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對諸葛亮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

作者：張晚林（湘潭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天府新論》2021年第5期

內(nei) 容提要：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其人格氣質綜合儒者、隱士與(yu) 縱橫家於(yu) 一身，故其學駁雜。這樣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資之美，但之於(yu) 俗眾(zhong) 沒有教化的意義(yi) 。宋儒通過予蜀漢以正統、守仁盡道、居敬行簡、複興(xing) 禮樂(le) 這四個(ge) 過程，重新建構了孔明的儒者形象，從(cong) 而使其在俗眾(zhong) 眼裏具有普遍的教化意義(yi) ，進而影響了後來以三國故事為(wei) 題材的通俗文學。

關(guan) 鍵詞：諸葛亮、宋儒、理學、教化

諸葛孔明在中國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儒者形象——賢相，宋代以來，作為(wei) 賢相的孔明充斥著平話、戲劇、小說等通俗文學中，且作為(wei) 其中的主要人物。就以毛宗崗本《三國演義(yi) 》為(wei) 例，總共百二十回目，有孔明的回目就有六十九回（即從(cong) 三十七回-一百五回），可見，孔明是《三國演義(yi) 》的絕對主角。我們(men) 知道，宋元以降，中國思想界乃是理學的天下，《三國演義(yi) 》的作者羅貫中，作為(wei) 元末明初的人，自然深受其影響，名其書(shu) 曰《三國演義(yi) 》，則此書(shu) 的重點不在“三國”，而在“演義(yi) ”，即通過三國人物主要是孔明之形象來“演繹”理學之大義(yi) 。為(wei) 什麽(me) 孔明可以作為(wei) 儒者形象去“演繹”理學之大義(yi) 呢？這與(yu) 宋儒對於(yu) 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宋儒對孔明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逐漸被知識分子所接受，而這些知識分子再把這種建構以通俗文學的形式普及於(yu) 俗眾(zhong) 之中，從(cong) 而不但使孔明賢相之形象深入人心，也宣揚了理學之大義(yi) 。因此，研究宋儒對孔明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的非常有意義(yi) 的。本文擬解決(jue) 三個(ge) 問題：其一，為(wei) 什麽(me) 要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其二，宋儒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的基本理念與(yu) 過程；最後，略論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之影響與(yu) 意義(yi) 。

一、為(wei) 什麽(me) 要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

理學，發軔於(yu) 周濂溪，光大於(yu) 二程，再通過二程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的弘揚，在南北宋之交遂為(wei) 顯學，爾後，不但有成熟的理學著作問世，如朱子於(yu) 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編成《二程遺書(shu) 》，他曾叮囑校對者許順之曰：“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wan) 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①]，可見其用心之重且誠也。不惟此也，宋儒且把這種重且誠之用心與(yu) 夫理學之義(yi) 理貫諸史學之中。與(yu) 二程同時，且年歲長二程十餘(yu) 歲的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此時理學正在成熟階段，影響尚不大，故溫公此書(shu) “事雖備而立義(yi) 少”[②]，從(cong) 而遭致了理學家的批評。二程雖然沒有專(zhuan) 門著史，但對史學發表過不少議論，如程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luan) 安危興(xing) 廢存亡之理。”[③]受其影響，二程後學在著史的時候即把理學貫諸其中，以求“弘綱大義(yi) ，日月著明”。[④]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胡寅的《讀史管見》，朱子的《資治通鑒綱目》等，俱是這類史學名著。把理學大義(yi) 貫諸史學並非空發議論，而是在史實中見理，人格中見義(yi) ，這就需要對曆史事件與(yu) 人物進行重新詮釋。朱子曰：

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⑤]

史學，就是要把事與(yu) 理分開，猶如須把鐵與(yu) 金分開一樣。事是史學之鐵，是一時之功業(ye) ，而理才是史學之金，乃萬(wan) 古之正道。一時之功業(ye) 或有成敗，但萬(wan) 古之正道不容厚誣。若是之不分，甚至淘擇不淨，這種史學無疑是不合格的。

在眾(zhong) 多曆史人物中，孔明無疑是宋儒用心最重且誠的詮釋對象之一。孔明之所以能成為(wei) 這樣一個(ge) 對象，當然是因為(wei) 他自身有很好的俗眾(zhong) 基礎。《三國誌》本傳(chuan) 引《襄陽記》載：“亮初亡，所在各求為(wei) 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yu) 道陌上。”[⑥]孔明這種受俗眾(zhong) 擁戴景仰之情形至宋代猶且如此，北宋詩人鄒浩（公元1060-1111年）有詩雲(yun) ：“一自英雄三顧後，至今車馬不曾休。”[⑦]這一詩句反映了後人瞻仰孔明故跡遺址之盛況。如何把這樣一個(ge) 具有廣泛俗眾(zhong) 基礎之曆史人物貫諸理學大義(yi) ，羽翼正道，厥補風化，這正是宋儒所關(guan) 心的問題。

曆史上的真實孔明，其人格氣質與(yu) 宋代以後俗眾(zhong) 眼裏作為(wei) 儒者形象的孔明是不一樣的。《三國誌》本傳(chuan) 他說“躬耕隴畝(mu) ，好為(wei) 《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yu) 管仲、樂(le) 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yu) 亮友善，謂為(wei) 信然”[⑧]。這段話或可透露孔明之人格氣質：躬耕於(yu) 隆中的逸士，好為(wei) 《梁父吟》，且每每以管、樂(le) 自況。《梁父吟》又稱《梁甫吟》，乃樂(le) 府古題，時為(wei) 文人創作吟唱。明人張溥編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亮集》錄有《梁甫吟》一首，不過，他在《題詞》中已表示懷疑，“諸葛《梁甫吟》，古今諷誦。然遙望蕩陰，懷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死者流，何關(guan) 管、樂(le) ？”[⑨]後來，清人何焯與(yu) 王縈緒亦都表示懷疑，認為(wei) 《諸葛亮集》中的那首《梁甫吟》“氣味平俗”[⑩]，而後人卻津津樂(le) 道為(wei) 孔明的作品是不對的。因此，今《諸葛亮集》所傳(chuan) 的《梁甫吟》應該不是孔明的作品。《梁甫吟》之於(yu) 孔明，無論是吟唱已有的，還是自家新創，都應該與(yu) 管、樂(le) 有關(guan) ，以自喻其誌，而今本之《梁甫吟》確實看不出這種關(guan) 聯。又，“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wei) ，時人異焉”[11]。從(cong) 這段話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孔明的這種吟唱、自況有一種飄逸、自信、英霸的縱橫家之氣，爆棚外露。作為(wei) 一個(ge) 隆中的隱者，不了解的人自然不信，但作為(wei) 故交的崔州平、徐庶卻自然信服。又，《三國誌》本傳(chuan) 引《魏略》雲(yun)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yu) 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yu) 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cong) 容，常抱膝長嘯。”[12]“精熟”為(wei) 何意？《三國誌˙董和傳(chuan) 》載孔明自言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13]蓋孔明與(yu) 崔州平、徐庶等人雖俱遊學，然崔州平、徐庶等人能精熟儒學義(yi) 理，乃至體(ti) 之於(yu) 行動中；而孔明對純粹之義(yi) 理並無興(xing) 趣，唯觀其大略，故其誌不在個(ge) 人修行，而在建功立業(ye) ，所以他譏笑孟公威“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xiang) 邪！”[14]

綜上所述，孔明與(yu) 崔州平、徐庶、石廣元、孟公威俱為(wei) 當世之名士，俱有儒學涵養(yang) ，但孔明與(yu) 後四者又有不同，他在儒學涵養(yang) 之外，還有英霸之縱橫家氣，對天下大事比較感興(xing) 趣，且透徹其大勢。甫見劉備，即拿出《隆中對》，不但文氣縱橫捭闔，且天下大勢成竹在胸，決(jue) 非一時之興(xing) 會(hui) 語，定為(wei) 多年觀察磨礪之結果。可見，孔明雖有所學，但其誌不在學以勵行，而在縱橫家之建功立業(ye) 。不過，從(cong) “每晨夜從(cong) 容，常抱膝長嘯”來看，孔明雖具縱橫家之氣，但自有一種飄逸清新之質在，故並非像張儀(yi) 、蘇秦那樣的縱橫家，有庸俗之氣。總之，在孔明身上體(ti) 現著儒者、隱士及英霸的縱橫家，但前二者是隱性的存在，後者則是顯性的存在，故“每自比於(yu) 管仲、樂(le) 毅”，良有以也。這種綜合儒、道、縱橫諸家的人格氣質，使得朱子曰;“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15]“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16]孔明不以孔、孟之道自勵，而以管、樂(le) 之學自況，則謂之駁雜，不亦宜乎？！

那麽(me) ，宋儒是如何看待管、樂(le) 的呢？朱子曰：“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17]又曰：“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跡乃利欲之跡，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yi) 以裁之，不少假借。”[18]既然孔明以管、樂(le) 自況，自然亦不過是功利心之霸者。《資治通鑒後編》載：

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wei)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wei) 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wei) 髙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19]

這說明，孔明這種英霸之形象並不被王安石所認可，因其不合聖王賢相之道也。朱子也認為(wei)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wei) 一出於(yu) 公。若其規模，並寫(xie) 申子之類，則其學隻是伯。”[20]伯者，霸也。霸者的特征是什麽(me) 呢？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孫醜(chou) 上》）朱子釋之曰：“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wei) 功者也。”[21]也就是說，霸者根本沒有仁義(yi) 。不過，蘇軾認為(wei) ，“取之以仁義(yi) ，守之以仁義(yi) 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yi) 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22]這是說，孔明雖有霸者之詐力，但因其自身具有飄逸清新之質，儒者與(yu) 隱士作為(wei) 底蘊時有作用，故不是純依詐力，故尚有仁義(yi) 與(yu) 忠信，但孔明之仁義(yi) 與(yu) 忠信又不是由存養(yang) 心性而來，所謂“後漢人之名節，成於(yu) 風俗，未必自得也”。[23]也就是說，孔明之仁義(yi) 與(yu) 忠信隻是資質好，在聞見察識中得來，非存養(yang) 之功也。程明道曰：“若不能存養(yang) ，隻是說話。”[24]即這種仁義(yi) 忠信俱是擬議地如此而已，尚沒有來自生命的內(nei) 在動力，誠如朱子所言：“今人隻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不是自自家心地義(yi) 理中流出。”[25]不是從(cong) 自家心地義(yi) 理中流出，就是不能仁守，自然也就不能盡道。不能仁守以至於(yu) 盡道之高明與(yu) 博厚，盡管天生資質好，亦是器小，須濟之以學以博厚其仁，高明其道。朱子門弟子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隻是以資質言之否？”朱子答曰：“然。”又問：“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朱子曰：“固是。”[26]這個(ge) 意思，也同樣可以用於(yu) 孔明。張南軒《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chuan) 》雲(yun) ：

予既作侯傳(chuan) 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le) 自許事，謂侯為(wei) 後主寫(xie) 《申》、《韓》、《管子》、《六韜》之書(shu) ，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霸業(ye) ，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遊於(yu) 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27]

這就是說，若不從(cong) 以管、樂(le) 自況觀孔明，則不能真知其人格氣質與(yu) 學之駁雜也。

論述至此，曆史上的真實孔明，其人格氣質兼具儒者、隱士、縱橫家於(yu) 一身，這樣的孔明自有其資質之美，但因其學有未至，雖可吸引俗眾(zhong) 之觀賞，但之於(yu) 俗眾(zhong) 並無教化之意義(yi) ，因為(wei) 資質訴諸天，而學行卻在乎人。若要使具有廣泛俗眾(zhong) 基礎的孔明之人格氣質之於(yu) 俗眾(zhong) 具有教化之意義(yi) ，必須把孔明之形象在理學的觀念下進行重新建構，這正是二程以後的宋代儒者的工作。

二、宋儒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的基本理念與(yu) 過程

宋儒對孔明之形象進行理學建構的過程是這樣的：給予蜀漢政權以正統性，從(cong) 而為(wei) 孔明之儒者形象進行了價(jia) 值奠基，因為(wei) 儒者首先得“立天下之正位”，然後才能“行天下之大道”。這大道就是——“仁守盡道”、“居敬行簡”、“複興(xing) 禮樂(le) ”。四者構成了孔明儒者形象的基本內(nei) 涵，且一以貫之，從(cong) 而克服了孔明之學的駁雜性，一個(ge) 純正的儒者形象因之確立。

（一）予蜀漢以正統。

自趙宋以來，三國之間的故事，成為(wei) 了宋儒特別關(guan) 注討論的對象。之所以有這種特別的關(guan) 注與(yu) 討論，乃因為(wei) “正統”問題為(wei) 宋儒所特別重視，而魏蜀吳三足鼎立，到底孰為(wei) 正統而可紹大漢？這成為(wei) 了學人深究的一個(ge) 問題。北宋中期以來，學人圍繞“正統”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辯，這不但關(guan) 涉到如何看待中國曆史上的朝代更迭問題，更關(guan) 涉到儒家的政治哲學與(yu) 理念問題。[28]但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並沒有正閏之分，他說：“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ye) 之實而言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29]溫公不分正閏，使儒家政治哲學之大義(yi) 不得出，遭致了後世大儒朱子的強烈不滿。於(yu) 是，他特地編撰了《資治通鑒綱目》。此書(shu) 之目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記載了朱子與(yu) 門人的對話：“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30]具體(ti) 到魏蜀吳三國之中，宋代儒者一反之前以魏為(wei) 正統而紹漢之成說，而認為(wei) 蜀才是正統，並無不諷刺地說：“溫公謂魏為(wei) 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31]

朱子在《通鑒綱目》一書(shu) 中強調正統之撰史的重要性，因為(wei) 撰史不隻是告知讀者曆史陳跡，更要教化讀者，焉能沒有“正”的觀念。具體(ti) 到三國，他認為(wei) 蜀就是正統。朱子在《齋居感興(xing) 》一詩中雲(yun)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shang) 。”[32]此詩的意思是，陳壽雖然先為(wei) 蜀人，但蜀滅以後成為(wei) 了晉人，他著《三國誌》，自然以魏為(wei) 正統，因晉紹魏故也，但後代的賢能史官為(wei) 什麽(me) 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並以魯仲連義(yi) 不帝秦為(wei) 例，說明今人無膽識而留下了千年的遺憾。陸遊深惡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亦力主作為(wei) 正統的蜀漢北伐而一統天下，他在《謁武侯丞相廟》一詩中雲(yun) ：“漢中四百天所命，老賊方持太阿柄。區區梁益豈足支，不忍安坐觀異姓。遺民亦知王室在，閏位那幹天統正。”[33]這是明確把曹魏與(yu) 孫吳看作是閏位，而把蜀漢作為(wei) 正統。程公許則把孔明與(yu) 荀彧作對比，進一步凸顯蜀漢的正統性；他在《臥龍亭》一詩中雲(yun) ：“廢興(xing) 渠有命，忠直理難奪。出處士所重，羞死荀文若。”[34]文若是荀彧的字。荀彧侍奉曹操，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欲進爵魏公，加封九錫，荀彧認為(wei) 曹操這樣做是有不臣之心而激烈反對，後因此憂憤而死。很明顯，荀彧是忠於(yu) 漢朝的，“羞死荀文若”一句正是說：你荀彧既然知道忠於(yu) 漢朝，為(wei) 什麽(me) 卻去侍奉曹操呢？因為(wei) 正統在劉備那裏，應該像孔明那樣，兩(liang) 相計較，豈不深見荀彧之無識，乃至不重士之出處乎？[35]這種識見影響深遠，在後代詩人那裏常得到呼應，就連作為(wei) 皇帝的明憲宗朱見深也不例外。他在《諸葛武侯》一詩中雲(yun) ：“不是營星中道隕，定教吳魏盡朝宗。”[36]這顯然是把吳魏作為(wei) 藩臣，而蜀漢才是朝廷正統。

學者們(men) 不但在詩歌中歌詠蜀漢之為(wei) 正統，也在對話議論中確證蜀漢之為(wei) 正統。程伊川的門弟子曾經問他：“三國之興(xing) ，孰為(wei) 正？”程伊川的回答是：“蜀誌在興(xing) 複漢室，則正矣。”[37]朱子之《答蔡季通》書(shu) 雲(yun) ：“三國竟須以蜀漢為(wei) 正統，方得心安耳。”[38]伊川與(yu) 朱子之所以定蜀漢謂正統，乃因為(wei) 先主劉備乃帝室之胄。盡管溫公以“昭烈之於(yu) 漢，雖雲(yun) 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39]為(wei) 由，而拒絕予蜀漢以正統，但胡寅起而力辯溫公之失。他說：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為(wei) 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xing) 複漢室、討除曹氏為(wei) 誌，於(yu) 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yu) 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yu) 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距中山靖王才三百餘(yu) 年，草廬傾(qing) 蓋之時，即稱玄德為(wei) 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雲(yun) 爾哉？若始皇明為(wei) 呂不韋之子，琅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yu) 群盜，非取之於(yu) 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yu) 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shu) 之，亦獨何哉？[40]

費詩，劉璋舊部，後歸附劉備。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群臣欲勸劉備自立為(wei) 帝，費詩以“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41]為(wei) 由表示反對。“費詩之言”，謂此也。胡寅之所以讚費詩之言“忠且正”，乃因為(wei) 帝王自有“統”，不可隨意個(ge) 人自立，不然，則天下大亂(luan) 矣；劉備既以複興(xing) 漢室為(wei) 己任，則不當自立，不然，與(yu) 曹操、孫權自立何以異？這是費詩反對之理由。但胡寅認為(wei) ，費詩反對個(ge) 人自立為(wei) 帝之意是對的，然劉備稱帝不是自立為(wei) 帝，因他本是漢室之胄，他之稱帝乃是紹漢統，與(yu) 曹操孫權之自立根本不同，故不應反對。溫公之所以不予蜀漢正統，乃因為(wei) 劉備是不是漢室之胄是有爭(zheng) 議的，故在溫公那裏，曹操、孫權、劉備俱是自立，並無區別，而既然曹魏直接代漢，自然魏是正統。但胡寅認為(wei) ，溫公距離三國已經七百多年了，他認為(wei) 劉備非帝室之胄是不可信的，因為(wei) 孔明“隆中對”明言劉備乃帝室之胄，其時更近，自然孔明所說更為(wei) 可信，故劉備是帝室之胄沒有疑義(yi) ，其稱帝不是群盜中的自立，他是紹自家之帝統，故應予以正統。[42]

綜上所述，無論是程伊川、朱子，還是胡寅，俱是以血緣來定正統，這與(yu) 《春秋》“君子大居正”，即以德行定正統之大義(yi) 相去甚遠了。[43]但在君主世襲已成定製的時代，已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總比野心家動輒自立以求神器要好。因此，由血緣而說正統，雖不合《春秋》大義(yi) ，但卻是後世儒者一致認可的理念。正因為(wei) 如此，胡寅認為(wei) ，秦始皇、司馬睿分別乃呂不韋、牛金之子[44]，非帝室血統，而溫公予之以正統，而孔明率王師以討不臣之曹魏，溫公竟以“入寇”書(shu) 之，此誠不可解也。總之，蜀漢乃正統，自宋代以來，不但由儒者所確認，且有相當深厚的群眾(zhong) 基礎，宋元以後的通俗文學俱是以此為(wei) 價(jia) 值分判來演繹三國故事的。一言以蔽之，蜀漢政權具有正統性，是宋儒建構孔明儒者形象的價(jia) 值基礎。

（二）仁守盡道。

蜀漢政權既占據正統之位，則仁義(yi) 就屬於(yu) 劉備、孔明這一邊，而蜀漢與(yu) 曹魏、孫吳之爭(zheng) ，就不是列國之爭(zheng) ，而是正統王朝與(yu) 不臣之叛賊之爭(zheng) ，也就是仁義(yi) 與(yu) 無道之爭(zheng) 。這是宋儒建構孔明儒者形象之基線。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三國亂(luan) 世，英雄輩出，智者頻仍，但若沒有仁守而去爭(zheng) 一時之得失輸贏，俱是無識之短見。朱子與(yu) 其門弟子有下麵一段對話：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yu) 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隻管算來算去，看那個(ge) 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隻是爭(zheng) 些子。”季通雲(yun) ：“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45]

朱子告訴其門弟子，不要看輸贏之多少，但要“爭(zheng) 些子”，“爭(zheng) 些子”就是關(guan) 鍵看是否合乎道義(yi) ，合乎道義(yi) ，即便輸，也輸得少；不合乎道義(yi) ，若輸了，那才叫狼狽。因此，朱子判孔明與(yu) 司馬懿之不同時曰：“諸葛公是忠義(yi) 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46]這意味著，孔明與(yu) 司馬懿在智能上不相上下，但在德行上，孔明忠義(yi) 而司馬懿則無狀之甚，不知仁義(yi) 為(wei) 何物？其無狀之根本標誌是，司馬懿慣用權譎。司馬懿嚐論孔明曰：“亮誌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jue) ，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wan) ，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47]對於(yu) 司馬懿之論，陳亮認為(wei) 是司馬懿“妄為(wei) 大言而譎其下”之辭，並非司馬懿的真實想法，因為(wei) “孔明持節製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48]無論如何，司馬懿這一評論顯示其以詭譎奸詐取勝孔明的基本用心，故陳亮進一步論之曰：

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yu) 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yi) 而擊勇，此孔明之誌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奸，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49]

“何敢以求近效哉”，就是告誡我們(men) 不要以現實中的輸贏來看孔明，認知孔明，須從(cong) 大處看，這個(ge) 大處，就是仁也，義(yi) 也。

蜀漢政權獲得了正統的地位，作為(wei) 政權主要支撐的孔明自然占據著仁的高度。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仁正是一個(ge) 儒者的基本誌識與(yu) 使命，因此朱子認為(wei) 孔明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50]一個(ge) 儒者自當仁智雙修，但若二者不可兼得乃至產(chan) 生矛盾之時，隻能守仁而棄智。朱子曾把張良與(yu) 孔明作了對比，其《答魏元履》書(shu) 雲(yun) ：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若武侯即名義(yi) 俱正，無所隱匿，其為(wei) 漢複仇之誌，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yu) 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wei) 武侯之所為(wei) 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wei) 即為(wei) ，故其就之為(wei) 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cong) 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51]

孔明之所以不如子房從(cong) 容，乃因為(wei) 他有仁守，仁守即有智及之而不能為(wei) 者，是以不能從(cong) 容也。最能說明孔明棄智之詭道而仁守的例子，莫過於(yu) 不用魏延之計。《三國誌˙魏延傳(chuan) 》載：“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wan) 人，與(yu) 亮異道會(hui) 於(yu) 潼關(guan) ，如韓信故事，亮製而不許。延常謂亮為(wei) 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52]關(guan) 此，北宋武學博士兵論家何去非提出強烈的批評，他指出：“奇之不可廢於(yu) 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於(yu) 動眾(zhong) 而無其智以用之也。”[53]用兵少不了冒險，但兵論家認為(wei) ，這種冒險有時是需要的，然宋儒認為(wei) ，不可從(cong) 兵論家的立場看此事。胡寅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cong) 。或謂孔明長於(yu) 治國而短於(yu) 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此可為(wei) 明道正義(yi) 者言之，非急於(yu) 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54]求勝而須用詭道，此不待言而自明，但孔明所率的是仁義(yi) 之師，自然不屑於(yu) 此道。洪邁亦就此而論曰：“史臣謂公以為(wei) 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謂義(yi) 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wan) 之眾(zhong) ，據正道而臨(lin) 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shu) 告之，擇日合戰，豈複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鹹陽哉。”[55]這意味著，仁義(yi) 之師應是公開吊民伐罪，豈詭道是為(wei) ！

仁者須以仁守為(wei) 己任，且仁與(yu) 智發生矛盾時，須棄智守仁，這使得仁者擔負過重，由此，仁守者就必然具有一種悲劇精神。孟子雖說“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但這是就人類終極的理境而言，在現實中，一定會(hui) 遭遇極大的挑戰，乃至基本無效，是以梁惠王有“迂闊”之歎也。但儒者之所以是儒者，就是因為(wei) 他的這份執著。當隱世的智者告訴孔子當“深則厲，淺則揭”的時候，孔子的回答是：“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一個(ge) 真正的儒者是很難有放棄這份責任與(yu) 重擔的灑脫的，故儒者總是“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者”（《論語˙憲問》），儒者的這種作為(wei) 使得他具有一種天命感，而天命感又同時意味著一種悲劇性，因為(wei) 人之所以這樣作為(wei) ，並非是要完成現實中的任務，而是要完成天之所命，即盡道也，而人又是一種有限的現實存在，無限的天之所命對於(yu) 人來說總是負擔過重，故悲劇性是必然的。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憲問》）這句話正是天命感與(yu) 悲劇性的最好體(ti) 現。

具體(ti) 到魏蜀吳三國的現實中來，孔明之悲劇性就躍然紙上了。就當時三個(ge) 國家所占地盤與(yu) 擁有的人口來看：魏國占據全國13個(ge) 州中的9個(ge) ，吳國占據3個(ge) ，而蜀國僅(jin) 占據1個(ge) ；魏國擁有三國人口的58%，吳國擁有30%，而蜀國僅(jin) 擁有12%。[56]在中國古代，地盤與(yu) 人口是一個(ge) 國家綜合實力的顯著體(ti) 現，這樣看來，蜀國的實力是最差的，不但無能力統一全國，甚至連自保都難；且偏安蜀地的政權，無論是之前的公孫述，還是之後的孟昶，都不堪一擊。事實證明，蜀國於(yu) 公元263年先於(yu) 吳國17年滅於(yu) 魏國之手，正是這種實力較量的結果。這種現實就決(jue) 定了孔明“連年動眾(zhong) ，未能成功”[57]是必然的。陳壽由此論之曰;“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ya) 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ye) 陵遲，大義(yi) 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zheng) 也。”[58]陳壽所說的天命是指政治角力中得出的現實結果，並非儒者以仁為(wei) 使命感的那種天命。史論家蓋多以此論孔明之北伐，《三國誌˙諸葛亮傳(chuan) 》引張儼(yan) 《默記》雲(yun) ：“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wan) ，自可閉關(guan) 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nei) 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59]蜀漢處在危及存亡之地，以孔明之明，焉能不知？！他在《後出師表》中說：“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ye) 亦亡，惟坐待亡，孰與(yu) 伐之？”[60]盡管如此，之所以還是要冒險北伐，乃因為(wei) “漢賊不兩(liang) 立，王業(ye) 不偏安”。雖然現實中有困難，但後者是盡道之事，人於(yu) 此自然不能有所含糊。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裏仁》）隻有在盡道中，其人生才能圓滿。是以孔明在《後出師表》之最後說：“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yu)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61]儒者之盡道唯在盡仁義(yi) 之當然，非事之成敗利鈍自身也。孔明這一句話，或者給儒者之盡道精神作了一腳注。若沒有這種盡道之精神，而在蜀地閉關(guan) 守險以求暫時之安穩，“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xing) ，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yu) 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62]盡道之精神不能以現實之成敗來看，故宋儒戴少望（曾任石鼓書(shu) 院山長）曰：

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而德厚而時與(yu) 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wei) 也。使亮際漢興(xing) 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ye) 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而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yu) 孔明，豈可少貶雲(yun) 。嗚呼，賢哉！[63]

現實的功業(ye) 都是暫時的，而盡道之精神卻是永遠的。朱子把孔明這種盡道之精神與(yu) 孟子的“成功在天”及董仲舒的“明道正誼”相提並論，且以此鼓勵教育後昆：“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yi)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64]

（三）居敬行簡。

孔明這種盡道之精神在他身上更具有一種悲壯性，因為(wei) 他輔佐劉禪是一平庸無能的君主。正因為(wei) 如此，後人殊為(wei) 孔明惋惜。“得相能開國，生兒(er) 不象賢”，“永安受詔堪垂淚，手掣庸兒(er) 是天意”。[65]盡管後主劉禪如此之平庸無能，但孔明對之卻沒有絲(si) 毫的僭越與(yu) 不敬，孔明是能臣，但卻又是賢臣；不像曹操那樣，雖是能臣，但卻是權臣。胡寅因之曰：“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禦六師，而無專(zhuan) 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66]與(yu) 孔明之敬事後主相反，曹操則逼獻帝、殺伏後，盡失臣子之道。但胡寅認為(wei) ，孔明之敬事後主，其實不是敬事後主這樣的一個(ge) 人，在孔明麵前的君主，無論是平庸還是賢能，孔明都會(hui) 敬事之，因為(wei) 其敬事的不是一個(ge) 具體(ti) 的人，而是敬事作為(wei) 臣子者之理。是以胡寅又曰：“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誌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yu) 天下矣。”[67]隻敬事一個(ge) 具體(ti) 的個(ge) 人，依然是私，隻有敬事“理”自身，方才是公。張南軒論之曰：“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68]理在心裏，是常在而臨(lin) 照的，故敬事理的人，必謙恭而勤儉(jian) ，決(jue) 不倨傲而奢靡。孔明嚐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yu) 饒。至於(yu) 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yu)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nei) 有餘(yu) 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69]此與(yu) 曹操因功而要挾封魏王、加九錫，可謂天壤雲(yun) 泥也。胡寅亦因之論曰：

夫勢力可以專(zhuan) 利而不專(zhuan) 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複以法製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效也。……故君子喻於(yu) 義(yi) 而不肯為(wei) 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有誌於(yu) 建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為(wei) 矜式乎？[70]

綜上兩(liang) 點，孔明既敬事又勤儉(jian) ，可謂居敬而行簡也。“居敬行簡”是孔子弟子仲弓的特點，孔子由此謂之“可使南麵”。孔明亦具此種特點，故晉人袁淮曰：“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麵。’諸葛亮有焉。”[71]“南麵”就是《詩經》所說的“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也是《中庸》所說的“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這是儒家最高的政治形態，即在禮樂(le) 之教化中，生命圓成，百姓自化自理而消弭政治之暴戾性。

（四）複興(xing) 禮樂(le) 。

禮樂(le) 之治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故孔子曰：“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社會(hui) 有了禮，則“莊敬不期而自肅”；人心有了樂(le) ，則“鄙詐不期而自消”。[72]由是，萬(wan) 物自適，人人天放。但在群雄逐鹿的三國時代，秉持複興(xing) 禮樂(le) 的政治理想，其巨大的悲劇性是不待言的，更何況，孔明勢小而君庸。但即使如此，孔明治理下的蜀地依然“科教嚴(yan) 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yu) 吏不容姧，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73]若天給予機會(hui) ，則孔明之治是不是隻限於(yu) 此呢？至少陳亮以為(wei) ，孔明定可恢複儒家的禮樂(le) 之治。他說：

吾嚐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guan) 中平，魏可舉(ju) ，吳可並，禮樂(le) 可興(xing) 。……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le) 者，文也。焉有為(wei) 其實而不能為(wei) 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xing) 禮樂(le) 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sang) ，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le) 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wei) 也。[74]

羅大經也說：“夫孔明不死，則漢業(ye) 可複，禮樂(le) 可興(xing) 。”[75]至此，宋儒對於(yu) 孔明儒者形象之理學建構趨於(yu) 完成，因為(wei) 禮樂(le) 之治代表著儒家的王道政治，是化民成俗的圓滿體(ti) 現。宋儒楊萬(wan) 裏曰：“體(ti) 者，禮也。通理者，通於(yu) 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ti) 。”[76]這意味著，“禮”必通於(yu) “理”，若“禮”不能在存養(yang) 工夫中通達於(yu) “理”，則“禮”隻是純粹的外在格套，而不能至於(yu) “樂(le) ”，不能至於(yu) “樂(le) ”，就不可能是儒家的王道政治。“理”為(wei) 什麽(me) 可以至於(yu) “樂(le) ”呢？因為(wei) “理”是自家生命體(ti) 貼出來的，故禮樂(le) 又可自心性存養(yang) 上說，“就心上論，禮隻是個(ge) 恭底意，樂(le) 隻是個(ge) 和底意，本是裏麵有此敬與(yu) 和底意”。[77]可見，由存養(yang) 心性必至於(yu) 體(ti) 貼天理，又體(ti) 貼天理又必至於(yu) 躬行禮樂(le) ，這是宋儒之理學建構。故宋儒之重構儒學而創建理學體(ti) 係，也實際上就是以理學體(ti) 係重構禮學體(ti) 係，從(cong) 而完成儒者的理想。當年文中子提出這樣一個(ge) 問題：“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le) 其有興(xing) 乎？”[78]（《中說˙王道》）這意味著，孔明若要實現其理想的儒者之治，必須要興(xing) 禮樂(le) ，但他能複興(xing) 嗎？在文中子看來，這是有疑問的。這個(ge) 問題一直到到程伊川那裏依然沒有解決(jue) ，當其門弟子問這個(ge) 問題時，他的回答是：“諸葛近王佐才，禮樂(le) 興(xing) 不興(xing) 則未可知。”[79]而與(yu) 伊川同時代的秦少遊則直接否定了這種可能：“管仲、樂(le) 毅雖得誌於(yu) 天下，尚不能興(xing) 禮樂(le) ，亮而無死，其能興(xing) 禮樂(le) 乎！”[80]若孔明與(yu) 管仲、樂(le) 毅一樣，同為(wei) 霸者，自然不能興(xing) 禮樂(le) 。實際上，秦少遊也是這麽(me) 認為(wei) 的：“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81]但從(cong) 宋儒對孔明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可知，即若天假以年，占據正統大位的孔明，在其守仁盡道、居敬行簡之品格中，一定可以興(xing) 禮樂(le) 。實際上，宋儒通過這種建構，重要的不是要問曆史上的孔明是否可以興(xing) 禮樂(le) 這樣一個(ge) 曆史問題，而是要告訴人們(men) 一個(ge) 普遍的道理，即儒者若要興(xing) 禮樂(le) ，一定須其位居正統，且其人具守仁盡道、居敬行簡之品格。此為(wei) 天下之正理與(yu) 達道也，而儒者之所以為(wei) 儒者，正在此耳。故曆史上之真實孔明與(yu) 宋儒在理學之觀念下建構以成教化之孔明，自有不同，不容混漫也。

三、略論對孔明進行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之影響與(yu) 意義(yi)

宋儒對孔明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決(jue) 不僅(jin) 僅(jin) 是學者之間的高頭講章，而是深入到了民間與(yu) 俗眾(zhong) 中，成為(wei) 了俗眾(zhong) 認知孔明形象的基本理念。宋元以來以三國故事為(wei) 題材的通俗文學，其中孔明的形象俱不是曆史中真實的孔明，而是通過宋儒通過理學建構之後的孔明，而且這種建構性在宋元以後更有逐步加強之趨勢，乃至在《三國演義(yi) 》中有魯迅所說的“至於(yu) 寫(xie) 人，亦頗有失”。[82]其實，隻要我們(men) 理解，通俗文學中的孔明早已不是曆史中的真實人物，而是理學建構的產(chan) 物，那麽(me) ，這種苛責即可免也。就《三國演義(yi) 》來說，其主旨已不是再現曆史事實，而是“意主忠義(yi) ，而旨歸勸懲”。[83]通俗文學欲以普遍的理學理念教化人，自然要犧牲人物的真實性而讓其承載義(yi) 理之普遍性，故明清以來的通俗文學，其人物形象不免有些類型化的傾(qing) 向，這正是宋明理學在其中起建構作用的影響與(yu) 結果。這種文學個(ge) 性的豐(feng) 富性與(yu) 教化價(jia) 值的類型化之間的矛盾，通過孔明儒者形象的理學建構這個(ge) 例子，也可以透見一二。但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傳(chuan) 統，通過這種建構，不但以文學的形式宣揚了理學的普遍觀念，且純化了德行，整肅了社會(hui) ，從(cong) 而發揚了文學的實踐品格，亦當是文學本有的價(jia) 值職能也。宋以前的通俗文學多為(wei) 誌怪與(yu) 傳(chuan) 奇，宋以後方以人間生活宣揚理學綱常，從(cong) 而強化文學的教化功能，則宋儒對於(yu) 曆史人物的理學建構，其意義(yi) 可概見也。

注釋：
 
[①]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8頁。
 
[②]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舊序>，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3頁。
 
[③]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2頁。
 
[④]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舊序>，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3頁。
 
[⑤]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頁。
 
[⑥]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4頁。
 
[⑦]鄒浩：《謁武侯道中》，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43頁。
 
[⑧]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a頁。
 
[⑩]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31、648頁。
 
[11]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4頁。
 
[12]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13]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83頁。
 
[14]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1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1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6頁。
 
[1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10頁。
 
[18]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0-1591頁。
 
[19]徐幹學：《資治通鑒後編》卷七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4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c頁。
 
[2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21]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頁。
 
[22]蘇軾：《東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d頁。
 
[23]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頁。
 
[24]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頁。
 
[2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31頁。
 
[2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29頁。
 
[27]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3頁。
 
[28]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有專文《北宋中期的正統論之辯及其牽涉到的儒家政治哲學問題》，載《孔學堂季刊》2021年夏季號，第39-52頁。
 
[29]司馬光：《通鑒（論正閏）》，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13頁。
 
[3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37頁。
 
[3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07頁。
 
[32]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頁。
 
[3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59頁。
 
[34]程公許：《滄州塵缶稿》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7c頁。
 
[35]朱子謂“荀文若為宦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耳”（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2頁），這是說荀彧因免禍才依附曹操的。我們可以進一步把朱子對諸葛亮為何歸附劉備作一對比。“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隻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隻有先主名分正，故隻得從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36]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033頁。
 
[37]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3頁。
 
[38]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8頁。
 
[39]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0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a頁。
 
[40]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82頁。
 
[41]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03頁。
 
[42]朱子《通鑒綱目》倒轉溫公之論，而以魏兵犯境為“寇”，這得到了宋儒尹起莘的讚賞：“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誌三國，以魏為主，《通鑒》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冦’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冦’，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雲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9d頁。）
 
[43]“正統”乃儒家關於政治的理想模型，其大義參見拙文《北宋中期的正統論之辯及其牽涉到的儒家政治哲學問題》，載《孔學堂季刊》2021年夏季號，第51-52頁。
 
[44]秦始皇是否為呂不韋之子，司馬睿是否為牛金所生，曆史尚無定論。
 
[4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1頁。
 
[4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1頁。
 
[47]房玄齡等：《晉書》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d頁。
 
[48]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頁。
 
[49]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0頁。
 
[5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51]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6頁。
 
[52]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96頁。
 
[5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17頁。
 
[54]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87頁。
 
[55]洪邁：《容齋隨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a頁。
 
[56]轉引自王恩湧、曹詩圖：《魏蜀吳三國時代的政治地理戰略分析》，《人文地理》1999年第3期，第18頁。
 
[57]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7頁。
 
[58]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5頁。
 
[59]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8頁。
 
[60]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0頁。
 
[61]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1頁。
 
[62]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89頁。高阿那肱，北齊後主高緯的幸臣及丞相，為人諂媚奸猾。《北史˙恩幸傳》說他“才技庸劣，不涉文史”。
 
[6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61頁。
 
[64]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4頁。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這大概就是朱子所說的孟子的“成功在天”。“明道正義”當然是指“正其誼不謀其利，謀其道不計其功”之名言。
 
[65]上兩句詩分別引自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04、941頁。
 
[66]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86-187頁。
 
[67]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92頁。
 
[68]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2頁。
 
[69]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3頁。
 
[70]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92-193頁。
 
[71]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7頁。
 
[72]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0頁。
 
[73]陳壽撰、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5頁。
 
[74]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1-72頁。
 
[75]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c頁。
 
[76]楊萬裏：《誠齋易傳》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9b頁。
 
[77]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9頁。
 
[78]王通：《中說》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a頁。
 
[79]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3頁。
 
[80]秦觀：《淮海集》卷二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d頁。
 
[81]秦觀：《淮海集》卷二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c頁。
 
[8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頁。
 
[83]勾吳清溪居士：《重刊<三國誌演義>序》，羅貫中著、毛宗崗評：《全圖繡像三國演義》，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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