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道德論

作者：吳天明（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州學刊》2022年第1期

摘    要：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種治理國家造福蒼生的君子之道，其產(chan) 生背景、主要特點、具體(ti) 含義(yi) 、適用程度均大為(wei) 不同，對大漢至今兩(liang) 千多年中國國家治理的實際影響亦迥然不同。堯舜時代為(wei) 新石器時代，生活資料極端匱乏，為(wei) 了種族不至於(yu) 滅絕，迫不得已實行天下為(wei) 公，故堯舜之道雖至大至公，卻不合人性，不合時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為(wei) 青銅文明時代，經濟發展很快，出現剩餘(yu) 財富，於(yu) 是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聰明智慧，利人利己，其獲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認的禮義(yi) 準則，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製時代萬(wan) 世不變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隻有“忠道”而無“恕道”，使無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難以自處；春秋時代進入鋼鐵文明時代，華夏無主而又財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觀上雖也利於(yu) 蒼生，但主觀上卻自私愚蠢而虛偽(wei) ，並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堯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隻是對六君子之道的繼承和發展，其理論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曆史為(wei) 基本依據，根據人性自私方可驅動經濟發展、天下為(wei) 家不可逆轉的曆史發展規律，和三代君子誠實利人最終利己的治國經驗，按照自己的國家治理理想，托古改製，而創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僅(jin) 被後世思想家政治家所繼承，而且經漢代至今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反複檢驗，才是最正確的國家治理之道。

關(guan) 鍵詞：六代道德；孔子忠恕；新王之道；國家治理；政治哲學

君子的道德問題[1]不僅(jin) 是中國曆史、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核心問題，也是堯舜以來四五千年，尤其是大漢至今兩(liang) 千多年，國家治理[2]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治理的全部方略、政策、法律、製度最重要最根本的製定依據，具有極其重大而且無比深遠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意義(yi) 。

君子之道問題並不複雜，隻是研究君子是否願意主動與(yu) 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結成利益共同體(ti) 、命運共同體(ti) ，是否自覺自願承擔治理國家、造福蒼生、澤及子孫的政治責任、道義(yi) 責任和曆史責任，是否願意無論成敗都為(wei) 此奮鬥終生，是否在為(wei) 芸芸眾(zhong) 生謀取福祉，為(wei) 國家民族、子孫萬(wan) 代謀取安寧發展的同時，也自然而然獲取部分私利，其獲利方式和尺度是否均符合公認的禮義(yi) 準則，從(cong) 而使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君子自己的利益都有保障，如此而已。

人的道德觀形成於(yu) 青少年時期；同樣的道理，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的道德觀形成於(yu) 其思想文化的發軔期。民族、國家的道德觀，總是與(yu) 其生產(chan) 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治理狀況、生存發展方式等密切相關(guan) ；平民百姓的道德觀總是深受貴族的影響，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3]是也。要研究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就要首先研究中國的君子之道；而要研究中國的君子之道，則要首先研究堯舜夏商周[4]春秋六代的君子之道，因為(wei) 中國是唯一人種和曆史文化都沒有中斷的國家，尤其是夏商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國之道，早就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成為(wei) 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文化密碼。故春秋至今六代道德研究向為(wei) 學者所重，論者甚多，著述頗豐(feng) ，碩果累累。

據《論語》《禮記·禮運篇第九》[5]等文獻記載，孔子最早對六代君子的治國之道做係統的理論總結，認為(wei) 六代的國家治理共有四種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夏商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之道、春秋君子之道和孔子自己創造的忠恕之道。四種治國之道在客觀上均有利於(yu) 天下蒼生、國家民族，故均可泛泛稱“仁”“仁道”“道”“德”“道德”等。那麽(me) 四種仁道的產(chan) 生背景、具體(ti) 含義(yi) 、主要特點、適用情況如何?各有什麽(me) 理論意義(yi) 和實踐意義(yi) ?哪種理論對中國的國家治理最有啟示意義(yi) ?這些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一、堯舜之道早已不合時宜

孔子認為(wei) 六代時期隻有堯舜之道才是毫無私心、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仁道。他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6]

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7]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yu) 焉![8]

綜合孔子所論，結合相關(guan) 史料，可知堯舜之道具有如下幾個(ge) 主要特點。

第一，堯舜之道是原始社會(hui) 末期即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古國治理之道。當時氏族部落生存艱難，甚至常有滅種滅族之虞。為(wei) 了種群不至於(yu) 滅絕，所有成員都自覺自願克製自己的私心，所有成員的努力都自覺自願惠及整個(ge) 氏族部落聯盟。下文我將證明，大禹時代即已進入青銅文明時代，而堯舜時代石器工具非常落後，生產(chan) 力水平很低，當時的氏族部落聯盟很可能生存非常艱難，自然沒有什麽(me) 剩餘(yu) 財富，也就不可能發生階級分化，沒有貧富之分、貴賤之別，必須完全實行生產(chan) 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全民公有製，全體(ti) 成員必須團結一心，大家才有可能生存下來。故堯舜之道自然惠及氏族部落的所有成員，是真正的全民之道，並非夏商周春秋天下為(wei) 家的“小康”時代，雖然惠及芸芸眾(zhong) 生，但主要規範貴族獲利行為(wei) 的“仁道”“人道”。[9]孔子畢竟生活在天下為(wei) 家的階級社會(hui) ，有時難免受到階級社會(hui) 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言說方式的影響，故誤認為(wei) 堯舜仁政所及，隻是少數貴族而已，沒有也不可能照顧本集體(ti) 的所有成員。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yu)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10]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11]

孔子這兩(liang) 番話把君子治國之道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等級：“博施於(yu) 民（貴族）”而且“濟眾(zhong) （平民）”，即不僅(jin) 幫助貴族君子，還幫助平民百姓者是最高等級，孔子稱之為(wei) “聖”；僅(jin) 僅(jin) “立人達人”即規範貴族的獲利行為(wei) ，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者是第二個(ge) 等級，孔子稱之為(wei) “仁”。孔子認為(wei) ，即使是偉(wei) 大的堯舜也不可能既幫助貴族，又幫助平民百姓。這種看法無意中受到後世階級社會(hui) 的影響，並不正確。堯舜時代並無階級，並無貧富貴賤之分，故堯舜之道自然是全民之道。大禹時代才開始進入階級社會(hui) ，才出現了貧富貴賤。在階級社會(hui) 裏，天王、諸侯、大夫及其子弟才是貴族君子。階級社會(hui) 經濟發展，即使貧賤者亦可生存，故再無必要實行全民所有製。加上經濟發展必然帶來人口增多，糾紛增多，治理難度增大，君子力量有限，不可能也無必要特別關(guan) 注每一個(ge) 成員，故僅(jin) 致力於(yu) 規範貴族行為(wei) ，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天下大定，億(yi) 萬(wan) 生民亦得以休養(yang) 生息了，這樣的治理策略並非不可理解。至今世界各國政府治理國家，也總是首先抓住關(guan) 鍵的少數，從(cong) 而影響大眾(zhong) ，影響全局，治理策略與(yu) 中國古代君子有相通之處。孔子將堯舜治國之道稱為(wei) “聖道”，將六君子治國之道稱為(wei) “仁道”，認為(wei) 如今既然早已天下為(wei) 家，“聖道”再也無法企及，也無須企及，君子隻需盡可能實行“仁道”即可，這個(ge) 觀點倒是對的。

第二，堯舜之道出於(yu) 本性，乃“生而知之”，並非後天習(xi) 得，所以不存在後世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的時代所謂“仁不仁”“智不智”“義(yi) 不義(yi) ”“忠不忠”“恕不恕”的問題。按照階級社會(hui) 的觀念，堯舜之道自然“仁”“智”“忠”“義(yi) ”，當時並無“不仁”“不智”“不忠”“不義(yi) ”者，所以也就無所謂“仁不仁”“智不智”“忠不忠”“義(yi) 不義(yi) ”；當時人人都是堯舜，人人都願意行仁道，都能夠行仁道，所以也就不存在“恕不恕”的問題。

堯舜治國實行仁政，毫不染指天下利益，自然而然，在當時並無任何特別之處，任何人隻要處在堯舜的位置，都會(hui) 像堯舜一樣；即使不處在堯舜的地位，也都在做著堯舜一樣的人，說著堯舜一樣的話，做著堯舜一樣的事。隻是因為(wei) 後來進入青銅文明時代、鋼鐵文明時代，經濟發展到了“小康”水平，出現了大量剩餘(yu) 財富，於(yu) 是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後世子孫才覺得堯舜治國之道實在無比偉(wei) 大、無比崇高而已。堯舜實行仁政就心安理得，不實行仁政就心中不安，即孔子所謂“仁者安仁”[13]。孔子說堯舜像“天”（借代天地）[14]那樣毫無私心，“有天下也而不與(yu) ”，這在原始時代是完全可能的，無數民族學與(yu) 人類學的案例都可以佐證孔子此說。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wei) 下矣。”[15]

哀公問政。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6]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17]

孔子所謂“生而知之者”，堯舜；“學而知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困而學之”“困而知之”者，春秋君子；“困而不學”者，夏商周春秋四代之平民百姓。四代君子所“學”所“知”，四代平民所“不學”，均為(wei) 治理國家、造福蒼生之“仁道”，這個(ge) 賓語在當時人所共知，所以春秋文獻一般都直接省略掉。孔子所謂“安而行之”者，堯舜；“利而行之”者，六君子；“勉強而行之”者，春秋君子。六代君子所“行”者，均為(wei) 造福蒼生之“仁道”。孔子所謂“安仁”之“仁者”，堯舜；“利人”之“知（智）者”，六君子；“畏罪”而“強仁”即勉勉強強不情不願實行仁政者，春秋君子。可見孔子認為(wei) ，六代君子治國之道，其道德水平有高低之分，道德來源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之別。孟子曾經進一步解釋孔子的堯舜仁德“生而知之”說，孟子道：“堯舜，性者也。”[18]“性”即天性，天生，與(yu) 生俱來，非後天習(xi) 得。孟子還說：“舜（借代堯舜）之居深山之中，與(yu) 木石居，與(yu)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yu)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jue)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19]孟子的學孔心得，非常符合孔子本意。

第三，堯舜治國之道雖然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但隻適合沒有剩餘(yu) 財富、常有滅種之憂的原始社會(hui) ，並不符合人性，早已完全不合時宜，故不宜提倡。

孔子明白一個(ge) 非常簡單的道理，人類社會(hui) 總要不斷前進，生產(chan) 力水平總會(hui) 不斷提高，經濟總要不斷發展，世人的生活總要不斷改善，沒有誰會(hui) 為(wei) 了所謂的公平正義(yi) 而願意真正倒退回原始野蠻的洪荒時代，即使願意也回不去。如今既已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經濟發展已達到“小康”水平，剩餘(yu) 財富已經比較可觀，再要求君子毫無私心，一心為(wei) 公，不獲取任何利益，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實行堯舜之道自然也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孔子雖然無比崇拜堯舜，反複盛讚堯舜之道，卻從(cong) 不提倡堯舜之道，他給“仁”所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定義(yi) ，就完全不包含堯舜之道，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曆史已經反複並將繼續證明，孔子認為(wei) 堯舜之道已經過時，從(cong) 不提倡堯舜之道，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近現代哲學史家大多將堯舜治國之道稱為(wei) “至道”，即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之道，這與(yu) 孔子的“大道”“聖道”說完全一致，也非常科學；但是如果將六代四種君子的治國之道統統稱為(wei) “至道”，就把四種背景不同、含義(yi) 不同、特點不同、適用情況不同的“仁道”混為(wei) 一談了。我們(men) 在使用概念時，務必要注意辨析概念。

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來看，孔子經常論及堯舜治國之道，有時隻是為(wei) 了發發感歎，發發思古之幽情。經濟越發展，社會(hui) 越進步，剩餘(yu) 財富越多，世人對財富的渴望就越強烈，因此感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sang) 的君子就越多，這是曆史發展的通例。孔子有時則是為(wei) 了將堯舜治國之道與(yu) 夏商周六君子治國之道做比較，以證明“天下為(wei) 公”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在“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的時代，為(wei) 什麽(me) 再也不能提倡堯舜之道。作為(wei) 一位偉(wei) 大的曆史學家、政治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孔子談及堯舜之道時，往往隻是為(wei) 了突出夏商周六君子治國之道的優(you) 勢，而後麵這層意思才是最要緊的。

二、夏商周六君子之道可行萬(wan) 世

六代君子的第二種治國之道，是夏商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聰明智慧，出自理性和誠心，主動與(yu) 芸芸眾(zhong) 生結成利益共同體(ti) 、命運共同體(ti) ，通過誠實認真地造福天下蒼生、國家民族，最終使蒼生獲利、國家獲利，同時也使自己以及子孫後代獲利，而且對天下利益取之有度，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集體(ti) 主義(yi) 禮義(yi) 準則的國家治理之道。孔子認為(wei) ，這種聰明智慧、利人利己的治國之道，完全符合自私自利的人性，但又大大提升了君子的人生價(jia) 值，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曆史發展規律，符合芸芸眾(zhong) 生所望、國家民族所盼，因此可行萬(wan) 世。

不過，孔子所描述的夏商周六君子治國之道，既基於(yu) 三代曆史，又不完全根據三代曆史，其中融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所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稱“孔子立新王之道”，“立”就是創立、創造、創新，董子稱“新王之道”而不稱“三代王道”，則表示孔子所總結提倡的三代王道，並非完全基於(yu) 曆史事實，這叫“托古改製”。董子的理解非常深刻，非常獨到。

大漢以後，中國絕大多數王朝、絕大多數國家治理者，不管他們(men) 是否公開承認，事實上都采用了孔子總結、創造、提倡的六君子國家治理之道，這對確保中國長期健康發展，長期成為(wei) 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具有無比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意義(yi) 。而極少數違背孔子所論六君子治國之道，不以芸芸眾(zhong) 生、子孫後代、國家民族為(wei) 念的王朝和國家治理者，無不荼毒生靈，禍害國家，殃及子孫，最終身死國滅，遺臭萬(wan) 年。大漢至今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孔子對六君子治國之道可行萬(wan) 世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近現代曆史學家均承認，大禹時代即已出現了可觀的剩餘(yu) 財富，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貴賤貧富之分、君子小人之別，開始進入階級社會(hui) ，出現了私有製觀念和私有製度，這個(ge) 觀點是完全正確的，與(yu) 孔子所論暗合。孔子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城郭溝池以為(wei) 固，禮義(yi) 以為(wei) 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wei) 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yu) 禮者也，以著其義(yi) ，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zhong) 以為(wei) 殃，是謂小康。[20]

根據孔子此論，結合孔子其他傳(chuan) 世語錄和史料，可知六君子治國之道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六君子治國之道是“小康”時代仁德君子的治國之道。堯舜時代應處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生產(chan) 工具落後，生產(chan) 力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很低，沒有剩餘(yu) 財富，種群生存艱難，不可能出現階級分化。大禹時代開始進入青銅文明時代，經濟發展水平應遠比堯舜時代高，可能出現了一定的剩餘(yu) 財富，進入“小康”時代，出現了貧富貴賤的階級分化。

如今我們(men) 在博物館裏雖然隻能看到商周兩(liang) 代的青銅器[21]，夏代的青銅器尚待考古學家的發現，但是古代曆史文獻上對夏代青銅器有非常確切的記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liang) 馬之力與(yu) ?”[22]

據此可知，孟子師徒都親(qin) 眼看到並非常熟悉“禹之聲”和“文王之聲”。大禹時代的洪鍾大呂因為(wei) 年代久遠，到了戰國時代中晚期，鍾鈕都快磨損斷了，而文王之鍾當時鍾鈕尚好。人類的政治、道德、法律狀況無不基於(yu) 經濟發展水平。人類進入青銅文明時代以前，氏族部落必須團結一心方可生存，這就是堯舜之道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經濟基礎。進入青銅文明時代以後，生產(chan) 力水平明顯提高，有可能出現較多的剩餘(yu) 財富，氏族部落即使不再實行“大同”製度，大家也都可以生存發展。國王或酋長及其近親(qin) 屬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占有氏族部落更多的剩餘(yu) 財富，於(yu) 是經濟上政治上就出現了階級分化，出現了貴族和平民，出現了國家，國家內(nei) 部就出現了大禹傳(chuan) 子、商湯伐桀、周武伐紂之類激烈爭(zheng) 奪天下利益的現象，出現了規範貴族獲利行為(wei) 的禮義(yi) ，出現了懲罰作奸犯科者的《禹刑》，出現了聖人仁人等。

其二，三代的階級分化可能並不嚴(yan) 重，階級剝削和壓迫可能相當溫和，與(yu) 古埃及、古代歐洲、近現代美洲實行野蠻殘忍的奴隸製、殖民製和種族滅絕製完全不同。三代都實行諸侯、卿大夫、士23的層層裂土分封製，土地公有，耕者有其田的井田製，平民百姓生活不錯，貴族亦有世祿，總體(ti) 上相安無事。孔子認為(wei) ，這就是三代聖人聰明智慧利人利己的仁政了。

氏族部落為(wei) 了種族生存，內(nei) 部不得不實行公有製，這是人類通例，無須論證。中國進入階級社會(hui) 以後，仍然實行土地公有製的井田製，這在人類曆史上卻相當罕見。當然，三代的公有製與(yu) 原始時代的公有製有著本質的不同：三代天王均“一土為(wei) 王”[24]，然後層層裂土分封，天王封諸侯，諸侯封大夫，大夫封士。農(nong) 民耕種小貴族代為(wei) 管理的天王土地，所以要交稅，但稅率很低。小貴族收稅後，要進貢一部分上級貴族，自用一部分。貴族不得剝奪農(nong) 民耕種土地的權利。這種製度的好處是，貴族有世祿，平民有飯吃，經濟平穩發展，國家相安無事。孟子曾反複遊說諸侯們(men) 說，三代實行井田製，耕者有其田，夏朝每戶五十畝(mu) ，商朝七十畝(mu) ，周朝一百畝(mu) ；稅率為(wei) 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不重複征稅，山林水澤集市關(guan) 隘不征稅。當時諸侯卿大夫沒有任何人否認此說[25]，看來孟子此說必有所據，不可能也毫無必要向壁虛構。春秋戰國文獻常說，某國、某地、某城“多少裏”“方多少裏”，都是縱橫各多少裏的意思，這種在想象當中截長補短使之成為(wei) 正方形以便測量麵積的思維習(xi) 慣、思維方式和語言習(xi) 慣的養(yang) 成，很可能就是三代長期實行井田製的結果。周代至今的“公私”觀念，也應該來自三代井田的“公田”“私田”設計。[26]這些都是三代實行井田製的可靠證據。

三代層層分封，土地公有，貴族的曆代宗子[27]均有世祿，農(nong) 民耕者有其田，可能與(yu) 以下幾個(ge) 因素密切相關(guan) 。一是堯舜時代美好公有製度的影響。二是黃河中下遊廣袤的衝(chong) 積平原即河南大平原、華北大平原、山東(dong) 大平原28沃野千裏，而當時人口較少，為(wei) 實行這一製度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三是從(cong) 炎黃顓頊時代開始，最晚至周初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大融合。[29]四是黃河中下遊落差突然變小，水利水害並存，任何氏族部落都不可能像共工族那樣，用“打土圍子”的辦法，以鄰為(wei) 壑，獨自生存，各族必須團結一心，方可一起生存。五是他們(men) 需要共同對付經常搶掠的遊牧民族。[30]六是孔子經常講的，三代君子聰明智慧，他們(men) 明白一個(ge) 非常簡單的道理，隻有真正造福天下蒼生、國家民族，才能最終也有利於(yu) 自己及子孫後代。

盡管有改朝換代，夏商周三代的井田製很可能仍然比較平穩地實行到了春秋時代中期。這時天下早已進入鋼鐵文明時代，社會(hui) 財富暴增，土地更加值錢，貴族生活奢侈，加上天王約束不了諸侯，諸侯約束不了大夫，於(yu) 是大貴族巧取豪奪土地，隨意增加稅收。《左傳(chuan) 》記載，鄭國上卿子駟執政時，巧取豪奪了許多土地。魯國“三桓”“三分公室”一次，“四分公室”一次，把天子封給魯侯的土地公開瓜分了兩(liang) 次，魯侯成了窮光蛋，“三桓”成了魯國最大的地主，平民百姓都要租種“三桓”的土地並向其交稅，《左傳(chuan) 》稱為(wei) “民食於(yu) 他”，所以魯昭公在齊國做了八年的寓公，魯國無人支持他複辟。春秋晚期華夏各國基本上都將農(nong) 業(ye) 稅率由十分之一上調到十分之二，山林水澤關(guan) 隘集市統統開始征稅且稅率很高。

其三，六君子治國之道是因為(wei) 他們(men) 聰明智慧，後天習(xi) 得，所謂“學而知之”，並非像堯舜那樣“生而知之”。夏商周為(wei) 青銅文明時代，應主要是口傳(chuan) 史的時代[31]，他們(men) 從(cong) 代代相傳(chuan) 的口傳(chuan) 史中知道堯舜美德，但這時剩餘(yu) 財富已經相當可觀，要他們(men) 再像堯舜那樣毫無私心私利，六君子做不到，也不願意做。六君子在反複考慮了若幹種獲利方法以後，最後創造了與(yu) 芸芸眾(zhong) 生結成利益共同體(ti) 、命運共同體(ti) ，誠實認真地為(wei) 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謀利，自己亦自然而然獲利的新道德，這就是“學而知之”的意思。孔子經常稱讚堯舜才是真正的純粹的“仁者”，他們(men) 實行仁政隻是為(wei) 了心安，所謂“仁者安仁”是也；稱讚六君子是聰明的“智者”，他們(men) 實行仁政本想自己獲利，卻把蒼生利益、國家民族利益與(yu) 自己的私利很好地統一起來，最後讓雙方、多方的利益都最大化最久化。《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第五十九》[32]假托黃帝顓頊之口，總結曆史發展規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yi) 勝欲者從(cong) ，欲勝義(yi) 者凶。”假借師尚父之口總結曆史發展規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夏商周三代六君子均為(wei) “敬勝怠者”“義(yi) 勝欲者”，而且均“以仁得之，以仁守之”，故均“其量百世”，六君子都完美地將利人與(yu) 利己結合起來，這正是他們(men) 聰明智慧的地方。

其四，六君子治國之道都是實實在在的“忠道”。六君子既然明白隻有蒼生國家民族的公利最大化最久化，君子的私利才能最大化最久化的簡單道理，也就非常誠實地實行仁政，非常認真地為(wei) 國家民族、芸芸眾(zhong) 生謀取公利，這就是周代文獻中反複講的“忠”。

其五，夏商周出現了主要規範貴族獲利行為(wei) 的“禮義(yi) ”，其實就是關(guan) 於(yu) 貴族獲取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的方式和尺度的一係列成文不成文的規範。人之天性貪得無厭，無法改變，沒有強而有力的製約，君子就會(hui) 盡可能占有天下、國家、蒼生的所有利益，這不僅(jin) 會(hui) 損害國家利益和蒼生利益，最終必將損害君子私利。而這個(ge) 獲利方式和尺度，這類“禮義(yi) ”，就是君子獲利的準則規範。遵守這些準則規範，不僅(jin) 國家民族、芸芸眾(zhong) 生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最久化，君子自己及其子孫後代的利益也能最大化最久化。

從(cong) 考古學、文獻學和文字學、訓詁學上講，“禮”必源於(yu) 飲食[33]，源於(yu) 宗教祭祀活動，最早主要是規範人神關(guan) 係，後來含義(yi) 逐步擴大到規範天人關(guan) 係、華夷關(guan) 係、人民（貴族與(yu) 平民）關(guan) 係等，但最要緊最困難的，是規範貴族之間的父子君臣關(guan) 係。因為(wei) 在經濟快速發展、利益爭(zheng) 奪日趨激烈以後，天下再大，人口再多，其主要影響者必定是貴族，所以最要緊的是規範貴族的獲利行為(wei) ；人之天性貪得無厭，貴族手中又有宗教權和行政權，因此每個(ge) 貴族都有殺死別的貴族（甚至包括自己的君父兄弟）、搶占他人利益的衝(chong) 動，這些人又是天王諸侯的親(qin) 族、戚族、功臣、人才，是天王諸侯的統治基礎和依靠對象，天王諸侯又離不開他們(men) ，所以最為(wei) 困難的就是用“禮義(yi) ”規範貴族的獲利行為(wei) 。

管理國家從(cong) 來都有四種具體(ti) 方法，按照約束性由弱到強，依次為(wei) 德治、禮治、政治、法治。德治、禮治主要是一係列成文不成文的行為(wei) 規範，有一定的約束性。狹義(yi) 的政治今稱行政法，一般隻采取經濟處罰手段，但不對人用刑，不殺人。法也稱刑，遠古特指刑法，包括殺人並兼處經濟處罰，今稱刑事處罰附帶民事處罰。古人有時將這四種治理方法籠統稱為(wei) “禮”，有時又分別稱之為(wei) “禮”“法”，今之學者往往分別稱之為(wei) 德治（德治和禮治）、法治（政治和法治）。堯舜時代不需要“禮”更不需要“法”，因為(wei) 財富太少，無利可爭(zheng) 。夏商周青銅文明時代財富多了，紛爭(zheng) 自然多，作奸犯科的也多，所以古代傳(chuan) 說大禹時代就有《禹刑》，孔子說夏商周“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yu) 禮者”，反複要求春秋君子“克己複禮”，核心意思就是要求春秋貴族都像夏商周六君子那樣，對天下利益取之有度，以確保蒼生和自己的利益都最大化最久化，而不是要恢複什麽(me) “西周奴隸製”[34]。

其六，孔子隻推崇夏商周六君子之道，並不推崇堯舜之道，非常鄙視春秋君子之道。孔子隻推崇夏商周六君子之道，是因為(wei) 六君子之道既符合芸芸眾(zhong) 生所望、國家民族所盼，也符合君子的私利，而且他們(men) 實行仁道都非常認真，有“忠道”。孔子還說：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5]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yi)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36]

孔子承認“我非生而知之者”，是說自己並非堯舜那樣真正的純粹的仁者，倒不是因為(wei) 孔子自私，也不是因為(wei) 堯舜之道不高尚不偉(wei) 大不值得學習(xi) 效仿，而是因為(wei) 孔子懂得一個(ge) 基本的道理，“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堯舜之道不再可能實行了。在經濟快速發展、剩餘(yu) 財富增加、“天下為(wei) 家”的“小康”時代，要求君子完全不考慮私利是不可能的。孔子認真研究了古代君子的道德之後，用理智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他教導弟子樊遲要做“先難而後獲”的智者，不要求樊遲做大公無私的仁者[37]，道理也不難理解。可見孔子深刻認識到，六君子利人利己，對天下利益取之有度，獲取私利完全符合“禮義(yi) ”準則的道德，才是在“天下為(wei) 家”時代應該倡導的道德。

上引孔子語錄對夏商周六君子“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治國之道的定義(yi) ，按照現代學術規範，運用現代學術語言，可以考慮這樣表述：君子要為(wei) 自己以及子孫後代謀取私利（“己欲立”“己欲達”），就要首先為(wei) 天下蒼生、國家民族謀取公利（“立人”“達人”），並對天下利益取之有度，獲利方式和尺度都要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公認的禮義(yi) 準則（禮）。如此，則天下蒼生、國家民族之公利和君子自己、子孫後代之私利，才能都最大化最久化。

曾子認為(wei) 孔子之道，合而言之謂之“仁”，分而言之謂之“忠”“恕”。我的學習(xi) 心得，孔子的“忠道”僅(jin) 僅(jin) 是對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的總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因為(wei) 堯舜之道出自天性，也就談不上“忠不忠”的問題；而春秋君子之道自私愚蠢而虛偽(wei) ，無“忠”可言。“恕道”則是孔子自己完全獨立的創造，是對六君子之道的補充和發展，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者是也。因為(wei) 堯舜時代人人都是堯舜，沒有“恕不恕”的問題；春秋君子為(wei) 了私利，反複瓜分天下、國家、他人利益，而且無所不用其極，也不存在“恕不恕”的問題。這就是說，孔子雖然研究了六代所有的君子之道，但他對“仁”的定義(yi) ，他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學，並不包括堯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隻是對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的創造性總結和必要補充。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稱“孔子立新王之道”，即孔子假借夏商周曆史和六君子治國之道，創立了一種嶄新的理想的王道。董子此語可謂深得孔子之心。

三、春秋君子之道自私愚蠢虛偽(wei)

春秋時代的政治經濟形勢有三大基本特點。一是西周滅亡[38]，王室東(dong) 遷，天王的經濟軍(jun) 事實力和合法性都不斷下降，逐步喪(sang) 失華夏共主的地位，遂使華夏無主，於(yu) 是從(cong) 春秋初期的鄭莊公開始一直到春秋末期的吳王夫差、越王勾踐，或公開問鼎，或暗中奪鼎，無不試圖取而代之，諸侯、卿大夫、陪臣無不僭越禮製[39]，因此春秋時代有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霸主，遠遠不止曆史學家所謂春秋五霸[40]。二是鐵器廣泛使用，天下財富暴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之一是，如果治理不得法，剩餘(yu) 財富的增加不僅(jin) 不可能帶來公平正義(yi) 、人民富足、國家安寧，反而會(hui) 帶來深度的私有化和極端的貧富分化，春秋戰國如此，現代世界也如此。三是三代土地公有的井田製開始被公開破壞，所有國家均出現了土地兼並。[41]華夏無主而又財富暴增，春秋君子治國之道便形成在這種情況之下。

西周滅亡，王室東(dong) 遷，天子逐步喪(sang) 失了華夏共主的地位，禮樂(le) 征伐於(yu) 是逐步出自諸侯。春秋初期，鄭莊公、齊桓公等霸主還假模假樣地“奉天子以令諸侯”；到了春秋中晚期，大約從(cong) 晉國成為(wei) 超級大國、晉文公公開召見周天王開始，天子就被天下完全無視了。當然，諸侯也逐步被自己的公卿大夫完全無視，所以出現了魯國“三桓”專(zhuan) 權、晉國“三家分晉”、齊國“田氏代齊”等現象，至於(yu)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那就多到數以百計了。子夏曾說，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曆史（劉向《說苑》引），這毫不誇張。這些大都是孔子親(qin) 聞甚至親(qin) 見親(qin) 曆的。

夏商周處於(yu) 青銅文明時代，大約西周末期或春秋早期，西亞(ya) 的人工煉鐵技術傳(chuan) 入中國，於(yu) 是中國開始進入鋼鐵文明時代。鋼鐵便宜而且非常鋒利堅韌，鐵器得到廣泛使用，不要說沃野千裏的黃河中下遊衝(chong) 積平原，就連楚、齊等國貧瘠、黏性、墒情又不好的黃土地亦得到大量開墾，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都飛速發展，社會(hui) 財富高速積累，私有製觀念和私有製度進一步深入人心，貴族的生活便越來越奢靡[42]，農(nong) 業(ye) 稅率普遍由十分之一增長為(wei) 十分之二，山林水澤關(guan) 隘市場普遍開始征稅而且稅率都很高。

華夏無主加上財富暴增，於(yu) 是春秋時代的貴族們(men) 無不利令智昏，諸侯都想一口吞並天下，公卿大夫則都想一口吞並方國，公卿大夫的家臣則都想一口吞並卿大夫的采邑甚至整個(ge) 國家，可是他們(men) 誰都做不到，為(wei) 了謀取更大的私利，隻有假模假樣勉勉強強實行仁政。所以孔子認為(wei) ，春秋君子實行仁政治國，雖然在客觀上對天下國家、芸芸眾(zhong) 生也非常有利，卻並不是出於(yu) 他們(men) 聰明智慧理性的選擇，其道德仁義(yi) 也毫無誠信可言。春秋君子既不可能有堯舜那樣至大至公、毫無私心的崇高道德，又缺乏夏商周六君子那樣利人利己的聰明智慧和自覺自願認認真真實行仁政的誠實態度，僅(jin) 僅(jin) 因為(wei) “畏罪”，僅(jin) 僅(jin) 因為(wei) 要謀取私利，於(yu) 是不情不願勉勉強強實行仁政，根本沒有同時為(wei) 天下、國家、芸芸眾(zhong) 生謀取公利的想法。

總之孔子認為(wei) ，六代君子的第三種治國之道，是春秋時代大大小小各個(ge) 層級的許多霸主的治國之道。在孔子看來，春秋君子之道與(yu) 堯舜之道、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相比，除了客觀上都對天下蒼生有利以外，其主要特點就是極其自私、愚蠢、虛偽(wei) 。正所謂利令智昏，春秋君子們(men) 居然都不明白一個(ge) 極其淺顯的道理：在天下為(wei) 家人人為(wei) 己的時代，君子們(men) 想謀取私利，本來無可厚非。但君子們(men) 隻有認認真真地實行仁政，切切實實地造福蒼生，才能最終有利於(yu) 自己；隻有使國家民族蒼生的利益最大化最久化，自己的私利才能最終也隨之最大化最久化。所以君子們(men) 實行仁政，必須非常認真，非常誠實，即所謂“忠”。但是春秋君子普遍缺乏利人利己的聰明智慧，自然也缺乏對國家民族芸芸眾(zhong) 生的誠實態度，所以他們(men) 實行的仁道隻是非常自私、愚蠢、虛偽(wei) 的仁道，不能提倡。孔子所界說的“仁”，孔子所謂的“忠恕”之道，就完全不包含春秋君子的治國之道。

四、孔子之道補充六君子忠道

上文對夏商周六君子聰明智慧利人利己治國之道的定義(yi) ，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並不包含“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用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話來說，六君子之道隻有“忠道”無“恕道”。“忠”即誠實，“忠道”就是君子認認真真地實行仁道，實心實意地照顧平民百姓，在造福天下蒼生的同時，自然而然也會(hui) 為(wei) 君子自己及其子孫後代謀取重大、根本而長遠的利益。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來看，三代天王均實行封建製，天王分封同姓異姓諸侯，諸侯分封同姓異姓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同姓異姓士，如此層層分封。而且三代均實行土地公有的井田製，土地名義(yi) 上均歸天王所有，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上由中小貴族具體(ti) 控製，每戶農(nong) 民均有即使在災荒年景也足以養(yang) 活自己的土地，農(nong) 業(ye) 稅率低至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山林水澤關(guan) 隘集市均不收稅，勞役每年不超過三天，平民百姓的日子都不錯。天下蒼生的日子都很好過，君子自己自然也會(hui) 獲得豐(feng) 厚而且長久的回報：曆代宗子均有豐(feng) 厚穩定的世祿。孔子認為(wei) ，這就是夏商周六君子治理國家的大仁大德大道，就是六君子的“忠道”，就是他們(men) 聰明智慧的地方。“忠道”並非孔子的獨創，隻是孔子以三代曆史為(wei) 基本依據，也融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而已；隻有“恕道”才是孔子自己的獨創，才是對六君子之道的必要補充和發展。不過，實事求是地講，“恕道”在理論上的貢獻非常有限，其根本的意義(yi) ，隻是為(wei) 那些無法治理國家造福蒼生實現政治理想者，提供一個(ge) 心理平衡的支撐點。

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為(wei) 什麽(me) 隻有“忠道”，沒有“恕道”，很可能與(yu) 兩(liang) 個(ge) 因素密切相關(guan) 。

其一，與(yu) 春秋時代相比，夏商周時代天下的政治形勢總體(ti) 上比較清明，仁義(yi) 道德的地位比較高，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利己利人的君子比較多。孔子雖然隻列舉(ju) 了六位君子，但並非說三代隻有六位君子，隻是以六君子為(wei) 代表而已。

其二，也可能與(yu) 六君子的見識受到時代的局限有關(guan) 。夏末、商末、周末都有許多仁德君子無法立己達己、立人達人，春秋文獻均有大量記載，春秋君子對此多有議論，但是夏商周六君子卻並沒有因此而創造出“恕道”。曆史證明，即使在三代，仁德君子施展抱負、實現理想也非易事，但三代君子卻並沒有創造出“恕道”，說明他們(men) 的見識受到了時代環境和自己理論水平的製約。孔子曾對子貢講，君子實行治國平天下的“忠道”，要受到多種客觀條件的限製，未必都可以終身行之；但當君子迫於(yu) 無奈，最終放棄立己達己、立人達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隻能獨善其身時，要做到不強求自己和他人去立己達己、立人達人，實行“恕道”，卻操之在我，可以終身行之[43]。孔子所論，就是“恕道”的本意。

孔子能夠創造“恕道”，也可能主要與(yu) 兩(liang) 個(ge) 因素相關(guan) 。

其一，孔子認真總結了黃帝顓頊時代至春秋時代末期的曆史[44]，發現即使是政治清明的夏商周三代，也並非所有的仁德君子都可以獲得施展政治抱負的平台和機會(hui) ，從(cong) 而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孔子經常提到的殷末“三仁”就是典型的例子，孔子無比感佩的周公也是例子。孔子曾說：

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45]

“仁之難成”即仁德君子空懷壯誌而無由施展，這種情況當從(cong) 夏代就已經如此了，所以孔子說“久矣”；“惟君子能之”，當指六君子等才有幸獲得平台和機會(hui) ，得以施展安定天下造福蒼生利人利己的政治抱負，而許多君子卻無此幸運。孔子曾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yu) 爾有是夫!”45有機會(hui) 就“行”道，沒機會(hui) 則隻能把道“藏”起來。認認真真“行”道，就是“忠”；迫不得已“藏”道，就是“恕”。自己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自己；他人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他人。後世曾子孟子不僅(jin) 深諳孔子“忠恕”之意，而且亦當經常遇到壯誌難酬的現實情況，故亦常有類似論述。

其二，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末期，包括孔子師徒在內(nei) ，仁德君子普遍被當時的諸侯卿大夫們(men) 嘲笑鄙視，而那些無所顧忌地搶掠財富者卻普遍被視作英雄。在這種情況下，仁德君子如果沒有“恕道”自我原諒、自我寬慰，同時原諒朋友、寬慰朋友，他們(men) 將何以自處，何以終身?我終身學習(xi) 春秋戰國文獻，竊以為(wei) ，春秋文獻，其事雖大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義(yi) 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戰國文獻，覺得除了《孟子》等極少數文獻以外，其事其義(yi) 均為(wei)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末期也就是六代末期，戰國時代那種為(wei) 了一己私利毫無道德底線、禮義(yi) 廉恥，赤裸裸的叢(cong) 林法則此時已經呼之欲出，六代道德已經蕩然無存，甚至連巫祝上帝鬼神都成了君子們(men) 謀利的工具，而真正謀求治國平天下的仁德君子反而成為(wei) 世人嘲笑愚弄的對象，各級貴族為(wei) 了爭(zheng) 奪利益，已經無所不用其極。雖然真正的仁德君子沒有不想立己達己、立人達人者，但是諸侯不用，沒有平台，也隻能徒喚奈何而已。孔子弟子除了顏回、曾參等少數人繼承了孔子的衣缽、苦苦支撐以外，大多數弟子雖然發自內(nei) 心地承認孔子倡導的六君子之道才是最好的國家治理之道，但是最終還是被迫放棄了孔子的道德理想，轉而去做了法家、兵家、縱橫家的祖師爺，這就是對當時殘酷現實的無奈回應。仁德君子無法立己達己、立人達人，被迫像孔子自己那樣周遊列國十幾年，“累累若喪(sang) 家之狗”[46]；像弟子顏回那樣窮居陋巷，獨善其身；像弟子原憲那樣衣不蔽體(ti) ，藏身草莽，如此則委實不必苛求自己，也不能苛求他人去立己達己、立人達人，去治理國家、造福芸芸眾(zhong) 生。這便是孔子“恕道”的來源和本意，“恕”的對象既包括仁德君子自己，也包括其他仁德君子。孔子去世後，曾子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還把孔子忠恕之道總結為(wei)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這兩(liang) 句話，遂成為(wei) 後世兩(liang) 千多年中國讀書(shu) 人的座右銘，這便是孔子忠恕之道對後世的深遠影響。至於(yu) 戰國至今學者如何將孔子的“恕道”不斷反複地抽象化，使之具有普遍意義(yi) 即哲學意味，成為(wei) 哲學概念、哲學術語，那主要是後世學者之意，已經不完全是孔子的本意了。

五、初步的結論

孔子研究六代君子治國之道的根本目的，當然不是為(wei) 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提倡自己以夏商周三代曆史為(wei) 基本依據，又經過自己發展、改造的夏商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國安民之道，從(cong) 而為(wei) 華夏民族的子孫萬(wan) 代創造一個(ge) 卓有成效的國家治理之道，讓芸芸眾(zhong) 生福祉滿滿、生活安寧，讓華夏民族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孔子告訴弟子，堯舜之道即使再美好、公平、正義(yi) 、偉(wei) 大，也隻適合“天下為(wei) 公”的原始時代，不適合經濟快速發展、剩餘(yu) 財富大增、“天下為(wei) 家”的新時代，人類絕不可能僅(jin) 僅(jin) 為(wei) 了公平正義(yi) ，就倒退到遠古洪荒時代去。孔子明白，人類不可改變的私心，蒼生對美好生活的無盡追求，才是經濟發展、社會(hui) 進步的不竭驅動力。人性不可改變，生產(chan) 力水平隻能提高，經濟隻能發展，社會(hui) 隻能進步，剩餘(yu) 財富隻能增多，人民的生活隻能越過越好，這是不可改變的曆史發展規律。因此天下君子都應該琢磨，既然“天下為(wei) 公”的原始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天下為(wei) 家”的曆史規律不可逆轉，人類自私自利的天性無法改變，我們(men) 應該怎樣治理國家，怎樣為(wei) 芸芸眾(zhong) 生謀福祉，為(wei) 國家民族謀安寧，為(wei) 子孫後代謀未來，同時也讓國家治理者適當獲利——除了經濟利益，還包括崇高的曆史地位、子孫後代的感激和懷念、國家民族給予的充分肯定?君子隻有把為(wei) 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謀公利，與(yu) 為(wei) 自己謀私利完美地統一起來，把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當作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才能真正治理好，天下才能長治久安，芸芸眾(zhong) 生才可能得到福祉，君子自己才能得到合乎公認禮義(yi) 準則的私利。春秋君子完全不懂這些基本道理，他們(men) 隻是迫不得已勉勉強強實行仁政，其治國之道自私虛偽(wei) 而愚蠢，當然不應該提倡。

孔子對夏商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國之道的高度總結和偉(wei) 大創造，既有一定的三代曆史事實做依據，更包含著孔子自己為(wei) 當時君子和後世子孫所做的國家治理理想方案的偉(wei) 大設計，即董仲舒所謂“孔子立新王之道”。他采取“三代曆史依據+曆史發展規律+理想模式設計”的方式，創造的這個(ge) 六君子之道，對戰國至今中國的思想理論、曆史文化和國家治理實踐，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意義(yi) 。戰國至今，孔子的偉(wei) 大政治理想一直後繼有人。孔子死後，子夏傳(chuan) 經，曾子、子思、陳良、孟子傳(chuan) 仁政，及至漢唐宋明，後人更是豐(feng) 富光大了孔子的治國理論。中華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曆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世界頂級強國，原因固然複雜，孔子倡導的國家治理思想在大部分時代都基本得到實現，國家治理比較公道，社會(hui) 財富分配比較公正，無疑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原因。漢代至今中國曆朝曆代的國家治理者，凡是聰明智慧、真誠效法孔子所創造推崇的夏商周六君子之道，認真為(wei) 蒼生謀福祉、為(wei) 國家民族謀發展的，芸芸眾(zhong) 生、國家民族和君子自己的利益就有切實保障，國家就安寧祥和，社會(hui) 就穩定文明，經濟就快速發展，君子的曆史地位就很高。即使那些為(wei) 天下蒼生奮鬥終生最終卻幾乎一事無成的君子，後世子孫亦無比感佩，無限懷念，君子也具有崇高的曆史地位。凡是像春秋君子那樣自私愚蠢而虛偽(wei) ，不真誠為(wei) 天下蒼生、國家民族謀利的，王朝就無不短命，百姓就無不遭殃，君子自己的下場亦無不悲慘。《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第五十九》總結這一曆史規律道：“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即使現在看來，這個(ge) 總結也是非常科學的。

孔子在世時，正是諸侯公卿陪臣們(men) 瘋狂搶掠、反複瓜分天下的時候，除了無權無勢甚至連性命都無法自保的魯哀公，除了顏回、曾子、子貢等少數入室弟子，當時沒有誰真正在意這位偉(wei) 大的仁者和智者創造的國家治理理論，因此孔子十分孤獨寂寞。但他所總結、創造、提倡的六君子治國之道，即國家治理的“新王之道”，卻在大漢以後兩(liang) 千多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大放異彩，為(wei) 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曆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孔子總結、創造、提倡的夏商周六君子公道治理（仁）、公正分配（禮）的國家治理思想，是對中國也對世界最有啟示意義(yi) 的國家治理理論。

注釋
 
1梁啟超先生所謂“公德”“私德”，當下社會所謂“道德”，都隻是普通公民的行為規範而已，雖然也有意義，但與君子治國之道不可相提並論。
 
2中國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們普遍認為，曆史學上的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帝時代，考古學上的仰韶文明、黃帝古城文明、紅山文明、二裏頭文明、屈家嶺文明、河姆渡文明時代，均為“古國”時代，大禹至今則為國家文明時代。可從。故堯舜至今，本文均稱國家。古代“天下、國、家”概念不同，為了語言簡潔，行文方便，符合今人語言習慣，本文籠統稱之為國家，其社會治理均籠統稱國家治理。
 
3《論語·顏淵篇》12·19。《尚書·君陳篇》:“爾惟風，下民惟草。”可見孔子此說亦淵源有自。
 
4周：春秋戰國以西周為周，漢代至今以西周春秋戰國為周，本文用春秋戰國古意。
 
5有學者懷疑《禮運篇》為秦漢之際無名氏所作。將該篇與《論語》《左傳》《孟子》《禮記》《大戴禮記》殘卷所引孔子語錄仔細對讀，從思想理論和語言文字兩個方麵來看，該篇應為孔子所言，弟子所記。
 
6《禮記·禮運篇第九》。
 
7《論語·泰伯篇》8·19。堯：本章兩個“堯”字均借代堯舜。假借“堯”或“舜”指代“堯舜”，假借“文武”指代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這是春秋君子的語言習慣，文獻案例甚多。民無能名：春秋時代至清末民初禮製，君子出生命名，成年命字，去世命諡，古代均稱“名”。命諡禮俗，官方高層乃至平民百姓至今猶存，隻是諡號不同而已，今人習焉不察，俗稱“蓋棺定論”。堯舜治國之道無比崇高偉大，子孫不知用何美諡方可概括堯舜之美德。堯舜時代並無命諡之禮，後世君子敘說遠古曆史，經常會在無意之中竄入後世禮製。文章：典章製度，成文史。核心內容是政治製度、宗教製度，敘說方式是曆史。堯舜時代的典章製度經過代代口耳相傳，至西周末期春秋早期即有鋼鐵有“方策”的時代，記錄為《堯典》《舜典》等。
 
8《論語·泰伯篇》8·18。舜禹：同時使用了“借代”“連言”兩種修辭方法，也是周人的語言習慣。“舜”借代堯舜，猶上章假借“堯”指代堯舜。堯舜傳賢不傳子，才是“有天下而不與”，而大禹傳子，“天下為家”，並非至公。孔子讚美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而言及大禹者，“連言”之也，猶孟子稱讚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而“連言”後稷，而後稷並無“三過家門而不入”故事。詳見《孟子·離婁下》8·29。有天下而不與：擁有天下而毫不染指。“有天下”，這是大禹之後私有製時代的觀念，堯舜時代尚無此類觀念。春秋時代私有製深度發展，孔子受此影響，用春秋時代觀念解說堯舜時代故事。
 
9春秋文獻“人”多指貴族，“民”多指平民，“人”“仁”二字經常互通。堯舜仁道乃全民之道，夏商周春秋仁道重點在“立人安人”，如此則“民道”問題自然解決。戰國墨子主張“兼愛”，孟子主張“民本”，其仁道遂“人道”“民道”並重，與堯舜之道相通，但起因和結果均大為不同。
 
10《論語·雍也篇》6·30。“博施於民”與“濟眾”:前者指幫助貴族，後者指幫助平民。周代文獻中“人”一般指貴族，“民”一般指平民。但“民”字有時指貴族，周代文獻有此特殊用法，《論語》就有四個案例，“舉逸民”即是，故“博施於民”類似孔子所謂幫助貴族的“立人達人”，“濟眾”則指幫助平民百姓。仁、聖：均就君子治國之道而論，有時含義相同，如孔子常將六代君子治國之道籠統稱之為“仁道”；有時“聖”高於“仁”，例如本章，以及《論語·述而篇》7·34。
 
11《論語·憲問篇》14·42。
 
12《論語·顏淵篇》12·11。
 
13《論語·裏仁篇》4·2；《禮記·表記篇第三十三》。
 
14《論語·泰伯篇》8·19。
 
15《論語·季氏篇》16·9。
 
16《禮記·中庸篇第三十二》。
 
17《禮記·表記篇第三十三》。
 
18《孟子·盡心篇下》14·6。
 
19《孟子·盡心篇上》13·16。
 
20《禮記·禮運篇第九》。
 
21西周末期春秋初期，西亞人工煉鐵技術傳入，中國開始進入鋼鐵文明時代，故春秋貴族基本不再鑄造青銅器，戰國時代青銅開始做錢幣使用。《孟子》有“兼金”之說，漢代以來趙岐等學者多有猜測，竊以為就是黃銅與錫的合金，指青銅，不是黃金。戰國諸侯公卿動輒贈送孟子幾十甚至幾百斤“兼金”，幫他養弟子，故孟子在齊宣王朝做客卿時，拒絕齊王的俸祿。國家用“兼金”製造貨幣，一直實行到清末。如今中國農村還保存了“明錢”的說法，“明錢”即明朝政府鑄造的銅錢，以銅錫合金鑄造，這就是“兼金”。
 
22《孟子·盡心篇下》14·22。高子：孟子設帳弟子，名與表字均失傳。孟子弟子可考者十八人，名與表字大多失傳。追蠡：追，音堆，趙岐注：“鍾紐也。”蠡：趙岐注：“欲絕之貌也。”可從。
 
23據《左傳·隱公元年》《隱公五年》，士在春秋初期尚為貴族武士。春秋晚期大貴族不斷兼並小貴族土地，士遂文士化、平民化，孟子稱“士庶人”，漢唐稱“寒士”，元朝稱“九儒十丐”。
 
24古人對“王”字有許多解釋，多有附會。竊以為，隻有“一土為王”才是唯一正確的解釋。
 
25詳見《孟子·滕文公上》5·4；《滕文公下》6·2。
 
26一井田平均分為九塊，中間一塊是“公田”，其餘八塊是“私田”，八戶農民一家一塊“私田”。“公田”由農民義務耕種，所得歸貴族；“私田”所得歸農民，但要交稅十分之一。古人的公私觀念即由此而來。
 
27宗子是貴族的法定儲君，與餘子（餘夫）相對而言。這一製度形成於商代晚期，周初確認，直到清末。
 
28黃河中下遊本有兩大支流，一條在山東入海，一條在河南北拐，經內蒙古赤峰至秦皇島入海。漢武帝時代黃河北方支流因洪災淤塞為“無定河”，宋改名為“永定河”。近代史家談及黃河衝積平原，大多僅指河南大平原，本文則兼指黃河在河南、華北、山東的所有衝積平原。春秋以前幾大平原氣候溫暖濕潤，多有熱帶、亞熱帶動植物，非常有利於農業。西周末期華北突然變冷，但河南大平原氣候變化不大。
 
29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徐旭生先生認為，華夏民族主要由西北羌戎、東夷、南蠻三大族係融合而成。各族先人先後均往黃河衝積平原及其周邊地帶發展。從仰韶彩陶、黃帝古城和《尚書》記載來看，炎黃等西北羌戎大約七千年前就已發展到了黃河衝積平原地帶，並製造了仰韶彩陶，五千多年前就建造了黃帝古城。堯舜夏商周五代先人後來也從四麵八方發展到這裏。據《禮記·明堂位第十四》記載，周初華夏民族在政治軍事經濟禮俗文化上已經形成。隻因西周滅亡，王室衰弱，華夏無主，蠻夷戎狄遂自外於華夏，恢複叢林本色，又經春秋戰國五百年，將其大部重新融入華夏而已。
 
30殷武丁時代即遭雅利安人入侵。商湯伐夏桀，周武伐商紂，均用車兵，《尚書》均有記載。聯盟討伐野蠻人，想必也用車兵。井田的寬闊筆直的田埂就是大馬路。戰國時代井田製被破壞，華夏諸侯無法使用車兵，趙武靈王等不得已而舍棄車兵，改用騎兵，男性貴族被迫放棄裙子，改穿褲子，即所謂“胡服”。
 
31成文史何時出現，除了文字製約因素以外，書寫材料也是一個重要製約因素。甲骨易得但連綴、傳播均極為不便，青銅極其昂貴而且傳播亦不方便，故三代成文史很少。隻有進入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的鋼鐵文明時代，先人才可以預先大量製作“方策”（發布政府文告的木板和記錄文獻的簡牘），文獻這才多了起來。
 
32此篇應成篇於秦漢之際，可視作秦漢儒者對夏商周君子之道的理論總結。
 
33《禮記·禮運篇第九》，子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古人祭祀，請鬼神祖先飲食，然後子孫飲食。
 
34夏商周是否為奴隸製，另當別論。上文已論證，三代實行井田製，耕者有其田，這不可能是奴隸製。
 
35《論語·述而篇》7·20。
 
36《論語·雍也篇》6·22。
 
37 西周滅亡原因，古代史家大多關注周幽王沉溺女色烽火戲諸侯，其實長江黃河上遊大地震形成堰塞湖，然後衝擊西北廣大地區，北方又突然變冷，冰雪線南移至黃河，迫使遊牧民族南下搶掠，才是主要原因。
 
38 陪臣：臣之臣。因為春秋中晚期天王已經形同虛設，故晚周文獻所稱之陪臣往往特指卿大夫的家臣，如《論語》記載的魯國的陽貨、公山弗擾，晉國的佛肸，《左傳》記載更多。
 
39 五霸說始於《孟子·盡心篇上》13·30，後代史家為究竟是哪五霸，遂爭論不休，其實大可不必。
 
40 孔子在世時，隻是反對弟子有若幫助季氏增加稅收。戰國時代孟子則反複說，天下經常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因此終身呼籲恢複三代井田製，說明那時井田製已經被破壞得十分嚴重，土地已經幾乎完全私有化。
 
41 《禮記》收有人類曆史上最早也最複雜、最奢侈的菜譜，遠比幾千年之後《紅樓夢》中榮國府、寧國府的菜譜複雜。不管這一菜譜成篇於戰國還是秦漢之際，都與春秋君子的奢靡生活密切相關。至於春秋君子車馬服飾之類的奢靡，古今學者的討論就太多了。
 
42 《論語·衛靈公篇》15·24。
 
43 詳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第六十二》。太史公寫作《五帝本紀》，即主要采用孔子此篇。
 
44 《禮記·表記篇第三十三》。
 
45 《論語·述而篇》7·11。
 
46 《史記·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