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吳地惠氏三代的學術傳(chuan) 承

作者：周一瑄 曹煒（蘇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廿八日甲寅

          耶穌2021年11月2日

一說到乾嘉學派吳派，惠棟是無法繞開的人物，他無疑是乾嘉學派吳派的一代宗師。惠棟之所以能達到如此高的學術地位，他之前的三代先人功不可沒。正是因為(wei) 深厚的家學淵源，才使得惠氏家族到惠棟一代終成集大成者。

著書(shu) 立說開一代家學

據《清儒學案》記載：“樸庵篳路藍縷，研溪、半農(nong) 繼之，益宏其業(ye) ，至鬆崖而蔚為(wei) 大師。傳(chuan) 授淵源，自當以世為(wei) 序，以明一家之學。”惠氏家學以有聲為(wei) 淵藪，其人博通經學，以九經教授鄉(xiang) 裏，治《易》《春秋》等經書(shu) 皆有所建樹。令人遺憾的是，身為(wei) 明末貢生的有聲處於(yu) 朝代更替之際，其著遭亂(luan) 散佚，未能留存至今。其子周惕秉承庭訓，同樣長於(yu) 經學，但其經學研究著作今也唯見《詩說》一書(shu) 流傳(chuan) 於(yu) 世。惠棟有言：“惠氏經學，權輿於(yu) 曾王父……公傳(chuan) 其學因著《詩說》《易傳(chuan) 》《春秋問》《三禮問》諸書(shu) ……其《易傳(chuan) 》《春秋問》《三禮問》，公悉口授大義(yi) ，命先君書(shu) 之。其後先君述兩(liang) 世之學，著《易說》《春秋說》《禮說》《大學說》數十卷。”由此可知，惠氏經有聲、周惕至士奇治學不輟，士奇所著《易說》《春秋說》《禮說》等實乃惠氏三世治學之結晶。

縱觀有聲、周惕、士奇三代，我們(men) 可以明顯感知其崇漢傾(qing) 向。明末清初，學界出現“理學清算”局麵，漢學興(xing) 起初見端倪，惠氏自有聲始，治學講究實事求是、信而有征，這與(yu) 漢代學者的研究傳(chuan) 統不謀而合。以治《易》為(wei) 例，惠棟論及其曾祖時說：“初曾王父極推漢學，以為(wei) 漢人去古未遠，論說各有師承，後儒所不能及……既老，不複著述，以其說口授公，公授之先君，由是雅言古訓，遂明於(yu) 世。”李鼎祚《周易集解》一書(shu) 匯集兩(liang) 漢至唐近四十家《易》注，是唐朝以後保存漢《易》的唯一文獻，有聲“閔之不存”，參眾(zhong) 說為(wei) 其作注，此舉(ju) 開啟了恢複漢《易》的工作。口授相傳(chuan) 至周惕，纂《易傳(chuan) 》一書(shu) ，而後士奇上承家學，遠紹漢儒易學，撰成《易說》，坦言：“《易》始於(yu) 伏羲，盛於(yu) 文王，大備於(yu) 孔子，而其說猶存於(yu) 漢……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chuan) 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wei) 俗書(shu) ，又創為(wei) 虛象之說，遂舉(ju) 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從(cong) 有聲力複漢《易》，還原古《易》麵貌，至周惕受其父熏陶，治《易》著書(shu) ，再到士奇對漢學家治《易》方式的認同，惠氏三代不止於(yu) 觀念上推舉(ju) 漢學，而且在治經的實踐過程中表明對漢學的認可，形成家學規範，確立吳派漢學基調，影響後世。

以經解經明治學路徑

自古漢學家講經重視訓詁考據，惠氏三代取法漢儒，認為(wei) “經之義(yi) 存乎訓”；又得益於(yu) 深厚的經學功底，於(yu) 是在訓釋經書(shu) 中文字名物抑或考證典禮史實等問題時，往往以諸經為(wei) 宗，廣征博引各類經書(shu) ，參照眾(zhong) 經說作解。因有聲著作皆散佚，本文姑且不論，但將筆墨著落於(yu) 周惕及士奇諸書(shu) 。

周惕在《答薛孝穆書(shu) 》中提及：“仆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然仆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為(wei) 無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於(yu) ‘六經’，而後與(yu) 仆合要。”在其《詩說》所征引的諸多文獻中，“春秋三傳(chuan) ”和“三禮”占據半壁江山，足見經書(shu) 分量。下麵試舉(ju) 一例。

《葛覃》之詩曰：“害瀚害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複省其父母兄弟也，兩(liang) 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chuan) 》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穀梁傳(chuan) 》曰：“婦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禮也。”又各自為(wei) 說如此……愚嚐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yu) 《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shu) “杞伯姬來”……而《春秋》何以書(shu) 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公羊傳(chuan) 》曰“婦人為(wei) 嫁曰歸”，是也。（《詩說》卷中）

周惕考察《詩經》發現，《葛覃》與(yu) 《泉水》《蝃蝀》《竹竿》等詩當中有關(guan) “歸寧”的理解相互抵牾，矛盾點在於(yu) “歸寧”是否意為(wei) “省親(qin) 之禮”，而後參考《左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提出省親(qin) 行為(wei) 不合禮製，宜解釋為(wei) “女子出嫁”。這裏我們(men) 不論周惕之說是否確切，且論其釋一詞而涵蓋“春秋三傳(chuan) ”之說，確證了其“以經解經”的治學方式。

“以經解經”的提出源於(yu) 對傳(chuan) 統經學研究方法的總結，南宋黃震在其《黃氏日抄》有言：“字同義(yi) 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道出了治經專(zhuan) 宗原典的局限性。明中葉以降，尤其明末清初之際，“以經解經”得到長足發展，習(xi) 見於(yu) 學者的論著當中。一些學者利用自身博聞強識、會(hui) 通群經的特點，在解讀經文時精心校勘經書(shu) ，還原經書(shu) 原貌，於(yu) 經書(shu) 中尋求本證，同時突破原典限定，以傳(chuan) 作為(wei) 補充，表達的經義(yi) 更為(wei) 豐(feng) 富準確。周惕、士奇契合時代轉型，治經之法應運而生，不僅(jin) 開啟了吳派“以經解經”的治學路徑，成為(wei) 後世闡釋典籍的首要原則，還展現出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際，學者的治經範式。

創獲有據繼往開來

惠氏三代長於(yu) 經學，並非不通史、子、集，周惕《詩說》一書(shu) 雖著眼於(yu) 經義(yi) ，也包含了大量對春秋史事的討論，士奇《禮說·地官》敘述農(nong) 田耕作和土地製度問題，皆以《管子》作證。二人崇漢，但未專(zhuan) 於(yu) 漢儒經說，是謂“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hui) ”，先秦諸子或魏晉學說皆有所論，是者采擇，非則辯證謬誤，不墨守成規，也不盲目反對。正是這種辯證的態度，使得惠氏在治經的過程中有所創獲，呈現出新的治經視野，其中以士奇《易說》最為(wei) 突出。

士奇有言：“《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經學在一定程度上是互通互成的，《春秋》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存在許多祭祀、聘禮等方麵的禮製，不懂禮製無法說清《春秋》。這種“互通互成”的理念同樣適用於(yu) 《易說》表達出的治學主張。首先，《周易》此書(shu) 包羅萬(wan) 象，內(nei) 容涉及語言文字學、哲學、文藝學、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研究此書(shu) 自然需要學者具備極高的文化素養(yang) ，從(cong) 多角度解讀以求挖掘出更多含義(yi) 。士奇究解經之根本，從(cong) 訓詁入手，而後探求經義(yi) ，征引諸典，廣采京、鄭、荀、虞之義(yi) ，博取《逸周書(shu) 》《漢書(shu) 》《史記》之事，更將《荀子》《管子》《墨子》乃至《內(nei) 經》等納入其中作為(wei) 佐證，形成了以史證《易》、以子補《易》的典籍互通局麵。其次，士奇為(wei) 官多年，督學廣東(dong) 期間，施行良政、注重教化，行事多為(wei) 人讚許，最後卻遭受天子罰修鎮江城之結局，草草收場。告老還鄉(xiang) 之後，致力於(yu) 經學，居官行事的經曆促成其在治經過程中對“經世致用”產(chan) 生更為(wei) 深入的理解。《易說》中運用大量史實解釋《周易》經義(yi) ，而曆史的價(jia) 值在於(yu) ，所發生的事件當中透露著事件本身所涵蓋的理念。士奇正是通過挖掘這種理念宣揚經義(yi) ，表明自己的立場。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學者紛紛尋求新的治學門徑。惠氏有聲、周惕、士奇三世傳(chuan) 經，為(wei) 後世保存了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他們(men) 治經過程中流露出的崇漢傾(qing) 向，以及注重“以經解經”的治經方式，確立了家族治學範式，影響了乾嘉後人經典詮釋的發展路向，促成了乾嘉經學的繁盛局麵。除此之外，惠氏士奇承繼家學治經方式，於(yu) 治《易》過程中又有所創發，做出了互通典籍以達經世致用的新嚐試，展現了更高的文化視野，在經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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