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密陳大計疏》與(yu) 清末政治革新

作者：梁  宇（華東(dong) 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內(nei) 容摘要：清朝同治光緒之交，宗室名臣文祥向皇帝、太後上《密陳大計疏》，引用《尚書(shu) 》中的“謀及卿士”和“謀及庶人”典故，首倡代議製度，對清朝“乾綱獨斷”的祖製家法提出了委婉質疑，但礙於(yu) 形勢，仍表示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隨著政局的變化及內(nei) 憂外患的日益加深，晚清君主、卿士與(yu) 庶民的三元關(guan) 係出現了重大調整，三者都希望通過政治革新來救亡圖存，連慈禧太後也“怵天命之難諶，察人心之將渙，而欲救之以立憲”。以設議院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政治革新至此出現轉機，但仍需由執政者在君主、卿士與(yu) 庶民之間凝聚共識。戊戌變法因君主不能暢行其誌，也未“謀及卿士”而失敗。清末新政期間，掌權的親(qin) 貴集團在立憲模式、軍(jun) 政、度支等重大問題上，與(yu) 朝廷重臣及立憲派的分歧都不可調和，從(cong) 而盡失士庶之心，最終造成朝政失序與(yu) 亡國之禍。

關(guan) 鍵詞：政治革新；卿士；庶民；密陳大計疏；文祥

一、引  言

君主、卿士與(yu) 庶民是中國古代憲製的重要構成性因素，其三元關(guan) 係是中國古代憲製的根本問題之一。由於(yu) 政治危機的日益加深，清廷的君主、卿士與(yu) 庶民關(guan) 係有重新調整的必要；經過複雜博弈，三者共同推動了從(cong) 戊戌變法與(yu) 清末新政的政治革新。值得關(guan) 注的是，同光之交的1875年，大學士、軍(jun) 機大臣瓜爾佳·文祥在執政大臣中首倡議會(hui) 製度，其《密陳大計疏》尤以《尚書(shu) 》“謀及卿士”和“謀及庶人”與(yu) 議會(hui) 製進行類比，可謂深意存焉。作為(wei) 彼時之當軸重臣，文祥久為(wei) 世人稱道和學界關(guan) 注。蔣廷黻即稱文祥為(wei) 自強運動領袖，其後的文祥研究者多聚焦其在同光年間的軍(jun) 政外交實踐，乃至稱其為(wei) 晚清“樞譯一體(ti) ”體(ti) 製建構者之一。

但既有研究對文祥的《密陳大計疏》，尤其是文祥與(yu) 晚清政治革新的關(guan) 聯較少涉及，實為(wei) 缺憾。本文擬以《密陳大計疏》為(wei) 切入點，試圖發掘文祥等人引入西學重構君主、卿士、庶人關(guan) 係的努力，進而分析清末政治革新的內(nei) 在動因，同時試圖指出，君主、卿士、庶人關(guan) 係的失序是導致清廷滅亡的重要原因。

二、文祥《密陳大計疏》首倡議會(hui) 製

瓜爾佳·文祥是清朝鹹豐(feng) 、同治、光緒年間較為(wei) 活躍的宗室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長期輔佐當時主政軍(jun) 機處、總理衙門的恭親(qin) 王，負朝野重望，《清史稿》說：“文祥正色立朝，為(wei) 中外所嚴(yan) 憚，朝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同光之交，文祥上《密陳大計疏》，在談到英國謀藏蜀，俄國逼於(yu) 西疆，法國計占越南的危機局麵時，筆鋒一轉，開始列論泰西各國議會(hui) 製度：“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jue) 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xing) 成敗亦以此。儻(tang) 其國一切政治皆與(yu) 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wei) ，取之恐後矣”，“外國無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yu) 民心之是非。中國天澤分嚴(yan) ，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yi) 可采取”。此番言論雖不成體(ti) 係，但亦可視為(wei) 其在宗室重臣中首倡議院的文獻記錄。

《清史稿﹒文祥傳(chuan) 》在述及文祥《密陳大計疏》的背景時說：“穆宗崩，德宗繼統即位，晉武英殿大學士。以久病請罷，溫詔慰留，解諸兼職，專(zhuan) 任軍(jun) 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時國家漸多故，文祥深憂之，密陳大計。”“國家漸多故”一語，較為(wei) 委婉地說明了當時內(nei) 憂外患的局麵。“外患”在《密陳大計疏》裏已經鋪敘，主要是英法俄蠢蠢欲動之勢，以及日本窺台之舉(ju) 。“內(nei) 憂”是什麽(me) 呢？那便是穆宗崩與(yu) 德宗即位前後的政局變動。

舉(ju) 其要者有三。第一是重修圓明園風波。1873年正月穆宗皇帝親(qin) 政，十月禦史沈淮疏請緩修圓明園，其後穆宗多次巡幸圓明園，次年七月停修圓明園工程，文祥也上書(shu) 建議“敕下戶部、內(nei) 務府寬籌餉需，裁減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zhuan) 力圖維。皇上憂勤惕厲，斯內(nei) 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習(xi) 。否則狃以為(wei) 安，不思變計，恐中外解體(ti) ，人心動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第二是1874年七月諭責恭親(qin) 王召對失儀(yi) 。“恭親(qin) 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qin) 王約同十位重臣聯銜上疏，反對圓明園工程，甚至與(yu) 穆宗皇帝出現了激烈爭(zheng) 吵，文祥聞言，伏地痛哭，幾近暈厥。結果是朝命盡革十重臣之職，兩(liang) 宮皇太後勸阻才罷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晚清國際局勢極為(wei) 不利的情勢之下，實應國賴長君，即皇帝位的卻是醇親(qin) 王奕譞衝(chong) 幼之子載湉嗣文宗皇帝（而非嗣穆宗皇帝）。如此既不名正言順，亦且主少國疑，從(cong) 而開始了兩(liang) 宮皇太後第二次垂簾。

從(cong) 維護清廷統治出發，文祥在《密陳大計疏》中探討了若幹根本性的憲製問題。第一是民心為(wei) 共同體(ti) 賴以依存的根本，需納諍諫以開言路。他以公共財產(chan) 的使用為(wei) 例，建議“崇節儉(jian) 以裕帑需”，否則“強大如法國，而德國得以勝之者，以法王窮侈任性，負國債(zhai) 之多不可複計，雖日益額餉以要結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間也”。聯係到文祥在圓明園重修風波中的態度，或可認為(wei) 這是他對“謀及卿士”的真實態度。第二是“義(yi) 可采取”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凡我用人行政，一舉(ju) 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wei) ；事係人心所共快，則務期於(yu) 成。”第三是順民心以承天心。文祥指出，“海外諸國日起爭(zheng) 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意。引《書(shu) 》言‘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終以君心為(wei) 證”。此處將民心、君心與(yu) 天心的關(guan) 係引申為(wei) “欲戢夷心，莫要於(yu) 順民心，能順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

凝聚“人心”的關(guan) 鍵是“謀及卿士”和“謀及庶人”。文祥這兩(liang) 句話典出《尚書(shu) ·洪範》，實為(wei) 上古君主謀事決(jue) 疑的重要決(jue) 策製度。《尚書(shu) ·洪範》共分九個(ge) 部分，第七部分《稽疑》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卿士從(cong) 、庶民從(cong)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nei) 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yu) 人，用靜吉，用作凶。”

在舉(ju) 事時如有大疑，君主先自我謀慮，再征詢卿士、庶人，最後再占龜與(yu) 祝筮。占龜的範圍很大，包括了以君主為(wei) 中心的治國理政各個(ge) 方麵。由君主、卿士、庶人共決(jue) 大疑，為(wei)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製度之要。這項製度中，君主特指為(wei) 殷王或周“天子”。卿士在商甲骨文中有卿事、卿史之稱，為(wei) 國家重臣、執政之官。庶人，等同於(yu) 《堯典》中的“黎民”，指不在貴族之列的自由民。占卜是“一種巫術，借獸(shou) 胛骨與(yu) 龜甲為(wei) 媒介，以求獲得‘神明’對於(yu) 人們(men) 所詢問的問題的回答”，祝筮方法不同，其用意類似。殷人以“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個(ge) 以日月風雨為(wei) 其臣工使者的帝廷”，而周人提出了“天”這一超自然的觀念，代表了政治德性，現世中的君主作為(wei) “天子”，是行“天道”的憲製主體(ti) 。“謀及卿士”與(yu) “謀及庶人”既是協商民主和“民本”的決(jue) 策方式，也是承認了卿士、庶人同樣是“天”之下的憲製主體(ti) 。文祥是通過參考、采納議會(hui) 製度，對照上古國家共同體(ti) 的精神完成當世君主、卿士、庶人秩序調整，以實現現代政治秩序的建構，應對內(nei) 憂外患的局勢。

文祥在比較議會(hui) 製度時，引用“謀及卿士”與(yu) “謀及庶人”之製，實際上討論了君主、卿士和庶人的三元關(guan) 係。文祥並不僅(jin) 僅(jin) 將民眾(zhong) 視為(wei) 可以動員的力量，如清廷常用的“民氣可用”一類的陳腐之言。“事事期符民隱”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yu) 民心之是非”之語表明，文祥已經清醒感受到了民眾(zhong) 的利益訴求，並將其視為(wei) 馭外之大本。“欲戢夷心，莫要於(yu) 順民心，能順民心，斯足以承天心”更將這種利益訴求上升到了“承天心”的現實需要和理論高度。

需要分辨的是，文祥說的上下議院，顯然主要是參考了英國的議會(hui) 主權製度。議會(hui) 主權的實質是“君主、貴族院和眾(zhong) 民院的合體(ti) ，當三者合成一體(ti) 時，他們(men) 被稱為(wei) ‘議會(hui) 中的君主’，擁有無限立法權威和無競爭(zheng) 的立法權力”。16世紀法學家福蒂斯丘曾將英國憲製傳(chuan) 統總結為(wei) “dominiumpoliticumetregale”（李紅海曾意譯為(wei) “君民共治”）。英國憲法是從(cong) 君民共治發展為(wei) 議會(hui) 主權的，所以更強調“英國人的自由、專(zhuan) 製時代的貴族自由和曆史傳(chuan) 統中人為(wei) 塑造的自由”。這些從(cong) 製度和思想上都迎合了士大夫對君臣共治的想象。當然文祥所說的“卿士”並不是貴族，更多指文武大臣。更深一點的說，文祥之所以引《尚書(shu) 》而讚議院，實際是對清朝的君主“乾綱獨斷”的某種委婉質疑。文祥已經隱約感到，清政府可以通過重構“君主、卿士、庶人”關(guan) 係來完成國家共同體(ti) 的建構。

三、議院“勢有難行”的緣由與(yu) 轉機

文祥提出設上下議院“勢有難行”的原因是“中國天澤分嚴(yan) ”。他已經意識到了君主、卿士、庶人三者的地位差別決(jue) 定了設立議院的可能性存在與(yu) 否。文祥從(cong) 《尚書(shu) 》中尋找古代憲製資源，也是為(wei) 了對抗“天澤分嚴(yan) ”的清朝祖製。

清朝“天澤分嚴(yan) ”之祖製的突出特點，是君臣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其要有四。第一，雍正設軍(jun) 機處，用明發上諭，君主即為(wei) 政府；乾隆皇帝根本性的反對“君臣共治”，稱“為(wei) 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luan) 為(wei) 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這是對宋朝“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主“與(yu) 士大夫治天下”精神的徹底否定，相當於(yu) 根本性否定了卿士的憲製主體(ti) 資格，而且不僅(jin) 是製度層麵的，也是價(jia) 值層麵的。第二，文字獄慘酷，學者絕口不談朝政時事，卿士出現了學術和政治的分野。第三，君尊臣卑，達到了無以複加之地。“明朝儀(yi) ，臣僚四拜或五拜宣告，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製。明大臣得侍坐，清則奏對無不跪。明六曹答詔皆稱‘卿’，清則率斥為(wei) ‘爾’。而滿、蒙大員折奏，鹹自稱‘奴才’。”第四，清朝禮製，親(qin) 貴地位在大臣之上，稱“王大臣”（宋朝宰相排位甚至在儲(chu) 君之上）。清朝重視的祖製，其實質構成了一種“憲典”（unwritten constitution），即作為(wei) “政治家的行動所依據”，而“不能被視為(wei) 法律”的準則。這種憲典給政治革新造成很大的阻力，除非現實政治發生極大變化。

同治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軍(jun) 政大臣率領湘淮軍(jun) 平定“內(nei) 亂(luan) ”，給清朝政局內(nei) 部結構帶來衝(chong) 擊，也為(wei) 君主、卿士、庶人的三元關(guan) 係帶來新變化。除皇位繼承外，漢族勳臣在軍(jun) 權歸屬、財政、任黜大臣等方麵的地位上有了巨大變化，京外督撫也可以會(hui) 議朝政，實際上形成了中央政權與(yu) 地方督撫的二元體(ti) 製。這對清朝自順、康、雍、乾時開始的君臣緊張關(guan) 係形成了對衝(chong) 。

另外，垂簾聽政雖是君主專(zhuan) 製的變種，卻並無先例可以援引，清廷隻能通過開放政權來取得垂簾製度的正當性，原來乾綱獨斷的皇權發生了第一次分解。同時，平定“內(nei) 亂(luan) ”的曾國藩等漢勳臣封疆一地，膺閫外重寄，出現了自籌兵、餉的局麵，朝廷不僅(jin) 尊重其保舉(ju) 委任官員之權，還經常與(yu) 其商量朝政，朝有大政，谘而後行。這種君主與(yu) 卿士、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的巨大變化，正是“同治”年號的要義(yi) 所在。李鴻章曾雲(yun) ：“中興(xing) 之初，深宮憂勞於(yu) 上，將帥效命於(yu) 外，而一二臣者主持於(yu) 中，有請必行，不關(guan) 吏議。”垂簾之製，在初期頗有一些宋政的特點。在同光年間，朝臣也自比宋朝元佑名臣，而將兩(liang) 宮皇太後比擬宋朝的宣仁皇太後，這不僅(jin) 是對垂簾製度正當性的迎合，也是當時士大夫的一種風潮。垂簾之製以及恭親(qin) 王、文祥、漢族勳臣的努力雖沒有根本改變清朝的君主“乾綱獨斷”製度，但當時上下維持的臨(lin) 時局麵也有了“憲典”意義(yi) 上的變化，軍(jun) 機處體(ti) 製作了一些修補，君尊臣卑也出現了禮賢重臣的變化。

君臣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最大的變化，是在曾國藩等人的影響下，出現了學術和政治的重新合一，甚至出現了曾國藩於(yu) 同治元年（1862年）在江寧府刻印明遺民王夫之《船山遺書(shu) 》，為(wei) 之作序並行於(yu) 天下的事件。言路的複振也是這一變化的產(chan) 物，從(cong) 天下板蕩到同光中興(xing) ，士大夫終於(yu) 卸下了“以言為(wei) 忌”的窒息，從(cong) 而出現了清流的崛起與(yu) 名士的鼓蕩。晚清政局的鮮明變化，使“天澤分嚴(yan) ”的祖製出現了鬆動，假如君臣一心，用新的製度回應政局變化後的權力安排，這樣的政治革新是有很大成功希望的。但由於(yu) 統治後期滿族官員尤其是親(qin) 貴勢力的腐化和顢頇，君臣緊張關(guan) 係並未徹底緩解。尤其到了宣統年間，由於(yu) 三立幼君，隆裕皇太後不行垂簾，攝政王載灃主政，載澤、載濤、載洵等滿族少年親(qin) 貴逐漸掌權，實際上分解了皇權，其與(yu) 漢族士庶的關(guan) 係構成了君臣緊張關(guan) 係的新內(nei) 容。

當然，外患的逐步加劇，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近代中國經曆的曆史大變局更多意義(yi) 上就是如何抵禦外辱和如何自救。士大夫隱隱約約覺察出了西政西學對中國傳(chuan) 統的“衣冠文物”與(yu) “禮樂(le) 政教”的巨大挑戰，也預感了政治文化之劇烈變革的到來，此挑戰之劇正如殷周之變的廣度與(yu) 深度。到了清末新政時期，由於(yu) 立憲國日本戰勝了沙俄，不僅(jin) 是卿士庶人均已接受了立憲，連慈禧皇太後也“怵天命之難諶，察人心之將渙，而欲救之以立憲”。以上內(nei) 政外交的巨大變化，給了清末政治革新提供了曆史機遇。

四、重思清末政治革新及其失敗原因

文祥提出的“謀及卿士庶人”代議製之論並非空穀足音，清末不少人都將議會(hui) 製度與(yu) 上古“三代之治”進行類比。郭嵩燾就曾不無沉痛地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聖人所以不可及，兼君師任之。周之衰而後孔孟興(xing) 焉，師道與(yu) 君道固並立也。自六國爭(zheng) 雄以訖於(yu) 秦，而君道廢。自漢武帝廣厲學官，而師道廢”。

“三代”的曆史資源，在清末立憲時被賦予了時代意義(yi) 。“立憲政體(ti) 之要義(yi) ，在予人民以與(yu) 聞政事之權，而使為(wei) 行政官吏之監察。中國向無議院之說，今議倡設，人多視為(wei) 創舉(ju) 。不知虞廷之明目達聰，大禹之建鞀設鐸，洪範之謀及庶人，周官之詢於(yu) 外朝，古昔盛時，無不廣采與(yu) 論，以為(wei) 行政之準則，特未有議院之製度耳。”

此處即將上古之製作為(wei) 政治革新的重要淵源。清末之君主、卿士、庶人，也在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中生動闡釋了其對議會(hui) 製度的理解。

（一）戊戌變法未能謀及卿士

關(guan) 於(yu) 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陳寅恪曾提過有“南海先生附會(hui) 孔子改製以言變法”與(yu) “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的分野。曆驗世務者是“同光中興(xing) ”的餘(yu) 脈，或從(cong) 湘淮軍(jun) 興(xing) 參與(yu) 洋務運動，如陳寶箴。疆臣如劉坤一，樞臣如王文韶是其支持者。或從(cong) 翰林清流出身，任職地方後也投身洋務運動，如張之洞。樞臣李鴻藻、榮祿是其支持者。

甲午前後，由於(yu) 淮係李鴻章逐漸失勢，為(wei) 抗淮係、禦外侮，湘係與(yu) 清流出現了“清濁合作”的局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為(wei) 陳寶琛識拔，且曾在張之洞幕府就是注腳。陳寶箴曾被北派李鴻藻倚重，又受到南派王文韶保舉(ju) ，可以視為(wei) 這是李鴻藻派係與(yu) 曾經被其劾罷的王文韶之間的南北和解態度。這樣的合作為(wei) 戊戌變法提供了輿論基礎和人才儲(chu) 備，如陳寶箴在戊戌變法開始時的1898年8月5日上折保舉(ju) 陳寶琛、楊銳、劉光第。這一派源流的特點是政治經驗豐(feng) 富，不足是變法目標並不明確。

戊戌變法的兩(liang) 個(ge) 源流最大的思想區別，是對於(yu) “平權”或“民權”的認識。康梁科第均多波折，屬於(yu) 體(ti) 製外知識人或新進小臣，其“素王改製”的要義(yi) 是“庶人之政”。而無論是支持變法的陳寶箴，還是同情變法的張之洞，要麽(me) 是“曆驗世務”，要麽(me) 是“金馬玉堂”，膺閫外重寄，其變法要義(yi) 是“卿士之政”。

從(cong) 現代化視角看，康梁代表了曆史發展方向，而從(cong) 當時的政治格局看，陳張體(ti) 現了變法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為(wei) 從(cong) 今文經學出發的“大同三世”之說實際受到了《天演論》的影響，時人多以其“托古改製”為(wei) 非。而康氏《新學偽(wei) 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發展為(wei) “康學”甚至“康教”，使得不僅(jin) 朝廷重臣，甚至與(yu) 其同源的新清流、名士也產(chan) 生了隔膜。

在戊戌變法中，德宗皇帝多啟用在野維新派或“新進小臣”，而撇開了洋務重臣，“險躁自矜，忘投鼠之忌”，以至旋起旋敗。重臣中唯有張之洞不僅(jin) 接納沈曾植、陳三立等熱心變法的新清流或名士，甚至對梁啟超的“卓老”報章文字也曾表示過欣賞，也以調和帝後新舊自任，實在是革新運動的最大公約數。

根據張之洞檔案的相關(guan) 記載，1898年4月23日，由於(yu) 軍(jun) 機章京楊銳、劉光第等策動，軍(jun) 機處曾電召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大計。另外陳寶箴也於(yu) 1898年9月22日上折保舉(ju) 張之洞入朝主持變法大局，他說：“惟變法事體(ti) 極為(wei) 重大，創辦之始，凡綱領、節目、緩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盡善，乃可措置施行。方今危疑待決(jue) ，外患方殷，必得通識遠謀，老成重望，更事多而慮患密者，始足參決(jue) 機要，宏濟艱難”。

可惜的是，這兩(liang) 次張之洞均因故未能入朝主持變法。德宗求治心切，重用小臣，而忽略了洋務大臣對新政的同情，對“康學”的疏離。戊戌之敗，實際上也有“謀及庶人”而未“謀及卿士”的原因。《洪範》之義(yi)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cong) ，龜從(cong) ，筮從(cong)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nei) 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yu) 人，用靜吉，用作凶。”戊戌變法時，德宗及其班底的權力基礎就不穩固，大權盡在皇太後，可謂“汝逆”；重臣不與(yu) ，可謂“卿士逆”；僅(jin) 僅(jin) 謀及庶人，其結果也就不待卜筮可知了。

（二）清末新政敗於(yu) 盡失士庶

戊戌變法的失敗並不意味著清末政治革新的終結。庚子之後，尤其是立憲國日本戰勝沙俄，給了國人巨大的刺激，清廷終於(yu) 有了“預備立憲”的措施。另外，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流落海外，開始具體(ti) 研究立憲事宜，梁啟超成為(wei) 海內(nei) 外首屈一指的君主立憲大家，尤其是其開始從(cong) 官紳視角轉向“民”的視角；清末紳士、商人開始活躍，且有了權利覺醒，紳士將紳權與(yu) “潛扶民權”統一了起來，逐漸形成了立憲派。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liang) 江總督周馥聯名會(hui) 奏請變政體(ti) 。而自一些少壯親(qin) 貴也在受到國外刺激後出現了銳意進取，奮發圖強的現象，載澤就是五大臣海外考察的靈魂人物。朝廷重臣尤其是地方督撫與(yu) 在野紳士的互動是立憲活動開展的誘因。由於(yu) 立憲派的“民權”主張為(wei) 從(cong) 同治時期活躍的地方勢力提供了權力正當性，代表地方向朝廷爭(zheng) 權，受到地方一些熱心督撫支持。立憲派的活躍人物張謇與(yu) 袁世凱早有交往，江浙的立憲派張元濟等人策動盛宣懷等大臣，張美翊、湯壽潛策動軍(jun) 機大臣瞿鴻禨讚成立憲，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政治。

清末立憲中，假如執政者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使早在同治年間崛起的地方督撫權力得到憲法確認，使活躍的立憲派獲得部分權力，那便是做到了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組織議會(hui) 以決(jue) 大政。但最後《欽定憲法大綱》，卻與(yu) 文祥《密陳大計疏》規範君權的英式憲製明顯有別，君主尤其是依傍皇權已經身居要津而德不配位的少年親(qin) 貴與(yu) 漢族大臣、在野紳士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實則構成了立憲的誤會(hui) 和難題。特別是皇族不與(yu) 大政，這不僅(jin) 是立憲要義(yi) ，也是中國古代漢、唐、宋、明等朝代的傳(chuan) 統，在清朝自雍正以後到鹹豐(feng) 之前也是清朝家法嚴(yan) 厲杜絕的。慈禧皇太後在光緒末年逐漸培植親(qin) 貴掌權，這不僅(jin) 不合憲製之義(yi) ，也不合清朝的家法。親(qin) 貴掌權的事情在宣統年間更甚，尤其是在載灃攝政期間還讓宗室親(qin) 貴多掌軍(jun) 權。五大臣海外考察，載澤在日本會(hui) 見伊藤博文時，伊藤告知：“貴國是君主國，主權必集中於(yu) 君主一人之手，斷不可旁落於(yu) 臣民；臣民的自由權由法律規定，是政府所給予的，而非按照人民的意誌的自由”。

君主獨攬大權，在日本為(wei) “尊王”“廢藩”的明治新政，其要在於(yu) 提高皇權以廢諸藩；於(yu) 中國則既不恰於(yu) 《尚書(shu) 》之義(yi) ，又不愜於(yu) 從(cong) 辛酉到庚子的時變。這樣的粗陋見識，卻被寫(xie) 入了《欽定憲法大綱》。載澤尚且是滿人親(qin) 貴的通達者，並非全然昏聵，至於(yu) 載濤、載洵之輩，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少壯親(qin) 貴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hui) 議時，列強認為(wei) 中國沒有海軍(jun) ，不具備頭等國家資格，遂大受刺激，出任海軍(jun) 大臣的載洵責成度支部籌銀1800萬(wan) 兩(liang) ，清末財政經費短絀，連“務宏大，不問費多寡”的張之洞也議緩立海軍(jun) 卻爭(zheng) 之不得。

凡此立憲模式、軍(jun) 政、度支，親(qin) 貴與(yu) 朝廷重臣及立憲派的分歧都不可調和，且少年親(qin) 貴的虛驕之氣使人寒心。更為(wei) 重要的是，當時宣統幼衝(chong) ，親(qin) 貴和攝政王共管朝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失序，攝政王沒有力量和政治資源可以裁抑其他親(qin) 貴，支持立憲的親(qin) 貴也無法解決(jue) 自身要退出曆史舞台的立憲悖論。迨皇族內(nei) 閣出，清朝親(qin) 貴完全把持政權，卿士庶人一律被排除在清廷統治之外，鼎革之變也就如期而至，最終辛亥軍(jun) 興(xing) ，舉(ju) 國倒向革命。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清末當國者不學，全不知尚書(shu) 之義(yi) ，以肇亡國之禍。 民元修前朝史，《清史稿》修史者不僅(jin) 全文抄錄了《密陳大計疏》，並稱文祥“晚年密陳大計，於(yu) 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xing) 亡之龜鑒也”，這或許是修史者的沉痛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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