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製既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皇權專(zhuan) 製”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宋仁宗：共治時代》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初八日癸巳

          耶穌2021年12月11日

日本的漢學家曾提出一個(ge) 著名的論斷，即“唐宋變革論”，認為(wei) 唐宋之際，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製度都發生了一場深刻的變革，體(ti) 現在政製上，唐朝政治還保留著“貴族共和”的特點，宋朝則形成了“君主獨裁”的製度。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學者所指的“君主獨裁”，並不是說君主“能夠在政治上恣意而為(wei) ”。宮崎市定對所謂的宋代“君主獨裁製”作出過解釋：“從(cong) 官製上來說，這種體(ti) 製指的是盡可能多地將國家機構置於(yu) 君主的直接指揮之下，方方麵麵的國家運作，均由君主一個(ge) 人來統轄。……而當天子發生意外無法聽政時，則由太後或者皇太子臨(lin) 時攝政，掌握實權，而不像中世紀那樣將國政委托給外戚或大臣。”

但宮崎市定的解釋也未必符合宋代的政製，因為(wei) 在宋代，統轄國家機關(guan) 的權力中樞一直都是“兩(liang) 府”（中書(shu) 門下、樞密院），君主並不直接指揮有司（政府部門）。不過，趙宋立國之初，確實出現了君權實體(ti) 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wei) 君主從(cong) 幕後走上前台，積極參與(yu) 日常政治決(jue) 策，並控製了決(jue) 策終端。宋朝的所謂“君主獨裁”，應該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理解。

宋人回憶說，“舊製，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jun) 國大事則議之，常從(cong) 容賜茶而退。自餘(yu) 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yu) 禁中親(qin) 覽，批紙尾用禦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這裏的“舊製”，指唐朝政製，宰相總攬政治決(jue) 策，君主隻是對宰相的決(jue) 議（熟狀）表示同意，君權通常表現為(wei) “同意權”。入宋之後，宋太祖任用後周舊臣範質、王溥、魏仁溥為(wei) 相，範質等人“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麵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誌之”，將決(jue) 策權交還君主。

宋人又回憶說：“唐之政令雖出於(yu) 中書(shu) 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shu) 曰‘堂帖’。”唐朝的宰相可直接以“堂帖”的形式號令四方。入宋後，宋太祖因為(wei) 宰相趙普“權任頗專(zhuan) ”，“堂帖勢力重於(yu) 敕命”，遂下詔禁止宰相以堂帖處分公事。但宰相作為(wei) 權力中樞，必須有政務指揮權，堂帖既禁用，慢慢地，便開始用“劄子”出令。至道年間，宋太宗又收回宰相便宜處分公事的權力，要求“自今但幹近上公事，須降敕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宰相可出劄子，但須先經君主批準。

宋太宗還確立了每日禦殿聽政的日朝製度，而按唐製，君主通常是單日坐殿聽政，雙日不視朝，節假日放假。淳化年間，有朝臣提議：“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希望太宗恢複唐朝單日坐朝的舊製，但太宗並沒有聽從(cong) ，堅持每日視朝。

按太祖、太宗朝形成的這套製度，君主不但要每日視朝聽政（節日、假日、伏日通常會(hui) 休務放假），還要裁決(jue) 宰相的上行文書(shu) （相當於(yu) 唐朝熟狀的劄子），審核宰相的下行文書(shu) （相當於(yu) 唐朝堂帖的劄子）。如此一來，君主固然掌握了更大的決(jue) 策權，卻也要為(wei) 處理政務付出更多的精力。

太祖與(yu) 太宗作為(wei) 強勢君主，精力充沛，可以積極走上政治決(jue) 策之前台，因此君權得以強化，但到真宗朝時，由於(yu) 真宗皇帝並非雄才大略之君，政治決(jue) 策更賴宰輔讚襄，君臣形成了“天子不親(qin) 細務”的共識。一位叫江嗣宗的太常博士曾向真宗進言：“陛下躬臨(lin) 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間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le) 征伐大事出於(yu) 一人，自餘(yu) 細務委任大臣、百司。”真宗說：“此頗識大體(ti) 。”褒獎了江嗣宗，“從(cong) 其所請”。

什麽(me) 是“細務”？除“禮樂(le) 征伐大事”，其餘(yu) 均屬細務，均由宰相總其政，負其責。後來的蘇轍甚至提出：“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靜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wei) ，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可以說，從(cong) 宋真宗朝開始，君權出現了象征化趨勢。

這一趨勢延續至仁宗朝。劉太後垂簾期間，每五日坐殿聽政一次，日常政治還是由宰相主持。雖然名義(yi) 上，太後掌握著處分軍(jun) 國事的權力，但實際上，一般政務有程式可依，軍(jun) 國大政則需要與(yu) 宰輔協商，不可能乾綱獨斷。多數時候，裁處軍(jun) 國大事的人是宰執，君主（以及代行君權的皇太後）往往隻是對宰相的意見作出“畫可”或否決(jue) 的最終裁斷而已。

仁宗朝形成的政體(ti) ，是比較典型的“君主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既不是所謂的“皇權專(zhuan) 製”，也不是近代的“君主立憲”，而是介乎於(yu) 兩(liang) 者之間的士大夫政治。

這套政製還有一個(ge) 顯著的特點：強調分權與(yu) 製衡。用宋朝第二位君主太宗皇帝即位詔書(shu) 的用語來說，“事為(wei) 之防，曲為(wei) 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所謂“事為(wei) 之防，曲為(wei) 之製”，就是“分權與(yu) 製衡”。而台諫與(yu) 政府相製相維，構成了宋朝權力製衡機製的重要一環，我們(men) 可以看到，慶曆新政年間，台諫官對於(yu) 行政官、執政官的一舉(ju) 一動，可謂虎視眈眈，行政官、執政官行事稍出差池，立即就全遭受台諫官的彈劾。滕宗諒、蘇舜欽、歐陽修為(wei) 什麽(me) 被貶謫？都是因為(wei) 犯錯而受到台諫官不依不饒的追劾。範仲淹、富弼、韓琦為(wei) 什麽(me) 被罷去執政職務？理由亦是受台諫官彈劾。

顯然，這樣一套體(ti) 製，有利於(yu) 守成，卻不利於(yu) 大開大闔的變革。大開大闔的變革往往需要先賦予主持者足夠的集權，如此才不至於(yu) 處處受掣肘。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考慮，我們(men) 便不難理解熙寧變法時王安石為(wei) 什麽(me) 要鼓動宋神宗乾綱獨斷，為(wei) 什麽(me) 要先置立一個(ge) 淩駕於(yu) 中書(shu) 門下之上的製置三司條例司，又為(wei) 什麽(me) 要設法引支持變法的新人進入台諫。

再以慶曆新政為(wei) 例，即便宋仁宗與(yu) 範仲淹想放手一搏，但製度終究會(hui) 讓他們(men) 束手束腳。更何況，仁宗並不是一名具有殺伐決(jue) 斷魄力的雄主，相反，他優(you) 柔寡斷，雖然親(qin) 擢範仲淹、富弼等生力軍(jun) 執政，想要“幹一票大的”，但當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響時，他又動搖了。慶曆新政草草而終，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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