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理想影響兩(liang) 漢政治文化

作者：姬麗(li) 君（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月初四日庚申

          耶穌2021年11月8日

漢代開始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之策，但漢儒具體(ti) 的治國理想和藍圖是什麽(me) ，又如何實現這種治國理想和藍圖，卻是不甚清楚的。其實，在宏大的政策口號背後，隱藏的是更為(wei) 深刻和豐(feng) 富的思想創造。兩(liang) 漢時期的“太平”理想伴隨著“獨尊儒術”國策的實施而興(xing) 起、興(xing) 盛，在兩(liang) 漢時期的政治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兩(liang) 漢時期政治文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太平”是漢儒的政治理想。先秦時期，“太平”不具備特殊的政治含義(yi) ，主要表達對社會(hui) 安定的美好向往，是很質樸的用語。秦漢以降，“太平”逐漸成為(wei) 重要的政治概念。

“太平”理論的源起與(yu) 孔子作《春秋》有關(guan) 。孔子作《春秋》的曆史價(jia) 值被儒家學者不斷抬高。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公羊傳(chuan) 》說“撥亂(luan) 世，反諸正，莫近於(yu) 《春秋》”，董仲舒說“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至此，“致太平”成為(wei) 孔子作《春秋》的重要使命。東(dong) 漢何休進一步說明了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即“於(yu) 所傳(chuan) 聞之世，見治起於(yu) 衰亂(luan) 之中……於(yu) 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依《春秋》筆法，年代遠，曆史批評則直白；年代近，曆史批評則隱晦。孔子把自己看到的當世亂(luan) 象用“著治太平”的筆法記錄，既表達對當世的不滿，也表達對“太平世”的向往。

漢儒還構想出了一個(ge) “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太平理想世界。太平世界會(hui) 出現“甘露降”“嘉禾生”“鳳皇翔”“山出器車，澤出神鼎”“河出龍圖，洛出龜書(shu) ”等各類祥瑞，這些祥瑞被稱作“太平之符”。“太平”的到來不僅(jin) 需要“祥瑞”，而且需要“聖人”再世。“聖王”是太平世界的締造者，實現“太平”需要聖王之德，因為(wei)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皆應德而至”。“聖王”以德治國，招來祥瑞，德盛則祥瑞昌，最高尚的德行與(yu) 最美好的祥瑞共同象征著完美的“太平盛世”的到來。

“太平”理論是漢代儒家禮樂(le) 秩序和王道政治的高度抽象化，這套絕對理想化的禮樂(le) 文化秩序適應了漢王朝的統治需求。“太平”理想凝聚了儒家的人文關(guan) 懷，神聖的“太平”美景既可以在情感上激勵漢儒群體(ti) 為(wei) 之奮鬥，亦可以在文化上教化君主更改製度之流弊。其文化設計“聖王德—瑞應至—致太平”與(yu) 製度設計“製禮樂(le) —致太平—製作”（《白虎通》：“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wei) 且用先王之禮樂(le) ，天下太平，乃更製作焉。”）相結合，為(wei) 漢代政治改良和政治理想的實現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實踐方案。

第二，漢代改製運動轉向“致太平”。“太平”是漢代君民的共同期盼，漢武帝親(qin) 政後即展開了以“興(xing) 太平”為(wei) 目的的“改製”運動。漢武帝與(yu)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反複討論了“興(xing) 太平”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建太平之道”的相關(guan) 措施。“天人三策”之後，理論化的“太平”理想轉化為(wei) “更化—興(xing) 太平”的治國方略。

漢武帝是“興(xing) 太平”的第一人，此後，“興(xing) 太平”成為(wei) 當政者的重要政績標準。然而，隨著“更化—太平”的深入推進，漢儒的建言獻策無不以“興(xing) 太平”為(wei) 由，當時“諸生對冊(ce) ，殊路同歸，指在崇禮義(yi) ，退財利，複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雲(yun) ‘太平’”。儒生群體(ti) 情緒高漲，“太平”理想的烏(wu) 托邦色彩愈加凸顯。漢宣帝曾利用大量的人造“祥瑞”來安撫儒生，但收效甚微。西漢後期出現了更嚴(yan) 重的社會(hui) 危機，於(yu) 是儒生把危機的緣由指向了漢代的最高統治者，“更化—興(xing) 太平”轉向了“更受命—致太平”模式。

“更受命”又稱“再受命”。自西漢中期開始，“更受命”言論頻繁出現，雖然多人因此被下獄治罪，但“更受命”之風並未偃旗息鼓，在漢哀帝時得以變相實現。漢哀帝聽從(cong) 夏賀良的建議，下詔曰：“惟漢興(xing) 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yu) 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wei) 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夏賀良的建議之所以能被采納，是由於(yu) 他提出的“更受命”主張並不要求君主真的讓賢禪位，而是“改元易號”即可。這一舉(ju) 措雖然有安撫儒生情緒、穩定民眾(zhong) 心理、擺脫信任危機等方麵的作用，但並未弱化“漢曆中衰，當更受命”的群體(ti) 意識，也無法徹底削減儒生對未能實現“太平”的強烈不滿。王莽輔政後，漢儒終於(yu) 迎來真正的“致太平”運動。王莽登上政治舞台的過程就是其“輔政致太平”的過程，“致太平”與(yu) “更受命”思想相結合，幫助王莽完成了西漢最徹底的“改製”運動——“漢新嬗代”。

西漢中後期的“致太平”改製運動是漢武帝“更化—興(xing) 太平”之道發展的必然結果。西漢末年的政治危機迫使統治者不斷通過“更化改製”協調“太平”理想與(yu) 現實危機之間的矛盾，漢哀帝為(wei) 了呼應“更受命”實施改製是其一，王莽通過“更受命”方式實現禪讓是其二。不過，“太平”理想的烏(wu) 托邦色彩又使得其為(wei) 了持續吸引眾(zhong) 人的目光而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故而最後終有破產(chan) 之時，王莽新政的敗亡在一定程度上與(yu) “太平”理想的破產(chan) 有關(guan) 。

第三，東(dong) 漢“太平”思想呈現神學化。東(dong) 漢君臣普遍熟知儒家經典，也很重視“致太平”的治國理念。與(yu) 西漢不同的是，東(dong) 漢統治者對“太平”的追求較為(wei) 理性，不再像西漢時那樣高談闊論，更沒有通過“製禮作樂(le) ”來粉飾太平。

東(dong) 漢統治者對“太平”理想保持了較為(wei) 理性的態度，但民間社會(hui) 對“太平”的熱情卻十分高漲，主要表現為(wei) 以《太平經》為(wei) 代表的原始道教教義(yi) 的成熟和以黃巾起義(yi) 為(wei) 代表的“致太平”社會(hui) 運動。原始道教與(yu) “太平”思想淵源已久，西漢甘忠可所造《包元太平經》與(yu) 東(dong) 漢宮崇所獻《太平清領書(shu) 》通常被認為(wei) 是《太平經》的底本。《太平經》不僅(jin) 提出了“太平元氣”論，還創設出了神人、真人、帝王、百姓四類等級秩序。道教把“致太平”視作各個(ge) 等級的共同使命，神人掌握“致太平”之道、真人傳(chuan) 授此道、帝王實踐此道、百姓擁護此道。除神人、真人以外，還創造出一些無法準確排序但帶有“太平”的神靈，如至上神“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此神“號太平真正太一妙氣、皇天上清金闕後聖九玄帝君”，還有“太平君”，據說“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顯然出世。乘三素景輿，從(cong) 飛軿萬(wan) 龍”。這些“太平神”集聖人之德、帝王之位、仙人之像於(yu) 一身，把儒家、道家、神仙家、民間巫術等內(nei) 容融為(wei) 一體(ti) ，全部付諸“致太平”理想之中，使其充滿了神秘感，神學色彩極為(wei) 濃厚。

神學化的“太平”思想主要流行於(yu) 下層民眾(zhong) 之中，帶有宗教“末世論”特點。“末世”情緒與(yu) “太平”理想相結合，提升了“太平”教義(yi) 對民眾(zhong) 的吸引力。原始道教把“太平”當作理想社會(hui) ，現世就成了急需改造的“末世”。隨著東(dong) 漢末年社會(hui) 危機的加深，信奉道教的教徒們(men) 渴望出現拯救“末世”、實現“太平”的救世主，“致太平”思潮成為(wei) 黃巾起義(yi) 爆發的主要推動因素。黃巾起義(yi) 的十六字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凝聚了起義(yi) 民眾(zhong) 最強烈的訴求與(yu) 願望，也體(ti) 現出了漢代長期流行的政治理念。“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隱含了“更受命”的革命精神，“歲在甲子”表達了漢代“重元更始”的自新觀念，“天下大吉”則體(ti) 現了對“太平”理想的不懈追求。

“太平”是漢代儒家建構的政治理想，儒家推崇的禮樂(le) 秩序與(yu) 王道理念盡收其中。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致太平”成為(wei) 官方改製的主要政治目標，最終促成了王莽禪位。東(dong) 漢時期，官方對“致太平”的追求趨於(yu) 理性，民間的“致太平”思潮則風起雲(yun) 湧。“太平”理想繼承了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高度參與(yu) 了兩(liang) 漢時期的政治變遷，對兩(liang) 漢乃至整個(ge) 中古時期的政治文化均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王莽改製與(yu) 儒教國家的成立研究”（20BZS02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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