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極，續道統：宋儒視域下的“孟子與(yu) 《易》之關(guan) 係”思想發微

作者：王聞文；沈順福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社會(hui) 科學論壇》2022年第2期

【內(nei) 容摘要】在麵對《孟子》文本中並沒有引用《易》的相關(guan) 內(nei) 容的情況下，宋儒仍堅持“孟子是知《易》”的，並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加以闡釋。他們(men) 之所以重視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其原因在於(yu) ：一是為(wei) 了肅清漢儒解經的繁瑣與(yu) 隨意，力求恢複儒家經典的義(yi) 理思想；二是從(cong) “道統”傳(chuan) 承的角度出發，認為(wei) 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集大成者，以此來抬高孟子和《孟子》一書(shu) 的地位，重建儒家道統體(ti) 係，並以此來抗擊佛老對儒學的衝(chong) 擊；其三則是基於(yu) “時”“變”的思想，強調在變化中“人”的價(jia) 值，以此來“立人極”，這也是最為(wei) 重要的一點，是整個(ge) 儒家發展的歸向問題，即是要突出人的主體(ti) 性，從(cong) 天人關(guan) 係的角度來提高人的地位，彰顯人的重要性。

【關(guan)  鍵 詞】孟子；《易》；宋儒；人極；道統

【作者簡介】王聞文，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哲學，宋明理學。沈順福，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

引言

《孟子》一書(shu) 並未言及《易》和引用《易》[1]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這就引發了後儒對“孟子是否知《易》”問題的爭(zheng) 論，無論是漢唐諸儒還是宋明理學家們(men) 都曾對這一問題做過討論。特別是到了宋代，以二程為(wei) 代表的宋儒[2]力主“孟子是深知《易》的”。有關(guan) 宋儒為(wei) 什麽(me) 言孟子知《易》這一問題，當前學界對之研究並不是很多[3]，即使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也多是從(cong) 曆史的角度做的考察，並沒有深入這一問題的本質。而宋儒借助探討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除了是出於(yu) 對孟子的尊崇外，更多的在於(yu) 要挖掘其中“人”的力量，並以此來構建自己的哲學體(ti) 係，從(cong) 而延續儒家對“天人關(guan) 係”的看法。這一主題貫穿於(yu) 整個(ge) 儒家思想史，也是宋儒在尊崇孟子的基礎上，言其知《易》的重要原因。而隻有深入探究這一問題，我們(men) 才能更加顯明地了解儒家天人關(guan) 係的演變以及宋明理學的內(nei) 涵。

一、孟子與(yu) 《易》的關(guan) 係

《易》作為(wei) 儒家重要的經典，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作為(wei) “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國曆史上是不可被忽視的。誠如《漢書(shu) ·藝文誌》對其與(yu) 五經之關(guan) 係的述說：“六藝之文：《樂(le)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yi) 之用也；《禮》以明體(ti) ，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shu) 》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wei) 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yu) 天地為(wei) 終始也。”[4]《漢書(shu) 》此處就依儒家最為(wei) 顯要的五經為(wei) 例，說明了這些經典雖各有其用及表法，但它們(men) 思想的源頭都是由《易》所給出，並且進一步指出乾坤，即天地，與(yu) 之息息相關(guan) ，如若沒有《易》之發，那麽(me) 天下萬(wan) 物就無所謂存在。可以說《漢書(shu) 》對《易》的評價(jia) 是極其高的，把它提到與(yu) 天地同位、萬(wan) 物之源的地位，旨在說明其重要性。並且之後有很多學者[5]也持這一看法。如清代四庫館臣則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le) 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wei) 說”[6]，同樣是認為(wei) 《易》是包羅萬(wan) 象，無所不及的，這足以看出《易》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說是學者必須讀的書(shu) ，而且又因為(wei) 它作為(wei) 儒道兩(liang) 家所共同推崇的經典，在曆史上產(chan) 生了極大的影響。

而孟子作為(wei) 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被尊稱為(wei) “亞(ya) 聖”，和孔子一樣，也是遍觀群書(shu) 的大儒，以常理而論，他必定讀過《易》，或對《易》也有深入的研究，這一點在趙岐的《孟子注》中曾有所提及，“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yu) 《詩》《書(shu) 》”[7]。此處所言的“五經”，已有學者[8]根據漢代的相關(guan) 學製所做的考察應為(wei) “《易》《書(shu) 》《詩》《禮》《春秋》”，那麽(me) 就可以得知孟子是知《易》的，並且對《易》應當是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不過，如就此推斷仍會(hui) 有疑點存在，如果孟子知《易》，那孟子為(wei) 什麽(me) 不言說《易》或在其著作中引用有關(guan) 《易》的內(nei) 容呢？為(wei) 了說明這一問題則需要從(cong) 孟子之學的源頭來加以梳理。

學術界通常認為(wei) 孟子受業(ye) 於(yu) 孔子後人，可以說是孔門之弟子。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中也說到：“孟軻，鄒人也，受業(ye) 子思之門人……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yu) 萬(wan) 章之徒序《詩》《書(shu)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9]按照司馬氏的說法，孟子不但學於(yu) 孔門之後，而且其所述也如孔子一樣，稱讚三代之德，以彰顯聖賢之輝，且孟子自己也認為(wei) 其是孔子之學的繼承者，並明確表達了自己心之所向的求學之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10]。依孟子，孔子是一位“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11]的聖人，相較於(yu) 三代之賢者，孔子則更加偉(wei) 大，故此，孟子發出要效法孔子的感慨。並且根據前人研究，《孟子》一書(shu) 中其所闡發的思想，多可從(cong) 《易》中找到源頭或直接是對《易》書(shu) 思想的發揮[12]。統合曆史及治學，無論是從(cong) 學統方麵來說還是從(cong) 道統方麵來說，孟子都與(yu) 孔子有著諸多相似處，那麽(me) 他的思想自然會(hui) 受到孔子影響，而孔子曾涉獵《易》，並且前述中孟子曾發揮《易》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那麽(me) 孟子對《易》應該是有所了解。為(wei) 了更深入地論證這一問題，我們(men) 需要先對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作一番說明。

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同樣是學術界所關(guan) 注的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同孟子與(yu) 《易》的關(guan) 係類似，孔子與(yu) 《易》的關(guan) 係也是一個(ge) 比較複雜的問題，對此，學術界也有諸多不同的看法[13]。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對孔子是《易》的作者之一的這一觀點並沒有太大的爭(zheng) 論，因為(wei) 一般認為(wei) 《易》的創建有三個(ge) 階段，“人更三聖，世曆三古”[14]，分別有三個(ge) 主要的人物，即伏羲，文王，孔子，“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大傳(chuan) ”，學界通常認為(wei) 孔子是《易傳(chuan) 》“十翼”的作者。關(guan) 於(yu) 此論，司馬遷有更詳細的說明：“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yu) 《易》則彬彬矣。’”[15]司馬遷明確提出孔子曾研究《易》，並為(wei) 《彖》《係》《象》等篇章作序。這樣以來，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就得到了確認。而且他（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chuan) 》又提出一套孔子傳(chuan) 《易》的譜係：“孔子傳(chuan) 《易》於(yu) 瞿，瞿傳(chuan) 楚人馯臂子弘，弘傳(chuan) 江東(dong) 人矯子庸疵，疵傳(chuan) 燕人周子家豎，豎傳(chuan) 淳於(yu) 人光子乘羽，羽傳(chuan) 齊人田子莊何，何傳(chuan) 東(dong) 武人王子中同，同傳(chuan) 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wei) 漢中大夫。”[16]這樣就更加明確了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

司馬遷此說非是空穴來風，而是有本可循的。因為(wei) 在《論語》和帛書(shu) 《要》篇也記載了一些有關(guan) 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的句子，如：

加我數年，學易可以無大過[17]。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18]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19]。

此三段文字都是言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的，或是夫子自道，或是引而述之，或是弟子述之，而《論語》被認為(wei) 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為(wei) 權威和重要的資料，那麽(me) 依此便可以得知孔子和《易》是有關(guan) 係的。至於(yu) 孔子和《易》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guan) 係，學界對此仍多有分歧，尚未有定論。但總結起來，無外乎兩(liang) 種，即認同孔子是《易》的作者，曾深研易理，與(yu) 之相反者，即否認孔子和《易》之關(guan) 係。

有關(guan) 孔子是《易》的作者之一的觀點，在宋之前都鮮有懷疑者，已經成為(wei) 一種事實性的看法，但到了宋代，歐陽修對此提出了質疑，他在《易童子問》中對孔子做《係辭傳(chuan) 》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係辭傳(chuan) 》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係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zhong) 說淆亂(luan) ，亦非一人之言。’”[20]即認為(wei) 孔子或許並非是《易》的作者。至清代，疑古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崔述[21]更是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地闡釋，否定了孔子作《係辭傳(chuan) 》的說法，進而也否定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他們(men) 雖然否定了孔子作“十翼”的這一看法，但是就現有的材料來看，如若否定孔子和《易》的關(guan) 係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說，即使孔子不曾作《易》，但是孔子一定學過《易》，對《易》有較深的研究。這一點在帛書(shu) 《要》篇有大量的記載，後文將詳細敘述之。

如上，既然孔子對《易》有較深的了解，並在其著作、思想中均有所反映，那麽(me) 作為(wei) “所願乃學孔子”，深信孔學的孟子，自然不可能不聞、不習(xi) 《周易》。至於(yu) 孟子為(wei) 什麽(me) 在其文本中不曾明引《易》的相關(guan) 語句，也不曾和弟子門人談論《易》，這應該是和師門傳(chuan) 承有關(guan) 。前文中已經提及孟子是從(cong) 師於(yu) 子思，而子思師從(cong) 曾子，曾子又是孔子晚年有名的弟子之一，也是孔門學說的重要傳(chuan) 承者。但曾子主要致力於(yu) “孝”，對於(yu) 孔子之《易》或許並沒有過多論及。其原因或與(yu) 孔子在不同時期對《易》的不同態度有關(guan) ，他由開始的不言《易》或批判《易》，到晚年的稱讚《易》、學《易》。但孔子晚年對《易》的態度，並沒有得到弟子的認可，被譽為(wei) 孔門十大賢哲的子貢就對孔子晚年學《易》、用《易》的做法提出了批判，“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wei) 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wei) 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22]？子貢在引用孔子之前教導弟子的話來批評孔子，在他看來孔子之前對《易》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wei) 有德者、有智者當遠離《易》，但是現在他卻稱讚《易》，在子貢看來是不對的。雖然孔子對此做了解釋：“君子言以矩方也，前逆而至者，弗逆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辭。尚書(shu) 多於(yu) 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23]孔子認為(wei) 周易還是有諸多可取之處，因此不應該對其大加批判。但是孔子的解釋並沒有得到子貢的認可。這就意味著孔門內(nei) 部對《易》的態度是有分歧的，“在《周易》問題上，孔子連子贛(貢)都沒有說服，那些不在身邊的早年弟子又有多少能接受孔子‘好《易》’呢？這就表明孔子對《易》的闡發，沒有被明顯接受”[24]。這樣就很有可能《易》沒有或是在晚年才被納入孔子教弟子的書(shu) 籍中，但是即使晚年被納入了，似乎並沒有得到很廣泛地流傳(chuan) ，學習(xi) 《易》的弟子也不是很多。

而曾子或許受到子貢一派的影響，對《易》並沒有太多的學習(xi) 和發揮[25]，以至曾子門人或也受到這一傳(chuan) 統的影響，那麽(me) 從(cong) 學於(yu) 曾子的子思[26]也是如此。但是這並不是否定孟子就不會(hui) 學《易》[27]，或許是囿於(yu) “師門”的緣故，孟子即使知道《易》、學《易》，但是卻不明顯地引《易》。但是孟子肯定是知道《易》的，並且在其思想中也多有“易”之思想的運用，這一點學術界已做了考察[28]，“《孟子》之言，即《易》之言也”[29]。也就是說孟子之思想可從(cong) 《易》中尋本。這樣以來，我們(men) 就可以說孟子是知道《易》的。

二、宋儒視域下的孟子和《易》之關(guan) 係及其原因

1.宋儒對孟子與(yu) 《易》之關(guan) 係的判定及解決(jue)

通過上文的論證，我們(men) 可以得知，作為(wei) 鴻儒的孟子應該是對《易》有所涉獵的。但誠如上文所言，既然孟子了解《易》的相關(guan) 內(nei) 容，為(wei) 什麽(me) 他不言或引《易》呢？而對這一問題的原因，宋儒基於(yu) 對儒家義(yi) 理的闡發，給予了解釋。而注重以義(yi) 理來闡發《易》的做法，肇始於(yu) 宋明道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不僅(jin) 承接了孟子的心性之學[30]，而且又結合《易》的相關(guan) 思想，來闡發孟子哲學，特別“注重（對）義(yi) 理之闡發，開一代之新風”[31]，也影響了後來宋儒治學的方式。

有關(guan) 這一矛盾，邵雍從(cong) 知《易》的不同方式給出了解釋。他提出了兩(liang) 種不同的知《易》、解《易》的方法，即引用《易》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和靈活運用《易》的義(yi) 理，“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wei) 知易。孟子著書(shu) ，未嚐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wei) 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32]。但依邵雍之見，非是於(yu) 言說著述中引用《易經》之文獻才算知《易》，能夠發揮《易》之思想的人，似乎更是知《易》者，並且他認為(wei) 孟子就屬於(yu) 後者。孟子雖然不曾及《易》，但他的思想、著述中“易”之精神隨處可見。故此，孟子思想中“易”道已存，其於(yu) 《易》可謂善知善用者。其實邵雍這一觀點是來自魏晉玄學的“得意忘象（言）”派[33]，他們(men) 認為(wei) 在對經典闡釋的時候，最為(wei) 重要的不是執著於(yu) “言”或“象”，而是在於(yu) 明“意”，隻要對其“意”能夠深知，那麽(me) 就不需要執著於(yu) 文本，即“象”。邵雍此處借用這一觀點，來說明知《易》者更應該是善用《易》之理論者，而不是僅(jin) 囿於(yu) 文本的人，並且他進一步斷定“老子得《周易》之體(ti) ，孟子得《周易》之用”[34]，就更明確地提出孟子是知《易》的、是善《易》的。這樣就解決(jue) 了孟子為(wei) 什麽(me) 知《易》而在其文本中不曾引用《易》的隻言片語的矛盾了。

在宋代除了邵雍討論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的問題外，其他大儒，諸如二程、王安石、朱熹[35]都曾對這一問題做過探討。同邵雍一樣，程頤在關(guan) 於(yu) 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問題上也認為(wei) 孟子是深知《易》的，並多次明確提出孟子是深知《易》的：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36]。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37]。

由孟子可以觀易[38]。

二程通過引孟子評論孔子“聖之時者也”之言斷定孟子是知《易》的，並且又對此做了補充，認為(wei) “由孟子可以觀易”[39]。二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在於(yu) 其從(cong) 《孟子》文本所蘊含的易理來說的，《易》書(shu) 之要在其變化之理，即是強調萬(wan) 事萬(wan) 物都處於(yu) 變動之中，並且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化而言之即“簡易”“變易”和“不易”，而若合而言之，其實都是表達同一意思，即“變”也，也就是《易》所說的“唯變所適”，隻有變才是最大的不變，其表現為(wei) “時”，即是事事物物各顯其時，因時而變，時間的流轉所蘊含著事物的變化。二程也是從(cong) 這方麵來說，他認為(wei)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zhong) 人自有眾(zhong) 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40]他認為(wei) 研究《易》的關(guan) 鍵在於(yu) “知時”，時之顯明在於(yu) 各自為(wei) 用，無論聖賢還是普通人，都可以《易》之時變來發用。所謂“發用”即在表明每個(ge) 人都按照過去、當下、未來的時間的變化各為(wei) 其事。

並且和邵雍一致的是在解釋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問題上，他也是采取了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來闡發的，如其所言：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yu) 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yu) 名上理會(hui) 。如是，隻是講論文字。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績到上麵也[41]。

他認為(wei) ，學聖人重要的是學聖人的氣象，而不是名上，所謂氣象是一種由讀書(shu) 作文而形成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在於(yu) 對文辭書(shu) 句的深有體(ti) 會(hui) 和切實應用，而不是執著於(yu) 文字的玩弄上，並認為(wei) 曾子和子夏於(yu) 這方麵深得其用。二程此處的論說其實也在為(wei) 他所持的“孟子知《易》”的觀點發聲，因為(wei) 他同樣也是在義(yi) 理發揮而不是文字引用方麵來論證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的。而為(wei) 了解決(jue) 前人對這一關(guan) 係的疑問，他和邵雍一樣，都從(cong) 用《易》理的角度來說明真正的知《易》者，不過略異於(yu) 邵雍的是，他主要從(cong) “時”這一概念發力來說明這一問題。正是基於(yu) “因時而用”的理念，他們(men) 通過對孟子及其文本的研究得出孟子是“深知《易》理的”“善用《易》理的人”。

如上，無論他們(men) 在對《易》理的闡釋上還是對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問題的說明上，都主要是從(cong) 義(yi) 理方麵來說，而不是神秘的角度。其所以如此，在於(yu) 二程對當時以《易》為(wei) 占卜之術是持反對意見的，他認為(wei) ：“古者卜筮，將以決(jue) 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42]即是在他看來《易》即使用於(yu) 占卜，但其功用在為(wei) 人們(men) 解答疑惑的而不是預估命數的，但當下卻相反，本於(yu) 義(yi) 理和釋疑的東(dong) 西卻被用來算人之身命之吉凶，這是誤解與(yu) 錯用了《易》的本來原理了，是不智的表現，因此程頤二程對此感到失望，這也是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來闡發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的原因。

同時二程也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後世鮮有言《易》者的原因，“自孔子讚《易》之後，更無人會(hui) 讀易。先儒不見於(yu) 書(shu) 者，有則不可知；見於(yu) 書(shu) 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隻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yu) 《易傳(chuan) 》，未曾下工夫”[43]。從(cong) 二程的分析來看，他們(men) 認為(wei) 我們(men) 認為(wei) 先哲們(men) 不讀《易》原因有兩(liang) 個(ge) ，一是有些先儒即使他們(men) 曾研讀過《易》，但是卻不曾落筆於(yu) 紙，這樣以來我們(men) 後人便沒有辦法得知他們(men) 是否曾研究過《易》；其二是縱使有理會(hui) 《易》且將其思想記於(yu) 書(shu) 中的人，但他們(men) 對《易》理的體(ti) 會(hui) 和闡釋又沒有辦法詮盡《易》之本義(yi) ，所以仍有不足。以此語，二程似乎在感歎孔子之後，鮮有了解《易》者，但結合他對孟子知《易》的斷定，再結合上述他做的第一條分析，或許他說的第一類人就是孟子這樣的人，不過出於(yu) 對孟子的尊崇和對其方法的借鑒，又結合《孟子》文本中所體(ti) 現的《易》之思想，二程又做了進一步分殊，即孟子雖然屬於(yu) 第一類人，但是他又不完全如此，而是在精研《易》之後，對《易》之理論可以靈活運用，即謂“善知《易》者”。

宋儒之所以選擇《周易》和孟子作為(wei) 其哲學體(ti) 係的構建，原因有很多，無論是曆史因素還是對理論建構的考慮，而選擇《周易》則是因為(wei) “《周易》以其善言天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特色，為(wei) 宋明時期的儒者提供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形上體(ti) 係”[44]，這也是宋儒最為(wei) 關(guan) 注的一點，同樣也是本文所要闡釋的重點。

2.宋儒言“孟子知《易》”的原因

以二程為(wei) 代表的宋儒之所以從(cong) 義(yi) 理闡發的角度來詮釋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其曆史因素是針對漢唐解經方式的弊端而論。儒學在漢代時期由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而一躍成為(wei) 諸子百家中的顯學，儒生們(men) 對儒家典籍的重視更是超乎前人。但漢代儒者解讀儒家經典的方式多是從(cong) 訓詁入手，即他們(men) 多在先秦儒家經典文本及字詞義(yi) 上打轉，以求得辭（詞）的意思，而忽略或不甚重視經中所要闡發的義(yi) 理。更有甚者，一句簡單的話，可以被解經者訓成一部書(shu) ，這種做法似乎是對經典做了極為(wei) 詳盡的考察，但是卻忽視了典籍文本的本來意思。不僅(jin) 如此，大量的訓釋使得儒家經典變得極為(wei) 繁瑣，這樣以來就令讀者無法準確地把握聖賢之義(yi) ，給人留下了極為(wei) 不悅的閱讀感，久之，便使人們(men) 對儒家經典的閱讀和使用產(chan) 生一種畏懼和厭煩感，極不利於(yu) 儒家經典的傳(chuan) 播。

又加之佛教的傳(chuan) 入和日後的興(xing) 盛，並且佛教教義(yi) 及對義(yi) 理的闡發，多是不執著於(yu) 文字上，而在對佛教思想的傳(chuan) 達上，“佛道學說這種理論上抽象，極其富有哲理，形而上學的味道濃厚的風格，極其吸引知識分子的口味，相比之下，傳(chuan) 統的儒學理論顯得無力對抗”[45]，如此以來，便吸引了諸多儒家學者深入佛學，精研佛教理論，久而久之，儒學便呈現出一種衰敗之勢，其主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正如陳善在《捫虱新話》中所說的：“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46]整個(ge) 社會(hui) ，特別是一些本是研究儒家的學者都紛紛轉變了方向，這樣就使得儒學的發展嚴(yan) 重受阻，儒家的義(yi) 理得不到彰顯。

那麽(me) 在麵對這樣的情況，一些儒者便扛起複興(xing) 儒學的大旗，討伐佛學。中唐雖有韓愈發起儒學複興(xing) 運動，不過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也未曾較好地改變儒學淡薄的局麵。直到宋明理學時期，宋儒們(men) 接過韓愈複興(xing) 儒學的大任，以孟子作為(wei) 闡釋和發揚儒學的重點，開始了對儒家體(ti) 係的重建。

他們(men) 首先從(cong) 解經的方式方麵做了改變。漢儒經學重訓釋，而“宋明理學時期的經學注重義(yi) 理，主張學者的治學方向是由經明理，引經以明義(yi) ，明經以致用，明體(ti) 以達用，對訓詁考據多持批判態度”[47]。在具體(ti) 表現他們(men) 重義(yi) 理的方麵，是他們(men) 選取了《孟子》與(yu) 《易》作為(wei) 結合點來論述儒家思想。上文中已經談到，《孟子》一書(shu) 中並沒有直接引用《易》中的文字，但宋儒卻認為(wei) 孟子對《易》是極為(wei) 了解的，其目的便是在說明，對儒家義(yi) 理的闡發非是要在文字上打轉，更為(wei) 重要的是真正對儒家思想的義(yi) 理要有所體(ti) 會(hui) 。而他們(men) 認為(wei) 孟子便是這其中的代表，孟子深研《易》之文本，精熟《易》之義(yi) 理，能深入淺出地將《易》的內(nei) 涵貫於(yu) 自己的思想及著作中，這才可謂是真正的了解儒家的思想。他們(men) 拉來孟子作為(wei) 主力，便是要說明他們(men) 對儒家經典的闡釋是合法的、合理的、正確的，而漢儒那種執拗於(yu) 文字上的做法是不妥當的，並沒有入了儒家先哲的思想之中。

宋儒這種做法可以用宋初哲學家胡瑗的話來概括，即“明體(ti) 達用”[48]，其言曰：“君臣父子，仁義(yi) 禮樂(le) ，曆世不可變者，其體(ti) 也；詩書(shu) 、史傳(chuan) 、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ju)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yu) 皇極者，其用也。”[49]即在胡瑗看來，所謂“體(ti) ”是指儒家的綱常名教，仁義(yi) 禮樂(le) ，所謂“用”是指把儒家理論應用於(yu) 社會(hui) 實際。而這一思想又被高倡孟子深知《易》的二程兄弟所繼承，並主張以“義(yi) 理”來解釋《易》的思想，提出“聖人凡一言便全體(ti) 用”[50]的思想，依其意，聖人諸多言語無非是強調“用”[51]。而這也是宋明諸子所認可的主題，同樣這也是他們(men) 在批判漢儒解經方式的同時用來複興(xing) 儒學的一條主線，可以說“北宋自慶曆以來長達半個(ge) 世紀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一直以明體(ti) 達用作為(wei) 一條基本的思想貫穿於(yu) 始終”[52]。而這條主線的應用也使得他們(men) 將孟子（《孟子》）與(yu) 《易》緊密聯係了起來，以此作為(wei) 他們(men) 構建宋明新道學的載體(ti) 。

那麽(me) “明體(ti) 達用”用在解釋“孟子知《易》”問題上，該如何理解呢？這和宋儒解釋儒家經典的方式有關(guan) ，誠如上文所述，宋儒批判漢儒那種極其繁瑣的訓詁之學，而主張應該從(cong) 義(yi) 理闡發的角度來詮釋儒家經典。那麽(me) 所謂“義(yi) 理”角度，除了從(cong) 經典的釋義(yi) 解讀外，同樣也包含了要明於(yu) 現實之用的意思。因為(wei) 依宋儒意，漢代的訓詁學隻是流於(yu) 文字上，而並不能從(cong) 現實出發去應用經典所涵括的義(yi) 理。因此，唯有聚於(yu) 義(yi) 理，用於(yu) 現實，才能真正了解聖賢的經典。這也是他們(men) 認為(wei) 孟子知《易》的原因，即在於(yu) 用《易》，而不是僅(jin) 僅(jin) 引《易》的原文的原因。

故此，無論是胡瑗還是邵雍，抑或是張載、二程等，他們(men) 的做法（即以義(yi) 理闡釋儒家經典）打破了漢代傳(chuan) 統解經的注疏模式，而在研透文本的基礎上應用儒家經典的義(yi) 理，可以說他們(men) “超越起用講解的支離破碎的弊端，力圖抓住隱藏在萬(wan) 事萬(wan) 物之後的變化無窮的形而上之道體(ti) ，進而推及人事的努力，體(ti) 現了新儒學所強調的明體(ti) 達用之精神”[53]。他們(men) 借助孟學和易學來闡釋這一精神，“使得易學與(yu) 孟學交融會(hui) 通，使孟學成為(wei) 與(yu) 佛老抗衡的陣地，推動了孟學的繁榮”[54]的同時也形成了他們(men) 獨樹一幟（宋代儒學）的哲學特色。

宋儒之所以言孟子知《易》的原因，除了基於(yu) 對漢唐為(wei) 學方式的批評外，其更多的在於(yu) 對孟子本人及其著作的推崇，而如果進而探究其原因則還可以進一步分殊，即宋儒為(wei) 了借抬高孟子的地位來重續儒家道統，以此抗擊佛老對儒學的威脅，另外宋儒們(men) 也是為(wei) 了借用孟子的思想來構建其道學體(ti) 係。而他們(men) 具體(ti) 做法就是通過對《孟子》與(yu) 《易》的相通處闡釋來說明孟子是了解《易》之思想的，他們(men) 的著眼點在於(yu) 孟子思想中的“性與(yu) 天道”說[55]和《易》的契合，更為(wei) 重要的是孟子和《易》文本中，乃至整個(ge) 儒家體(ti) 係中對“時變”境遇下的“人”的重視（下節將詳細論述這一內(nei) 容），從(cong) 而說明在中國曆史上、儒家道統中，孟子乃是繼孔子之後又一位偉(wei) 大的思想家。故而，他們(men) 為(wei) 了彰顯孟子的地位，便通過與(yu) 儒家核心經典《易》的聯係性來說明這一問題。

孟子在儒家道統中地位是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微到顯的曆程。如果放在當下論說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及著作，一定會(hui) 言及孟子及《孟子》一書(shu) ，這是由孟子居於(yu) “亞(ya) 聖”地位及其著述列於(yu) “四書(shu) ”之中所致。但如果推到二程（宋代）之前[56]，那麽(me) 未必如此。雖然在宋之前時人對孟子及其書(shu) 都有所談及[57]，但相較於(yu) 宋之後人們(men) 對孟子的重視，那麽(me) 之前的那些做法似乎顯得極其微薄[58]。孟子的地位及受重視的程度到了宋代才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如果從(cong) 儒家發展的脈絡來看，這一現狀的改變可以追溯到中唐，“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於(yu) 楊綰、韓愈，其說暢於(yu) （皮）日休也”[59]。即是說宋儒們(men) （特別是周程一派），他們(men) 對孟子的重視是受到楊綰、韓愈等人的影響。特別是韓愈的“道統說”[60]更是使得孟子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61]，並且他進一步強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shu) ，獨孟軻氏之傳(chuan) 得其宗。”[62]也就是說，孟子之思想得到了孔學的真傳(chuan) ，其代表著孔學一脈的傳(chuan) 承。因此，尊孟子即是意味著尊孔子，也是尊聖人之學，韓愈此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之後孟子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並深刻影響著宋明時期的孟子升格運動。

宋儒沿著漢唐儒者尊孟的理路，繼續從(cong) 各個(ge) 方麵闡發孟子和《孟子》的重要性，以此來說明，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大儒。孫複曾說：“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眾(zhong) 矣，而楊墨為(wei) 之魁……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說，夾輔我聖人之道者眾(zhong) 矣，而孟子為(wei) 之首故其功钜。”[63]依孫意，孔子之後，儒學受到各種“邪說”的攻擊，致使聖人之道不傳(chuan) ，而孟子則主動擔當其光複儒學的大任，這對於(yu) 捍衛儒家道統來說功不可沒。而二程、朱熹亦持此說[64]，他們(men) 認為(wei)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chuan) 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傳(chuan) 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chuan) 。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65]。即同樣認為(wei) 孟子乃是得到孔學（儒學）的正傳(chuan) ，其對儒家正統地位的捍衛有著莫大貢獻。並且他們(men) 也認為(wei) 孟子相較於(yu) 孔子，其思想體(ti) 係更加完善，“孟子有功於(yu) 聖門不可言。如仲尼隻說一個(ge) 仁義(yi)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yi) ；仲尼隻說一個(ge) 誌，孟子便說許多養(yang) 氣出來；隻此二字，其功甚多”[66]。也就是說孟子不僅(jin) 是繼承了孔學思想，而且對於(yu) 孔學又有所完善，使孔學的內(nei) 涵得到進一步擴充，擴而言之，即使聖人之學得以發揚。他們(men) 甚至認為(wei) ，如果沒有孟子，那麽(me) 聖人之學，就不複存在了[67]。故此，他們(men) 便以孟子為(wei) 尊，接續孟子而延續儒家道統，以孟子思想為(wei) 核心，重建道學體(ti) 係。

除了對孟子本人的尊崇外，宋儒亦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抬高《孟子》一書(shu) 的地位，他們(men) 沿著中唐以來升格孟子的思潮[68]，並繼續推動這一思潮的發展。《孟子》一書(shu) 在之前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如清人趙翼所做的總結：

《孟子》書(shu) 漢以來雜於(yu) 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wei) 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為(wei) 學科，其《表》略雲(yun)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shu) ，以《孟子》為(wei) 主。有能通其義(yi) 者，其科選同明經。”[69]

從(cong) 趙翼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孟子》之前僅(jin) 雜於(yu) 諸子典籍中，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隻是從(cong) 唐楊綰開始，才逐漸認識到此書(shu) 的重要性，並努力使其成為(wei) 經書(shu) ，但這一行動並沒有成功。這樣看來，後人之尊《孟子》一書(shu) ，便是隨著漢唐對孟子的重視有關(guan) ，而這一舉(ju) 措，到了宋代更為(wei) 明顯[70]，如二程所謂“知《易》者莫如孟子”，也是在這一運動的影響下提出的，其“與(yu) 中唐以來倡揚儒家道統、升格孟子的思潮密切相關(guan) ”[71]。二程在承接韓愈所言“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72]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孟子》一書(shu) 的地位，“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wei) 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73]。無論是韓愈還是二程，他們(men) 都認為(wei) 《孟子》一書(shu) 的價(jia) 值和《論語》是一樣的，如果欲要求得聖賢之旨，那麽(me) 就無法避開對《孟子》的研究，並且二程更是暢言隻要精研了《孟子》，“六經”之義(yi) 便自會(hui) 通曉，這樣無疑就肯定《孟子》的重要性大於(yu) “六經”。之後朱熹也是沿著這一理路論述《孟子》一書(shu) 的價(jia) 值，他認為(wei)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74]也即是和二程一樣，認為(wei) 《孟子》的重要性是高於(yu) “六經”的，並且他又倡導“四書(shu) ”體(ti) 係，把《孟子》和《論語》《大學》《中庸》並稱，並為(wei) 之做《四書(shu) 章句集注》，從(cong) 而使《孟子》一書(shu) 成為(wei) 儒家的核心經典。

宋儒為(wei) 什麽(me) 要尊崇孟子呢？這自然和他們(men) 要利用孟子思想來重構道學，延續道統有關(guan) 。那麽(me) 孟子哪些思想有助於(yu) 他們(men) 建構自己的思想體(ti) 係呢？這一問題可以用南宋初的施德操在其著作《孟子發題》的話來概括：

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辟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於(yu) 橫流，啟人心於(yu) 方惑，則餘(yu) 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大盛者乎[75]!

在施德操看來孟子對於(yu) 儒學的發揚可以從(cong) “道性善”“明浩然之氣”“辟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四個(ge) 方麵[76]說起，他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孟子的思想的，並且宋儒，尤其是“周、張、程、朱、陸、王”諸子似乎就是沿著施所概括的要點來建構自己思想體(ti) 係的。無論是他們(men) 所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還是對於(yu) “心性之學”的闡發，抑或是辟異端（佛老）等，都是繼承或發展了孟子的相關(guan) 思想。

總之，宋儒言孟子知《易》是和他們(men) 要尊崇孟子及其著作有關(guan) ，並要延續孟子以義(yi) 理闡發《易》之思想的傳(chuan) 統，從(cong) 而借助孟子有關(guan) 思想來構建自己的哲學體(ti) 係，並以此效仿孟子弘揚儒家道統的做法，來抗擊佛老對儒學的威脅。

三、由時而變：人極的樹立與(yu) 人道的彰顯

如果說對漢儒的批判和對道統的重新確立是宋儒論述“孟子知《易》”的曆史（外在）原因，那麽(me) 對“時”“變”思想以及由此而延伸的人道精神的重視，特別是對在“天人”關(guan) 係這對範疇中的“人”的重視，則是基於(yu) 儒家的核心要素，其所反映的便是萬(wan) 物的不確定性和要發揮人的主動性的問題。

宋儒言“孟子知《易》”其所要反映的問題便是對這一主題的述論，其源頭在《易》和《孟子》中都可以找到，如在《易傳(chuan) 》中有大量有關(guan) “時”的論述：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77]。

“終日乾乾”，與(yu)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yu) 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78]。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79]。

所以王弼在對《周易》做總結的時候就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80]。也就是說無論是《周易》的卦，還是爻所要揭示的便是“時”和“變”的思想，其所要告訴人們(men) 的就是如何適時而動（變）的思想，王弼又進一步對這個(ge) 問題做了闡釋：

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製，可反而用也  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cong) 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ju) 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ti) 之變，由斯見矣[81]。

在這段論述中，王弼更為(wei) 詳細地闡發了《易》所蘊含的“時變”思想。他認為(wei) 萬(wan) 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所有的物、事都處於(yu) 變動之中，而在應對這一問題的時候，人們(men) 所要做的便是“存其時”以應其變，如此一來，人們(men) 便可以察其吉凶，觀其動靜，於(yu) 事於(yu) 物便可以了然於(yu) 胸了。

而《孟子》中對“時變”的重視亦可窺見。孟子在評價(jia) 孔子的時候就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82]。此處孟子將各位先哲逐一點評，以“清”“任”“和”分別評價(jia) 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對孔子進行評價(jia) 的時候，獨用了一個(ge) 看似不那麽(me) 顯要的詞——“時”，並進一步指出孔夫子乃是“集大成”者，換言之，就是說孔子遠高於(yu) 前麵諸位賢者。從(cong) 這就可以看出“時”在孟子心中的地位是多麽(me) 的重要。而這一點也被宋儒（二程）所注意到，下文將會(hui) 論述。這樣以來就可以知曉為(wei) 什麽(me) 宋儒在諸多典籍中，單要選取《易》作為(wei) 闡釋孟子思想的原因了。除了《易》在儒家居於(yu) “群經之首”的重要性外，還有二者之間的相通處。而無論哪一種，都是為(wei) 了抬高孟子的地位。

那麽(me) 宋儒對“天人”關(guan) 係的研究，也是基於(yu) 這一點，他們(men) 首先也對“時變”進行了一番探討，在他們(men) 看來“時變”思想是聖人所重視的，如王安石所說：

夫天下之事，其為(wei) 變豈一乎哉?固有跡同而實異矣。今之人認然求合於(yu) 其跡，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跡，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yu) 古人之跡而異於(yu) 其時，則其為(wei) 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83]。

也即是說在王安石看來，古今之事雖有契合處，但其差異處也是很明顯的，而人們(men) 卻隻盲目著眼於(yu) 求表麵之相似者，而疏於(yu) 事之實者，這樣是極其錯誤的。就其原因而言，便是時人不懂得“時變”，如此一來就會(hui) 貽害無窮，故聖人是非常重視時變的。究王氏之所以把不知時變的不良後果言說的如此之大，應在於(yu) 勸人當應時而變，不應該保守殘缺，隻知於(yu) 舊跡上用力，而不懂得應雖事物變化而各付其行，如果長期以往，那麽(me) 人事之往變，時代之發展，世事之進革就不複談起，人的主動性便怠矣，這和儒家強調“人為(wei) ”是相悖的。

如前所述，二程在論述孟子知《易》的時候，就引用了《孟子》文本中的一句有關(guan) “時”的話，“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84]，這本是孟子評價(jia) 孔子的話，但二程借此表示孟子思想中的“時”的概念。其所以如此，在於(yu) 二程也是為(wei) 了突出時變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時”呢？這也和其他宋儒（如前麵所說的王安石）其主要是為(wei) 了突出在時變情況下人的作用，這也是宋儒最為(wei) 想要表達的意思。因為(wei) 儒家哲學從(cong) 先秦發展到宋明時期，一個(ge) 最為(wei) 核心的轉變即在於(yu) 天和人的變化。

天人關(guan) 係的演變是貫穿儒家乃至中國思想史的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概念。其發展大概是沿著天主人從(cong) →天人同類→人主天從(cong) 這樣一條脈絡。儒家對“天人關(guan) 係”的認識，自孔子開始就已經有所變化。在孔子思想中，天的涵義(yi) 雖然仍保留一絲(si) 人格神的味道，有時似乎仍主張天對人的製約，但是總的來說，孔子更為(wei) 重視的是“人”的內(nei) 涵。可以說儒家自孔子始，天的神秘性和主宰性的意味逐漸淡化，而與(yu) 之而來便是對人的重視，人不再是之前那個(ge) 受製於(yu) 天的存在物，而是一個(ge) 可以靠自己力量去改變天從(cong) 而獲取己之所欲的個(ge) 體(ti) 。這一點在之後的儒家先哲[85]們(men) 那裏都有所體(ti) 現，他們(men) 都是沿著抬高人的路數來闡發聖賢的思想並建構自己的理論體(ti) 係的。而對人的重視更是宋儒的一大特色，他們(men) 一掃漢代讖緯神學的神秘氛圍，著重闡釋了“人”學內(nei) 涵，甚至可以說宋明理學無非就是在教人如何成為(wei) “人”的學問。

有關(guan) 對人的重視，《易傳(chuan) 》中同樣有所記載：“《易》之為(wei) 書(shu) 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liang) 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86]這一論述實則是在高揚人的地位，因為(wei) 如前所述，之前人們(men) 對天人關(guan) 係主要在於(yu) 天是決(jue) 定與(yu) 製約人的，而《易傳(chuan) 》再次則把天地人三者並稱，無形當中便高抬了人的地位。而且《易傳(chuan) 》又說：“天地設位，聖人能成”[87]，則又進一步對這一關(guan) 係做出了解釋說明，即天地人“三材”各有其職，但相較於(yu) 天地而言，人的作用似乎更為(wei) 重要。因為(wei) 天地雖然裁設萬(wan) 物之位，但如果欲要萬(wan) 物得以成之，沒有人的參與(yu) 是無法實現的。其言為(wei) “聖人”，而聖人便是“人”之代表。因此可以說《易傳(chuan) 》在儒家哲學中，進一步彰顯了人的作用，“突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肯定了人的價(jia) 值”[88]“在人類認識自身、自我覺醒的曆程中，邁出了十分可貴的一步”[89]。這不僅(jin) 在儒家思想史上，而且在整個(ge) 中國思想上都具有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所以胡煦在論述《易》不同於(yu) 與(yu) 群經的地方的時候就說：“須知《詩》《書(shu) 》《禮》《樂(le) 》皆聖道之散見者也，其發揮天人之精蘊，徹底透露者，無如《周易》。”[90]即是肯定了《易》中對天人關(guan) 係的重視。而《易傳(chuan) 》所蘊含的這一思想，也是宋明理學諸子所看重和引用的地方。他們(men) 意借助《易》中對人的重視，並結合《孟子》對人的重視，來構建自己的學說係統。

孟子本人也是極為(wei) 重視“人”的，並且他在對“人”的高揚是有一個(ge) 進階過程的。首先孟子從(cong) “人禽之辯”的角度，闡釋了人的優(you) 越性，在其看來，“口之於(yu) 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yu) 味也，其性與(yu) 人殊，若犬馬之與(yu) 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cong) 易牙之於(yu) 味也？至於(yu) 味，天下期於(yu)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91]。即是在孟子看來，人與(yu) 動物（犬馬）或許某些地方有相似處，但畢竟不屬於(yu) 同一類，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不是同一類，孟子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加以解釋“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yu) 庶物察於(yu) 人倫(lun) ，由仁義(yi) 行，非行仁義(yi) 也”[92]。也就是說人具有仁義(yi) 禮智等四心，這些是動物所不具有的。這樣以來，孟子便在人物上做出了判別，人的地位是高於(yu) 動物。其次，他又從(cong) “人力”上說明人的重要性，如其所謂：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93]。

他以戰事為(wei) 例來說明，雖然軍(jun) 勝的條件有很多，但諸多條件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人和”，也即是人的重要性，無論是“天時”也好，“地利”也罷，這些在“人”的麵前都稍顯遜色。那麽(me) 孟子這點意在說明，人在萬(wan) 事麵前，甚至天地麵前都是極為(wei) 重要的。這一點恰好呼應《易》中對人的彰顯，也是宋明諸儒所闡發“孟子知《易》”的核心要素。他們(men) 都是在突出表明，人立於(yu) 天地間，非是一木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wei) 改變世事，甚至可以打破天地之限，從(cong) 而贏取事之功成。

所以，宋儒之所以挖掘、闡發孟子和《易》的關(guan) 係，其目的便在於(yu) 要續承儒家先哲對“人”的重視，就如周敦頤所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wan) 物。萬(wan)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靈而最秀。形既生焉，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wan) 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yi) ，而主靜，立人極焉。”[94]即是說天地之間人最為(wei) 貴，在對世間萬(wan) 物之變化的時候，人能夠屹立於(yu) 主動一麵，不至於(yu) 流於(yu) 事之牽絆。如此，人才能在宇宙之中，參悟天道之形上原理，並落實於(yu) 日常生活之中，能夠切實體(ti) 悟萬(wan) 物之變化，參透其規律，以此把握世事之時機，充分發揮人的價(jia) 值，從(cong) 而在天地間樹立“人極”。而這也是宋儒對儒家、乃至整個(ge) 中國思想史所做的一個(ge) 極大的貢獻。

四、結語

宋儒言“孟子知《易》”絕不是一個(ge) 毫無理頭的言論，而是有其深意在。他們(men) 首先通過挖掘《孟子》和《易》之思想的共通處，以此作為(wei) 契機來批判漢儒訓詁學的繁瑣和對儒家思想的誤讀，進而主張應該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來研究先秦儒學；其次他們(men) 又基於(yu) 佛老對儒學的威脅，從(cong) 重續儒家道統的角度出發，抬高孟子及《孟子》一書(shu) 的地位，以此來解決(jue) 儒門淡薄的局麵；不僅(jin) 如此，他們(men) 也借助孟子的思想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ti) 係，無論是對心性論的闡發還是對道統論的重建，都可以從(cong) 孟子那找到源頭。而這些做法的背後，有一個(ge) 核心的原因，那便是儒家對“人”的重視，宋儒便從(cong) 中找出契合點，並結合其時代構建新儒學的需要，闡發孟子與(yu) 《易》的關(guan) 係，沿著先哲們(men) 對“人”重視的路線，進一步凸顯人的主體(ti) 地位，高揚人的價(jia) 值。而這也恰恰是儒家哲學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即要使人認識自身，踐行人力，從(cong) 而彰顯人在天地間的地位。

注釋：
 
[1]本文所涉及到的《易》，主要從整個《周易》來說，包括《易經》和《易傳》的內容，不做分疏。
 
[2]因為哲學史上的宋儒很多，限於篇幅原因，不能窮盡所有，故本文主要涉及對“孟子和《易》關係”有關的宋儒，主要以邵雍、王安石、二程為主，特此說明。
 
[3]邵明眾、鄭晨寅、郭繼民等學者曾對這一問題做過探究。參見：邵明眾：《論“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鄭晨寅：《孟子知<易>說綜論》，載《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郭繼民：《孟子豈能不知<易>》，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8月6日第002版。
 
[4][14][漢]班 固：《漢書·藝文誌》第1723、1702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
 
[5]再如焦循，其認為：“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以《孟子》釋《論語》，即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也是說明這一問題。[清]焦 循：《論語補疏敘》，載《焦循全集》（第5冊）第2505頁，[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版。
 
[6]李鏡池：《周易探源》第3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9年版。
 
[7][10][11][82][91][92][93][清]阮 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第5790、5839、5346、5962、5982、5931、5858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9年版。
 
[8]如鄭晨寅就認為：“西漢時《樂經》已不用來傳授生徒，漢武帝設《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所謂 ‘通五經’自然也應包括 《易經》。”參見鄭晨寅：《孟子知<易>說綜論》，載《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
 
[9][15][16][漢]司馬遷：《史記》第2343、1937、2211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年版。
 
[12]戴永新主要從《易》中所蘊含的一些教育思想，如“《蒙》卦卦辭指出‘初噬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意思是初來求問，就告訴他然而不動腦筋，反複求問，就是在褻瀆教導者了，便不再教告”，並結合孟子的有關教育的思想來論。參見戴永新：《談<周易>和孟子的教育思想》，載《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郭繼民則從“自覺踐行‘大易’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切己發揮大易‘天之大德曰生’的‘仁’之生命關懷；秉承《易經》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完美闡述了‘大易’盡善盡美的君子人格；領悟並詮釋了 ‘大易’天人合德的‘至聖’境界”五個方麵闡述孟子和《易》的關係。參見郭繼民：《孟子豈能不知<易>》，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8月6日第002版。膝琪主要從“類”的角度敘述孟子和《易》的相關性。膝 琪：《從<周易>的“類”到孟子的“知類”》，載《人文論叢 》2007年卷。陳雄根義與利、“與民同樂”與《豫》卦、《兌》卦之關係、以戰為喻與《師》卦之關係等方麵來說明孟子知《易》。參見陳雄根：《“孟子深於<易>”論》，載《嶺南學報》複刊2015年第三輯。
 
[13]如有認為孔子是《易》的作者，是知《易》的，參見祝和軍：《“夫子老而好<易>”新解》，載《周易研究》2015年第6期；有人認為孔子不是《易》的作者，相關記載也不能說明孔子和《易》有什麽關係，“可知不僅孔子不傳《易》，孟子也不傳《易》，直到《荀子》也還如此”。參見何澤恒：《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載《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
 
[17][18][清]阮 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第5397、5449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9年版。
 
[19][22][23]連劭名：《帛書周易疏證》第405、405、405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2年版。
 
[20][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1119頁，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1年版。
 
[21][清]崔 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第17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4]廖明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第12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25]但這同樣不是說曾子、子思就沒有涉及《易》，或隻是知而不論罷了，如二程就認為他們曾經學過《易》，“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績到上麵也”。
 
[26]但也有學者認為子思也是知《易》的，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從現存儒家作品看，《禮記·表記》《坊記》《緇衣》均引孔子語，證以《易》文，這幾篇出於《子思子》，說明子思也長於《易》學。”參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264頁，[南昌]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7]或許因為孟子認為老師及老師的老師都不曾言及《易》，而作為後生也不應該打破師門之傳統，所以不明顯用《易》，但是孟子自認為其學於孔子，而上文也已經談到孔子晚年是極其喜歡《易》的，並做了深入的研究，那麽學於孔子的孟子應該也會涉獵。
 
[28]郝敬謂：“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複》；寡欲，得諸《無妄》；與王歡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黃壽祺：《群經要略》第198-199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今人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下文也有所說明。
 
[29]黃宗羲通是通過比較《孟子》文本和《易》之文本的相似處所做的總結，他認為：“《孟子》所謂擴充、動心忍性、強恕而行，皆是所以盡心……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未嚐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者盡其心也，心即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理則性與命隨之矣。”所以說“《孟子》之言，即《易》之言也（《孟子師說》）”。
 
[30]這一點黃百家在《宋儒學案》中做了較為詳細地論述：“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這同樣說明宋儒選取孟子和《易》來論證的原因。
 
[31]林忠軍：《易學源流與現代闡釋》第17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2][34][宋]邵 雍：《邵雍集》第159、51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版。
 
[33]“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魏]王 弼：《周易略例》第414-415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1年版。
 
[35]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的朱熹，在《易》的問題上以及孟子和《易》的關係問題上，似乎是和二程持相反意見的，他認為《易》本就是卜筮之書，孟子不言《易》，但朱熹在這一問題上有明顯的錯誤，如其所言“《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隻是卜筮爾”。即忽略了《論語》中討論《易》的記載，而且在其注疏《孟子》中，亦認可孟子有涉獵《易》的內容。但是這一相反的觀點，其實是殊途同歸，這一點前人已經有所論及，可參見鄭晨寅：《孟子知<易>說綜論》，載《孔子研究》2016 年第3期。朱熹之所以如此，則在於還原《易》的本來麵目。
 
[36][37] [38] [39] [40] [41][42][43][50][65][66][73][宋]程 顥、程 頤 ：《二程集》第327、1237、366、366、249、404、326、374、393、327、221、322頁，王孝魚 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
 
[44][47]史懷剛：《現代新儒家易學思想研究》第5、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45]邵明眾：《論“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46][宋]陳 善：《捫虱新話》，載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集）第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48]此處需要對“明體達用”做一說明，其本意，根據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更多的是認為胡瑗主要針對教育思想所發，並且其引申為對“實學”思想的重視，特別是對清代實學具有啟迪作用。但本文所用，既與二意，即“實用”這一思想有關，又不僅僅限於這一思想，更多的表示宋儒他們解經方式，不是漢儒那種訓詁之學，而是在義理實用上著手。有關這一點，下麵的正文亦有解釋。
 
[49][75][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第24、1319頁，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版。
 
[51]有關“明體達用”這一思想，除了二程有所論及，邵雍、張載等人同樣繼承了這一思想。餘敦康先生曾對這一問題做過討論，他認為邵雍的“先天之學名體，後天之學入用，先天之體內在地藏在後天之用，後天之用乃是先天之體的顯現”。即邵雍的思想亦是圍繞著“明體達用”展開的。同樣，餘先生認為：“張載的窮神知化之學，亦以窮神為明體，以知化為達用。”要言之，他們的思想都是圍繞這一主題而展開的。隻不過二程相較於他們，更近一步，提出了“把體用的關係歸結為理與事、微與顯的關係。”參見餘敦康：《漢宋易學解讀》第396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
 
[52]餘敦康：《易學與哲學》第396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
 
[53][54]邵明眾：《論“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55]對《孟子》和《易》的相通處，邵明眾從“性與天道”做過研究，他主要是從邵雍解《孟子》與《易》的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邵雍綜合二者，既與《易》的內在精神有關，又與孟子思想有關，在他看來“《易》本身就與道家、孟子有著某些方麵的精神性的相通。雖然道家屬於史官文化，易屬於占卜係統。但是兩者都有尋求終極的形而上的根源的願望，即尋求‘性與天道’。另一方麵，孔子很少談及‘性與天道；而《孟子》本身極富有方麵的色彩，這和易的思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愛民、保民的民本觀念，成德成賢的個體人格追求，因時而動的‘時中’處世方式是《易》和《孟子》相通處。這也為《孟子》和《易》的相通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可能性”。參見邵明眾：《論“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56]徐洪興先生也曾對這一問題做過討論，他認為：“從曆史的實際來看，孟子在兩宋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隻被視為一般的儒家學者，孟子其書，也隻能歸入‘子部’一類。”參見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自漢至唐孟子的地位並不太高人們或稱’周孔’或稱‘孔顏’少有‘孔孟’並稱的”。參 見：鞏本棟、王 冉：《孟子升格運動與<孟子注疏>的編纂、刊刻與流傳》，載《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57]東漢趙岐作《孟子注》並在“題辭”中指出：“《論語》者，五經之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像之。”對孟子地位演變的問題薑海軍曾在《二程的尊孟及其孟學思想》中做過較為詳細的考察，如其所言：“在漢代《孟子》得到了朝廷和學人的重視。漢文帝曾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稱為‘傳記博士’。”並做出了總結：“漢唐之際孟學的研究處於一個低穀：（1）朝廷和學人對孟子及其學說並不重視；（2）孟學研究方法以訓詁、考釋為主；（3）《孟子》中豐富的哲理也沒有得到深入的闡發；（4）中唐韓愈等人的尊孟，雖使得孟子地位有所提升，但對《孟子》思想的研究沒有新進展。總的來看，漢唐之際孟學的寂寥，學人對《孟子》的研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沒有根本的變化。這種狀況除了與漢以後經學發展的式微有直接的關係之外，也與《孟子》本身的思想內容，諸如‘性善論’‘民本’‘仁政王道’等觀點與時勢不合有極大的關係。”參見薑海軍：《二程的尊孟及其孟學思想》，載《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58]如董洪利先生所說“總的看，從漢至唐的近千年間，《孟子》研究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其治學宗旨和研究方法卻沒有什麽新的突破。自從漢武帝把儒家學說推到獨尊的地位，並把《易》《詩》《書》《禮》《春秋》定為經典以後，儒學的研究就成了經學研究。經學之外的儒學大師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孟子》《荀子》等儒家著作研究者寥若晨星。”參見董洪利：《孟子研究》第192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9][69][清]趙 翼：《陔餘叢考》卷四“尊孟子”條第66、65-66頁，欒保群，呂宗力校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0]韓愈在《原道》中說：“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唐]韓 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第2頁，劉真倫、嶽 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版。
 
[61]不過韓愈的道統說，雖然對於孟子地位的提升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當時並沒有太大影響，隻是這一主張對宋儒尊孟運動具有先導作用，故此，其價值仍然不容忽視。“盡管唐代韓愈明確提出孟子為道統傳人，但並不為時人所認可，然而到了宋代，孟子為道統傳人的觀點得到了宋代學人的普遍認同。從宋初至宋末，不斷有人堅定地站出來表達他們對孟子道統傳人的肯定和推崇聲勢一浪高過一浪。柳開、石介、孫複、歐陽修、王安石、張載、二程、王令、朱熹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推尊孟子的理由與韓愈異口同辭：即孟子之說不異於孔子，孟子得孔子之真意孟子辟異端，捍衛孔子之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參見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運動中的四種關鍵力量》，載《史學理論研究》2006年第4期。
 
[62][72][唐]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第1114、1114頁，劉真倫、嶽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版。
 
[63]《孫明複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4]朱熹認為：“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文集》卷八十六，第4050頁）朱熹也是從道統方麵來說，不過他較韓愈、二程所說的道統，更遠一步，他把道統的源頭推到伏羲，認為伏羲是儒家的道統始祖，認為儒家道統到孟子（輿）就更加光大。
 
[68]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28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70]對《孟子》一書的尊崇，除了文中所論及的人外，還有王安石、張載等人，而奠定《孟子》在官學中地位的則和王安石變法有關，因為王安石在對考試科目進行更改的時候，就明確了要把《孟子》與《論語》並列為“兼經”，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一。周淑萍曾撰文探究過這一問題。依其表述“凡參加科舉考試的人，《詩》《書》《周禮》《禮記》五經中可以任選一經‘修治’，《論語》《孟子》則必須全考，沒有選擇的餘地，突出了《論語》《孟子》的重要性，從此，《孟子》不僅正式成為經書，而且奠定了《孟子》在官學中的地位”。而且她又考察了帝王在這一活動的作用，她認為“在兩宋孟子升格運動中，兩宋帝王對孟子的推尊是其中不可小視的力量，如果沒有他們的特別垂青和他們金口玉言的“詔從”應允，孟子其人其書地位的提升不可能一路暢通、長驅直入，直登官學寶座，穩居儒家第二把交椅。”參見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運動中的四種關鍵力量》，載《史學理論研究》2006年第4期。
 
[71]鄭晨寅：《孟子知<易>說綜論》，載《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
 
[74][宋]朱熹 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428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版。
 
[76]有關這四個方麵的具體內容，徐洪興先生做了詳細地論證，並進一步做了總結，他認為：“就構成了孟子思想學說中為唐宋間多數學者所重視的四個內容 ，即道統論、辟異端、談心性、辨王霸。”參見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
 
[77][78][79][魏]王 弼：《周易注》第3、3、360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1年版。
 
[80][81][魏]王 弼：《周易略例》第409、409頁，樓宇烈 校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1年版。
 
[83]曾棗莊、劉 琳主編：《全宋文》(卷六七《非禮之禮》第713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5]如荀子對天人關係的論述：“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11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版。
 
[86][清]阮 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第193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9年版。
 
[88][89]鄭萬耕：《易學與哲學》第85、85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90][清]胡 煦 ：《周易函書》第900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8年版。
 
[94][宋]周敦頤：《周敦頤集》第5-6頁，陳克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