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園考古與(yu) 西漢史的新知

作者：王子今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八月初八日乙醜(chou)

          耶穌2021年9月14日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進程發生顯著的轉變。對於(yu) 由秦而漢的曆史演進，清人趙翼有“蓋秦、漢間為(wei) 天地一大變局”的說法。他說，“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積弊日盛”，“七國”“戰爭(zheng) ”已顯現“其勢不得不變”。“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後來“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秦漢政治變革，顯現“天意已另換新局”，而文化態勢與(yu) 經濟水準，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秦漢考古收獲，對於(yu) 說明這一曆史階段的進步，提供了確定的證明。而海昏侯墓園的考古成就，就是典型實例之一。

1、儒學普及的社會(hui) 表現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來，儒學地位逐漸上升，占據了社會(hui) 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這一變化，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海昏侯墓出土的許多文物，可以作為(wei) 這一曆史進程非常重要的實證。

在劉賀生活的年代，儒學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社會(hui) 影響，文獻資料並不能提供很多的說明。“昭帝時舉(ju) 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當時太學規模不過百人。這與(yu)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比較，人數高下非常懸殊。我們(men) 看到劉賀“誦《詩》三百五篇”的記錄，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更通過5200餘(yu) 枚竹簡和近百版木牘，提供了非常具體(ti) 、非常確定的信息。已經有學者明確論說，劉髆、劉賀父子因當世大儒的教授，“得以匯通‘六藝’、兼習(xi) ‘五經’”。通過當時“貴族官學傳(chuan) 承”的視角觀察，劉賀顯現出“儒生形貌”。“墓中所出簡本《易》《春秋》《詩》係於(yu) 王吉，《詩》《禮》又見於(yu) 王式”的情形，可以修正“漢博士皆專(zhuan) 經教授”的成見。“簡本所見西漢前、中期《詩經》《論語》乃至《禮記》等‘六藝’典籍流傳(chuan) 的複雜情況，遠非《漢書(shu) ·藝文誌》的概略歸結所能總括。”（楊博：《海昏侯墓出土簡牘與(yu) 儒家“六藝”典籍》，《江西社會(hui) 科學》2021年3期）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的儒學典籍，可以看作文化史的時代標誌。這些發現可以給予我們(men) 對於(yu) 西漢儒學社會(hui) 影響的全新觀感。海昏侯墓出土簡牘的整理者還指出，篇題為(wei) 《王會(hui) 飲儀(yi) 》的一類文本可以說明當時各項禮儀(yi) 的施行，都有成文的“儀(yi) ”類文獻以為(wei) 規範（田天：《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禮儀(yi) 簡”述略》，《文物》2020年6期）。這無疑也為(wei) 認識當時社會(hui) 禮俗的一個(ge) 重要方麵打開了新的視窗。出土以孔子形象為(wei) 主題的衣鏡，受到學界注意。有學者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畫像”以及相關(guan) 文字，“表明墓主劉賀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甚至“暗含著墓主被廢帝位後曾有過深刻的反思，以孔子的話語檢視、約束自己”（王仁湘：《海昏侯墓孔子主題衣鏡散論》，《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5期）。

儒學在東(dong) 漢社會(hui) 已經非常普及。史籍載錄私學規模能夠達到“弟子”“著錄且萬(wan) 人”，“諸生”“著錄前後萬(wan) 人”，“門徒”“著錄者萬(wan) 六千人”。前溯至西漢晚期，可以看到長安太學生發起學潮的記載（王子今：《王鹹舉(ju) 幡：輿論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態史的考察》，《讀書(shu) 》2009年6期）。通過海昏侯墓園的考古收獲可以得知，儒學對於(yu) 思想界、文化界的深刻影響，是首先在社會(hui) 上層即貴族集團中有所表現的。

2、江南經濟振興(xing) 史的初頁

劉賀作為(wei) “廢放之人屏於(yu) 遠方，不及以政”，被安置在豫章郡。如司馬遷所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據司馬遷說，這裏“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劉賀“就國豫章”時“食邑四千戶”。其實際經濟權益，由“湯沐邑二千戶”（或說“三千戶”）大幅度增加。“海昏”地名，王莽時改稱“宜生”，可知環境條件有所改善。兩(liang) 漢之際，因多方麵的原因，北方移民大規模南下。我們(men) 比較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兩(liang) 個(ge) 戶口數字，138年之間，豫章郡戶數增長了502.56%，口數增長了374.17%。在江南九郡國中，增長幅度僅(jin) 次於(yu) 零陵郡。而這一時期全國戶口呈負增長趨勢，分別為(wei) -20.7%和-17.5%。當時，豫章郡接納了大量的南遷人口，生態環境“宜生”的條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劉賀“食邑四千戶”，應當是當時江南地方最富有經濟實力的貴族。劉賀“就國豫章”，對於(yu) 海昏地方勞動力的增加和生產(chan) 經驗的傳(chuan) 入，應當有積極的作用。劉賀回到昌邑時，“故王家財物皆與(yu) 賀”。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資財，未必完全是他所繼承的“故王家財物”，應當也包括在“海昏”地方的開發和積累。

海昏侯墓發現隨葬的“水稻、粟、大麻、甜瓜、梅等五種可食用植物遺存”（蔣洪恩、楊軍(jun) 、祁學楷：《南昌海昏侯劉賀墓糧庫內(nei) 出土植物遺存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6期）。北方和南方農(nong) 耕技術的結合可以因此得到反映。

後來劉賀言辭被舉(ju) 報，受到“削戶三千”的處罰，戶數竟然被削奪了75％。這是非常嚴(yan) 酷的懲治方式。不過，這“三千”戶百姓應隨即成為(wei) 豫章郡行政區內(nei) 由朝廷直接管理的編戶齊民，豫章海昏地方的農(nong) 耕經濟實力並不會(hui) 因海昏侯國“削戶”而受到損傷(shang) 。

傅築夫曾經指出，自兩(liang) 漢之際以來，江南經濟確實得到速度明顯優(you) 勝於(yu) 北方的發展，“從(cong) 這時起，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濟區的重要性亦即從(cong) 這時開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長起來，而關(guan) 中和華北平原兩(liang) 個(ge) 古老的經濟區則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沒落。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ge) 影響深遠的巨大變化，盡管表麵上看起來並不怎樣顯著”（《中國封建社會(hui) 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頁）。分析這一“巨大變化”，應當關(guan) 注海昏侯國所在“豫章”地方的經濟史坐標的意義(yi) 。

3、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所見絲(si) 路史信息

北方草原民族習(xi) 用的金屬牌飾，常見采用表現動物形象的圖案。有學者指出，“飾有回首式動物紋的馬具”，“多出於(yu) 今蒙古、俄羅斯境內(nei) 的匈奴貴族墓葬中”。海昏侯墓出土的銀質當盧可能是最早的內(nei) 地出土的“帶有回首式走獸(shou) 紋的馬具”，其“圖像母題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北方和西北地區”，“是斯基泰風格、鄂爾多斯式銅器在漢代的延續”（陳宗瑞：《兩(liang) 漢回首式走獸(shou) 紋馬具試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墓主可能為(wei) 劉賀長子劉充國的海昏侯墓園5號墓，清理時發現隨葬多種玉器。經分析，“約240件加工成器中，約70%為(wei) 和田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廈門大學曆史係：《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11期）。墓中所出瑪瑙，有可能來自更遙遠的絲(si) 綢之路路段。凡此諸多現象，可以充實我們(men) 對於(yu) 絲(si) 綢之路史的認識。

海昏侯墓出土金器的裝飾形式之所謂“花絲(si) 裝飾”，有的學者認為(wei) 可以看作漢王朝與(yu) “希臘化世界”之“交往”的文物證據（劉豔：《漢帝國與(yu) 希臘化世界的交往——再議海昏侯墓金器中的花絲(si) 裝飾》，《早期中國研究》第4輯，2021年）。有學者稱之為(wei) “花絲(si) 工藝”“花絲(si) 技法”製作形成的“組合紋樣”，並判斷所采用的是“中國傳(chuan) 統細金工藝”（楊一一等：《海昏侯墓出土馬蹄金、麟趾金花絲(si) 紋樣製作工藝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文物保護修複論文集》，2019年1月3日）。類似討論，還有必要深入。有學者還注意到“海昏侯墓出土蟲草”，並論證“青藏東(dong) 部緣邊地帶和中原內(nei) 地的蟲草貿易”，注意到“氐”“羌”在“今河湟地區、甘南草原及川西地區與(yu) 關(guan) 中、成都平原之間”的交通與(yu) 貿易活動中的作用（李健勝、周連玉：《從(cong) 海昏侯墓出土蟲草看漢代蟲草貿易》，《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5期）。這當然也是絲(si) 綢之路史考察應當關(guan) 注的主題。

海昏侯墓出土作為(wei) 編鍾架構件的鎏金青銅鉤取駱駝造型。這是長江流域較早出現的顯示駱駝形象的文物。漢宣帝平陵從(cong) 葬坑出土駱駝骨骼引起重視。而年代更早的海昏侯墓的這一發現，對於(yu) 絲(si) 路史考察的意義(yi) 尤為(wei) 重要。有跡象表明，西北絲(si) 綢貿易的主線與(yu) 四川平原有交通聯係。成都附近出產(chan) 的“廣漢八稯布”在河西有集中的消費記錄。敦煌漢簡中有以“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從(cong) 事運輸活動的簡文，可知從(cong) 敦煌至“蜀”，存在絲(si) 綢之路的支線。長江一線對於(yu) “西北邊”的關(guan) 注，有鄂城出土漢鏡銘文可以反映（周新：《論鄂城漢鏡銘文“宜西北萬(wan) 裏”》，《南都學壇》2018年1期）。而大江東(dong) 下至於(yu) 豫章地方，海昏侯墓園出土文物對於(yu) 西北草原絲(si) 路的文化影響也提供了證明。

4、帝製時代初期的權力與(yu) 秩序

自秦始皇時代帝製成立，“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別白黑而定一尊”，最高執政者的絕對權力得到確定。然而帝權後來又曾有動搖，出現立“不當立”者而後又“誅二世”，“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wei) 秦王”情形。漢初呂太後執政終結之後的上層政局動蕩也告知人們(men) ，帝製形態因帝權繼承人的擇定，可能出現變數。

劉賀入主長安，其實是漢文帝劉恒之後又一位諸侯王據帝位，承大統。霍光的權力起到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據《漢書(shu) ·霍光傳(chuan) 》，漢昭帝去世，選擇帝位繼承人時，霍光否定群臣所議廣陵王劉胥，稱“承皇太後詔”，迎昌邑王劉賀入長安。然而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亂(luan) ”，霍光廢劉賀。丞相張敞等向皇太後的報告中說“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當廢”。這一情節，以及劉賀最終被判定“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都特別值得注意。劉賀即位27日，受到指責1127事。被廢黜11年之後，又封為(wei) 海昏侯。“海昏侯墓出土金餅‘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樣表明，在他封侯的當年，還製作了大量準備用於(yu) 助祭的酎金”。海昏侯墓出土劉賀玉印或解讀為(wei) “鴟紐”“梟紐”“鷹紐”，以為(wei) 猛禽象征，有學者解釋為(wei) 與(yu) 奏牘“南藩海昏侯”字樣相關(guan) ，表達了“效忠朝廷，做國之屏藩之態度”。但是“劉賀回歸政壇中心之路”，已經被漢宣帝“徹底”“堵死”（練春海：《海昏侯劉賀印印紐或為(wei) “鷹紐”》，《文匯報》2016年11月18日）。相關(guan) 政治史跡象，都還可以深入探究。

宋人洪興(xing) 祖討論屈原《懷沙》的深意，分析政治實體(ti) 的迅急崩潰，使用了“速亡疾敗”一語。賈誼、司馬遷形容秦政敗壞，言“土崩瓦解”。西漢許多政論家仍然頻繁使用“土崩”“瓦解土崩”的說法回顧秦的短促而亡。司馬遷對於(yu) 漢初王侯政治命運，也提示其“殞身亡國”“殞命亡國”的教訓。劉賀家族的命運，也演示了敗亡的“速”“疾”。劉賀去世時年僅(jin) 33歲。據考古調查和發掘可知，祔葬劉賀的幾個(ge) 兒(er) 子“還未及婚配”。“劉充國5號墓發掘結果”表明“為(wei) 單人葬”，去世時“年齡當在13—15歲左右”。“6號墓墓主劉奉親(qin) 以及年齡更小的4號墓墓主也應沒有婚配。”“劉賀墓的幾例祔葬可能是考古發掘所見早期殤葬墓的”“珍貴的”“實例”。研究者還推想，“作為(wei) 小弟身份的4號墓墓主”，“大約是頂著海昏侯國國除後的日暮殘雲(yun) 走向這個(ge) 墓地的”，“場麵冷落得多”（張仲立：《海昏侯劉賀墓園五號墓初探》，《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4期）。然而，與(yu) 劉賀家族“速亡疾敗”大致同時，我們(men) 看到了其政治克星霍光家族的衰滅。霍光曾經“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但是他死後不過4年，其家族遭遇嚴(yan) 酷的政治清洗，與(yu) 霍氏相連坐誅滅者達數千家。5年之後，劉賀的生命走到終點。也就是說，劉賀衰年，看到了霍氏家族的敗亡。

海昏侯墓園的考古發現，為(wei) 說明西漢中晚期的文化史、經濟史和中外交流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證資料。就帝製初期上層權力爭(zheng) 奪的史跡，也描繪了多彩的畫麵。發掘工作正在進行。對於(yu) 今後將獲得的考古新識，學界和所有關(guan) 心漢代曆史文化的朋友都滿懷期待。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