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近代中國的科舉(ju) 製度與(yu) 考試文化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月廿六日壬午

          耶穌2021年11月30日

11月27-28日，由複旦大學亞(ya) 洲研究中心、複旦大學曆史學係主辦的“近代中國的科舉(ju) 製度與(yu) 考試文化”學術討論會(hui) 在上海召開。來自中國社科院、華東(dong) 師範大學、四川大學、複旦大學等科研院所的40餘(yu) 位學者與(yu) 會(hui) 。受疫情影響，會(hui) 議采取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共分八場進行，日程緊湊，內(nei) 容豐(feng) 富。學者就科舉(ju) 考試內(nei) 容、學額、生員入學年齡等問題做了熱烈探討。

線下參會(hui) 學者合影

第一場由馬忠文（中國社科院）主持，曹南屏（複旦大學）、馬忠文評論。

李開軍(jun) （山東(dong) 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江標〈為(wei) 電〉論》。《為(wei) 電》一文是江標光緒戊子（1888）江南鄉(xiang) 試獲雋時的第二場五經文首藝，題目來自《周易》“說卦”“離為(wei) 火為(wei) 日為(wei) 電為(wei) 中女為(wei) 甲胄為(wei) 戈兵”一句。李開軍(jun) 認為(wei) ，《為(wei) 電》是一篇形式上脫逸開八股體(ti) 式之束縛，以富於(yu) 文學意味的表現方式（駢儷(li) 、韻語、擬托等）寫(xie) 成的傳(chuan) 播現代電學知識的論說文，其形式上的非八股品質、文學性和取信西學的傾(qing) 向都比較鮮明。如果把這篇文章置於(yu) 江標個(ge) 人曆史中來觀察，《為(wei) 電》等的寫(xie) 作是他後來任湖南學政時（1894-1897）施教的預演。

楊齊福（浙江工商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戰時科舉(ju) ：鹹豐(feng) 九年江蘇安徽鄉(xiang) 試借闈浙江舉(ju) 行》。太平軍(jun) 攻占南京後，江蘇、安徽鹹豐(feng) 五年的乙卯鄉(xiang) 試和鹹豐(feng) 八年戊午鄉(xiang) 試被迫延期。鹹豐(feng) 九年清廷舉(ju) 辦己未恩科鄉(xiang) 試，江蘇、安徽鄉(xiang) 試借闈浙江貢院舉(ju) 行，社會(hui) 各界對此反響強烈。這次鄉(xiang) 試與(yu) 曆屆鄉(xiang) 試相比既有諸多共同點，譬如主考官由皇帝欽派、考試內(nei) 容為(wei) 四書(shu) 五經、各種弊端層出不窮；又有一些差異性，諸如考試地點、考官選派、考生選拔、選送人數。楊齊福認為(wei) ，這次鄉(xiang) 試的舉(ju) 行對當時社會(hui) 產(chan) 生深遠影響，既振奮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時局動蕩的隱患，還實施了科舉(ju) 自救之路。

蔣寶麟（上海社科院）介紹了其新著《清末學堂與(yu) 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的寫(xie) 作緣起和整體(ti) 思路，具體(ti) 從(cong) 經費、財政的角度，闡述了科舉(ju) 與(yu) 學堂的製度聯結。

第二場由李開軍(jun) 主持，蔣寶麟、李開軍(jun) 評論。

梁誌平（上海應用技術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代科舉(ju) 的社會(hui) 流動性：基於(yu) 學額的研究》。通過分析清代的學額製度，指出科舉(ju) 製度的設計的確給了平民一個(ge) 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但高昂的求學和應試成本，是諸多平民家庭無法逾越的障礙，雖然清代各地都有資助科舉(ju) 的賓興(xing) 組織，但很難滿足所有考生的需求。同時，近乎百裏挑一的學額錄取率，進一步降低平民家庭走科舉(ju) 道路的決(jue) 心。清代科舉(ju) 社會(hui) 流動性最主要還是地主官僚等有經濟實力和文化傳(chuan) 承的家庭和家族，在清代，祖上三代之上一窮二白的“窮秀才”絕對是少之又少。

郭文安（廣州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道光前期廣東(dong) 新進生員及其中舉(ju) 年齡（1826-1828）》。他以學政翁心存《粵東(dong) 校士錄》為(wei) 基礎，結合其他史料，指出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廣東(dong) 新進生員2686人，其中有107人先後在廣東(dong) 鄉(xiang) 試折桂，進學與(yu) 中舉(ju) 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28.9歲（實年）、35.3歲（實年）。值得注意的是，統計生員考取舉(ju) 人的平均所需時間是以結果為(wei) 導向，即計算士子在不同層級科考成功的平均遞進時間，應該以中式考生而非全體(ti) 考生為(wei) 統計對象。這107人由生員成為(wei) 舉(ju) 人的平均時間為(wei) 12年。此外，清代士子報考科舉(ju) 時普遍減歲。具體(ti) 而言，無論童試抑或鄉(xiang) 試，清中期廣東(dong) 士子的官年比實年大致都會(hui) 少2歲。

葉鵬（複旦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代生員入學年齡新探——讀翁心存輯生員名冊(ce) 兩(liang) 種》。他根據翁心存道光六年前後督學廣東(dong) 所輯《粵東(dong) 校士錄》及道光十二年前後督學江西所輯《西江校士錄》，提取4627名文生員、1757名武生員的入學年齡數據，統計得出文生員平均入學年齡為(wei) 26.14歲，武生員平均進學年齡為(wei) 21.8歲，加之官年現象的影響，實際入學年齡應當是文生員在27-28歲之間，武生員在22-23歲之間。前人研究樣本數量較少，樣本中具有高級功名者比重過高，因而導致了估算結果偏小。

第三場由戴海斌（複旦大學）主持，郭書(shu) 愚（四川大學）、戴海斌評論。

李林（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掄才大典”之另麵——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廢考論》。武科選士，清代亦稱“掄才大典”。李林首先考述清代武場之防弊措施、作弊手段及懲處法則；次則結合官方檔案及民間輿情，並證以實例，揭示部分武科士子之弊端與(yu) 其為(wei) 患；再則梳理清季革廢武科之論爭(zheng) 與(yu) 曆程，藉以管見其時政局變遷之一斑；最後略述武科廢除之善後舉(ju) 措及社會(hui) 反應，略及晚清軍(jun) 事近代化及舊式武科轉型諸問題。

徐世博（暨南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代貢院號舍添建活動考論》。他梳理了清代各地貢院號舍的數量變化和添建活動的概況，分析與(yu) 之相關(guan) 的學額、舉(ju) 額、錄科定額、工程資金籌措方式等因素的特點及其演變過程，討論清代不同時期中央和地方管控鄉(xiang) 試規模的態度與(yu) 能力問題，並力圖以此為(wei) 線索，在西學東(dong) 漸的橫向視角之外，為(wei) 理解清末乃至清代科舉(ju) 製度的興(xing) 衰提供一個(ge) 縱向視角。乾隆時期各地貢院停建號舍，嘉道以來添建號舍活動的複蘇和常態化，以及這類活動在清末迎來新高潮的這一連串變化，或可被視為(wei) 清代科舉(ju) 製度經乾隆改革後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條隱線。

裘陳江（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為(wei) 往聖繼絕學”：孔教會(hui) 的教育事業(ye) 》。孔教會(hui) 前期的孔教學校多為(wei) 各地支部自發發起的附屬機構，除了澳門孔教學校，其餘(yu) 後來多湮沒無聲。澳門孔教學校雖然也提倡儒學教育，但其規製和目的主要在於(yu) 收拾華僑(qiao) 子弟，在殖民統治下維持中國文化的傳(chuan) 承和學生的基礎教育，同時偏於(yu) 一隅，因此在孔教會(hui) 整個(ge) 宗教宣傳(chuan) 中並不重要。而孔教會(hui) 總部和首腦在民國初年忙於(yu) 國教運動，無暇專(zhuan) 心於(yu) 會(hui) 務和機構的建設，導致在國教運動失敗後，被迫轉而進行最基礎的“孔教”教育和宣傳(chuan) ，孔教大學及其附屬學校的創辦成為(wei) 其重要任務和宣傳(chuan) 窗口之一。但是孔教大學等的創辦，與(yu) 孔教總會(hui) 堂的建設關(guan) 聯，在陳煥章等人的初衷是要將二者合並進行，互為(wei) 支撐，並以此來吸引社會(hui) 關(guan) 注和捐贈。但由於(yu) 孔教總會(hui) 堂建設的失敗和社會(hui) 上對經費去向的質疑，以及後來孔教大學凋敝的狀況，使得這項本來立意神聖的事業(ye) 繼續抹上了不光彩的顏色，甚至淪為(wei) 笑柄。

第四場由瞿駿（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主持，蔣勤（上海交通大學）、王夏剛（大連大學）、瞿駿評論。

戎恒穎（複旦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宋代貢舉(ju) 再探——以中、法考試理念比較為(wei) 視角》。她以北宋中期（中國古代科舉(ju) 製度的鼎盛時期）為(wei) 例，將中國科舉(ju) 製度與(yu) 法國的大學校考試製度比較研究，並選取北宋時期的貢舉(ju) 省試答卷作深入探討。通過結合布爾迪厄的社會(hui) 學理論，同時紮根於(yu) 宋代的文本，在比較視野下，重新探討宋代科舉(ju) 的一些現象，關(guan) 注其對高層官僚文化感召力的重視，理解其士大夫“文化貴族”的心態，分析其官吏二途背後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

陳尚敏（蘭(lan) 州城市學院）的報告題為(wei) 《書(shu) 院革新、科舉(ju) 改章與(yu) 清季甘肅士人思想變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科舉(ju) 廢止，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鄉(xiang) 試就成為(wei) 中國科舉(ju) 史上的最後一科鄉(xiang) 試。對甘肅而言，癸卯恩科還是唯一一次按新章舉(ju) 行的鄉(xiang) 試。陳尚敏通過該科《甘肅鄉(xiang) 試闈墨》所收錄的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文章，描摹甘肅士人的思想變動，並指出其與(yu) 陶模、崧蕃兩(liang) 位陝甘總督推動下的蘭(lan) 山、求古兩(liang) 所省級書(shu) 院教育革新密不可分。

蔣碩（浙江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晚清上海西人譯介中國科舉(ju) 與(yu) 八股文——以晁德蒞〈中國文化教程〉為(wei) 中心》。晚清上海徐家匯地區的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編譯的拉丁文五卷本《中國文化教程》，是一部供來華傳(chuan) 教士學習(xi) 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課本，也是一套中國古代經典的文選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百科全書(shu) ，該書(shu) 第五卷是迄今最大規模的八股文西譯，譯者認為(wei) 八股文眾(zhong) 體(ti) 兼備，是中國修辭的集大成者。晁氏選用古羅馬的拉丁修辭學對譯並闡釋中國傳(chuan) 統修辭，涉及修辭手法、修辭格、文體(ti) 風格、八股文篇章分析等問題，將中西古典修辭進行匯通，並將中國修辭傳(chuan) 播到西方。蔣碩指出，一般認為(wei) 中西修辭學係統性匯通要晚至民國時期才開始，但是晁德蒞在晚清時期就將八股文的修辭體(ti) 係進行了較為(wei) 完整的譯介與(yu) 匯通，使中西古典修辭匯通的年代提前，對中國修辭學史及比較修辭學具有重要意義(yi) 。

苑津山（浙江大學）、林傳(chuan) 舜（複旦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末變局中的“他者”認同：丁韙良頌揚科舉(ju) 的時代因由》。清末社會(hui) 圮塌，國人送葬科舉(ju) 的哀聲、西方傳(chuan) 教士批判科舉(ju) 的靡音連綿不斷，丁韙良卻與(yu) 之截然相反，發出了頌揚科舉(ju) 的鴻鳴。丁韙良認為(wei) 科舉(ju) 有對民間百姓、對科舉(ju) 本身、對清廷和對西方有四處利好，即公平度才為(wei) 先、激勵測評競爭(zheng) 、製衡穩定士人、本國推介考試。苑津山、林傳(chuan) 舜認為(wei) ，丁韙良頌揚科舉(ju) 是基於(yu) 熱愛漢學的興(xing) 趣、周圍士人的形象、綿裏藏針的宗教、抬高中國的造勢的四維立場，應以丁韙良頌揚科舉(ju) 管錐當代啟思：認識一方文化才能有深刻評價(jia) 、對我國古代考試文化積極認識、理性看待之於(yu) 中國文化的他者。

張林傑（宜賓學院）的報告題為(wei) 《廖平〈會(hui) 試朱卷〉考論》。中國近代著名經學大師的廖平參加了光緒十五年會(hui) 試，通過對他的《會(hui) 試朱卷》版本、履曆頁、科份頁、文章等考證，張林傑發現，盡管廖平本人一再聲稱自己是己醜(chou) 進士（即光緒十五年進士），但他的《會(hui) 試朱卷》卻明明白白地寫(xie) 著他是庚寅進士（光緒十六年進士）。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單行本廖平《會(hui) 試朱卷》並非該館所標注的光緒十五年刻本，而是光緒十六刻本。該單行本為(wei) 廖平《會(hui) 試朱卷》諸版本中最為(wei) 完整的一個(ge) 版本，通過該版本可以糾正《廖平全集》本《會(hui) 試朱卷》中文章之錯誤排序以及所缺之文字。

會(hui) 議現場

第五場由楊齊福主持，裘陳江、徐世博評論。

郭書(shu) 愚、李宗庾（四川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季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的實際運作和社會(hui) 影響——以校士館為(wei) 中心的考察》。清季“新政”之初，一方麵竭力推動各地立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另一方麵低調默許各省辦校士館或保留個(ge) 別書(shu) 院，緩解書(shu) 院停辦對舊式讀書(shu) 人的巨大衝(chong) 擊，以及給地方政務運作帶來的壓力。各地主政者在具體(ti) 辦理時，普遍注重安撫相當數量因書(shu) 院改學堂而失去生計的“舊學寒儒”。但無論校士館還是保留的書(shu) 院，乃至停科舉(ju) 的善後舉(ju) 措，皆明顯忽略在“培才”層麵提升其因應時代需求的能力。全麵落伍於(yu) 時代的該社群持續掣肘新政學務的實際運作、困擾新舊教育轉型進程。

王藝純（複旦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清末第一次歸國留學畢業(ye) 生考試述論》。光緒三十年（1904年），針對直隸總督袁世凱上奏，學務處擬定留學畢業(ye) 生考試章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中舉(ju) 行第一次留學畢業(ye) 生考試，分為(wei) 學務處考試與(yu) 保和殿覆試兩(liang) 場，分別考察留學所學科目與(yu) 經史論說。共有14人通過考試獲得出身獎勵與(yu) 賞賜官職，分別以翰林院檢討、分部主事、內(nei) 閣中書(shu) 及分省補用知縣的職位選用，後分別被奏調回到原處或商部、外務部等處任職。此次考試引發了廣泛的輿論反響，考試重“空談”而非“實學”與(yu) 官職任用“所用非所學”是主要批評方向。然而，清廷內(nei) 部官員與(yu) 時人對於(yu) “實學”實際上有著不同層次的認知。清廷在考試的實際操作層麵，又存在種種曲折。

張亮（四川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晚清四川童試中槍架、老彎匪患的整飭與(yu) 清肅——以“盧文鬥案”為(wei) 中心的考察》。晚清時期，槍架、老彎成為(wei) 擾亂(luan) 四川童試試場的一大亂(luan) 源。同光之際，曾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開啟整治老彎、槍架的序幕。光緒六年，敘永廳童生劉懷治在考試期間，被槍架、老彎盧文鬥、陳世玉等騙去銀三百兩(liang) 。劉懷治之師文生龍沛霖對此極為(wei) 憤恨，遂向學政陳懋侯狀告匪徒盧文鬥等人。陳懋侯對此極為(wei) 重視，沿用張之洞所擬清查與(yu) 整治辦法，結合龍沛霖所呈的槍架、老彎匪徒名單，抓獲部分匪徒到案，雖未能抓獲盧文鬥等人，但對四川試場的匪患仍有一定的整飭和震懾作用。光緒九年，邵積誠在任四川學政期間，終於(yu) 抓獲盧文鬥及其團夥(huo) ，沉重打擊了活躍於(yu) 四川的槍架、老彎團夥(huo) 。此後，四川童試的槍架、老彎等弊大減，試場積弊得以清肅，晚清生童歲科試因此獲得良好的社會(hui) 環境。

第六場由梁誌平主持，李林、梁誌平評論。

張仲民（複旦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廢科舉(ju) 者，興(xing) 科舉(ju) 也”：清末最後的“雜試”與(yu) “朝考”》。清代科舉(ju) 製度內(nei) 容包羅廣泛，除了平常所知的院試、鄉(xiang) 試、會(hui) 試、殿試等考試層階之外，還包括各種補充性的“雜試”，如優(you) 拔貢考試、生員考職、保送舉(ju) 貢，此外清廷不定期舉(ju) 辦的經濟特科、舉(ju) 薦孝廉方正、舉(ju) 薦博學鴻詞等考試。隻是在鄉(xiang) 會(hui) 試存在的大背景之下，這些考試的成色不足，由此得來的功名雖算正途，出路卻一般，故不太為(wei) 科舉(ju) 中人看重。但伴隨清廷立停科舉(ju) 政策的出台，這些輔助性考試的地位在新環境下大受清廷重視，遂引發了時人、時論極大的參與(yu) 熱情和關(guan) 注度。張仲民梳理了這些輔助性考試，並藉此反思科舉(ju) 立停造成的社會(hui) 效果問題，進而從(cong) 製度史角度重新審視所謂“廢科舉(ju) ”與(yu) “興(xing) 科舉(ju) ”這兩(liang) 個(ge) 看似矛盾實則相輔相成的重要悖論現象。

柯麗(li) 玉（廈門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同途殊歸：清末民初末代秀才的出路及退路》。鼎革之際青年一代的出路選擇，折射著中國近代社會(hui) 轉型走向。科舉(ju) 廢除前夜，讀書(shu) 應考仍是士子的日常生活狀態，社會(hui) 功名意識並未弱化；科舉(ju) 廢除後，社會(hui) 提供的多樣化出路於(yu) 青年秀才大多可行，隻是出路總體(ti) 量未必增大，導致謀生之路曲折坎坷。社會(hui) 趨新大環境下，不斷接受新學者跟上了社會(hui) 變革步伐；而屢屢失利退回鄉(xiang) 村者，在精英缺失的鄉(xiang) 村亦受尊崇，以新舊雙重身份被鄉(xiang) 民與(yu) 新政所需，助推著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型，展示了轉型時期鄉(xiang) 村紳民矛盾鬥爭(zheng) 關(guan) 係外的另一麵向。清末民初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為(wei) 時代失利者提供了一條退路，其或對科舉(ju) 立停造成的反體(ti) 製力量具有削弱作用。

王亞(ya) 飛（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從(cong) 新學製對舊學教育的規劃再思科舉(ju) 的罷廢》。新式學堂普遍存在重西學輕中學的傾(qing) 向，使得傳(chuan) 統舊學的前景堪憂，這不僅(jin) 阻礙著學堂教育的全麵展開，而且成為(wei) 反對停廢科舉(ju) 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在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學的同時，仍堅持“舊學不可棄”。舊學與(yu) 新製如何兼容聚訟不已。張之洞在擬定全國學堂章程時，力圖通過提升舊學的地位和比重，構建一個(ge) 遠勝於(yu) 科舉(ju) 時代的舊學教育願景，以徹底解決(jue) 科舉(ju) 與(yu) 學堂之爭(zheng) 。此舉(ju) 多被時人及後之研究者視為(wei) “守舊”，實則起到以退為(wei) 進的務實效果，清末的教育改革因此獲得重大推進。不過，舊學雖進入新製且比重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張之洞仍秉承著其自戊戌以降“以簡約方式保存舊學”的思路，堅持學堂教育要以西學為(wei) 重。

第七場由陳文彬（複旦大學）主持，陳尚敏、徐佳貴（上海社科院）評論。

王明前（廈門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太平天國基礎教育製度的缺失與(yu) 科舉(ju) 製度的演進》。太平天國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基礎教育製度，教育內(nei) 容也隻局限在宗教意識形態一隅。太平天國統治下的兒(er) 童，因為(wei) 缺乏基礎教育製度的規訓，加之太平軍(jun) 貴族有意識訓練其成為(wei) 戰爭(zheng) 工具，失去了本來應該接受啟蒙教育的社會(hui) 化機會(hui) 。太平天國前期科舉(ju) 製度，並沒有建立在基礎教育製度之上，說明太平天國缺乏長遠眼光，而隻滿足於(yu) 依靠科舉(ju) 暫時取一時人才之需。洪仁玕在規範科舉(ju) 考試形式的同時，並未以此為(wei) 契機科學規劃基礎教育製度。後期科舉(ju) ，基本落實了洪仁玕的規劃，考試內(nei) 容也仍然以基督教內(nei) 容為(wei) 主。但是一方麵，常熟科舉(ju) 中不斷出現儒家經典內(nei) 容，無異為(wei) 後期科舉(ju) 的異響；另一方麵，鍾良相濮院“仁政”在嘉興(xing) 科舉(ju) 上也有表現。太平天國盡力發揮鄉(xiang) 官的主觀能動性，利用鄉(xiang) 官掌握社會(hui) 資源的有利條件，動員文人參加科舉(ju) 。

許虹（武漢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從(cong) 科舉(ju) 詩看清代書(shu) 院師生舉(ju) 業(ye) 心態》。圍繞科舉(ju) 考試，清代書(shu) 院師生創作了一係列科舉(ju) 詩。這些科舉(ju) 詩真實還原了師生們(men) 對於(yu) 科舉(ju) 考試的所思所悟。因為(wei) 身份和閱曆的不同，師長、生徒對科舉(ju) 的認識和心態存在一定偏差，即師長看得更遠，以學術傳(chuan) 承、親(qin) 君親(qin) 民等內(nei) 容為(wei) 目標，心態也頗為(wei) 平和；而部分生徒的追求並沒有如此高遠，甚至專(zhuan) 以書(shu) 院考課優(you) 勝的膏火費為(wei) 養(yang) 家之資，科舉(ju) 登不登第則無所謂。其心態也呈現出多種傾(qing) 向，或功名心切而一意奪冠，或希冀一第而愈挫愈勇，或暗含譏諷而冷眼旁觀。但這並不妨礙師生間的情感交流，書(shu) 院也始終承載著師長們(men) 的教育理念與(yu) 理想，並且願意接納生徒們(men) 追求與(yu) 人生的不同。

季洪斌（江蘇省徐州市退役軍(jun) 人事務局）的報告題為(wei) 《〈對讀硃卷〉及其在科舉(ju) 考試中的應用研究》。他通過對一例光緒23年甘肅鄉(xiang) 試的《對讀朱卷》中讀生、同考官、主考官的閱卷墨跡、各類管理人員的15枚印章及《對讀朱卷》上各種符號表達的研究，再現一百多年前的科舉(ju) 考試場景。

第八場由安東(dong) 強（中山大學）主持，左鬆濤（武漢大學）、韓策（北京大學）、徐進（山東(dong) 大學）評論。

王夏剛的報告題為(wei) 《晚清院試錄取率研究》。王夏剛指出，晚清學政日記中有學政在工作過程中記載的第一手數據，以之為(wei) 基礎來計算院試錄取率，有其可靠性。從(cong) 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湖北省的錄取率最高為(wei) 駐防童生，為(wei) 16.5%。其他考生最高錄取率為(wei) 8.9%，最低錄取率為(wei) 3.7%。甘肅錄取率最高可達到48.8%，最低也達到了10%。貴州錄取率最高為(wei) 8.2%，最低為(wei) 6.8%，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院試錄取率受學額的製約，但考生人數是影響院試錄取率的關(guan) 鍵。晚清時期，由於(yu) 縣試、府試不按照學額比例選拔，致使應試童生較多的地區院試錄取率偏低。由於(yu) 學額不同，導致同一地區的不同縣，同年入學的生員有時會(hui) 出現較大的水平差異，讓學政在衡文時難以掌握平衡。晚清廣額的推行，也使部分學政認識到生員水平逐漸減低，並帶來管理難題。

李芬（中國社科院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晚清鄉(xiang) 試主考官的欽差生活——沈炳垣、孫毓汶、俞陛雲(yun) 赴四川日記比較研究》。清代鄉(xiang) 試主考官通常經過考試從(cong) 翰林院編檢中選拔，對大部分翰林而言，這是他們(men) 仕途和生活經曆中十分重要的階段。一些考官留下的紀行日記是反映鄉(xiang) 試考官群體(ti) 欽差生活的重要文獻。沈炳垣、孫毓汶、俞陛雲(yun) 先後於(yu) 鹹豐(feng) 二年（1852）、同治六年（1867）和光緒二十八年（1902）充任四川鄉(xiang) 試主考官，通過對這三位考官蜀地行程日記的比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他們(men) 入蜀、出蜀時的日常活動、所見所聞和心理感受。雖然都是赴川履職，卻因時代和環境變遷，以及個(ge) 人因素的異同而有所差異，因此，三位鄉(xiang) 試考官的欽差生活也反射出近代社會(hui) 變遷的痕跡。

鄭寧波（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報告題為(wei) 《山東(dong) 抗日根據地整風運動中的考試》。在膠東(dong) 戰略區的農(nong) 村，一些既有的整風措施難以發揮作用，缺乏力度，影響整風效果，組織考試是更有力度的措施，也對整風參與(yu) 者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

在最後的綜合討論環節，與(yu) 會(hui) 學者進一步交流、探討。安東(dong) 強認為(wei) ，在今後的科舉(ju) 研究中，大數據是個(ge) 可以進一步開拓的方向，多學科綜合研究也非常重要。馬忠文指出，與(yu) 古代製度史研究不同，近代史可以把製度史和社會(hui) 生活史結合起來，像清代科舉(ju) 製度史就需要更多的日常生活研究，把科舉(ju) 和生活體(ti) 驗聯係起來，要注重日記、筆記等材料，多做一些個(ge) 案研究，這樣才會(hui) 使科舉(ju) 研究更加親(qin) 切、自然。馬忠文還指出，很多量化史學的統計結果其實不超出經驗範圍，研究意義(yi) 有待加強，量化史學需要深化。

李開軍(jun) 認為(wei) ，科舉(ju) 文獻存世的史料是非常龐大的，可以加大影印出版的力度；八股文之於(yu) 晚清的影響還有待研究，這也需要文學研究者與(yu) 史學研究者的進一步合作。左鬆濤指出，很多史料存在矛盾，用同樣的材料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究其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先有一個(ge) 全國性的通識，再用這個(ge) 通識去解釋地方，這是基礎性研究不夠、曆史訓練之中簡單化造成的。

李林總結到，本次研討會(hui) 解決(jue) 了很多基礎問題（比如什麽(me) 是學額、學製），也探討了不少科舉(ju) 的具體(ti) 操作（童試基層、鄉(xiang) 試考官、貢院號舍、太平天國、借闈考試、武科、經費問題）；在視野方法層麵，運用中西對比的視角，進行統計分析、可視化呈現；此外，還拓展了基層檔案、地方文書(shu) ，學政、考官日記、細致考卷等等文獻材料。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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