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論道：深穀的回望

——陶澍與(yu) 中國近代化的探索與(yu) 揭櫫

作者：黃鬆平（國防科技大學信息係統工程重點實驗室副教授，博士）

來源：“湖湘讀書(shu) ”微信公眾(zhong) 號

編者按：

4月23日，石頭記黑茶社暨“陶澍與(yu) 湘人崛起”主題讀書(shu) 會(hui) 啟動，引起書(shu) 友的廣泛關(guan) 注，紛紛加入到對陶澍文化思想的研究中。本公眾(zhong) 號將陸續刊播專(zhuan) 家及書(shu) 友相關(guan) 作品。

鴉片戰爭(zheng) 以前，中國已孕育著近代化的因子，這可以從(cong) 陶澍（1779-1839）推動經世致用風氣發展和革除積弊的改革探索中得到反映。陶澍不但是湖湘文化和湖湘人才群體(ti) 崛起的標誌，也是中國由古代社會(hui) 走向近代社會(hui) 轉折時期的傑出政治家、近代改革先驅的“晚清第一人才”，陶澍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是中國古代的最後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理財家，同時又是中國近代的最初一位政治家、改革家、理財家。對於(yu) 這一重要人物在中國近代化曆程中應有的地位和所做的貢獻，學術界迄今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嘉道時期，中國封建社會(hui) 積弊重重，國勢衰微，已經走入了一個(ge) 深穀，作為(wei) 皇帝倚重的封疆大吏，陶澍從(cong) 曆史的回望中找到了一把根治社會(hui) 弊端的經世致用“金鑰匙”，使積貧積弱的晚清社會(hui) 止跌回升，同時為(wei) 隨後魏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等在更廣闊視角的回望和借鑒開啟了智慧之門、樹立了路標。

一、陶澍與(yu) 近代化思潮的引領

經世致用是由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船山、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提出的，指的是學問必須以治事、救世為(wei) 急務。具體(ti) 而言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提出的經世致用思想主要包括五個(ge) 方麵：重視當世之急務、勇於(yu) 任事、致力創新、注重調查研究、強調實踐。清初大興(xing) “文字獄”，康乾年間士林遂崇尚考據之學。清朝中後期國勢衰微，士風不純，吏治腐敗，社會(hui) 矛盾激化，局中人自有一種處於(yu) 亂(luan) 世變局之慨，龔自珍稱為(wei) “將萎之華，慘於(yu) 枯木”，“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一批關(guan) 心國家和命運的知識分子，以振作天下為(wei) 己任，關(guan) 心國家大政，關(guan) 心實務，“經世致用”思潮再度興(xing) 起。“這一思潮演進發展，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由封閉守舊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開放變革的近代社會(hui) 轉化”。

陶澍從(cong) 小生活在湖南安化農(nong) 村，家境貧寒，出身低微，早年與(yu) 父親(qin) 輾轉多地求學，與(yu) 勞動人民有較多的接觸，對底層百姓的生活疾苦有較多的了解。他回憶說：“陶子少賤，牧於(yu) 斯，樵於(yu) 斯，漁於(yu) 斯，且耕且讀。”同時梅山地區的艱苦環境也造就了陶澍勤勞樸實、勇敢堅毅的精神品德；加以湖湘文化對陶澍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陶澍自己獨特的經世致用思想。陶澍作為(wei) 一個(ge) 學識淵博、業(ye) 有專(zhuan) 長的學問家和晚清重臣，身兼仕林學界，身體(ti) 力行提倡改革，並在周圍聚集了一大群有誌士人、官員，如魏源、林則徐、賀長齡、包世臣、姚瑩、龔自珍、黃爵滋、湯鵬等，互相切磋，互相砥礪，推動了“經世致用”風氣的發展，使士林經世意識迅速興(xing) 起，成為(wei) 清代學術的一個(ge) 重要轉變契機，亦成為(wei) 清末国际1946伟德巨變的重要基礎。從(cong) 經世致用的思潮重啟和實踐層麵來說，陶澍就可謂是清朝經世致用第一人，以及經世致用複興(xing) 思潮的中堅人物，影響所至，囊括了整個(ge) 晚清時代，為(wei) 中國社會(hui) 由舊傳(chuan) 統走向近代化、由封閉走向世界前進了一大步，為(wei) 近代中國引進西學創造了一定的條件。著名學者劉廣京評價(jia) 說：“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幾年中，是中國近代史上極關(guan) 鍵的時代……陶澍的一個(ge) 重要貢獻就在於(yu) 證實道光初年經世思想與(yu) 經世事功的並行發展……陶澍的示範，使《皇朝經世文編》所揭櫫的精神和原則，成為(wei) 一時的風氣。”

一是強烈的變革意識。陶澍的經世致用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知識分子在身逢衰世，麵對日益沒落的社會(hui) 現實時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變革意識和憂患意識。陶澍批判當時吏治、鹽務、漕務、水利積弊深重的現象，提出要革除積弊，厲行改革，並克服重重困難將它的改革主張付諸施行，這都表現出他以天下為(wei) 己任，對政治之興(xing) 衰、民生之疾苦的關(guan) 懷而形成的一種責任感。

二是鮮明的兼容氣量。長期以來，漢學和宋學各立門戶，相互攻伐，互不兼容。陶澍對門戶之間的危害有深刻的認識，主張為(wei) 學應吸納各家之長。他反對漢學的繁瑣，同時又肯定其求實、求真的實證精神；他批評宋學的空疏，同時又讚揚其經世濟民的義(yi) 理。陶澍認為(wei) ，“漢人言象數，宋人言義(yi) 理，不可偏廢。無義(yi) 理，則象數為(wei) 誕；離象數，則義(yi) 理為(wei) 虛。”由此可見，陶澍的經世致用思想是一種兼容並蓄的思想，他一方麵認為(wei) 理學為(wei) 做學問的根本；另一方麵又反對空談，主張把經世之學引入理學，強調經世實踐。陶澍兼容並蓄的學術見解在乾嘉時期尚不多見，它使複興(xing) 的實學能夠廣泛吸納有益養(yang) 料，不斷發展壯大。

三是突出的實行風格。這也是中國主流工具主義(yi) 價(jia) 值觀的體(ti) 現和發揚。陶澍認為(wei) 讀書(shu) 是為(wei) 了學以致用，而不是單純為(wei) 了考取科舉(ju) 功名。當讀書(shu) 人汲汲於(yu) 考取功名鑽研八股文章時陶澍卻鼓勵大家多多學習(xi) 曆史、地理、軍(jun) 事、經濟、水利等各種實用知識。他對專(zhuan) 注形式的八股文和繁瑣的宋學、迂闊的漢學都提出了批評。他主張“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他特別重視具有直接實用價(jia) 值的史地學科的研究。以史學為(wei) 例，“陶澍對各朝正史均有研究，對《史記》、《資治通鑒》，各代典章製度探討尤深，他對司馬遷、司馬光、杜佑稱頌有加，並試圖‘仿司馬氏網羅放失之義(yi) ’，廣泛搜羅古今材料，以求致治之理。”

陶澍所處的時代恰好是第一次工業(ye) 革命爆發並促進生產(chan) 力極大發展的時代，人類開始進入蒸汽時代，科技在西方進入一個(ge) 狂飆猛進的階段，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瓦特改進的蒸汽機（1765年）、亞(ya) 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等人類重大科技成果，都在陶澍出生之前業(ye) 已完成，近代科學體(ti) 係在19世紀初葉也已經建立起來，囿於(yu) 時代局限和自身知識結構，陶澍對西方世界“山海的另一邊”的情況茫然無知，他所倡導的“實用”之學也沒有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現代科學，這些基礎學科恰好是社會(hui) 和生產(chan) 力發展的深層動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陶澍少年讀書(shu) 處印心石屋

二、陶澍近代化的經濟改革

陶澎為(wei) 官數十年，最為(wei) 人津津樂(le) 道的就是在江南進行的經濟改革。縱觀陶澍仕途，他一貫重視經濟問題，在各地為(wei) 官，都把發展生產(chan) ，繁榮經濟放在重要地位，“平生衣被誌萬(wan) 家”，決(jue) 心要人民過豐(feng) 衣足食的生活。特別是在兩(liang) 江為(wei) 官近20年，陶澍以經世致用思想為(wei) 指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在賑災、水利、吏治、漕運、鹽政等幾大方麵作出了突出政績，對兩(liang) 江地區經濟文化的進一步開發，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陳蒲清教授為(wei) 《陶澍全集》撰寫(xie) 的前言中，用劉廣京先生為(wei) 《陶澍在江南》一書(shu) 所撰的序言說：“陶澍的重要性則在於(yu) 主持財政、經濟方麵的改革，對於(yu) 江南漕、鹽、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實的貢獻。”陶澍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晚清學者陳文述將陶澍和曆史上著名的理財家桓寬、劉晏並題：“淮南鹽策任郎官，國帑空虛事已難。唐代經綸賴劉晏，漢廷議論酌桓寬。掃除積弊良田莠，力挽頹波大海瀾。聞道北鹽籌更好，年年修竹報平安。”這些改革的許多做法在客觀上具有近代意義(yi) ，為(wei) 中國社會(hui) 的近代化積累的可貴的經驗和資源。陶澍近代化的經濟改革，符合社會(hui) 發展規律，呈現出“用商利商恤商”和遵循市場法則的特點，具有資本主義(yi) 的性質，對傳(chuan) 統的自然經濟具有衝(chong) 擊作用，客觀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就使得他的改革具有時代先進性，開了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河。”

一是用商利商恤商。在封建社會(hui) 中，商人在社會(hui) 中的地位很低，居於(yu) “四民”之尾，收到社會(hui) 和政府的歧視。陶澍雖然無法從(cong) 根本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念，但他不泥古法，一反“重本輕末”的傳(chuan) 統做法，因時、因勢重視商業(ye) ，充分利用商人力量推進改革，提高商人地位。陶澍祖父陶孝信曾從(cong) 事商業(ye) 活動，將安化茶葉運到湖北武漢出售，因此，“陶澍從(cong) 小多少受到些商業(ye) 的熏陶，對商人有比較正確的認識，能體(ti) 會(hui) 到商人的重要作用。”正是因為(wei) 家族的經商經曆，陶澍“敢於(yu) 從(cong) 感情上去親(qin) 近他們(men) ，詢問他們(men) 的意見，政治上提攜他們(men) ”，這有利地推動了生產(chan) 的複蘇和經濟的發展，開近代史上先聲。在用商方麵，他積極借助商人和商業(ye) 資本來完成漕務、鹽政、河工改革。在漕運改革中，陶澍意識到僅(jin) 靠官方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他將原來由官方組織的兵弁軍(jun) 船運輸改為(wei) 商人沙船運輸，就是充分利用了商人的力量來解決(jue) 運力不足的問題。“在河工、水利中，陶澍也十分注意利用商人資本進行治水、治河”。在利商方麵，他就海運漕糧，製定了“商船獎敘”條款，明文規定“運米一萬(wan) 石”，即賞給匾額；一萬(wan) 石至五萬(wan) 石，分別給予職銜。這就給商人打開了獲取“國之名器”的通道，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遵循商品規律和市場法則。陶澍的經濟改革遵循商品規律、市場法則、價(jia) 值規律，在加速鹽業(ye) 銷售方麵，陶澍多管齊下，通過實施票鹽法，采取酌核帶銷、緩納積欠、疏浚運道、添置岸店、亟散輪規等措施，加速食鹽的銷售。同時，通過刪減浮費、加斤減加、簡化鹽運手續等，去弊興(xing) 利，使鹽務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票鹽法施行後，魏源評價(jia) 說，“始而化洪湖以東(dong) 之場私，繼而化正關(guan) 以西之蘆私”。同時百姓也得到了價(jia) 格低廉的食鹽。

三是推崇以銀為(wei) 本。清代實行銀錢並行的貨幣製度，銀塊稱量計值，銀一兩(liang) 值製錢千文。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外國資本主義(yi) 的侵入，嘉道年間出現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現象，開始發生貨幣危機。陶澍采取了禁止鴉片進口、嚴(yan) 禁紋銀出洋、對洋錢進行限製和統一錢法等措施，應對貨幣危機。為(wei) 了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這一問題，道光十三年，陶澍與(yu) 林則徐在《會(hui) 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折子》中，提出自鑄銀幣，用計量銀幣代替稱量銀塊，適應了商業(ye) 發展與(yu) 保護本國經濟的要求，啟發了近代幣製改革。這一改革建議雖然未能實施，但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yi) 和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帶有商業(ye) 資本思想色彩的改良幣製的主張。說明陶澍和林則徐已從(cong) 實際和理論上，開始認識到計量貨幣取代衡量貨幣的必然趨勢，在思想上已具有為(wei) 商業(ye) 資本發展提供方便的要求。

陶澍與(yu) 左宗棠照

三、陶澍與(yu) 近代化人才準備

陶澍是道光皇帝讚許的“幹國良臣’，依托新型幕府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大批無愧於(yu) 當世、剛正廉潔、勤於(yu) 思考、勇於(yu) 任事的人才群體(ti) 。這個(ge) 人才群體(ti) 又可以細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派係，其一是“中國近代改革派”，其二是“湖湘經世派”，當然這兩(liang) 個(ge) 人才派係也有一定的重疊，如賀長齡、李星沅、魏源等兩(liang) 派兼而有之。這兩(liang) 個(ge) 人才派係都與(yu) 陶澍有密切關(guan) 係。陶澍是這個(ge) 改革派集團的先行者和前期的重要領袖和核心。他同時也是湖湘經世派當之無愧的領袖，堪稱近代湖南人才興(xing) 起的源頭。正如學者陶用舒所言，“近代湖南人才群體(ti) 的出現，和陶澍有直接的關(guan) 係，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體(ti) 的領袖和核心。”著名史家蕭一山說：“不有陶澍之提倡，則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是國藩之成就，亦賴陶澍之喤引爾。”實際上，陶澍不僅(jin) 是近代湖南人才群體(ti) 的核心，也是中國近代化人才群體(ti) 的第一座高峰，他發現、培養(yang) 和影響了一大批人才，為(wei) 中國近代化的推進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撐。

一是高度重視人才。陶澍多次強調“當今之要，首在得人。”《清史稿》稱陶澎“胸懷洞無城府”，當時中國傑出人才也團聚在其周圍。陶澍在擔任兩(liang) 江總督時期，其幕府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傑出人才，而且他都能禮賢下士，視為(wei) 知己，揚長避短，給予高度信任，因而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比如他創辦槽糧海運、改革鹽政廣修水利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與(yu) 他充分發揮了王鳳生、俞德淵、姚瑩、黃冕等人的作用分不開的。當這些幹才遇到困難或者出事遭遇不測，陶澍也總是第一時間進行幫助和慰問，對下屬關(guan) 懷備至。1836年初，陶澍在由京返湘的途中得知兩(liang) 淮鹽運使俞德淵病逝的消息，當即中止回籍，從(cong) 河南折回江蘇進行吊唁。

二是善於(yu) 識別人才。千裏馬常有，而伯樂(le) 不常有。陶澍對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一見“目為(wei) 奇才”，在曆史上成為(wei) 善於(yu) 識人的佳話。陶澍發現胡林翼幼年聰慧，即以女許之，並帶在身邊讀書(shu) 教導。陶澍見左宗棠誌存高遠，晚年以總督之尊結交布衣左宗棠，並結兒(er) 女親(qin) 家，可謂驚世駭俗。百年之後，無不讓人佩服其識人之高明。林則徐的重用也與(yu) 陶澍密不可分。陶澍病逝前，向道光皇帝舉(ju) 薦林則徐繼任兩(liang) 江總督，稱他“才長心細，識力十倍於(yu) 臣”。正因為(wei) 陶澍能不拘一格發現人才，他對於(yu) 先賢諸葛亮善於(yu) 發現和使用人才敬仰萬(wan) 分。他稱讚諸葛亮“能從(cong) 亂(luan) 世收名士，畢竟英雄隻識君”，主張處處留心發現人才。

三是積極培養(yang) 人才。陶澍注重在身邊發現和培養(yang) 人才，但這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人才培養(yang) 的規模和速度也不大。陶澍自幼在嶽麓書(shu) 院學習(xi) ，受益於(yu) 此，必光大於(yu) 此。他積極探索書(shu) 院的人才培養(yang) 之路。陶澍曾親(qin) 自捐款興(xing) 建書(shu) 院，督導屬員修建書(shu) 院，改革書(shu) 院教育，樹立良好的士風。他個(ge) 人捐款創建的惜陰書(shu) 院，就在培養(yang) 良好的士習(xi) 學風方麵起了積極作用，培養(yang) 了不少人才。陶澍自己對於(yu) 人才培養(yang) 方麵的建樹也頗為(wei) 得意：曾自稱：“餘(yu) 自翰林出官蜀、晉，宦轍所至，雖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於(yu) 勸學造士之道，每兢兢藉為(wei) 先務。”誠如其言，陶澍對於(yu) 勸學造士，“每兢兢藉為(wei) 先務”，即把發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首位。

清末名士張佩綸在其《澗於(yu) 日記》中說：“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為(wei) 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耕，在下則魏默深諸子，而曾文正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蔣礪堂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wei) 己任，包羅萬(wan) 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黃河之昆侖(lun) 、大江之岷也。”後人把陶澍比作晚清時期全國人才發生、發展的“源頭”，就像黃河發源於(yu) 昆侖(lun) 山、長江發源於(yu) 岷山一樣。這種評價(jia) 是極為(wei) 中肯的。

四、陶澍與(yu) 軍(jun) 事近代化的開啟

陶澍在中國軍(jun) 事近代化方麵所作貢獻的研究在學術界還是一個(ge) 空白。不可否認，陶澍的對中國近代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政治、經濟、人才等領域，但作為(wei) 一個(ge) 長期擔任總督（統轄一省或數省行政、經濟及軍(jun) 事的長官稱為(wei) 總督），並具有創新精神和近代化眼光的地方大員，在軍(jun) 事領域做出探索和貢獻也是其應有之義(yi) 。陶澍在軍(jun) 事方麵沒有係統的專(zhuan) 門著作，他的軍(jun) 事近代化思想和事功隻能從(cong) 一些奏折、書(shu) 信和時人的記載中反映出來，是分散的、片麵的就事論事，沒有理論上的分析提高。

一是對軍(jun) 事訓練和日常戰備的重視。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陶澍受任川東(dong) 兵備道，這也是陶澍首次出任地方官。兵備道主要為(wei) 穩定地方治安而設，同時又要協助巡撫處理軍(jun) 務，其軍(jun) 事職權主要包括分理軍(jun) 務，操練衛所軍(jun) 隊和地方民快，緝捕盜賊鎮壓民亂(luan) ，管理衛所兵馬、錢糧和屯田，巡視江湖防禦等。川東(dong) 統轄夔、重、綏三府及忠、酉二州，地域遼闊，物產(chan) 豐(feng) 富，人口眾(zhong) 多，民族關(guan) 係複雜。既是一個(ge) 十分重要的地區，又是一個(ge) 十分難治的地區。陶澍上任後，“日座堂皇視事，有訴立訊，剖決(jue) 如流，數月滯訟一空。”道光帝登基後四川總督蔣攸鋯向道光帝奏報：陶澍在四川任川東(dong) 兵備道期間治理有方，政績昭著，治行為(wei) 四川第一，堪勝大任。陶澎在兩(liang) 江“百政俱修”，“偉(wei) 績卓卓”，顯然也包括軍(jun) 事方麵的成績。任職總督期間，陶澍深入各地，了解地方形勢與(yu) 風土民情，一方麵重視和加強治安力量；一方麵根據各地形勢，對原有治安力量進行適當調整。同時，建立駐防、巡查、訓練、檢查等製度，有獎有罰，明確職責，保持兵弁和治安力量良好的訓練水平，有力地促進了地方經濟和社會(hui) 秩序的好轉。值得一提的是，漕糧是清朝宮廷及王公百官、京師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糧來源。陶澍的漕務改革，在客觀效果上加速了軍(jun) 事物流，從(cong) 某種程度上解決(jue) 了軍(jun) 事後勤問題，提高了戰備水平。

二是對軍(jun) 事地理和攻守戰備的考察。陶澍“少負經世誌，尤邃史誌輿地之學，所至山川必登覽形勢，察訪利病”。出仕後，陶澍曾在各地為(wei) 官，自稱“足跡幾遍天下”，所到之處，勤加考察，對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戰備，有不少真知灼見，他認為(wei) “為(wei) 國者不可不知地利”，這種考察的目的是多麵的，但也包含著做好戰爭(zheng) 準備的意圖。他考察“古今戰守”的目的是使“守土者，易知所綢繆”。因而他一方麵潛心研究《水經注》、《水道提綱》、《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等曆代地理學著作，一方麵實地考察各地山川形勝，相繼完成《鴻雪因緣圖記》、《與(yu) 百菊溪製府書(shu) 》、《蜀輶日記》等著述，或“考析山川源流，糾正成說謬誤”，或“指陳地理形勝，討論戰奪得失”，或“結合江河形勢，討論漕運水利”，或“分析人文風情，言明治理之要”。陶澍對輿地之學的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幕僚魏源，為(wei) 其編撰《海國圖誌》提供了契機。魏源《海國圖誌》反映的軍(jun) 事思想，則是中國近代軍(jun) 事變革思想的萌芽，為(wei) 中國軍(jun) 事近代化起了導引作用。

三是為(wei) 軍(jun) 事近代化作了人才準備。前麵已經談到陶澍作為(wei) “晚清人才第一人”，識別、使用和培養(yang) 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為(wei) 中國的軍(jun) 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陶澍實際上為(wei) 中國軍(jun) 事近代化作了人才準備。他不但直接培養(yang) 了一批政治和軍(jun) 事兼備的複合型人才，如林則徐、左宗棠、胡林翼，這些督撫大員在軍(jun) 事領域頗有建樹。陶澍還直接扶植了能夠正確看待西方軍(jun) 事技術的思想和學術精英魏源，後者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道出了軍(jun) 事後發國家趕超軍(jun) 事發達國家的有效途徑，影響極其深遠。同時，陶澍影響和熏陶了對推動軍(jun) 事近代化做出重要貢獻的曾國藩。可以說，“曾、左、胡‘湘軍(jun) 三傑’的成長均得力於(yu) 陶澍。”陶澍的改革思想啟迪和影響了曾國藩在軍(jun) 事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在軍(jun) 事製度、軍(jun) 事訓練、軍(jun) 事人才等領域有力地促進了軍(jun) 事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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