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梁任公開講“先秦政治思想”

作者：個(ge) 廠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初四日丁巳

          耶穌2022年5月4日

【按語】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林徽因的父親(qin) 林長民在《申報》刊布了時在巴黎的梁任公發給國民外交協會(hui) 的電報，並同時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兩(liang) 天後，高呼著“外爭(zheng) 國權，內(nei) 懲國賊”口號之北京學生，湧上街頭，火燒了趙家樓。

次年，任公作《“五四紀念日”感言》，謂“去年五月四日，為(wei) 國史上最有價(jia) 值之一紀念日”，實“國人自覺自動之一表征”，蓋“一年來文化運動盤礴於(yu) 國中，什九皆‘五四’之賜也”。作為(wei) 不在場的在場者，任公對於(yu) “五四”飽含有某種特殊的情感。

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即“五四”三周年紀念日，任公受北京法政專(zhuan) 門學校之邀，做《先秦政治思想》講演。其秋，複應東(dong) 南大學郭秉文校長之請，移席金陵，開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學期。因“中途嬰小疾”，漢以後未成，故書(shu) 名作《先秦政治思想史》。

其時也多新舊之論，亦多中西之爭(zheng) ，任公之講述先秦之政治思想，似與(yu) 時代稍左，然則至百年後反觀其政治之追求，文化之堅守，或不失為(wei) 一種符合吾國民之選擇。此學問家之為(wei) 學問家，政治家之為(wei) 政治家，而思想家之為(wei) 思想家之別也歟？

又值一年五四，感謝上海澎湃允為(wei) 轉發《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訂說明”，作為(wei) 對任公開講先秦政治思想百周年之崇高紀念。

壬寅初夏，個(ge) 廠。

《先秦政治思想史》

弁言

一九二〇年三月，梁任公遊歐歸來，即應上海中國公學之請，前往演講。在演說中，任公將歐遊所得與(yu) 中國政治、社會(hui) 、經濟各問題之感想與(yu) 發現作一比較，指出：

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wei) 積極是已。……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十五日《申報》連載）

二十五日與(yu) 長女梁思順函曰：“吾自歐遊後神氣益發皇，決(jue) 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即對於(yu) 國家問題和個(ge) 人事業(ye) ，完全改變其舊日之方針與(yu) 態度，放棄上層之政治活動，轉而用全力從(cong) 事於(yu) 培植國民基礎的教育事業(ye) ——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發起中比貿易公司和國民動議製憲運動等事，即為(wei) 此也。任公自謂目的曰：“培養(yang) 新人才，宣傳(chuan) 新文化，開拓新政治，既為(wei) 吾輩今後所公共祈向，現在即當實行著手。”（五月十二日與(yu) 梁伯強、籍亮儕(chai) 等函）同時作《歐遊心影錄》，希望青年們(men) “人人存一個(ge) 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ge) 新文化係統”，並“把這新係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ti) 都得著他好處”。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稿本

任公與(yu) 梁思順函又提出“吾欲在上海辦一大學”者，即其歐遊歸途中與(yu) 眾(zhong) 人所商歸國五事之一也。張君勱與(yu) 黃溯初函曰：

弟意，與(yu) 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於(yu) 教授，隻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任公於(yu) 編纂雜誌之外，在北方學校中居一教習(xi) 地位，亦計之得者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一九二〇年條）

蔣百裏實亦希望梁氏多作講學，以為(wei) 可與(yu) 在上海改造中國公學事合並考慮。其與(yu) 張東(dong) 蓀函曰：

弟以為(wei) 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於(yu) 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國公學設一中國曆史講座。……任公惟做講師，才把他的活潑潑地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一九二〇年條）

張東(dong) 蓀複函則謂需“大家提起興(xing) 會(hui) ，以助長任公之興(xing) 會(hui) ”（同前）。所以說，任公到大學授課或作各種講演，既是本人之意願，更是同儕(chai) 之共識。

其時，借著作、文章之刊布以浚發民族之精神，取中國曆史中類歐洲文藝複興(xing) 時代者，與(yu) 相印證，作《清代學術概論》；求古籍中與(yu) 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憑新知以商量舊學，作《墨經校釋》；在清華學校開授國學課，涵蓋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lun) 理學等，於(yu) 先秦諸子而外，專(zhuan) 講老子、孔子、墨子三聖之學術，作《中國學術小史》；後改名《國學小史》，任公自謂“講義(yi) 草稿盈尺”，但未單獨刊印。今刪存稿內(nei) 有《中國學術小史》草稿若幹，其第一講開篇數句曰：“學術何以可貴，我們(men) 為(wei) 甚麽(me) 要講求學術？因為(wei) 學術是有益於(yu) 人類的，我們(men) 要靠學術來把我們(men) 人類的地位提高的。就這樣說來，學術的範圍卻極廣了。”後以單篇刊發者有《老子哲學》、《孔子》、《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墨子學案》等，蓋先秦為(wei) 我國国际1946伟德發軔形成期，頗為(wei) 任公所重視。此時猶多注意學術之哲學層麵，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與(yu) 胡適之函曰：“對於(yu) 大著《哲學史》之批評若作出，恐非簡短可了。頃在清華講《國學小史》，擬於(yu) 先秦講畢時，專(zhuan) 以一課批評大作，屆時當奉寄耳。”（函文轉引自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yu) 學術之間》）又因南開大學講授，為(wei) 使讀者領會(hui) 社會(hui) 團體(ti) 生活之意義(yi) ，以助成其為(wei) 一國民進而為(wei) 一世界人之資格，作《中國曆史研究法》。

梁啟超《中國學術小史》稿本

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兩(liang) 年內(nei) ，任公又先後在北京、天津、濟南、上海、武漢、長沙、南京、南通、蘇州等地，作各類演講三四十次。因感於(yu) 當時政治之混亂(luan) ，主義(yi) 之橫行，“無論什麽(me) 立憲共和，什麽(me) 總統製內(nei) 閣製，什麽(me) 中央集權聯省自治，什麽(me) 國家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任憑換上一百麵招牌，結果隻換得一個(ge) 零號”（《教育與(yu) 政治》），任公意識到對於(yu) 青年之政治教育尤為(wei) 重要，其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在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hui) 上作《教育與(yu) 政治》的講演，提到：

今日所最需要的：一、如何才能養(yang) 成青年的政治意識，二、如何才能養(yang) 成青年的政治習(xi) 慣，三、如何才能養(yang) 成青年的判斷政治能力。……這三件事無論將來以政治為(wei) 職業(ye) 之人或是完全立身於(yu) 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

我確信這不但是政治上大問題，實在是教育上大問題。我確信這問題不是政治家所能解決(jue) ，獨有教育家才能解決(jue) 。

即“養(yang) 成國民人格為(wei) 政治上第一義(yi) ”。任公稱道《孟子》所引《逸書(shu) 》謂“天相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即以在上位者之人格教育普天下一般之民眾(zhong) ，使全人類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則政治家性質與(yu) 教育家性質等同，故曰：“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

融匯中西，取長補短。借彼西方美人“為(wei) 我家育寧馨兒(er) ，以亢我宗”。然任公以為(wei) ，近數年來隻有“德謨克拉西的信仰漸漸注入青年腦中”，“是我們(men) 教育界唯一好現象”（《教育與(yu) 政治》），然反觀吾國之政治思想，益使他發出“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氣象為(wei) 不可及也”的感歎。任公呼喚新文化，呼喚群眾(zhong) 運動，呼喚青年人格，為(wei) 的就是喚起中國人之國民意識。蓋國民意識者，實為(wei) 德謨克拉西國家根本精神之所係。

任公指出：“政治是國民心理的寫(xie) 照。”故政治之目的是造福全人類。“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餘(yu) 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即任公自我承擔的“對於(yu) 本國乃至對於(yu) 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故曰：欲改造政治，先改造國民之心理；欲改造國民之心理，先改造人格；欲改造人格，請從(cong) 教育始。此猶是二十年前中國之新民所呼籲的“新民為(wei) 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新民說》第二節篇名）之遺音也。

二十年後，任公仍然期此一編得“以藥現代時敝於(yu) 萬(wan) 一”，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所由作也，意其在此乎！

一、講義(yi) 與(yu) 講授

一九二〇年四月，任公組織共學社，即與(yu) 張菊生函，商請法國哲學家柏格森來華講學事，未果；七月，又與(yu) 梁伯強、黃溯初函，商聘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之名義(yi) ；九月，創辦講學社，為(wei) “一永久團體(ti) ”，“定每年聘名哲一人來華講演”（與(yu) 張東(dong) 蓀函）。《講學社簡章》規定：

一、本社因欲將現代高尚精粹之學說，隨時介紹於(yu) 國中，使國民思想發揚健實，擬遞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zhuan) 門學者巡講演。

二、每年聘請一人，基金充裕時，再圖擴充。

三、所聘請者，先注重於(yu) 當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專(zhuan) 門學者，俟擴充後以次續聘。

是年十月十二日，羅素應邀抵滬，開始訪華之旅，直至次年七月離去。在此期間，任公曾與(yu) 之往還。

梁啟超《講學社簡章》稿本

其後的一九二一年春，任公學生徐誌摩得英國學者狄更生薦，到劍橋大學皇家學院作特別生。複經歐格敦（Ogden）紹介，得拜識羅素。十一月七日，徐誌摩與(yu) 羅素函曰：

歐格敦先生談及他的計劃，擬先出版“世界哲學叢(cong) 書(shu) ”。他也提到你推薦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說可以翻譯了加進去。……關(guan) 於(yu) 這件事，我個(ge) 人想提個(ge) 建議。我想起梁啟超先生，就是送給你一幅畫的那位;他是這個(ge) 出版計劃的最適當人選。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國最淵博學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暢文筆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國思想，以及介紹並普及西學方麵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men) 萬(wan) 分欽仰。他在學問上吸收與(yu) 區別的能力是別人永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我們(men) 如果能找到他承擔此事，那就最好不過了，我想他是肯答應的。隻要你揮函一通，勸他寫(xie) 一本標準的有關(guan) 中國思想的書(shu) ，並將叢(cong) 書(shu) 的總綱向他說明，我相信這會(hui) 大大推動他本來就驚人的創作力，他就必然會(hui) 十分樂(le) 意把書(shu) 寫(xie) 出來。（梁錫華譯，據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七卷）

羅素應該是接受了徐誌摩的建議。因為(wei) 一九二二年十月徐誌摩與(yu) 張東(dong) 蓀函，有“英國學者近來至願與(yu) 中國學者直接為(wei) 學問的合作。此君（按，指歐格敦）為(wei) 羅素至友，康橋異端社主席，最慕中國文化。……今編輯《哲學心理科學方法國際叢(cong) 書(shu) 》，梁任公先生允著之《中國思想史》即應此君與(yu) 羅素之請”雲(yun) （刊同月二十五日《學燈》，據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七卷）。如此看來，任公為(wei) 《中國政治思想史》，源頭可以說是出自徐誌摩請羅素發出之邀請。

成立於(yu) 一九二一年九月的國立東(dong) 南大學，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兼任校長。郭氏一九一四年獲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其有言曰：“不發揚民族精神，無以救亡圖存；非振興(xing) 科學，不足以立國興(xing) 國。”（《東(dong) 南大學史》第一卷引）他主持下的東(dong) 南大學，後被稱為(wei) “中國最有希望之大學”。郭氏任職期間，積極擘畫，延攬名師。此前於(yu) 南京高師時，曾邀請在中國講學的杜威、羅素、孟祿到校作演講。一九二二年更是延請章太炎（《申報》五月九日《南京快信》：“東(dong) 南大學定下學期請章太炎來寧講學。”）、王國維（郭秉文六月八日與(yu) 沈恩孚函：“敝校下學年須添請國文教授一人，教授詞曲詩賦等各項學程，擬延王君靜庵來寧擔任，每月敬送薪金二百元。請煩先生就近代為(wei) 浹洽。”）任教席，惜皆未請得。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秉文在新學年《校長開學報告辭》中宣布：

教授除了原有的以外，還添了許多專(zhuan) 家。除了新教授以外，還有兩(liang) 位講師要報告的：一位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暑中曾在本校作短期演講，十月內(nei) 預備到本校來，長期演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還有一位是江亢虎先生，江先生是中國提倡社會(hui) 主義(yi) 的遠祖……現在因為(wei) 國內(nei) 提倡社會(hui) 主義(yi) 的聲浪甚高，社會(hui) 主義(yi) 究竟是個(ge) 什麽(me) 東(dong) 西，實施起來究竟行不行，也不可以不知道，所以請江先生來講一講，十月初便可以來校開講了。

本校不但是請國內(nei) 名流演講而已，還要請國外學者來演講。國際教育會(hui) 派來的兩(liang) 位學者：一位是麥柯爾先生，本校請他講教育的測驗編造與(yu) 應用；一位是推士博士，本校請他講科學。此外還有用洛氏基金聘請了來的一位物理專(zhuan) 家斯密士先生，是美國康納耳大學教授，十月中可抵此間擔任物理教授；講學社聘請的一位德國生物學兼哲學專(zhuan) 家費斯脫先生，十月內(nei) 到上海，首先便到本校演講四個(ge) 月。（十月二日《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

按，所謂的“費斯脫”當即漢斯·杜裏舒（Hans Driesch）之訛，於(yu) 此可知他的到來，也是以講學社名義(yi) 聘請的。

《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

東(dong) 南大學成立之初，即名師薈萃，俊彥雲(yun) 集，蜚聲海內(nei) ，有“孔雀東(dong) 南飛”之譽。以至於(yu) 《申報》對該校的一舉(ju) 一動，也都頗為(wei) 關(guan) 注，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刊謝守恒《東(dong) 南大學之新氣象》：“惟梁任公來該校擔任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一學程。”十月二十八日有《江亢虎衣物書(shu) 籍被竊》：“江亢虎博士前應東(dong) 大校長郭氏之請，擔任該校社會(hui) 學演講，江氏於(yu) 前月由京蒞寧，寓於(yu) 東(dong) 大校內(nei) 。”《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十月四日《教育科甲子級會(hui) 常會(hui) 紀事》：“九月卅日晚七時，本校教育科甲子級會(hui) 在梅庵開第七次常會(hui) 。……江亢虎先生適於(yu) 是晚到校，暫憩梅庵。”特別是杜裏舒的到來，自當年十月十五日抵滬起，一直予以跟蹤報道。如十六日：“杜裏舒博士夫婦今日將先作杭州西湖之遊，本星期四（十九日）返滬，將在商科大學及同濟醫工大學演講，星期六赴寧，在東(dong) 南大學作四月餘(yu) 之長期講學。”十八日報道遊杭陪同人員有張君勱、蔣百裏雲(yun) 。二十日《南京快信》曰：“德國哲學博士杜裏舒偕其夫人，昨由東(dong) 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招待來寧，預備作長期演講。”二十二日刊《杜裏舒博士今午赴寧》：“今日乘午刻十二時半火車赴寧，同行者有張君勱諸君，郭秉文君則於(yu) 昨晚十一時半先行乘車返寧，以便布置招待，因本星期一二杜裏舒博士即可開始講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皆有報道。二十六日刊謝守恒《杜裏舒博士東(dong) 大演講紀》：

東(dong) 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君於(yu) 十月二十二日偕德國大哲學家杜裏舒博士、杜氏夫人、德國公使館參讚韋理士博士，與(yu) 梁任公、張君勱諸氏來寧。二十三日下午七時在該校大禮堂演講，全校男女學生聽者約千餘(yu) 人，大禮堂幾無容足之地。

郭校長主席略謂本校今年開學典禮時，報告除新聘教員外，並敦請中外學者作長期之演講，今杜裏舒博士、梁任公先生等已先後來寧。本校今日特開歡迎大會(hui) ，並請賜教。

旋請杜裏舒博士演講：……

次梁任公演講，謂：“兄弟今年暑假在此演講，諸君恐已回去。此次來寧出遊，覺有一種感想，為(wei) 諸君述一下。我今年五十歲，在暑假未到南京以前，始往曲阜一遊，仰觀曲阜之樹，發生一種奇異感想。此樹樹幹呈古銅色，十餘(yu) 人始能環抱，高數十丈，樹頂發生枝葉甚嫩，呈蒼綠色。至子貢手植之楛柏，由死幹旁發生嫩枝，其根蒂深固，吸收養(yang) 料，以助其發榮滋長，而另生新葉。此實可為(wei) 代表中國舊文化胎生新文化之現象。迨仰見巍巍孔子之墓，曆經兵燹，而仍然無恙，我想掘其墓而探其寶，可發見二千年以前之珍藏古物，既而想中國人珍藏腦海中之寶，不能發現出來甚多，如智、勇、仁三者，珍藏腦海中，不亞(ya) 於(yu) 孔墓中之珍品。諸君肄業(ye) 高師與(yu) 東(dong) 大，猶孔林大樹然，由一幹而透出兩(liang) 幹，受雨露滋養(yang) 與(yu) 肥料之培植，發育愈為(wei) 迅速。在諸位青年之心理上，如掘孔墓然，能開辟一光明之徑塗，則中國之光明賴乎此，世界之光明亦賴乎此。老實說，孔子之道，《論語》有‘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兩(liang) 句可以括之。孔子之道，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均可為(wei) 人類開辟學問與(yu) 發揮天道人道者之指導。中國當此困厄之秋，而能發展新文化，是為(wei) 人能宏道。諸君誌氣高超，若能抱定宏道精神做去，充分發展自己之學問，以培養(yang) 自己之人格，此則深有厚望於(yu) 諸君者也。”

後由該校校長致謝而散。

按，此文一則謂郭秉文校長於(yu) 十月二十二日偕杜裏舒與(yu) 梁任公、張君勱回寧，再則曰杜裏舒、梁任公等“先後來寧”。而據《申報》二十二日謂陪同杜裏舒赴寧者有張君勱“諸君”，若任公在陪同之列，其名則必當出現在“張君勱”三字之前。又按，任公十月八日與(yu) 張菊生、高夢旦函曰：“弟於(yu) 陽曆本月二十前到南京，複書(shu) 請寄東(dong) 南大學。”那麽(me) ，任公是何時抵達金陵的呢？

十月十七日為(wei) 天津南開大學十八周年慶典，據《十八周年紀念誌盛》（《南開周刊》十八周年紀念號）記載，慶祝大會(hui) 第四項為(wei) 梁任公演說，題曰《母校觀念及祖國觀念》，所論“同類意識”與(yu) “團體(ti) ”概念，後皆援入《先秦政治思想史》，並作生發。

又《新聞報》十月二十四日《國內(nei) 專(zhuan) 電》欄內(nei) 有十月二十三日發自天津者四條，其一曰：“梁啟超、錢錦蓀二十二日均由津赴滬。”當時乘火車從(cong) 天津赴南京，先走津浦鐵路抵達浦口，按，《申報》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刊《津浦鐵路行車時刻表》：特別快車需二十四個(ge) 小時又三十分鍾，當天下午二時自天津東(dong) 站出發，至次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抵達浦口；三次車需三十個(ge) 小時又四十分鍾，當天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出發，至次日下午四時十五分抵達。再從(cong) 浦口渡長江進入南京城，趕在二十三日晚七時參加演講，此行日程頗為(wei) 促迫。因杜裏舒已於(yu) 前一日到校，故隻待任公到場，中西兩(liang) 位大哲學家即同台講演，宜乎其盛況之空前也！按，據二十七日《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載二十三日《中外名流講演》條記，當晚實有杜裏舒與(yu) 韋理士、麥柯爾、梁任公、張君勱五人分別演講，“到會(hui) 者幾及千人，頗極一時之盛雲(yun) ”。

自此之後，任公即投入到每日的講學、四處的演講之中，忙碌異常。據十一月二十八日與(yu) 梁思順函可知，每周一至六下午二時至三時在東(dong) 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每周一、三、五早七點半至九點半到支那內(nei) 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每周二上午為(wei) 第一中學講演（兩(liang) 小時），每周四在法政專(zhuan) 門學校講演（兩(liang) 小時），每周五晚為(wei) 校中各種學術團體(ti) 講演（每次兩(liang) 小時以上），每周六上午為(wei) 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講演（兩(liang) 小時），此外各學校或團體(ti) 之歡迎會(hui) 等每周至少也有一次。

為(wei) 講《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yi) 都是臨(lin) 時自編，自到南京以來，一個(ge) 月。所撰約十萬(wan) 字”。任公的寫(xie) 作狀態，據當年在校且與(yu) 任公交往較為(wei) 密切的學生黃伯易後來回憶：

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右手在寫(xie) 文章，左手卻扇不停揮。有時一麵在寫(xie) ，一麵又在答覆同學的問題。當他寫(xie) 完一張，敲一下床麵，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麵了。（黃伯易《憶東(dong) 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

《中國政治思想史》稿本，今存，裝訂五冊(ce) （有廢棄稿若幹頁，裝入另冊(ce) ），文字書(shu) 寫(xie) 流暢，勾勒刪改極少。謀篇布局，條分縷析，引證考述，中西比較，互為(wei) 發明，一氣而成者也。任公廣額深目，精力充沛，文筆雄健，語音清晰，或授課，或講演，聲情並茂，給同學們(men) 留下較好印象，且態度謙和，“不似胡適等人講話那樣目空一切”（黃伯易文）；所述先秦政治思想，“能洞悉其背景，故語語道出一時代與(yu) 一學說之真諦，令讀者發生一種設身處地之感想”（謝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講學》），更能“令人興(xing) 起蒼茫萬(wan) 古之感”（黃伯易文）。《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此之謂歟！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稿本

書(shu) 成之後，任公作《自序》。關(guan) 於(yu) 該講義(yi) 之撰著時間，今排印本皆謂“起十月二十三日，訖十二月二十日”。然稿本第二十二節《民權問題》篇之末，自注曰：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脫稿。時講學東(dong) 南大學，寓南京成賢街成賢學舍。啟超記。

又第二十三節《結論》篇之末，自注曰：

全書(shu) 成後，君勱謂宜有結論。越三日乃續作此節，蓋兩(liang) 易稿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啟超記。

據此注內(nei) “越三日”推斷，除《結論》一章為(wei) 二十三日定稿外，其餘(yu) 脫稿於(yu) 十九日，當無疑也。然細審《自序》手稿，於(yu) “十月二十三日”之“三”上施一點，則“三”字當刪去，是此講義(yi) 之編寫(xie) 實起十月二十日也。另據《結論》篇末之自注，“十二月二十日”內(nei) 當補一“三”字，實全書(shu) 定稿訖於(yu) 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再從(cong) 《新聞報》所記，任公十月二十二日始自天津南下，則今講義(yi) 開首部分，其作於(yu) 飲冰室歟？

前任公與(yu) 梁思順函曰：“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截止功課，回家休息。”十二月二日函又曰：“決(jue) 意陽曆年內(nei) 講完，新年往上海頑幾天。”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與(yu) 梁思順函曰：“隻有五次講義(yi) ，每次一點鍾。講完就走。”十日與(yu) 蹇季常函曰：“明日校課完全告竣，尚有一兩(liang) 次告別講演。決(jue) 十五日北旋，相見不遠矣。”明日即十一日，星期四，則是提前一天結束矣。

告別演講共兩(liang) 次，十三日一次，即《東(dong) 南大學課畢告別辭》。任公講道：“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軍(jun) 隊式，並且僅(jin) 能襲取皮毛，以致造成今日一般無自動能力的人！現在哩，教育是完全換了路了，美國式代日式、德式而興(xing) ，不出數年，我敢說是全部要變成美國化，或許我們(men) 這裏——東(dong) 南大學——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營。”黃伯易《憶東(dong) 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南京的‘自由講學’，實際上是中國從(cong) 摹仿日本學製改變到美國學製的一道分界線。”任公講此話之目的，是為(wei) 避免青年沉淪為(wei) “消耗麵包的機器”而發者也。又指出，“東(dong) 方的學問，以精神為(wei) 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為(wei) 出發點”，而東(dong) 方的人生觀，“認物質生活為(wei) 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蓋“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這其實也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內(nei) 所分析的中國政治與(yu) 歐美政治比較後所作出的一種價(jia) 值判斷。這其實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內(nei) 所分析的中國政治與(yu) 歐美政治比較後所作出的一種價(jia) 值判斷；亦即該書(shu) 出版時，任公在書(shu) 名旁複冠以“一名《中國聖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之深意也。

《蔣維喬(qiao) 日記》，中華書(shu) 局2014年出版

十四日一次，實為(wei) 中午、晚上兩(liang) 場告別演講並作宴請。蔣維喬(qiao) 日記：“十二時至科學社，赴梁任公之約。督軍(jun) 、省長、王處長、傅嚴(yan) 張三廳長及任叔永、丁文江二君均在座。午後三時赴講演廳，金陵道屬農(nong) 業(ye) 改進會(hui) ，六時方畢。晚，各廳、處長合餞梁任公於(yu) 財政廳，並演警察廳新製活動影片。十一時歸。”蔣時任江蘇教育廳廳長。至此，任公在東(dong) 南大學的講學及周邊各學校、團體(ti) 的講演，告一段落。十五日乘車北返，次日晚抵飲冰室。

由於(yu) 撰著勞心，演講勞力，且又大醉一場勞身，十一月二十一日，散原老人於(yu) 寓所宴請任公。任公曾在湖南與(yu) 共事，不見者二十五年矣。散原老人開五十年陳酒相與(yu) 痛飲，席間語及蔡鬆坡，任公淒愴傷(shang) 懷，竟至大醉而歸。最終任公是得了個(ge) 心髒病而回。十一月三十日《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有任公與(yu) 演說會(hui) 、國學研究會(hui) 、文哲學會(hui) 、史地學會(hui) 、西洋文學會(hui)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hui) 、教育科、農(nong) 科暫停課外演講之《梁啟超啟事》，同日謝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講學》之報道，有“梁任公先生擔任本校講師，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一課，聽者有數百人。……忽於(yu) 上星期染有微恙，延醫診治，尚未痊愈，而本星期一下午二時之《中國政治思想史》，任公因青年求知如渴，仍抱病講學。……任公誨人不倦之精神，於(yu) 此可見一斑”雲(yun) 。所幸還在初起階段，“隻須靜養(yang) ，幾個(ge) 月便好”（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與(yu) 梁思順函）。歸家後即在《晨報》刊出《啟事》，謂“遵醫命，閉門養(yang) 屙，三個(ge) 月內(nei) 不能見客”雲(yun) 。四五月間，移居北京翠微山。然六月底複匆遽返津，為(wei) 南開大學第二屆暑期學校講學事，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研究重心又重回清代。此是後話，詳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校訂說明》。

二、初版與(yu) 三版

近代以降之學者，多有自辦或參與(yu) 出版之活動，其中尤以任公為(wei) 最突出，成就及影響也最巨。且又勤於(yu) 著述，“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yu) 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號新文體(ti)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節）；凡有新作麵世，即行銷宇內(nei) ，再版不斷，今所謂學術暢銷書(shu) 作者是也。且單行之本，亦大都是經由商務印書(shu) 館印刷並發行者也。

關(guan) 於(yu)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印、發，任公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與(yu) 張菊生、高夢旦函曰：

在南京所講《先秦政治思想史》，因校勘之便，故在當地付印，所印凡三千部。除南京各校購取外，已屬東(dong) 大事務主任將所餘(yu) 者悉交南京本公司分館，聽總館指定分配，計日內(nei) 當交到矣。惟此書(shu) 銷路決(jue) 當不惡，今計所餘(yu) 者恐不過千餘(yu) 部，或轉瞬即罄，故此時便當排印再版。今將印成校過之本寄奉，請即飭印五千，何如？或另印布麵者一千，何如？若爾，其價(jia) 請代定。或鑄紙版，先印三千亦得。請代酌。

本書(shu) 之撰寫(xie) 完成於(yu) 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課業(ye) 截止於(yu)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據前所引黃伯易文謂“當他寫(xie) 完一張，敲一下床麵，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麵了”可知，印刷廠排版所根據的應該就是“打字機印稿”。否則，限於(yu) 當時條件，正常情況下不可能於(yu) 課業(ye) 結束不到二十天之內(nei) ，就將一部十餘(yu) 萬(wan) 字的書(shu) 稿排版、校對並印刷、裝訂完成三千部，且已售出去近兩(liang) 千部焉。

《先秦政治思想史》，常州新群書(shu) 社印刷所印本

這部印刷於(yu) 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初版，即任公與(yu) 張、高函內(nei) 所謂的“在當地付印”者，其版權頁印刷者署“常州新群書(shu) 社印刷所”，地址為(wei) “局前街西首”，則確屬於(yu) 在常州完成印刷者。然而此書(shu) 的著作者與(yu) 發行者，皆署“新會(hui) 梁啟超”，總發行所與(yu) 分售處皆署“商務印書(shu) 館”。此前此後之《飲冰室叢(cong) 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亦是如此；而《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兩(liang) 書(shu) 之著作者署“新會(hui) 梁啟超”，發行者、總發行所與(yu) 分售處皆署“商務印書(shu) 館”。

據一九一四年頒布之《出版法》第二條規定：

出版之關(guan) 係人如左：

一著作人，二發行人，三印刷人。著作人以著作者及有著作權者為(wei) 限；發行人以販賣文書(shu) 圖畫為(wei) 營業(ye) 者為(wei) 限，但著作人及著作權承繼人得兼充之；印刷人以代表印刷所者為(wei) 限。（張靜盧《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卷五）

是任公自著圖書(shu) 可以兼作發行人。而著作者兼發行者，無非就是利益之最大化。任公一九一六年與(yu) 陳叔通函曰：“《國民淺訓》寄各處者續商發行者，即托商務，但版租欲稍優(you) 。”一九一八年函亦曰：“《通史》版權必欲自有，故不能與(yu) 他方麵生糾葛；而自行印、發，又所不欲。故擬托商務代印、發，而定一雙方有利之公平條件。”所謂“版租欲稍優(you) ”、“雙方有利”，即是此意。

按，任公前與(yu) 張菊生、高夢旦函所言“今將印成校過之本寄奉”者，即在初版本上作了修訂之本是也。同年八月十一日，複與(yu) 之函曰：“拙著似尚有未印出者，《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中、下卷。請一催。”今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之本，時間與(yu) 版本署“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初版”。後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一九二五年四月四版、一九二六年五月五版、一九二八年六月六版、一九三一年五月七版諸本，且皆以一九二三年八月本為(wei) 初版。然則，二版何時所印？今又安在？嚐遍檢各大圖書(shu) 館館藏書(shu) 目，及近十四年來孔夫子舊書(shu) 網交易記錄，皆未之見。

又按，結合函內(nei) “或鑄紙版，先印三千亦得”句似可推知，任公是將修訂樣書(shu) 及該書(shu) 紙型一並寄滬上商務印書(shu) 館，建議有二：一、修版後印五千；二、直接鑄版印三千。今滬之初版，如：

改常州初版之“第厶節”為(wei) “第厶章”（參見第一章校記。正文中有“次節”等漏改處）；

《本論》第五章《儒家思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則專(zhuan) 務以身作則，為(wei) 人格的感化；專(zhuan) 務提醒學生之自覺，養(yang) 成良好之校風”句，常州初版無“專(zhuan) 務以身作則為(wei) 人格的感化”十二字；

《本論》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引《商君書(shu) 》“賢者以相出為(wei) 務”後，常州初版無“案相出者謂才智臨(lin) 駕別人”十一字小字案語；

等等，不具列（詳參文內(nei) 諸校記）。可見商務印書(shu) 館最終還是據“印成校過之本”作了少許修訂，如：

正文內(nei) 原題作標宋體(ti) ，改為(wei) 黑體(ti) 字；

原中縫單雙頁皆作“序論、前論、本論”，改為(wei) 單頁章名、雙頁為(wei) “序論、前論、本論”；

原中縫頁碼作“一、一二、一二三”，改為(wei) “一、十二、一百二十三”；

正文《序論》第一章倒版增一頁；

《本論》第一章末《三百年間政況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原以手寫(xie) 石印作插頁，不占頁碼，滬初版改排入正文，增加一頁；

全書(shu) 計增加兩(liang) 頁（即如前所舉(ju) 兩(liang) 處分別增補十二字、十一字處，僅(jin) 作段內(nei) 推行）。

其他有些頁麵，也隻是通過增加字間距或空格之方式，進行了局部倒版，挖改紙型，即鑄版開印。

故曰：滬初版即常州初版之二版；滬三版即該書(shu) 之三版，然商務印書(shu) 館後諸版皆以滬初版為(wei) 該書(shu) 之初版也。按，一九二三年《清華周刊》第二期《書(shu) 報介紹》曰：“《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著。三一六頁，一冊(ce) ，一元二角。商務印書(shu) 館發行，十二年一月初版。”即將常州初版視作商務印書(shu) 館初版也。該書(shu) 商務印書(shu) 館單行本最後一版為(wei) 一九三一年五月的第七版，時任公已過世，林宰平負責《飲冰室合集》之編纂。期間，中華書(shu) 局就任公著作版權一事，與(yu) 商務印書(shu) 館多有交涉。陳叔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與(yu) 陸費伯鴻函曰：“商務所印零種，當由弟往商結束契約。”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與(yu) 舒新城函曰：“先嚴(yan) 全集既經弟與(yu) 貴局簽訂合同，由貴局出版，則其任何部分，不得由任何他人擅印。”

任公曾將常州初版簽贈蔣百裏一冊(ce) ，今存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有五條蔣氏批語，移錄如下：

第二頁，於(yu) “世界主義(yi) ”、“民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旁各施墨點，批曰：“徑用此三名詞未妥，擬改為(wei) ：一、不專(zhuan) 以國家為(wei) 政治上之最高單位，而以人類全體(ti) 為(wei) 實行政治理想之目標；二、不僅(jin) 以君主當愛民為(wei) 原則，而以民心所推戴者為(wei) 王，其理想不在君愛民，而在民愛君；三、不僅(jin) 以生產(chan) 為(wei) 生計，要而尤注重於(yu) 分配之平及均。”

第九頁，對於(yu) “中國文明，產(chan) 生於(yu) 大平原。……許多表麵上不相容之理論及製度，能巧於(yu) 運用，調和焉以冶諸一爐”數句，批曰：“調和之習(xi) 慣，雖由平原之生活之氣象，亦似由於(yu) ‘相對’哲學。《老子》首章即言有無相生，其義(yi) 實出於(yu) 《易》之乾坤。此其習(xi) 慣之中於(yu) 中國者甚深。即今日之對聯、桌椅，亦取雙數相對，益成為(wei) 國民之天然趣味矣。國民之所以能容納眾(zhong) 流者，以萬(wan) 事俱看兩(liang) 麵也。”

第二十六頁，關(guan) 於(yu) 第二期周公、第三期封建製結果，批曰：“孔子夢周公者，蓋中國之政治規模至周公而始立也。懸想當時其規模之宏遠，氣魄之偉(wei) 大，實令人驚絕。故我欲畫中國政治事業(ye) 史為(wei) 三大段，即禹為(wei) 第一期，周公為(wei) 第二期，秦始皇為(wei) 第三期也。周公之經營，似宜較為(wei) 明晰的敘述。周公利用當時部落之形勢，而變之為(wei) 人為(wei) 的封建。當時王畿千裏，自可以控製天下。蓋分封之國，所謂百裏、五十裏，僅(jin) 指其開辟隸屬言之，數傳(chuan) 以後，漸至繁富，勢不得不兼並而成大國（在漢初之封建猶且如此），故霸政之興(xing) ，自然之勢也。況成周又遭夷狄之難乎！會(hui) 盟征伐，益必有遺傳(chuan) ，並非倡之自霸主。封建製度之成功有二大要素，其一則家族組織之精密，其一則築城術之發明是也。蓋當時名之曰封建，其實則屯墾而已，不（按，疑衍）故倡之自貴族，且自身共往耳。”

《先秦政治思想史》蔣百裏批點本

第二十六頁，於(yu) “政令漸衰，諸侯不共，宗周卒為(wei) 一異族名犬戎者所滅”一句旁各施墨點，批曰：“此說近俗。”

第三十二頁，於(yu) 標題“天道的思想”，批曰：“似宜改為(wei) ‘天道思想之變遷’。”

批語雖少，意思實多，蓋二人平時交流所及者乎？且讀者遘睹不易，故錄之以備參考。

三、譯本與(yu) 譯者

任公之學術著作，譯作日文者常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與(yu) 梁思順函有“日本人把我近年的著作翻譯出好幾部”，次日與(yu) 張菊生、高夢旦函有“《清代學術概論》日本有兩(liang) 譯本”、“聞《曆史研究法》譯本亦將出”雲(yun) 。而同時有英、法文之譯者，似惟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種耳。茲(zi) 分述之。

（一）英譯本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公作《自序》，即謂“書(shu) 成後，徐誌摩擬譯為(wei) 英文，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wei) 法文”。陳從(cong) 周《徐誌摩年譜》：“家書(shu) ：‘八月廿四日由歐抵滬。……今晚（重陽日）又因學事與(yu) 父親(qin) 同去南京。’此為(wei) 至南京成賢學舍參加歐陽竟無講學事。”按，舊曆八月廿四日即十月十四日，重陽日為(wei) 十月二十八日。徐氏訪任公，推薦英國藝術史家羅傑·弗萊（Roger Fry）來華演講，希得以講學社名義(yi) 邀請。事具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徐氏與(yu) 傅來義(yi) 函（梁錫華譯，據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八卷）。次日，東(dong) 南大學舉(ju) 行南京高師畢業(ye) 同學會(hui) 歡宴杜裏舒、梁任公、張君勱，三人並有演講；晚宴之際，任公語諸同人謂“所講之《中國政治思想史》，已有人譯成英、法文，不日即可告竣”雲(yun) （《申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另見《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謝守恒《南高畢業(ye) 同學會(hui) 歡宴中外名人誌盛》）。

《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譯本

《自序》言“徐誌摩擬譯為(wei) 英文”，蓋該書(shu) 之撰寫(xie) 實即出徐氏向羅素之建議，故譯為(wei) 英文介紹與(yu) 西方，是題中應有之義(yi) 。任公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與(yu) 其師康有為(wei) 函曰：

呈上紙三張。一款誌摩者，即昨日造謁之少年，其人為(wei) 弟子之弟子，極聰異，能詩及駢體(ti) 文，英文學尤長，以英語作詩，為(wei) 彼都人士所激賞。頃方將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譯為(wei) 英文也。

就在任公寫(xie) 信給老師推薦這位“少年”的半個(ge) 月前的五月十日，這位“少年”向歐格敦寫(xie) 去一信，說道：

關(guan) 於(yu) 梁先生論中國思想的書(shu) 。這完全是我的錯。這本書(shu) （中文本）不僅(jin) 已經寫(xie) 就，而且兩(liang) 個(ge) 月前已經出版。書(shu) 名沒有完全遵照你的建議，而是叫《中國政治思想史》。但這和思想通史大致是一碼事。梁先生非常高興(xing) 知道你有這樣的計劃和建議，他想要我把它翻譯成英文，我也答應了。但到目前為(wei) 止，我隻翻譯了導言。書(shu) 的篇幅極長，翻譯成英文，我想起碼有350頁。如果我下決(jue) 心幹，估計一夏天可以幹出不少活。不管怎樣，我個(ge) 人認為(wei) 這是東(dong) 方極有價(jia) 值的著作，我不會(hui) 在意花幾個(ge) 月時間翻譯它。（劉洪濤譯，據韓石山編《徐誌摩全集》第八卷）

這裏有幾層信息：一、歐格敦建議之書(shu) 名可能是“中國思想通史”；二、徐誌摩答應了任公要他承擔英文翻譯的工作，且已將導言譯出；三、雖然篇幅較大，徐也願意花幾個(ge) 月時間來翻譯它。按，今英譯本正文計一百九十九頁。

孰料半年之後的十一月十五日，徐誌摩再一次致信歐格敦曰：

至於(yu) 梁先生的書(shu) ，我真是慚愧極了，一方麵對不起你，另一方麵也對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願意承擔這一翻譯工作，但這意味著要花三個(ge) 月時間全身心投入，而我擠不出這麽(me) 多時間。（同上）

徐直接打了退堂鼓。徐之所以不願意承擔，歸根結底是不願意拿出三個(ge) 月全身心時間給“他人”，這在徐的其他書(shu) 信裏也有流露。

徐誌摩與(yu) 羅素函稱作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Series（《世界哲學叢(cong) 書(shu) 》），與(yu) 張東(dong) 蓀函則是《哲學心理科學方法國際叢(cong) 書(shu) 》，實際該叢(cong) 書(shu) 名為(wei)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英譯本書(shu) 名作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一九三〇年倫(lun) 敦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Ltd.出版。按，據該書(shu) 書(shu) 末所附《已出版書(shu) 目》有蕭公權的Political Pluralism（《政治多元論》），《在進行書(shu) 目》有胡適的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中國思想小史》）。前者出版於(yu) 一九二七年，後者未覓得實物信息。

譯者處署“L.T.CHEN”，介紹處寫(xie) “General Secretary,Peking Y.M.C.A.,Editor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ries”。按，L.T.CHEN即陳立廷，一八九五年生於(yu) 北京。一九一三年畢業(ye) 於(yu) 清華學校；一九一七年耶魯大學畢業(ye) 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同年隨華工赴法，從(cong) 事青年會(hui) 工作；歐戰結束後回國。一九二八年任北京青年會(hui) 總幹事，兼北大史學講師。次年赴滬，從(cong) 事青年會(hui) 工作，後兼任太平洋國際學會(hui) 主任幹事。一九三五年任國際問題研究會(hui) 中英委員會(hui) 主席。一九三九年受中國政府委派，參加國際勞工局農(nong) 業(ye) 委員會(hui) 第二次會(hui) 議，並往各國宣傳(chuan) 中國抗戰之意義(yi) ，以期加強國際人士之同情與(yu) 援助。著有《最近太平洋問題》、《關(guan) 稅問題》等。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十五期對陳立廷作介紹，曰“曾將梁啟超氏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譯成英文本”，即此書(shu) 也。

英譯本卷首有《譯者注解》、《作者簡介》與(yu) 《譯者自序》三篇，對該書(shu) 著者與(yu) 內(nei) 容、學術成就及價(jia) 值等作了介紹。書(shu) 末附《漢語專(zhuan) 有名詞表》、《索引》及《叢(cong) 書(shu) 》所收各書(shu) 之推薦語。

（二）法譯本

同樣的，任公所謂“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wei) 法文”雲(yun) 者，也隻是“擬”而已。按，劉文島字塵蘇，早年從(cong) 事革命。一九一七年拜任公為(wei) 師，次年充任公赴歐考察團隨員，後得任公資助，入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二二年與(yu) 廖世劭婚後再同赴巴黎，一九二五年獲博士學位，歸國任武昌中華大學教授。任公之所以如此說，蓋一九二二年十月，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劉、廖翻譯的法國卓萊《新軍(jun) 論》，列為(wei) 共學社《時代叢(cong) 書(shu) 》之一種。其時前後，二人正在國內(nei) ，當有往還也。劉文島後參加北伐戰爭(zheng) ，曾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武漢市市長及駐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公使等，一九四九年赴台灣。廖世劭，江蘇嘉定人，一九二八年逝世於(yu) 上海，歸葬武漢東(dong) 湖，年僅(jin) 三十二歲。

《先秦政治思想史》法譯本

今之法譯本《先秦政治思想史》書(shu) 名作La Conception de la loi et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àla veille des Ts'in。一九二六年由北京China Booksellers Ltd.出版。封麵署譯者兩(liang) 位：Jean Escarra與(yu) Robert Germain。前者介紹處寫(xie) “Professeuràla Facultéde droit de l'Universitéde Grenoble,conseiller juridique du gouvernement Chinois”，後者寫(xie) “Élève brevetéde l'école des L．O．V.,vice-consul de France”。按，Jean Escarra漢譯作約翰·愛斯嘉拉（一八八五—一九五五），法國人，法學家，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顧問。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一期容媛《國內(nei) 學術界消息》，一九三六年北平法文圖書(shu) 館（Éditious henri vetch）與(yu) 巴黎西來書(shu) 局（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聯合出版約翰·愛斯嘉拉的《中國法》（Le Droit Chinois）一書(shu) ，作者介紹處寫(xie) 道：“約翰·愛斯嘉拉先生是位法學專(zhuan) 家，在巴黎大學法科及比較法學研究所擔任‘著作法’講座有年。他兼治中國法律，在巴黎大學中國學院講授《漢律考》、《韓非子》等課。”文末對該書(shu) 之不足也作了評述，曰：“書(shu) 中除現行的立法製度、司法組織及法律教育外，其餘(yu) 關(guan) 於(yu) 中國法律思想及法製的沿革等部分，大都依據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沈寄簃先生的《曆代刑法考》等書(shu) ，以及巴黎大學中國學院主任格拉南先生的著作。”這當是得了翻譯該書(shu) 之便。Robert Germain漢譯應是羅伯特·熱爾曼，除法文介紹為(wei) 法國駐中國副領事外，一時未能覓得其他更為(wei) 詳盡之履曆。

法譯本卷首有Georges Padoux《序言》、譯者《前言》。《序言》作者載名封麵，並作介紹謂“全權公使、中國政府顧問”。按，Padoux即寶道（一八六七—一九六〇），自一九一四年起擔任中國政府顧問，一戰後參與(yu) 巴黎和會(hui) 中國代表團、中德複交、山東(dong) 問題處理等重要涉外事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續聘為(wei) 立法院、司法院、交通部法律顧問，直至一九三一年退休。正文實則僅(jin) 譯了該書(shu) 《前論》第七章《法律之起原及觀念》與(yu) 《本論》第十三至十六章《法家思想》，共計五章爾。書(shu) 末附《索引》、《刊誤》。

法譯本流傳(chuan) 較罕，因是節譯，當年或僅(jin) 在法律學界之小範圍內(nei) 作交流歟？

（三）日譯本

重澤俊郎譯，一九四一年一月創元社出版，列入《創元中國叢(cong) 書(shu) 》。按，重澤俊郎（一九〇六—一九九〇），一九三二年畢業(ye) 於(yu)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曾任東(dong) 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助手，一九四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教授，一九五〇年升任教授。主要研究先秦至漢代之經學與(yu) 諸子學，著有《左傳(chuan) 賈服注攟逸》、《原始儒家思想與(yu) 經學》、《中國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等。

《先秦政治思想史》日譯本

日譯本卷首有《譯者序》，除介紹任公生平之外，對任公在現代中國之思想啟蒙與(yu) 學術推動上，予以客觀評價(jia) 曰：“他在思想方麵可以說是新中國先驅性的存在，在學問方麵則是對現代中國學術界啟蒙性的存在。如今看他的思想，未必十分卓絕；作為(wei) 實踐家，他的行動也未必沒有可責備之處；但他對當時青年的刺激，成為(wei) 新社會(hui) 強力出發的原動力。……在理解新中國国际1946伟德之時，必須要理解原著者梁啟超在思想方麵和學術方麵是新中國誕生的動力。”在中日戰爭(zheng) 處於(yu) 相持之際，如此評判，亦頗可玩味。又謂翻譯時，曾向平岡(gang) 武夫借閱若幹書(shu) 籍雲(yun) 。

上述三書(shu) 暨資料之搜羅，多有不易。英譯本、日譯本請白愛虎代購自孔網。法譯本孔網雖有見售，然索價(jia) 頗昂，力不能勝，轉請劉景雲(yun) 從(cong)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本複製若幹頁；後經雷強之助，自海外舊書(shu) 網覓得一冊(ce) ，並為(wei) 作法語文字之校正。日譯本之《譯者序》請蘇枕書(shu) 為(wei) 作翻譯。對不諳外文如我者，於(yu) 三書(shu) 之紹介可謂是極艱難的，故隻能簡列版本信息，聊存其概而已。

四、底本與(yu) 校本

此番整理，以商務印書(shu) 館一九二五年第五版為(wei) 底本；以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稿本（簡稱“稿本”）、常州新群書(shu) 社印刷所一九二三年一月印刷之第一版（簡稱“初版本”）、中華書(shu) 局一九三六年《飲冰室合集》本（簡稱“《合集》本”）為(wei) 校本。大體(ti) 原則如下：

《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shu) 館第五版

（一）稿本文字凡可兩(liang) 存或優(you) 於(yu) 底本者，出校說明。否則不出校，如《本論》第七章《儒家思想》引《荀子》“俄則屈安窮”句之楊倞注“猶言屈然窮”，稿本與(yu) 初版本皆作“猶然屈然窮”；同章引《荀子》“祿天下而不自以為(wei) 多”，稿本與(yu) 初版本皆作“祿天下而不以自為(wei) 多”；商務本皆已改正。按，如《本論》第十四章《法家思想》引《尹文子》“治亂(luan) 續於(yu) 賢愚”句，“續”字《尹文子》他本作“屬”、“係”者，此類原書(shu) 版本之異，文中未校，於(yu) 此說明。

（二）任公稿本，原即施以新式標點（含專(zhuan) 名線）；而其時之新式標點無頓號，語詞（含人名、書(shu) 名等）並列，俱用逗號；且任公好用分號。今茲(zi) 標點符號，大體(ti) 依從(cong) 稿本，可用頓號者（原為(wei) 逗號）改為(wei) 頓號，多數分號改作句號，以合當下之標點符號使用習(xi) 慣。按，多數並列單字如“儒、墨”、“孔、老”、“夏、商”、“秦、楚”等，中間施以頓號；然如“堯舜”、“孔孟”、“老莊”、“秦漢”、“漢唐”、“唐宋”、“歐美”等具有成詞性質之並列字，兩(liang) 字連用時，則中間未施頓號。

（三）底本、稿本、初版本三本字旁之單圈“○”，互有出入，茲(zi) 匯此三本內(nei) 字旁之有圈者於(yu) 一本。

（四）任公征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憑記憶，或述大意，覆核原書(shu) ，頗有差異。今凡脫訛衍倒致文義(yi) 稍有錯亂(luan) 或文氣不甚連貫者，則為(wei) 校改，並出校說明。餘(yu) 則一仍其舊。

（五）凡屬於(yu) 任公本人或時代習(xi) 用之字，如“個(ge) ”、“狠”、“才”、“那”、“獎厲”、“絲(si) 豪”、“輕養(yang) （氫氧）”以及“起源”與(yu) “起原”、“勃興(xing) ”與(yu) “浡興(xing) ”、“部分”與(yu) “部門”（有部分意）並用等，不作校改。

（六）附錄之《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先秦政治思想史刪存稿》、《先秦政治思想》、《先秦思想家小傳(chuan) 》四篇，皆據稿本收入；謝守恒據課堂講授記錄並整理之《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與(yu) 四大潮流》一篇，據《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收入。其中在北京法政專(zhuan) 門學校五四講演之《先秦政治思想》一篇，曾先後刊發於(yu) 《晨報副刊》、《法政學報》、《改造》、《梁任公學術講演集》、乙醜(chou) 重編《飲冰室文集》、《飲冰室合集》等，俱作參校。

《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稿本

由《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可推知落筆前之謀篇布局，示著述之門徑；由《先秦政治思想史刪存稿》可推知寫(xie) 作中之增刪改易，觀思緒之變遷；為(wei) 我們(men) 了解任公創製之法與(yu) 修改之跡，提供了第一手的文本，故皆輯作附錄。

至於(yu) 《先秦思想家小傳(chuan) 》，從(cong) 每篇篇末“梁啟超曰”來看，或即為(wei) 專(zhuan) 書(shu) 之一種，惜今僅(jin) 存《伊尹》、《箕子》、《太公》、《周公》、《周代諸史官》、《管子》六篇。按，《周代諸史官》內(nei) 所列老聃、左丘明後注謂“別詳專(zhuan) 傳(chuan) ”，未見；又，《管子》篇缺“梁啟超曰”及以下文字。然如《周代諸史官》提出，“欲研究先秦思想者，當知新學派未發生以前，先有此種官府學派、半宗教的學派，然後各種新學派若何繼承、若何蛻變、若何反動，乃可得而察也”，可與(yu) 《本論》第一章《時代背景及思潮淵源》“前此教育為(wei) 學官掌之，舍官府外無學問”對看。而在《周公》篇末之“梁啟超曰”，說道：

言聖必稱周、孔。孔子開新思想者也，然孔子實長育於(yu) 周代舊思想之中。豈惟孔子，諸子皆然矣。周代舊思想，則周公其創作者，且其總匯者也。夫易象者，自然哲學之先河也。官禮者，禮治主義(yi) 之極軌也。其訓誥之文，則王道浹人事備矣。周公以介弟作元輔，以大思想家為(wei) 大政治家，其為(wei) 一代世運所係，不亦宜乎！

《先秦思想家小傳(chuan) 》稿本

此段文字頗有深意，所謂“以大思想家為(wei) 大政治家，其為(wei) 一代世運所係”雲(yun) 者，任公蓋以此自期許焉！研究先秦之政治思想，終歸為(wei) 現實服務，而“今之中華民國冒民權之名以亂(luan) 天下者”，因“‘小人’以參政權”。所謂“小人”者，非生理上之小人，實乃“人格未完成之‘小人’”是也。任公之東(dong) 西南北走，講學講演，亦以求青年“人格教育之實現”，故己之“教育活動”即“政治活動”，惟有一以貫之而已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訂，未若《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複雜，然此篇《校訂說明》諸節之考述，實非容易。如為(wei) 查閱《國立東(dong) 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曾先後請劉景雲(yun) 、王鬆霞、蕭亞(ya) 男、蘇芃、程章燦、韋力、劉易臣、胡曉、朱翠萍、吳敏霞、薑妮、張宇青助力，終於(yu) 陝西省圖書(shu) 館覓得若幹期；另請陳鑫代檢嚴(yan) 範孫未刊日記、張玉亮代索《舒新城日記》等；郭惠靈、李成晴、李碧玉分任校對之勞；是所深謝者也。

原擬於(yu) 《講義(yi) 與(yu) 講授》後設《新學與(yu) 舊學》一節，俾以此考索任公一九二二年秋赴東(dong) 南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背景與(yu) 目的，以及此後之出處與(yu) 事功，則歐遊與(yu) “新文化運動”所產(chan) 生之影響，誠有莫大之關(guan) 係焉！結合此前國內(nei) 輿論多新舊之論，且各種主義(yi) ，交錯流行，你方唱罷我登場。作為(wei) 甲午後倡維新並引領思想界近三十年之梁任公而言，亟需反思東(dong) 方文化之價(jia) 值。蓋所謂新無常新，舊無恒舊，舊學商量，以新精神是也。任公曰：“中國對於(yu) 全世界人類文化之最大貢獻，究為(wei) 何種學術？試再四圖維，厥唯政治哲理。……政治為(wei) 人類進化之樞紐，亦為(wei) 文化演進之中心點。”（《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與(yu) 四大潮流》）其所倡導者，實乃儒、墨、道、法中之優(you) 秀思想可為(wei) 現代人類服務之精神也。此與(yu) 今日之複興(xing)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其理一也。

然則《新學與(yu) 舊學》節，思之數月，不得一字。曾與(yu) 黃振萍上下其議論，起予雖多，終因業(ye) 餘(yu) 進行，夜深燈昏之際，總感力不從(cong) 心，且淺識如我，亦難以作更為(wei) 深入之研討，故隻好棄之矣。非不為(wei) 也，實不能也。惟梳理撰述之過程與(yu) 版本之流傳(chuan) ，旨在佚篇之蒐輯與(yu) 文字之校訂，期讀者得有善本可讀，於(yu) 願足矣。

辛醜(chou) 臘月，個(ge) 廠於(yu) 仰顧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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