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wei) 了實現儒家精神人文主義(yi) 的荀子禮治思想

來源：“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二月十九日癸酉

          耶穌2022年3月21日

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義(yi) ·雲(yun) 講堂”第27講在線上舉(ju) 行,題為(wei) “為(wei) 了實現儒家精神人文主義(yi) 的荀子禮治思想”。本次講座由台灣大學哲學係佐藤將之教授主講，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員、長江商學院研究學者王建寶博士主持。

Spiritual Humanism Lectures 27

主講人：佐藤將之

17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現代化浪潮促成了空前繁榮。盛況之下，“啟蒙心態”所衍生的“凡俗人文主義(yi) ”“工具理性”“絕對科學主義(yi) ”“人類中心主義(yi) ”等現代性問題，也導致了種種時代困境。對此，杜維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yi) ”（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義(yi) 涵攝了己、群、地、天四大議題，是杜維明先生六十餘(yu) 年來致力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思想結晶。佐藤將之教授以“禮”為(wei) 核心，探討了“群”的議題——“人與(yu) 人之間如何通過家庭、社會(hui) 、國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動”。

基於(yu) 深入闡發“建構具有全球性普世意義(yi) 的當代儒學”的意圖，佐藤教授回顧了美國學界關(guan) 於(yu) “禮”的認知發展曆程，也探討了“精神人文主義(yi) ”與(yu) 近年來諸如美國的“正義(yi) 論”、日本的“共生思想”等思想之間建立對話之可能。同時，佐藤教授也指出了上述理論的一些問題。他認為(wei) ，應回歸原始文本來理解“禮”深刻內(nei) 涵，尤其是《荀子》一書(shu) 。精神人文主義(yi) 關(guan) 於(yu) “群”的論說，能為(wei) 我們(men) 重新認識荀子的禮治思想提供有益啟發。

講座直播

（左：主講人佐藤將之教授；右：主持人王建寶博士）

注：佐藤先生為(wei) 此次講座準備了長達一周。他為(wei) 有興(xing) 趣深入了解相關(guan) 問題的朋友提供了書(shu) 單，可在文末查閱。

一

從(cong) 日本“共生思想”脈絡看“精神人文主義(yi) ”

共生思想有何弊病？

近年來，“共生思想”逐漸受到中文學界的重視，佐藤教授認為(wei) 它所構建的理想人際關(guan) 係模式與(yu) 杜維明先生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義(yi) 之間有可溝通之處。

這一理念可追溯至1922年日本佛教大師椎尾辨匡（1876-1971）於(yu) 鎌倉(cang) 光明寺主辦的以“結合”為(wei) 契機的“共生(ともいき)運動。根據椎尾的宗旨，共生運動是為(wei) 了實現“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阿彌陀佛之真實生命，以及協調與(yu) 分擔之社會(hui) ”，而推動信徒之共同生活，以建立“心生；身生；事生；物生，人皆生的共生之裏”。

大概五十年後，日本建築家黑川紀章（1934-2007）基於(yu) 其環境問題意識，將“共生”這一模糊概念係統化為(wei) 哲學論述，提出了八種共生關(guan) 係。

黑川紀章（1934-2007）

（講座直播：黑川紀章總結的八種共生關(guan) 係）

此後，在諸如朱熹理學、陽明學、日本德川時代倫(lun) 理學等領域著述頗豐(feng) 的日本學者吉田公平將儒家的學說引入共生思想。他從(cong) 王陽明和盤珪禪師（1622-1693）的思想共性中歸納出“毫無保留地包容且肯定他者之存在樣式”的精神。吉田先生強調，此乃為(wei) 當代“競爭(zheng) ”與(yu) “成績”社會(hui) 所需要的思想資源，因此對他來說很有“魅力”。

然而，不論是基於(yu) 佛教信仰、環境問題意識還是儒學，在佐藤先生看來，共生思想脈絡仍不足以切實地構建良好的人際關(guan) 係：一方麵，共生論過多地依賴宗教力量；另一方麵，共生思想應用於(yu) 社會(hui) 現實中時，相比於(yu) 理想中的“共生”狀態，更多情況是強者單方麵地救濟弱者。佐藤先生認為(wei) 共生思想所顯露的種種弊病，根源在於(yu) 沒有注意到“禮”。

二

美國學界理解“禮”的曆程（1960-2000）

“禮”對當代社會(hui) 之倫(lun) 理秩序有何重要意義(yi) ？

在過去半世紀的美國，從(cong) 杜維明先生起，由1960-70年代的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2000年前後的南樂(le) 山(Robert C.Neville)、及至近年的普鳴(Michael Puett)等，身處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一步一步展開“禮”的探尋。

1968年，杜維明先生在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仁與(yu) 禮之間的創造緊張性》）一文中，以《論語》中“克己複禮為(wei) 仁”為(wei) 切入點指出：“仁”是構成“內(nei) 在性的原則”的根本德性。“仁”賦予“禮”意義(yi) ，而“禮”則是“仁”在特殊社會(hui) 條件下的外在表現。

赫伯特·芬格萊特（1921-2018）則與(yu) 杜維明相反，他的論述將“禮”作為(wei) 儒家建立理想人際關(guan) 係的核心。在他1972年出版的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孔子：即凡而聖》）中，他將“禮”形容為(wei) 一種“magic power”——“禮”能實現平等且具有道德的人際關(guan) 係。他認為(wei) “禮”應當是一種雙方自由參與(yu) (free co-participation)且致力於(yu) 維護彼此平等尊嚴(yan) 性(equal dignity)的行為(wei) 。赫伯特·芬格萊特的貢獻在於(yu) ，他的解讀重新將孔子哲學建立於(yu) 世界哲學的脈絡當中了。

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

2000年，為(wei) 了推行作為(wei) “世界哲學”的儒家，南樂(le) 山在Boston Confucianism（《波士頓儒學》）一書(shu) 中按照美國實用主義(yi) 中符號學意涵(performative or illocutionary functions of interpretation），主張“禮”具有三種特質：一、“禮”達成至高的文化：透過“禮”人性中的美善也得以發展；二、“禮”是約定俗成的，且會(hui) 因時間和空間而改變；三、當人人參與(yu) “禮”時，和諧和倫(lun) 常也因此得以成立。南樂(le) 山的學說離開了中國固有的語言和脈絡，以純哲學的方式向西方世界闡發了儒家的思想資源。

哈佛大學教授普鳴則是近年來頗具影響力的“禮”學研究者。他在哈佛大學教授的中國哲學課是最受歡迎的通識課程之一，因為(wei) 他講述的中國哲學挑戰了美國的普遍價(jia) 值觀。美國的觀念強調找到真正的自己，而普鳴教授從(cong) “禮”的角度出發，認為(wei) 施行“禮”不需要很高的道德觀念，隻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個(ge) 有禮貌的人（譬如說“請”和“謝謝”），人們(men) 會(hui) 自然而然的發生改變。這種人與(yu) 人互動的方式是美國教育中是較少受到重視的。

普鳴的學術貢獻在於(yu) 他提出了一個(ge) 比較新的觀點，即“作為(wei) 扮演假象的‘禮’”(ritual and the subjunctive)。他抨擊了二十世紀人類學家所抱持的世界觀，認為(wei) 現實社會(hui) 是一個(ge) 混亂(luan) 的、人間秩序飽受威脅的世界，因此人必須通過扮演的方式來呈現比較理想的社會(hui) 麵貌。一旦人不施行“禮”，就會(hui) 回到原來的樣子，因此人需要持續地施行“禮”。

《禮記》中曾記敘了兒(er) 子扮演祖先，而父親(qin) 扮演兒(er) 子的故事，此乃普鳴所謂“subjunctive”思想的來源，即強調這樣一種顛倒的角色性。通過這樣反複的扮演，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就會(hui) 得以改善。不僅(jin) 如此，在普鳴看來，施行禮的過程中，不僅(jin) 人會(hui) 有改變，“禮”也會(hui) 隨著人際關(guan) 係的不斷建構而發生變化。因此人際關(guan) 係的變化與(yu) 禮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左：普鳴教授；右：佐藤將之教授）

以上四位學者都對“禮”有著深刻且頗具影響力的論述。然而，佐藤教授在研究“禮”的過程中，仍發現了這四位學者對“禮”的理解之問題點：杜維明先生從(cong) “仁”本位的觀點出發，僅(jin) 僅(jin) 定義(yi) 了“禮”的工具性，在某種程度上限製了“禮”的重要性；南樂(le) 山先生的所提出的作為(wei) “記號/形象”的“ritual”恐怕隻在他的實踐哲學中理想化。此“ritual”可能不等於(yu) “禮”。普鳴先生的論述則有些以偏概全的以為(wei) ，似乎隻選擇了對自己的理論有利的一手材料進行引述，難以說明並非“扮演角色”，而反映實際人際關(guan) 係的“禮”（如“鄉(xiang) 飲酒禮”等）的層麵。

此外，佐藤教授也指出，以上的學說都沒有考量政治因素。誠然，二十世紀出頭，由“禮”建構的社會(hui) 秩序對古代中國社會(hui) 有過較大的負麵影響，因此學者們(men) 傾(qing) 向於(yu) 避諱“禮”的政治性質。但如果隻是很抽象地將“禮”的政治性去掉，則“禮”將不能應用於(yu) 實際的人際關(guan) 係，儒家理想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就無法有效建立。

三

荀子的“禮義(yi) 論”與(yu) 美國的“正義(yi) 論”

精神人文主義(yi) 與(yu) 正義(yi) 論之間建立對話之可能？

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正義(yi) 論因其對社會(hui) 中如何進行公眾(zhong) 分配的討論而廣受關(guan) 注，此後更是因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相關(guan) 討論而在全球範圍內(nei) 產(chan) 生巨大影響。

然而，早在數千年前，荀子就已對這一議題進行過深刻且具有實踐意義(yi) 的探討了。與(yu) 正義(yi) 論相似，他也認為(wei) 社會(hui) 應當建立分配的準則，即“禮義(yi) 論”。佐藤先生認為(wei) ，“禮義(yi) 論”是真正能與(yu) “正義(yi) 論”進行交流的學說。那麽(me) ，為(wei) 了探討“禮”的功能和意義(yi) ，我們(men) 需要厘清什麽(me) ？佐藤教授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進行了闡釋。

佐藤教授指出，“禮”的概念本身就是有變化的。因此，《論語》裏的“禮”與(yu) 《荀子》裏的“禮”大有不同。

比較原始的“禮”是戰國時期《論語》《孟子》以及春秋三傳(chuan) 中“禮”的思想，主要討論君王或曆史上知名貴族的政治行為(wei) 是否合乎“禮”。此時的“禮”還沒有經曆理論化的過程，被描述為(wei) 一種純粹的好的行為(wei) 準則。如果一個(ge) 人符合這種準則就能收獲好的結果，違背它則要受到懲罰。

（圖源網絡）

此後，《管子》在國家運作和統治國家的問題上，明確地提出了“禮”的重要意義(yi) ，將“禮”的思想係統化。《荀子》則將其規模擴展到了全人類的高度，在其國家論、資源分配論、欲望論、人事論、修身論等各種探討中，“禮”的概念都占據其價(jia) 值的核心。

而老莊學說也開始抨擊“禮”，指出“禮”的問題。因此，漢代的“禮”的思想並不是靠董仲舒等人的個(ge) 人力量突然達成的，而是在荀子的思想框架基礎之上，參考了老莊的反對意見構建而成的。

總體(ti) 而言，“禮”的基本理論框架是由荀子奠定的。荀子明確地提出了禮為(wei) 什麽(me) 能成為(wei) 對人類社會(hui) 最關(guan) 鍵的倫(lun) 理價(jia) 值之理由，在其闡述之下，所有的國家社會(hui) 製度、倫(lun) 理等問題通通能夠通過“禮”得以解決(jue) 。而荀子的“禮”最大的要義(yi) 在於(yu) ，它不因身份階層而有區別，隻要是人誰都可以實踐。荀子“禮治”的宏願在於(yu) 建立一個(ge) 世界型國家，提出契合全世界的“禮”的規範。

（講座直播：荀子“禮”概念之十一種意涵）

講座結束後，王建寶博士做了簡要總結。他高度評價(jia) 了佐藤先生的演講，認為(wei) 其基於(yu) 全麵細致的文獻梳理，極好地勾勒了“禮治”的內(nei) 涵——從(cong) 禮到法，從(cong) 法到政，從(cong) 政實現治理。他認為(wei) 佐藤先生總結的“禮”概念的十一種意涵具有新意，體(ti) 現了“適應性、轉化性和超越性”。因為(wei) 人能被“禮”教化，而禮也能因人而變化。人間的禮與(yu) 天地是互感互通的，從(cong) 而產(chan) 生一種生生不息的人倫(lun) 社會(hui) 。

在互動環節，聽眾(zhong) 就《禮記》與(yu) 《荀子》的學術思想史等相關(guan) 問題與(yu) 佐藤教授進行了討論。最後，王建寶博士代表高研院向佐藤教授致謝。

（講座相關(guan) 資料）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