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亭有知音，轉精集大成

——《朱熹文集編年評注》述評

作者：王瑞來（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xi) 院大學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

          原載於(yu) 王瑞來著《天水一勺：研宋品書(shu) 序跋漫譚》及《宋史研究論叢(cong) 》第28輯，此次刊發，作者又有修訂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月廿八日甲申

          耶穌2021年12月2日

一、儒學與(yu) 朱子學

兩(liang) 千多年，主導傳(chuan) 統中國思想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學。先秦儒家，以孔子為(wei) 代表，整理舊籍，確立五經。進入大一統時代的漢王朝，儒學成為(wei) 事實上的國教。以後，雖與(yu) 時沉浮，但一直居於(yu) 上層建築的主流地位。曆史進入宋代，科舉(ju) 大盛，士大夫政治蔚成主宰，“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讀書(shu) 人不僅(jin) 擁有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雄心壯誌，更是在思想層麵弘揚儒學，為(wei) 士大夫政治建樹了理論基礎。從(cong) 範仲淹、歐陽修等人主導的士大夫政治精神建設開始，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以及王安石等人承繼唐代以來的道統，融合佛道等新的思想資源，讓儒學從(cong) 傳(chuan) 統的經籍注疏中走出，以理學的嶄新風貌麵世，重新挖掘闡釋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讓儒學擁有了更為(wei) 廣泛的社會(hui) 意義(yi) 。

繁盛的北宋在女真突襲下覆亡，不死鳥在江南涅槃。由北入南，帝係、士大夫政治、国际1946伟德，在政治、經濟重心合一的江南得以延續。發展到極致的唐宋變革在新的曆史時空下轉型，新一輪宋元變革開始。地域社會(hui) 的強盛、商品經濟的發達、平民文化的繁榮、士人流向多元化等新的因素，讓北宋以來影響不斷擴大的理學，再度變身，發展成為(wei) 更為(wei) 宏闊的道學。在道學的旗幟下，蜀學、浙學、閩學、湖湘學等空前活躍。這之中，朱熹承繼北宋五子以來的理學道統，汲取整合諸家之長，建構起宏大的思想體(ti) 係，成為(wei) 道學的集大成者。

科舉(ju) 入仕的朱熹，一生任官，在朝僅(jin) 四十餘(yu) 天，多數時期在地方任官。盡管頗有政績，但主要影響還在於(yu) 他對道學的弘揚。朱熹在世之時，孝宗朝的宰相周必大就已稱朱熹“為(wei) 世儒宗”。朱熹在生前身後影響巨大，不僅(jin) 是由於(yu) 有著數以千計的眾(zhong) 多弟子揄揚，更是由於(yu) 他的學說致君行道與(yu) 移風易俗並行，獲得了來自朝野的廣泛認同。經曆了慶元黨(dang) 禁等政治刺激帶來的逆反之後，朱熹作為(wei) 儒宗的地位確固不移。寧宗賜諡，理宗封國公，並得以從(cong) 祀孔廟。曆元至明清，即使江山幾度鼎革，都沒有改變朱熹的儒宗地位，反而不斷提升。元封齊國公，清升配孔廟十哲。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自元朝統一，江南儒學覆蓋全域之後，迄止20世紀初葉，一直是科舉(ju) 考試的指定內(nei) 容。

孔子有五經，朱子有四書(shu) ，儒學並世兩(liang) 巨人。經曆了漢代興(xing) 盛之後的儒學，在魏晉南北朝的亂(luan) 世，曾一度開出玄學之花，但很快便枯萎，湮沒於(yu) 其它思想土壤之中。反觀道學，則與(yu) 時俱興(xing) ，愈加宏大。這其中，朱熹居功至偉(wei) 。縱觀兩(liang) 千多年的儒學史，孔子發軔，朱子則像是中繼器一樣把儒學的幅波空前放大。不僅(jin) 限於(yu) 中土，在漢字文化圈的輻射範圍內(nei) ，朱子學也成為(wei) 近代以前的朝鮮和日本以及越南的主流思想，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

二、朱熹文集的全新編注

作為(wei) 儒宗朱熹的著作，在曆代與(yu) 各地都有著超越時空的大量刊行。除了各種專(zhuan) 著以外，在朱熹生前，便有了詩文選集的《晦庵先生文集》前後集的刊行。朱熹去世後，在大力崇尚道學的理宗朝，全集本的文集定型為(wei) 百卷本。這一定型的正集百卷，在宋世便屢經刊刻，形成有“閩本”、“浙本”兩(liang) 個(ge) 係統。伴隨的精神地位的不斷上升，朱熹的文字吉光片羽，皆得珍視，因而百卷正集之外，又有續集、別集相繼形成，總計凡165卷。這個(ge) 份量幾乎是除周必大的200卷文集之外，體(ti) 量最大的宋人文集了。

明清以降，儼(yan) 然成為(wei) 儒學新聖人的朱熹，其文集刊刻甚多，“晦庵文集”“朱文公集”“朱子大全”“朱子全書(shu) ”等名目不一，卷帙亦異。此外，尚有分類選編本、與(yu) 語錄及專(zhuan) 書(shu) 合編本，還有域外朝鮮本、日本的和刻本等，不一而足。進入21世紀，又有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和朱傑人、嚴(yan) 佐之主編《朱子全書(shu) 》分別在海峽兩(liang) 岸問世。其他各種形式的選編亦複不少，不遑列舉(ju) 。

郭齊、尹波編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現在出現在我們(men) 麵前的煌煌精裝13钜冊(ce) 《朱熹文集編年評注》，則是郭齊、尹波編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文集整理本。

任職於(yu)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郭齊、尹波兩(liang) 教授，致力於(yu) 宋代文獻的整理，對朱熹文集的考證、輯佚等研究有年。早在20多年前的1996年，便已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朱熹集》。此次的推出，無疑是在既有研究和整理基礎上形成的推陳出新。

看著這部油墨飄香的新整理本，我想讀者至少會(hui) 跟我一樣，心存兩(liang) 問：第一，朱熹的著作很多，為(wei) 什麽(me) 要首選文集進行整理呢？第二，包括整理者自身的成果在內(nei) ，已有不少整理本存在，新整理本的特色和價(jia) 值又體(ti) 現在哪裏呢？

或許是深諳讀者心理，兩(liang) 教授在前言中首先回答了第一個(ge) 問題。兩(liang) 教授認為(wei) ，在朱熹的著作中，文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比較由門人弟子記錄言論而成的有名的《朱子語類》，文集的基幹係朱熹親(qin) 手撰著編定，在資料的可靠性上，要勝過《語類》。跟其他專(zhuan) 書(shu) 相比，文集細大兼收，內(nei) 容的涵蓋麵更廣，是朱熹思想乃至生平的綜合資料庫。基於(yu) 這種認識，兩(liang) 教授決(jue) 意為(wei) 朱熹乃至儒學研究提供一個(ge) 完整而可靠的文集定本。這可以視為(wei) 整理緣起。

對於(yu) 第二個(ge) 問題，兩(liang) 教授沒有完整的回答，需要讀者通過閱讀全書(shu) 方能得出答案。作為(wei) 讀者，我粗加瀏覽，有如下大致歸納。

第一，篇目收錄較全。這一點是自兩(liang) 個(ge) 意義(yi) 而言。一是整理底本選擇準確。盡管有不少宋刻本存世，但整理者選擇的底本卻是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嶽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本。這樣的選擇，似乎有違以早刊、原刊為(wei) 底本的整理慣例，但事無固必。有時早未必好，未必全。這個(ge) 明刊本以宋閩刻本為(wei) 底本，又兼取宋刻浙本之長，收文較全，刊刻較精，且間有考訂，可謂是明清以來影響最大的通行本。當年張元濟編印《四部叢(cong) 刊》，亦是慧眼識精品，予以選用。古籍整理成功與(yu) 否的第一步，可以說是底本定乾坤。兩(liang) 教授吸收了當年張元濟的見識，加之以自己的考察，正確選擇了底本。這一基礎奠定，就至少保證了篇目收錄較全。

另一個(ge) 意義(yi) 則是，在底本本身收錄較全的基礎上，又複行輯佚。對於(yu) 朱熹集外佚文，無論是朱熹研究者的個(ge) 別努力，諸如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等，還是《全宋文》《全宋詩》的集體(ti) 作業(ye) ，在明清以來輯佚的基礎上，已經有為(wei) 數不少的輯佚。在此基礎上，兩(liang) 教授細心爬疏文獻的汪洋，留意近年新披露的石刻墓誌、民間收藏等資料，漏網遺珠，又有新獲。於(yu) 是，所有集外佚文在附刊前人編定的遺集三卷之外，又增益以外集一卷。從(cong) 者兩(liang) 個(ge) 意義(yi) 上講，新整理本是為(wei) 迄今為(wei) 止收錄最全的朱熹文集。

第二，文本校勘精細。由於(yu) 底本選擇正確，錯誤較少，因此，盡管是比勘眾(zhong) 本，但意義(yi) 不大的無謂校記並不多。凡出校者，多為(wei) 必要的校記。校語表達也比較簡潔，擇善而從(cong) ，沒有繁瑣的考證。除了準確的標點，古籍整理本的水平很大程度反映在校勘記之中。校勘記對各本異同的判斷從(cong) 違，有時並不是依據語意的簡單擇抉，而需要動用校勘者頭腦中所貯存的綜合知識。

比如，本集卷十四《行宮便殿奏劄》中有“臣近者嚐與(yu) 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一句，其中“漕臣”，底本原作“漕司”。整理者據宋閩刻、浙刻本做了改正。在宋代，“漕臣”與(yu) “漕司”這兩(liang) 種說法都有，但所指不同。“漕臣”指擔任一路轉運使副或判官的官員，“漕司”則指轉運使司官署。對於(yu) 這種兩(liang) 通的異文，判斷正誤殊為(wei) 不易。檢《宋史》卷四〇一《何異傳(chuan) 》，何異在光宗朝“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與(yu) 本文係年紹熙五年正相合。據此，當作“漕臣”為(wei) 是。校記的正確判斷，無疑是依據上述的這一考證，隻不過出於(yu) 簡潔，沒有寫(xie) 入校勘記而已。

此外，本書(shu) 把校勘記放在每篇詩文之後，而未像通常的古籍整理本那樣置於(yu) 每卷之末，這也頗便讀者。新整理本的參校眾(zhong) 本，掃除了底本的衍、訛、脫、倒等在刊刻流傳(chuan) 過程中所形成的大量錯誤，為(wei) 讀者奉獻出一部朱熹文集的全新定本。

從(cong) 全麵整理的角度看，新整理本全標專(zhuan) 名線，也是做了一項完整的整理工作。現在許多新整理古籍，不標專(zhuan) 名線，實際上是一種避難就易的做法。標了專(zhuan) 名線，等於(yu) 是為(wei) 全書(shu) 做了簡單的注釋，何者為(wei) 人名，何者為(wei) 地名，何者為(wei) 書(shu) 名，一目了然。然而古人著書(shu) 立說，用典很多，知有未逮，可能會(hui) 出現誤標、漏標之處。誰也不知全能的神仙，作為(wei) 整理者應當知難而上，施以標線，盡量不誤不漏，保證質量；而作為(wei) 閱讀者對於(yu) 誤標、漏標也無須苛責，善意指出，以待修訂。

第三，篇目全麵係年。曆史在時空中運行。知人論世，一定要在特定的時空內(nei) 進行。這就是對詩文係年的意義(yi) 所在。關(guan) 於(yu) 朱熹文章的係年，迄今為(wei) 止已有一定的研究積累。如陳來《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顧宏義(yi) 《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shu) 劄匯編》等。不過，由這些書(shu) 名所示可知，編年主要集中於(yu) 朱熹的書(shu) 信。對書(shu) 信以外的大量詩文，盡管束景南的《朱熹年譜長編》有部分編年，但對朱熹全部詩文進行編年的，本書(shu) 尚屬首次。僅(jin) 此一點，便堪稱填補空白的創舉(ju) 。

跟上麵列舉(ju) 的校勘記判斷正誤的考證過程一樣，對於(yu) 沒有係年部分的詩文，需要深入到文本內(nei) 容之中，根據詩文所透露的蛛絲(si) 馬跡，結合朱熹彼時彼地的寫(xie) 作背景，有時還要參考前後詩文的係年線索，甚至還要廣範圍地撒網，參考大量相關(guan) 文獻，方可定讞。盡管詩文不同，難易有差，但幾千篇詩文幾乎都經曆了這樣的考證過程。這不光需要紮實而嫻熟的考證功底，而且還是工作量巨大的鐵杵磨針般坐冷板凳的功夫。如果考證失誤，還會(hui) 遭受指責。盡管費力不討好，毫無疑問，這項作業(ye) 基本解明了詩文的寫(xie) 作背景，對於(yu) 研究者來說，實屬功德無量。

對於(yu) 完全未曾有過係年基礎的文章，本書(shu) 整理者會(hui) 加以細致考證。略舉(ju) 一例。卷四《和亦樂(le) 園韻》一詩，題下係於(yu) “紹熙三年春”。我們(men) 來看一下整理者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在此詩【編年】項目之下，作者這樣寫(xie) 道：“周必大《文忠集》卷八、楊萬(wan) 裏《誠齋集》卷二十九皆有《和馬惟良少張亦樂(le) 園》詩，皆與(yu) 此詩同韻，知為(wei) 一時先後之作。必大詩下注‘壬子’，是為(wei) 紹熙三年。詩雲(yun) ‘坐間花柳陰初合’，楊詩雲(yun) ‘刺桐花發梅花落，安得乘風去一觀’，是為(wei) 春天之景。”這一簡短的考證，既有對相關(guan) 文獻的追尋，又有深入文本內(nei) 容的探索。因此，係年結論令人信服。對於(yu) 朱熹詩詞係年，整理者擁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在已經出版的專(zhuan) 著中，專(zhuan) 辟有《朱熹詩詞編年考》一章。本書(shu) 的這部分係年當是在此基礎上的精細加工。

關(guan) 於(yu) 朱熹書(shu) 信部分的係年，前麵已經提到，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研究基礎，那麽(me) ，是不是采取“拿來主義(yi) ”的方式，作起來相對簡單呢？具體(ti) 觀察之後，感到遠非如此。對於(yu) 已經有了係年結論的書(shu) 信，整理者還要走一遍檢證過程，是者從(cong) 之，非者證誤，語焉未詳者補證。有時候，往往草創相對簡單，因為(wei) 是沒有參照物的獨一份，對既有研究結論的是非證誤，則更需功力。

對此，聊以舉(ju) 例觀之。正集卷二十六《與(yu) 顏提舉(ju) 劄子》，係於(yu) “淳熙六年冬”。本文【編年】雲(yun) ：“據《書(shu) 信編年》。卷二十二有《自劾不合致人戸逃移狀》兩(liang) 篇，為(wei) 此劄作年確證，《書(shu) 信編年》未舉(ju) 出。又《年譜長編》將以上四劄前三篇置於(yu) 淳熙六年六月，而此第四劄不列六年之內(nei) ，或見文雲(yun) ‘今秋多雨，晚田多旱’，故以為(wei) 七年事耶？”這一編年考證，對以往研究，既有對係年未備者之補充，又有對不確者之指誤，還有對致誤原因的分析。

再看一例。卷四十《答何叔京》係於(yu) “淳熙初”。本文【編年】雲(yun) ：“此篇與(yu) 下篇當依淳熙本作《答王子合》。本篇言《複卦》‘見天地之心’說及心體(ti) 之說，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二、五書(shu) 皆言《複卦》，二、五、十二書(shu) 皆言心體(ti) ，故當一時先後所作。彼數書(shu) 作於(yu) 淳熙初，故此與(yu) 下篇亦當作於(yu) 同時。《書(shu) 信編年》仍作《答何叔京》，置乾道三年、八年，不妥。”係年依據宋刊版本對致信對象作了發覆，並從(cong) 文本內(nei) 容與(yu) 作於(yu) 同時的書(shu) 信加以比較，從(cong) 而作出了正確的係年，同時還指正了既有研究沿襲版本之訛而形成的錯誤。這樣的係年考證無疑極有裨益於(yu) 朱熹行曆、交遊乃至思想的研究。

整理者對詩文係年，還留意利用了新發現的墓誌石刻史料。例如，卷六〇《答朱朋孫》，係於(yu) “紹熙三年四年間”，本文【編年】雲(yun) ：“據最近新發現的《程迥墓誌銘》（中國江西網上饒頻道2014年4月10日通訊員程子華報道），程迥卒於(yu) 紹熙三年五月。書(shu) 雲(yun) ：‘欲為(wei) 沙隨程丈立祠’，是在其卒後不久，蓋三四年之間也。《書(shu) 信編年》置於(yu) 慶元元年，乃因迥卒年誤斷所致。”利用新發現的墓誌，反映出整理者對學術動態的敏感關(guan) 注，而對既有結論糾正的信而有征，也極大提升了朱熹詩文係年的準確度。

此外對係年的處理方式，也有值得讚許之處。現在，不少編年的新整理本都將原書(shu) 編排打散，按考證出的係年重加排列。自然如此處理，將所有作品係於(yu) 同一年之下，有讀者便覽的好處。不過改變了古籍原貌，看了總有些戚戚然。我們(men) 整理古籍一個(ge) 目的是供研究之用，還有一個(ge) 目的是讓古籍保持原貌，流傳(chuan) 下去，而不是要來製造一部“新籍”。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這部朱熹文集新整理本處理的方式比較可取。即在維護文集原貌的基礎上，將係年記於(yu) 詩文題下。

第四，詩詞解題注釋。翻檢新整理本，理學家朱熹的詩詞作品出乎意外之多。其實，對於(yu) 朱熹的詩詞，一向有很高的評價(jia) ，諸如“古體(ti) 當推朱元晦”、“詩名終是朱文公”、“三百篇以來，一人而已”等等，隻不過，道學過強的光芒遮蔽了朱熹的詩詞成就。文集共收詩詞七百六十二篇，一千二百一十八首。“問渠哪得清如許，為(wei) 有源頭活水來”，“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除了這些耳熟能詳、明白易曉的詩句，跟唐宋其他詩人一樣，朱熹詩詞不乏本事和用典。並且以廣博的學識，貫穿儒釋道，藉詩說理。這對於(yu) 今天的讀者來說，會(hui) 有一些理解障礙。因此，整理者對集中全部詩詞加以注解，以“解題”介紹創作背景，提綱挈領地概括全篇意旨；以“注釋”疏通文意，點出本事、用典及闡釋疑難詞句。得“理趣”而祛“理障”，在全麵研究的基礎上，從(cong) 詩詞觀朱子，更可以捕捉到朱熹的全息影像。

我們(men) 試看其中一首七絕的題解與(yu) 注釋。卷五上《方廣奉懷定叟》：“偶來石廩峰頭寺，忽憶畫船齋裏人。城市山林雖一致，不知何處是真身？”【解題】雲(yun) ：“定叟，張栻弟張枃之字。”【注釋】雲(yun) ：“①石廩峰：衡山一景，以其峰形似廩得名。②真身：佛教語，即為(wei) 度脫眾(zhong) 生而化現的世間色身，如佛、菩薩、羅漢等，此借用指本我，作者之意實認為(wei) 身在山林方得本我。”

固然，對注釋也會(hui) 有見仁見智的認識。不過，通過注釋傳(chuan) 播的知識必定有助於(yu) 讀者對詩詞的理解。不是文集中所有部分都適合注釋，因此，整理者僅(jin) 選擇了詩詞部分。看似破例的整理方式，還主要是從(cong) 方便讀者接受為(wei) 著眼點的。這部分通俗的注釋，可以讓新整理本半步跨出學術狹小的象牙塔，獲得更多的受眾(zhong) ，雅俗共賞。為(wei) 了實現這一目標，整理者著實花了大氣力，將一千多首詩詞逐一加以解題與(yu) 注釋，其誌可嘉，其功可佩。

第五，擇載曆代評論。成為(wei) 道學宗主的朱熹，其詩文成為(wei) 後世的研究對象，前人有很多評論。這些評論不乏灼見，對理解朱熹的文字與(yu) 思想很有裨益。不過，散見於(yu) 群書(shu) 篇什之中，頗難檢尋，不便利用。整理者在近人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又進一步鉤玄索隱，爬梳輯錄，將曆代評論以兩(liang) 種形式附益於(yu) 書(shu) 中。

一是將有關(guan) 某篇詩文的評論附於(yu) 該文之後。我們(men) 試看兩(liang) 則。卷六十八《跪坐拜說》之後，【評論】雲(yun) ：“《賓退錄》卷七：‘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於(yu) 朝，迄成先誌。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這是宋人的評論。再看一則清人的評論。卷七十九《漳州龍岩縣學記》之後，【評論】雲(yun) ：“周大璋《朱子古文讀本》卷三《漳州龍岩縣學記》：‘教諸生並勉曾君，致意拳拳，議論正大，與(yu) 諸記同，而結體(ti) 疏遒，此篇獨攬勝境。’”

二是將曆代有關(guan) 朱熹詩文的總體(ti) 評論則統附於(yu) 全書(shu) 之後。通過這兩(liang) 種形式，不僅(jin) 可以考察曆代學者的朱熹詩文接受史，更可以汲取前人認識之精華，藉此加深朱熹的理解。

第六，附錄資料翔實。附錄凡七卷，幾二十萬(wan) 字。一是朱熹傳(chuan) 記資料，收錄有私撰的行狀和源自國史的《宋史》傳(chuan) 記。二是關(guan) 於(yu) 朱熹文集的曆代書(shu) 錄解題和各種版本的序跋。收錄涉獵範圍相當廣泛，多達一百餘(yu) 篇，當為(wei) 迄今為(wei) 止朱熹文集序跋收錄之最。整理者在傳(chuan) 統的目錄學意識主導之下，通過這些序跋，將朱熹文集的流傳(chuan) 史翔實地予以具現。三是整理者所撰朱熹文集《版本考略》。由此可知，為(wei) 了整理這部朱熹文集，整理者幾乎靡有遺漏地調查了所有收藏於(yu) 海內(nei) 外的現存版本。是為(wei) 調查記錄。今後的研究者可以以此為(wei) 線索，按圖索驥，查閱所需相關(guan) 版本。四是整理者編製的《朱熹年表》，簡明扼要，概見生平。五是曆代評論。與(yu) 具體(ti) 詩文相關(guan) 的評論已附益於(yu) 各篇之下，此處所收，乃為(wei) 綜合評論。這種綜合評論多屬宏觀議論，對於(yu) 朱熹研究不乏啟示意義(yi) 。六是偽(wei) 托誤題朱熹詩文存目。這部分也很有價(jia) 值。有些誤題，已被考證清楚，板上釘釘。有些則屬存疑，沒有定論。目前認知不逮，資料不足，留此線索，以俟後學。此外，即便真是偽(wei) 托，為(wei) 何偽(wei) 托，探究起來，恐怕亦可挖掘出其中的思想史意義(yi) 。而羼入過程的考察，也有文獻學意義(yi) 。七是主要參考文獻。在整理過程中，主要使用了哪些文獻，把文獻學線索也一覽無餘(yu) 地傳(chuan) 達給了讀者。

除了上述其部分附錄，書(shu) 後還有一部分重要內(nei) 容，這就是整理者編纂的《篇目索引》。卷帙繁多的朱熹文集，都有哪些篇目，這些篇目都在哪一冊(ce) 哪一頁，篇目索引會(hui) 回答。我覺得這也體(ti) 現了整理者的目錄學意識。國外的學術著作，大多附有索引，而國內(nei) 學者，這方麵的意識尚需加強。固然在大數據時代，許多索引已經失去了很大的意義(yi) ，但閱讀紙本，倘附有索引，還是會(hui) 方便不少。

三、盡善盡美的期待

新整理本的六大特色，已如上述。如果從(cong) 盡善盡美的標準審視，尚有微瑕，略加置喙。

一部古籍的整理者，是對該古籍最為(wei) 熟悉者之一，就該古籍來說，堪稱專(zhuan) 家。因此，應當對讀者負有導讀之責。這一導讀便是整理者置於(yu) 書(shu) 前的前言或整理說明。作為(wei) 古籍的附加物，盡管通過校勘記，整理者可以表達自己的見解，但全部而集中的綜合的表達，就是書(shu) 前的這篇文字了。七級造塔，這是最後一簣。這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自然也擁有這一部分。不過，過於(yu) 簡短。讀後覺得有一種未能將撰者的研究心得充分表達出來的缺憾。此外，對於(yu) 朱熹龐大而複雜的思想體(ti) 係，撰者僅(jin) 蹈襲舊說，以唯物、唯心來衡量，亦嫌過於(yu) 簡單。

此外，從(cong) 技術角度而論，古籍整理本在校勘記等處使用的整理者的語言文體(ti) ，一般是與(yu) 古籍風格相應的淺近文言文，本書(shu) 基本也是遵循了這一慣例。不過，在詩詞注釋部分卻大多使用了白話文。固然，這部分可以視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部分，然而畢竟是同一部書(shu) ，文體(ti) 統一方不致產(chan) 生違和感。

在校勘方麵，異文兩(liang) 通，又無他校可證，一般多出異同校，而不主張改字。比如卷五《林間殘雪時落鏘然有聲》中“忽複空枝墮殘白，恍疑鳴璬落叢(cong) 霄”一聯，校記雲(yun) ：“白，原作雪，據宋閩、浙本改。”按，“忽複空枝墮殘雪”可通。且從(cong) 詩本身的表達來看，上句“雪”對下句“霄”，名詞對名詞，可能比記作形容詞“白”還更好一些。像這類異文，出一異同校，指出某本作某即可。多走一步，反而欠妥。

跟改字有關(guan) ，校勘學上有一條鐵則，即無版本依據絕對不改字。本書(shu) 在個(ge) 別處似未能恪守。比如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的一條校記為(wei) :“試，原作誠，據楊萬(wan) 裏《誠齋集》卷一百一十六《張左司傳(chuan) 》改。”所改固然為(wei) 是，但卻破壞了校勘原則。這種情況，似乎可以不改正文，而將校勘者的意見在校記中講述。

對於(yu) 本書(shu) 所著力的編年，有些詩文、特別是書(shu) 信的係年，未列既有研究是如何處理的。如果既有研究未加考證係年，亦似應加以說明。個(ge) 別係年，尚似可商榷。比如卷三八《與(yu) 周益公》，係於(yu) “紹熙五年四月”，在編年欄對《書(shu) 信編年》係於(yu) 淳熙十六年進行了辨誤，而據《年譜長編》係之年月，且引述有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六所載《新安吏部朱公喬(qiao) 年稿》相關(guan) 跋語自署“紹熙五年二月”。檢《文忠集》此跋雲(yun) ：“公之子元晦為(wei) 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shu) ，多儲(chu) 真跡。唯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這幾句話正是對朱熹此通書(shu) 信的引述。據此可知，此信作時當在周必大跋語自署的“紹熙五年二月”之前，而不當從(cong) 《年譜長編》係於(yu) “紹熙五年四月”。係年似當在任命周必大判隆興(xing) 軍(jun) 府的紹熙四年十月至書(shu) 寫(xie) 題跋的紹熙五年二月之間，然這一時段又與(yu) 朱熹信中所雲(yun) “孟夏清和”有衝(chong) 突。其中的錯愕可能比較複雜。鑒此，以存疑的方式處理似為(wei) 妥當。

前麵說過，本書(shu) 維持文集原貌的係年方式比較可取，但如果再花一些氣力，在書(shu) 後編製一份全書(shu) 的篇目編年就更臻完美了。以上這些，期待再版之際有所改正。

本書(shu) 整理，當是多曆年所，耗費兩(liang) 教授的良多精力和心血而成，值得報以深深的敬意。兩(liang) 教授很謙遜，這部凝聚心血的煌煌钜製僅(jin) 署作“編注”。翻閱之下，當可知此編非同尋常編，而是全麵係年，而注又是“評注”之概括。延續傳(chuan) 統經典注疏的傳(chuan) 統，曆來學界是將箋注類的成果視為(wei) 著述的。因此，我沒有拘於(yu) 自署之“編注”，徑稱為(wei) “撰”。

朱熹除了短期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任官之外，一生六十多年都是在福建度過的，武夷鍾秀的山水滋潤了這位不世出的大儒。在朱熹的生前，閩中就有坊刻本問世，當時的新媒體(ti) 民間印刷業(ye) 很青睞這位大儒。朱熹去世後，文集最後的百卷定本也是由建安書(shu) 院推出。朱熹與(yu) 福建結下的不解之緣，一直延續到近千年後的今天。過去有“朱子大全集”，擁有文化擔當的福建人民出版社這次出版的，是迄今為(wei) 止的“朱子最全集”。朱熹作為(wei) 鄉(xiang) 賢屬於(yu) 福建，作為(wei) 文化巨人則屬於(yu) 中國和世界。後出轉精的朱熹文集問世，我為(wei) 郭齊、尹波兩(liang) 教授賀，也為(wei) 福建賀。從(cong) 洙泗到建溪，源頭活水，清清如許，長流不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