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及其命運——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讀後感

作者：餘(yu) 盛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何炳棣先生說，治學當“選第一流的題目，做第一流的學問”。在八股學術和體(ti) 製學術甚囂塵上的當下，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學術作為(wei) 誌業(ye) 的標杆。

1840年以來的國史，是中國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重新想象和重新發明的曆史。當代中國本身就是現代史和革命史的產(chan) 物。正如作者所言，1840年之後，中國被強行納入以西方為(wei) 中心的民族國家體(ti) 係，而且是作為(wei) 一個(ge) 不受尊重的國家而存在，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人不得不艱難進行自己的建國思考和建國探索。

“挑戰—回應”從(cong) 而構成中國近代史的核心線索。近代中國的變法壓力主要不是內(nei) 生的，而首先源自西方的挑戰和壓力。威斯特伐利亞(ya) 民族國家體(ti) 係被強行嫁接於(yu) 天下體(ti) 係，基於(yu) 完全不同的政治傳(chuan) 統與(yu) 社會(hui) 民情，中國的再造，始終麵臨(lin) 由外生嫁接所帶來的強烈的焦慮狀態和排異反應。

濫觴於(yu) 西歐中世紀封建體(ti) 係的民族國家，主要適合地理邊界清晰，種族和文化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地域。而對於(yu) 傳(chuan) 統中國來說，“民族”則是“異質物”。恰如白魯恂所說，中國乃是“偽(wei) 裝為(wei) 國家的文明”。

近代中國必須以“超民族主義(yi) ”的方式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這從(cong) 一開始就隱含了深刻的悖論和張力：一方麵，必須依照“條約體(ti) 係”要求，以民族國家形式參與(yu) 世界競爭(zheng) ；另一方麵，這就必須掩蓋和遮蔽傳(chuan) 統中國超民族主義(yi) 的事實。名實不相符，削足而適履，這是近代中國憲製之路充滿坎坷的一個(ge) 根本原因，對此，王人博先生在書(shu) 中做出了深刻闡述。

在我看來，《1840年以來的中國》為(wei) 我們(men) 重新講述了1840年以來的中國故事，其核心就在於(yu) 如何重新理解和定義(yi) “中國”，即重述“何謂中國”的問題。這個(ge) 核心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jue) 。

即，在超民族主義(yi) 的文明地域框架下，如何采用現代民族共和話語，完成現代立憲意義(yi) 的政治共同體(ti) 重建？如何從(cong) 清朝的內(nei) 亞(ya) —東(dong) 亞(ya) 帝國體(ti) 係轉型為(wei) 具有超大規模的現代民族國家體(ti) 係？如何從(cong) 傳(chuan) 統朝貢天下體(ti) 係轉變為(wei) 現代條約國家體(ti) 係？如何從(cong) 儒家禮教憲製轉型為(wei) 現代共和憲製？

在一個(ge) 原先作為(wei) 帝國統治的地理框架內(nei) 完成現代民族共和政體(ti) 的建構，成為(wei) 近代以來所有中國政治家和革命家無法擺脫的一個(ge) 難題。一旦無法處理或處理不好，就可能給整個(ge) 統治帶來無法承受的負擔。因此，我們(men) 需要重新思考何謂中國大一統的問題，重新思考應當追求何種範圍和何種意義(yi) 的大一統？

中國的大一統（一體(ti) 多元），涵攝了曆史政治、地理政治、邊疆政治、文化政治、階級政治各個(ge) 層麵，這些問題，在憲法上應當如何重新表述？這是未來中國無法回避的核心憲法命題。《1840年以來的中國》給我們(men) 提供了許多重要啟示。

在書(shu) 中，王人博先生為(wei) 我們(men) 忠實記錄了1840年以降中國麵臨(lin) 的嚴(yan) 峻命運。概言之，中華帝國崩塌之後，中國陷入霍布斯意義(yi) 上的主權者缺位的悲劇境地。遑論憲製，整個(ge) 中國都麵臨(lin) 真空狀態。主權者缺位，中國陷入淪為(wei) “無主之地”的危險局麵。列強入侵與(yu) 殖民成為(wei) 題中之義(yi) 。

因此，對於(yu) 近代中國的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其首要使命，即是重新發明民族，以此完成現代民族政治共同體(ti) 建構，再以此為(wei) 基礎，方能形成現代中國的“主權者”，以回應外部挑戰，完成所謂“反帝反封建”之任務。這既涉及政治共同體(ti) 外部邊界的重構，又涉及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部關(guan) 係的重組，可謂任重而道遠。

《1840年以來的中國》給我們(men) 的深刻啟示是，所謂憲法與(yu) 立憲，主要不在文本和製度的移植，而首先乃是基於(yu) 自身文明完成的政治共同體(ti) 構建（共和）。由於(yu) 中西曆史與(yu) 文明傳(chuan) 統的深刻差異，必然形成政治共同體(ti) 曆史與(yu) 想象的完全不同，而由此帶來的共同體(ti) 重建的難度，也就根本不同：人類曆史並沒有為(wei) 中國提供現成的經驗。

毋庸諱言，近代中國的憲製演化從(cong) 屬於(yu) 世界體(ti) 係的演變。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憲法，得益於(yu) 英國需要中國作為(wei) 帝國框架的統一來穩定整個(ge) 遠東(dong) 體(ti) 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yu) “五四憲法”，得益於(yu) 戰後雅爾塔體(ti) 係、冷戰國際格局和蘇聯的蔭庇；“八二憲法”之後，中國則從(cong) 國際秩序的變量轉變為(wei) 利益攸關(guan) 者。

國際體(ti) 係演化深刻影響了中國憲製的發展。在書(shu) 中，王人博先生同樣深刻闡述了中國憲製之路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的複雜糾結關(guan) 係，比如，憲法中的革命者/建設者的身份辯證法，正是這一內(nei) 外互動邏輯的反映和呈現。

1840年以來，先來者以自己的憲製塑造國際秩序，後來者必須依賴這一先來者的秩序塑造自身憲製。曆史從(cong) 無公正可言。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如何避免自身憲製與(yu) 世界體(ti) 係發生衝(chong) 突的可能性？中國憲製如何取得“普遍性”，如何有可能成為(wei) 未來的先來者？這些都值得我們(men) 深思。

圖片

（南京失陷）

1840年以來，中國從(cong) 沒有過從(cong) 容應對局勢的餘(yu) 裕。亡國亡種麵前，維持生存與(yu) 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民族的生存與(yu) 發展，則可能引發外部的恐懼和打擊。而外部的敵意放大，則又可能成為(wei) 保守回潮的令箭。一個(ge) 基本的事實是，近代以來，中國無法擁有醞釀的時刻，無法優(you) 雅享受緩慢發育帶來的好處。在不得不然的曆史情境下，尤其考驗思想者的政治智慧與(yu) 政治耐性。

“不要太在意短暫的得失，曆史是用千年來做計量單位的”，謹以王人博先生的這句話作為(wei) 讀後感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