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筆者曾對中國國內一度流行“和平崛起論”提出強烈質疑，並在《聯合早報》和《華盛頓郵報》等處撰文批之。筆者的論據是中國處於“民族複興”（restoration）的過程中，“崛起論”（rise）既不符合曆史事實，也會給中國外交的實際操作帶來被動。但是，當“民族偉大複興”取代“崛起論”後，中國官方媒體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好像發展路徑已定型，太平盛世也已到來。近來對“中國模式”的吹捧更是誤國。作為”複興論“的始作俑者，筆者不得不反思一個問題，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究竟是“民族偉大複興”還是“鄧小平中興”？現在看來，還是“中興”（英文也是restoration）比較準確。
    
    
    　　所謂中興指一個政權中途振興，轉衰為盛，常以當政者名號命之。首先，從“天命”（即合法性）來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隻能算是中興，因為改革之初，政權並未更換。古人雲：“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再者，“民族複興”的標誌不是經濟發展水平，因為中國經濟在曆史上有過出色的表現，而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的重建，即“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的複興。到目前為止，“鄧小平中興”對“德治”這個中國獨特的傳統非但沒有繼承，反而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改革之初貧富差距小，用“撥亂反正”偷換“中興”概念尚可行，現在的社會問題早已超出了“中興”的框架，政治體製成為從“中興”向“民族偉大複興”過渡的障礙。
    
    
    　　中興也分兩種，一種是政權滅亡前的回光返照，比如清末同治時期出現的“中興小陽春”；另一種是重建政權合法性，比如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將漢家天下再續近200年。“鄧小平中興”屬於哪一種，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因為中興尚未成功，仍有夭折的可能。然而，改革開放不過30多年，中國的政治危機已集中在社會分配問題上，也就是說，財富集中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擔憂。一方麵，在一個以社會主義定性的國家，人民收入的差距沒有理由如此之大，另一方麵，取得財富的手段主要是權力。鄧小平曾說過：“如導致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但是，兩極分化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領導層沒有人承認過失敗，也沒有對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中興”的意識形態建設已經失敗
    
    
    　　所以，在全社會層麵，“中興”的意識形態建設已經失敗。現時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相結合，並以此為主導的“文化建設”，將製造出最危險的社會炸彈。因為馬克思強調從體製結構來看分配不公的原因，而儒學傳統注重人的修養來找腐敗的根源，把兩者結合起來看現實，豈不是為人民造反提供最佳的意識形態根據？
    
    
    　　清除體製內的腐敗，打破權力對經濟主體的壟斷，是防止兩極分化問題積重難返的唯一途徑。無論是“做大蛋糕”先行還是“切割蛋糕”先行的論點都是轉移大眾視線。“同治中興”的名臣馮桂芬曾指出，當社會精英借體製內的明暗規則（例）謀私利成風時，社會動蕩即在眼前：“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如果說同治中興失在“官督商辦”，“鄧小平中興”則失在無節製地“讓一部分人先富”，因為一夜暴富的幾乎都是體製內之人。從長遠來看，鄧親自支持的早期私企“傻子瓜子”，豈是體製內的“私募基金”的對手？
    
    
    　　中興有功之臣借“洋務”和開放斂點錢財，百姓尚可原諒，但若貪無止境，以“洋務”誤了“國務”則不可寬恕。社會穩定便是首要國務。在傳統中國，帝王是靠“天命”來統治的，規矩之多，頭銜之大，不足為奇。他們需要一種神秘的光環來支撐政權的合法性。頭銜最長的也許是乾隆皇帝：“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共27個字。不過，皇帝的頭銜至少有傳統依據，包括四大要素：姓名，年號，諡號，廟號。自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五段式的曆史觀把中國兩千多年的帝製變成了“封建”時代。但這個“封建”既非古代“封邦建國”之意，也非歐洲的封建主義，而是一種毫無學理價值的意識形態概念。在共產黨革命時代，封建往往特指革命對象，即軍閥和土豪劣紳。到了1949年之後，則變成一切守舊的人和思想。
    
    
    　　中共在建國後對“封建殘餘”本來是不恥為伍的。但在21世紀的今天，中共給自己加的定性頭銜（又稱行動指南）居然比“封建”時代更長。中共十八大的黨章修改後，這個稱謂將起碼有31個字。中共八大的黨章直接定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亦未進入。到了十五大，行動指南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共17個字。及至十六大，加上“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為26字。而到了十八大，至少我們可確定的是5個新字“科學發展觀”，或許還有“和諧社會”。
    
    
    　　更有甚者，修黨章的著眼點隻在諡號，即為前任評功擺好。既無邏輯，又無章法，隻好憑空堆砌。讀來詰屈聱牙，文法完全不通，如用外文詮釋，更加勉為其難。其實，“鄧小平理論”用“貓論”即可概括；所謂“三個代表”，究竟是說中共“必須代表”還是“已經代表”也語焉不詳。“科學發展觀”實際等同“為人民謀利益”。其實，隻此一條便能夠凸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髓，並對執政基礎做出清晰的詮釋。
    
    
    　　為何需要這一套“封建殘餘”呢？當然同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有關。老一輩領導人親手打下天下，對掌權的合法地位的沒有不安全感。1949年的民心所向，從大亂到大治，新生共和國的昭昭天命不容置疑。從第二代領導人開始，“天命”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所謂“發展是硬道理”，即以經濟發展為政權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是“鄧小平中興”的核心價值觀，但如果放棄以德治國，這個價值觀將成為“民族偉大複興”的天敵。僅僅搬出孔子來裝點門麵是遠遠不夠的。
    
    
    　　意識形態的失敗對政權合法性衝擊最大。如果還不把道德重建視為刻不容緩的第一要務，任何“頂層設計”都將失敗。中國改革派喜談“製度建設”，其實中國的最大問題正是製度太繁，明暗規則太多。體製內的“增量民主論”鼓吹先從細節著手，漸進地“曲線”救國。其實，“同治中興”時期也有類似的“增量改革”思路，馮桂芬曾對此有獨到的見解：“夫例何以設？曰為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譫語，不知所雲。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確實，如果背離了黨的基本宗旨，無論用什麽來“增量”或堆砌也不能救國。
    
    
        作者是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來源：聯合早報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