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行事：《顏元集》中的實踐智慧

作者：謝天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十一日癸巳

          耶穌2022年8月8日

在清代早期，儒學內(nei) 部興(xing) 起了一派反對坐而論道、重視實踐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顏元（號習(xi) 齋，1635—1704年）。在中華書(shu) 局1987年出版的《顏元集》中，匯集了顏元實踐思想的精華。書(shu) 中的力行觀對後世，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實踐觀，產(chan) 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2014年五四青年節，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引用《顏元集》中的名言“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勉勵青年力行所學。顏元實學的精華，使我們(men) 至今受惠。

實踐哲學下的人性觀

在人性論方麵，顏元特別反對官方的朱熹哲學將人性分為(wei) “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做法，而將人性統一歸為(wei) 朱熹所謂的“氣質之性”。這體(ti) 現了顏元思想的“氣一元論”特征。朱熹把和感官欲望有關(guan) 的性都歸於(yu) 氣質之性，認為(wei) “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yun) 霧”“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理學主張人的感官是氣質之性惡的源頭。而顏元以此為(wei) 其批判的焦點。顏元認為(wei) ，人自身的感官並不會(hui) 引導向性惡發展。他以眼睛這一器官舉(ju) 例道：“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zhuan) 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顏元之後的思想家戴震主張人性情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顏元也主張人的氣質之性本身性善，但顏元更強調氣質之性中人的能力的維度，人的感官和器官本身具備實踐的能力，這是人性善的來源。顏元強調：“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

顏元把人的本性界定為(wei) 能力，這使他的理論中人性的範圍得以豐(feng) 富。人的本性是能力的產(chan) 物，這意味著人性更多是後天得來的，因此人性的各種可能性極其豐(feng) 富。所以，就像水能夠使人溺斃，但這並非是水的罪過一般，人性中惡的一麵並非是像朱熹那樣認為(wei) 的是感官本能所帶來的，而是外界的影響所致。顏元將其稱為(wei) “引蔽習(xi) 染”。他這樣論述道：“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xi) 染始終誤，不習(xi) 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xi) 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

在顏元看來，人性主要受外界影響所致，而外界影響有可能是惡的，但依此邏輯，外界影響也當然可能是善的。顏元學說的精髓在於(yu) ，他並不認為(wei) 這個(ge) 外界影響是不可改變的，外部環境是可以通過人來主動塑造的，而這個(ge) 行動用顏元的話說是“習(xi) 於(yu) 其事”，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實踐”，顏元主張通過主動塑造環境來改造人心，使人心人性達到理想的境地。隻有力行，才能“治心”。他強調：“人心，動物也。習(xi) 於(yu) 其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xi) 力行，皆所以治心。”

因此，顏元的學說中不抽象地看待人性，認為(wei) 人性是變動的、待塑造的。力行實踐之所以是儒學的應有之義(yi) ，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基於(yu) 此，顏元嚴(yan) 厲地批評理學和佛教等思想派別離開實踐和實事談養(yang) 性的傾(qing) 向。理學和佛教強調靜坐，都是試圖通過使人心脫離外界影響的方式來修身。他認為(wei) “寂室靜坐，絕事離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正是因為(wei) “理”的超驗性，導致理學是脫離實踐而談理的，因此理學才會(hui) 通過靜坐等方式修養(yang) 身心。當“理”的超驗性被打破，實踐的重要性也就被凸顯，正基於(yu) 此，顏元進一步痛陳沉溺書(shu) 本而脫離實踐的危害。

那麽(me) ，什麽(me) 樣的實踐能夠形塑優(you) 良的人性？顏元給出的解答是禮樂(le) 。他認為(wei) “習(xi) 行禮、樂(le) 、射、禦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仁義(yi) ”。具體(ti) 而言，顏元將“三事三物”的實踐修習(xi) 作為(wei) 塑造完美人性的最佳途徑。“三事”源自《尚書(shu) ·大禹謨》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指的是《周禮·大司徒》所闡發的“鄉(xiang) 三物”，包括六德（知、仁、聖、義(yi) 、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藝（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而且顏元在自己設立的漳南書(shu) 院中親(qin) 曆親(qin) 行，不再以書(shu) 本教育為(wei) 主，而肯定了以禮樂(le) 實踐為(wei) 主的教育方式。而先秦儒家所倡導的禮樂(le) 實踐，是其模仿的範本。

顏元實踐觀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超越

如上文所述，顏元充分地發揮“氣一元論”儒學中的時間維度。眾(zhong) 所周知，陽明心學也強調實踐的重要性，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影響甚巨，但筆者認為(wei) ，顏元的重實踐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其帶來的影響也迥異。在程朱理學中，理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朱熹可以將知和行分割，以單純認識論的角度探求理。而王陽明主張“心即理”，道德的標準在於(yu) 本心的良知，本體(ti) 和工夫合二為(wei) 一，道德實踐和道德認知便不可能割裂，因為(wei) 良知是知和行統一的主宰。因此，在陽明心學處，之所以重視實踐，是因為(wei) 實踐是本心良知的自然結果。而顏元重視實踐的原因則正好相反，顏元把實踐作為(wei) 改造人與(yu) 社會(hui) 事物的手段，強調人性是通過實踐改造的。因此，相較於(yu) 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顏元的實踐論更強調了人的主動性、能動性。而顏元的實踐比王陽明的“行”範圍更要寬廣，涉及了包含人倫(lun) 日用在內(nei) 的所有社會(hui) 事物。其理論結果必然是對政治改革的強調。而陽明心學的實踐觀難以達到對人性和社會(hui) 的改造的高度。顏元實踐觀中對人性的可塑性的樂(le) 觀、強調用實踐去改造人性、對社會(hui) 政治事務的強調等方麵均是其對心學實踐論的超越之處。

複古之弊：顏元實踐思想的缺點

顏元雖然發展出了豐(feng) 富的實踐思想，但其實踐觀念卻是超曆史的，這不能不給他卓越的實踐理論帶來缺憾。顏元的理論也難以做到曆史地看待人性。他認為(wei) 上古三代的道德、禮儀(yi) 、政治實踐是最為(wei) 完美的，因為(wei) 在三代和孔子那裏，“學”和“習(xi) ”是統一的。所以顏元把曆史的下降歸結為(wei) 思想史的墮落。他如同大多數儒者一般，將三代視為(wei) 理想的黃金時代。

顏元將曆史的變遷歸結為(wei) 思想史的墮落，他認為(wei) 秦代焚書(shu) 坑儒，導致了儒家經世學問的淪亡。到了漢代儒學複興(xing) 時，已經“聖學之體(ti) 用殘缺莫振”，但是漢儒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孔子的實踐精神。然而到了魏晉隋唐時期，道家、佛教相繼興(xing) 起，在重清談、辭章的潮流影響下，思想界又極度忽視實踐，因此儒家重實踐的優(you) 點逐漸沉寂下來。宋代以後，理學家力圖振衰起敝，複興(xing) 儒學，但卻借鑒采用了佛道二家的心性論，提倡靜坐或頓悟的修身方式，完全沒有繼承先秦儒家重實踐、實學的優(you) 點。顏元將宋儒的缺點概括為(wei) “宋人則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牽釋老附會(hui) 六經四子中，使天下迷酩……致普地庠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

顏元認為(wei) ，隻要回到三代和孔子時思想、實踐的有機統一狀態，就可以實現完美的人性和良善的政治秩序。所以顏元的思想忽視了社會(hui) 曆史的變遷，他的一切主張都向上古三代看齊，無論是他的修身實踐觀還是井田、封建的政治理想都是以三代為(wei) 藍本。由於(yu) 顏元思想中曆史維度的缺失，這種理想實踐又與(yu) 當時的社會(hui) 政治現實太過遙遠，單純試圖依靠禮樂(le) 習(xi) 行就能拯救人心與(yu) 政治的墮落，未免太過單純。因此其主張有時顯得迂腐陳舊，正如錢穆所指出的那樣：“今習(xi) 齋言經濟，多混之以禮樂(le) ；言禮樂(le) ，多本之於(yu) 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讓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為(wei) 主，並未深發當時切用之意。”

因此，顏元的實踐隻能處處以儒家經典所記載的禮樂(le) 習(xi) 行為(wei) 依據。雖然他重視實踐，但在怎樣通過實踐實現怎樣的理想社會(hui) 上，十分缺乏想象力。

瑕不掩瑜，雖然顏元的實踐思想存在複古之弊，但是他的“實踐塑造人性”的主張可謂振聾發聵。馬克思有名言：“哲學家們(men) 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yu) 改變世界。”在實踐這一點上，顏元實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相近之處，毛澤東(dong) 從(cong) 青年起推崇顏李學派，他說“古者為(wei) 學，重在行事”。顏元思想在近代的發揚為(wei) 五四新文化運動、為(wei) 近代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yi) 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