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複仇以明王義(yi) ——《公羊傳(chuan) 》“九世複仇”說辨正

作者：張靖傑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在齊滅紀一事上 ,《公羊傳(chuan) 》的作者賢齊襄公能複九世之仇，引起曆世爭(zheng) 訟。質疑者往往從(cong) 事理與(yu) 經義(yi) 角度批評“九世複仇”為(wei) 無稽之談，卻不明乎《公羊傳(chuan) 》本以《春秋》為(wei) 借事明義(yi) 之書(shu) ，托齊襄能為(wei) 遠祖複仇，實為(wei) 張大複仇之義(yi) ，並非真許複仇於(yu) 九世之後。不過，一些學者以“複仇”違背“尊王”質疑“九世複仇”的觀點恰恰補正了《公羊》學者曆來在詮釋“九世複仇”時的闕如。一方麵，“尊王”首先意味著“尊天子”，若推本公羊學誕生的曆史情境，認為(wei) “九世複仇”隱含了導向“仇天子”之抽象可能亦未為(wei) 不可；另一方麵，《公羊傳(chuan) 》所謂“尊王”本非尊時王，而是尊王道、王義(yi) ，故“複仇”不僅(jin) 不違背尊王，而是以推明王道正義(yi) 於(yu) “無王”之世為(wei) 最終目的。

關(guan) 鍵詞：《春秋公羊傳(chuan) 》 九世複仇 大複仇 尊王

作者：張靖傑，男，1990年生，浙江奉化人，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儒家哲學。

《春秋·莊公四年》記載：“紀侯大去其國。”其事之原委，即齊襄公貪利紀國土地，故於(yu) 是年吞並紀國。然而，《公羊傳(chuan) 》由此賢齊襄公能複九世之仇，引起曆世爭(zheng) 訟，儼(yan) 然成為(wei) 《春秋》學史上一大論爭(zheng) 焦點。何休以其說為(wei) “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卻亦多方維護，以證師說之不誤[1]。許慎《五經異義(yi) 》以古《周禮》之“複仇不過五世”質疑複仇“九世”，乃至“百世”之說[2]。及至唐宋，說《春秋》者“舍傳(chuan) 求經”，更疑“九世複仇”於(yu) 經並無明文，於(yu) 理不合處自不暇計。清代學者論說“九世複仇”，正、反兩(liang) 方壁壘分明。俞汝言、毛奇齡、厲鶚等質疑者多方舉(ju) 證，以齊襄自非賢君，滅紀實為(wei) 利地，複仇追之九世更為(wei) 無稽。孔廣森、劉逢祿、陳立等人則堅持維護《公羊》師說，張大“複仇”之義(yi) 。當代學者中，浦偉(wei) 忠（1991）、陳恩林（1998）、邱鋒（2008）、鄭任釗（2013， 2016）、柯棋瀚（2018）等學者均有專(zhuan) 文論述《公羊傳(chuan) 》的複仇觀，李隆獻更有兩(liang) 本專(zhuan) 著探討中國古代之複仇觀，均涉及“九世複仇”的議題[3]。不過，當代學者凡言“九世複仇”，大多本於(yu) 史事以規其謬誤，即便有意挖掘《公羊傳(chuan) 》之“複仇”要義(yi) ，於(yu) 九世複仇一事，亦多蜻蜓點水，其中迂回曲折之處往往躐等而過。歸本溯源，理當追問：《公羊傳(chuan) 》 何以要作“九世複仇”之論？如其於(yu) 事、於(yu) 理皆有不合，又何必苦心孤詣為(wei) 此“異義(yi) ”之說？

本文依托《公羊》“九世複仇”之經、傳(chuan) 、注、疏，及前賢之論說、研究，試圖探賾“九世複 仇”之立言宗旨，並剖判其不同的事理層次。要之，賢齊襄公之複仇，並非真予其能為(wei) 九世之祖複仇。其本質是聖人“假事明義(yi) ”，張大其事而已。質疑者大多攻訐其不合史事、常理，卻不見於(yu) 聖人誌意，公羊學者對之已有辨明。而以“九世複仇”之是非迂曲為(wei) 依托，《公羊》更欲托明“王道正義(yi) ”於(yu) “無王”之世，此亦體(ti) 現《公羊》之“尊王”實為(wei) 尊“王道”而非尊“時 王”的基本立場。

一、“齊滅紀”事述略

欲申明“九世複仇”之大義(yi) 微旨，首先要對其所依托之史實——即魯莊公四年（前 690）齊國吞滅紀國一事——有基本的了解。《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史記·齊太公世  家》記載：“（齊襄公）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4] 考諸《春秋》，可知齊國早有吞並紀國之誌。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六年，紀國二次請求於(yu) 魯，均為(wei) 齊難之故；十三年，紀又隨魯、鄭敗齊師；十七年有“公會(hui) 齊侯、紀侯盟於(yu) 黃”，亦是魯居間調和。及至莊公元年始其滅國，“齊師遷紀郱、鄑、郚”，吞並之誌形於(yu) 顏色；三年，“紀季以酅入於(yu) 齊”以存宗廟；四年終逞其滅國之誌，以致“紀侯大去其國”。可知齊之滅紀非旦夕而成。

本當亂(luan) 世，諸侯之間侵伐吞並無數，史遷所謂“《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5]，此亦不過是諸侯之間相互侵伐、吞滅之一事而已。然而三《傳(chuan) 》解之不同，尤以《公羊》最為(wei) 殊異。《左傳(chuan) 》以為(wei)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yu) 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6] 紀侯不能屈尊事齊，故違難而去。“大去”即去而不返之意。與(yu) 《史記》所錄相合。《穀梁》則謂：“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cong) 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7]《左傳(chuan) 》《穀梁》均以“大去”為(wei) 去國不返，並惡齊國滅紀。不同之處在於(yu) ：《穀梁》以“大去”為(wei) “得眾(zhong) ”，且賢紀侯而貶齊襄之態度鮮明。唯獨《公羊傳(chuan) 》一反常理，釋“大去”為(wei) “滅國”，且以滅人國者為(wei) 賢，以發明“複仇”之義(yi) ：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wei) 不言齊滅之？為(wei) 襄公諱也。《春秋》為(wei) 賢者諱，何賢乎襄公？複仇也。（《公羊傳(chuan) ·莊公四年》）

以“大去”為(wei) “滅國”，可見《公羊》所承之師說本即與(yu) 《左》《穀》不同。然而何休《解詁》、徐彥《疏》並未過多闡發，僅(jin) 有董仲舒解經，既本《公羊》師說，亦頗采《穀梁》之義(yi) 。《春秋繁露·滅國下》曰：“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仇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8] 齊紀之仇，追之九世，“大去”二字，即以張大滅國之緣由解之，以告誡人君“於(yu) 言無苟”，以免危及後嗣。又《玉英》篇雲(yun) ：“率一國之眾(zhong) ，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yi) 且得眾(zhong) 心也，故為(wei) 諱滅。以為(wei) 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yi) 也。”[9] 以齊襄為(wei) “九世之主”，又許紀侯能得民心而與(yu) 民俱死國，既合《公羊》“國滅君死”之正義(yi) ，又取《穀梁》得眾(zhong) 之說。陳立《義(yi) 疏》謂：“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yi) 。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為(wei) 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yi) ，宗廟社稷委之於(yu) 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為(wei) 賢之？”[10] 既賢紀侯，自不當以“大去”為(wei) 去國不反。

“大去”二字究竟是去國不返還是國滅君死並無礙於(yu) 紀國覆滅的史實，《公羊》對之亦不 計較，真正的爭(zheng) 議焦點在於(yu) 《公羊》賢齊襄公能複九世之仇，畢竟複仇之說於(yu) 史冊(ce) 並無明載，《左傳(chuan) 》《穀梁》亦未言及。不過考諸《公羊傳(chuan) 》則不難發現：齊之滅紀，首尾呼應；為(wei) 齊襄諱，從(cong) 一而終。《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傳(chuan) 》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wei) 不言‘取之’也？為(wei) 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齊國滅紀即由此次取邑開始，《春秋》則詭其辭，即變“取”為(wei) “遷”，以實現為(wei) 襄公諱的目的。可知《公羊》之賢齊襄公，自其滅紀之始便已埋下伏筆。又《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於(yu) 齊。”《傳(chuan) 》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齊紀兩(liang) 國力有大小，齊之滅紀又勢所必行，紀季攜酅邑入齊，本屬大惡，而《公羊》卻“為(wei) 賢者諱”。若賢其存宗廟、繼絕祀，尚有理可說。然而《公羊》更賢紀季能服罪，徐彥《疏》即指出：“‘先祖有罪於(yu) 齊’者，即四年《傳(chuan) 》雲(yun) ‘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是也。”[11] 非以滅紀為(wei) 複仇，則不能為(wei) 此“服罪”之說。“屬辭比事”，可知《公羊》一貫以“複仇”屬齊襄。

為(wei) 證“複仇”之不誤，《公羊傳(chuan) 》更於(yu) 賢齊襄後就複仇之事由、限度、依據一一闡明：

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wei) 於(yu) 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複仇乎紀，卜之，曰：“師喪(sang) 分焉。”“寡人死之，不為(wei) 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複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ti) 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wei) 一體(ti) ？國君以國為(wei) 體(ti) ，諸侯世，故國君為(wei) 一體(ti) 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yu)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hui) 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wei) 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wei) 為(wei) 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公羊傳(chuan) ·莊公四年》）

《公羊》追述齊紀之仇於(yu) 九世之前。《史記·齊太公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wei) 胡公。”[12] 而後，又曆獻、武、文、成、莊、僖，凡九世[13]。為(wei) 人子孫以拳拳之心事於(yu) 祖禰，為(wei) 枉死之先祖報仇，其情可原。然而，此說於(yu) 理未安之處不一而足：首先，齊襄公與(yu) 其妹文薑亂(luan) 倫(lun) 私通，又令公子彭生拉殺妹夫魯桓公，行同鳥獸(shou) ，以“事祖禰之心”予之，於(yu) 理未安。故《公羊》以襄公與(yu) 卜者之對話，申其複仇之誌，實為(wei) 避非賢而賢之嫌疑；其次，今日之紀侯非譖齊哀公之紀侯，以昔日之仇怨遷怒今日之子孫，實違常理。《公羊》於(yu) 此申明其複仇之正義(yi) ，理由有三：第一，有國者世襲其位，“國君一體(ti) ”，故先紀侯之恥，亦今紀侯之恥；第二，若周夷王為(wei) 明天子，則譖人之紀侯自當服罪除國，於(yu) 今之齊侯而言亦當無仇可複。故去紀是理本所當去，並非興(xing) 不義(yi) 之師而強去之；第三，兩(liang) 國相會(hui) ，當以先君之辭號相稱。然而今之齊、紀凡相接必念及遠祖之仇，實屬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故曰“不可並立乎天下”。準此，《公羊》以為(wei) 齊襄公複九世之仇，不僅(jin) 合理，且勢所必行，按《公羊》之意，此仇不僅(jin) 九世可報，雖百世之渺遠亦可報。

不過，《公羊》所許之“九世複仇”，亦有一定限製：第一，就複仇之主體(ti) 而言，“九世複 仇”僅(jin) 限於(yu) 國君，因為(wei) 諸侯世襲，國君一體(ti) ，大夫之家及以下則不可，以此禁複仇之泛濫；第二， 《公羊》賢齊襄能複九世之仇，卻也堅持道義(yi) 原則。同年六月，經文記載“齊侯葬紀伯姬”。如以九世仇怨之深，齊襄滅紀之咬牙切齒（“寡人死之，不為(wei) 不吉”），轉而又葬仇讎之妻似多此一 舉(ju) 。然而，《公羊》特意指出：“滅其可滅，葬其可葬。複仇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wei) 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即何休《解詁》所謂“據恩怨不兩(liang) 行”是也[14]。故《公羊傳(chuan) 》雖賢齊襄公複仇，卻不許其滅國，為(wei) 之諱而不隱其惡。

總之，三《傳(chuan) 》盡管在“大去”的解釋上有所出入，但對齊襄公吞滅紀國一事之事實認定上的差異僅(jin) 關(guan) 乎紀侯是否去國及是否賢紀侯，與(yu) 齊滅紀之事體(ti) 無涉。不過，將齊國吞滅紀國之 事由歸之於(yu) 齊襄公複九世之仇，卻是《公羊》獨有之意。質疑者以齊之滅紀本為(wei) 利地，托之九世複仇實屬無稽，《公羊》學者維護師說，藉理義(yi) 之應然，以期補正史事之委曲。下文即圍繞雙方之論辯，把握在“九世複仇”議題上之攻防。

二、批判與(yu) 維護：“九世複仇”的事、義(yi) 之爭(zheng)

對“九世複仇”說之批判與(yu) 維護，李隆獻在其專(zhuan) 著中已有十分詳盡的梳理，本文無意重複前賢的工作，而是輟其要，藉此厘清公羊學者究竟采取何種策略維護“九世複仇”之說。簡言之，對“九世複仇”之批判可以分為(wei) 史事與(yu) 義(yi) 理兩(liang) 個(ge) 方麵。然而，事之合否，本《公羊》所不計較，托之齊滅紀而言“九世複仇”，隻是“假事明義(yi) ”之方法的具體(ti) 運用而已。又《公羊》於(yu) “複仇”一義(yi) 非僅(jin) 齊滅紀一事，“屬辭比事”可知“九世複仇”本為(wei) 張大“複仇”而作，並非真許齊襄公複仇於(yu) 九世之後，徵引其他經義(yi) 以質疑《公羊》亦未真正構成對“九世複仇”說的挑戰。

“九世複仇”說遭到最多的質疑針對的是事情本身，論者圍繞齊滅紀事之各個(ge) 方麵予以考察，論述不可謂不周延。就事態發展而言，齊之滅紀早在齊僖公時即有籌謀，故毛奇齡質疑：“齊侯如紀在桓五年，此時齊僖未亡，則謀紀者齊僖之誌，誰謂齊襄能複仇者？”[15] 就齊襄公之個(ge) 人品性與(yu) 複仇動機而言，齊襄公有鳥獸(shou) 之行，貪利紀國土地而擅滅同姓，實非有道之主，幾乎是批評者的共識[16]；就齊紀之仇怨來看，齊哀公本荒淫之君，受天子之誅亦絕非無辜[17]。且譖言並非手殺，如何能夠以語言為(wei) 仇[18]。

由事實層麵的質疑亦可推擴至事理層麵，複援引經義(yi) ，指摘“九世”之說與(yu) 仇及子孫的謬誤。許慎《五經異義(yi) 》以古《周禮》“不過五世”，及孔子相定公會(hui) 齊侯於(yu) 夾穀為(wei) 例，反駁“九世複仇”之說[19]；葉夢得則以周代廟製矯“九世”之說，以其違反“禮有節文”的基本規定[20]；厲鶚同樣以為(wei) “即以世仇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且以服製為(wei) 斷，自當“親(qin) 盡則服盡，服盡則仇盡。”[21] 毛奇齡則指出“複仇”本於(yu) 人情，“親(qin) 遠則恩衰，仇遠則怨忘”，絕無“九世複仇”之理。[22] 更有學者以《公羊》經義(yi) 攻訐“九世複仇”，如劉敞以《公羊》之“三世說”質疑齊滅紀時當所傳(chuan) 聞世，又為(wei) 之諱，實自相矛盾[23]。厲鶚則以“推刃之說”衡“九世複仇”，以為(wei) 其“自相刺謬”[24]。

上述批判幾乎涉及了“九世複仇”說的各個(ge) 方麵，但對於(yu) 《公羊》經義(yi) 而言，卻未必有所損益。就事體(ti) 本身而言，公羊學者盡管已多所辯駁，然而其解經本多就理之當然、義(yi) 之合否 推原事端，並不如古文學者據實而疑。若以史為(wei) 斷，《公羊》之說自不免左右支絀。陳立斷然 指明齊之滅紀實為(wei) 利地，襄公之賢亦為(wei) 假托，純以《公羊》“九世複仇”為(wei) 明義(yi) 之說，非據史而錄，卻是擺正《公羊》立場的拔本塞源之論。在陳立看來：“襄公假複仇為(wei) 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yi) 。”假之為(wei) 言借也，即借事明義(yi) ，隻是托之於(yu) 齊紀之事而已。又：“《春秋》為(wei) 張義(yi) 之書(shu) ，非紀事之書(shu) 。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托名複仇，即以複仇予之，予複仇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仇不可一日忘。”[25] 可見，必當離齊襄而言複仇方可無扞格之患。皮錫瑞則更進一步：“昧者乃執《左氏》之事，以駁《公羊》之義(yi) 。不知孔子並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yu) 不合、備與(yu) 不備，本所不計。孔子是為(wei) 萬(wan) 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為(wei) 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信也。”[26] 鹿門之說徑直以《公羊》立場點明“九世複仇”之經義(yi) 並不在“史”而在“義(yi) ”，“立法垂教”才是孔子筆削《春秋》所側(ce) 重，也是《公羊》的立義(yi) 所在。

緣《周禮》與(yu) 《公羊》本身之經義(yi) 質疑“九世複仇”亦大可不必。以“假事明義(yi) ”的立場觀之，“九世複仇”說的立言宗旨在於(yu) 張大複仇，並非真正許齊襄公複仇於(yu) 九世之後。何休《解詁》已有明言：“‘百世’，大言之爾。”[27] 即以“百世”為(wei) 誇大之辭。徐彥《疏》雲(yun) ：“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yu) 彼則無罪，施之於(yu) 己則無義(yi) ，故謂之大言耳。”[28]“施之於(yu) 彼則無罪，施之於(yu) 己則無義(yi) ”，即已否認百世之後猶可複仇。賈公彥以此準“五世之外”，亦與(yu) 之理同[29]。皮錫瑞即指出：“《疏》所引即古《周禮》說，以圓《公羊》之義(yi) ，發《解詁》之旨，是《公羊》與(yu) 《周禮》說非不可通。齊襄非賢君，其滅紀亦不過假複仇為(wei) 名，非真能複九世之仇者。《春秋》假托齊襄以明複仇之義(yi) ，此聖人借事明義(yi) 之微旨也。”[30] 既以“百世”為(wei) “甚言”，亦不妨以“九世”為(wei) “甚言”。以此非難《公羊》，實是未明“百世”“九世”為(wei) 張大之辭，並非真許齊襄公能複仇於(yu) 九世之後。

另一方麵，“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欲明乎《公羊》複仇之義(yi) ，自當“瞻前顧後”，以別處之經文準之。首先，《公羊》於(yu) “複仇”之義(yi) 於(yu) 齊滅紀以及別處所見之複仇事上業(ye) 已多作限製，不當僅(jin) 據“九世”這一誇大之說辭便非難之。在“齊滅紀”一事上，對複仇主體(ti) 已有明確規定，即強調國君可，大夫家及以下則不可，意在禁複仇之泛濫。在伍子胥複仇一事上亦明確主張：“父不受誅，子複仇可也；父受誅，子複仇，推刃之道也。複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即禁止往來相殺與(yu) 斬草除根的複仇之舉(ju) 。可見家仇與(yu) 國仇本即不同，《周禮》本以官方立場論複仇之一般原則，與(yu) 《公羊》在“複仇”議題上的主張本無不可調和之矛盾[31]。其次，莊公於(yu) 元年“念母”，四年與(yu) 齊侯狩，五年與(yu) 齊人伐衛納朔。然而，齊魯實有不共戴天之仇，按《公羊》之說，“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複仇，非子也。”魯桓被弑，“仇者無時焉可與(yu) 通”，魯莊公卻頻繁與(yu) 殺父仇人往來交通，毫無半點人子之心。但是魯國為(wei) 《春秋》之親(qin) 人，內(nei) 大惡當諱，且“內(nei) 無貶於(yu) 公之道”，故隻能曲筆委齊襄以複仇，以譏魯莊之不複仇[32]。後文以“伐敗”為(wei) 魯莊公開脫，亦其間一事爾。若非如此，魯莊公則大虧(kui) 於(yu) 臣子之義(yi) ，又如何全其繼體(ti) 為(wei) 君之道？可知，以“九世複仇”許齊之滅紀，實為(wei) 假托之辭，《公羊》“複仇”一義(yi) ，亦當連綴各處文辭、排比所托事例方可明曉。

要之，“九世複仇”本即《公羊》借事名義(yi) 之說。大多數批判聚焦“九世複仇”事體(ti) 之真、事理之合，然《公羊傳(chuan) 》本藉由齊之滅紀以托“複仇”之義(yi) ，並非真正認可齊襄公複仇之事，於(yu) 此置喙並無損於(yu) 《公羊》大義(yi) ；且“複仇”一義(yi) ，並不獨見於(yu) 齊滅紀之事。比較《公羊傳(chuan) 》中“複仇”諸事，可知“九世”之說本為(wei) 張大複仇而發，以收推明忠臣孝子之心的效果，並非真許之以複仇於(yu) 九世之後。

三、“九世複仇”中的“仇天子”議題

如果說上述對於(yu) “九世複仇”說的質疑大抵為(wei) 今、古文學者在“複仇”議題上的立場之爭(zheng) ，那麽(me) ，以《公羊》所謂“複仇”違背“尊王”的質疑，則直接構成了對“九世複仇”說的挑戰，實是《公羊》學者理應麵對的重大問題。惜乎在“九世複仇”議題的攻防上，《公羊》學者似乎有意避重就輕，其回應也乏善可陳。或可說，《公羊》學者在闡明“九世複仇”說的過程中未能直麵“尊王”的議題，實予古文學者以批判“九世複仇”之口實。

“複仇”與(yu) “尊王”之矛盾，首先而直接地表現為(wei) 是否可以仇天子的問題。齊襄公的九世祖齊哀公雖為(wei) 受譖於(yu) 紀國之先君，但真正烹殺哀公的卻是周夷王。譖人固然可惡，難道聽信譖言、並痛下殺手的周王便毫無過錯嗎？若其有過，則《公羊》之“複仇”說難免延及作為(wei) 天下共主的周王。故質疑者以不可仇天子來反證齊襄複仇之說不可據信。厲鶚即有明文：“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雲(yun) 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仇應在莊王矣。天王其可仇乎？”[33] 徐廷垣亦有類似推論：“據謂哀公烹於(yu) 周，紀侯譖之，然譖者無形而烹者天子。天子烹之而仇天子之譖人，是仇天子也。人臣而仇天子，可乎？今藉口九世之仇，滅天子婚姻之國，無王甚矣！”[34] 周王室與(yu) 紀國有姻親(qin) ，以滅天子姻親(qin) 之國為(wei) 由，質疑《公羊》“九世複仇”說違背“尊王”義(yi) 旨合情合理。然而，以區分紀侯之譖與(yu) 周王之烹為(wei) 前提，並不必然推導出“仇天子之譖人”等同於(yu) “仇天子”的結論，無論從(cong) 邏輯還是常理來看均嫌牽強。陳立對之即有反駁：“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yi) 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仇乎？子孫不敢仇天子，因仇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複仇於(yu) 紀，正得‘推刃’之義(yi) ，何有刺謬乎？”[35] 陳立之說旨在駁斥厲鶚，但在肯定不可/不敢仇天子的底線上卻達成了默契。

在特定曆史條件下，不許向天子複仇具有天經地義(yi) 、不容置疑的神聖性，但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仇君”議題則有進一步討論之餘(yu) 地。伍子胥向楚平王複父兄之仇即涉及了“仇君”問題。《公羊傳(chuan) 》曰：“父不受誅，子複仇可也；父受誅，子複仇，推刃之道也。”是《公羊》許臣子在父罪不當誅的情況下可以向君報仇。“仇君”與(yu) “仇天子”之間在理論上僅(jin) 有一步之遙，批評者往往以“君命天也”批駁、質疑《公羊》之複仇說，既批評伍子胥之仇楚王[36]，亦可用以反對“九世複仇”之僭越天子，遑論仇天子。不過，何休、陳立、孔廣森等人，亦站在《公羊》的立場上有所維護。孔廣森《通義(yi) 》謂：“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複仇為(wei) 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複仇亦為(wei) 善成其父之誌。”[37] 細品“可”字之辭氣，表達的是認可卻於(yu) 理未安的複雜態度：一方麵，身為(wei) 人子，子胥複仇有其基於(yu) 血脈親(qin) 情的正當性；另一方麵，其父本為(wei) 楚國之臣，即使不複仇，亦可算作“成其父之誌”。孔廣森圍繞“可”字做文章，揭示出臣子複仇於(yu) 君的兩(liang) 難。同理，這一說法或可推之齊滅紀一事中《公羊》所謂“緣恩疾者可也”的表述，即：許齊襄複仇，卻並非毫無保留。何休通過區分“諸侯”與(yu) “王者”，試圖證成向諸侯之君複仇的合理性：“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wei) 君所殺，諸侯之君與(yu) 王者異，於(yu) 義(yi) 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38] 陳立則接著解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yu) 義(yi) 得去也。”[39] 有去君，無去王，自然也絕無向天子複仇之理，保持了與(yu) 在“九世複仇”議題上相同的立場。

然而，不敢或不可仇天子畢竟是公羊學者在君主專(zhuan) 製條件下為(wei) 了回護《公羊》師說的委曲之論。就《公羊傳(chuan) 》的本意來看，“臣可向君複仇”有著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合理性，甚至推諸天子，亦未為(wei) 不可。譬如孟子深諳《公羊》之義(yi) ，即以紂為(wei) “獨夫民賊”可得而誅之，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儒家並不天然認同王者的絕對威權，如天子戮民之甚，則為(wei) 天下所共仇亦未為(wei) 不可。及至漢代，黃生作冠履之論，漢景禁湯武之說，逐漸強勢的天子威權才催生了“君命 天也”等類似表述。陳恩林即指出：“《公羊傳(chuan) 》提出的臣子可向君主複仇的平等思想絕對不 會(hui) 是秦漢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產(chan) 物。它有深刻的曆史根源和社會(hui) 根源，隻應是周代社會(hui) ，特別是春秋時代的產(chan) 物，一方麵，君主要求臣下絕對服從(cong) ，體(ti) 現了君對臣的專(zhuan) 製性；另一方麵，臣下服從(cong) 君主要有條件，體(ti) 現了君臣間一定的民主性。”[40] 鄭任釗同樣認為(wei) ：“《公羊傳(chuan) 》所主張的‘臣可向君複仇’之下的這種君臣關(guan) 係，是最具有先秦儒家思想特色的主張之一。”[41] 換言之，在公羊學的義(yi) 理脈絡中，本即包含了臣可以向君複仇之可能，甚至退一步說，在《公羊傳(chuan) 》思想的形成時期，這一複仇觀念是有其合理性的，而在後世才逐漸成為(wei) 一個(ge) 諱莫如深的話題。

在君主專(zhuan) 製的曆史條件下，公羊學者許諾不可仇天子有其現實性與(yu) 必然性。但若回到《公羊傳(chuan) 》誕生的曆史語境中，認為(wei) 其多少存在仇君——乃至仇天子——的抽象可能性同樣有理可說。如幹春鬆所指出：“在公共管理體(ti) 係未臻完備的時候，允許私人了斷恩怨是情有可原的。然而隨著專(zhuan) 製政權的建立，生殺予奪的權力被國家收回乃是勢在必行。從(cong) 漢代開始，不斷有法令禁止私人複仇，但是，在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之下，法律對於(yu) 報仇事件的處理因與(yu) 儒家經 典結論衝(chong) 突，而多陷入矛盾和衝(chong) 突之中。”[42] 這一論斷無疑提示出對於(yu) “九世複仇”的分析——尤其是在剖析其間義(yi) 理糾葛時——應當考慮到不同曆史時期的特定情境。部分學者從(cong) 可否仇天子的角度質疑“九世複仇”說的合理性，盡管觸及了“尊王”的問題，但僅(jin) 僅(jin) 是以後世之法衡量《公羊傳(chuan) 》中的早期觀念，或以“政治紅線”來規《公羊傳(chuan) 》之逾矩。後世之《公羊》學者囿於(yu) 特定的曆史條件，自不肯、亦不可對此過多置喙。即便論及這一議題，亦多采取避重就 輕的策略，有意無意地湮沒了本旨。

四、由“複仇”而“尊王”

回到《公羊傳(chuan) 》的語境中，真正值得探究的問題或許是：許齊襄公複仇是否與(yu) “尊王”的義(yi) 旨相違背。更為(wei) 抽象地說，大齊襄之複仇——或謂“大複仇”或“榮複仇”——是否與(yu) 《春秋》“撥亂(luan) 世，反諸正”的撰著旨意相違背。毛奇齡“三代共主，無仇國”之說，不僅(jin) 試圖消解齊紀為(wei) 仇的現實可能，也同時隱含了如若默許各國相為(wei) 仇讎，則王者勢必不存，有失“尊王”旨意的批判[43]。徐廷垣則批評《公羊》推重複仇實為(wei) “崇亂(luan) 獎逆”[44]。李隆獻總結前人觀點，指出：“諸侯國乃由天子分封，隻有周天子能行誅討，故‘專(zhuan) 地’‘專(zhuan) 封’已失‘尊王’之義(yi) ，何況‘專(zhuan) 滅’？何況所滅者又是天子姻親(qin) 之國。”[45] 且“榮複仇”與(yu) “尊王”本即有所矛盾，既然《春秋》意圖“撥亂(luan) 世，反諸正”，自不當允許國與(yu) 國間私自行報複之事。對於(yu) 上述質疑，可以從(cong) 如下兩(liang) 個(ge) 方麵予以回應。

首先，“九世複仇”並不違背“尊王”義(yi) 旨，這一點大可本於(yu) 傳(chuan) 、注以說明。《公羊傳(chuan) 》 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wei) 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wei) 為(wei) 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有明天子在，即不許襄公複仇，業(ye) 已從(cong) 前提上表達了“尊王”的義(yi) 涵。換言之，若有明天子在，則必當告於(yu) 天子以正其委曲，本不必、亦不許私下複仇。相應地，若有明天子在，則自不會(hui) 有“專(zhuan) 封”“專(zhuan) 地”之事，遑論“專(zhuan) 滅”。況且在“專(zhuan) 地”“專(zhuan) 封”的事例上，《公羊》往往作“實與(yu) 而文不與(yu) ”之辭，而在齊滅紀之事上，《公羊傳(chuan) 》並無“文實”之論，何 休即關(guan) 注到這一點，指出：“不為(wei) 文實者，方諱，不得貶。”[46]“諱”即意味著為(wei) 其隱惡，則不必另起貶辭。徐彥繼而補正：“凡為(wei) 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為(wei) 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若其如此，即《經》不免貶惡襄公。若貶惡襄公，則不名為(wei) 之諱，是以不得作文實之義(yi) 矣。而後桓公得作文實者，桓公非滅人，其罪惡輕也。”[47] 依徐彥之說，作“文實”之辭的前提條件是有常事之惡，罪責較輕，故功能抵過。陳立《義(yi) 疏》以為(wei) ：“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zhuan) 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為(wei) 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yu) 專(zhuan) 封，假複仇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為(wei) 襄諱，不必又起貶義(yi) 也。”[48] 在“實與(yu) 而文不與(yu) ”的貶例中，實與(yu) 其能救中國，攘夷狄，匡天下，卻又責備其“專(zhuan) 封”“專(zhuan) 地”之舉(ju) ，一事而見褒貶兩(liang) 義(yi) ，以絕諸侯僭越天子之端。既然不與(yu) “專(zhuan) 地”“專(zhuan) 封”之僭越，又如何能與(yu) “專(zhuan) 滅”之大 惡？如劉逢祿之言：“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強王義(yi) ，或屈於(yu) 尊親(qin) ，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yu) 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加吾王心焉。”[49] 以“大去”諱齊襄滅國之惡，不可謂諱之不深，亦可知其深罪齊襄。且《春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50]，滅國是《春秋》之中的大惡，不必特筆書(shu) 之而其惡自見。明乎《公羊》立論之迂曲，自可知其無悖於(yu) “尊王”。

更為(wei) 重要的一麵或許是：《公羊》所理解之《春秋》撰著義(yi) 旨的“尊王”，本即意味著托明“王道正義(yi) ”於(yu) “無王”之世，這也體(ti) 現了《公羊》之“尊王”實為(wei) 尊王道、王義(yi) ，而非尊時王的基本立場。這一《公羊》特殊的“尊王”說可以由如下三個(ge) 方麵予以證明：首先，在“托始”的問題上，《公羊》繞過時王，而托之於(yu) 文王。《春秋·隱公元年》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時王本周平王，而傳(chuan) 解之為(wei) “文王”，即“周之始受命製法之王”。“五始”之中包涵“王”之一端，但將“王”解作周王，自非尊時王之意。且“王”在“五始”之中為(wei) “人道之始”，以之準《公羊》“尊王”之義(yi) ，必當以弘揚王道解之則安[51]；其次，《公羊》有“王魯”與(yu) “以《春秋》當新王”的說法，其實為(wei) 僭越天子，卻肯定其合乎王道之義(yi) 。徐《疏》“元年，春，王正月”雲(yun) ：“若《左氏》之義(yi) ，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yi) ，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托王於(yu) 魯，以隱公為(wei) 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52] 魯本諸侯，卻得托元年而為(wei) 王，亦《春秋繁露·奉本》所謂“緣魯以言王義(yi) ”是也[53]。與(yu) 之相關(guan) 的“以《春秋》當新王”之說，則更以“絀夏”“新周”為(wei) 前置。可見，必當在周室衰微、王將不王（有其位而無其德）的條件下，方可作此“大逆不道”之論；最後，《公羊傳(chuan) 》亦有以孔子為(wei) “素王”之說。《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董仲舒《天人三策》則指出：“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係萬(wan) 事，見素王之文焉。”[54] 即以孔子僭越天子職權，而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之事業(ye) 。上述觀點，雖非徑直出自《公羊》傳(chuan) 文，但大抵本於(yu) 《公羊》師說，以此準之，《公羊》所謂“尊王”實為(wei) 尊王道、尊王義(yi) ，而非尊時王。

由尊王道、尊王義(yi) 的立場觀之，“九世複仇”不僅(jin) 不違背“尊王”的義(yi) 旨，更是依托“複仇”以推明王道正義(yi) 於(yu) “無王”之世。一方麵，齊紀之仇追之於(yu) 九世之前，然而，若周夷王本為(wei) 明天子，則九世之前紀國已除，又何來齊紀之仇。及至齊襄公，其複仇之舉(ju) 亦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之世，何休《解詁》雲(yun) ：“有而無益於(yu) 治曰無”，即明其並非否認天子之實存，而是 藉之以召喚明天子。可見，天子之明否而非有無，才是《公羊》立論的關(guan) 鍵[55]；另一方麵，“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齊襄複仇實為(wei) “緣恩疾”而實現正義(yi) ，本即是試圖在無道之世踐行王道正義(yi) 的舉(ju) 措。以天子之實存質疑、乃至勾銷對“明天子”的期望，那又要如何實現“撥亂(luan) 世，反諸正”的目的呢？可知，複仇僅(jin) 僅(jin) 是手段上的權宜，其最終目的在於(yu) 維係正義(yi) 與(yu) 公義(yi) 。所謂“尊王”，既談不上與(yu) 九世之前就該伸張之正義(yi) 相矛盾，更談不上與(yu) 在“無王”之世呼喚王道正義(yi) 的合理訴求背道而馳，又如何能夠說《公羊》所謂“複仇”違背“尊王”呢[56]？

綜上，以“複仇”有悖於(yu) “尊王”質疑“九世複仇”說，觸及了“複仇”與(yu) “尊王”的內(nei)  在張力，惜乎《公羊》學者對此並未有效回應。但本於(yu) 傳(chuan) 、注與(yu) 前賢的論述可知，由於(yu) 《公羊》 所謂“尊王”並非尊時王，而是尊王道、王義(yi) ，故“九世複仇”說不僅(jin) 不違背“尊王”，而是推明王道正義(yi) 於(yu) “無王”之世的主張。經由批評者對“複仇”與(yu) “尊王”間之張力的揭櫫，恰可  補足《公羊》在“九世複仇”、乃至“複仇”議題上，對於(yu) “尊王”義(yi) 旨的相對忽略。或可說，“複仇”是亂(luan) 世義(yi) ，“尊王”是治世道，以治世之道疑亂(luan) 世之義(yi) 則不免於(yu) 矛盾。而《公羊傳(chuan) 》據亂(luan) 世而期求升平、太平，是為(wei) 由“複仇”而“尊王”。

注釋：
 
[1]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序》，刁小龍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頁。
 
[2] （清）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下，曹建墩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6頁。
 
[3] 台灣大學李隆獻教授以曆史時期為斷代，係統梳理了中國古代複仇觀之起承轉合。其站在史家立場，以曆代傳注與評述為線索，對“九世複仇”說之利弊得失進行分析。在材料的選取上，作者兼顧了許慎、劉敞、黃震、俞汝言、毛奇齡等批評之說與陳立、皮錫瑞、孔廣森、劉逢祿等回護之說，可以說是現今對“九世 複仇”梳理最為全麵的究。參見李隆獻：《複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李隆獻：《複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4] 《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796頁。
 
[5]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03頁。
 
[6] （周）左丘明傳，（漢）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莊公元年至十年》，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26頁。
 
[7] （晉）範寧注，（唐）楊士勳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莊公元年至十八年》，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8頁。
 
[8]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滅國下第八》，乾隆三十八年聚珍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9年，第30頁。
 
[9]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第22頁。
 
[10] （清）陳立：《公羊義疏》卷18，劉尚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678頁。
 
[11]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莊公第六》，第217頁。
 
[12] 《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第1794頁。
 
[13] 一說質疑“九世”為謬誤，當為十世。參見（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卷16，楊伯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72-173頁。
 
[14]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莊公第六》，第223頁。
 
[15][22]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卷9，龐曉敏主編：《毛奇齡全集》第十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104，102-103頁。
 
[16] 高士奇從地理角度剖析齊國貪狼之心：“按《輿地誌》，齊都臨淄，在今青州。古紀城在今壽光。壽光距青州七十裏，則《春秋》時紀與齊相去直數十裏間，所謂臥榻之地不容他人安枕者也。”參見（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卷16，173頁。
 
[17] 厲鶚指出齊哀“外禽內色，未或不亡”，並以為“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參見（清）厲鶚著，（清）董兆熊注：《齊襄公複九世仇議》，《樊榭山房集》，陳九思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2頁。
 
[18] 參見（清）俞汝言：《春秋四傳糾正》，《叢書集成續編》第1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579頁。
 
[19] 參見（清）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下，第206頁。對於複仇世代的問題下文另有詳論。至於孔子相定公會齊景於夾穀，段熙仲回護《公羊》，認為：“頰穀之會，孔子所以發憤於侏儒也。世人不悟此義，而猥以夾穀為說。自許叔重以來，沿謬久矣。”一事而兩解，端決於視角、立場之別。參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54頁。
 
[20] 參見（宋）葉夢得：《春秋三傳讞》（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九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72頁。
 
[21][24] （清）厲鶚：《齊襄公複九世仇議》，《樊榭山房集》，第801，802頁。
 
[23] 參見（宋）劉敞：《春秋權衡》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七冊，第255頁。
 
[25] （清）陳立：《公羊義疏》卷18，第680、684頁。
 
[2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吳仰湘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394頁。
 
[27][28]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莊公第六》，第220，220頁。
 
[2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14《調人》，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59頁。
 
[30] （清）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卷4，王豐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3-334頁。
 
[31] 陳恩林：《論〈公羊傳〉複仇思想的特點及經今、古文複仇說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第137-145頁。
 
[32] 皮錫瑞曰：“《春秋》一經，多有文發於此而義見於彼者，其褒齊襄公之複仇，正以譏魯莊公之不複仇。”陳立《義疏》引包慎言曰：“齊襄、莊公弑父之仇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其父仇未討書葬，為內量力不責人，為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為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參見（清）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卷4，第343-334頁；（清）陳立：《公羊 義疏》卷18，第690頁。
 
[33] （清）厲鶚：《齊襄公複九世仇議》，《樊榭山房集》，第801頁。
 
[34] （清）徐廷垣：《春秋管窺》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七六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20-721頁。
 
[35] （清）陳立：《公羊義疏》卷69，第684頁。
 
[36] 厲鶚即指出：“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鄖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 則《公羊》‘父不受誅，子複仇’之義，疎矣。”參見（清）厲鶚：《齊襄公複九世仇議》，《樊榭山房集》，第801頁。
 
[37]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卷10，陸建鬆、鄒輝傑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2頁。
 
[38]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定公第二十五》，第1081頁。
 
[39] （清）陳立：《公羊義疏》卷69，第2680頁。
 
[40] 陳恩林：《論〈公羊傳〉複仇思想的特點及經今、古文複仇說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2期， 第137-145頁。
 
[41] 鄭任釗：《〈公羊傳〉複仇論要義》，《齊魯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36-143頁。
 
[42] 幹春鬆：《儒家經典與生活世界中的複仇》，《社會科學輯刊》2020 年第5期，第5-16頁。
 
[43]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卷9，《毛奇齡全集》第10冊，第103頁。                    
 
[44] （清）徐廷垣：《春秋管窺》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6冊，第721頁。
 
[45] 李隆獻：《複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第211頁。        [46][47]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莊公第六》，第222，222-223 頁。
 
[48] （清）陳立：《公羊義疏》卷18，第691頁。
 
[49] （清）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6，鄭任釗校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
 
[50]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第9頁。
 
[51] 餘治平：《“王正月”與“〈春秋〉新王”論——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論》，《河北學刊》2014年第1期，第39-45頁。
 
[52]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第一》，第6頁。
 
[53]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第三十四》，第59頁。
 
[54] 《漢書》卷56《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183頁。
 
[55] 李隆獻對何休“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的說法表示質疑：“《公羊》對同一‘天子’是否存在，竟隨理論需求而徑行改異，與‘尊王’之義恐有未合。”質疑“天子”之時有時無，亦回到了以古文家質疑《公羊》 所述非史事之真，以實然質疑應然之立場。參見李隆獻：《複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第209頁。
 
[56] 陳柱對於“革命”與“尊王”（“統一”）之矛盾的辯護對於理解“複仇”與“尊王”之內在張力 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言曰：“孔子所以倡革命之說者，誠以當時之所謂王，已昏亂無道，不足以為天下之共主，而天下之崩離日甚，故假王魯之說以見意。然而統一之綱，君臣之權，上下之禮，固不可以不明也。故尊王革命，雖似相反，而實不可以相廢。”參見陳柱：《公羊家哲學（外一種）》，李靜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