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關(guan) 民生正確和國家政治正確

作者：田飛龍

來源：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十四日戊戌

          耶穌2022年2月14日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醫療資源麵臨(lin) 擠兌(dui) 壓力，外部輸入和社區傳(chuan) 播並行，深圳灣口岸“逃港潮”居高不下，動態清零目標麵臨(lin) 前所未有之壓力和困難。

中央因應“一國兩(liang) 製”框架和港府需求，提供日益增多的國家級援助，廣東(dong) 等地方亦行動起來。

現在是香港抗疫的決(jue) 斷時刻，需要港府和全社會(hui) 果斷執行，共同承受暫時陣痛，才能闖關(guan) 成功，真正實現“動態清零”。這是對“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愛國者治港”的曆史性考驗，是大政治和大方向問題。香港不能輕率和僥(jiao) 幸地企圖躺平，與(yu) 病毒共存，那樣就不僅(jin) 是抗疫失敗，更是民生困頓以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的決(jue) 定性失敗。

香港在“一國兩(liang) 製”下半場的開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樣的失敗及其長期代價(jia) 。

2月11日，香港新增約1325例確診病例，再創新高，香港市民排隊做檢測，圖自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對香港特區政府錯失防疫“黃金時機”的指責，代表了對其抗疫失誤的一種批評意見。我認為(wei) 這種批評在客觀事實和疫情風險麵前是有道理的。香港抗疫模式在過去兩(liang) 年有過不同的探索和經驗，港府對內(nei) 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學習(xi) 、借鑒和參照，在前四輪疫情爆發與(yu) 防控中有值得肯定的成績，並一度接近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的標準。但如今功虧(kui) 一簣，非常遺憾。從(cong) “一國兩(liang) 製”授權與(yu) 自治的角度來看，抗疫屬於(yu) 特區政府自治範圍的事務，由特區政府負首要和主要責任，隻有在特區無法處理的條件下才可尋求中央援助。尋求中央援助的具體(ti) 時機、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統籌決(jue) 定。

在整個(ge) 抗疫過程中，中央對支援香港持一貫的開放立場，如同中央對內(nei) 地其他地方的抗疫援助一樣。事實上，在前四輪抗疫中，中央已因應香港需求實際提供及協調地方支援過香港有關(guan) 物資、人員及指導抗疫方案。

第五次疫情爆發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麵因素造成的：

其一，香港在中西方兩(liang) 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ti) 係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內(nei) 地“動態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特區政府在這方麵存在決(jue) 策和執行的失誤；

其二，Omicron變異毒株傳(chuan) 染力更強，外部輸入和社區傳(chuan) 播風險更大，但社會(hui) 層麵呈現抗疫疲勞症，防疫部門官員也存在執法漏洞，二者疊加造成了實際的疫情失控；

其三，在疫情已經呈現失控條件下，特區政府隻是一般性收緊防疫要求，尚未下定決(jue) 心進行全員檢測、隔離與(yu) 實質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搖擺和僥(jiao) 幸心理，這是需要批評和督促的，否則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資和人力齊備，在執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風險。

與(yu) 內(nei) 地實現通關(guan) 是香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驗，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樣可以保證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不掉隊，可以持續加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激活推動北部都會(hui) 區建設，並結構性緩解香港民生之困。

如果固執於(yu) 跟西方通關(guan) ，固然滿足於(yu) 放鬆抗疫的“病毒共存”邏輯及執行負擔，滿足了包括公務員及精英人士在內(nei) 與(yu) 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連接，卻辜負了香港廣大基層民眾(zhong) 以及國家戰略上的正當期待，與(yu) 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基本精神背道而馳。下決(jue) 心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香港防疫隻是“艱苦”一時，否則香港的民生和戰略發展利益都會(hui) 付出長期代價(jia) 。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關(guan) 民生正確，也事關(guan) 國家政治的正確。

我講的民生正確，是指香港多數人口沒有能力依賴和西方通關(guan) 而過活且改善生活，但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卻可以大麵積覆蓋到這些人口的日常經濟、生計以及在內(nei) 地就業(ye) 和發展的機遇，包括內(nei) 地消費人群來港的經濟紅利。而所謂的國家政治的正確，指的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長期利益，不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將導致香港錯失融入發展的戰略利益，並累及香港眾(zhong) 多社會(hui) 階層的發展利益。

2月7日晚間，“火眼實驗室”在香港馬鞍山體(ti) 育館重新架設。圖自深圳衛視

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麵和社會(hui) 層麵之根源：其一，香港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hui) 精英習(xi) 慣於(yu) 崇拜和追隨西方價(jia) 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其二，香港的精英層與(yu) 西方利益過於(yu) 深厚及密切，決(jue) 策與(yu) 執行優(you) 先麵向與(yu) 西方通關(guan) ，對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存在猶豫和軟抵製，造成與(yu) 社會(hui) 民眾(zhong) 利益及國家戰略利益的嚴(yan) 重脫節；

其三，西方在香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響力網絡，有強大的遊說甚至牽製性力量，對港府決(jue) 策施加有形無形的壓力，客觀上也需負上一定的消極責任。

港府現時采取的收緊社交距離與(yu) 增加檢測量的措施仍屬於(yu) 常規應對措施，預期無法阻止病毒擴散及疫情升級，隻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緩解。如果仍以動態清零為(wei) 政策目標，就必須一方麵動用特首的自治緊急權製定全員檢測、隔離、接種疫苗的防疫規例，另一方麵正式請求中央全力援助，結合中央與(yu) 全社會(hui) 力量進行抗疫闖關(guan) 。

社會(hui) 配合是動態清零的關(guan) 鍵條件。西方社會(hui) 也嚐試過清零，但由於(yu) 個(ge) 人主義(yi) 根深蒂固，社會(hui) 自私而不自律，不願意為(wei) 集體(ti) 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權利的部分犧牲，導致係統性抗疫失敗。事實上，與(yu) 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yan) 重人道和人權代價(jia) 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ju) ，絕不是優(you) 選路徑。香港社會(hui) 有個(ge) 人主義(yi) 基因，也有社會(hui) 自律和集體(ti) 互助的東(dong) 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hui) 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hui) 與(yu) 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實際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關(guan) 鍵測試。“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liang) 製”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製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

在這一原則下，選舉(ju) 製度已結構性改革，公職人員已落實宣誓，憲法、基本法與(yu) 國安法教育正逐步推展，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chuan) 統以及對“一國兩(liang) 製”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但這是一個(ge) 正在轉變、並有希望實現的新目標，特首及其團隊對此亦有一定的認識和努力，需要給他們(men) 一定的時間和改正的機會(hui) 。

抗疫的具體(ti) 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yu) 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ti) 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目前來看，特區政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hui) 決(jue) 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動態清零及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guan) 鍵測試。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ju) 的具體(ti) 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截圖來自鳳凰衛視

實際上，動態清零模式和病毒共存模式是各自適應中國和西方的抗疫模式。在對抗新冠病毒的全球平等競賽中，就好比中國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沒有道理逼著中國放棄行之有效的優(you) 勝模式。而且，隨著動態清零的經驗和執行機製的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支撐下，動態清零是可持續的，也是總體(ti) 成本越來越低的。

相反，西方的病毒共存模式放棄了政府領導和社會(hui) 共同努力，單方麵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對病毒變異及未來擴散的風險並無可靠的科學依據和控製能力，其總體(ti) 成本隻會(hui) 越來越大。我認為(wei) 中國不會(hui) 放棄行之有效且可持續的動態清零模式，香港唯有跟隨國家共進退，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及在國家戰略上不掉隊。

香港現時出現的某些類似“與(yu) 病毒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搖擺的繼續，以及醫療資源約束的結果，同樣是不可持續且存在擴散風險的，顯示出抗疫疲勞症之嚴(yan) 重和西方宣傳(chuan) 攻勢之深入。

我們(men) 已經注意到了香港輕症居家隔離造成的全家感染以及醫療資源擠兌(dui) 的現象，如果放任“與(yu) 病毒共存”，香港社會(hui) 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價(jia) ，以及與(yu) 內(nei) 地長期無法通關(guan) 的民生與(yu) 戰略發展的長期代價(jia) 。

抗疫風險的集中和社會(hui) 壓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須嚴(yan) 肅認真地執行動態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負責任地選擇與(yu) 病毒共存。進一步的嚴(yan) 峻形勢預期將迫使港府作出決(jue) 斷及引入中央大規模支援，在“一國兩(liang) 製”範疇下打一場香港抗疫的翻身仗，凝聚全社會(hui) 共識和力量一起闖關(guan) 。此關(guan) 若過，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信心、對港府與(yu) 中央的信任以及未來融入發展的前景將豁然開朗，空前提升。所以，抗疫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大政治，不是簡單的技術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對西方模式的迷思。

如果香港堅持清零政策並引入國家支援，清零仍有希望實現，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預期在半年內(nei) 應有希望實現，如此一來香港的經濟民生、北部都會(hui) 區的啟動、對大灣區的融入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實現程度都將讓人欣慰。

香港需要在與(yu) 國際（其實隻是西方部分國家）通關(guan) 和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之間做決(jue) 定性的選擇，這是決(jue) 斷的時刻。以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為(wei) 優(you) 先選項，以與(yu) 國際通關(guan) 做後續選項，這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人心回歸的重大考驗和標誌。

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無損於(yu) 香港國際地位的維持，反而因為(wei) 融入大灣區發展及推動北部都會(hui) 區建設，而提升其對國際資本、人才的整體(ti) 吸引力，並在“十四五規劃”係列目標指引下追求經濟競爭(zheng) 力的結構轉型和提升，國家也會(hui) 在戰略和政策上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

國際通關(guan) 與(yu) 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與(yu) 病毒共存巨大代價(jia) 之後，在滿足與(yu) 中國整體(ti) 通關(guan) 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

在中西之間，在抗疫大政治問題上，香港雖然麵臨(lin) 選擇困難和執行陣痛，但最終必須與(yu) 國家共進退，這是香港的長遠利益，也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必然要求。

全球性通關(guan) 及戰勝疫情，需要西方與(yu) 中國共同努力，拒絕疫情政治化，杜絕疫苗民族主義(yi) ，停止對“與(yu) 病毒共存”策略的錯誤、扭曲和誇大的宣傳(chuan) ，真誠理解、尊重和接納動態清零模式的相對優(you) 越性和可協調性，與(yu) 中國整體(ti) 建立分階段、可驗證與(yu) 可管控的“通關(guan) ”路線圖，香港可據此相應製定與(yu) 西方通關(guan) 的具體(ti) 政策方案及其執行機製。

截圖來自鳳凰衛視

總之，新冠病毒進入了第三年的全球肆虐，尚無科學證據、疫苗可行性以及特效藥可以保證疫情在短期內(nei) 得到遏製。看看美國每一天的幾十萬(wan) 確診數和數千死亡數，看看西方各國混亂(luan) 不堪的抗疫政治及其社會(hui) 亂(luan) 象，我們(men) 沒有任何理由對“與(yu) 病毒共存”抱有幻想及僥(jiao) 幸心理。

動態清零是真正堅持全體(ti) 人健康安全這一最大人權的抗疫模式，是中國行之有效的抗疫經驗的係統總結，不可能也不應當輕率放棄。中國對全體(ti) 人的人權負責，因而不能允許“淘汰部分人”的人道與(yu) 人權慘劇發生。

香港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範疇下的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全體(ti) 人之健康安全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麵不存在特殊性、或者必須與(yu) 西方一致的理由，需要決(jue) 斷而行，與(yu) 國家共進退，實現港式的“動態清零”，為(wei) 西方世界做一個(ge) 示範，即一個(ge)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是如何超越西方一般標準而實現動態清零的。這將是“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個(ge) 獨特的道德成就和製度成就。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在“一國兩(liang) 製”下半場開局之年，在“愛國者治港”關(guan) 鍵測試的時刻，我們(men) 確信這樣的成就是必要和可能的，更是必須和必然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