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令方彝為(wei) 西周昭王銅器

作者：劉樹滿（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二月初八日壬戌

          耶穌2022年3月10日

從(cong) 1929年起至今，康宮原則是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領域始終繞不開的重要議題，多位學者圍繞這一議題爭(zheng) 論不休。

直接關(guan) 乎康宮原則能否成立

1929年，洛陽馬坡出土了一批包括令方彝、令尊在內(nei) 的重要西周青銅器，其銘文中出現了一個(ge) 宮廟的名稱，即“康宮”，引起學術界關(guan) 注。羅振玉、郭沫若、唐蘭(lan) 等學者紛紛撰文討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和唐蘭(lan) ，但雙方觀點截然不同。在數十年的爭(zheng) 論中，郭沫若始終認為(wei) 令器銘文中的“康宮”不是康王的廟，不具斷代意義(yi) ，力主令方彝作於(yu) 成王時代。唐蘭(lan) 也不改初衷，認定令方彝銘文中的“康宮”為(wei) 康王之廟，並指出康王為(wei) 始祖，康宮中有昭、穆、夷、厲等王的廟。這正好對應銅器銘文中的康昭宮（見頌鼎等）、康穆宮（見克盨）、康宮夷太室（見攸從(cong) 鼎）、康剌（厲）宮（見克鍾），從(cong) 而證明銘文中出現“康宮”的令方彝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後。

令方彝究竟是成王時器，還是康王以後的昭王時器，直接關(guan) 乎康宮原則能否成立的問題。而康宮原則的適用與(yu) 否，不僅(jin) 涉及一大批西周早期銅器的年代問題，還涉及西周中晚期銅器的斷代，影響麵十分廣泛。所以，令方彝的年代是雙方爭(zheng) 論的核心問題。

祖丁與(yu) 父丁並非同一人

近百年來對康宮問題的研究中存在這樣一個(ge) 前提，學者們(men) 普遍認為(wei) 作冊(ce) 大鼎銘文中的“祖丁”與(yu) 令方彝銘文中的“父丁”是同一個(ge) 人。郭沫若推斷，“作冊(ce) 大乃夨令子，令為(wei) 作冊(ce) ，大亦為(wei) 作冊(ce) ，父子世官”。（《兩(liang) 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唐蘭(lan) 則指出，令方彝所言“父丁即康王時作冊(ce) 大鼎的祖丁，那末，作冊(ce) 夨令當是作冊(ce) 大的叔父輩。但時代反較晚，等於(yu) 祭公為(wei) 穆王祖父一輩而當穆王前期”。（《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

筆者認為(wei) ，這一前提是康宮問題長期爭(zheng) 論的原因之一。盡管依照人物的聯係構成器組，是西周銅器斷代的重要研究方法，但正如李學勤早就警示我們(men) 的：這種方法“是有一定局限的，有時會(hui) 導致不妥當的推論。銘文中同樣人名，有時不是同一個(ge) 人；即使同一個(ge) 人，也可能生存於(yu) 一個(ge) 以上的王世”。（《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liang) 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如果我們(men) 轉換角度，把“祖丁”和“父丁”看成兩(liang) 個(ge) 人，這個(ge) 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令方彝銘文中的“父丁”就是作冊(ce) 大，作冊(ce) 大鼎銘文中的“祖丁”是作冊(ce) 大的祖父，也就是作冊(ce) 令的曾祖父，大致生活在西周初年，很可能是這個(ge) 家族在西周的第一代。如此，作冊(ce) 令就不是作冊(ce) 大的父親(qin) ，恰恰相反，作冊(ce) 令應是作冊(ce) 大的兒(er) 子。既然作冊(ce) 大鼎作於(yu) 康王初期，此時作冊(ce) 大在朝任職，正值盛年，鑒於(yu) 康王在位25年左右，作冊(ce) 大可能任職到康王晚年。作為(wei) 作冊(ce) 大的兒(er) 子，作冊(ce) 令最早可能任職於(yu) 康王晚年，但從(cong) 令方彝、尊、簋體(ti) 現出宏大又精致的特點來看，應作於(yu) 作冊(ce) 令生涯的頂峰時期，即昭王時期。

以往的研究者包括唐蘭(lan) 將作冊(ce) 大鼎銘文中的“祖丁”和令方彝銘文中的“父丁”當作同一個(ge) 人，其原因是沒有注意到商周日名（即廟號）的特殊性。商代貴族廟號的確定方式，既不是生日，也不是死日，而是用卜選的方式。其廟號一般是以下葬日的幹支，多半選擇在柔日（即陰日），如乙、丁、己、辛等。西周時期，乙、丁、辛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造成一個(ge) 家族的幾代人中，會(hui) 出現日名相同的現象。（張懋鎔：《商代日名研究的再檢討》，《古文字與(yu) 青銅器論集》，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微氏窖藏青銅器。（寶雞市周原博物館編著：《周原——莊白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我們(men) 根據各器間橫向（同器主同時代的器物）和縱向聯係（器主家族幾個(ge) 世代的器物），可排列出微氏第一世至第七世的器主與(yu) 青銅器的對應關(guan) 係。

第一世 “高祖”

第二世 “烈祖”

第三世 “乙祖”

第四世 “亞(ya) 祖祖辛”折折方彝

第五世 “乙公”豐(feng) 豐(feng) 尊、豐(feng) 卣

第六世 “丁公”牆牆盤

第七世 簋

微氏家族作為(wei) 殷商遺民和作冊(ce) 大家族一樣，繼承了祖先使用日名的傳(chuan) 統。從(cong) 上表來看，第三世是“乙祖”，他被第四世折稱作“父乙”，折尊、折方彝、折觥的銘文都說“用作父乙尊”，證明第三世的廟號是“乙”。第五世是“乙公”，他被第六世牆稱作“父乙”，牆爵曰“牆作父乙寶尊彝”，說明第五世的廟號也是“乙”。第三世和第五世僅(jin) 僅(jin) 相隔了一世，祖與(yu) 孫卻使用相同的廟號，說明在同一個(ge) 家族，廟號相同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冊(ce) 大家族作為(wei) 殷商遺民，文化內(nei) 涵與(yu) 微氏家族很接近。作冊(ce) 大就好比微氏家族的第五世“乙公”——豐(feng) ，他可以把第三世“乙祖”稱為(wei) “祖乙”。作冊(ce) 令就好比微氏家族的第六世——牆，他可以把第五世“乙公”稱為(wei) “父乙”。由於(yu) 作冊(ce) 大鼎和令方彝係1929年洛陽馬坡出土，盜掘導致很多信息丟(diu) 失，我們(men) 不能確知作冊(ce) 大的廟號是“乙”。但是，我們(men) 能夠從(cong) 形製、紋飾和銘文的字形書(shu) 體(ti) 等方麵證明令方彝晚於(yu) 作冊(ce) 大鼎，進一步確立他們(men) 之間的父子關(guan) 係。

從(cong) 考古類型學審視令方彝

目前所知，西周最早的鼓腹方彝是義(yi) 方彝，器體(ti) 瘦高、深腹微鼓、圈足較高。因其銘文中出現“武王”字樣，可知其為(wei) 武王時器，若按諡號論，則在成王初年，總之是西周初期的方彝。稍晚的鼓腹方彝逐漸由瘦高向橫寬發展，腹部也越來越鼓，流行於(yu) 西周早期後段至西周中期前段。總體(ti) 來看，令方彝與(yu) 義(yi) 方彝差別較大，前者器身較義(yi) 方彝矮胖，腹部變淺，且外鼓的程度更甚。此外，在紋飾的種類和風格上，義(yi) 方彝紋飾線條比較剛直，更接近商代晚期的方彝。

其實，與(yu) 令方彝最為(wei) 接近的是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銅器窖藏出土的作冊(ce) 折方彝。兩(liang) 器整體(ti) 都呈方形，且蓋麵隆起、淺腹圓鼓、矮圈足下有淺台的形製也基本一致；紋飾上，三層滿花、通體(ti) 四角和四麵中線上的扉棱以及大獸(shou) 麵紋的裝飾風格也大致相仿。根據李學勤等學者的研究，作器者“折”的活動時期應自康王後期到穆王初年。（《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厚莊白、強家兩(liang) 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所以，該器的年代相當於(yu) 西周早期後段至西周中期前段。

令方彝明顯晚於(yu) 作冊(ce) 大鼎

作冊(ce) 大鼎的銘文具有明顯的波磔體(ti) 意味，保留更多晚商字形書(shu) 體(ti) 的特點。第一，行款的特點明顯，行與(yu) 行之間逼仄，沒有明顯的間距。字與(yu) 字之間忽而擠兌(dui) ，如“武”字與(yu) “王”字距離太近，以至於(yu) “武”字上大下小，很不穩定；忽而離散，如“作祖丁”三字間隔太寬，空白較大。第二，文字大小較為(wei) 懸殊。如鑄、賞、馬、尹等字，一個(ge) 字占有兩(liang) 個(ge) 字的空間。第三，如王、天的部分筆畫很肥大，醜(chou) 、尹的捺筆肥大。

令方彝銘文雖然還有一定程度的波磔體(ti) 意味，但與(yu) 作冊(ce) 大鼎的銘文相比，顯然弱化了許多。首先，行與(yu) 行的間距明顯大於(yu) 字與(yu) 字的間距，可見行距趨向整齊。其次，文字雖然有大有小，但懸殊程度小於(yu) 作冊(ce) 大鼎。字與(yu) 字之間的距離也比較一致。最後，有肥筆的字的比率下降。作為(wei) 銘文最長的方彝，187字中隻有在、丁、十、父、乙、君、王等少數幾個(ge) 字有肥筆，而且王字的肥筆程度明顯弱於(yu) 作冊(ce) 大鼎。

總而言之，作冊(ce) 大鼎銘文更多地繼承了晚商以來波磔體(ti) 銘文的特點，而令方彝銘文正處於(yu) 殷商波磔體(ti) 銘文向西周玉箸體(ti) 銘文的過渡時期。可見，作冊(ce) 大鼎的時代應早於(yu) 令方彝。

此外，從(cong) 尊、公、王等具有代表性的字形，可知兩(liang) 器年代的早晚。尊字的演化軌跡比較明顯，作冊(ce) 大鼎“阜”部作填實狀，是較早的寫(xie) 法；令方彝、令簋“阜”部作鏤空狀，是較晚的寫(xie) 法。作冊(ce) 大方鼎“酉”部上無筆畫，令簋“酉”部則增加兩(liang) 豎一橫，這是昭王時器才有的寫(xie) 法。其餘(yu) 如馭觥蓋，不見於(yu) 成康時期。

公字的寫(xie) 法兩(liang) 器差別最為(wei) 明顯。作冊(ce) 大鼎口部以上兩(liang) 豎呈束腰狀，且開口大，間距短。令方彝雖然器銘的公字口部上兩(liang) 筆呈開口式，但兩(liang) 豎之間距離較作冊(ce) 大方鼎拉近，與(yu) 昭王標準器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令方彝蓋銘中所有公字兩(liang) 豎筆都較短，並呈斂口式，近似後期公字的寫(xie) 法，不見於(yu) 成王至康王前期器。此外，令簋口部上兩(liang) 豎筆直，且距離極近，同昭王以前銅器銘文的寫(xie) 法差別很大。

王字的寫(xie) 法也呈現同樣特征。作冊(ce) 大鼎與(yu) 康王時標準器獻侯鼎差不多，字形瘦高，最下邊的一橫筆與(yu) 豎筆交匯處筆道較粗，形成一個(ge) 三角區。而令方彝和昭王時標準器過伯簋上的王字整體(ti) 變矮，呈近方形，且最下一橫筆變細。

結合上文可知，作冊(ce) 大鼎與(yu) 康王時的標準器的字形書(shu) 體(ti) 基本一致，而令方彝與(yu) 昭王時的標準器的字形書(shu) 體(ti) 接近，所以令方彝的時代明顯晚於(yu) 作冊(ce) 大鼎。如果再細分，從(cong) 尊、公等字來看，令簋的時代可能稍晚於(yu) 令方彝。令方彝器、蓋銘文雖內(nei) 容相同，而字形書(shu) 體(ti) 卻不同，蓋銘中有些字的字形書(shu) 體(ti) 不見於(yu) 康王銅器上，反而與(yu) 令簋更接近。

綜上所述，無論器物形製還是銘文字形書(shu) 體(ti) ，令方彝的時代都晚於(yu) 作冊(ce) 大鼎，作冊(ce) 令是作冊(ce) 大的兒(er) 子。既然令方彝、方尊、令簋都是昭王時期的銅器，那麽(me) 包括令器在內(nei) 的102件與(yu) 康宮有關(guan) 的銅器均吻合康宮原則，唐蘭(lan) 提出的康宮原則是正確的。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以青銅器為(wei) 中心的西周諸侯國文化認同研究”（20CKG014）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