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君子”的製度身份、社會(hui) 權勢及其政治空間

作者：李磊（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在秦律中，“君子”為(wei) 法律身份。秦律對“君子”監督管理力役、徒卒、戍者的責任及其若令史守官嗇夫、其子備員縣小佐等權利作了具體(ti) 規定。史傳(chuan) 所見兩(liang) 漢士君子的吏任多以縣鄉(xiang) 嗇夫起家，這與(yu) 秦簡《置吏律》的規定基本一致。兩(liang) 漢察舉(ju) 製與(yu) 太學製以郡國為(wei) 責任單位，郡國由此成為(wei) 君子仕進的重要場域。兩(liang) 漢之際士君子的豪強化使鄉(xiang) 論成為(wei) 選舉(ju) 的關(guan) 鍵因素，“給事縣廷”不再是必經的吏序。東(dong) 漢後期，維護鄉(xiang) 論的清流勢力獨占“士君子”名分，他們(men) 以天下為(wei) 政治空間，並將“君子之望”名號化。曹魏君子士族化後，“君子—小人”之別被視作“吏—民”之別，士君子走上了通往寄生官僚的道路。

關(guan) 鍵詞：秦漢；君子；法律；政治空間

作者簡介：李磊，男，1977年生，湖北武漢人，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思想史、漢唐史、朝鮮半島古代史。

“君子”範疇除被先秦儒家在德性層麵予以界定之外【1】，亦為(wei) 戰國秦漢法律製度所規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中《徭律》與(yu) 《置吏律》各有一例，《秦律雜抄》中有兩(liang) 例。新近公布的嶽麓書(shu) 院簡[肆]《戍律》（184-185號簡）《置吏律》（210-221號簡）將君子與(yu) 大夫、小爵及公卒、士五（伍）並置。可見“君子”不僅(jin) 是士階層的自稱，更是一種法律身份。睡虎地秦簡《為(wei) 吏之道》對為(wei) 吏者的德性提出了要求，這表明君子之德內(nei) 在於(yu) 當日的政治規範。《史記》所記錄的“君子長者”，一方麵具有內(nei) 在的德性自覺，另一方麵又遵循律法規定。東(dong) 漢推行“名教之治”，清議中的“君子”話語既囊括儒家的正名論，也隱含循名責實的刑名學。可以說，秦漢君子近四百年的生存與(yu) 發展皆處於(yu) 製度與(yu) 道德的雙重規範之下。東(dong) 漢清議常將“禮法”連稱，體(ti) 現的正是君子所處的這兩(liang) 重規範性環境。本文擬對秦漢君子的製度身份進行梳理，考察法律及選舉(ju) 製度之下君子社會(hui) 權勢的變化及其政治空間的擴展，由此呈現知識階層在曆史進程中的角色及其價(jia) 值。

一、秦漢縣鄉(xiang) 場域中的“君子”

在秦簡《置吏律》中，君子具有明確的法律身份，擁有法定的權利與(yu) 責任。綜合睡虎地秦簡與(yu) 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中的相關(guan) 條文，引述如下：

官嗇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無）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2】

縣除小佐毋（無）秩者，各除其縣中，皆擇除不更以下到士五（伍）史者為(wei) 佐，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歲以上備員，其新黔首勿強，年過六十者勿以為(wei) 佐。【3】

《置吏律》規定了行政體(ti) 係中君子的職權，在官嗇夫不存的情況下，君子以類似於(yu) 令史的身份代行權責。令史為(wei) 縣級政府中排名較前的屬吏【4】。君子之子則在縣小佐的候選範圍內(nei) ，擁有與(yu) 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同等的選任資格。“君子”之名不是具體(ti) 的吏名，不是某一類政府屬吏的通稱，也不是官爵或民爵中的一級，它是作為(wei) 官吏預備隊伍之知識階層的專(zhuan) 稱5。“君子”身份須兼具社會(hui) 認同與(yu) 官方認定。正因“君子”是法律身份，故而擁有“若令史守官”的法定權力，以及蔭護其子候選縣小佐的待遇。除法定權力外，秦律還規定了“君子”的法律責任。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中《徭律》《秦律雜抄》及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有相關(guan) 記載，茲(zi) 引於(yu) 下：

興(xing) 徒以為(wei) 邑中之紅（功）者，令（嫴）堵卒歲。未卒堵壞，司空將紅（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複垣之，勿計為(wei) 䌛（徭）。【2】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長、仆射不告，貲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貲二甲。【6】

戍者城及補城，令姑（嫴）堵一歲，所城有壞者，縣司空署君子將者，貲各一甲；縣司空佐主將者，貲一盾。【6】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為(wei) 除戍一更。【3】

《徭律》規定君子在力役勞動中負有領導與(yu) 監督之責。若邑中力役之功不成，則君子被定為(wei) 有罪。《秦律雜抄》34規定了君子在徒卒上宿方麵的法律責任。若徒卒不上宿或上宿以後擅自下，作為(wei) 責任人的君子要被罰貲。《秦律雜抄》40-41與(yu) 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184-185對君子監督戍者築城方麵的責任，以及守官除戍的條件與(yu) 待遇作了規定。綜合上引秦律條文可知，在縣級行政體(ti) 係中，君子的地位等同於(yu) 縣令史，在缺官嗇夫的情況下，可代行職權；君子負有管理、監督力役、徒卒、戍者的責任。

從(cong) 朝廷的立場來看，賦予君子法定身份，意在將社會(hui) 勢力納入行政體(ti) 係，使之成為(wei) 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輔助。由於(yu) 君子的知識階層屬性，將之納入行政體(ti) 係還意味著在政治場域中引入知識與(yu) 德性。在睡虎地秦簡《為(wei) 吏之道》中，可以看到秦製對於(yu) 行政倫(lun) 理的明文規定。其文曰：

凡為(wei) 吏之道，必精絜（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無）私，微密韱（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嚴(yan) 剛毋暴，廉而毋刖。【7】

行政場域的倫(lun) 理需求，是將君子納入行政體(ti) 係的重要緣由。元狩六年（前117）漢武帝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諭三老孝弟以為(wei) 民師，舉(ju) 獨行之君子，征詣行在所”【8】。將“獨行”君子以特招的方式納入官僚集團，著眼的正是行政場域的德性問題。

西漢縣、鄉(xiang) 三老承襲秦製，始置於(yu) 高祖二年（前205）【9】。元狩六年詔書(shu) 將君子與(yu) 三老並舉(ju) ，表明所征君子為(wei) 縣域、鄉(xiang) 域的社會(hui) 群體(ti) ，而非泛泛意義(yi) 上的知識階層。《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言：“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10】。將君子、長者連稱，表明了君子與(yu) 長者相類的性質。在戰國秦漢的製度用語中，長者與(yu) 三老、父老指民間領袖，身份與(yu) 官吏相對【9】。薄父為(wei) 吳人，秦朝時曾與(yu) 魏國宗室女私通，似有一定的社會(hui) 地位。但從(cong) 其死葬山陰等情況來看【11】，薄父平生以吳地為(wei) 主要活動範圍，故《史記》以“君子長者”相稱，意在表明他在縣、鄉(xiang) 地方社會(hui) 中的領袖地位。

除“特招”外，兩(liang) 漢君子有慣常的吏任之序，起點是在縣、鄉(xiang) 任嗇夫。史傳(chuan) 中所見的情況與(yu) 秦簡的法律規定基本一致。如《漢書(shu) ·鮑宣傳(chuan) 》所載鮑宣的吏序：“好學明經，為(wei) 縣鄉(xiang) 嗇夫，守束州丞。後為(wei) 都尉太守功曹，舉(ju) 孝廉為(wei) 郎”【12】。由前引《置吏律》可知，君子獲得吏職的一個(ge) 重要途徑是以等同於(yu) 令史的身份代理官嗇夫。鮑宣以“好學明經”為(wei) 縣鄉(xiang) 嗇夫，正是遵循這一職任途徑。《後漢書(shu) ·鄭玄傳(chuan) 》載：“玄少為(wei) 鄉(xiang) 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le) 為(wei) 吏，父數怒之，不能禁。”【13】鄭玄八世祖鄭崇曾在哀帝時任尚書(shu) 仆射。《鄭玄別傳(chuan) 》：“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hui) 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誌，不在所願’也。”【14】鄭玄父、母家均為(wei) 富族，不僅(jin) 有財富積蓄，而且有文化教養(yang) 。按照淮南王劉安對君子的界定，“農(nong) 夫勞而君子養(yang) 焉”【15】，鄭玄在任吏職之前亦屬君子之列。鄭玄起家為(wei) 鄉(xiang) 嗇夫所遵循的也是秦代以來的吏任之序。可見遲至東(dong) 漢中後期，在縣、鄉(xiang) 為(wei) 吏，仍是君子履職的基礎環節。正因如此，鄭玄不樂(le) 為(wei) 吏意味著自棄前程，其父才會(hui) 屢次發怒。

與(yu) 秦代不同的是，元光元年（前134）察舉(ju) 製與(yu) 太學製的建立，讓君子有了突破縣域政治的機會(hui) 。君子向朝廷發展的關(guan) 鍵結點是州郡，州郡的識鑒與(yu) 薦舉(ju) 關(guan) 乎君子政治前途。《後漢書(shu) ·列女傳(chuan) 》記載了鮑宣的仕進曆程：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嚐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xi) 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cong) 。”宣笑曰：“能如是，是吾誌也。”妻乃悉歸侍禦服飾，更著短布裳，與(yu) 宣共挽鹿車歸鄉(xiang) 裏。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xiang) 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xing) 初為(wei) 魯郡太守。【16】

桓少君論嫁時，鮑宣隻是跟隨桓父學習(xi) 的書(shu) 生，按其自述，處於(yu) “貧賤”狀況，但桓少君仍依其“修德守約”的德行稱之為(wei) “君子”。所謂“鄉(xiang) 邦稱之”，乃指鮑宣夫婦的德行被州郡所了解並稱讚，故而鮑宣才能由鄉(xiang) 嗇夫被提拔為(wei) 州郡僚佐，先後為(wei) 守束州丞、都尉太守功曹，並被舉(ju) 孝廉為(wei) 郎。這是他後來官至司隸校尉的重要資曆。鄭玄的情況與(yu) 之類似，據《後漢書(shu) ·黨(dang) 錮列傳(chuan) 》，北海相杜密“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wei) 鄉(xiang) 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17】。“鄉(xiang) 佐”即鄭玄所任的鄉(xiang) 嗇夫。緣於(yu) 北海相杜密的賞識，鄭玄才能由高密縣鄉(xiang) 佐被召署任郡職，進而入太學受業(ye) 。對於(yu) 以縣域為(wei) 發展空間的君子而言，察舉(ju) 製與(yu) 太學製的名額雖少，但畢竟建立了從(cong) 地方社會(hui) 領袖向朝廷官吏轉化的製度化途徑。

二、從(cong) 縣到郡：東(dong) 漢君子社會(hui) 權勢的提升與(yu) 政治場域的擴大

隨著地方社會(hui) 與(yu) 朝廷之間政治通道的建成，商人、豪強地主紛紛以改變文化麵貌的方式躋身君子之列。《後漢書(shu) ·李通傳(chuan) 》記載了南陽宛縣李氏的發展情況。李氏“世以貨殖著姓”，李守“初事劉歆，好星曆讖記”，在王莽主政時擔任郡國宗卿師，其子李通任五威將軍(jun) 從(cong) 事，出補南郡巫縣丞。後來李通“居家富逸，為(wei) 閭裏雄，以此不樂(le) 為(wei) 吏，乃自免歸”，“會(hui) 光武避（事）[吏]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18】。“世以貨殖著姓”的李氏因文化麵貌的改變（李守“初事劉歆”），而被光武帝視作士君子。

知識分子、商人、豪強地主在地方社會(hui) 的合流，對以編戶齊民製為(wei) 基礎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戰。兩(liang) 漢之際聚集鄉(xiang) 黨(dang) 、賓客起兵的多是這些具有一定文化的地方著姓【19】。根據王彥輝的研究，東(dong) 漢三國時期縣域管理體(ti) 係發生了很大變化，鄉(xiang) 成為(wei) 稅區，賦稅、力役等管理事務多集中於(yu) 縣廷【20】。籾山明依據長沙東(dong) 牌樓出土木牘，認為(wei) 東(dong) 漢後期鄉(xiang) 、亭的平訴職能已近癱瘓，地方的司法救濟轉由郡督郵掾負責【21】。王符《述赦篇》講述了東(dong) 漢司法腐敗的社會(hui) 後果：“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wan) 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shu) 而空遣去者，複什六七矣。”【22】王符認為(wei) 即便有能力依司法程序上訴至尚書(shu) 機構的君子，也難以維護權益。東(dong) 漢地方治理體(ti) 係的這些變化，部分動因是大姓、著姓的發展所導致的鄉(xiang) 政瓦解。在地方治理缺失的情況下，豪強化的君子重塑了自己的社會(hui) 角色。

仲長統《損益篇》言：“彼君子居位為(wei) 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23】仲長統這一觀點所針對的是“謂薄屋者為(wei) 高，藿食者為(wei) 清”的選士標準，但他強調了君子“為(wei) 士民之長”的身份，認為(wei) 朝廷應該給予“重肉累帛，朱輪四馬”的待遇。仲長統認為(wei) 隻要取之有道，君子是有權利享受的，“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wei) 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wei) 勞”【23】。仲長統的主張反映了君子與(yu) 豪強合流後的自我意識，以“士民之長”享有財富與(yu) 權力。《後漢書(shu) ·王暢傳(chuan) 》記載了劉表與(yu) 南陽太守王暢圍繞著郡中豪族是否有權“奢靡”的一段對話：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cong)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jian) 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閑。蘧伯玉恥獨為(wei) 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yu) 世乎？”【24】

南陽郡為(wei) 東(dong) 漢帝鄉(xiang) ，“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xiang) 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dang) 有釁穢者，莫不糾發”。後在功曹張敞的勸諫下，王暢“更崇寬政，慎刑簡罰”【24】。王暢試圖以“布衣皮褥”“車馬羸敗”的君子之道教化南陽豪族，但這一方式被劉表視作“夷齊之末操”。在劉表看來，居上位者有權而且應當比居下位者更為(wei) 奢靡。

劉表與(yu) 王暢同為(wei) 山陽高平人，山陽與(yu) 南陽是黨(dang) 錮之禍最為(wei) 嚴(yan) 重的兩(liang) 個(ge) 地區。在第一次黨(dang) 錮之禍中，範滂被釋放，“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liang) ”【25】。第二次黨(dang) 錮禍起山陽，劉表、張儉(jian) 等二十四人被告發“別相署號，共為(wei) 部黨(dang) ，圖危社稷”【26】。劉表名列天下“八及”與(yu) 山陽“八顧”之列。《後漢書(shu) ·黨(dang) 錮列傳(chuan) 》雲(yun)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26】。劉表等山陽、南陽名士的觀點代表了士君子的普遍看法。崇尚“夷齊之末操”主要發生在黨(dang) 錮之禍後【27】。

盡管豪強化的君子強調享有奢華的權利，但他們(men) 在精神上畢竟是君子，正如北海名士邴原所言，“君子於(yu) 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28】，具有強烈的正俗意識。荀悅《申鑒》說：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wan) 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chou)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yu) 準驗。聽言責事，舉(ju) 名察實，無惑詐偽(wei) ，以蕩眾(zhong) 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奸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nei)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誌平矣。是謂正俗。【29】

與(yu) 儒家傳(chuan) 統的正名論相比，荀悅強調“聽言責事，舉(ju) 名察實”對於(yu) 正俗的意義(yi) 。荀悅生活在漢魏之際，這一正俗說是將刑名學納入名教之治中，既針對百姓，也針對君子。朱穆《崇厚論》言：“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wei) 邪，義(yi) 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複習(xi) 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30】朱穆卒於(yu) 桓帝延熹六年（163)【30】，所言“君子為(wei) 邪”乃順、桓之際的風氣。這一風氣在漢魏之際的延續，是荀悅提倡“聽言責事，舉(ju) 名察實”的背景。

對於(yu) 以察舉(ju) 為(wei) 製度依托的名教之治而言，“聽言責事，舉(ju) 名察實”，維護的是君子仕進的公平，這是鄉(xiang) 論清議興(xing) 起的重要動因【31】。《後漢書(shu) ·黃憲傳(chuan) 》詳述了黃憲獲得聲譽的經過：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wei) 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yu) 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yu)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慠，而見憲未嚐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複從(cong) 牛醫兒(er) 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wei) 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ju)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複存乎心。”及蕃為(wei) 三公，臨(lin) 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閬]，不宿而退；進往從(cong) 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32】

如果抽取上述敘事情節的時間線索，可以發現汝南慎陽人黃憲在遇見潁川名士荀淑之前，已經得到同郡同縣名士袁閬、戴良的識鑒。按《後漢書(shu) 》的敘事，黃憲還得到同郡鄰縣名士如平輿陳蕃、汝陽周舉(ju) 的推崇。潁川為(wei) 汝南鄰郡，黃憲在獲得本郡鄉(xiang) 論後又得到鄰郡名士荀淑的賞識。最後，黃憲的名聲為(wei) 天下名士郭林宗所知。郭林宗是太原界休人，地望較之汝南已遠。郭林宗的造訪意味著黃憲被列為(wei) 天下層麵之清議的對象。黃憲的例子展示了君子名聲的傳(chuan) 播規律，由本縣到本郡，由本郡到鄰郡，最後至於(yu) 天下。

黃憲得到本郡名士的識鑒後，本郡太守必須作出“禮進賢達”即擢用為(wei) 掾的姿勢，還須舉(ju) 黃憲為(wei) 孝廉。鄉(xiang) 論清議的作用場域是郡國，這是因為(wei) 郡國是察舉(ju) 的責任單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黃憲並未經曆先任縣佐、官嗇夫。與(yu) 他情況類似的還有郭林宗。《後漢書(shu) 》本傳(chuan) 雲(yun)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鬥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ye) 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製。乃遊於(yu) 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yu) 是名震京師。”【33】給事縣廷即任縣佐、官嗇夫，如前所述，這是秦漢君子所曆吏序的起點。然而郭林宗不願循序漸進，他直接求取天下名士李膺的賞識而“名震京師”，這成為(wei) 他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ju) 有道的依據。黃憲的例子表明，借由清議的輿論傳(chuan) 播，君子的名聲從(cong) 縣、郡擴展至天下。郭林宗的例子則表明，君子可超越州郡縣直接獲取天下名聲。二者的共同點是，在君子的仕途中，“給事縣廷”這一環節是可越過的，而且越來越受到仕進者的鄙視，前文所述鄭玄如此，郭林宗以之為(wei) “鬥筲之役”亦然。

三、從(cong) 郡國到天下：“士君子”政治空間的擴展及其階層的凝固化

郭林宗的“鬥筲”觀念出自《論語·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yu)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xiang) 黨(dang) 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wei) 次矣。’曰：‘今之從(cong) 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34】孔子將“鬥筲之人”排在士與(yu) “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之後。董仲舒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性三品說，《春秋繁露·實性》將性分為(wei) 聖人之性、中人之性、鬥筲之性，認為(wei) 鬥筲之性“不可以名性”【35】。

兩(liang) 漢士人接受儒家的群分觀念，在作“君子—小人”之分的同時，也形成了君子間的認同意識。東(dong) 漢建立之際，蘇竟在給劉龔的勸降信中寫(xie) 道：“蓋聞君子湣同類而傷(shang) 不遇。”劉龔為(wei) 劉歆兄子，“作《記誨篇》及文章傳(chuan) 於(yu) 世”【36】。蘇竟在漢平帝時曾以明《易》而任博士講書(shu) 祭酒，所言“君子湣同類”正是學士之間的身份認同。東(dong) 漢清議的盛行更是強化了君子的同類意識。這種同類意識被社會(hui) 所接受後，進一步明確了君子與(yu) 其他人群的分野。對於(yu) 其他人群而言，獲得君子身份也就成為(wei) 了一種優(you) 待。

《後漢書(shu) ·橋玄傳(chuan) 》載：“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嚐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luan) ，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37】建安七年（202）曹操遣使以太牢祀橋玄，祀文曰：“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wei) 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複。士死知己，懷此無忘。”【38】祀文以“大君子”稱橋玄，認為(wei) 曹操的“增榮益觀”皆是緣於(yu) 橋玄的接納。曹丕即魏王位後，曾自言“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yu) 君子”【39】。曹氏父子對君子身份有很強的執念，曹操借橋玄的識鑒來證明其君子身份，曹丕則借“令”的法律效力來自證君子身份。這是因為(wei) 在黨(dang) 錮之禍前後，士君子已經成為(wei) 某一類士人的獨占概念，既不同於(yu) 秦簡《置吏律》中縣域知識分子的稱謂，也不同於(yu) 兩(liang) 漢知識群體(ti) 的泛稱。《後漢書(shu) ·蔡邕傳(chuan) 》載：

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ju) 用辟召，或出為(wei) 刺史、太守，入為(wei) 尚書(shu) 、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yu) 為(wei) 列焉。【40】

按《後漢書(shu) ·孝靈帝紀》注：“鴻都，門名也，於(yu) 內(nei) 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ju) 召能為(wei) 尺牘辭賦及工書(shu) 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41】鴻都門學諸生有千人之多，他們(men) 通曉尺牘辭賦及工書(shu) 鳥篆。鴻都門學的選拔程序與(yu) 察舉(ju) 製相似，也須經過州、郡、三公舉(ju) 及朝廷課試。然而，鴻都門學諸生卻不被士君子所認同，“士君子皆恥與(yu) 為(wei) 列焉”。這顯然不是緣於(yu) 文化麵貌的差異，而是政治立場的區別。鴻都門學立於(yu) 光和元年（178），正處於(yu) 第二次黨(dang) 錮中（建寧二年—中平元年，169—184）。鴻都門學的政治意義(yi) 在於(yu) 選拔代替黨(dang) 錮名士的士人，因而遭到黨(dang) 錮名士及其支持者的抵製。圍繞著鴻都門學的爭(zheng) 議，反映了士人群體(ti) 的分裂。黨(dang) 錮名士以其所掌控的清議獨占了“士君子”名分。

士君子的分裂雖然顯著於(yu) 黨(dang) 錮之禍，但從(cong) 長時段來看，卻是東(dong) 漢士人以郡國為(wei) 單位展開競爭(zheng) 的結果。《後漢書(shu) ·黨(dang) 錮列傳(chuan) 》言：“初，桓帝為(wei) 蠡吾侯，受學於(yu) 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wei) 尚書(shu)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xiang) 人為(wei) 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dang) 人之議，自此始矣。”【42】周福與(yu) 房植的競爭(zheng) 牽涉漢桓帝的即位合法性問題。周福代表了由外藩入繼的桓帝，以及支持桓帝的梁冀。房植的政治立場接近於(yu) 李固、杜喬(qiao) 等清流勢力，他們(men) 支持清河王劉蒜繼位【43】。周福與(yu) 房植之爭(zheng) 是朝廷鬥爭(zheng) 延伸到郡國層麵的結果，這表明郡國是一個(ge) 相對完整的政治場域。甘陵一郡因周、房“各樹朋徒”“互相譏揣”而分為(wei) 了南北部，深刻地反映了郡國內(nei) 士君子在組織與(yu) 輿論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分裂。牟發鬆考察了引發黨(dang) 錮之禍的汝南、南陽、太原、山陽、東(dong) 海、太山諸郡國的內(nei) 爭(zheng) ，認為(wei) 這些內(nei) 爭(zheng) 源於(yu) 宦官勢力對注重鄉(xiang) 論清議之選舉(ju) 製度的破壞。【44】是否維護鄉(xiang) 論清議在選舉(ju) 中的核心地位，成為(wei) 一郡之內(nei) 清、濁分黨(dang) 的標誌。鴻都門學諸生在選舉(ju) 程序上缺乏鄉(xiang) 論清議的認可，是“士君子皆恥與(yu) 為(wei) 列焉”的關(guan) 鍵原因。

黨(dang) 錮之禍後，維護鄉(xiang) 論清議的勢力獨占“士君子”名分，“士君子”便由知識群體(ti) 的泛稱轉化為(wei) 特定的社會(hui) 身份。這是曹操父子渴求被君子認同的心理基礎。盡管陳寅恪將曹氏父子歸為(wei) “東(dong) 漢內(nei) 廷閹宦階級之代表”【45】，但在政治話語層麵，曹氏卻以士自居，引君子為(wei) 同類。建安十五年（210）“唯才是舉(ju) ”令：“自古受命及中興(xing) 之君，曷嚐不得賢人君子與(yu) 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46】曹操在此令中表達了與(yu) 賢人君子共治天下的意願。《後漢書(shu) ·方術列傳(chuan) 》雲(yun) ：“（郝孟節）為(wei) 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47】曹操以“似士君子”為(wei) 標準挑選方士領袖。漢魏禪讓後，魏文帝於(yu) 黃初四年（223）五月下詔：“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yu) 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wei) 而至？其博舉(ju) 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48】

由於(yu) 曹氏政權中的士君子與(yu) 黨(dang) 錮之禍中的清流勢力在人員構成及思想脈絡上具有曆史連續性，與(yu) 賢人君子共治天下之口號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流勢力對漢魏政局的影響力。與(yu) 東(dong) 漢前中期以郡國為(wei) 政治空間、泛泛意義(yi) 上的士君子相比，漢魏之際的清流勢力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流勢力的人員組織與(yu) 輿論傳(chuan) 播均越出了郡國層麵，出現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天下名士”。不僅(jin) 如此，“天下名士”與(yu) 郡國名士均出現了層級性的分化。《後漢書(shu) ·黨(dang) 錮列傳(chuan) 》：“海內(nei) 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wei) 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49】山陽名士仿照天下名士的層級，“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分為(wei) 八俊、八顧、八及三級，“刻石立墠，共為(wei) 部黨(dang) ”【49】。牟發鬆推測漢魏之際還出現了記述名號序列的《三君八俊錄》【50】。與(yu) 名號序列化的趨勢相應，君子還被進一步區分出具有“君子之望”的賢人。《九州春秋》曰：

（袁）紹延征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wei) 之君，不敢失萬(wan) 民之歡心，況於(yu) 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wei) 矣。”【51】

趙融認為(wei) ，統治者對待“君子之望”的態度將影響民心得失，這是興(xing) 衰成敗的關(guan) 鍵所在。趙融曾與(yu) 袁紹、曹操一同被靈帝任命為(wei) 校尉【52】，他的觀點可代表漢末的一般看法。黃初四年（223），魏文帝詔“博舉(ju) 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所舉(ju) 為(wei) 天下名士，流寓遼東(dong) 的管寧便是在此次“詔公卿舉(ju) 獨行君子”中被司徒華歆所舉(ju) 薦，浮海返回北海郡的【53】。前引漢武帝元狩六年詔以縣域為(wei) 政治空間的“獨行君子”，此時已不在最高統治者的優(you) 待範圍之內(nei) 。統治者對天下名士、賢人君子的特殊優(you) 待，恰恰是尊重名士序列化、君子層級化的結果。

名士序列化、君子層級化是以天下為(wei) 範圍的。易言之，士君子之間的競爭(zheng) 不再以郡國為(wei) 場域，這使其出現了脫離地方的傾(qing) 向。漢末三國的戰亂(luan) 、流亡也造成了士君子與(yu) 籍貫地的分離。依托曹氏政權的士君子，他們(men) 彼此間的階層認同變得越來越重要。魏明帝曾“錄奪士女前已嫁為(wei) 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此舉(ju) 遭到太子舍人張茂的反對。他上書(shu) 諫曰：

臣伏見詔書(shu) ，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wei) 小人，今奪彼以與(yu) 此，亦無以異於(yu) 奪兄之妻妻弟也，於(yu) 父母之恩偏矣。【54】

張茂為(wei) 沛人，上書(shu) 之舉(ju) 被魏明帝視為(wei) “恃鄉(xiang) 裏故也”【54】。沛國、譙郡為(wei) 曹氏屯田地區。據《三國誌·袁渙傳(chuan) 》，建安年間袁渙為(wei) 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le) ，多逃亡”【55】。魏文帝即位後，“帝以譙舊鄉(xiang) ，故大徙民充之，以為(wei) 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56】。除民屯外，豫州亦有軍(jun) 屯。屯田兵既要負擔屯田民的分成租租率，又隸屬於(yu) 士家、兵戶【29】。張茂所謂的吏，並非吏戶，而是指官吏。他以官吏為(wei) 君子，以士家為(wei) 小人，認為(wei) 魏明帝應對二者區別對待，要保護君子的利益。豫州為(wei) 士族集中之地，他們(men) 借由九品中正製掌控了地方政治。張茂上書(shu) 代表了沛、譙乃至豫州的士族利益。“君子—小人”之別被視作“吏—民”之別，可見士族化的君子越來越成為(wei) 封閉自利的群體(ti) 。他們(men) 在道德領域中的退場，將削弱其社會(hui) 動員能力。從(cong) 士族在兩(liang) 晉南朝的發展曆程來看，他們(men) 所走的正是脫離地方社會(hui) 並寄生於(yu) 政權的道路。

四、結論

秦律以“君子”為(wei) 法律身份，對“君子”在縣、鄉(xiang) 中監督管理力役、徒卒、戍者的責任作了具體(ti) 規定，同時賦予“君子”以類似於(yu) 令史的身份代行官嗇夫的職權。君子之子具有與(yu) 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同等的候選縣小佐的資格。史傳(chuan) 中所見兩(liang) 漢士君子的吏任之序多以縣鄉(xiang) 嗇夫為(wei) 起點，這與(yu) 《置吏律》的規定基本一致。

西漢察舉(ju) 製與(yu) 太學製的建立，使君子得以突破縣域政治。由於(yu) 兩(liang) 漢選舉(ju) 以郡國為(wei) 責任單位，郡國便成為(wei) 士君子政治發展的關(guan) 鍵場域。察舉(ju) 製之下，君子、豪強出現了合流趨勢。與(yu) 此相應，東(dong) 漢地方社會(hui) 發生了重要變化，鄉(xiang) 政趨於(yu) 瓦解，賦稅、力役等管理事務多集中於(yu) 縣廷，司法救濟則由郡督郵掾負責。在官方治理缺失的情況下，豪強化的君子重塑了自己的社會(hui) 角色，他們(men) 以“士民之長”自居，強調自己占有財富與(yu) 權力的正當性。士君子社會(hui) 權勢的增大，使鄉(xiang) 論清議成為(wei) 郡國薦舉(ju) 的關(guan) 鍵因素。到了東(dong) 漢後期，“給事縣廷”在君子吏序中已不再是必經的環節。

兩(liang) 漢士人接受儒家的群分觀念，形成了君子間的認同意識。東(dong) 漢後期，宦官勢力對選舉(ju) 的幹預，使郡國內(nei) 的士君子出現分裂。維護鄉(xiang) 論清議的清流勢力獨占了“士君子”的名分，其人員組織與(yu) 輿論傳(chuan) 播超越了郡國層麵，擴大至以天下為(wei) 範圍的政治空間。在這一過程中，士君子出現了三個(ge) 變化：一是名士稱號被序列化，作為(wei) “君子之望”的賢人被區分出來，擁有了更多的政治權利與(yu) 社會(hui) 權勢；二是以天下為(wei) 場域，使士君子的發展有脫離地方的傾(qing) 向，漢末喪(sang) 亂(luan) 更加劇了這一傾(qing) 向；三是“君子—小人”之別被視作“吏—民”之別，士君子走上了寄生於(yu) 政權的道路。

綜觀秦漢君子的政治發展曆程，政治權益的擴展與(yu) 維護是關(guan) 鍵所在。西漢選舉(ju) 製度使君子仕途突破了秦律所規定的縣鄉(xiang) 守官嗇夫、任縣佐這一層級，君子的政治空間由縣鄉(xiang) 拓展至郡國。桓靈之際政治矛盾的激化，迫使清流勢力為(wei) 維護權益而突破郡國場域，以天下為(wei) 政治空間。這一轉變深刻地塑造了漢魏之際的政治格局。與(yu) 政治權益擴展相呼應的是社會(hui) 權勢的增長，兩(liang) 漢之際君子的豪強化與(yu) 漢魏之際君子的士族化，皆是其政治權益輻射於(yu) 社會(hui) 的結果。

注釋
 
1關於“君子”範疇的研究，參見鄧田田：《從〈尚書〉到〈論語〉——儒家“君子”範疇的轉變與固定》，《倫理學研究》2020年第4期；張毅：《論〈左傳〉史料係統與先秦君子問題起源——〈左傳〉“君子”用法詳析》，《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關於“君子”與政治關係的研究，參見洪澄：《儒家“君子執政”思想的現代政治哲學價值》，《哲學研究》2021年第7期。
 
2《秦律十八種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6,47頁。
 
3 陳鬆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37-138,129頁。
 
4 沈剛：《秦簡所見地方行政製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71-72頁。
 
5 “秦代出土文字史料の硏究”班：《嶽麓書院所藏簡〈秦律令（壹）〉譯注稿その（三）》、《東方學報》（2020）第95冊，第109-187頁。
 
6 《秦律雜抄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88,90頁。
 
7 《為吏之道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67頁。
 
8 《漢書》卷6《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80頁。
 
9 牟發鬆：《漢代三老：“非吏而得與吏比”的地方社會領袖》，《文史哲》2006年第6期。
 
10 《史記》卷52《齊悼惠王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03頁。
 
11 《史記》卷49《外戚世家》，第1970頁。
 
12 《漢書》卷72《鮑宣傳》，第3086頁。
 
13 《後漢書》卷35《鄭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07頁。
 
14 《後漢書》卷35《鄭玄傳》注引《鄭玄別傳》，第1207頁。
 
15 《漢書》卷64上《嚴助傳》，第2785頁。
 
16 《後漢書》卷84《列女傳》，第2781-2782頁。
 
17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杜密傳》，第2198頁。
 
18 《後漢書》卷15《李通傳》，第573-574頁。
 
19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3-44頁。
 
20 王彥輝：《聚落與交通視閾下的秦漢亭製變遷》，《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1 籾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製度·社會》、東京：創文社，2015年，第200-224頁。
 
22 《後漢書》卷49《王符傳》，第1642頁。
 
23 《後漢書》卷49《仲長統傳》，第1655,1655頁。
 
24 《後漢書》卷56《王暢傳》，第1825,1823-1824頁。
 
25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範滂傳》，第2206頁。
 
26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傳序，第2188,2187頁。
 
27 李磊：《漢魏之際節義觀的變化與士大夫的精神出路》，《曆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1期。
 
28 《三國誌》卷11《邴原傳》裴注引《原別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52頁。
 
29 《後漢書》卷62《荀悅傳》，第2060頁。
 
30 《後漢書》卷43《朱穆傳》，第1466,1473頁。
 
31 唐長孺：《清談與清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289-297頁。
 
32 《後漢書》卷53《黃憲傳》，第1744頁。
 
33 《後漢書》卷68《郭太傳》，第2225頁。
 
34 程樹德：《論語集釋》卷27《子路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27頁。
 
3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0《實性》，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1頁。
 
36 《後漢書》卷30上《蘇竟傳》，第1042、1047頁。
 
37 《後漢書》卷51《橋玄傳》，第1697頁。
 
38 《三國誌》卷1《武帝紀》裴注引褒賞令載公祀文，第23頁。
 
39 《三國誌》卷2《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第67頁。
 
40 《後漢書》卷60下《蔡邕傳》，第1998頁。
 
41 《後漢書》卷8《孝靈帝紀》，第341頁。
 
42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傳序，第2185-2186頁。
 
43 秦蓁：《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史林》2008年第3期。
 
44 牟發鬆：《範曄〈後漢書〉對黨錮成因的認識與書寫——黨錮事件成因新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45 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48頁。
 
46 《三國誌》卷1《武帝紀》，第32頁。
 
47 《後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第2751頁。
 
48 《三國誌》卷2《文帝紀》，第83頁。
 
49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傳序，第2187,2188頁。
 
50 牟發鬆：《範曄〈後漢書〉對黨錮成因的認識與書寫——黨錮事件成因新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51 《三國誌》卷6《袁紹傳》裴注引《九州春秋》，第195頁。
 
52 《三國誌》卷8《張楊傳》裴注引《靈帝紀》，第251頁。
 
53 《三國誌》卷11《管寧傳》，第356頁。
 
54 《三國誌》卷3《明帝紀》裴注引《魏略》，第105,106頁。
 
55 《三國誌》卷11《袁渙傳》，第334頁。
 
56 《三國誌》卷22《盧毓傳》，第651頁。
 
57 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