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陳寅恪詩及語錄

受訪者：胡文輝

采訪者：鄭詩亮（澎湃新聞記者）

來源：澎湃新聞

胡文輝（章靜繪）

《陳寅恪語錄》，胡文輝編，後浪·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312頁，49.00元

胡文輝先生長期致力於(yu) 陳寅恪研究，曾出版《陳寅恪詩箋釋》，廣受學界好評。最近他又推出了《陳寅恪語錄》，將陳寅恪畢生治學之精華以“語錄體(ti) ”逐條呈現，並適當地加以按語注解。《上海書(shu) 評》采訪了胡文輝，請他談談箋釋陳寅恪詩、編纂陳寅恪語錄的心得感想。

鄭詩亮：您是怎麽(me) 想到編《陳寅恪語錄》（以下簡稱《語錄》）這麽(me) 一本書(shu) 的？您曾經出版《陳寅恪詩箋釋》（以下簡稱《詩箋釋》），是不是可以說，做《詩箋釋》為(wei) 編語錄打了前站、做了鋪墊？

胡文輝：《語錄》與(yu) 《詩箋釋》之間肯定是有關(guan) 係的。因為(wei) 箋釋陳詩，我把陳寅恪的著作都讀了一遍，這些文獻本身並不多，與(yu) 錢鍾書(shu) 那種留下了大量筆記手稿的情況不一樣，當然，錢鍾書(shu) 真正意義(yi) 上的專(zhuan) 著也不是很多，要讀遍其實不難。陳寅恪也是這種情況。

《語錄》的成書(shu) ，與(yu) 我的日常閱讀習(xi) 慣有關(guan) 係。我在編選說明裏提到了這個(ge) 問題，但是講得還不夠清楚。其實有兩(liang) 點：一個(ge) 是我讀書(shu) 時都會(hui) 做批注，對書(shu) 裏比較重要的論證、結論或者是一些大的見解方麵，會(hui) 特別標注；另一個(ge) 是，當我讀完一本書(shu) ，之後在別的書(shu) 上發現什麽(me) 與(yu) 我在這本書(shu) 上看到的內(nei) 容——比如某一個(ge) 論斷——有關(guan) ，我也會(hui) 記下來，做一個(ge) 參照、比較，等到要用的時候，比如寫(xie) 文章的時候，再去查對。也就是說，我讀過的關(guan) 於(yu) 陳寅恪的書(shu) 籍文章，都留下了“現成”的積累，這其實是最重要的，我把這些注意過的東(dong) 西整理出來就差不多了。如果再從(cong) 頭重讀陳著一遍，對我個(ge) 人來說，實在太過費時費力，有一個(ge) “現成”的文本依據，整理起來就比較容易。

編《語錄》的重點其實就是兩(liang) 條：一條是分類，體(ti) 現編者個(ge) 人的眼光，另一條就是同類材料的積累和合並。我日常閱讀的時候，本來就會(hui) 把相似的同類材料記下來，也可以說，有些論述我心目中早已初步有了分類，把同類的材料放在了一起，所以才能做到現在這個(ge) 樣子。

去年有一次隨口跟宋希於(yu) 說起這個(ge) 選題，他比較認可，反正那段時間也出不了門，我就在家編《語錄》。我把文本錄入電腦，然後做好分類，同時對個(ge) 別問題加上一些按語，然後把文本交給宋希於(yu) 。他隨後又做了很多額外的編輯工作，不單是像一般的編輯那樣處理文本，還另外去找陳寅恪著作來查對，包括陳著的不同版本，因而指出了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別，當然，他指出的釋文錯誤就更多了。

鄭詩亮：我注意到，《語錄》的分類很有趣，打頭的是“治學方法”，接著是“文明與(yu) 社會(hui) ”，再接著是“曆史”這個(ge) 大類，下麵分“種族”“階層”“文化”與(yu) “其他”，最後是“文學”，以及“自述與(yu) 回憶”。這種分類有什麽(me) 講究嗎？

胡文輝：前麵提到，做《語錄》主要就是材料的分類和積累，所以分類確實是很重要的。前一陣蔡淵迪為(wei) 《語錄》寫(xie) 了篇書(shu) 評，其中也提到了，分類體(ti) 現了編者的見解，代表了一種立場。他這個(ge) 說法雖然稍微重了一點，但確實也有這麽(me) 回事，換另一個(ge) 人來編《語錄》，他的分類肯定與(yu) 我不同。分類本身能體(ti) 現一個(ge) 人的問題意識，比如說我關(guan) 注什麽(me) 問題，我覺得什麽(me) 問題重要，自然就在分類中突顯出來。

可以具體(ti) 舉(ju) 一些例子。比如說“治學方法”下的“學術獨立”，我放在全書(shu) 第一條。首先是我比較重視學術獨立這個(ge) 事，另外，就像作文有立意一樣，我覺得“學術獨立”代表一個(ge) 學人最重要的方麵，所以我把這一條列在開頭。同時，這一條裏包含的很多具體(ti) 論述，包括二手的記錄，換了另一個(ge) 編者就未必會(hui) 收錄，這又跟個(ge) 人的理解有關(guan) 。又比如說“同情與(yu) 客觀”，其實“同情”和“客觀”這兩(liang) 者是截然不同的兩(liang) 種東(dong) 西，我把它們(men) 放在一起，是有意做一個(ge) 對比。再比如說，陳寅恪的論述，很多是用現代的事情來比較古代的事情，或者是用明朝的事情來比較漢朝的事情，這其實是不符合目前的學術規範的，但是在民國學人當中，這種情況是比較多的，甚至我們(men) 覺得比較遵守學術規範的學人，比如陳垣、傅斯年，他們(men) 的著作裏也有不少這種情況，就是拿後代的曆史甚至西洋的曆史來比較中國古代。所以，我設了“古今類比”這個(ge) 條目，旁人大概不會(hui) 這麽(me) 列目。還有“上古與(yu) 中古”這個(ge) 條目，我積累了很多陳寅恪的相關(guan) 討論，比如他說，上古的材料比較集中，但是往往比較模糊，近古的材料太過豐(feng) 富，單獨一個(ge) 學者處理不來，而中古史的材料不多不少，正適合一個(ge) 學者作為(wei) 專(zhuan) 攻的領域。這方麵的材料我積累得比較多，我相信對專(zhuan) 業(ye) 的研究者也有參考作用。還有一些材料，別人引用得很多，比如說論述宋朝文化的，但是有一些比較細小的，其他人就未必注意到，我也收進來了。後麵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條目，例如“青樓與(yu) 政治”“女性與(yu) 時尚”，以及“姓氏雜說”。“文學”這一條裏，因為(wei) 陳寅恪有一個(ge) 著名的論述，就是很多人用典並不是用最初的那個(ge) 出處，而是用後來次生、間接的出處，所以我就單獨列出“用典與(yu) 次生出處”這一條。

還有一點挺重要的。一般我們(men) 談到陳寅恪，會(hui) 說他“詩史互證”“以詩證史”，拿錢鍾書(shu) 來與(yu) 他作對比，包括引用錢鍾書(shu) 批評他的話，說他把文學這種虛構的文本當作實錄。我覺得，這種批評其實忽略了很明顯的一點，陳寅恪對文學尤其是對詩也是很精通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詩與(yu) 文學裏存在的虛構性。所以，我列出的類目裏不但有一條“以詩證史”，後麵還有一條“詩異於(yu) 史”，陳寅恪是明確表示過詩與(yu) 史不一樣的，詩裏是有不少虛構的東(dong) 西，而且他也有具體(ti) 論述。所以，我設的這些條目確實與(yu) 我對他的關(guan) 注點是密不可分的。

鄭詩亮：您是怎麽(me) 發掘材料的，包括以前做《詩箋釋》的時候，可以談談嗎？

胡文輝：其實，一個(ge) 題目你做到特別細，關(guan) 注到了很多細節，就一定會(hui) 發現很多別人從(cong) 來沒有注意到的材料。這些材料不會(hui) 自動來，而是需要你首先發現某個(ge) 問題，產(chan) 生某種看法，比如，對陳寅恪詩首先有個(ge) 判斷，某首詩是講什麽(me) 的，然後才會(hui) 注意到這方麵的材料。《詩箋釋》裏引用的材料，單項最多的可能是崇效寺——北京原來一座寺廟——裏的《紅杏青鬆圖》。陳寅恪寫(xie) 了《紅杏青鬆圖》，作為(wei) 一個(ge) 參照，我覺得可以把民國時期別人寫(xie) 的“同題作文”都盡可能找出來附在注裏。但沒想到材料會(hui) 有這麽(me) 多，開頭我找了幾十家，後來估計一兩(liang) 百家都有了。當然，這是一個(ge) 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想強調的意思是，往往不是先有材料後有問題，而是首先要發現問題，有了問題，帶著這些問題看書(shu) 查書(shu) ，才會(hui) 發現材料。

《陳寅恪詩箋釋》，胡文輝著，廣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1246頁，200.00元

鄭詩亮：您能具體(ti) 結合《詩箋釋》來談談這個(ge) 話題嗎？您是什麽(me) 時候開始對陳寅恪詩產(chan) 生興(xing) 趣的，又是怎麽(me) 開始做這方麵的研究的？

胡文輝：這方麵的話題，我在《詩箋釋》的後記中講過。起初我並沒有考慮到要做這個(ge) 題目。在民國學人裏，我原來更重視也更熟悉的其實是胡適，但研究胡適的人很多，雖然一些題目我也有積累，但相對來說，可供挖掘的新的空間不是那麽(me) 大。決(jue) 定下功夫研究陳寅恪詩，一方麵是因為(wei) 餘(yu) 先生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中開創了一條新的路子，引起了大家對陳寅恪詩的興(xing) 趣，這是大的背景，另一方麵也是因為(wei) 我覺得陳寅恪詩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挖掘。我讀陳詩的時候產(chan) 生了一些想法，餘(yu) 先生並沒有涉及，我就把全部詩都仔細校讀了一遍，逐字逐句地推敲，這樣一來，我心中就有數了。可以這麽(me) 說，能夠解決(jue) 的新問題要達到一定比重，才值得專(zhuan) 門做一部箋釋，要是沒有自己的東(dong) 西，光是做一個(ge) 綜合的注釋，意思就不大了。

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了，又對陳寅恪的著作文本已經比較熟悉了，就再去看其他的書(shu) ，查資料，這時就會(hui) 注意到很多材料，可以跟陳寅恪詩所涉及的東(dong) 西聯係起來。這個(ge) 時候，當我讀到民國學人的回憶錄、日記、書(shu) 信以及各類史料，用前人的話來說，材料就會(hui) “自己跳出來”，很多原本不覺得是材料的，現在都成了材料。《詩箋釋》之所以材料這麽(me) 豐(feng) 富，不是因為(wei) 陳寅恪本身的材料豐(feng) 富，而是很多與(yu) 他同時代的人的記錄與(yu) 他的閱曆有相通之處，可以拿來比較。所以我也說了，《詩箋釋》不單是陳寅恪一個(ge) 人的心史，而是一代人的心史，是探究與(yu) 陳寅恪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共同反應。

研究陳寅恪詩，餘(yu) 先生首先指出了一個(ge) 思路，大家才知道，其中有這麽(me) 豐(feng) 富的內(nei) 涵可以發掘，而且陳寅恪有很多與(yu) 主流格格不入的想法，包括可以歸入“自由主義(yi) ”範圍的東(dong) 西，這也是我對這個(ge) 話題有興(xing) 趣的原因之一。餘(yu) 先生有意識地用了陳寅恪本人的“古典”和“今典”這樣的概念來解讀陳詩，這是他的開創性的貢獻，這個(ge) 路子雖然受到了一些挑戰和補正，至今還是立得住的。不過，對其中一些觀點，比如“暗碼係統”，我也有所保留。在我看來，陳寅恪作詩完全是符合中國的詩學傳(chuan) 統的，從(cong) 別人不易理解這個(ge) 角度而言，當然可以說他的詩中有很多“暗碼”，但從(cong) 詩歌注釋的角度來說，不是非得用這個(ge) 概念不可。在具體(ti) 解釋某首詩的時候，首先就是確定它用的古典是什麽(me) ，然後再推敲可能的今典，假如古典跟今典能夠吻合，接得上，這樣在方法上就可以成立了。當然，方法對，也不等於(yu) 結論就一定對，但首先方法要符合解詩的規範。相反，光是從(cong) “古典”做文章，或者光是從(cong) “今典”做文章，兩(liang) 者不能對應，那就不可靠了。“暗碼係統”容易讓人聯想到“索隱派”，就是有很多東(dong) 西隻靠猜測，但陳寅恪詩基本是可以按照傳(chuan) 統的路子來解釋的。當然，也可以說，詩本身就具有“暗碼”的特性，“暗碼係統”作為(wei) 一種修辭也未嚐不可。其實民國時很多人的詩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挖掘，陳寅恪與(yu) 這些詩人也沒什麽(me) 不一樣的，隻不過就我的體(ti) 會(hui) ，與(yu) 陳寅恪相比，那些人物沒那麽(me) 重要，他們(men) 的詩一般可挖掘的內(nei) 容也確實不如陳寅恪那麽(me) 多。

現在回想起來，我做《詩箋釋》應該是在2000年以後，因為(wei) 一開始是清華大學出版社出了《陳寅恪詩集》，三聯書(shu) 店的《陳寅恪詩集》是2001年出的，我是根據三聯版來做箋釋的。餘(yu) 先生提出從(cong) 陳寅恪詩來探索他的精神世界這個(ge) 路子當然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後，大家等於(yu) 都接受了他的思路、他的方法。但是，方法畢竟隻是方法，具體(ti) 問題還要一個(ge) 一個(ge) 去解決(jue) ，事實上，在餘(yu) 先生提出陳寅恪詩這個(ge) 話題之後差不多有二十年，並沒有太多具體(ti) 的成績，所以光有方法還不行。

我個(ge) 人覺得，具體(ti) 解讀陳寅恪詩，重要的是領悟能力、聯想能力，能把詩的古典跟當時的時事——也就是今典——聯係起來，打成一片，這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有一些解釋，指出來以後好像很簡單，但是沒指出來的時候，真實的意思其實並不清楚。舉(ju) 一個(ge) 例子，抗戰期間，陳寅恪人在香港，香港淪陷時他作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埋名自古是奇才”，這句詩乍看平平無奇，一般人很容易就滑過去了，但是當時日本人要拉攏利用淪陷區的知名人物，很多人就隱姓埋名逃回內(nei) 地，免得給日本人利用。我覺得隻有從(cong) 這個(ge) 角度，才能解釋這句詩。陳寅恪的有些詩，可能理解起來比較曲折，也有一些詩，說破了也並不是那麽(me) 複雜。

鄭詩亮：陳寅恪常常被拿來與(yu) 錢鍾書(shu) 對比。大家可能會(hui) 有一個(ge) 刻板印象：錢先生文采飛揚，妙語連珠，而陳先生則專(zhuan) 精學問，嚴(yan) 謹莊肅。不知您怎麽(me) 看？此外，不斷有人拿各種學者、才子與(yu) 錢先生做比較，對陳先生的這種比較似乎就少一些？

胡文輝：將陳寅恪與(yu) 他同時代的人做比較，這還是有的。比如說將他與(yu) 陳垣比較，也就是所謂“南陳北陳”，但不是說他們(men) 是同一類學者，而是說他們(men) 的地位相當，方法上他們(men) 的差異是比較大的。我原來在《現代學林點將錄》裏提到，嚴(yan) 耕望做過比較。陳垣的論證比較踏實，但是讀起來沒有陳寅恪那麽(me) 精彩，陳寅恪的結論可以說比較“危險”，容易發現論證的缺點，但結論、見解富有啟發性。

《現代學林點將錄》，胡文輝著，廣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606頁，68.00元

跟陳寅恪路數相似的學者確實不多，原本周一良被視為(wei) 能繼承他衣缽的人，他們(men) 在治史方法上是有相似之處的，就是都很注意細節，然後從(cong) 這些細節來看出一些比較大的東(dong) 西，後來，一方麵周一良在政治觀念上與(yu) 陳先生漸行漸遠，另一方麵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再專(zhuan) 注於(yu) 中古史研究，成果少了些，因此我在《點將錄》裏舉(ju) 了唐長孺作為(wei) 中古史領域的代表，附帶提及周一良。本來陳寅恪本人應該也是比較看好周一良的。當然，他們(men) 所處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像陳寅恪的詩學詩功，周一良肯定是沒有的，就算他最後在中古史領域做得更深入，成為(wei) “完成”的周一良，他與(yu) 陳寅恪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順便說一下，錢鍾書(shu) 現在給人的感覺是最博學的，但這與(yu) 他的研究領域是有關(guan) 係的。因為(wei) 他研究的是語文問題、修辭問題，這方麵的材料可以說是無限的，從(cong) 任何書(shu) 上都能發現材料，所以理論上《管錐編》可以無限增補下去。當然，他本人閱讀肯定是極勤奮的，所以才會(hui) 留下那麽(me) 多筆記，包括著作裏也有大量引證。但主觀上的勤奮是一個(ge) 方麵，客觀的學術領域本身也造成他的學術麵貌與(yu) 別人不一樣。

另外還想強調一點，現在講e考據，大家都會(hui) 用電子搜索來積累材料，積累材料變得容易了。不過錢鍾書(shu) 那種積累材料是電子搜索代替不了的，因為(wei) 那些材料的相似性往往是內(nei) 在的，不是字麵的，這就超出了現在電子搜索的範圍。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錢先生的東(dong) 西確實是“絕學”。

鄭詩亮：關(guan) 於(yu) 陳寅恪的文學趣味，您能談談嗎？

胡文輝：趣味這個(ge) 問題比較複雜。因為(wei) 我們(men) 不容易看出陳寅恪到底讀過哪些文學作品，他沒有像錢鍾書(shu) 那樣，讀什麽(me) 都留下筆記。

像他寫(xie) 的《論再生緣》，大家都很重視，但是從(cong) 文學角度來說，我對《再生緣》是沒有興(xing) 趣的，讀不下去，而陳寅恪寫(xie) 《論再生緣》是有他的寄托在裏麵的，同時，我想這也與(yu) 他的視力不好有關(guan) 。原來我也沒怎麽(me) 想過這個(ge) 問題，現在想來，這應該是因為(wei) 他無法自己看書(shu) ，《再生緣》是彈詞，比較通俗，旁人可以念出來給他聽。抗戰時，他眼睛壞了之後經常聽張恨水，有不同人的記錄，例如他無論去英國還是在北平，都喜歡讓別人讀張恨水的小說給他聽。所以後來他寫(xie) 《論再生緣》，很可能與(yu) 聽讀的習(xi) 慣有關(guan) ，說不定別人給他念了這部書(shu) ，他因此有些感觸，借題發揮一下，這就有了《論再生緣》。這篇東(dong) 西的緣起，其實是可以從(cong) 世俗角度來理解的。

當然，我覺得《再生緣》這類並不代表陳寅恪真正的文學趣味，我覺得他真正更重視的還是古典的東(dong) 西，像杜甫與(yu) 李商隱的詩、庾信的賦。別人就說他的詩受李商隱與(yu) 杜甫的影響比較多，與(yu) 他父親(qin) 陳三立寫(xie) 詩的路子不一樣，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他的文學功底與(yu) 趣味，還是在正統的古典文學方麵。

鄭詩亮：在您看來，陳寅恪對當代有怎樣的意義(yi) ，或者說，您這本書(shu) 會(hui) 帶給我們(men) 怎樣的啟示？

胡文輝：我覺得這個(ge) 問題挺重要的，事實上不少人也很關(guan) 注這個(ge) 問題，應該說，談論他的人格這方麵的東(dong) 西已經很多了。當然，我也寫(xie) 過一些。

我覺得最應該強調的一個(ge) 文本是《贈蔣秉南序》，給他的學生蔣天樞（秉南）的序文。其中最重要的幾句話就是：“默念平生，未曾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覺得，這幾句話的分量比一般所認為(wei) 的還要重。對這篇序文，我原來特別寫(xie) 過一個(ge) 疏證，我覺得可以與(yu) 陳寅恪給王國維寫(xie) 的碑文對照，碑文是表彰王國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都很熟悉。他在《贈蔣秉南序》中的這幾句話，其實可以與(yu) 他誇獎王國維的話做一個(ge) 對照，誇王國維是那麽(me) 說，講自己就這麽(me) 說。說自己沒有“曲學阿世”，其實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理解，也就等於(yu) 是說自己做到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隻不過他講自己，不好用那種修辭方式來說，所以隻從(cong) 消極的角度來強調自己沒有扭曲學問來迎合現實。我覺得這最能代表他的立場。

一般老是突出他的《對科學院的答覆》，就是他要求“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yi) ，並不學習(xi) 政治”，其實他本人的意思是強調不想介入政治，隻是希望政治不要影響個(ge) 人研究學問。按照我們(men) 現在的概念來說，就是他並不是追求“積極的自由”，而是要求“消極的自由”，他不是要做鬥士，不是要做公知，他隻是追求做好一個(ge) 學人，能夠保持自己做學問的獨立，他要求的隻是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ge) 意思放到現在也挺有意義(yi) 的。就是說，你作為(wei) 一個(ge) 學者，你隻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守住自己的學問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介入現實，對當代的時事提出批評。但是你要保有自己的底線，不能扭曲你自己的專(zhuan) 業(ye) ，去迎合，去獲取世俗的利益。我以為(wei) 這一點可以特別強調一下。

鄭詩亮：研究陳寅恪，錯誤肯定在所難免，不知這次您編纂《陳寅恪語錄》，有沒有發生一些錯誤？

胡文輝：陳寅恪本人的著作都是豎排的，無法用錄入軟件，所以多數都是手錄的，個(ge) 別一些比較有名的文章，網上有資源，是從(cong) 網上複製下來的。當然，雖然在錄入時都校對過，但不管怎麽(me) 做，出錯的幾率都會(hui) 比較高。這與(yu) 寫(xie) 東(dong) 西不一樣，自己寫(xie) 東(dong) 西會(hui) 比較認真，因為(wei) 一邊要錄入材料，一邊還要分析材料，單純錄入文本，就跟打字員一樣，必然會(hui) 求快，相對草率一些。

在文字錄入方麵，還有按語方麵，目前《語錄》已發現有不少問題。書(shu) 出來以後，周圍的朋友都比較關(guan) 注，很快就發現了不少錯，包括我的按語有兩(liang) 三處可以說是完全理解錯了。比如說陳寅恪引用了一本書(shu) ，提到一本《論釋》，這本來應該是中古時注《論語》的一本書(shu) ，但是我理解錯了，以為(wei) 這應該是一本佛教的書(shu) 的簡稱。還有一個(ge) 地方，陳寅恪在信裏寫(xie) 到，“奉贈董彥老書(shu) ”，董彥老就是研究甲骨文的董作賓，字彥堂，我原來理解為(wei) 送給董作賓的書(shu) ，但其實是把別人的書(shu) 送給董作賓。這是比較嚴(yan) 重的兩(liang) 個(ge) 錯誤。現在書(shu) 已經重印了，我們(men) 會(hui) 在重印的書(shu) 裏改正，所有改正的地方也會(hui) 另外在網上公布。

一刷本與(yu) 二刷本對比

順便說一下，其實我原來在《詩箋釋》裏出錯的地方也很多。關(guan) 於(yu) 陳寅恪這兩(liang) 種書(shu) ，應該是我出錯最多的。我開頭做完《詩箋釋》以後，複印過十來本，拿給不同的朋友看，他們(men) 已指出了不少錯，包括劉錚。第一版出來之後又有不少人指錯，指正最多的是廣州的陳永正先生，還有剛剛去世的上海的劉衍文先生，他也寫(xie) 過幾頁信給我，指出他覺得不對的地方，我很感動，因為(wei) 他當時已年過九十，信的字跡看起來都發抖了。第二版當然好了很多，其實也還是有錯，我又做過一個(ge) “補正”。

之所以出錯，有個(ge) 人的原因，因為(wei) 很多東(dong) 西我並不熟悉，經常會(hui) 想當然，也有客觀的原因，就是陳寅恪涉獵的領域比較多，寫(xie) 文章也比較老派，對某個(ge) 人或者某本書(shu) ，經常就這麽(me) 一提，沒什麽(me) 具體(ti) 說明，跟我們(men) 現在的習(xi) 慣不一樣。所以，對我來說，他的詩處處都是“坑”，當然，這其實也是一個(ge) 學習(xi) 的過程。不管是研究陳寅恪還是錢鍾書(shu) ，不可能什麽(me) 都準備好了再去研究，因為(wei) 我們(men) 不可能複製他們(men) 的學問範疇，隻能是邊研究邊學習(x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