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文化視域下江南實學精神的曆史演進

作者：朱光磊（蘇州大學東(dong) 吳智庫研究員、政治與(yu) 公共管理學院哲學係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西曆2021年9月17日

在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化最初來自《周易·賁卦》：“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之道是天文，而人對於(yu) 天地之道的覺察省悟就是人文。既考慮到天文，又開展出人文，以之來創造世界、更新生活，就是文化。可以說，文化的含義(yi) ，本身就與(yu) 天時地利以及人類實踐密不可分。

長江是中國最為(wei) 重要的地利之一。從(cong) 南北看，長江是天塹；從(cong) 東(dong) 西看，長江是通途。這一特征，最初僅(jin) 僅(jin) 區分了地理上的南北，此後又導致了政治上的南北和經濟上的南北。地理、政治、經濟的南方印象的疊加，奠基了江南文化的基礎，孕育了江南地區絢麗(li) 多姿的文化生命，也熏陶了後出轉精的實學思想。這種實學思想成為(wei) 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ye) 發展的精神動力。

江南文化的塑形與(yu) 成形

肇自先秦，直至兩(liang) 宋，是江南文化的塑形期。在此期間，發生了三次主動、三次被動的文化傳(chuan) 播事件，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三次主動的文化傳(chuan) 播事件是中原文化的三次南傳(chuan) 。第一次是泰伯奔吳，當時江南地區仍處在斷發文身的蠻荒狀態，泰伯帶來了先進的周文化，弦歌教化，開啟民智。第二次是孔子弟子言偃南遊。言偃號稱南方夫子，帶來了儒家的禮樂(le) 文化。第三次是北宋二程夫子高足楊時的南歸。程顥稱之為(wei) “吾道南矣”。楊時在無錫創建了東(dong) 林書(shu) 院，一傳(chuan) 羅從(cong) 彥，二傳(chuan) 李侗，三傳(chuan) 朱熹。朱熹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有“春秋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yu) 武夷”之說。南方朱子學的形成，代表華夏的文化中心地區已經由北方移向南方。與(yu) 此相應，三次被動的文化傳(chuan) 播事件是三次衣冠南渡。第一次是永嘉之亂(luan) 以後，司馬睿渡江，在江南建立東(dong) 晉政權；第二次是安史之亂(luan) 以後直到李昪渡江，在江南建立南唐政權；第三次是靖康之難以後，趙構渡江，在江南建立南宋政權。雖然三次衣冠南渡，都出於(yu) 北方政治動蕩而南下避亂(luan) ，但在客觀上卻滋養(yang) 和提升了南方文化。

自明代開始，江南文化進入了成形期。“蘇常熟，天下足”的諺語，以及京杭大運河南糧北運的絡繹不絕，揭示了江南經濟地位的重要性。而明清兩(liang) 代，由南方科舉(ju) 選士人數大大超過北方，也可窺見江南人文之盛況。自明清以來，北方的政治中心地位，南方的經濟、文化地位，已經初具規模，而經過京杭大運河，南方經濟與(yu) 人才對於(yu) 北方的反哺，也開始成為(wei) 南北交流的常態。隨著南方文化進入成形期，其主體(ti) 性地位也日益彰顯。無論是東(dong) 林書(shu) 院“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的家國情懷，還是武昌起義(yi) 、南昌起義(yi) 在近代史上推動革命的裏程碑事件，都孕育於(yu) 江南文化的精神沃土之中。可以說，成形後的江南文化已經深深地影響了華夏文明的曆史進程。

江南文化精神的演變邏輯

江南文化的塑形與(yu) 成形是一段曲折的曆史，其實質則是以長江為(wei) 界的南北文化的互動過程。正是這種互動，導致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內(nei) 在轉變。

由先秦之質樸而至六朝之綺靡，可謂一變。江南文化最初登上華夏曆史舞台時，呈現出一幅蠻荒粗野的圖景。無論是幹將莫邪的曆史傳(chuan) 說，還是伍子胥吳戈滅楚的複仇故事，無不體(ti) 現出彪悍強幹的質樸氣息。而在這種原始生命的質樸中，也蘊含著對宇宙人生無窮的思考，這種思考超脫而空靈，形成《楚辭》以及頗具楚地文化特色的道家思想。當中原的儒家文化南渡長江以後，與(yu) 江南本土文化融合，原本彪悍強幹的質樸氣息被逐漸馴化。降至六朝時期，原來“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的熱血氣概一掃而空，江南文化的生命氣息由質樸無華變為(wei) 文飾點綴，產(chan) 生了綺靡濃豔的文風。同時，儒家文化與(yu) 道家文化融合，孕育出了魏晉玄學。這股玄風倡導用超然的態度處理名教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討論了如何身在倫(lun) 常名教的規訓中而心卻獲得無盡的逍遙自在。

由隋唐之玄虛而至宋明之剛健，可謂二變。在玄學興(xing) 起後不久，又適值佛教東(dong) 傳(chuan) 。原本出世的宗教增添了江南文化的形上之思，而江南文化也對佛教文化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開創了南宗禪風。如果說佛、道的興(xing) 盛，多半承繼了遠古江南地區的空靈之思而對現實人生缺乏積極建設，那麽(me) 當這種學風與(yu) 切近實用的南下儒學相結合時，則產(chan) 生了對於(yu) 宇宙人生持有積極態度的宋明理學。宋代理學由洛學、關(guan) 學發展為(wei) 閩學，學術中心從(cong) 北方轉向南方。而明代理學更是以南方的心學為(wei) 精要，陳白沙、王陽明、劉蕺山等儒學大師，無一不是出自南方。

由晚明之空談而至清初之實幹，可謂三變。清軍(jun) 南下，江南士子拚死抵抗。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反思空談心性之流弊，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南方大儒，他們(men) 猛烈批評了僅(jin) 僅(jin) 止於(yu) 分析道德概念與(yu) 證悟個(ge) 人境界的空談之風，積極主張經世致用的踐行之學。至此，南方學風由空談轉向實幹，由片麵追求形上之思轉變為(wei) 形上形下一體(ti) 而健全的開展。

民族工商業(ye) 發展的地理便利與(yu) 文化傳(chuan) 承

明清以來江南地區民族工商業(ye) 的發展，既得益於(yu) 長江的交通便利，又得益於(yu) 江南文化中的實學精神。在地理上，長江橫貫東(dong) 西，溝通了洞庭湖、鄱陽湖、巢湖、洪澤湖、太湖等幾大湖泊，串聯了雅礱江、岷江、嘉陵江、烏(wu) 江、湘江、漢江、贛江等幾大支流，聯結了巴蜀、荊楚、吳越三大文化地區。長江三角洲湖泊密布、平原廣闊，方便了農(nong) 業(ye) 灌溉、貿易運輸。經由長江往北，可由京杭大運河進行南北貿易，往東(dong) 又可出海進行中外貿易。這些地理優(you) 勢，為(wei) 民族工商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在文化上，南方的知識分子首先突破“重農(nong) 抑商”的思想束縛，北宋天台縣令鄭至道提出“四民皆本”、明代王陽明提出“四民異業(ye) 而同道”，而顧炎武、黃宗羲等啟蒙思想家的搖旗呐喊更是確立了工商業(ye) 在儒家實學中的地位。孕育於(yu) 江南文化中的實學精神，極大地鼓舞了飽讀儒家詩書(shu) 的仁人誌士投身於(yu) 實業(ye) 救國的大潮中。在中國近代史上，江南地區誕生了張謇、盛宣懷、唐文治、榮氏家族等一大批民族實業(ye) 家群體(ti) ，他們(men) 秉持著儒家傳(chuan) 統中經世濟民、開物成務的精神，投身於(yu) 鐵路、礦業(ye) 、工業(ye) 、紡織業(ye) 、銀行業(ye) 、教育業(ye) 等民生領域，促進了江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增長，奠定了中國由農(nong) 業(ye) 文明轉向工業(ye) 文明的物質基礎，推動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曆史進程。

直至當代，江南實學精神的曆史演進還在持續與(yu) 提升之中，這種精神促成了眾(zhong) 多城市的改革實踐與(yu) 經濟騰飛，開創了以“蘇南模式”“江蘇經驗”為(wei) 代表的經濟發展、社會(hui) 治理的有效路徑。而在新時期，江南實學精神必然與(yu) 新時代新實踐相結合，創造出更為(wei) 豐(feng) 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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