳(chuan) 》載：“發明章句，始於(yu) 子夏。”此處的“章句”已經突破治學技能的層麵，成為(wei) 一門學術。《後漢書(shu) ·韓韶傳(chuan) 》載：“少能辯理，而不為(wei) 章句學”，最早提到“章句學”的概念。近世學者往往將“章句”視為(wei) 一種經學注述體(ti) 裁，將章句與(yu) 傳(chuan) 、注、記、說、例、訓詁等並舉(ju) 。“章句”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因之拓展，義(yi) 理與(yu) 訓詁的內(nei) 容逐漸被納入章句的範疇。清儒焦循在《孟子正義(yi) 》中說章句“疊詁訓於(yu) 語句之中，繪本義(yi) 於(yu) 錯綜之內(nei) ”，最早明確表達了章句與(yu) 義(yi) 理、訓詁之間的關(guan) 係。

若以長時段的視角考察“章句”概念，不難發現原初的章句極為(wei) 簡約。漢初申公治《詩》“為(wei) 訓故以教，亡傳(chuan) ”，可見其章句質樸略易。景帝時，丁寬作《易說》三萬(wan) 言，有了“小章句”之稱。昭宣時，章句迎來大發展。夏侯建治《尚書(shu) 》“左右采獲”“具文飾說”，成為(wei) 章句迅速興(xing) 起的基源。秦恭延君“增師法至百萬(wan) 言”，已然煩瑣至極。林慶彰《兩(liang) 漢章句之學重探》將這種煩瑣章句稱為(wei) “大章句”。至此，“章句”概念的衍生曆程已然清晰：由“分章析句”的技能，經“舉(ju) 大誼”的“小章句”，到“煩瑣”的“大章句”。

石渠閣會(hui) 議推動章句之興(xing)

對於(yu) 漢代章句之興(xing) 的原因，班固總結為(wei) “祿利之路”的誘導，顏師古注曰：“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皮錫瑞《經學曆史》沿襲此說，漸為(wei) 後世學者普遍遵從(cong) 。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使章句學與(yu) 太學考試製度相結合，至漢宣帝確立“黃龍十二博士”，其間章句、師法的增衍確實因為(wei) 皇權的鼓勵而獲得長足發展。光武立國，獎崇儒術，章句之士更加尊顯。光武帝不僅(jin) 本人喜好和研習(xi) 章句，還令宗室子弟及官員學習(xi) 、撰作、討論章句。明帝甚至親(qin) 自製作《五家要說章句》《五行章句》，每每在鄉(xiang) 射禮後，正坐自講。這些章句既然被皇權認可，便成為(wei) 太學博士們(men) 講授的主要內(nei) 容。受習(xi) 章句的太學生從(cong) 武帝初置五十人，宣帝時二百人，元帝時千人，成帝時三千人，至東(dong) 漢順帝時已增至三萬(wan) 人。

統治者的提倡確然為(wei) 章句興(xing) 起的誘因，但章句興(xing) 起的關(guan) 鍵節點卻在宣帝朝。究其原因，與(yu) “石渠閣會(hui) 議”的召開有莫大幹係。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學獲得官方學術地位，學者為(wei) 博取官學地位，往往“觸類而長，更為(wei) 章句”，以求“別為(wei) 一家之學”。五經師說分立，章句種類愈來愈多，如《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shu) 》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再以《詩》為(wei) 例，申公授瑕丘江公、徐公、許生；韋賢師從(cong) 江公、許生，傳(chuan) 子玄成及兄子賞，於(yu) 是魯《詩》有韋氏之學；王式師從(cong) 徐公與(yu) 許生，旋授唐長賓、張長安、褚少孫，三人皆居博士，故魯《詩》又有唐、張、褚氏之學。五經在傳(chuan) 習(xi) 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師說早已成為(wei) 不爭(zheng) 的事實，各家師說間為(wei) 爭(zheng) 立博士而相互論難、攻訐。

為(wei) 解決(jue) “經學紛異”導致的學術紛亂(luan) 問題，宣帝於(yu) 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討論結果由皇帝“稱製臨(lin) 決(jue) ”。學界普遍認為(wei) 這是統治者協調和統一經學的重大學術活動，但這場經學討論的過程與(yu) 結果都受到皇權意誌的影響。黃龍元年，宣帝確立“十二家博士”，包括《易》施、孟、梁丘氏，《書(shu) 》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禮》後氏，《春秋》公羊、穀梁二氏。這一博士體(ti) 製的政治意圖在於(yu) 通過官立十二家章句師法的形式，達到限製、杜絕經學繼續分異的問題。自此，學者研習(xi) 經學的途徑，隻能在官立的十二家博士之內(nei) ，以授受十二家章句內(nei) 容為(wei) 事。他們(men) 一方麵不能割舍、改易先師的章句內(nei) 容，另一方麵又要力爭(zheng) 名家求官，便隻好在繼承先師章句的基礎上極力擴充、“增益”章句的規模，使章句迅速增繁。

以圖讖改定章句

“增益”章句既然是漢儒治經的主要途徑，那麽(me) 在解經過程中的輾轉牽引、具文飾說，必然導致章句內(nei) 容日益“腫大”，從(cong) 而使得弟子學習(xi) 困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章句的發展狀況，“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這既是“章句”繁盛的表現，又是經學“章句化”由盛轉衰的原因。章句之徒不斷增繁各自師說，“積如丘山”，僅(jin) 秦近君解說《堯典》篇目兩(liang) 字，就有十餘(yu) 萬(wan) 言；解說“曰若稽古”四字，也有三萬(wan) 言。如此規模龐大的章句，導致“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學者們(men) 把自己禁錮在一個(ge) 狹窄的知識圈內(nei) ，陷入這種內(nei) 容煩瑣、形式呆板而又帶有學閥特征的章句之學不能自拔。大凡學術研究，煩瑣極盛而思簡約，門戶隔絕而思融通，因而“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章句之學的支蔓旁衍，不僅(jin) 導致煩瑣臃腫，還使五經的“大義(yi) ”逐漸湮沒。章句學者對經文文本、辭章、字詞的逐一解釋，極易忽視儒家典籍所承載思想的整體(ti) 性詮釋。所謂“破壞大體(ti) ”，就是說漢儒詮釋經文不以通篇總體(ti) 為(wei) 綱，而以割裂經文、分章析句並逐字逐句的闡釋為(wei) 事，導致經書(shu) “大義(yi) ”隨著章句的愈益“煩瑣”而隱蔽不彰。王充批評章句之徒，不過是“郵人”“門者”之類；徐幹亦斥責他們(men) 是“女史誦詩”“內(nei) 豎傳(chuan) 令”之流，毫無學術、思想可言。在這種“煩瑣”且“僵化”思維方式的束縛下，很難出現富於(yu) 創造性的思想家。

鑒於(yu) 章句弊端的日益凸顯，漢代君臣、學者不得不思考改弊措施。章句“減省”自王莽之時即已開始，他曾減省五經章句，皆為(wei) 二十萬(wan) 言。大規模的章句“減省”是在東(dong) 漢，史籍可考者如杜撫、伏黯、伏恭、桓榮、桓鬱、楊終、樊鯈、張霸、張奐等，都是減省章句的能手。東(dong) 漢末年，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zhong) 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減省章句”的工程，曆新莽及東(dong) 漢一代，直至鄭玄刪裁之後，才使得學者略知經書(shu) 大義(yi) 。即便如此，鄭玄“刪裁”後的章句，仍不免被時人譏諷為(wei) “煩瑣”，可見漢末士人對於(yu) 章句“煩瑣”的厭惡態度。

此外，東(dong) 漢君臣還要求以圖讖“改定”章句。明帝詔令東(dong) 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cong) 讖”。讖緯之學由是成為(wei) 評判《五經》章句內(nei) 容正確與(yu) 否的標準。不論章句解經是否準確，隻要不符合圖讖之說，就要被刪減或改定。這種讖緯化的章句之學，相較於(yu) 西漢而言，無疑是一種“變異”。需要指出的是，“皆命從(cong) 讖”的“讖”是早在光武帝時就已經官定化的版本。光武帝曾令薛漢、尹敏校定圖讖，曆三十年，於(yu) 中元元年“宣布圖讖於(yu) 天下”。以官定的圖讖改定章句之學，顯然是政治權威對章句之學的一種規範化活動。究其目的，不僅(jin) 在於(yu) 促成讖緯神學與(yu) 今文經學的融合，更主要的是通過這種“改定”活動，用讖緯學說內(nei) 容來“替代”西漢“增益”的“煩瑣”章句內(nei) 容。

漢儒們(men) 或被動地接受，或主動地迎合政治權威的“改造”，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一場針對宣帝以來章句繁興(xing) 的“反動”。章帝時頒行的《白虎通》，代表著這場針對經學的“改造運動”大體(ti) 完成。此後，盡管今文章句之學依然占據著官學地位，但學術權威卻已不再是身具博士官的章句之儒，而轉入民間經師大儒了。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秦漢政權合法性理論的建構與(yu) 演變”（21FZSB025）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