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稱引文化的成因

作者：薄曉婧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初四日丙戌

　　　耶穌2022年8月1日

無論是史傳(chuan) 文學、諸子散文，或者其他儒家經典等先秦典籍都或多或少稱引了《詩》《書(shu) 》、謠諺等古文獻資源，有的稱引數量達數百次，有的僅(jin) 稱引一次。不僅(jin) 如此，甚至連《詩》也稱引了《書(shu) 》的內(nei) 容，《書(shu) 》則稱引了數則謠諺。可見，《詩》《書(shu) 》及謠諺已深入人心，成為(wei) 公認的權威性文獻，並作為(wei) 記錄古人言行和史實的載體(ti) ，以及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標準，被人們(men) 援引、稱述，作為(wei) 立論的依據。本文主要從(cong) 崇古之風、政治用途、外交辭令、議論品評這四個(ge) 方麵來探討先秦稱引文化的成因。

崇古之風

春秋時期人們(men) 對古聖先賢有著崇拜情結，對久遠的古代有著美好憧憬。如老子向往太古時代的淳樸之德，希望人民能回到結繩記事的時代，生活在寧靜、自然、和諧之中。孔子對堯、舜、周文王和周武王十分景仰，對周禮亦是推崇備至，迫切希望重建西周時期的典章製度。墨子則“祖述堯舜禹湯之道”，論述墨家學說時必稱引先王言行，以期達成人與(yu) 人之間“兼相愛、交相利”的交往模式。

這種崇古之風可追溯至先民的祭祀活動。先民在祭祀先祖時，往往追憶並讚頌先祖的光輝功績，為(wei) 了讓後世子孫從(cong) 中汲取經驗教訓並恪守祖訓，這些讚頌之辭通過口耳相傳(chuan) 或文字整理被記錄下來。後代子孫不斷舉(ju) 行祭祀祖先儀(yi) 式，逐漸從(cong) 對祖先的緬懷追憶中發展出對古聖先賢的崇尚情愫。舜崇尚“古人之象”，對古人服飾上的圖案心生向往，以之為(wei) 服飾標準，上衣下裳分別繪製古人服飾的圖形、花紋。商代之民崇天事祖，尚鬼尊神，遵守天命。為(wei) 了解決(jue) 王位爭(zheng) 奪的混亂(luan) 局麵，商王盤庚在遷殷時就告誡臣民，先王每有大事必定恪守天命，自己也要繼承遵從(cong) 天命的傳(chuan) 統以“紹複先王之大業(ye) ”。周代之民“敬天法祖”，宗法製度得到完善，對先祖的崇尚更進一層。

由此，到了春秋時期，“奉天法古”思想逐漸生成，賢人效法聖人，聖人效法天神。孔子“信而好古”，“古”指的是先王和賢人的行為(wei) 事跡。他在言辭之中對堯大加讚譽，崇拜古帝高尚的德行。為(wei) 了維護社會(hui) 秩序，孔子以西周的禮儀(yi) 製度為(wei) 貴，試圖恢複周禮。但是，崇古並不意味著完全複古，在孔子看來，每一朝代都會(hui) 對之前的朝代在社會(hui) 製度上有所損益，崇尚周政並不意味著完全照搬西周的製度。為(wei) 了宣揚崇古思想，孔子編訂的儒家典籍具有宣傳(chuan) 教化的功能，使“古”的重要性得以彰顯。曾參後學公孟子認為(wei)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即君子在具備仁德修養(yang) 之前必須模仿古人言論談吐及衣著服飾。

政治用途

周朝建立初期，為(wei) 了維護社會(hui) 秩序，消除不安定隱患，采取了一係列治國安邦的措施。其中“奉天法古”思想是周人在總結商代滅亡教訓基礎上形成的。周公雲(yun) ：“弗吊天降喪(sang) 於(yu) 殷，殷既墜厥命……以予監於(yu) 殷喪(sang) 大否，肆念我天威。”（孫星衍《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周公認為(wei) 商朝之所以覆亡，原因在於(yu) 不敬上天。他時刻警惕商代的經驗教訓，不忘上天對商朝的懲罰，以避免亡國之災。召公同樣汲取了夏和商的教訓，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國家因不重視德行而失去天命，於(yu) 是告誡周成王要敬德，使天命變得永久。二者均總結了夏商滅亡的曆史教訓，並以之為(wei) 鑒，以德治國、敬天保民，從(cong) 而穩定了周代的社會(hui) 秩序。

春秋之時，周王室日漸衰微，周天子的權威不再至高無上。征伐之事已不受周天子的掌控，各諸侯國之間戰火連綿不絕，爭(zheng) 霸、吞並之事屢屢發生。在這個(ge) 複雜多變的時期，禮製很難維持，各諸侯國內(nei) 政治鬥爭(zheng) 時有發生，社會(hui) 日益動蕩不安。於(yu) 是在治理國家、統治百姓方麵更需要良策，向古代學習(xi) 成為(wei) 一條重要途徑。正所謂“春秋傷(shang) 世變，援古以治今也”（廖平《穀梁古義(yi) 疏》）。諸侯治理國家需要參考記載古聖先賢言行的古文獻，以更好地教化子民。卿大夫在說服、規勸國君以及提出治理國家的政策時，也會(hui) 援引古例，使言論更具說服性。

子書(shu) 中也多次稱引古文獻，試圖用古聖先賢的言行解決(jue) 現實政治困局以及實施教化。孔子時常以史為(wei) 證，希望國君能效仿堯、舜、禹、湯、周文王和周武王。墨子稱引古聖先賢也非常頻繁，時時援引“先聖六王”的言論事跡，為(wei) “兼愛”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他認為(wei) “先聖六王”做到了“兼愛”，當今之世也應該推崇“兼愛”思想，從(cong) 而使人與(yu) 人之間像遠古時代一樣和諧相處。

外交辭令

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頻繁聘問，或解決(jue) 政治糾紛，或建立盟約關(guan) 係，因而外交辭令顯得尤為(wei) 重要。《左傳(chuan) 》記載了很多外交辭令，其中大部分都是通過引《詩》來表述想法和見解的，賦詩儼(yan) 然已經成為(wei) 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這種賦詩言誌的外交方式源於(yu) 西周時的燕享之禮，據《左傳(chuan) 》記載始於(yu) 魯僖公二十三年，在春秋時期大為(wei) 盛行。在朝聘燕享之時賦詩言誌，既可以賦新辭，也可以引用全篇《詩》或其中章句，進行歌詩、頌詩、賦詩、弦詩、舞詩。言誌指的是表明引《詩》者本人誌向而非原《詩》之義(yi) ，因為(wei) 在引《詩》時經常斷章取義(yi) ，與(yu) 原《詩》之義(yi) 未必相符。列國聘盟必稱詩諭誌，詰問辯解亦引詩為(wei) 證，體(ti) 現其政治目的。外交辭令需要稱引《詩》的章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其一為(wei) 微言相感。周代重禮樂(le) ，《詩》與(yu) 禮樂(le) 文化關(guan) 係緊密，是諸侯士大夫必學教材，傳(chuan) 播較為(wei) 廣泛。引《詩》能使諸侯士大夫彼此之間的交流溝通更加方便默契，於(yu) 是你來我往之間互相引《詩》作為(wei) 答對，這就是微言相感。在表達立場時，引《詩》可以加強言辭，“耀明其誌”，使對方聞弦歌而知雅意。若使者擅長賦詩、應對得體(ti) ，言辭有“文”，就能更好地完成出使任務。反之，若言辭無“文”，賦詩不當便可能引發事端。可以說賦詩既是一門語言藝術，也是一把雙刃劍，有“文”者勝過萬(wan) 千言論，無“文”者行而不遠。《左傳(chuan) 》有關(guan) 賦詩言誌的第一次記載可以說明“文”的重要性。重耳本來打算邀請狐偃陪同他赴秦國之宴，然而狐偃卻推拒了此事，因為(wei) 他自知言辭無“文”，無法在宴席上展示賦詩的魅力，於(yu) 是舉(ju) 薦了有“文”之士趙衰。宴會(hui) 之上，重耳賦《河水》一詩表達了自己的依附意圖，秦穆公當即心領神會(hui) ，以《六月》做出回應，暗藏扶持重耳之意。繼而，趙衰斷章取義(yi) ，機智生動地賦予《詩》全新的涵義(yi) ，讓重耳拜謝秦穆公，從(cong) 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如此一來一往就商定了要事。

其二為(wei) 遊說所需。使者前往他國化解矛盾，首先要維護本國的尊嚴(yan) ，其次謀求相關(guan) 利益，顯示所代表國家的文化力量。這就需要博學多識、嫻於(yu) 辭令、膽識過人、善於(yu) 應變的公卿士大夫來擔任。使者談吐之時，需要用語得體(ti) ，言辭委婉典雅，《詩》之章句多為(wei) “雅言”，適合以詩代言。據《戰國策》記載，楚國春申君是個(ge) 能言善辯之人，聽聞秦欲伐楚，於(yu) 是前往秦國遊說秦昭王。他在言辭之中稱引了《詩·大雅·蕩》和《易·未濟》來說明秦滅楚後會(hui) 後患無窮，又引《小雅·巧言》說明秦國若攻打楚國，韓、魏兩(liang) 國勢必趁虛而入攻打秦國。春申君采取斷章取義(yi) 的引用方法分析了個(ge) 中利弊，委婉地表達勸諫之意，最終打消了秦昭王攻打楚國的想法。

其三為(wei) 賦詩觀誌。通過引《詩》進行酬答，從(cong) 旁“觀誌”以臧否人物。如宋國大夫華定因不知詩，且不會(hui) 賦詩應答，被昭子預言必會(hui) 逃亡。又如鄭國大夫伯有賦《鶉之奔奔》一詩，諷刺意味深重。趙孟見詩中最後一句指責國君德行有虧(kui) ，認為(wei) 伯有公然怨恨國君，並斷定其不久後將會(hui) 被國君所殺。子展賦《草蟲》一詩，詩中有“我心則降”之句，趙孟聽後認為(wei) 子展身居高位卻不忘降抑自身，這樣方能長久。

議論品評

春秋時期時人經常有感而發，喜好針對某些事物以及人物進行議論品評。各諸侯國國君基本上都以禮治國，習(xi) 慣把禮作為(wei) 評價(jia) 事物的標準，一旦某些事物合於(yu) 禮，眾(zhong) 人就會(hui) 誇讚不絕，認為(wei) 這會(hui) 帶來好的結果。相反，若某些事物不合於(yu) 禮，眾(zhong) 人就會(hui) 紛紛指責，甚至痛恨、怒罵，認為(wei) 這會(hui) 招致禍患。當時，很多人喜歡預測事物的發展，總是在事物中看到一些征兆，並以此為(wei) 依據，判定後續會(hui) 招來禍患或者惠及子孫，進而發表議論或對人物行為(wei) 做出品評。

《左傳(chuan) 》《國語》中有對時人議論品評的豐(feng) 富記載。議論事物、品評人物是為(wei) 了起到一定的規範作用，且古人倡導立言有本，這就需要尋找一些有影響力的話語資源。《詩》《書(shu) 》《易》等典籍均是先民智慧和經驗的結晶，於(yu) 是人們(men) 在議論品評之時，自然而然就稱引了其中與(yu) 所議論的人和事較為(wei) 貼切的某一句話，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以增強說服力。例如，《左傳(chuan) 》中記載君子品評潁考叔時，稱引了《詩》中“孝子不匱”之句。通過稱引的這句詩可看出潁考叔不僅(jin) 是個(ge) 純孝之人，還是一個(ge) 能做到《詩》中所倡導品行的人，他的形象由此得到升華。晉景公會(hui) 見魯成公時態度不恭敬，就引發了季文子的議論，季文子認為(wei) 晉景公一定會(hui) 有災禍，並稱引《敬之》中的詩句來證實他的推測。

綜上所述，先秦稱引文化的成因主要包括四個(ge) 方麵：崇古之風、政治用途、外交辭令和議論品評。首先，崇古之風影響著先民的一言一行，先賢的言行事跡被他們(men) 不斷地稱頌模仿。周代建立之初，國君在治理國家時重視借鑒古時事跡，每每援古治今。其次，諸侯國之間來往聘問時的外交辭令頻繁引《詩》，或微言相感，或遊說所需，或賦詩觀誌。再者，先秦時期盛行“好議”之風，議論品評多引《詩》《書(shu) 》《易》等古文獻。由此，先秦稱引文化逐漸盛行，先秦文獻中的稱引現象大量出現。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