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與(yu) 科技：從(cong) 納蘭(lan) 性德《淥水亭雜識》看清初士人格物風尚

作者：劉溪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21年第11期

摘    要：清初文人納蘭(lan) 性德以詩詞著稱，而其所著《淥水亭雜識》為(wei) 學界所忽視。其實，該書(shu) 作為(wei) 一部專(zhuan) 研格物的筆記，不僅(jin) 包含諸多傳(chuan) 統格物門類，還涉及許多西方科技的內(nei) 容，對於(yu) 研究明末清初科技發展與(yu) 儒學內(nei) 在轉型等問題均具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納蘭(lan) 在《雜識》中所呈現的格物觀一方麵極為(wei) 清晰地體(ti) 現了儒學在明末清初崇實黜虛、吸納西學的學風轉向，另一方麵也展現了清初士人格物風尚相較於(yu) 晚明的最大區別——受篤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響甚深。皇權對知識的幹涉，雖極大提高了清初儒士的格物熱情，卻也造成學術思想為(wei) 皇權所裹挾。另外，透過納蘭(lan) 《雜識》可見，清初儒士對西方科學的認識有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層麵的區別，並且存在形下學層麵互通互融、形上學層麵大相徑庭的矛盾。儒者雖付諸不同的努力，卻最終未能解決(jue) 這一存在於(yu) 知識與(yu) 價(jia) 值信仰當中的緊張與(yu) 衝(chong) 突。

關(guan) 鍵詞：納蘭(lan) 性德；《淥水亭雜識》；格物；西方科技；

作者簡介：劉溪（1986—），女，哲學博士，山東(dong) 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係講師，研究方向：儒家哲學、科技思想史

引 言

有“滿清第一詞人”之稱的納蘭(lan) 性德近些年一直是文化界、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人物。王國維曾對其有極高讚譽，認為(wei) 納蘭(lan) “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來，一人而已”【1】。因納蘭(lan) 詞風“清麗(li) 婉約、幽豔哀斷”，加之乾隆皇帝曾言《紅樓夢》乃明珠家事，故納蘭(lan) 一直被許多人視為(wei) 賈寶玉的原型，其所著《飲水詞》中的滿篇愁緒也被當作是賈寶玉式的厭惡科舉(ju) 官場、鄙夷儒家事功的表現。由是，關(guan) 於(yu) 納蘭(lan) 的研究便極少呈現他積極入世、渴望濟世的另一麵。實際上，納蘭(lan) 很早即拜徐乾學等儒學名士為(wei) 師，積極學習(xi) 儒家文化，十八歲開始參與(yu) 編校大型儒家經學叢(cong) 書(shu) 《通誌堂經解》，收錄了先秦至元明經解一百四十餘(yu) 種，為(wei) 後世經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由此可見，納蘭(lan) 非但不是“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1】，反而對漢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著力甚深。

納蘭(lan) 英年早逝後，其師友所書(shu) 的誄詞中有一句稱頌頗令人矚目：“聰敏絕世，凡諸天文象緯，輿地山川，寶笈琅函，蟲魚草木，靡不窮蒐廣采，考核精詳”【2】。納蘭(lan) 既非疇人，又非博物專(zhuan) 家，卻對天文曆法、地理器物等如此感興(xing) 趣，以至於(yu) 廣泛搜集、詳盡考證，還著有一部專(zhuan) 研格物的筆記——《淥水亭雜識》（以下稱《雜識》），似乎令人費解。而實際上，這正是明清之際儒士崇實黜虛，追求格物風尚的體(ti) 現。處於(yu) 這一轉型時期的文人，正如顏元所言，認為(wei) “不獨《詩》《書(shu) 》、六藝，凡威儀(yi) 、辭說、兵、農(nong) 、水、火、錢、穀、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3】。

納蘭(lan) 在《雜識》一書(shu) 中所涉及的格物範疇，不僅(jin) 包含傳(chuan) 統的天文、地理、水利、醫藥、機械等諸多門類，還涉及許多西方科技的內(nei) 容。另外，納蘭(lan) 宮廷文人的身份又極能體(ti) 現康熙朝儒士格物風尚的另一特點：受篤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響甚深。所以，透過《雜識》而對納蘭(lan) 格物觀的探討就可以成為(wei) 詮釋如下問題的一個(ge) 獨特視角：清初士人緣何普遍崇尚格物?此一時期的格物風尚對儒學的內(nei) 在轉型及隨後的科技發展產(chan) 生了何種影響?儒士麵對著西學的輸入，對西方科學的接受情況如何、與(yu) 明末諸儒有何不同?

一、納蘭(lan) 性德格物觀與(yu) 明末清初學風的轉向

明清之際之所以被稱為(wei) “天崩地解”的時期，更多的是暗喻一種思想、文化方麵的動蕩與(yu) 變遷。儒學自身的困境加之與(yu) 西學的遭逢，使得這一時期的學風轉向有了更為(wei) 複雜的呈現方式：一方麵，王學末流積弊甚深，迫使儒學自身進行內(nei) 部的更新與(yu) 改造；另一方麵，西方科學陸續傳(chuan) 入，其引發的衝(chong) 擊又使得儒學亟需不斷地自我調適。清初士人對格物風尚的追求，即是這一學風轉向的清晰寫(xie) 照。

格物風尚的興(xing) 起可追溯至程朱對“格物致知”這一儒學概念的重新詮釋。此前，張載講“德性所知，不萌於(yu) 見聞”【4】，“物交而知”的見聞之知一直被排除在對性理的“德性之知”之外。而到了二程、尤其是朱熹不但強調了“格物”的必要性，還進一步拓展了格物的範圍。首先，“致知”必須經過“格物”，並且這裏的物不是“懸空底物”，而是“實體(ti) 之物”【5】；其次，無論是“草木禽獸(shou) ”這些“至微至賤”的物【5，還是“農(nong) 圃、醫卜、百工”這一類的“小道”皆有道理【5】，故而需要“物物上窮其至理”【5】。雖然此時對外物的探究依舊附庸在對天理的體(ti) 認之下，但是畢竟使“格物”這一原本隻強調道德修養(yang) 論意義(yi) 的儒學概念具有了認識論的蘊含。隨後，伴隨著晚明實學思潮的興(xing) 起，這種知識論、認識論的傾(qing) 向進一步發展，從(cong) 此前朱熹的“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jun) 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hui) 。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ge) 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5】，到顧炎武“凡文之不關(guan) 於(yu) 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wei) ”【6】，這不僅(jin) 僅(jin) 代表一種程度的差異，還表達著一個(ge) 觀念的轉變：對經世實用之學的探究已不僅(jin) 僅(jin) 是道德修養(yang) 的附屬品，而是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在特殊時期的價(jia) 值甚至超越了純粹的“德性之知”。此種崇實的格物風尚的興(xing) 起，也使得西方科學得以更順暢地為(wei) 傳(chuan) 統儒學所接納，由此形成了“格物窮理之學”這一囊括中西方科學的新型學術樣式，此即梁啟超所說的“大反動的成功”【7】。

由於(yu) 納蘭(lan) 的恩師徐乾學與(yu) 著名實學思想家顧炎武乃甥舅關(guan) 係，故常有學者將《雜識》與(yu) 顧炎武的《日知錄》進行比較研究，認為(wei) 《雜識》的寫(xie) 作或是受到《日知錄》的啟發，故而在寫(xie) 作體(ti) 例、涵蓋內(nei) 容等方麵均有相似之處。實際上，在此一格物風尚的影響下，這類涉及天文、地理、醫藥、百工等領域的書(shu) 籍很多，其中康熙皇帝的《幾暇格物編》、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劉獻廷的《廣陽雜記》等，都是筆記體(ti) 的格物著作，其中均廣泛涉及中國古代科技以及西方科技的內(nei) 容。

在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則“度數旁通十事”的規劃建議，詳盡列舉(ju) 了以數學為(wei) 基礎、對民生日用極為(wei) 重要的十個(ge) 領域：天文氣象、水利工程、音律、軍(jun) 事、會(hui) 計、建築、機械、輿地測量、醫藥、鍾表製作【8】。後世學者多對徐光啟能做此列舉(ju) 區分評價(jia) 很高，認為(wei) “其思想傾(qing) 向已具備了近代科學的一些特征”【9】。徐光啟所認為(wei) 的這些“格物窮理”的重要領域，在納蘭(lan) 《雜識》中幾乎均有涉及【10】：

納蘭(lan) 《雜識》不僅(jin) 在格物門類上體(ti) 現著儒學在明末清初崇尚實學、會(hui) 通中西的學風轉向，書(shu) 中對許多技藝、器具的推介也折射出清初儒士對“重道輕器”“道本技末”等傳(chuan) 統儒學價(jia) 值觀念的顛覆。《雜識》當中對西人龍尾車的介紹便是典型的一例：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製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圍於(yu) 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mu) 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yu) 農(nong) 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仿效，通行天下，為(wei) 利無窮。【10】

實際上，傳(chuan) 統儒道皆對此類“技藝末務”多有批判，《莊子·天地》中提到這類灌溉所用的機械桔槔時，曾借拒絕使用機械的老農(nong) 的感歎表達對機巧之物的貶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yu)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11老子也批判“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2】。傳(chuan) 統儒家更是如此，一直將這些機巧、技藝定義(yi) 為(wei) “奇技淫巧”，認為(wei) 儒士不應流連於(yu) 此，而應該專(zhuan) 心於(yu) 道。因此，來華意大利傳(chuan) 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在與(yu) 徐光啟一同翻譯介紹西方水力學的著作《泰西水法》的時候，就曾十分擔心這些西方科技的內(nei) 容會(hui) 被儒士用“百工藝事，非道民之本業(ye) ”【13】來加以批評。

納蘭(lan) 在《雜識》中對中國傳(chuan) 統所用的桔槔與(yu) 西方新型灌溉機械龍尾車的比較，清晰地體(ti) 現了追求格物風尚的清初士人相較於(yu) 傳(chuan) 統觀點的一種重要的思想轉變：既不再執著於(yu) “道本技末”，也不過分糾結中西之別，西方機械比中國傳(chuan) 統器具更為(wei) 便利，更有利於(yu) 生活、生產(chan) ，就應當“通行天下”。正如王徵所言，凡是有益於(yu) “民生日用”“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就是“最切要者”【14】。

總之，在明末清初崇實的格物風尚影響下，“理”與(yu) “物”“道”與(yu) “技”（“器”）之間固有的價(jia) 值模式被打破了。“器雖形下，而切世用，茲(zi) 事體(ti) 不細已”【15】，清初士人對自然事物、技藝器具的重視，也為(wei) 這一時期的科學發展開放了更多的可能性，明清之際也因此被譽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具有近代意義(yi) 的科學啟蒙時期”。

二、納蘭(lan) 性德格物觀與(yu) 君王科技好尚的影響

格物風尚在清初的發展雖然隻是明末的賡續，其中卻有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變化：此風尚最有影響力的推動者由崇尚實學、愛好西學的儒士，變成留心格物、好尚科學的康熙皇帝。《清史稿》曾讚美康熙皇帝“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wei) 古今所未觀”【16】，這一評價(jia) 其實並不失實。康熙皇帝對數學、天文、地理、醫學等諸多格物門類都有深入研究，其在西方科學方麵的造詣甚至遠勝於(yu) 許多格物專(zhuan) 家。由於(yu) 康熙皇帝身份的獨特性，其學科學、用科學的過程又持續了數十年，可以說對清初科技發展產(chan) 生了諸多重要影響，其中之一便是帶動格物風尚的進一步發展。康熙皇帝大力提倡西學、廣泛搜羅科技人才、組織編纂大型科技典籍，極大促進了康熙朝士人崇實格物的主動性、積極性。

納蘭(lan) 家族一直同皇室關(guan) 係密切，世代聯姻，納蘭(lan) 之父納蘭(lan) 明珠即為(wei) 康熙朝重臣。納蘭(lan) 參加殿試，獲賜進士後，並未出仕，而是被康熙皇帝選授為(wei) 三等侍衛，後又升至一等侍衛。“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台、口外盛京、烏(wu) 喇，及登東(dong) 嶽，幸闕裏，省江南，未嚐不從(cong) 。”17康熙皇帝出巡多地，納蘭(lan) 皆為(wei) 隨扈人員，可以說君臣二人一直有較為(wei) 密切的接觸。康熙皇帝不僅(jin) 經常賜予納蘭(lan) “金牌、彩緞、上尊、禦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17】之類，還曾為(wei) 其親(qin) 筆題詩。納蘭(lan) 對康熙皇帝的文德武功也十分欽佩，曾作詩文稱頌：“武功誕著，文德丕彰”“勳高乎千古，道冠乎百王”【18】。

“癸醜(chou) 病起，披經讀史，偶有管見，書(shu) 之別簡。或良朋蒞臨(lin) ，傳(chuan) 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18】由《雜識》序言可知，納蘭(lan) 寫(xie) 作該書(shu) 始於(yu) 康熙十二年（1673），此時正值“楊光先曆獄案”結束不久，這場由中西曆法之爭(zheng) 所引發的衝(chong) 突無論是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麵對著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西方傳(chuan) 教士日益擴大的影響，儒士楊光先一邊呼喊著“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的口號，一邊寫(xie) 成《摘謬十論》《辟邪論》《正國體(ti) 呈》《請誅邪教狀》等文章，控訴西洋傳(chuan) 教士曆書(shu) 編寫(xie) 錯誤、教義(yi) 悖理反道等問題。最終造成湯若望被判死刑，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被判充軍(jun) ，欽天監李祖白等五名中國官員被處死的慘烈結局。然而，楊光先替代湯若望成為(wei) 欽天監監正以後，曆法的推算運用卻屢屢出現問題。基於(yu) 天文曆法在政權穩固、國家統治中的重要地位，親(qin) 政後的康熙皇帝決(jue) 定重審此案，在觀象台組織了多場公開測驗。在中西曆法的全麵較量過程中，南懷仁依據西洋曆法的推測一直準確無誤，而楊光先、吳明烜等人的推算卻差謬頻出。最終，康熙皇帝果決(jue) 翻案，將楊光先等人革職，任命南懷仁為(wei) 欽天監監副，並恢複了湯若望“通微教師”的稱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曆法公開測驗的過程中，負責驗判的大臣之一正是納蘭(lan) 明珠。此後，由於(yu) 康熙皇帝對西方傳(chuan) 教士的重視，納蘭(lan) 明珠也一直同傳(chuan) 教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為(wei) 康熙皇帝講授西方科學的傳(chuan) 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在給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曾特地提及納蘭(lan) 明珠：“他出於(yu) 對天主教的滿腔熱忱，隻要是能辦到的事情，不論什麽(me) 事都給天主教以協助，並支持傳(chuan) 教士的布教計劃。”【20】可以說，有康熙皇帝與(yu) 家庭環境的雙重影響，納蘭(lan) 對西方科技持認同態度絲(si) 毫不足為(wei) 奇。

“楊光先曆獄案”結束後，由於(yu) 康熙皇帝的支持，再無人敢公開詆毀西方科學，西人、西學的地位大大提升。康熙帝大力敦促禮部選拔、培養(yang) 天文曆法方麵的人才，還諭令欽天監的官員必須認真學習(xi) 西洋新法，務必達到精熟掌握的程度，“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zheng) 論，今既深知新法為(wei) 是，爾衙門習(xi) 學天文曆法滿洲官員，務令加意精勤。此後習(xi) 熟之人，方準升用，其未經學習(xi) 者，不準升用。”【21】納蘭(lan) 在《雜識》當中對西方天文曆法的認識，與(yu) 康熙皇帝“深知新法為(wei) 是”的態度非常一致，他認為(wei)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18】。而西洋曆法之所以能勝於(yu) 中法，納蘭(lan) 也提到了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優(you) 長之處：其一為(wei) 測量方法，其二是觀測工具。例如，他列舉(ju) 西方測木、水、金等五星之法，認為(wei) 該法可很好地避免清濛氣對測量的幹擾，“誠良法也”【18】。他還介紹了西方的天文觀測工具——望遠鏡。“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yu) 萬(wan) 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小星也，曆曆分明”【18】。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一直都認為(wei) 銀河是由雲(yun) 霧之氣積聚而成，但是通過望遠鏡觀測，會(hui) 發現銀河是由密集的小星組成，由是糾正了傳(chuan) 統的錯誤看法。

徐乾學曾提到納蘭(lan) “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22】。的確，從(cong) 納蘭(lan) 在《雜識》中介紹的自行車、風車等可以看出其對器械、尤其是西洋器械極為(wei) 感興(xing) 趣。而這也同康熙皇帝在此一時期的興(xing) 趣點極為(wei) 吻合。納蘭(lan) 寫(xie) 作《雜識》的那幾年，即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十五、六年，康熙皇帝與(yu) 西方傳(chuan) 教士的互動愈加密切，並開始正式同南懷仁學習(xi) 西方科學。這一時期，康熙皇帝格物的重點主要在於(yu) 西方的儀(yi) 器、工具。他命南懷仁製作了種類繁多的器械，分別有：黃道經緯儀(yi) 、赤道經緯儀(yi) 、天體(ti) 儀(yi) 等天文儀(yi) 器；用於(yu) 民生運輸、灌溉的滑輪組、絞盤車、水平儀(yi) 等機械；為(wei) 平定三藩叛亂(luan) 而設計製造的西洋火炮等武器。其實，在明末西方傳(chuan) 教士初入中土之時，就為(wei) 了籠絡官員士大夫而傳(chuan) 入了大量的儀(yi) 器、工具。到了清初，由於(yu) 統治者對西方科學的喜好，士大夫們(men) 就有更多的機會(hui) 接觸到西方的器械，例如康熙皇帝十分喜愛的自鳴鍾，就深受士大夫歡迎。納蘭(lan) 曾寫(xie) 作長篇《自鳴鍾賦》，讚歎西方技藝之“巧”：“……餘(yu) 為(wei) 轉輾思維，末由悟其蘊；低徊俯仰，惟有歎其神……”【23】。這篇文章常被後人認為(wei) 是應和康熙皇帝的《詠自鳴鍾》：“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指按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鍾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24】不唯如此，納蘭(lan) 的胞弟納蘭(lan) 揆敘、十七阿哥允禮都寫(xie) 作過應製詩《詠自鳴鍾》。南懷仁在提到中士對自鳴鍾的興(xing) 趣時，也說：“所有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們(men) 的皇帝和達官顯貴們(men) ，總是對機件複雜的鍾表顯示出極大的偏愛。因此我們(men) 的神父們(men) 也總是搜尋這樣的鍾表，並調試完好。”【25】由此可見，對西方器械的喜好已經成為(wei) 一種代表社會(hui) 地位的潮流，這也在一定意義(yi) 上促進了儒士對西方科學的接受。

因納蘭(lan) 去世時年僅(jin) 三十歲，《雜識》又寫(xie) 作於(yu) 康熙皇帝學西學、用西學的早期階段，故其中所反映出的格物觀，尤其是納蘭(lan) 對西方科學的認識與(yu) 康熙皇帝深入掌握西學之後的觀點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最為(wei) 明顯的是他的觀點未曾體(ti) 現康熙皇帝在1703年【26】之後開始大力倡導的“西學中源”說。納蘭(lan) 在談到中國傳(chuan) 統曆法時，認為(wei)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shu) 為(wei) 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23】；而在提及西洋曆法時，讚歎“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23】，這是對西方天文曆法的徹底信服。康熙皇帝雖然前期十分肯定西方曆法，但其在倡導“西學中源”說之後，就開始常常提及西方曆法的謬誤，認為(wei) “西法大端不誤，但分刻度數之間，積久不能無差”【27】。並且，康熙皇帝還強調西方曆法的源頭是在中國，“曆原出自中國，傳(chuan) 及於(yu) 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術也”【24】。麵對西方傳(chuan) 教士，康熙皇帝也不再如之前一般信任，“禮儀(yi) 之爭(zheng) ”等問題逐漸發生後，他對西方傳(chuan) 教士也開始有提防之心：“現在西洋人所言，前後不相符，爾等理當防備”【28】。在康熙皇帝對西人、西學、西教的態度發生轉變之後，康熙朝儒士李光地、梅文鼎等人旋即跟隨其格物好尚，大力論證“西學中源”說，如“新曆以地為(wei) 圓體(ti) ，南北東(dong) 西隨處轉移，……其說與(yu) 《周髀》合”【29】，“西洋曆所言寒、暖五帶之說，與(yu) 《周髀》七衡吻合，豈非舊有其法歟”【30】。

在此或可作一假設，若納蘭(lan) 並非英年早逝，他的格物觀、尤其是對西方科學的態度，很難不受一直塑造自身“知識權威”形象的康熙皇帝的影響，他因此也將會(hui) 像康熙朝其他儒士一樣，喪(sang) 失學術思考的獨立性。所以，這即是清初士人格物風尚相較於(yu) 明末的最大不同之處：一方麵，康熙皇帝對格物的熱忱，極大地推動了康熙朝士人格物的熱潮，不但促進了清初科技的發展，也加速了儒學的內(nei) 在轉型；另一方麵，康熙皇帝在知識、文化領域的強勢態度，又使得本朝士人的學術思想難逃為(wei) 皇權裹挾的命運，從(cong) 而喪(sang) 失了良性的發展前景，這最終將是對儒家道統的侵害。

三、從(cong) 納蘭(lan) 性德格物觀看清初士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

第一，對西方科學的認識有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層麵的區別

在明末清初崇實致用的格物風尚影響下，加之統治者的倡導，清初士人對西方科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可以說西方科學對此一時期的儒士產(chan) 生了較為(wei) 普遍的影響。然而，將他們(men) 對西方科學認知的程度作細致區分，又會(hui) 發現他們(men) 處於(yu) 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等不同的理解層麵。

一般士人接觸和接受的多是西方科學的知識層麵、技藝層麵。例如，他們(men) 會(hui) 被地圓說等一些新的知識觀點所吸引，也會(hui) 對望遠鏡、地球儀(yi) 、鍾表、自行車等精巧的器械感興(xing) 趣，但是基本未能深入到方法和思想的層麵去理解西方科學。納蘭(lan) 在《雜識》當中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即屬於(yu) 這個(ge) 層麵，他提到一些西方天文曆法的知識，也談及黃液、白液等西方醫學的知識，還介紹了自行車、風車、龍尾車等西方器械，但是都缺乏更進一步的探究。

第二個(ge) 層麵是對西方科學方法的認知。納蘭(lan) 在《雜識》中雖也涉及到西方科學方法，如測五星良法，但是僅(jin) 限於(yu) 介紹，並未真正的運用到實踐當中。相較之下，康熙皇帝對實證、實測、實驗等西方科學方法的運用就很值得一提。從(cong) “楊光先曆獄案”中，康熙皇帝首次體(ti) 會(hui) 到了測驗的重要性，遂在以後數年學西學、用西學的過程當中經常使用這一係列方法，如親(qin) 自用天文儀(yi) 器進行日影觀測實驗、用幾何方法測量山高與(yu) 河寬，在外出巡行的時候安排傳(chuan) 教士用科學儀(yi) 器探測大氣和土地的情況等。另外，納蘭(lan) 在《雜識》當中提到明末傳(chuan) 教士金尼閣所編寫(xie) 的用羅馬拚音標注漢字的《西儒耳目資》一書(shu) 時，隻簡單介紹此書(shu)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shu) 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shu) 也”【31】，而並未思考此種注音方法有何種價(jia) 值。然而，方以智、方中履父子在談到該法的時候，都將其同中國傳(chuan) 統音韻學注音方法進行了細致對比。方以智在《通雅》中認為(wei) 西方的拚音標注法彌補了中國文字假借、通用的繁瑣紛亂(luan) ，“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yi) ，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32】；方中履也在《古今釋疑》中認為(wei) 《耳目資》中介紹的方法較之中國傳(chuan) 統注音方法更為(wei) 便利，可以作為(wei) 中法的借鑒，“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為(wei) 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33】，真正點明了其價(jia) 值所在。

對西方科學認知的一個(ge) 更深入的層麵是對西方科學思想、精神、觀念等方麵的深入理解。例如，李之藻對西方科學嚴(yan) 密的邏輯思想極為(wei) 推崇，認為(wei) 可借之補中法之不足，“緣彼中先聖、後聖所論天地萬(wan) 物之理，探源窮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無形，由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34】。徐光啟對《幾何原本》一書(shu) 極為(wei) 推崇，認為(wei) “幾何之學，深有益於(yu) 致知”【35】，並指出這種科學方法與(yu) 《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相比最重要的優(you) 長之處在於(yu) “貴其義(yi) 也”【35】，深入了解這種科學思想，可以糾正中學的諸多錯誤，清楚“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詭為(wei) 工巧者皆非也”“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向所想像之理，多浮虛而不可挼”【35】，從(cong) 而對儒學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

第二，對待西方科學普遍存在科學知識與(yu) 價(jia) 值信仰的衝(chong) 突

西人的格物窮理之學有一種清晰的“形下—形上”認識論模式：格物→窮理→知天主，即通過對自然知識的探求，來獲得自然事物之理，最終表達對天主榮光的讚美。中國傳(chuan) 統格物窮理觀也有一個(ge) 完整的“形下-形上”模式：格物→窮理→知天理，隻不過其最終指向的是萬(wan) 事萬(wan) 物“所當然者”的“天理”，即通過對“當然之象”的探究，來求得“所以然之故”，最終體(ti) 認“不得不然之理”【36】。由此可見，二者在形下學層麵可以互通互融，但在形上學層麵卻大相徑庭。

“來於(yu) 中西雙方的科學知識得以會(hui) 通，但自然觀與(yu) 本體(ti) 論觀念未能會(hui) 通，造成科學知識與(yu) 自然觀和本體(ti) 論的一定程度的脫節。”【37】這一矛盾普遍體(ti) 現於(yu) 清初士人的格物著作當中，如納蘭(lan) 在《雜識》中一方麵認為(wei)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38】，另一方麵又認為(wei) “西人長於(yu) 象數而短於(yu) 義(yi) 理”【38】，並且“尊其天主為(wei) 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38】。這裏其實涉及到三個(ge) 層麵的問題：曆數、曆理、中國傳(chuan) 統儒釋道的天道觀，這也是前文談及的中西曆法之爭(zheng) 的矛盾關(guan) 鍵點。在清初曆法之爭(zheng) 當中，楊光先、吳明烜等儒士對自己不精於(yu) 曆法測算的解釋是“儒家但知曆之理，而不知曆之數；曆家但知曆之數，而不知曆之理”【39】，由此可見，在普通儒士心中，懂曆理、清晰儒家天道觀是最重要的，而曆數屬於(yu) 技藝層麵，並非為(wei) 必須要掌握的內(nei) 容。即便是曆數的精確與(yu) 否已經極大的影響了對曆理的詮釋，清初士人的選擇依然是“節取其技能，禁傳(chuan) 其學術”，也就是將西人的質測之學置於(yu) 中土通幾之學下，一方麵彌補“遠西學人，詳於(yu) 質測，而拙於(yu) 言通幾”【40】的弱點，另一方麵又可維護儒家道統不受侵犯。一直試圖實現“君師合一”，以儒家道統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康熙皇帝之所以在其晚年大力提倡“西學中源”說，其用意之一也是解決(jue) 這一存在於(yu) 知識與(yu) 價(jia) 值當中的矛盾。

當然，不得不說，明末清初儒士解決(jue) 這一矛盾所采取的方法，也並非簡單的“嫁接”，如徐光啟、王錫闡、薛鳳祚等人“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41】的中西學會(hui) 通模式，也極為(wei) 有效地吸收了西方科學的知識、方法、觀念，用以改造中學。可以說，“西方近代科學中所蘊含的實證精神及工具理性等對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形成了內(nei) 在的衝(chong) 擊”【42】，隻是這種衝(chong) 擊最終沒有形成氣候，直到清末“中體(ti) 西用”說興(xing) 起時依然能夠體(ti) 現出這種知識和價(jia) 值的緊張與(yu) 衝(chong) 突。

注釋
 
1 王國維：《人間詞話》，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第22頁。
 
2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3頁。
 
3 顏元：《顏元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90頁。
 
4 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4頁。
 
5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8頁，第295頁，第1200頁，第291頁，第2831頁。
 
6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1頁。
 
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8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32-338頁。
 
9 汪建平，聞人軍：《中國科學技術史綱》（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7頁。
 
10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3-735頁，第689頁。
 
11 王先謙：《莊子集解》，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頁。
 
12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9頁。
 
13 徐光啟著，李天綱點校：《測量法義（外九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頁。
 
14 王徵著，林樂昌編校：《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頁。
 
15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7頁。
 
16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頁。
 
17 徐乾學：《憺園文集》，《清代詩文集匯編》（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2頁，第602頁。
 
18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頁，第583頁，第620頁，第619-620頁，第618-619頁。
 
19 楊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種）》，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79頁。
 
20 [法]白晉：《康熙皇帝》，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21 《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04頁。
 
22 徐乾學：《憺園文集》，《清代詩文集匯編》（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3頁。
 
23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0頁，第621頁，第620頁。
 
24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帝禦製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版，第2428頁，第1624頁。
 
25 南懷仁著，高華士英譯，餘三樂中譯，林俊雄審校：《南懷仁的〈歐洲天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頁。
 
26 康熙皇帝最早提出“西學中源”說是在其所著《禦製三角形推算法論》一文中，對於該文的寫作時間，學界多認為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經韓琦考證，該文完成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本文采用此說法。參見：韓琦：《康熙帝之治術與“西學中源”說新論——〈禦製三角形推算法論〉的成書及其背景》，《自然科學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7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頁。
 
28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1頁。
 
29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全書》（第八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30 梅文鼎：《曆學疑問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
 
31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621頁。
 
32 方以智：《通雅》（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5頁。
 
33 方中履：《古今釋疑》（卷十七），清康熙十八年楊霖刻本，第16頁。
 
34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頁。
 
35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7頁，第82頁，第77-78頁。
 
36 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釋：《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37 尚智叢：《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窮理之學——中國科學發展的前近代形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頁。
 
38 納蘭性德：《通誌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頁，第621頁，第621頁。
 
39 楊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種）》，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82頁。
 
40 方以智：《物理小識》（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頁。
 
41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74-375頁。
 
42 楊國榮：《明清之際儒家價值觀的轉換》，《哲學研究》，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