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與(yu) 孔府關(guan) 係研究

作者：孔明（軍(jun) 事科學院軍(jun) 隊政治工作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軍(jun) 事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摘  要：在近代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中，儒教是其藉以宣揚“同文同教”的重要手段，作為(wei) 儒教象征之孔府則是其重要借助對象。自清末民初至全國抗戰爆發前，為(wei) 因應不同時期的對華侵略需求，日本朝野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對孔府活動：從(cong) 辛亥革命時期擁立衍聖公為(wei) 帝的論調，到參拜孔廟、結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業(ye) 、幹預國民政府反孔運動、遊說衍聖公東(dong) 渡，甚至提出扶植衍聖公為(wei) 傀儡政權首領。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尊孔活動和聖裔拉攏，直接推動了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及利用儒道外交改善對日關(guan) 係。凡此均在近代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史、中國尊孔史和中日關(guan) 係史上具有代表性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日本侵華 孔府 國民政府 斯文會(hui) 儒道大會(hui)

原標題《全國抗戰爆發前日本對孔府的接觸利用與(yu) 國民政府之因應》），有改動。

西漢以後，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形成，孔子後裔受到曆代王朝的優(you) 禮，唐宋以降，更爵列上公，代增隆重，成為(wei) 儒家道統延續的重要象征。在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孔子後裔同樣備受士林仰慕與(yu) 崇敬，並被賦予濃厚的神聖化色彩。

儒學與(yu) 日本政治關(guan) 係密切，在幕藩體(ti) 製下，曾長期居於(yu) 政治理念和道德文教的支配地位。明治維新伊始，在歐化風潮和自由民權運動衝(chong) 擊下，儒學一度被啟蒙思想家棄之如敝屣，開始走向式微。但為(wei) 對抗自由民主思潮，灌輸絕對忠孝觀念，明治政府通過頒布《教學聖旨》（1879年）、《教育敕語》（1890年）等一係列思想統製法令，使其重新上升為(wei) 天皇製國家的最高教化準則，回到“國教”的位置。[1]與(yu) 此同時，甲午、日俄兩(liang) 役後，文化優(you) 越意識的膨脹使日本漸以儒學正統和東(dong) 方文化盟主自居，“同文同教”和尊孔崇儒遂成日本朝野對華文化號召、藉以取得與(yu) 列強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重要手段，作為(wei) 儒家道統象征的孔府自然成為(wei) 其重要借助對象。

自清末民初至全國抗戰爆發前，為(wei) 因應不同階段的對華侵略需求，日本官、軍(jun) 、民各方提議及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對孔府活動。早在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即有擁立衍聖公為(wei) 皇帝的呼聲。其後，日本官民除通過參拜孔廟表達文化“親(qin) 善”外，還通過支援孔府文化事業(ye) 、阻止中國反孔運動等形式示好孔府、遊說衍聖公東(dong) 渡，甚至有扶植衍聖公為(wei) 傀儡政權首領之考量。九一八事變後，為(wei) 宣揚“同文同教”、消弭中國反日情緒，日本大修孔廟並邀衍聖公孔德成東(dong) 渡參加1935年4月舉(ju) 辦的儒道大會(hui) 。為(wei) 對抗日本文化侵略、防止聖裔被劫持，國民政府一舉(ju) 恢複祀孔、大修孔廟並任命孔德成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走向全麵尊孔。簡言之，日本之文化侵略是推動國民黨(dang) 走向全麵尊孔的直接外因。另外，在維護政治和文化安全、不使孔德成赴日的同時，國民政府又以中央名義(yi) 派孔德成之代表赴日參加儒道大會(hui) ，洵有配合1935年上半年對日邦交調整、緩和中日關(guan) 係之考量，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民政府對日關(guan) 係史上有不可忽視之意義(yi) 。

關(guan) 於(yu) 近代日本與(yu) 孔府之交往及其影響，先行研究已略有提及，且多集中於(yu)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大修孔廟和邀請聖裔對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影響上。在批孔類著作中，1977年版《魯迅雜文選講》對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的講解認為(wei)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極力鼓吹以“王道”和“孔子之教”建立“東(dong) 亞(ya) 新秩序”，儒道大會(hui) “使這醜(chou) 劇達到了高潮”，而國民政府附和尊孔則是中日反動派“在孔丘的亡靈前結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國民黨(dang) 文化政策類研究中，蔡淵絜明確指出，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dang) 之所以加速尊孔，除鞏固民族團結、恢複固有道德之目的外，對日本儒道大會(hui) 的抵製是其“直接原因”；李俊領也指出，國民政府尊孔和將孔子嫡裔納入黨(dang) 國體(ti) 製的原因之一即在於(yu) 與(yu) 日偽(wei) 競爭(zheng) ，防止日人對聖裔加以利用。[2]

然而，就筆者目力所及，相關(guan) 研究多屬旁及性論述，對日本與(yu) 孔府交往之曆程、日本尊孔對國民政府影響之經過尚缺乏專(zhuan) 門性探討，對儒道大會(hui) 與(yu) 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之關(guan) 係更未見論及。本文試圖在有關(guan) 研究的基礎上，以日本儒教團體(ti) 資料、兩(liang) 國官方文書(shu) 、相關(guan) 人物日記和迄未公開的涉日孔府檔案等為(wei) 依據，全麵梳理清末民初至全麵抗戰爆發前日本與(yu) 孔府交往之曆程，以期為(wei) 認識近代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之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提供一新視角。

一、日本與(yu) 孔府交往之開端

孔子後裔，代有封爵，其傳(chuan) 承狀況載諸史籍，是以聖裔之存在，久既見知於(yu) 具備漢學素養(yang) 的日本士人之間。逮至江戶時代，儒學國學化，日本士人由對孔子的尊崇，衍生出對孔子後裔的關(guan) 注。唯此時兩(liang) 國聲氣未通，日本對孔家之認識尚處於(yu) 風聞和感性階段，且有將其神聖化之傾(qing) 向。

江戶前期，大儒新井白石曾以“風聞”的形式談到，滿清統一中國後，康熙帝欲以皇女降嫁衍聖公，不料竟遭拒絕，然清廷非但未加責罰，反而益加優(you) 待，並以衍聖公為(wei) 賓客，每至京師，皇帝必親(qin) 迎於(yu) 驛站。[3]江戶末期，神道家平田篤胤進一步將孔子和孔家納入日本神道體(ti) 係，加以神格化，他稱“孔子實無異於(yu) 神也”、“唐土未有盛於(yu) 孔子之家者”，並強調其原因係“孔子之誠心適符天津神（日本神祗）之禦心也”。[4]

新井平田之說，雖無事實可稽，但卻因其地位崇高，而廣為(wei) 後世學人推崇和傳(chuan) 述，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代日本對孔府的神聖化認識。

左：新井白石（1657-1725）右：平田篤胤（1776-1843）

甲午戰爭(zheng) 後，以日為(wei) 師成為(wei) 時代潮流，隨著中日人員往來與(yu) 文化交流的頻繁，聖裔開始由風聞進入日本官民的日常視野。1903年6月，孔府近支、總理山東(dong) 學務處孔祥霖赴日考察各項要政時，受到澀澤榮一等朝野名士歡迎[5]，主要報紙以“衍聖公族叔”“清國名門之來朝”相報道。[6]辛亥革命爆發後，在列強討論中國國體(ti) 問題時，英國政府曾訓令駐華公使朱爾典“就冊(ce) 立孔子之子孫孔侯〔公〕爵為(wei) 皇帝事速與(yu) 日本國公使密議”，日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將該案報告日本政府。[7]與(yu) 此同時，對於(yu) 擁立衍聖公為(wei) 帝，日本民間亦有“盛倡其議者”[8]，這標誌著聖裔這一特殊文化符號的現實政治功能開始受到關(guan) 注。

1911年12月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向外務大臣密報英國公使提議

民國建立後，列強在華利益競逐日趨激烈，日本對華擴張亦進入新階段，通過尊孔標榜“同文同教”，取得在華競爭(zheng) 上的文化優(you) 勢，漸成朝野共識。在此背景下，參拜孔廟成為(wei) 尊孔表達之重要手段，日本與(yu) 孔府之交往亦隨之產(chan) 生。

較早將尊孔手段與(yu) 在華利益擴張相結合，並開啟日本與(yu) 孔府實際交往的關(guan) 鍵人物是被稱為(wei) 日本“資本主義(yi) 之父”的澀澤榮一。1913年8月，在澀澤與(yu) 孫中山主導下，中日兩(liang) 國合資經營企業(ye) ——中國興(xing) 業(ye) 公司成立，這是民國以來日本財界對華擴張的最大成果。1914年5月，澀澤榮一來華與(yu) 北京政府商議二次革命後興(xing) 業(ye) 公司的人事問題，並宣稱欲借機完成參拜孔廟之夙願。時值民國肇建，列強在華利益角逐激烈，加之行前澀澤曾向天皇和首相大隈重信辭行，故有西文媒體(ti) 指責其不過欲借“同文同教”之名，行擴張利益之實。對此，澀澤甫抵滬即約見西媒記者加以駁斥，強調“予之教育、予之信條實為(wei) 參拜孔子聖廟之動機，且為(wei) 主要目的也”，雖帶有相關(guan) 任務，“亦不過欲在北京與(yu) 官憲並相關(guan) 人等懇談而已，豈有他意！”[9]麵對西方媒體(ti) 的指責，澀澤極力淡化中國之行的政治色彩，孔廟參拜的“正名”意義(yi) 由是凸顯。

澀澤聲明：“此次遊華，世人臆說紛起，多以攫取中國利益為(wei) 言，此說實非篤論，……親(qin) 謁孔廟誠為(wei) 此次旅行之一大目的。”

與(yu) 西媒的警惕相對照，澀澤的朝聖計劃卻博得中國官民的好感。5月21日，在晉見大總統袁世凱時，澀澤表示：“少年時起即為(wei) 孔孟之學所教養(yang) ，久慕貴國文化，故欲參拜孔子廟”，袁嘉其誠，稱“中日關(guan) 係淵源深遠”。[10]為(wei) 使澀澤順利完成曲阜朝聖，北京政府特予配備朝聖專(zhuan) 列，並令衍聖公孔令貽妥為(wei) 照料。然而，5月27日，當75歲高齡的澀澤榮一行將啟程南下時，卻突然罹病，不得不電告北京政府和衍聖公中止行程，“懷無限之遺憾，期他日之再舉(ju) ”，並於(yu) 是月離華返日，終生未能來遊斯地。這場未能成行的朝聖之旅為(wei) 日本與(yu) 孔府的交往拉開了帷幕，受澀澤感召，實業(ye) 家白岩龍平按澀澤原定日程赴曲阜“代拜”，受到孔令貽的接待。[11]在澀澤和白岩帶動下，貴族院議員、前大藏次官勝田主計亦來曲阜參拜。[12]

來華途中的澀澤榮一（中坐左起：白岩龍平、尾高次郎、澀澤榮一、馬越恭平、澀澤武之助、明石照男）

一戰爆發後，日軍(jun) 占領青島，山東(dong) 淪為(wei) 日本的殖民勢力範圍。為(wei) 消弭鞏固侵略成果，日本朝野強烈主張通過尊孔崇儒進行殖民統治。

1915年，澀澤榮一、井上哲次郎[13]、服部宇之吉[14]等儒界名流倡議中日合建“儒教大學”於(yu) 山東(dong) ，稱欲通過發揚儒學，取得“偉(wei) 大的精神上之效果”，進而“助長兩(liang) 國親(qin) 善”。[15]

設立儒教大學之倡議

作為(wei) 殖民政策的實際執行者，軍(jun) 國主義(yi) “孔教徒”、日本駐青島軍(jun) 政署調查部主任兼教育課主任田中逸平（漢學家鹽穀時敏女婿、服部宇之吉門生）於(yu) 進駐青島不久即“於(yu) 軍(jun) 政署樓上會(hui) 文武官員，詳說山東(dong) 史跡，警告如我國之山東(dong) 經營不得其宜，則無異於(yu) 倭寇之第二”，強調從(cong) 文化上統治山東(dong) 的重要性。[16] 1917年8月，田中又在日本守備軍(jun) 資助下創辦《濟南日報》，為(wei) 殖民政策辯護，倡導“對齊魯之民則王道宣揚夫子之教”。[17]此外，田中還頻繁前往曲阜“訪孔孟事跡”，截至1916年11月已達7次之多。[18]在其導引下，上田萬(wan) 年、德富蘇峰、白澤保美、鹽穀時敏等學者先後於(yu) 此間來訪。其中，林學家白澤保美還於(yu) 1915年從(cong) 孔子墓上移植楷樹於(yu) 東(dong) 京湯島孔廟，此舉(ju) 被視為(wei) “聖裔連綿之曲阜孔家”同日本“儒教中心”之直接交流。[19]

田中逸平（1882-1934）

田中逸平的鼓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殖民當局對統治山東(dong) 的共同認識。時任日軍(jun) 駐濟南特務機關(guan) 長貴誌彌次郎對其執筆“論戰”深表敬服。[20]1916年，天津日本駐屯軍(jun) 司令部人員也來曲阜朝聖，並於(yu) 離歸後致信衍聖公府感謝其“招待禮意極為(wei) 殷勤”。[21]1917年5月，為(wei) “敦篤中日兩(liang) 國睦誼”，日軍(jun) 參謀次長、後擔任首相的田中義(yi) 一來曲阜參拜。[22]10月，日殖民當局超出原德國租借地範圍，於(yu) 膠濟路沿線要衝(chong) 設民政分署，嚴(yan) 重侵犯中國主權，引起民眾(zhong) 強烈抗議。為(wei) 緩和反日情緒，11月，日本駐青島守備軍(jun) 司令官、中將本鄉(xiang) 房太郎甫上任，“第一位即參拜奉祀儒教本尊之曲阜聖廟”。其後，本鄉(xiang) 又向孔廟獻納銀鼎，並極力擴大其影響。首先，他要求規格必須超過末代德國膠澳總督瓦爾代克曾獻之鼎；其次，在獻納之前示於(yu) 恭親(qin) 王等居青滿清舊臣；最後，於(yu) 山東(dong) 督軍(jun) 府舉(ju) 行獻納儀(yi) 式，在日軍(jun) 參謀見證下，由督軍(jun) 張懷芝交與(yu) 孔府。[23]通過這一舉(ju) 動，可以窺測其一舉(ju) 三得之意圖，其一，彰顯日軍(jun) 尊孔遠超德國，為(wei) 殖民統治製造文化正當性；其二，藉以收攬滿清舊臣人心；其三，通過督軍(jun) 加持，增加鼎之權威、獲得孔府重視。

左：貴誌彌次郎（1873-1938，陸軍(jun) 中將）、中：田中義(yi) 一（1864-1929，曾任內(nei) 閣總理大臣）、右：本鄉(xiang) 房太郎（1860-1931，陸軍(jun) 大將）

此外，1918年5月，貴族院議員、前大藏大臣阪穀芳郎（澀澤榮一女婿）亦在擔任中國政府財政顧問之餘(yu) 前來參拜。[24]另一名日後在日本與(yu) 孔府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漢學家、田中逸平內(nei) 兄鹽穀溫[25]，亦曾於(yu) 1915年7月30日率東(dong) 京帝國大學學生旅行團來曲阜謁廟，因訪衍聖公不遇，留贈荻生徂徠所著《論語徵》。[26]

日本官民的尊孔表達，客觀上博得了孔府和中國尊孔人士的好感，以至10餘(yu) 年後，田中逸平仍稱：“節山博士持贈之徂徠《論語徵》，孔家至今感謝。本鄉(xiang) 栗洲（本鄉(xiang) 房太郎號栗洲）大將參拜時所奉納之銀鼎，孔家自不必說，亦博得支那孔教會(hui) 諸君極大之好感。”[27]本鄉(xiang) 房太郎之舉(ju) 尤其被視為(wei) 對華親(qin) 善的有效手段，如鹽穀溫讚其為(wei) “此誠大將重名教、尊先師之美舉(ju) ，亦為(wei) 日支兩(liang) 國親(qin) 善極為(wei) 有效之手段也”，並以軍(jun) 國主義(yi) 口吻感歎道：“然大將未以總督之名祭泰山，立巨碑於(yu) 山上，光被我皇之威德於(yu) 東(dong) 亞(ya) 大陸，誠憾事也。”[28]

如上所述，自清末民初以來，日本朝野在對孔府舊有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產(chan) 生了對其特殊文化符號和現實政治功能的重視。故在政權鼎革之際，有擁立衍聖公為(wei) 帝之輿論；在對華利益擴張、殖民統治的背景下，參謁孔廟、結交孔府成為(wei) 宣揚同文同教、消弭反日情緒的重要手段。雖然兩(liang) 者初期之往來僅(jin) 停留於(yu) 拜觀應酬程度，日本尚未有將孔府納入具體(ti) 對華政策設計之實踐，常態化往來亦未形成，但卻為(wei) 日後與(yu) 孔府的進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礎。

二、斯文會(hui) 對孔府求助的響應和倡議衍聖公留日

1918年，為(wei) 對抗洶湧澎湃的“大正民主”潮流，與(yu) 眾(zhong) 多宣揚忠君尊皇的右翼團體(ti) 相同步，近代日本最大的禦用儒學團體(ti) ——斯文會(hui) 成立。因以維護絕對天皇製為(wei) 己任，該會(hui) 自誕生起即受到當局的格外青睞，所獲聖眷與(yu) 恩渥為(wei) 同類團體(ti) 所僅(jin) 有：其核心成員均是皇親(qin) 貴胄和禦用學者，伏見宮博恭王和公爵、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長期擔任總裁和會(hui) 長，澀澤榮一、阪穀芳朗、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名流是其骨幹；文部省將東(dong) 京湯島孔廟劃歸其管理，其舉(ju) 辦的年度祭孔大典，多有內(nei) 閣總理及主要大臣致辭或親(qin) 臨(lin) ；日皇更數度下賜內(nei) 帑金嘉獎，並從(cong) 該會(hui) 成員中選拔禦前進講講師。

斯文會(hui) 核心成員

禦用團體(ti) 之性質決(jue) 定了斯文會(hui) 將以儒學輔助日本對華擴張作為(wei) 自身使命之一。早在1918年12月1日斯文會(hui) 成立的“大講演會(hui) ”上，該會(hui) 顧問、前司法大臣金子堅太郎即曾呼籲：“戰後（一戰後），支那為(wei) 世界各國所矚目，日本無論如何必須與(yu) 支那親(qin) 善、提攜，……為(wei) 此，必須利用我祖先代代傳(chuan) 承之漢學。”[29]加之，五四以後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嚴(yan) 重影響了日本在華利益擴張，通過尊孔活動與(yu) 中國儒界建立交往、展示“親(qin) 善”的呼聲漸高。1919年，原敬內(nei) 閣在郭春秧建議下確定以孔教作為(wei) 對華文化政策。[30]1922年，適值孔子卒後2400年，斯文會(hui) 及各地舉(ju) 行隆重紀念活動，前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前往曲阜朝拜[31]，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阪穀芳郎也借機呼籲中日共辦祭典，以緩解五四運動後兩(liang) 國之“不和”[32]，鹿兒(er) 島孔子祭典會(hui) 甚至通過外交渠道將本國儒學複興(xing) 的“駸駸之機”通告給孔府[33]，反映出與(yu) 中國儒林和孔府交往的強烈願望。1925年3月，斯文會(hui) 常議員、文部省在華研究員山口察常在日本公使館介紹下來曲阜參加春丁祀孔典禮，“受到鄭重接待”。事後，他撰文強調孔家對於(yu) 統治中國的重要性，稱“支那為(wei) 家族製之國，像孔子家族般長久傳(chuan) 承至今的家族，舉(ju) 世無二，僅(jin) 此事實，即可成為(wei) 支那民族統一之目標”。[34]1926年9月，日本前首相青浦奎吾赴曲阜祭孔，並於(yu) 歸國後大肆宣揚儒教對統治中國的重要性，進一步喚起了日本朝野對活用尊孔手段的注意。[35]

左：大隈重信（1838-1922）、右：清浦奎吾（1850-1942）

而此時，中國南方正在掀起反帝反封建之大革命，排孔運動風起雲(yun) 湧。1927年2月，武漢國民政府“通令各省廢止春秋丁祀孔孟典禮”。[36]麵對道統危機，孔府憂心忡忡，積極尋求保全之道。基於(yu) 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日人尊孔的認識[37]，孔府嚐試借助國際尊孔力量維護儒家道統。為(wei) 獲得國際聲援，曾留學日本的孔府奉衛官孔令俊等屢向田中逸平弟子、斯文會(hui) 會(hui) 員、在魯日本教員馬場春吉[38]表達希望日本儒林來華提倡尊孔的意願。1927年9月，孔令俊通過馬場向田中逸平提出在日本援助下設圖書(shu) 館於(yu) 孔廟奎文閣，以作為(wei) 將來建立儒教大學之嚆矢。[39]

馬場春吉（1891-1943）

作為(wei) 以儒侵華論調的狂熱鼓吹者，田中逸平於(yu) 接信後連續撰文疾呼在對華政策中重視儒教手段和援助孔府。他說：“夫子之道為(wei) 防止支那解體(ti) 之一脈。支那統一之實力隻在於(yu) 此一脈之未絕。我對支政策隻可以支持此一脈為(wei) 宗旨。”[40]他批評“歐洲無足掛齒之會(hui) 議，我國既派代表參加，而曲阜之丁祭，有全支那孔教會(hui) 代表雲(yun) 集，卻未聞派遣一人”的崇洋風氣，提議“斯文會(hui) 作為(wei) 崇孔之好機關(guan) ，應同支那全國之孔教會(hui) 建立聯盟，……對孔家之提議，應積極共謀，以作為(wei) 日支斯文同盟之一端”，號召斯文會(hui) 與(yu) 孔府及孔教人士積極結交，並明確提出中日“斯文同盟”的理念。[41]也正是在此次呼籲中，田中提出中國絕不可為(wei) 共和國，而要擁立孔子後裔為(wei) 君主，實行所謂王道政治[42]，與(yu) 日後偽(wei) 滿建國的口號如出一轍。

田中逸平的呼籲迅速得到斯文會(hui) 的回應。1928年2月，其內(nei) 兄、東(dong) 京帝國大學教授、斯文會(hui) 部長鹽穀溫向副會(hui) 長澀澤榮一建議，由己借率外務省“專(zhuan) 門教育視察團”赴華考察之機往曲阜祭孔。澀澤深表讚同，令其將“日本尊孔之徒之誠意致於(yu) 孔夫子靈前”，並給予資金援助。[43]鹽穀溫出身名門，曾與(yu) 大正天皇同窗，後又曾執鞭皇家學習(xi) 院，傅育皇族，與(yu) 皇室關(guan) 係密切。加之，1月20日，他方作為(wei) 候補講師旁聽了昭和天皇登基後的首次禦前進講，一時聲名鵲起，故其中國之行被寄予“代表我學術界並在外交界投下巨彈”的厚望。[44]

鹽穀溫（1878-1962）

日專(zhuan) 門教育視察團名單

2月26日，在經陸軍(jun) 省、參謀本部和大倉(cang) 財閥協助並周知北京政府陸海軍(jun) 大元帥張作霖後[45]，鹽穀一行10餘(yu) 人不顧南北戰火冒險抵魯，受到魯督張宗昌的盛大歡迎。次日，在政府衛隊奏樂(le) 托槍的大型儀(yi) 仗下，鹽穀一行抵曲阜祭孔，並代表澀澤榮一和大倉(cang) 財閥頭領大倉(cang) 喜七郎獻納幣帛與(yu) 手抄《論語》《孝經》等物品。[46]

衍聖公孔德成（中立幼童）接見鹽穀溫一行

孔府設宴款待鹽穀一行，以孔德成書(shu) 法贈送斯文會(hui) 會(hui) 長德川家達和澀澤榮一，並表示願為(wei) 日本修複毀於(yu) 1923年關(guan) 東(dong) 大地震的東(dong) 京湯島孔廟捐資，積極結交域外尊孔力量。鹽穀去後，孔令俊複致信感謝，表達了借助域外尊孔力量維護道統的迫切心情：

諸公此來，遠在萬(wan) 裏之外，竭誠尊聖致祭，捐書(shu) 與(yu) 幣，與(yu) 遊覽者性質不同。乃為(wei) 尊聖而來，為(wei) 提倡孔道而來，為(wei) 孔道興(xing) 起能以救世而來。令人至感且敬，中心回環，實未能忘。由此悲觀生焉。伏思孔聖為(wei) 中國數千年所尊崇，及至現代，邪說橫行，流入異端，道德淪喪(sang) ，廉恥皆無，赤黨(dang) 興(xing) 起，盜匪披猖，幾不知孔道為(wei) 何物。今貴國文化之進步，人物之興(xing) 盛，知孔道為(wei) 治世之要素，救民之大法，經營提倡，不遺餘(yu) 力，較之敝國，奚啻天淵。兩(liang) 相比較，能勿悲感！雖然如此，私心又為(wei) 之一幸，敝國現代之況如此，得貴國諸賢不憚辛勞，來華提倡，觀感之間，未嚐無益。設使人心不死，亦可由此而重興(xing) 也。此後尚望諸公時匡不戴，俾敝國文化納入正軌，不勝拜禱之至。[47]

鹽穀一行的曲阜祭孔在中日兩(liang) 國反響較大，溥儀(yi) 在天津接見鹽穀一行時表示：“孔夫子之道是世界人道之公理，能統一中國者，畢竟除斯道以外無他，然南方竟廢孔子之廟，代之以孫文之廟，在這種現狀下，貴國學士前來曲阜參拜，祭祀夫子，感佩不已，我國人士亦應為(wei) 之感奮。”[48]歸國後，鹽穀先後在東(dong) 京放送局等多個(ge) 場合密集報告祭孔詳情，並呼籲斯文會(hui) 將遣使與(yu) 祭常態化，進而設立斯文會(hui) 曲阜支部。[49]在斯文會(hui) 祭孔的影響下，孔府的圖書(shu) 援助請求得到財閥和文教界的積極響應，除鹽穀親(qin) 齎之古籍外，澀澤榮一及其麾下文化團體(ti) 龍門社另行郵寄珍本古籍數十冊(ce) 經由馬場春吉捐贈於(yu) 孔府。[50]其後，安田財團、國民文庫、育德財團、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總委員會(hui) 、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武藏高校、立正大學、弘道館等也陸續捐贈了大批書(shu) 籍。[51]

馬場春吉主觀認為(wei) ，鹽穀的曲阜之行“使衝(chong) 齡之德成明白儒教之正統在傳(chuan) 入日本後始才結出碩果”[52]，促進了幼年孔德成對日本好感的養(yang) 成。為(wei) 建立更為(wei) 鞏固的“斯文同盟”，鹽穀溫開始策劃孔德成留學日本皇家學習(xi) 院。在東(dong) 京放送局的廣播演講和斯文會(hui) 歡迎會(hui) 上，鹽穀說：“鑒於(yu) 支那之現狀，使衍聖公居於(yu) 兵亂(luan) 之國實令人無限憐惜。從(cong) 兩(liang) 國親(qin) 善上看，早日讓衍聖公留學日本，接受優(you) 質之教育實為(wei) 至當。”[53]馬場春吉也認為(wei) ：“設若衍聖公之學習(xi) 院留學可得而實現，與(yu) 我皇室藩屏之貴胄同室而學，從(cong) 事東(dong) 亞(ya) 學術研究，非唯孔教徒之喜，亦為(wei) 日支國交上之盛事也。”對日本來講，在其本國皇室和和清皇室（溥傑、潤麒）成員就讀該院的基礎上，如再添以衍聖公，則無異於(yu) 握有儒教之正統。因此，鹽穀溫積極活動，除將孔德成相片上呈皇弟三笠宮崇仁親(qin) 王和皇族東(dong) 久邇宮稔彥王外，還向學習(xi) 院院長荒木寅三郎匯報了其計劃，獲荒木“大讚成”。於(yu) 是，鹽穀指示馬場春吉向孔府展開勸說。[54]

左：三笠宮崇仁親(qin) 王（1915-2016，昭和天皇四弟）、右：東(dong) 久邇宮稔彥王（1887-1990，皇族、昭和天皇妹丈，曾任戰後首任內(nei) 閣總理大臣）。

然而，當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中國民眾(zhong) 的反日情緒空前高漲，日本對華文化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為(wei) 表達對日軍(jun) 暴行抗議，孔教會(hui) 會(hui) 長陳煥章移檄天下聲討日軍(jun) 暴行，通過“尊孔”與(yu) 孔府及孔教會(hui) 人士建立起來的紐帶瀕於(yu) 破裂，在這種輿論環境下，衍聖公東(dong) 渡幾無可能。馬場在給田中的信中說：“本次不祥事件使辛辛苦苦與(yu) 中國孔教徒建立起的聯絡產(chan) 生誤解，闕裏圖書(shu) 館也不免停頓”。[55]田中也對軍(jun) 部提出隱晦批評，稱“對外徒以武力從(cong) 事，是國家之不祥，其歸趨必然使日支遭遇意外之不幸”，並再次強調“救支那者依然是夫子之道，除此無他”[56]，反映了日本內(nei) 部在侵華手段上的分歧。為(wei) 消弭仇日情緒、維持與(yu) 儒林交往，日人不惜將侵略美化為(wei) 護孔。《順天時報》記者辻武雄對孔教會(hui) 會(hui) 長陳煥章說：“此次敝國出兵，將以保護林廟也。”[57]馬場春吉也一麵請人與(yu) 曲阜孔教會(hui) 溝通，一麵在濟南屢會(hui) 孔族成員，努力消除孔教人士和孔府對日本之“誤解”。同時，他向鹽穀溫建議，在當前形勢下，應緩議衍聖公留學，先由學習(xi) 院派代表團來魯與(yu) 孔府建立交誼，再徐圖將來。[58]

三、斯文會(hui) 成員和軍(jun) 國主義(yi) 分子對國民政府改革林廟的幹預

雖然鹽穀一行的曲阜祭孔在中日兩(liang) 國反響較大，但他提出的諸種計劃還未及實施，中國的祭孔典禮即伴隨國民黨(dang) 統一北方而走入曆史。1927年9月，國民黨(dang) 蔣介石、汪精衛兩(liang) 派“寧漢合流”，南京國民政府成為(wei) 國民黨(dang) 政權形式上的中央政府。1928年2月，繼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廢孔通令後，蔡元培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又以“孔子學說不合黨(dang) 義(yi) ”為(wei) 由，通令廢止春秋祀孔舊典。[59]向來尊孔的蔣介石對蔡元培的通令並不以為(wei) 然，4月22日，他於(yu) 北伐途中於(yu) 親(qin) 至曲阜謁廟，以孔孟之徒自居，並親(qin) 詣孔府，對衍聖公孔德成禮敬有加。據當日之蔣介石《事略稿本》載，“衍聖公孔德成年九歲，甚聰慧，公禮敬之，甚願其果能廣衍聖德” [60]，似有將衍聖公納入黨(dang) 國體(ti) 係之期待。

自國民革命軍(jun) 北上，尤其日本出兵山東(dong) 以來，斯文會(hui) 對山東(dong) 及孔府狀況極為(wei) 關(guan) 切，在機關(guan) 雜誌《斯文》“匯報”欄中稱，“自南軍(jun) 侵入山東(dong) 以來，對曲阜聖廟之狀況及衍聖公之安否頗為(wei) 憂慮”。為(wei) 打消日本儒林的擔憂，斯文會(hui) 將馬場春吉報告的蔣介石曲阜尊孔舉(ju) 動刊登於(yu) 《斯文》。馬場樂(le) 觀地認為(wei) ，蔣介石的尊孔使“蔡元培所倡導之反孔子運動終究不能越魯境而北上，雖支那新舊軍(jun) 閥之妄動使時局變化紛紜，然唯一不能動者即孔子之教也”。因此，他建議“唯願以此不動之教為(wei) 中心，謀日支之提攜”。[61]

但是，受大革命餘(yu) 波及蔡元培廢孔之影響，國民黨(dang) 內(nei) 堅持反封建傳(chuan) 統的年輕黨(dang) 員仍抱有強烈的反孔情緒。7月，丁惟汾領導的國民黨(dang) 內(nei) 反蔣派係“大同盟”係青年黨(dang) 員於(yu) 心澄等17人聯名呈請國民黨(dang) 中央政治會(hui) 議，要求取消衍聖公製度，將林廟府田一切財產(chan) 收歸國有，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改革曲阜林廟案。[62]

林廟案甫一發生，《斯文》9月號即以大號加點標題（戰前僅(jin) 此一例）轉載了“曲阜衍聖公取消問題”的新聞。[63]田中逸平亦根據馬場春吉的來函撰文呼籲日本各界“援助中國尊孔誌士”，並謂“排孔與(yu) 排日為(wei) 同一目標，斷不可長此風氣”。[64]隨即，《斯文》10月號以“曲阜衍聖公取消問題和保護孔林孔廟之提案”為(wei) 題介紹了林廟案的進展。[65]

日本素來敵視國民黨(dang) 的文化激進主義(yi) 。一則中國的反傳(chuan) 統意味著西化、“赤化”，將導致日本喪(sang) 失與(yu) 列強競爭(zheng) 的“同文同教”優(you) 勢、影響在華利益擴張，甚至引起連帶反日；再則中國激進思潮有波及日本、動搖天皇製國體(ti) 之虞。田中逸平的同道至交、戰後被定為(wei) 甲級戰犯的軍(jun) 國主義(yi) 理論家大川周明曾警告，中國之赤化“或將誘發日本意外非常之事變”。[66]這種憂懼、警惕之感突出體(ti) 現在對中國儒教和孔府命運的關(guan) 注上。

在輿論呼籲和各方力量推動下，大川周明等人嚐試動員與(yu) 日本關(guan) 係密切的地方實力派阻止林廟改革。9月21—26日，日軍(jun) 第三師團參謀、中佐金子定一連續三次急電大川周明，通告孔家危機，請其設法救助。此時，金子定一正因濟南慘案後日本增兵山東(dong) 而隨軍(jun) 駐紮濟南，大川周明適在奉天策動張學良以所謂王道主義(yi) 獨立建國。在與(yu) 日軍(jun) 駐奉天特務機關(guan) 長秦真次商議後，大川要求張學良向國民政府抗議、將衍聖公迎入奉天，並以此作為(wei) 試探張之政治立場和是否服從(cong) 日人意旨的試金石。張當即表示“將直接質問蔣介石，如係事實將反對”，並承諾在情況危急時迎衍聖公於(yu) 奉天。此外，張還明言“三民主義(yi) 不過為(wei) 過渡思想，……餘(yu) 奉儒教之政治理想始終如一”，請求大川為(wei) 其組建中日“王道主義(yi) 者”結社，令大川等軍(jun) 國主義(yi) 分子大喜。[67]10月6日，張學良電令駐南京代表邢士廉向蔣介石進言：“頃聞魯省黨(dang) 指委會(hui) 議決(jue) 將曲阜孔廟改為(wei) 中山公園，並將孔子後裔驅逐出境，此事確否，雖不可知，惟保護孔廟，中央曾通令有案，黨(dang) 部果有此項舉(ju) 動，不但有失人心，且使外人方麵疑中央命令不能實行，殊於(yu) 威信有關(guan) 。望陳之介公等查明製止為(wei) 盼。”[68]

左：金子定一（1885-1960，陸軍(jun) 少將）、右：大川周明（1886-1957，戰後被定為(wei) 甲級戰犯嫌疑者）

張學良向蔣介石建言保護曲阜林廟

其時，為(wei) 避免張學良傾(qing) 向日方，蔣介石正積極爭(zheng) 取其易幟。10月8日，為(wei) 力謀統一、揭穿“日本阻礙東(dong) 省歸入中央之陰謀”，蔣介石在國民黨(dang) 第173次中央政治會(hui) 議上力排眾(zhong) 議推舉(ju) 張學良為(wei) 國民政府委員。[69]在此種背景下，蔣自然重視張之意見，他當即向邢士廉表示：“絕無將曲阜孔廟改為(wei) 中山公園之事，然為(wei) 防範起見，即電山東(dong) 省黨(dang) 部製止。” [70]

在林廟案審查過程中，1929年6月13日，受蔣介石親(qin) 邀來華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的日本民黨(dang) 首領、後擔任首相的犬養(yang) 毅來曲阜謁廟，並在山東(dong) 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演講中強烈譴責“打倒舊文明”的“好奇競新玉石同焚之舉(ju) ”，以此聲援孔府。[71]為(wei) 增進“日本與(yu) 孔家之親(qin) 睦”，馬場春吉持續介紹日人來訪。8月20日，斯文會(hui) 會(hui) 員、大東(dong) 文化學院教授峰間信吉在馬場陪同下到訪孔府，受到投宿府內(nei) 的禮遇，成為(wei) “世界人類中客宿孔家之第一人”。對此，峰間感恩戴德，將孔府與(yu) 日皇的“萬(wan) 世一係”相提並論，稱“世界上唯此聖賢之家與(yu) 日本皇室，是人類之兩(liang) 大奇跡”“（吾人）千百年來沐浴孔夫子之教化，我日本民族最有為(wei) 孔家之隆昌作出貢獻之義(yi) 務”。[72]

蔣介石會(hui) 見來華參加孫中山葬禮的犬養(yang) 毅（右二）、頭山滿（左一）

10月，奉命審查林廟案的中央政治會(hui) 議委員蔡元培、蔣夢麟等反孔派擬出《審查改革曲阜林廟辦法報告》，建議即行撤銷衍聖公名號，並將林廟田產(chan) 盡數歸公。[73]為(wei) 挽回危局，馬場春吉一麵緊急約見《東(dong) 京朝日新聞》駐濟南通信員戶塚(zhong) 易，請求輿論支持，一麵與(yu) 孔令俊、孔令燦等孔族成員商議對策。[74]在此基礎上，馬場還介紹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長坪上貞二、事務官伊集院兼清到訪孔府[75]，此舉(ju) 無異於(yu) 反孔聲中之一大外交聲援。11月7日，馬場又向峰間信吉發出長文報告，請其設法挽救。1930年初，峰間攜馬場之報告遍訪漢學家尋求對策，最終在斯文會(hui) 會(hui) 員、大東(dong) 文化學院教授內(nei) 堀維文幫助下“得以挽救事態”。[76]內(nei) 堀是“中國通”，清末曾任山東(dong) 師範學堂總教習(xi) ，與(yu) 前代衍聖公孔令貽素有交往。[77]麵對孔家之事態，內(nei) 堀同樣求助於(yu) 和張學良有“親(qin) 交”的大川周明，促其再次籲張向南京國民政府施壓。據峰間稱，“張學良氏（接電後）逕發長電於(yu) 民國政府主席蔣介石抗議，事態終至平息”。[78]最終，在中外勢力的共同幹預下，改革林廟案於(yu) 1930年初不了了之。

坪上貞二等致孔府感謝函

左：峰間信吉（1873-1949）、右：內(nei) 堀維文（1872-1933）

馬場春吉在給斯文會(hui) 的報告中認為(wei) ，日本的示好使“孔家並中國孔教之士與(yu) 祖國孔教之士之提攜融合如近來之密切者”前所未有。[79]故在林廟案漸趨平靜時，斯文會(hui) 再次邀請孔德成赴日，澀澤榮一和鹽穀溫尤其希望其能參加當年4月舉(ju) 行的祭孔大典。然而，3月23日，孔德成嫡母、衍聖公太夫人陶氏病逝，孔德成丁憂，東(dong) 渡遂不可能。[80]但作為(wei) 敦睦交誼之手段，在馬場建議下，孔府仍借大喪(sang) 之機向日本相關(guan) 方麵10餘(yu) 處發出訃告，駐濟南總領事、斯文會(hui) 、大東(dong) 文化學院、鹽穀溫、犬養(yang) 毅等團體(ti) 和個(ge) 人紛紛致唁電或奠儀(yi) 。[81]

犬養(yang) 毅唁函

1930年7月，曲阜林廟在中原大戰中受損，引起日本尊孔人士對中國軍(jun) 閥混戰的大肆撻伐。斯文會(hui) 在《斯文》連續發布林廟受損詳情，抨擊軍(jun) 閥混戰使“世界之聖人孔子之廟竟罹兵燹，豈非以中華自誇之支那人之一大恥辱邪”，號召日本孔教徒向民國當局抗議。[82]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服部宇之吉致函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警告“萬(wan) 一破壞之事實成立，將對儒教及我國國民思想影響巨大”。西田一麵將報載林廟受損詳情報告外務大臣和斯文會(hui) ，一麵令馬場春吉向孔府詢問情況。[83]該會(hui) 另兩(liang) 位副會(hui) 長澀澤榮一和阪穀芳郎翁婿在請求前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yun) 鵬呼籲保護的同時，還要求西田耕一以外交手段尋求保護孔廟。[84]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朝鮮儒者金宇景也上書(shu) 朝鮮總督齋藤實和蔣介石、閻錫山，呼籲保護聖地，全鮮儒學團體(ti) 還組織了“曲阜聖廟慰安團”來曲慰問。[85]

在抨擊中國軍(jun) 閥混戰的同時，日本朝野繼續邀請孔德成赴日，並敦促中國政府盡速修複孔廟。1931年4月，服部宇之吉對馬場春吉表示：“孔德成君如有東(dong) 遊之意向，本人可多少提供便宜。”[86]5月23日，日本前文部大臣水野鍊太郎在馬場陪同下來曲拜謁時，亦勸說孔德成赴日留學，接受“完全之教育，於(yu) 人格學識庶無愧於(yu) 孔子之後裔”。水野在濟南訪問山東(dong) 省政府主席韓複榘時，告以“聖跡孔子廟之修理保存事關(guan) 東(dong) 亞(ya) 文化之振興(xing) ”，要求中國政府對修複孔廟“盡相當之力”。[87]7月13日，內(nei) 堀維文與(yu) 馬場到訪孔府，代表澀澤榮一獻納照片、手寫(xie) 《論語》及幣帛，並邀請孔德成東(dong) 遊參加當年10月舉(ju) 行的朱子誕辰800年紀念活動，被孔府婉拒。7月14日，澀澤又致函韓複榘，敦促其早日修複孔廟。韓對澀澤“尊孔重道，具有同情，至深佩仰”，但同時也表示“惟曲阜聖廟規模宏大，雖已募款興(xing) 修，未敢自信即日觀成”，流露出向日本求援之意。然而，韓之信函卻被澀澤之翻譯野口米次郎誤譯為(wei) “曲阜聖廟規模宏大，雖已募得資金，但尚未完成修複，然自信不日即可落成”，與(yu) 本意南轅北轍，失去了獲得澀澤資助的最後機會(hui) （11月11日，92歲高齡的澀澤榮一病逝）。[88]

衍聖公孔德成（中立幼童）接見水野鍊太郎（孔德成右）一行

從(cong) 日人在林廟改革和孔廟受損中的反應可以窺見，其對孔府的示好，除彰顯尊孔護道形象的目的外，已有將衍聖公納入對華統治秩序之意圖。大川周明要求張學良迎衍聖公入奉天，實為(wei) 侵略滿蒙、建設“王道國家”之準備。其對孔府之“援助”不過為(wei) 欲加利用之偽(wei) 善，相較於(yu) 儒林的文化活動和衍聖公留日倡議，增加了現實主義(yi) 侵略色彩。

四、日本儒道大會(hui) 邀請聖裔赴會(hui) 和國民政府之因應

1931年9月，在大川周明等人屢次策動張學良獨立建國未果後，大川之同道板垣征四郎等策動關(guan) 東(dong) 軍(jun) 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dong) 北，並於(yu) 1932年3月建立偽(wei) 滿洲國傀儡政權。偽(wei) 滿的建立，尤其是“王道樂(le) 土”的口號，極大地刺激了斯文會(hui) 為(wei) 侵略鼓吹的熱情。5月3日和17日，半月之內(nei) ，日皇兩(liang) 次召鹽穀溫進講“王道”，令斯文會(hui) 感戴莫名、誓死效力。進講次日，鹽穀親(qin) 赴偽(wei) 滿“朝賀”，代表斯文會(hui) 向溥儀(yi) 獻上刊有“大滿洲國肇建誌喜”係列漢詩和軍(jun) 部、財閥和儒林名流鼓吹王道之文章的《斯文》“王道號”特輯以及明治天皇禦製書(shu) 籍[89]，充分暴露了日本儒林軍(jun) 國主義(yi) 鷹犬的本質。與(yu) 此同時，為(wei) 緩和因日軍(jun) 侵華而激化的中日民族矛盾、鞏固侵略成果，斯文會(hui) 再次打出儒學這一“同文同教”旗號，為(wei) 日本侵華效犬馬之勞。

《斯文》所載“大滿洲國肇建誌喜”係列漢詩

1931—1932年之交，貴族院議員、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阪穀芳郎“深鑒於(yu) 時勢，為(wei) 團結同文同種之東(dong) 亞(ya) 民族，並有所資取於(yu) 世界和平”，向斯文會(hui) 會(hui) 長德川家達進言“以東(dong) 亞(ya) 諸國共有之儒學思想為(wei) 中心大興(xing) 會(hui) 議”，獲前後兩(liang) 任外相內(nei) 田康哉、廣田弘毅讚同，廣田並指示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研究實施方法,是為(wei) 儒道大會(hui) （此時尚稱儒學會(hui) 議）倡議之始。[90]時斯文會(hui) 正大修於(yu) 1923年關(guan) 東(dong) 大地震中焚毀的東(dong) 京湯島孔廟，阪穀芳郎專(zhuan) 董其事。1932年1月，在向文部大臣鳩山一郎請求撥款修複的信中，阪穀強調，“作為(wei) 此次滿洲事變善後之策，必須以日支兩(liang) 國民親(qin) 善之恢複為(wei) 最要”，他推斷偽(wei) 滿之“王道”建國必然帶動“支那全國多數儒者及其他老成勢力之複興(xing) ”，利用這一“大勢”修複孔廟，開展對華儒教交流“至為(wei) 恰當”，並將其《意見書(shu) 》提交給內(nei) 閣諸大臣。[91]

邀請聖裔來日不僅(jin) 是斯文會(hui) 久有之計劃，亦是日本外務當局之願望，外務省“中國通”岩村成允曾言：“我國人敬慕孔子之念最深，曾屢屢希望其遠裔渡日。”[92]尤其在劍拔弩張的時局下，借助聖裔這一特殊文化符號展示“親(qin) 善”，無疑更具象征意義(yi) 。職是，斯文會(hui) 和外務省將儒學會(hui) 議視為(wei) 實現聖裔來日的絕佳機會(hui) 。1932年1月30日，外務省邀馬場春吉就其受外務省資助研究山東(dong) 文化的成果作專(zhuan) 題報告[93]，其演講稿《孔孟之遺跡及其後裔》被印發給外務大臣、省內(nei) 各部局及駐外各使領館[94]，為(wei) 外務當局認識孔府地位提供了重要參考。為(wei) 確保聖裔參會(hui) ，自1933年初斯文會(hui) 即要求馬場春吉與(yu) 孔家私下溝通，惟因此時中國民眾(zhong) 對日感情極度惡化，孔府“終究未有允諾”。[95]對此，日本當局轉而動用外交力量加以推進。1934年5月10日，基於(yu) 東(dong) 京湯島孔廟將於(yu) 次年4月竣工的預期，斯文會(hui) 正式向外務省提出，將儒學會(hui) 議與(yu) 孔廟落成典禮合並舉(ju) 辦。[96]6月13日，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訓令駐華（含偽(wei) 滿）各使領館秘密調查各該地區出席學者與(yu) 聖賢後裔，並強調儒學會(hui) 議“作為(wei) 聯絡東(dong) 方民族精神之文化事業(ye) 實有意義(yi) ”。8月3日，駐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將包含孔德成、孔令燦在內(nei) 的魯籍代表15人名單報外務大臣轉斯文會(hui) 審定。[97]

然而，就在篩選工作秘密進行時，9月21日，日本聯合社卻根據對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服部宇之吉的采訪，發布了一則“孔孟子孫悉數來朝”的消息，將儒道大會(hui) 計劃公之於(yu) 世[98]，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輿論鹹認為(wei) “日人愚弄溥儀(yi) 之餘(yu) ，再來愚弄一個(ge) 孔德成”[99]，對日本利用儒教和拉攏孔家高度警覺。為(wei) 表明立場，9月25日，孔府以孔德成名義(yi) 登報聲明絕不赴日。[100]

麵對極為(wei) 不利的輿論環境，9月27日，西田耕一會(hui) 見山東(dong) 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強調邀請聖裔是“超越國際關(guan) 係的尊崇儒教發揚東(dong) 方文化”之舉(ju) ，不含“任何政治意味”。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事務官岩村成允亦為(wei) 此專(zhuan) 程來魯交涉。10月15日，西田和岩村分別往訪韓複榘和孔府。韓表示“此舉(ju) 誠有意義(yi) 之事”，但也說明“孔德成尚年幼且學業(ye) 在身，不可能出席”；另一邊，對於(yu) 岩村的到來，孔德成稱病未見。10月17日，日治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攜西田耕一介紹信到訪孔府，孔德成仍以病中為(wei) 由未予接見。出於(yu) 外交禮節，次日，孔德成致函西田表達對未接見岩村與(yu) 加藤的歉意：“鄙人亟願竭誠接見，藉親(qin) 貴國時賢，不料天不假緣，適抱采薪之疾，不可以風，心殊愧歉。”此信令西田重返樂(le) 觀，在給外務大臣的報告中，他重申“絕對不出席之聲明不過為(wei) 時事所迫之不得已之舉(ju) ”，孔家“甚至感謝我方之好意”，並建議今後充分動員韓複榘。[101]

日本駐濟南總領事函請孔德成接見加藤敬三郎

為(wei) 抵禦日本的文化侵略，加強文化上之國防，國民政府一舉(ju) 恢複祀孔、大修孔廟並優(you) 待聖裔，走向全麵尊孔。

第一，恢複祀孔。自1928年大學院廢止祀孔以來，恢複祀孔之聲即不絕於(yu) 耳。在蔣介石、孔祥熙、李宗仁、魯滌平、何鍵等實權派的壓力下，大學院不得不作出讓步，於(yu) 當年9月規定以孔子誕辰日為(wei) 紀念日，但紀念範圍僅(jin) 限於(yu) 各學校[102]，作為(wei) 國家典禮的祀孔仍付之闕如。九一八事變後，出於(yu) 動員民族精神、重樹政權合法性之需要，國民黨(dang) 實權派掀起尊孔複古之風（如新生活運動、各地尊孔讀經活動等），但因黨(dang) 內(nei) 外文化分歧巨大，祀孔始終未能得到恢複。

1934年5月，根據赴日考察歸來的江蘇省教育考察團團長周厚樞提供的情報，省政府主席陳果夫向蔣介石報告“日本政府正在建一座莊嚴(yan) 華麗(li) 之孔廟，準備完成後迎接孔德成赴日”，並強調作為(wei) 應對“日本文化侵略之準備，中國不能不加強文化上之國防”，建議政府恢複紀念孔子。[103]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亦十分重視該考察團的日本之行，並為(wei) 其考察報告《江蘇教育——考察日本教育專(zhuan) 號》題寫(xie) 了書(shu) 名[104]，5月25日，他電請督師南昌的蔣介石聯名提案恢複祀孔，獲蔣首肯。[105]5月31日，經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聯名提案，國民黨(dang) 第123次中常會(hui) 議決(jue) 以孔子誕辰日為(wei) 國定紀念日。[106]至此，長期飽受爭(zheng) 議的祀孔典禮得以恢複。嗣據陳果夫稱：“下一星期中央政治〔常務〕會(hui) 議開會(hui) ，當即通過蔣先生所提恢複祭孔案，決(jue) 定自當年起，即以八月廿七日為(wei) 國定孔子誕辰。此時各同誌大半均了解中央的用意，少數年輕的同誌頗有責難，經我解釋之後，就無人反對了。”[107]可見，正是在民族危機的外壓下，尊孔才超越內(nei) 部文化分歧，獲得廣泛理解與(yu) 支持，連青年黨(dang) 員之“責難”亦不得不在國家整體(ti) 利益麵前選擇服從(cong) 。換言之，若無日本文化侵略之外因，恢複祀孔或仍將待以時日。

第二，大修孔廟和優(you) 待聖裔。自1930年年初沒收林廟案胎死腹中後，曲阜林廟複於(yu) 中原大戰中受損。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戰事甫一結束，國民黨(dang) 當局即著手籌劃修複孔廟和優(you) 待聖裔。1930年7月，蔣介石等要員20餘(yu) 人聯名募款[108]，國民政府亦決(jue) 議撥款10萬(wan) 元用於(yu) 修複。[109]1931年4月，戴季陶表示，孔裔之存在是“中國民族莫大之榮光”，提出製定《奉祀官條例》以傳(chuan) 久遠。[110] 但以上計劃均在喧囂一陣後不見下文，孔廟修複甚至因中央撥款遲不下發而於(yu) 1933年2月停止進行。[111]

衍聖公東(dong) 渡風波發生後，國民政府重啟孔廟修複和優(you) 待聖裔。10月3日，韓複榘急派何思源赴南京麵見汪精衛，敦促修複孔廟和優(you) 待孔裔。10月4日，國民黨(dang) 第141次中常會(hui) 通過《修理維持曲阜孔子陵廟辦法》，規定中央撥款20萬(wan) 元，各省參照總理陵寢例分擔費用，將孔廟修複提升為(wei) 國家工程，首批撥款10萬(wan) 元亦於(yu) 當月匯抵。關(guan) 於(yu) 孔氏嫡裔待遇，《辦法》規定由政府協助其整理田產(chan) ，以法定形式否定了改革林廟案以來喧囂多年的收歸公有論調，保障了孔氏財產(chan) 安全。同時，國民政府內(nei) 定衍聖公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112]，繼於(yu) 11月15日由國民黨(dang) 147次中常會(hui) 議決(jue) 通過，畀以特任官待遇，正式將孔氏嫡裔納入國民政府體(ti) 係。[113]

1934年11月15日國民黨(dang) 第147次中常會(hui) 議決(jue) 改衍聖公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由是，長期延宕不決(jue) 的尊孔懸案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壓下得以一舉(ju) 解決(jue) ，這不僅(jin) 是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重要標誌，在近代中國尊孔史上亦具有象征意義(yi) 。

中國的尊孔轉向無疑鼓舞了日本舉(ju) 辦儒學會(hui) 議的積極性，為(wei) 利用這一趨勢，斯文會(hui) 與(yu) 外務省加速推進會(hui) 議計劃，並於(yu) 9月20日正式確定會(hui) 議名稱為(wei) 儒道大會(hui) 。然而，受中日關(guan) 係影響，出席人選的邀請工作處處受挫，除梁鴻誌、董康等少數日後淪為(wei) 漢奸的親(qin) 日派外，受邀人員多拒絕出席。在此情形下，聖裔出席之重要性凸顯。隨著會(hui) 期的臨(lin) 近，自1935年2月起，外務省就聖裔來日問題與(yu) 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dong) 省政府展開密集交涉，不僅(jin) 直接要求“汪院長慫恿孔德成參加”，更每日麵催韓複榘加速辦理，至4月底，雙方外交折衝(chong) 達10餘(yu) 次之多。[114]

麵對日本的外交壓力和蠻橫強邀，國民政府采取了靈活務實的策略，在維護自身文化安全的同時，試圖借助文化外交改善中日關(guan) 係。

一方麵，國民政府不使孔德成赴日，避免日人對其政治利用。1935年1月30日，軍(jun) 事委員會(hui) 秘書(shu) 長楊永泰將管翼賢發來的密電呈報蔣介石：“日使館消息，日文部省在東(dong) 京修建孔廟，已派員來平購買(mai) 古物及孔廟用器。日方擬必要時挾衍聖公孔德成東(dong) 渡，作將來對華北軍(jun) 事上傀儡。”[115]如孔德成重蹈溥儀(yi) 之覆轍，將極大地助長日本對華侵略的文化優(you) 勢，不可使其赴日殆無疑義(yi) 。為(wei) 防止日方直接勸誘孔府，3月12日，山東(dong) 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李樹春和教育廳廳長何思源親(qin) 訪孔德成，得到“決(jue) 不赴日本，來訪日人均拒絕”的承諾。[116]

管翼賢之密報

另一方麵，遴選孔氏旁裔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赴日參會(hui) 。3月30日，內(nei) 政、教育兩(liang) 部電令山東(dong) 省政府，儒道大會(hui) 不必使孔德成親(qin) 往，應由民政、教育兩(liang) 廳遴選聖裔及儒者代表，開具履曆報部審核後派出。[117]4月5日，省政府派員通知日本駐濟南總領事：“各後裔皆正式代表，均由中央給資、中央派遣，且出發前須赴南京，由中央派適當人員帶領赴日。” 最終，國民政府派出孔德成代表孔昭潤等5人抵東(dong) 京參會(hui) 。[118]

複建完成後的東(dong) 京湯島孔廟

日本內(nei) 閣總理大臣岡(gang) 田啟介（前左一）在官邸宴請孔昭潤（前右一）等

國民政府此舉(ju) 有著深刻的外交背景。自1935年初以來，麵對日軍(jun) 在華北的步步緊逼，奉行“攘外必先安內(nei) ”政策的國民黨(dang) 蔣汪當局積極從(cong) 外交上尋求與(yu) 日妥協，1月22日和25日，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在國會(hui) 貴眾(zhong) 兩(liang) 院提出“不威脅、不侵略”外交原則後，國民黨(dang) 當局密集采取了一些列親(qin) 日舉(ju) 措回應：1—2月間，蔣介石破例接見日公使、蔣汪數次發表親(qin) 日談話、密集發布禁止排日令、撤換黨(dang) 內(nei) 反日派等。作為(wei) “回報”，5月17日，日本政府將兩(liang) 國外交等級提升至大使級，國民政府與(yu) 日本之“親(qin) 善”達到高潮。[119]中日儒道大會(hui) 交涉恰在這一“親(qin) 善”背景下展開，對正積極媚日求和的蔣汪當局而言，盡量滿足日本之要求無疑是展示親(qin) 日“誠意”的良機，且外交上的弱勢姿態也不允許其斷然拒絕。派官方代表出席儒道大會(hui) ，實則服務於(yu) 這一外交需求，有通過文化交流改善中日關(guan) 係之意圖。

五、日本的聖裔擁戴論調與(yu) 蔣介石的對應

如前文所述，令中國高度警惕的聖裔擁戴論調久已存在於(yu) 日本朝野之間，並非空穴來風。溯其源頭，當為(wei) 康有為(wei) 、梁啟超於(yu) 1911年11月提出的衍聖公虛君論。時康梁避居日本，與(yu) 日本學者往來頻繁，其學說在日本儒林頗具影響。據斯文會(hui) 常議員、早稻田大學教授牧野謙次郎回憶：“往年隨康有為(wei) 亡命前來之王尚曾告餘(yu) 曰，全世界最尊嚴(yan) 最安全，且其尊嚴(yan) 和安全永保不衰者有三，日本之皇室、我國之衍聖公，……以及羅馬之教皇。”[120]1919年，漢學家結城蓄堂也曾回憶：“在東(dong) 京有盛倡其議者，然萬(wan) 一失敗，容或暫時成功，使衍聖公就帝位，百二百年後一旦有失政，其帝位連同二千五百年之名家將至毀滅，故決(jue) 定將孔家置於(yu) 神聖不可侵犯之位置。……曲阜聖林地域甚廣，如日支共起一大學，開展以孔子教為(wei) 基礎之教育，將於(yu) 兩(liang) 國親(qin) 善奏效甚大。”[121]

結城蓄堂所謂的“盛倡其議者”，已無法考證其具體(ti) 所指，但田中逸平、井上哲次郎當在此列，且井上確曾提議中日共設儒教大學於(yu) 青島，與(yu) 結城之說相合。此二人的聖裔擁戴論調理論內(nei) 構基本相同，即中國絕不可實行共和，必須在日本援助下以儒家“王道”主義(yi) 立國，擁立孔子後裔為(wei) 皇帝。1927年，田中撰文妄稱“支那斷然成為(wei) 共和國，為(wei) 天理所不容”，並引用其同道之人共奉之綱領，鼓吹武力擁立聖裔，他說：“應如吾等多年倡導——‘奉夫子之聖裔為(wei) 萬(wan) 世之天子，建設真正王道國家。日本之對支政策隻可限此一途。我皇道援助彼王道，此乃天命，誰敢妨礙者，我國不惜動武護道。征討滅道之賊，何錯之有！大本定於(yu) 茲(zi) ，其餘(yu) 皆枝葉也’，為(wei) 支那百姓計，鬥膽勸請建設新的王道國家，希望我朝野人士為(wei) 善鄰之大義(yi) 發揮大勇大仁。”[122]田中還將溥儀(yi) 與(yu) 聖裔並列為(wei) 推戴對象，1928年7月，他曾說，“支那之所以成為(wei) 支那的‘道統中心勢力’依然存在”——“前清之宣統帝健在，孔子之聖裔血食七十七代。”[123]1934年4月20日，井上哲次郎在紀念湯島孔廟竣工的演講會(hui) 上公開主張：“支那如欲學習(xi) 日本，即不應喪(sang) 失尊崇聖人賢者之精神，然後立孔子之子孫為(wei) 君主，政治亦本於(yu) 孔子理想之王道。”[124]

此等言論，清楚表明了日人對孔府欲加利用的政治企圖。直至全麵抗戰爆發前，日本對孔府的籠絡一直是有增無減。

1935年6月28日，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部長岡(gang) 田兼一到訪濟南，何思源帶孔德成前往拜訪。當晚，日領事館舉(ju) 辦宴會(hui) ，韓複榘、孔德成等受邀參加。事後，總領事西田耕一專(zhuan) 門向外務大臣報告了“岡(gang) 田部長來濟時與(yu) 孔子後裔交歡情形”，並稱之為(wei) “遂行了有意義(yi) 之交歡”。[125]

此時，日軍(jun) 正在加緊推動“北支五省自治運動”，並密集拉攏中國要人，以為(wei) 未來統治之準備，孔德成是其重要對象。國民黨(dang) 當局對此高度警覺，10月6日，左舜生再次報告蔣介石：“日方絕對不作溥儀(yi) 入關(guan) 之想，如必欲另建傀儡國，則孔德成亦為(wei) 日所屬意。”[126]

為(wei) 加快侵略步伐，1936年6月，天津日本駐屯軍(jun) 司令部派員秘密拜會(hui) 孔德成，欲以月俸兩(liang) 萬(wan) 元聘其為(wei) “孔聖傳(chuan) 教使”，赴日宣揚孔教，為(wei) 孔德成拒絕。當時，“曲阜連日均發現日人行蹤，攜卷要求孔顏曾孟各族聖裔簽字，用意不明”。為(wei) 表明民族立場，孔德成將上述情形公諸輿論並報告韓複榘。[127]10月6日，為(wei) 接近孔府，新任日本駐濟南總領事有野學在濟南宴請孔德成。[128]當年12月，孔德成大婚，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指示駐華大使川越茂和文化事業(ye) 部部長岡(gang) 田兼一致電祝賀。事後，有野學將婚禮情況詳報外務省，並稱“韓複榘對我方之好意表示感謝，稱讚此舉(ju) 於(yu) 日中文化提攜意義(yi) 深遠”。[129]1937年3月28日，為(wei) 答禮孔德成派代表出席儒道大會(hui) 兼祝賀新婚，在外務省資助下，斯文會(hui) 部長、東(dong) 京帝國大學教授高田真治一行13人攜帶會(hui) 長德川家達等人所贈禮品到訪孔府，孔德成稱病未予接見。代其接見的家庭教師、前清翰林莊陔蘭(lan) 在致辭中強調儒道“以侵略為(wei) 大戒”，隱晦地表達了對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的批評。事後，孔德成作詩寄贈高田，表達歉意和對中日和平的期盼。[130]

1937年5月孔德成寄高田真治詩：餘(yu) 病未能延國賓，雲(yun) 濤萬(wan) 裏聚風萍；江川洙泗源流合，況是同洲豈異人。

此外，據孔府奉衛官孔令俊之女孔德深回憶，七七事變前，日本曾三次派說客慫恿孔令俊劫持孔德成，以擔任未來政權之傀儡，為(wei) 孔令俊所拒。[131]

七七事變後，日本全麵侵華戰爭(zheng) 爆發，華北岌岌可危。為(wei) 避免孔德成落入敵手，1938年1月2日，國軍(jun) 將領孫桐萱奉蔣介石之命將孔德成送至漢口。對孔德成來漢，蔣介石頗感欣慰，他在1月5日的日記中寫(xie) 道：“聞孔德成衍聖公不願附倭來漢，甚歡也。”其後，蔣又分別於(yu) 1月6日和9日兩(liang) 次召見孔德成，優(you) 加關(guan) 懷。[132]

孔德成否認日方扶持其為(wei) 中國皇帝

各國輿論對孔德成來漢和擁立傳(chuan) 聞亦頗為(wei) 關(guan) 注。1月8日美聯社自漢口發往紐約的消息顯示，孔德成在接受采訪時曾被問及“是否被日本當局要求做新支那皇帝”。此消息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摘取後提供給內(nei) 閣情報部，該部批示“不發表”[133]；美商華美出版公司《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1938年1月欄也收錄有“不願做中國皇帝孔德成由魯到漢”消息[134]；1月17日之《南華早報》報道，“孔德成拒絕日本將其扶持為(wei) 華北偽(wei) 政權皇帝之勸誘”；2月19日之《密勒氏評論報》亦報道，“孔德成拒絕侵華日軍(jun) 扶持其當中國皇帝的建議，前往武漢麵見蔣介石”。[135]

日本對蔣介石攜孔德成南下表現出計劃落空後的極大悲憤。1月4日，曲阜陷落當日，日本同盟通信社記者即發出通訊稱日軍(jun) 將探查孔德成之去向並加以“充分保護”。[136]當確認孔已南下後，日本輿論如喪(sang) 考妣，半月之間主流報紙連篇累牘登載孔德成夫婦的“受難詳報”，譴責“蔣以暴力挾持孔德成夫婦南下”。[137]自稱孔德成“日本父親(qin) ”的馬場春吉在接受采訪時更誇張地表示：“德成氏被綁架之消息傳(chuan) 來，我五內(nei) 俱裂，日夜難眠，恨不能即刻飛往當地”。[138]斯文會(hui) 也譴責蔣介石“明知孔家不幹預政治，支那軍(jun) 閥仍有如此暴行，絲(si) 毫不容於(yu) 人道”，並稱“皇軍(jun) 在對孔德成氏之安否采取萬(wan) 全對策的同時，已承擔起保護聖廟、聖墓以及孔家於(yu) 萬(wan) 無一失的大任”。[139]

日本《盛京時報》報道“孔德成夫婦被架顛末”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寢中綁架孔子子孫：孔德成夫婦受難詳報”

確如輿論所渲染，日本從(cong) 未放棄尋獲孔德成的努力。據孔德成在1939年6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日人有至家中惇惇問餘(yu) 重慶住址者。”[140]1940年9月8日，鹽穀溫來孔府時用中文故作悲情地說：“萬(wan) 一奉祀官不回到曲阜來，我不能死！我們(men) 請日本軍(jun) 隊保護奉祀官，一定要奉祀官攜寶眷平安快些回來。”[141]1942年，國民黨(dang) 在日情報人員趙一明向情報係統報告，日軍(jun) 大本營有人主張利用大轟炸之機，派空降兵劫持孔德成出川，立為(wei) 皇帝，取代蔣介石統治中國。[142]

雖無證據證明聖裔擁立曾上升為(wei) 日本政府之方針，但在一定條件下，擁孔執政並非絕無可能。首先，聖裔在日本久具神聖化色彩，甚至被與(yu) 天皇的“萬(wan) 世一係”相提並論，禦用文人的長期呼籲極有可能成為(wei) 當局決(jue) 策之參考；其次，儒道大會(hui) 前後，軍(jun) 方人員和外交當局拉攏孔德成為(wei) 己所用的企圖已昭然若揭，高薪禮聘、策劃劫持更顯示了將其納入未來統治秩序之考量。日軍(jun) 占領華北後，井上哲次郎更赤裸裸地宣揚：“如建設北支五省為(wei) 一帝國，則除擁立孔子七十七代孫衍聖公孔德成為(wei) 皇帝，實行君主立憲政體(ti) 外，別無他途。”[143]1942年的冒險劫持計劃則進一步印證了該企圖的根深蒂固。

結    語

日本與(yu) 孔府之交往貫穿於(yu) 近代中日關(guan) 係之始終，這可為(wei) 認識近代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之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提供一新視角，綜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日本與(yu) 孔府之交往，有著深刻的曆史文化淵源和現實政治需要。日本處於(yu) 儒家文化圈的邊緣，對孔聖的仰慕是其與(yu) 孔府結交的遠因。同時，為(wei) 輔助在華利益擴張，通過發揚以儒學為(wei) 中心的東(dong) 方文化引起中國人對“同文同教”之共鳴，成為(wei) 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文化政策的主線。而作為(wei) 儒家道統重要象征的孔府，自然成為(wei) 日方積極拉攏的對象。孔廟參拜、援助孔府、迎衍聖公入奉天、邀請衍聖公渡日，甚至呼籲擁立為(wei) 傀儡政權首領，無不在客觀上服務於(yu) 其對華侵略擴張的現實政治需求。

第二，日本的尊孔和拉攏孔府舉(ju) 動直接促使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和借助文化外交改善對日關(guan) 係。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反孔運動中，大川周明等兩(liang) 次運動張學良，促使蔣介石表態壓製林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為(wei) 國民政府走向尊孔奠定了基礎。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儒道大會(hui) 和聖裔拉攏等文化侵略活動，直接推動了國民政府恢複祀孔、大修孔廟和優(you) 待聖裔，成為(wei) 其走向全麵尊孔的直接外因。在抵禦日本文化侵略的同時，國民政府響應日本儒道號召，以官方名義(yi) 派聖裔代表赴日參加其儒道大會(hui) ，欲借文化外交改善對日關(guan) 係，輔助了1935年上半年之中日邦交調整。

最後，日本對孔府的長期活動乃至對華文化政策整體(ti) 存在嚴(yan) 重的二律背反與(yu) 時空誤判，最終全麵破產(chan) 。雖然日本的尊孔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孔府和尊孔人士的好感，但日軍(jun) 的一係列侵華舉(ju) 動，又引起國人對日感情的全麵惡化。孔府的拒絕赴日，典型地代表了文化階層的反日情緒。另外，五四以後，民主與(yu) 科學成為(wei) 中國文化之潮流，日本對具體(ti) 反孔事件的幹涉和儒道號召，難以喚起新生代的共鳴，而其固執“王道建國”“支那斷不可為(wei) 共和國”之陋見，是對中國社會(hui) 最大之誤判，注定不會(hui) 取得成功。

注釋：
 
[1]劉嶽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
 
[2]參見吉林大學中文係三結合編寫組：《魯迅雜文選講》（2），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5頁；蔡淵洯：《抗戰前國民黨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博士學位論文，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1991年，第296頁；李俊領：《“文治”與聖裔:國民政府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5頁。
 
[3] 島田三郎「孔夫子の政治観」、斯文會『斯文』第5編第4號、1923年８月、12—3頁。
 
[4]平田篤胤『平田翁講演集』、東京、法文館書店、1913年、45頁。
 
[5]竹田柳吉『支那漫遊』、神戸、竹田龍太郎出版、1919年、183頁。
 
[6]「清國名門の來朝」、『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03年7月8日、第1頁。
 
[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642500（第246頁）、清國革命動亂ニ関スル情報／清國事変緊急報告（1-6-1-46-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竹田柳吉『支那漫遊』、183頁。
 
[9]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32巻、東京、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會、1960年、491、495—497、518、514頁。
 
[10]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32巻、542頁。
 
[11]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東京、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會、1962年、145—146、153頁。
 
[12]勝田主計『遇戦閑話』、東京、非売品、1915年、21—32頁。
 
[13]井上哲次郎（1856—1944），號巽軒，日本福岡縣人，哲學家、教育家。1880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同年入文部省編纂《東洋哲學史》。1882年任東京大學助教授，1884年奉派赴德留學，1890年歸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1891年奉命為明治天皇所頒《教育敕語》撰寫解說書《敕語衍義》，被譽為“明治理論家”。自1895年起，任帝國學士員會員、斯文會副會長、貴族院議員、大東文化學院總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後，曾為偽滿建國和日軍侵華瘋狂鼓吹，是擁立衍聖公為君主的主要倡導者。
 
[14]服部宇之吉（1867—1939），號隨軒，日本福島縣人，漢學家、教育家。189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同年進入文部省。1899年9月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1902年10月受清廷聘請任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總教習，1909年1月回東京帝國大學本任，10月被清廷授予文科進士稱號。1918年後，任斯文會教化部長、總務、副會長，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委員，朝鮮京城帝國大學總長，東方文化學院理事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後，曾為偽滿建國和日軍侵華瘋狂鼓吹，並實際參與日本對華文化侵略政策的製定。
 
[15]「青島に儒教大學 日支共同の経営 井上文學博士談」、『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15年7月10日、第4頁。
 
[16]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3(日本論)、東京、拓殖大學、2003年、12頁。
 
[17]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國論）、東京、拓殖大學、2003年、401頁。
 
[18]上田萬年「精神的日支親善と孔子廟問題」、朝鮮及満洲社『朝鮮及満洲』第120號、1917年5月、21頁。
 
[19]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會『斯文』第9編第11號、1927年11月、47頁。
 
[20]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イスラーム日本の先駆』、東京、拓殖大學、2002年、351頁。
 
[21]《天津日本駐屯軍軍司令部致衍聖公函》（1917年1月9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編號。
 
[22]《日本要人遊曆魯省紀》，《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5月15日，第3版。
 
[23]本郷房太郎『精神的に復興せよ』、斯文會『斯文』第12編第10號、1930年10月、3—4頁。
 
[24]《阪穀氏之行蹤》，《大公報》（天津版）1918年5月27日，第3版。
 
[25]鹽穀溫（1878-1962），號節山，日本東京都人，漢學家。自幼在皇家學習院接受初等教育，與大正天皇是同學。190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此後長期專、兼任學習院教授，教育皇族子弟（包含溥傑、潤麒）。1920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23年起任斯文會編輯部長、教化部長。九一八事變後，曾為偽滿建國和日本侵華瘋狂鼓吹。父鹽穀時敏為漢學家，妹夫為軍國主義理論家田中逸平。
 
[26]高田眞治「謁曲阜文廟遂遊鄒県記」、斯文會『斯文』第17編第6號、1935年6月、106頁。
 
[27]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會『斯文』第9編第11號、1927年11月、49頁。
 
[28]本郷大將記念期成會『陸軍大將本郷房太郎伝』、東京、本郷大將紀念事業期成會、1934年、724—725頁。
 
[29]金子堅太郞「日本の発展と漢學の勢力」、斯文會『斯文』第1編第1號、1919年2月、14—15頁。
 
[30]高瑩瑩：《一戰後日本的對華文化政策——以郭春秧提倡的孔教運動為中心的考察》，《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9期，第73—78頁。
 
[31]牧野謙次郎「大聖孔子」、斯文會『斯文』第5編第5號、1923年10月、18頁。
 
[32]阪穀芳郎「支那古代の文明」、斯文會『斯文』第4編第1號、1922年2月、6—7頁。
 
[33]鹿児島孔子祭典會『孔子二千四百年祭典略誌及講演録』、鹿児島、孔子祭典會、1922年、9—10頁。
 
[34] 山口察常「孔子教の現代的意義」、斯文會『斯文』第8編第4號、1926年7月、12-19頁。
 
[35]清浦奎吾「親日的な北方支那と警戒すべき南方支那」、事業之日本社『事業之日本』第6(1)號、1927年1月、34頁。
 
[36]《黨政府廢止祀孔 今年由鄂首先實行》，《晨報》1927年3月14日，第3版。
 
[37]當時，中國保守人士之間普遍存在對日本尊孔的好感，如1924年6月王樹枏、康有為、柯劭忞等在修複孔廟募捐啟中稱：“最近日本舉行祭孔典禮，全國學校印經建學，隨在講演，不遺餘力。東京本鄉湯島之孔廟，地震毀陷，今年募巨金修複，日皇頒賜最古之聖像，係曆朝庫藏所寶蓄者，士林皆踴躍汴感。嗚呼，觀外人之傳其經典、隆其儀式猶若此，吾儕儒生其感想當如何也！”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600（第524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馬場春吉（1891-1943），號子溫，日本千葉縣人，山東文化研究者、斯文會會員。1925年畢業於東洋大學倫理哲學科。1918年起執教於濟南私立東文中學（後改為東魯中學，孔族近支孔令燦曾任該校教務長）。1926年經孔府奉衛官孔令俊介紹首次見到幼年孔德成，與孔府建立交往。在其介紹下，大量日人來訪孔府，成為孔府與日本交往的重要紐帶。
 
[39]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東京、菁莪書院、1940年、139—140頁。
 
[40]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隨想・時論）、東京、拓殖大學、2005年、20頁。
 
[41]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會『斯文』第9編第11號、1927年11月、49頁。
 
[42]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國論）、505頁。
 
[43]塩穀溫「孔夫子と我が國體」、斯文會『斯文』第11編第9號、1929年9月、10-11頁。
 
[44]斯文會「塩穀節山博士送別會」、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3號、1928年3月、59頁。
 
[45]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35頁。
 
[46]塩穀溫「孔夫子と我が國體」、斯文會『斯文』第11編第9號、1929年9月、13—14頁。
 
[47]塩穀溫「孔夫子と現代支那」、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6號、1928年6月、11頁。
 
[48]塩穀溫「北支より鶏林を経て故山へ」、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5號、1928年5月、33頁。
 
[49]斯文會「塩穀博士一行歓迎會」、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6號、1928年6月、61頁。
 
[50]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54—156頁。
 
[51]參見斯文會「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8號、1928年8月、568頁；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39頁。
 
[52]「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
 
[53]塩穀溫「孔夫子と現代支那」、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6號、1928年6月、8頁。
 
[54]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頁。
 
[55]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隨想・時論）、89頁。
 
[56]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國論）、516-519頁。
 
[57]許衍董編：《廣東文征續編》第2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7年，第295—297頁。
 
[58]斯文會「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8號、1928年8月、63—64頁。
 
[59]中華民國大學院：《令各大學各省教育廳及各特別市教育局為廢止春秋祀孔舊典由》，《大學院公報》1928年第1卷第3期，第22頁。
 
[60]《蔣中正電馮玉祥激勵河北諸將士並隨時示知戰況等》（1928年4月22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60100-00009-022。
 
[61]斯文會「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8號、1928年8月、63—64頁。
 
[6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函國民政府為於心澄等呈請取消衍聖公並將孔林孔廟收歸國有等情經議決先交國府調查請查照辦理》（1928年7月26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51821-00002-001。
 
[63]「東亜學術思想界」、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9號、1928年9月、77頁。
 
[64]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隨想・時論）、131頁。
 
[65]斯文會「曲阜衍聖公取消問題と保護孔林孔廟之提案」、斯文會『斯文』第10編第10號、1928年10月、68—69頁。
 
[66]呉懐中『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國:日中関係の在り方をめぐる認識と行動』、東京、日本僑報社、2007年、141頁。
 
[67]大川周明全集刊行會『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東京、大川周明全集刊行會、1962年、589—603頁。
 
[68]《張學良關心孔廟》，《興華》1928年第25卷第38期，第38頁。
 
[69]《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張學良加入國府委員等》（1928年10月8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60100-00014-008。
 
[70]大川周明全集刊行會『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589—603頁。
 
[71]清水銀蔵「木堂先生隨遊記」、木堂雑誌発行所『木堂雑誌』第6號、1929年9月、17頁。
 
[72]橫山健堂『峰間鹿水伝』、東京、峰間氏還暦祝賀會記念刊行會、1933年、281—283頁。
 
[73]《審查改革曲阜林廟辦法報告》，《申報》1929年10月6日，第17版。
 
[74]橫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7—289頁。
 
[75]1938年，馬場春吉在接受采訪時稱曾介紹坪上貞二訪問孔府。根據日本外交檔案記載，1929年9月16日，外務省命坪上貞二和伊集院兼清來華“調查對支文化事業之實狀”，並於11月14日離滬歸國。1930年2月，坪上曾致函孔德成感謝其接見以及其後複通過馬場轉贈書法。參見「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4091426500、本省並在外公館員出張関係雑件／本省員及在外公館員海外出張ノ部（租借地、委任統治地域ヲ含ム）　第一巻（M-2-2-0-1_3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坪上貞二等致孔德成函》（1930年2月7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編號。
 
[76]橫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6—287頁。
 
[77]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60頁。
 
[78]橫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6—287頁。
 
[79]馬場春吉「曲阜より」、斯文會『斯文』第12編第6號、1930年6月、454頁。
 
[80]斯文會「衍聖公太夫人の訃」「顏承浹氏題匾寄贈」、斯文會『斯文』第12編第6號、1930年6月、56—57頁；
 
[81]參見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頁；《在濟南日本總領事致衍聖公府唁函》（1930年12月3日）、《犬養毅致衍聖公府唁函》（1930年11月12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編號。
 
[82]斯文會「支那の戦禍曲阜の聖地に及ぶ」、斯文會『斯文』第12編第8號、1930年8月、53—54頁。
 
[83]參見馬場春吉「惄焉擣つがごとし」、斯文會『斯文』第21編第9號、1939年10月、53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121177500、各國ニ於ケル陵墓関係雑件（G-3-2-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4]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60頁。
 
[85]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121177400、各國ニ於ケル陵墓関係雑件（G-3-2-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樸淵祚『曲阜聖廟慰安事実記』、京城、非売品、1931年、1—3頁。
 
[86]馬場春吉「惄焉擣つがごとし」、斯文會『斯文』第21編第9號、1939年10月、53頁。
 
[87]水野錬太郎「曲阜孔家の邸に宿りて」、東洋協會『東洋』第393號、1931年９月、40—46頁。
 
[88]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第160—163頁。
 
[89]參見斯文會「敬告」、斯文會『斯文』第14編第4號、1932年4月、巻頭；塩穀溫「我國體と漢文」、斯文會『斯文』第19編第9號、1937年9月、20頁。
 
[90]斯文會『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東京、斯文會、1936年、7頁。
 
[91]聖堂復興期成會編『聖堂復興略誌』、東京、聖堂復興期成會、1935年、78—79頁。
 
[92]斯文會『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298頁。
 
[93]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61200（第177—178頁）、在華本邦人留學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選定関係 第一巻（H-5-7-0-2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91652400、外務省報　第十七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3700、寄贈品関係雑件 第十一巻（H-6-2-0-26_0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5]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穀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142頁。
 
[9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500（第465—469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135—137、144—152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8]「孔子や孟子の子孫打ち揃って來朝」、『東京日日新聞』、1934年9月21日、第11頁；《日偽也要祭孔》，《新聞通訊》第19期，1934年10月1日，第10頁。
 
[99]《孔德成不愧為聖人之後》，《申報》1934年10月1日，第28版。
 
[100]《孔族登報啟事否認有東渡意》，《申報》1934年9月27日，第3版。
 
[10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164、172—174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2]《國民政府代秘書長呂苾籌函內政部等為魯滌平等請明定孔子祀典一案奉諭交內政部及大學院》（1928年8月13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51610-00001-002。
 
[103]陳果夫：《祭孔》，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台北：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年，第196頁。
 
[104]《江蘇教育》1934年第8期，封麵。
 
[105]《汪兆銘電蔣中正擬與戴傳賢聯名提議中央請以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紀念及聯名至禱盼複》（1934年5月25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166-040。
 
[106]《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本會決議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請明令公布並擬定紀念辦法》（1934年6月8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51616-00002-001。
 
[107]陳果夫：《祭孔》，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第196頁。
 
[108]參見《魯省府募捐興修孔廟》，《申報》1931年3月28日，第4版；《修葺孔廟》，《大公報》（天津版）1931年4月2日，第6版；《募捐修複曲阜林廟》，《大公報》（天津版）1931年4月26日，第4版。
 
[109]《國民政府文官處函行政院為國府委員戴傳賢等提議請中央撥助十萬元修複孔廟經決議照辦錄案函達行政院查照辦理》（1931年4月7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51800-00004-007。
 
[110]《戴傳賢劉紀文修孔廟意見》，《大公報》（天津版）1931年4月16日，第5版。
 
[111]《修復孔廟停止進行》，《申報》1933年2月22日，第2版。
 
[112]《修複孔廟 何思源入京結果圓滿 中央已撥到經費十萬》，《大公報》（天津版）1934年10月13日，第12版。
 
[113]《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本會常會決議改贈衍聖公名義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等五項函請查照並令行政院轉飭教育部辦理》（1934年11月23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51610-00003-001。
 
[11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18—20、26、29、36、47、49、65—66、69—70、76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5]《管翼賢電蔣中正日軍在察哈爾東南強迫民眾修築汽車路每日運輸汽車往來不斷及日機仍不斷四飛偵察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1月30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446-124。
 
[116]《魯兩廳長視察曲阜》，《申報》1935年3月13日，第8版。
 
[117]《日本斯文會邀請聖裔赴日》，《申報》1935年4月4日，第10版。
 
[11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49、69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9]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4—157頁。
 
[120]牧野謙次郎「大聖孔子」、斯文會『斯文』第5編第5號、1923年10月、18頁。
 
[121]竹田柳吉『支那漫遊』、183頁。
 
[122]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國論）、505頁。
 
[123]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隨想・時論）、82頁。
 
[124]斯文會『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會誌』、第132頁。
 
[125]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400（第379—380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6]《左舜生函蔣中正中央政治學校講課心得觀察時局所得日禍決無緩和可言又義阿紛爭及華北工作計劃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10月6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458-210。
 
[127]《侵略方式無孔不入 日人想利用聖裔孔德成》，《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06月27日，第2版。
 
[128]《時人行蹤》，《大公報》（天津版）1936年10月7日，第4版。
 
[129]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56700（第108—122頁）、參考資料関係雑件 第四巻（H-7-2-0-4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30]高田眞治「聖廟及び亞聖廟に謁するの記」、斯文會『斯文』第19編第6號、1937年6月、46—47頁。
 
[131]孔德深：《我和我的家庭》，《曲阜文史》第9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曲阜市委員會編印，1989年，第104—109頁。
 
[132]《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月5、6、9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3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974900、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変関係情報綴（國立公文書館）。
 
[134]美商華美出版公司：《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上海：美商華美出版公司，1938年，第1頁。
 
[135]“Confucian Spirit: Duke Kung Makes Appeal to Nation Japan’s Puppet Show Hank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1938-1-17,p.13; “Men and Even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8-2-19,p.28.轉引自李俊領：《“文治”與聖裔:國民政府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5頁。
 
[136]「孔子生誕の地曲阜占領」、同盟通信社『同盟旬報』第2巻第1號、1938年1月、第5頁。
 
[137]「寢込を襲って孔子の子孫拉致 孔徳成夫妻受難の詳報」、『読売新聞』第二夕刊、1938年1月9日、第2頁。
 
[138]「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
 
[139]斯文會「孔德成氏拉致さる」、斯文會『斯文』第20編第2號、1938年2月、69頁。
 
[140]孔德成：《孔德成先生日記》，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8年，第81頁。
 
[141]塩穀溫「燕齊遊記」、斯文會『斯文』第22編第12號、1940年12月、29—30頁。
 
[142]《趙一明：潛入日本的抗日諜戰將軍》，凱雷、白林淼主編：《致敬：不能忘記的抗戰老兵》，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8年，第54—57頁。
 
[143]井上哲次郎『東洋の文化と支那の將來』、東京、理想社出版部、1939年、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