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人文實證主義(yi) ”到“經典解釋學”

作者：吳根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廿八日甲寅

          耶穌2021年11月2日

近十幾年來，本人通過對清代哲學史的研究，特別是對以戴震為(wei) 代表的乾嘉學術、思想的研究，提煉出了“人文實證主義(yi) ”這一哲學概念。在完成《戴震、乾嘉學術與(yu) 中國文化》一書(shu) 後，本人曾一度陷入思想的困境，但在嚐試將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一字之義(yi) ，當貫群經，本六書(shu) ，然後為(wei) 定”的語言學方法，運用於(yu) 分析老莊哲學文本後，逐漸形成了一些解釋經典的基本方法。通過對現代西方哲學解釋學的閱讀，本人對戴震哲學中“大其心”的說法有了新的理解，認為(wei) 他的“大其心”以體(ti) 古聖賢與(yu) 天地之心相協的“經學解釋學”，超逸了實證主義(yi) 範圍，帶有明顯的哲學解釋學特點，因而產(chan) 生了活化戴震經學解釋學思想的研究衝(chong) 動，使之擴展為(wei) 一種經典解釋學方法。通過對西方哲學研究同道有關(guan) “哲學與(yu) 哲學史關(guan) 係”討論文獻的再反思，本人提出了“即哲學史講哲學”的哲學史研究方法論與(yu) 目標論。

人文實證主義(yi)

“人文實證主義(yi) ”是我構造出來的一個(ge) 概念，它是“人文學的實證主義(yi) 方法”的簡稱。而人文學的實證，指通過文字、語言的實證方式解決(jue) 哲學史上關(guan) 於(yu) 哲學文本中字、詞與(yu) 句子的語義(yi) 的爭(zheng) 論，以達到相對準確的解讀。

“人文實證主義(yi) ”這一說法是相對於(yu) 西方哲學中的實證主義(yi) 和邏輯實證主義(yi) 而言的。實證主義(yi) 要求將哲學做得像科學一樣準確，邏輯實證主義(yi) 則拒斥形而上學。人文實證主義(yi) 既不想將哲學做得像自然科學一樣準確，也不拒斥形而上學，而是嚐試通過文字學與(yu) 語言學的途徑把握古代哲學文本的字義(yi) 、語義(yi) ，進而把握古代哲學文本的思想。

在涉及曆史學與(yu) 曆史事件的一些疑問時，人文實證主義(yi) 主要采用綜合性的考據學方法探索曆史的事實或真相。

當然，“人文實證主義(yi) ”方法主要是在研究乾嘉學術的過程中提煉出來的，因此並不一定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並非所有的哲學問題或哲學史問題都能夠運用此方法解決(jue) ，而隻在出現關(guan) 於(yu) 字、詞、句子的解釋爭(zheng) 議時，人文實證主義(yi) 才有可能派得上用場。

經典解釋學

此處所講的“經典解釋學”，意在於(yu) 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基礎上，依托語言學和“大其心”兩(liang) 種方法的結合，將戴震在解經過程中運用的解釋學方法，廣泛地應用於(yu) 中國古代經典的解釋過程中。其基本內(nei) 容是：其一，由字通詞，由詞通義(yi) ，將訓詁學的原則廣泛運用於(yu) 中國古代經典的解釋過程中。

其二，一字之義(yi) ，當貫整體(ti) 。此處的“字”有兩(liang) 層意思。一是作為(wei) 語言構成要素的字，因而主要涉及辭典學意義(yi) 上的字義(yi) 分析與(yu) 考訂。二是作為(wei) 哲學概念的字，如陳淳《北溪字義(yi) 》一書(shu) 中所列舉(ju) 的宋儒哲學概念與(yu) 範疇。這是經典解釋學中最為(wei) 主要的字義(yi) 分析內(nei) 容。戴震在解經過程中提出“一字之義(yi) ，當貫群經，本六書(shu) ，然後為(wei) 定。”在我提倡的經典解釋學中，“一字之義(yi) ”，不局限於(yu) 群經，而是意指整體(ti) 。“群經”固然是“整體(ti) ”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一種類型的整體(ti) ，但“整體(ti) ”概念的外延遠大於(yu) “群經”。《老子》《莊子》文本可以被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莊子》一書(shu) 中的《齊物論》篇亦可被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而先秦道家思想亦可以相對於(yu) 其他各家以及後來的道家而言，被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因此，“整體(ti) ”是一個(ge) 極富彈性的哲學概念，凡是研究者將某一思想作為(wei) 研究對象，從(cong) 某個(ge) 時間段、學派、問題域出發加以研究的時候，都可以在一定的“整體(ti) ”範圍內(nei) 展開，此即“當貫整體(ti) ”。舉(ju) 例言之，當我們(men) 考察整個(ge) 先秦時期的道家著作中“明”字的使用情況時，整個(ge) 先秦道家就可以被視作一個(ge) “整體(ti) ”。當然，也可以將整個(ge) 先秦諸子作為(wei) “整體(ti) ”，考察“明”字的使用情況，進而通過分析、歸納得出關(guan) 於(yu) “明”字的意義(yi) 域，甚至可以整理出“明”字的意義(yi) 結構，及其多種意義(yi) 項內(nei) 在的邏輯次第。要言之，“整體(ti) ”是“群經”這一概念化蝶的結果，“群經”是“整體(ti) ”的一種形態，但是“整體(ti) ”概念的外延遠大於(yu) “群經”，更具有哲學上的概括力與(yu) 普遍的適用性。因此，將戴震“一字之義(yi) ，當貫群經”的經學解釋學命題中的“群經”概念替換為(wei) “整體(ti) ”概念，就將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命題自然而然地轉化為(wei) 經典解釋學命題了。

其三，戴震在其經學解釋學思想中還提出了“大其心”以體(ti) 古聖賢與(yu) 天地之心相協而為(wei) 斯民“道義(yi) ”之心的主張，以及以“精心”與(yu) 隱藏於(yu) 經文中的聖人之心相遇的思想。這種“兩(liang) 心相遇”的經學解釋學思想，實際上可以與(yu) 西方現代哲學解釋學的“視域融合”理論相互發明。但戴震本人對“大其心”並未作具體(ti) 清晰的規定。就現代哲學“廣義(yi) 認識論”（馮(feng) 契）而言，“大其心”至少包含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是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二是思想境界的提升。因此，從(cong) 現代哲學廣義(yi) 認識論的視角出發，經典解釋學的“大其心”，即提升經典解釋主體(ti) 的認識能力和思想境界，以人類文明史的廣闊視野，考察人類的基本價(jia) 值與(yu) 人類未來應當有的核心價(jia) 值，以之作為(wei) 解釋者主體(ti) 之“大心”，然後從(cong) 善意的角度出發，對經典中的思想予以脈絡化、當下化的解讀，進而達到“視域融合”和“視域拓展”。

其四，對於(yu) 戴震經學解釋學中涉及的知識論傾(qing) 向——“至於(yu) 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結合其“大其心”的思想加以綜合。我認為(wei) ，經典解釋學還應當涉及知識視野與(yu) 思想視野交叉融合、相互促進的原則。知識與(yu) 思想的劃界是相對的，也是絕對的。並非所有的知識都是思想，但有些思想是人文性的知識，很多知識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產(chan) 生與(yu) 發展，盡管它們(men) 本身不是思想。在經典解釋的過程中，利用擴大了的思想視野與(yu) 知識視野，可以講出很多新內(nei) 容，如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過程中，現象學之於(yu) 儒家哲學、道家哲學或其他一些哲學，均講出了一些新意。

即哲學史講哲學

上述扼要闡述的經典解釋學，實際上就是依托哲學史而講出新哲學的一種方法論。現代中國哲學史上有“照著講”與(yu) “接著講”兩(liang) 種說法，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過程中，有學者進一步提出“講自己”，即講出自己的哲學，如廣義(yi) 認識論和“智慧說”“和合學”、仁學本體(ti) 論、具體(ti) 形而上學、萬(wan) 物一體(ti) 論等。

“即哲學史講哲學”，實際上有兩(liang) 種途徑。一種途徑是自己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哲學思考，通過哲學史的梳理來證成自己的哲學理論。這種途徑類似於(yu) 中國古代經學中的“六經注我”。另一種途徑是通過對哲學史的重構，來體(ti) 現自己的哲學觀。現當代中國哲學史的多種書(shu) 寫(xie) 方式，實際上體(ti) 現了不同書(shu) 寫(xie) 者的哲學觀，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所體(ti) 現的實證主義(yi) 傾(qing) 向，馮(feng) 友蘭(lan) 的兩(liang) 卷本《中國哲學史》則體(ti) 現了馮(feng) 氏的新實在論思想傾(qing) 向。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哲學史專(zhuan) 家依托曆史唯物主義(yi) 與(yu) 辯證法思想，將中國哲學史寫(xie) 成唯物與(yu) 唯心、辯證法與(yu) 形而上學兩(liang) 種傾(qing) 向鬥爭(zheng) 的曆史，體(ti) 現的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學者的集體(ti) 哲學觀。這類似於(yu) “我注六經”的方式，但實際上是借助哲學史的重新書(shu) 寫(xie) 講出自己所理解的中國哲學。他們(men) 都有可能獲得了對於(yu) “中國哲學之全牛”的某些方麵的認識，然而都不能說完整地把握了中國哲學。我在此提倡的“即哲學史講哲學”，主要是指前者，即依托中國哲學史上經典作家的思想命題，而講出新的哲學命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依托戴震的經學解釋學思想和具體(ti) 原則，講出當代的經典解釋學思想及其新的原則。總之，將一些古老的哲學命題，經過順理成章的思想轉化，以講出超逸古代哲學思想範圍的新思想，便是我所提倡並在不斷追求的“即哲學史講哲學”的方法。

實際上，哲學創新的途徑是多元的。政治家、革命家的哲學思考，往往都是基於(yu) 轟轟烈烈的社會(hui) 革命運動講出的新哲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dong) 等領袖人物就是如此。但在現代大學裏從(cong) 事哲學教育工作的學者，他們(men) 往往是從(cong) 經典出發，結合現實問題，而講出了一些新哲學，這是目前哲學工作者的常態。如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金嶽霖的《論道》等。還有一些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家，往往也會(hui) 講出一些帶有極強科學意味的“科學哲學”。而藝術家則會(hui) 講出一些美學思想——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即哲學史講哲學”具有很強的專(zhuan) 業(ye) 性，也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但為(wei) 了避免哲學史研究淪為(wei) 一種替古人背書(shu) 的行為(wei) ，“即哲學史講哲學”仍是一種有意義(yi) 的哲學創造方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