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純粹道德文明的儒家

作者：李林傑（四川大學政治係研究生）

來源：作者賜稿

何為(wei) 道德？道德立基於(yu) 本能的克製，構成人獨具的社會(hui) 性之產(chan) 物，是對於(yu) 自然性的超越。從(cong) 辯證邏輯而言，社會(hui) 範疇是與(yu) 自然範疇對立的，道德領域是與(yu) 自然領域對立的，因而道德性殊異於(yu) 本能性，而本能可欲的範疇，則成為(wei) 道德不可欲之領域，道德意味著對於(yu) 本能的克製與(yu) 忍耐，由此才能形成道德領域對自然領域、社會(hui) 範疇對自然範疇的超越。從(cong) 曆史生成而言，人類社會(hui) 共同體(ti) 何以超越其他生物共同體(ti) 的形式，在於(yu) 社會(hui) 共同體(ti) 達到了對於(yu) 自然界更好的貼近與(yu) 適應所在，而演化適應的關(guan) 鍵在於(yu) ，人類社會(hui) 共同體(ti) 之演進克服了自然資源稀缺性的自然鐵律，資源的給定是有限的，唯有克製物種類別的本能訴求方能構成對這一鐵律更好之適應，而自覺於(yu) 本能克製，決(jue) 定了人類社會(hui) 共同體(ti) 由一般生物共同體(ti) 的脫胎與(yu) 蛻變。

生物最大的本能在於(yu) “生物主體(ti) 性”本身，類似於(yu) “主體(ti) 性”的概念，其強調一種“為(wei) 我之心”：我餓則需進食，我累則需睡眠，這些都是“生物主體(ti) 性”的粗淺表征。生物本能的克製訴求，則在於(yu) 超越“生物主體(ti) 性”，樹立“人的主體(ti) 性”，人的主體(ti) 性與(yu) 生物的主體(ti) 性，最大不同在於(yu) “為(wei) 我之心”的邏輯不同：動物是我為(wei) 了我，所以“我要”；而人則獨有為(wei) 了我，所以“我不能”，“為(wei) 我之心”的邏輯不同，識別出兩(liang) 種不同意義(yi) 的“主體(ti) 性”，而後者構成人乃至道德的基礎。“人的主體(ti) 性”之樹立，或者說道德的樹立，在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場域中加以實現訴求一個(ge) 條件，達到“我不能”之邏輯躍進，它訴求於(yu) 對其他人的“主體(ti) 性”加以承認，即為(wei) 什麽(me) 能做到“我不能”，皆因為(wei) 他人“與(yu) 我一樣的地位與(yu) 本質”，人人都有平等之主體(ti) 性則訴求“因而我需克製”，達到“因而我不能”之邏輯躍進。把他人視作具有一樣的主體(ti) 性，承認他人與(yu) 我在主體(ti) 性上的根本平等，構成道德文明的前提，這就是所有文明社會(hui) 均具有的“黃金法則”，這構成道德的第一要求。

主體(ti) 性並不能將人與(yu) 獸(shou) 作區分，其“為(wei) 我而我要”之邏輯，無人禽之辨。屬人之主體(ti) 性，當是“為(wei) 我而我不能”，在克製與(yu) 忍耐中，保存屬人性，曰為(wei) 人文意義(yi) 之“愛”。而當將愛，視作一個(ge) 概然的愛，而不是附著於(yu) 具體(ti) 。將我視作一個(ge) 隨時可以消解的我，而不是固有的主體(ti) 的我，便是基督之語境。此種以“為(wei) 我而我不能”加以詮釋的人文之“愛”，構成道德之真諦所在。克製與(yu) 忍耐，永遠是任何道德文明的棲身之地。

儒家文明，一開始便具備道德的黃金法則，一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之箴言，由此進入早熟文明之行列，具備道德文明的特質。但自此之後，西方同樣發端於(yu) 黃金法則的文明進程，與(yu) 儒家文明的東(dong) 方演進開始殊途異路，前者逐步演化出“自由、民主、平等”之義(yi) ，而後者逐漸失去原初的人文真義(yi) ，無不令人唏噓哀歎。但實質上，這是一種道德的純化，標識著與(yu) 西方相比，儒家文明構成更純粹的道德文明性。

究其原因，或有人以為(wei) 是儒生偏離先儒本意，選擇與(yu) 專(zhuan) 製君主結盟，造致儒家學說淪為(wei) 專(zhuan) 製皇朝的馭世之術，這是政治力介入學說並造成學說扭曲之結果，而反觀西方文明，則由於(yu) 缺乏統一性的聚合性中央權威，學說能在權力之外生根與(yu) 發展而不受宰製，最終造就民主理論的導出，這構成一種解釋。但這種解釋有其解釋力之不足，即並非三代一下所有儒生均甘願作皇朝之奴仆，為(wei) 君主之裝飾，但仍就不能從(cong) 學說中開出類西方之義(yi) 。原因在於(yu) 儒家走向的是道德文明的純粹化，標誌著更純粹的道德文明性。

儒家文明屬於(yu) 道德文明，此前文已述；但儒家文明作為(wei) 道德文明，其走向了道德的自我純化進程，造就學說的“過度道德化”，致使儒家道德學說最終淪為(wei) 專(zhuan) 製皇朝的伴生品與(yu) 粉飾物。所謂道德純化進程，或者“過度道德化”，指涉道德訴求的過分張揚，前文已述，道德本質在於(yu) 生物本能的自我克製，在於(yu) 通過“我不要”來證成“為(wei) 我之心”。這種過分的自我克製如果自我純化並不斷加強，會(hui) 訴求越來越多的“我不要”來詮釋“人的主體(ti) 性”所在，最終造就的是，太多的“我不要”實質上取消了人起碼的“主體(ti) 性”自身，人喪(sang) 失了“主體(ti) 性”而成為(wei) “奴仆”，進而“人”亦成為(wei) “君主”之“奴仆”，學說即成為(wei) “皇朝”之“學說”。這構成儒家文明演進的道德純化邏輯，這一邏輯亦反映在道德律自黃金法則之後的標準流變上：“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我像你希望別人對待我那樣去對待別人；開始純化為(wei) “以德報怨，以直報屈”，我對待別人之方式開始與(yu) 別人對待我的方式出現斷裂；再到“三綱五常”，片麵的道德義(yi) 務淩駕於(yu) 道德行為(wei) 的等值回報預期上；最後進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本身都構成“我不要”之內(nei) 容以證成“我的主體(ti) 性”，以至於(yu) 取消了“主體(ti) 性”，徹底淪為(wei) “君主”之“奴仆”。以上構成了道德純化進程，可以解釋儒家學說之流變原因。

儒家文明缺乏一套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方法論，而後者構成西學曆史演進的一個(ge) 確切階段。儒家所有的，隻是“工夫論”，而沒有“方法論”，缺乏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方法討論。“工夫論”實質上缺乏中立的方法討論，目的本身亦內(nei) 涵於(yu) 方法中，內(nei) 容本身已自容於(yu) 工夫上，例如“居敬集義(yi) ”，“敬”與(yu) “義(yi) ”本身則構成目的所在，構成內(nei) 容所在，因此工夫論缺乏中立的方法討論，而“方法論”訴求中立的、異質的方法探討，證成“怎樣才能達成善”。缺乏“怎樣才能達成善”的探討，導致的是道德學說汲汲於(yu) “善是如何”的堅持，造致道德或善的根本內(nei) 容，即“本能的克製”、“不能如此而為(wei) 我”，在曆史演進中邁入純化進程，克製與(yu) 忍耐本身成為(wei) 主題所在且日益深化，最終造就整個(ge) 學說的“道德純化”。

與(yu) 此相反，西學在方法論探討中強調互主體(ti) 性對於(yu) 真理的決(jue) 定意義(yi) ，最終從(cong) 互為(wei) 主體(ti) 開出來“自由、民主、平等”之義(yi) ，而非“克製”的“奴仆”之義(yi) ，唏噓哀哉。樹立道德黃金法則的道德文明，是中國與(yu) 西方等文明標誌成熟的一步，但二者在方法論與(yu) 工夫論的參照下，因中立方法的有無而導出殊途與(yu) 歧路，西方在互為(wei) 主體(ti) 的方法講究下，從(cong) 道德黃金律的主體(ti) 平等性最終開出“自由、民主、平等”，而儒學自黃金道德律的本能克製之內(nei) 容開啟純化進程，最終陷於(yu) 過度道德化而不能自拔。作為(wei) 純粹道德文明的儒家，既是儒家之幸，也是儒家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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