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莽》：作偽(wei) 抑或成聖：王莽心史的一次重要探索

作者：馮(feng) 渝傑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三月廿五日戊申

          耶穌2022年4月25日

《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東(dong) 晉次著，李天蛟、臧魯寧譯，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2021年11月出版，344頁，82.00元

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在評價(jia) 王莽其人其政時，往往呈現出巨大差異。歧見背後不僅(jin) 透射出介於(yu) 科學與(yu) 藝術之間的曆史學學科屬性，也反映出曆史上的王莽或者史籍文獻所記載的王莽，可能具有比較複雜的多張麵孔。

漢代武梁祠北鬥畫像石

仔細檢視海內(nei) 外學界相關(guan) 研究成果可發現，在研究評價(jia) 王莽時，似乎存在一係列相互關(guan) 聯的根本性問題：即位受禪的王莽，到底是構築了信仰的牢籠、作繭自縛，還是神道設教、圖謀篡位？究竟是深陷信仰的泥淖、渾然不知，還是極盡掩飾、作偽(wei) 如一？於(yu) 擁立或默許其上位的萬(wan) 千臣民來說，兆民許其代漢的言行到底是災異末世氛圍籠罩下希企太平的信仰使然，還是為(wei) 了配合王莽這個(ge) 或許具有強烈表演型人格之篡位者的集體(ti) 演出、一種類似“劇場國家”的情景再現？抑或是受迫、規訓於(yu) 權勢的不得不然？

以上這些觸及本質的問題，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和解答“王莽篡漢”何以成功，以及挖掘“王莽篡漢”背後的時代精神和政治文化實踐，都是不可回避的關(guan) 鍵所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製約王莽研究和評價(jia) 的終極問題。

“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日本學者東(dong) 晉次所著的《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本首版於(yu) 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中譯本）正是這樣一部試圖從(cong) 問題根源處解疑釋惑的王莽學術傳(chuan) 記。如其書(shu) 名所示，東(dong) 晉次對王莽蓋棺論定式的學術評價(jia) ，即“儒家理想的信徒”。“信徒”二字，可謂衝(chong) 決(jue) 迷思、直抵本質的學術識斷。當然，此般清晰明確的定性，乃是基於(yu) 作者綿密周詳的論證，明心見性之前乃是漫長的求索和沉澱。全書(shu) 正文雖無一處直言“信徒”，卻無一不顯示其存在。作者獨具慧眼地從(cong) “聖”字出發，由此串聯起王莽一生言行實踐之運轉軌跡，並將其作為(wei) 理解、體(ti) 認王莽時代人們(men) 心態和情感的鎖鑰。

新莽時期畫像石墓出土的拜謁圖

從(cong) 王莽青年時期的經曆看，儒家孝悌謙遜、克己複禮的教誨的確使他獲得了遲來的成功，這在塑造其儒教聖徒性格的同時，也深化了他對儒家社會(hui) 和政治構想的信任。從(cong) 外在的層麵予以審視，王莽於(yu) 當時舉(ju) 孝廉的政治、文化環境中，以超常的毅力和隱忍，通過實踐孝悌等儒家倫(lun) 理贏取聲望，成功出仕，這也可能是其出人頭地的唯一方式，適如作者所指出：“從(cong) 王莽的成長經曆也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即王莽在年輕時就已經具備了某種覺悟，他相信保持這種生活態度才是提高自己社會(hui) 地位的唯一途徑。除在官場之外，王莽也為(wei) 了提高自己在平民階層的名聲而煞費苦心。”（《王莽》，25頁）

山東(dong) 嘉祥洪家廟東(dong) 漢孔子見老子畫像石拓片

然而，王莽在不自覺地利用儒學的過程中，是否也不自覺地對其產(chan) 生了拜服和崇仰之心，以及盛行於(yu) 世的鬼神小術是否滲入他的儒學思想之中，此當為(wei) 深入考辨王莽心路曆程的應有之義(yi) ，亦是貫穿東(dong) 晉次著作始終的問題所係，及其不乏勝意之所在。

那麽(me) 儒學是否隻是王莽借以上位的外部資源？或者說王莽是否隻是如後人所評價(jia) 的“謙恭未篡時”？從(cong) 王莽逐步掌權、攝政、即位、改製，以至殞命，王莽亦步亦趨地自比周公、以元後比附西王母，給時人以暗示或明示，從(cong) 而為(wei) 王氏家族及其自身尋找到超越劉氏高皇帝之“宗法聖統”的神聖資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製禮作樂(le) 、致治太平，達成聖人偉(wei) 業(ye) 。從(cong) 王莽大量言行實踐的具體(ti) 細節中，我們(men) 或許尚且難以判斷其即位與(yu) 改製是否真誠出於(yu) 仿效周公致治太平史跡的考量，但仔細審視王莽改製前後一步一步的時間規劃和連續進程，我們(men) 也很難將這種與(yu) 經書(shu) 所載周公致治太平曆史過程的驚人榫合，僅(jin) 僅(jin) 視為(wei) 一種曆史的偶然。

山東(dong) 出土漢西王母、周公輔成王畫像石

另一方麵，九廟、明堂、辟雍等王莽在長安（新莽時期改為(wei) “常安”）的一係列製作，通過今天科學的考古發掘已經得到證實，而其中所蘊含的神學思想、禮製信息亦為(wei) 我們(men) 檢證王莽的信仰而非世俗層麵的思想樣貌提供了有力證據，藉此可較為(wei) 真實地觸及王莽對周禮、周製的遵從(cong) 心態。此外，從(cong) 王莽身邊親(qin) 近之人的評價(jia) 、朝臣的言行及其麵臨(lin) 危機乃至殞命等非常之時的舉(ju) 動，亦可管窺王莽相對真實的信仰心態。

漢長安南郊禮製建築複原圖。東(dong) 晉次在《王莽》中提到，由王莽確立的南北郊祀製和明堂製，在東(dong) 漢時期得以延續和完善，成為(wei) 東(dong) 漢禮教國家建設的重要基礎與(yu) 前提。

概言之，王莽以儒學成功、因儒學上台、以儒學治天下，甚至希企複周，再現古典黃金時代，複刻周公製禮作樂(le) 、致治太平的一係列作為(wei) 和生平軌跡，都可以視作王莽以“聖”自許以及作為(wei) 儒家理想信徒的思想外顯和曆史表征。適如作者所指出，王莽所處的時代，適逢“陽九百六”大厄，“王莽及其身邊的官員乃至平民百姓都渴望社會(hui) 得到淨化與(yu) 聖化”。“以古代聖人製定的聖製淨化現世，應該就是王莽依據儒家學說來‘製禮作樂(le) ’的本意。”（296-297頁）可以說，東(dong) 晉次以信徒和聖化為(wei) 內(nei) 在線索的曆史勾畫，為(wei) 我們(men) 深刻凝望王莽的悲劇命運提供了超越曆史表相的深層邏輯。

新莽時期出土詔版拓片。東(dong) 晉次認為(wei) ，王莽當時的權力和地位已無人能及，如果站在漢室血統論的立場來看，王莽確實是不折不扣的“篡權者”；但是如果從(cong) 政治與(yu) 社會(hui) 秩序安定的必要性的角度思考，則很難做出這一評價(jia) 。

相較於(yu) 大多數有關(guan) 王莽的既有研究，東(dong) 晉次著作在科學精神指引下對現有資料予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從(cong) 而為(wei) 我們(men) 細致勾畫、展示出了儒家理想如何一步一步馴服王莽的曆史內(nei) 麵。從(cong) 曆史的內(nei) 麵理解人物和時代可謂東(dong) 著最重要的特征。這樣的研究追求或旨趣不僅(jin) 體(ti) 現在該部著作之中（正文與(yu) 後記曾多處提及），也隱現於(yu) 作者其他研究之中。比如在《後漢帝國的衰亡及人們(men) 的“心性”》一文中，作者提出：“後漢時代進入後期以後，人們(men) 的‘永遠的漢帝國’神話，對漢帝國的絕對權威的信念，已明顯動搖。那麽(me) 人們(men) 該到哪裏去尋求自己認同的出路呢？沒有值得依憑的絕對權威，人們(men) 不得不依靠家族、親(qin) 族這種血緣關(guan) 係，或是結成局部地區的防衛集團，或是建立超越這種形式的個(ge) 人間的結合關(guan) 係，或是加入到宗教、學問的世界中來，以尋求各自的存立基礎。”此般對個(ge) 人心理與(yu) 社會(hui) 心態相結合的考察路徑，對於(yu) 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依然深具啟發。

東(dong) 晉次教授（1944-2021）

除了從(cong) 一而終的問題意識（作偽(wei) 還是成聖）和巧妙的觀察角度（曆史的內(nei) 麵切入），在具體(ti) 問題的討論中，東(dong) 晉次還時常閃現出不群的學術洞見。茲(zi) 舉(ju) 兩(liang) 例以為(wei) 證。

第一個(ge) 例子是有關(guan) 王莽到底何時產(chan) 生可以稱帝想法的討論。通過深描王莽出仕到掌權、即位的曆史過程，作者在看似平凡的敘述中，始終緊扣王莽的內(nei) 在心理及其麵對的外在形勢變化之二端，將細致的曆史敘述與(yu) 抽絲(si) 剝繭似的精微分析融為(wei) 一體(ti) ，由此合理而令人信服地傳(chuan) 遞出王莽完成從(cong) “安漢”到“代漢”的實質性跨越，實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共同推進促成的認識。在王莽掌握實質性權力之前，作者實際上是將王莽放入王氏一族的上升之路中來分析的。比如針對王莽通過告發他的表兄弟也是其競爭(zheng) 者淳於(yu) 長從(cong) 而贏得大司馬一職之事，作者評議道：“（王莽）究竟是為(wei) 了贏得大司馬一職，還是跟王鳳一樣，為(wei) 保全王氏一族而做出的選擇，抑或是一種正義(yi) 之舉(ju) ？這一問題的答案，顯然會(hui) 對王莽其人的看法和判斷產(chan) 生很大影響。”（41頁）鑒於(yu) 王根和元後也支持王莽稟報，所以可以認為(wei) 王莽贏得大司馬關(guan) 鍵一職的方式並非有悖於(yu) 其所堅守的儒家立場，而是環境和形勢使然也。這之後，隨著傅氏、王氏與(yu) 朝堂權力格局的起伏變化，王莽也經曆了被遣就國和重返京師的政治浮沉。在敘述王莽重返京師之後，作者簡要評曰：“史料沒有提及王莽重返京師時的情景，王莽從(cong) 返回長安到哀帝去世這段時間內(nei) 的動向也不甚明了。不過，想必在看似平靜的水麵之下，王氏一族奪權之計正如暗流一般不停湧動，而此時王莽麵對的敵人也變成了董賢一派。”（83頁）可以說，到此時，王莽依舊是背靠家族而戰。接下來包括清理董賢一派、掌握朝堂主導權以及籠絡士人、製度改革等一係列政治決(jue) 策和實踐，都展示出了王莽成熟圓融的政治智慧。在此過程中，如作者所指出的，王莽“考慮的應該還是挽救瀕臨(lin) 滅亡的漢室江山”（97頁）。

王氏世係圖

此後的呂寬事件可謂引發王莽心態變化，乃至加速其走向篡權之路的重要事件。王宇一手策劃本意在於(yu) 阻止其父王莽擴大掌權的事件，卻反而刺激王莽加大鏟除平帝外戚和打壓皇室同族的力度。從(cong) 此，朝堂之上再無人能夠阻止王莽。盡管如此，東(dong) 晉次認為(wei) 此時的王莽“應該還沒有意識到那條通往帝座之路”，哪怕當時擺在他麵前的隻有作外戚和當皇帝兩(liang) 個(ge) 選擇（114頁）。再後來，王莽獲取“宰衡”之號，自比周公而大興(xing) 改製。作者分析說，當此之時，“王莽的心腹劉歆等人，似乎也沒有將王莽推上皇位的打算。這樣看來，至少在元始年間，王莽的心中仍然沒有萌生稱帝的想法”（122頁）。

王莽封禪玉牒

當“製禮作樂(le) ”等艱難的聖王之事，在十萬(wan) 儒生幫助下於(yu) 短時間內(nei) 從(cong) 容完成後，又在儒生的一片頌聲和一係列符命的不斷“啟示”下，王莽似乎終於(yu) 意識到稱帝的可能性。經過“賜九錫”“假皇帝”等反複試探和步步逼近後，王莽稱帝的“天命”和“民望”均已形成，最後他終於(yu) 衝(chong) 破高皇帝“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禁咒，代漢稱帝，史稱“莽既滅翟義(yi) ，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禦王冠，即真天子位”。

漢墓壁畫中的西王母。陝西省定邊縣郝灘鄉(xiang) 漢墓出土壁畫，其右上部雲(yun) 霧狀圖案上寫(xie) “太一座”三字。采自《壁上丹青：陝西出土壁畫集》頁76圖28。

可以說，東(dong) 晉次對這一過程的敘述和分析，分寸拿捏十分恰當，既嚴(yan) 守史學軌範，堅持以現存史料能夠推進的程度，予以有效論述與(yu) 合理推測，又能夠在鴆殺平帝等關(guan) 鍵問題上大膽衝(chong) 破兩(liang) 千年以來的學術迷霧，基於(yu) 史料考辨為(wei) 王莽說一句公道話。其持論之平允、論述之精當、情理之融洽，的確令人稱讚。

第二個(ge) 例子是有關(guan) 西王母信仰與(yu) 行西王母詔籌運動的討論。從(cong) 學術譜係和版圖的角度審視，對王莽時期西王母信仰的討論，不僅(jin) 能夠讓我們(men) 更合理地把握西漢末年的災害實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會(hui) 心態及民眾(zhong) 精神狀況，更重要的是，如果將王莽以及時人對包括行西王母詔籌運動在內(nei) 的有關(guan) 評議與(yu) 該時期的政治實況、藝術造作等連接起來，我們(men) 會(hui) 驚奇地發現諸多有趣的事情。

首先是王莽對元後相關(guan) 稱號和禮製安排的合理認識。如果將王莽自比周公的相關(guan) 行為(wei) 與(yu) 之結合一起考慮，便確實可以映現王莽將西王母與(yu) 元後有意對接的心思。第二，如果充分分析“周公輔成王”以及西王母主題漢畫在這一時期的大量出現，我們(men) 或許也可以將其與(yu) 王莽的禮儀(yi) 製作及政治操作聯係在一起，通過嚴(yan) 密的考辨、分析，勾稽其間可能存在的關(guan) 係。如上兩(liang) 方麵的研究，皆可謂近年來學界用力較多、突破較大的領域，而東(dong) 晉次先生其實早在《王莽》這本學術傳(chuan) 記中已有所觸及，如作者在“社會(hui) 動蕩與(yu) 西王母信仰”一節的最後，意味深長地指出：“當時的民眾(zhong) 似乎一方麵本能地感受到一個(ge) 時代即將終結，於(yu) 是渴望被西王母的神力救贖，而另一方麵，他們(men) 的內(nei) 心深處似乎也在期待一位現實世界的救世主的出現。”（81頁）要言之，王莽的上台和下台實際上都與(yu) 文化環境所帶來的人心變化深刻相關(guan) 。而此般融思想信仰、社會(hui) 運動以及政治實踐等為(wei) 一體(ti) 的分析，亦可謂立體(ti) 認識曆史的不同層次，從(cong) 而動態捕捉影響曆史發展的結構性因素的有效路徑。

山東(dong) 微山出土漢畫像石西王母

除以上所舉(ju) 幾個(ge) 特點外，作為(wei) 一本學術傳(chuan) 記，《王莽》一書(shu) 還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其簡潔流暢的曆史敘事、清通簡要的謀篇布局以及平實準確、不蔓不枝的語言風格，都為(wei) 讀者帶來了較好的閱讀體(ti) 驗，也能夠讓讀者在品讀、賞味曆史之餘(yu) ，有空間思考一些相對深沉的問題。就筆者來說，在上揭諸問題之外，讀罷《王莽》，似也可以尋繹出西漢至東(dong) 漢儒學逐步“國教化”的曆程，以及王莽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最後，讓我們(men) 跳出王莽，立足人物和曆史研究這個(ge) 更大的話題反顧《王莽》。誠如作者“中文版後記”所言：“解讀一個(ge) 人，評價(jia) 一個(ge) 曆史人物並非易事。史料越少，評價(jia) 者就越容易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men) 需要在漢代的曆史中思考王莽這個(ge) 人物，思考他如何把握時代課題，又嚐試如何應對。如此，便自然而然地知道應該如何評價(jia) 王莽，大抵而言，學習(xi) 曆史的意義(yi) 之一，便是把握對曆史人物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時代與(yu) 社會(hui) 構造，並理解曆史人物在這種影響下如何努力活得更好。”（308頁）此當為(wei) 作者幾十年學術研究的經驗之談，也是一種力求進入曆史現場、抵達人物內(nei) 心的旨趣表露。這樣的追求，或曾受到增淵龍夫所提“曆史的內(nei) 麵理解”之影響。

增淵龍夫曾在《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xia) 習(xi) 俗》一文中總括性地提出著重於(yu) 生活情感、心態等內(nei) 在方麵的曆史研究。他認為(wei) 既有討論已經明確的“主要是法製性的外廓機構，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這不過是反映被規則化的生活骨架，實際上，在這樣的骨架中，具體(ti) 的生活則受各個(ge) 固有的目的、動機及固有的生活感情的影響。正由於(yu) 經常出現和規則的機構相反的動機，與(yu) 之相矛盾衝(chong) 突的情念，才構成了極其複雜的固有的現實生活情態。表現出這種具體(ti) 目的、動機及生活感情的行為(wei) 者的心態，給生活的外廓機構賦予了血與(yu) 肉的活力，也正是這種具體(ti) 生活的所謂不可估量的要素，才真正帶有時代與(yu) 民族固有的性格”。愚亦深以為(wei) 然。

“子不夜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或許這也是我們(men) 卸載各種自覺不自覺的偏見，以樸素公允之心研究曆史、認識自身時可以認真校準的一個(ge) 方向。

附識：2003年，《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文版即將完稿之際，東(dong) 晉次先生的母親(qin) 溘然去世未能目睹新書(shu) 問世，成為(wei) 先生心中一大憾事。2021年，該書(shu) 中文版即將付印之際，東(dong) 晉次先生於(yu) 10月25日突發心肌梗塞逝世，此前毫無征兆，謹以此文表達深切緬懷之情。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