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國際儒學》2021年第3期

本文係黃玉順教授2021年4月13日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山東(dong) 大學聯合舉(ju) 辦的“後疫情時代的文化傳(chuan) 承創新與(yu) 文明交流互鑒”座談會(hui) 的發言。

摘要：雖然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影響之廣度、深度在曆史上是罕見的，但它並不能改變“現代性”與(yu) “全球化”這一時代本質，討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一時代本質的判定為(wei) 前提，故儒學之轉化與(yu) 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wei) “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

關(guan) 鍵詞：儒家文明；“後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現代性；全球化

今天的座談會(hui) ，主題是“後疫情時代的文化傳(chuan) 承創新與(yu) 文明交流互鑒”。因此，我就緊扣會(hui) 議的三個(ge) 主題詞——“後疫情時代”、“文化傳(chuan) 承創新”和“文明交流互鑒”，談三點看法；而這三點，都圍繞一個(ge) 中心問題，即“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一、“後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的判定問題

首先，“後疫情時代”這個(ge) 概念，蘊涵著一個(ge) 重大問題，那就是對“時代”的本質的認識與(yu) 判斷：相對於(yu) “前疫情時代”，“後疫情時代”將會(hui) 是怎樣一個(ge) 時代？換言之，疫情之前與(yu) 之後，是否可以截然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時代？

無可否認，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影響之廣度與(yu) 深度是曆史上罕見的；但是，在我看來，它並不能改變人類社會(hui) 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與(yu) 基本走向；反過來說，疫情之後的基本格局與(yu) 基本走向，其實在疫情之前業(ye) 已形成，而疫情並不能使之發生根本改變。這一點，無論在國內(nei) 方麵，還是國際方麵，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限於(yu) 時間，這裏不予展開。

我的意思是，“後疫情時代”和“前疫情時代”其實同屬於(yu) 一個(ge) 更大的“時代”範疇。

那麽(me) ，這是一個(ge) 什麽(me) 時代呢？眾(zhong) 所周知，自從(cong) 1648年簽定《威斯特伐利亞(ya) 和約》以來，人類進入了“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時代、即“國族”（nation）時代；直至今日，人類仍然處在這個(ge) 時代之中。例如，所謂西方“發達國家”，其實仍然在“現代性”的“民族國家”範疇之內(nei) ，即便像“歐盟”那樣的組織也並沒有超越這個(ge) 範疇；而對於(yu) 中國來說，“現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標，而梁啟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個(ge) 概念其實也是一個(ge) 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又如，當人們(men) 談論疫情所引起的“國際關(guan) 係”的變化時，這裏的“國際”恰恰意味著這種行為(wei) 的主體(ti) 仍然是“國”，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

進一步說，“民族國家”這個(ge) 人類社會(hui) 的時代特征，其實隻是這個(ge) 時代的麵相的一個(ge) 側(ce) 麵；這個(ge) 時代還有其他的麵相，包括“核心價(jia) 值觀”所列舉(ju) 的一係列現代價(jia) 值，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那麽(me) ，所有這些麵相的一個(ge) 綜合概括，其實就是“現代”（modern times）概念；而其本質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現代性”（modernity）概念。目前看來，疫情並不能改變“現代性”與(yu) “全球化”這樣的最大的時代本質。

這裏需要嚴(yan) 格區分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概念，即“現代性”和“現代化模式”：“現代性”（modernity）是單數的，是當今人類世界的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而“現代化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則是複數的，是不同民族國家的個(ge) 性，這取決(jue) 於(yu) 不同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生活的樣法”———“文化”。

顯然，我們(men) 討論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樣的時代本質的判定作為(wei) 前提。

二、“文化傳(chuan) 承創新”：縱向的曆時性問題

對於(yu) 儒家文明來說，“傳(chuan) 承創新”包含著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傳(chuan) 承”；另一方麵是“創新”，也就是“轉化”與(yu) “發展”。這兩(liang) 個(ge) 方麵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現代化來看，“文藝複興(xing) ”（the Renaissance）之所以稱為(wei) “複興(xing) ”，就因為(wei) 它包含著這樣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反傳(chuan) 統、拋棄傳(chuan) 統，恰恰相反，是要繼承傳(chuan) 統，而對於(yu) 西方來說，那就是所謂“二希傳(chuan) 統”———希臘哲學傳(chuan) 統與(yu) 希伯萊宗教傳(chuan) 統；但另一方麵，這種繼承也不是複古主義(yi) 、原教旨主義(yi) 的照搬，而是一種現代轉化，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約翰·衛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同樣的道理，儒家文明的傳(chuan) 承創新亦當如此：一方麵，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邏輯地蘊涵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複興(xing) ”、文化複興(xing) ，因此，決(jue) 不能搞曆史虛無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全盤”———全盤反傳(chuan) 統、全盤西化，而必須首先繼承中華民族自己的優(you) 秀的文化傳(chuan) 統，包括儒家文明的傳(chuan) 統，這是現代“民族國家”這個(ge) 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yi) ；但另一方麵，儒家文明的當代發展，又決(jue) 非“厚古薄今”的複古主義(yi) 、原教旨主義(yi) ，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化。

這裏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這個(ge) 提法，蘊涵著一個(ge) 邏輯，即：“轉化”和“發展”的先後順序是不能顛倒的；換言之，沒有轉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具有時代價(jia) 值的創新與(yu) 創造。

那麽(me) ，何謂“轉化”？所謂“轉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內(nei) 涵就是“現代化”。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

因此，何謂“創新”？何謂“發展”？“發展”並不是漫無目標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標新立異的所謂“創新”，而是具有時代內(nei) 涵的、體(ti) 現時代價(jia) 值的“現代轉化”。

這就是說，“現代轉化”乃是儒家文明“傳(chuan) 承創新”的基本內(nei) 涵。

三、“文明交流互鑒”：橫向的共時性問題

“文明交流互鑒”，既是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的宗旨之一，也是山東(dong) 大學牽頭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以及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為(wei) 如此，我們(men) 打造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這樣的文明交流互鑒的國際平台。

所謂“文明交流互鑒”，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主要是儒家文明與(yu) 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這裏的“其他文明”，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西方現代文明。

那麽(me)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與(yu) 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交流互鑒？當然是孔子所說的“為(wei) 己之學”：首先是為(wei) 了我們(men) 儒家文明自身的轉化與(yu) 發展。這裏，我想再次指出：曆史上，儒學的兩(liang) 次重大複興(xing) ，都是與(yu) “西學”密切相關(guan) 的：

一次是“唐宋變革”之際的儒學複興(xing) ，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興(xing) 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所謂“西天取經”意義(yi) 上的“西學”，也就是佛學。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沒有佛學的東(dong) 傳(chuan) ，就沒有宋明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一次複興(xing) 。

另一次就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的儒學複興(xing) ，也就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新儒家”的興(xing) 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容閎所說的“西學東(dong) 漸”，亦即近代以來的西方學術。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沒有西學的東(dong) 漸，就沒有現代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二次複興(xing) 。

當然，必須指出：儒家文明與(yu) 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的交流互鑒，不是要放棄、而是要堅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體(ti) 性；儒家文明的創新與(yu) 發展，乃是這個(ge) 主體(ti) 的自我轉化與(yu) 自我更新。然而同時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傳(chuan) 承創新、轉化與(yu) 發展，不是“內(nei) 卷”的，而是開放的；儒家文明的現代化路徑，應當就是張岱年先生所倡導的“綜合創造”。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一個(ge) 觀點：儒學之轉化與(yu) 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wei) “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一方麵，如果沒有“民族性表達”，那是“西化”，是喪(sang) 失“中國性”；而另一方麵，如果沒有“現代性訴求”，那是“原教旨主義(yi) ”、複古主義(yi) 。顯而易見，這兩(liang) 種極端傾(qing) 向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