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宋之際洛、新學術之爭(zheng) 及其思想史意義(yi)

作者：李敬峰（陝西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江漢論壇》2021年第7期

摘    要：兩(liang) 宋之際是道學學派競合和早期道學話語生成的重要時期，而二程洛學與(yu) 荊公新學則無疑是這一時期學派角力、話語權爭(zheng) 奪、政治地位較量的主角，整體(ti) 上呈現出洛學艱難延續、新學漸趨消逝的學術格局，而這與(yu) 程門後學的積極衛道，荊公新學後繼乏人、應對無力以及皇權的向背是緊密相連的。程門後學依借皇權，從(cong) 政治罷黜、經學批判與(yu) 人身攻擊等維度對荊公新學展開係統而全麵的清算和批判，終使洛學取代新學成為(wei) 南宋中期以後的顯學，並作為(wei) 強勢的學術話語主導南宋學界。一方麵為(wei) 南宋儒學的發展賡續學脈、奠定格局和規模；另一方麵也推進早期道學學術話語的生成和建構。

關(guan) 鍵詞：兩(liang) 宋之際;程門後學;荊公新學;道學話語;

兩(liang) 宋之際是宋明理學史上非常重要但研究卻又較為(wei) 薄弱的學術時期。重要是因為(wei) 它承接兩(liang) 宋，銜接程朱，乃早期道學話語建構的關(guan) 鍵時期，薄弱則緣於(yu) 其複雜的學術樣態，學派林立，糾葛累年，梳理清楚並非易事。我們(men) 知道，慶曆之際，學統四起，洛學、新學、蜀學、朔學等相峙而存。至兩(liang) 宋之際，隨著學派宗師的紛紛離世，能夠主導當時學術格局，擔當學派競合主角的，主要是荊公新學與(yu) 二程洛學，前者位居官方哲學，後者則是唯一能夠與(yu) 其相抗衡的學派[1]。餘(yu) 英時先生就明確指出“二程道學是在與(yu) 安石‘新學’長期奮鬥中逐漸定型的”[2]，也就是說，這場學術競合實際上是處於(yu) 民間地位的程門後學如何對處於(yu) 官學地位的王安石新學進行較量的一場學術角力。但事實上這場學術角力又是以洛學一係為(wei) 主角，呈現有攻無守的狀態，辯爭(zheng) 並不平衡，原因在於(yu) 新學後繼無人，主要依賴其官學地位而得以存續。以往學界的研究較多聚焦在學派宗師二程與(yu) 王安石本人的糾葛上，而伴隨著程頤在黨(dang) 禁中的去世，洛學旋即陷入更加艱難的生存境遇，如何提振洛學、維係學統就成為(wei) 擺在程門後學麵前的時代難題。換而言之，洛學在兩(liang) 宋之際的複振很大程度上是由程門後學完成的。而對這一課題，以往學界則關(guan) 注較少，研究不深。基於(yu) 此，本文擬深入文本，耙梳史料，以兩(liang) 宋之際的顯學———二程洛學與(yu) 王安石新學的消長為(wei) 切入口，對兩(liang) 宋之際的學術演進作一深入式的探究，以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將兩(liang) 宋之際複雜的學術麵貌揭示出來，從(cong) 而細化、具化兩(liang) 宋之際學術思潮的研究，進一步把握早期道學學派的競合以及道學話語的生成與(yu) 演變。

一、政治罷黜

北宋晚期，雖然王安石的變法改革遭到根本性的否定，但其新學則繼續作為(wei) 官學而位居廟堂之上，主導學術，稱雄科場[3]。然好景不長，北宋的滅亡，使得南宋在反思和清算亡國之失時將新學作為(wei) 罪魁禍首給予嚴(yan) 厲的批判，而充當批判急先鋒的則是洛學一係的程門後學。那麽(me) 為(wei) 何程門後學要不遺餘(yu) 力地批判荊公新學呢？這就有必要明晰洛學在兩(liang) 宋之際的命運。據程頤門人尹焞年譜記載：

年三十七，新學日興(xing) ，諫官範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為(wei) 異端，尹焞、張繹為(wei) 之羽翼。”[4]

兩(liang) 宋名臣陳公輔亦上言詆毀洛學說：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ti) 聖明，又複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cong) 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wei) 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chuan) 之仲尼，仲尼傳(chuan) 之孟軻，軻傳(chuan) 頤，頤死無傳(chuan) 焉。”[5]

從(cong) 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洛學在兩(liang) 宋之際受到學者、政客的大肆攻擊，而尤以荊公一係的排擠最為(wei) 顯著，如胡安國所言：“會(hui) 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dong) 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6]顯然，新學對洛學的無情打壓，使得洛學幾近中絕，不行於(yu) 世。而南渡之後，秦檜當國，繼續尊奉安石新學，打擊洛學，致使洛學在南宋初年的命運更加悲慘、更加凋零。《宋元學案》載：“方秦檜擅國，禁人為(wei) 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裏，後進為(wei) 所愚者尤多。故紹興(xing) 末，伊洛之學幾息。”[7]對此，全祖望說到：“元佑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xing) 而豐(feng) 國趙公馳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xing) 之末又馳之。”[8]全氏之言可謂確論，當權者的政治和學術取向直接造就洛學在兩(liang) 宋之際一波三折的命運。為(wei) 根本扭轉洛學幾近消亡的被動局麵，延續學統，程門後學亦開始在兩(liang) 宋之際對主要的學術勁敵荊公新學展開激烈的反擊和批判。在兩(liang) 宋之際得到拔擢和進用的程門“四大弟子”之首楊時首開其風，他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圍城結束不久，憂心時政，便立即向宋欽宗奏陳道：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yu) 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蔡京以繼述神宗為(wei)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9]

在楊時看來，“六賊”之首蔡京當權之後，禍國殃民，危害不淺，然時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楊時則追根溯源，認為(wei) 這實是蔡京推崇王安石及其新學造成的，這就將蔡京之禍轉嫁至王安石。可見，楊時的批判較之其師二程已然向政治的維度轉進，不再僅(jin) 僅(jin) 是圍繞王安石的學術和變法展開。既然王安石乃亡國之根，那就必須采取具體(ti) 的措施以消除其影響，楊時繼續向新學發難道：

王安石著為(wei)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糜以奉上，幾危社稷。乞奪安石配享，使邪說不能為(wei) 學者惑。[10]

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wei) 學者之惑，實天下萬(wan) 世之幸。[9]

王安石於(yu) 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獲贈太傅，並在紹聖元年（1094年）配享孔廟，政和三年（1113年）追封王爵為(wei) “舒王”，配享孔廟，列於(yu) 孟子之後，其子王靂則配享文宣王廟庭。至此荊公新學地位已如日中天，達至鼎盛。既然其被指摘為(wei) 亡國的罪魁禍首，那就必須褫奪王安石的配享，追奪其王爵，毀掉其畫像以消除其影響。楊時此疏在一世皆安於(yu) 荊公新學之時，可謂石破天驚，立刻遭到以馮(feng) 澥為(wei) 代表的推崇荊公新學的士大夫的激烈還擊，致使楊時被罷官[11]。雖如此，此舉(ju) 卻首開從(cong) 政治上攻擊荊公新學的端緒。建炎三年（1129年）洛學追隨者權相趙鼎繼續發難，他說：

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wei) 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dang) 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yu) 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12]

與(yu) 楊時一樣，趙鼎亦將蔡京之罪、靖康之難歸咎於(yu) 王安石，認為(wei) 罷黜王安石配享之位已成民心所向、時政之要，勢在必行。與(yu) 此呼應，洛學之徒呂好問亦上疏道：“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13]，魏掞之同樣上疏“請廢王安石父子從(cong) 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14]等等。可見到這一時期，罷黜王安石配享之位、削除其王爵，已然成為(wei) 程門後學乃至士大夫階層的共識。洛學一係前仆後繼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宋高宗為(wei) 開脫父兄之罪，籠絡人心，順應形勢，旋即詔命洛學中人胡寅親(qin) 自撰寫(xie)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在此詔中明確指出：“今其父子從(cong) 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15]此詔一出，王安石隨即從(cong) “配享孔子廟庭”降為(wei) 從(cong) 祀。紹興(xing) 四年（1134年）五月，高宗又命範衝(chong) 為(wei)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和《實錄》，同年八月，毀王安石舒王製。至此，洛學一係完成了政治上罷黜荊公新學的使命。

二、經學批判

以經術為(wei) 治術是王安石經學最為(wei) 顯著的特色，其以《三經新義(yi) 》為(wei) 代表，借助科場程式，得到強力貫徹和推行。《宋史紀事本末》記載是時情形：“一時學者無不傳(chuan) 習(xi) ，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wei) 《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zheng) 傳(chuan) 習(xi) 之。自是先儒之傳(chuan) 、注悉廢矣。”[16]《宋元學案》亦載：

初，先生提舉(ju) 修撰經義(yi) 訓釋《詩》《書(shu) 》《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yi) ”。晚歲，為(wei) 《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zheng) 傳(chuan) 習(xi) 之，且以經試於(yu) 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18]

由上可見，王安石所確立的新經學在成為(wei) 科場程式後，獲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一時學者無不影從(cong) ，盡廢古義(yi) ，從(cong) 其新義(yi) ，應舉(ju) 考試凡與(yu) 之新義(yi) 相悖的，一概不予錄取，足見其影響之大。然隨著王安石被塑造為(wei) 北宋滅亡的替罪羊，作為(wei) 其學術支撐的經學亦受到波及。洛學一係首先循著學術關(guan) 乎人心，人心事關(guan) 國運的思路來批判王安石的經學體(ti) 係。洛學建構者之一的程頤就說：“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隻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wei) 害最甚。”[17]這就是說王安石新法並不足懼，可畏的是其經學，玷汙人心，為(wei) 害最大。程頤的這一評價(jia) 為(wei) 程門後學展開批判奠定了基調。湖湘學派的胡宏進一步指出：

本朝丞相王安石，專(zhuan) 用己意訓釋經典，倚威為(wei) 化，以利為(wei) 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頹靡，日入於(yu) 暗昧、支離，而六經置於(yu) 空虛無用之地。[18]

很明顯，胡宏同樣認為(wei) 王安石建構的經學，本意並不在於(yu) 純化學術，而是為(wei) 了以此籠絡人心，謀取私利，最終反倒敗壞人心，荒廢六經。這實際上是對程頤之批判的延續和強化，將王安石經學惑亂(luan) 人心的一麵提揭出來。而楊時弟子陳淵在認同程頤、胡宏之說的基礎上，直扣根本，指出安石經學的根本之失：

穿鑿之過尚小，至於(yu) 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wei) 大害。……聖學所傳(chuan) 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19]

在陳淵看來，王安石經學的根本過失不在於(yu) 穿鑿，而在於(yu) 不知聖人日用倫(lun) 常之“道”，反而以佛老之“道”為(wei) “道”，如此則學雜而心邪，見於(yu) 行事，發於(yu) 言語，則無一不差。陳氏的這種批判是相當嚴(yan) 厲的，直接將王安石經學從(cong) 正統之學中剔除出去，打入異端，消解荊公新學建構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摧毀新學的學理支撐。

其次，洛學中人從(cong) 倫(lun) 理敗壞的角度將王安石經學與(yu) 北宋滅亡關(guan) 聯起來。胡安國對王安石貶廢《春秋》批道：

六籍惟此書(shu) 出於(yu) 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chuan) 習(xi) ，亂(luan) 倫(lun) 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20]

王安石之所以廢置《春秋》，一方麵是因為(wei) 其散亂(luan) 難解；另一方麵則是認為(wei) 《春秋》隻是有德無位的孔子所作，而非有德有位的聖王所作，故將此作為(wei) 經書(shu) ，過於(yu) 牽強，於(yu) 治道無補。胡安國當然不認同王安石此論，他認為(wei) 《春秋》是六經當中唯一一個(ge) 出自孔子之手的，意在匡正君臣名分，使“亂(luan) 臣賊子懼”。而王安石輕棄《春秋》，不僅(jin) 使君王不知其論，而且使學者難以研習(xi) ，廢棄君臣倫(lun) 理，實是北宋滅亡的根源。

上述兩(liang) 個(ge) 層麵顯然是從(cong) 外圍進行批判，這還不足以完全瓦解王安石的經學體(ti) 係。洛學中人進而入乎其內(nei) ，從(cong) 具體(ti) 的經義(yi) 內(nei) 容展開批判。楊時傾(qing) 力著作《三經義(yi) 辨》，詳述其辯駁緣由：

荊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yu) 其徒多矣。此《三經義(yi) 辨》，蓋不得已也。[23]

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yi) 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9]

在此，楊時表明其辯解緣由，即認為(wei) 荊公經學多邪說妄論，背離儒道，但卻少有學者能夠識破其非，故為(wei) 維護正統，警示後學，必須對其經學進行條分縷析的批判21。楊時門下弟子王居正緊隨其後，比其師過之而無不及，作《辨學外集》《書(shu) 辨學》《詩辯學》《周禮辨學》等，針鋒相對地批駁王安石的經義(yi) 。據《宋史》記載：“居正既進其書(shu) 七卷，而楊時《三經義(yi) 辨》亦列秘府，二書(shu) 既行，天下遂不複言王氏學。”[22]《宋史》之辭難免有誇大成分，但楊時師徒深入經書(shu) 義(yi) 理上進行還擊，較之其他學者從(cong) 形式上批判，確實給“荊公新學”造成更沉重的打擊。其他洛學中人如邵伯溫作《邵氏聞見錄》、《辯誣》等亦皆以批判荊公經學義(yi) 理為(wei) 務。

程門後學迭次對王安石經學從(cong) 立論根基，到亡國之源，再到經學義(yi) 理的批判，加之前述政治地位的垮台，王安石經學的瓦解已是順理成章之事。建炎二年（1128）四月，宋高宗下詔改革科舉(ju) 取士之法，指出：“經義(yi) 當用古注，不專(zhuan) 取王氏說。”[23]這種政策取向直接導致“荊公《三經新義(yi) 》，至南渡而廢棄”[24]。

三、人身攻擊

在道德至上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人身攻擊曆來在學派爭(zheng) 鬥中為(wei) 學者所青睞和使用，以期由否定個(ge) 人道德品性，進而否定圍繞此人所關(guan) 涉的一切事物。眾(zhong) 所周知，從(cong) 人身角度對王安石進行攻擊，二程早已開其端緒。原因很簡單，因為(wei) 王安石認為(wei) 時政之要在於(yu) “變風俗，立法度”[25]，旨在強調從(cong) 外在規範來實現他的“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這就與(yu) 傳(chuan) 統儒家強調的“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26]的著重從(cong) 內(nei) 在、從(cong) 心性角度為(wei) 儒家政治理想確立永恒的道德基礎的學術取向不盡相同。故而程顥指出：“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27]程顥否認王安石的品行，認為(wei) 其連最基本的德性修養(yang) 都沒有，又何以治國、平天下，並指責其學術道：“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27]也就是說，程顥認為(wei) 王安石之學博雜有餘(yu) ，但卻不夠精純。程頤亦指出：“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為(wei) 不是，晚年盡支離了。”[27]又說：“安石心術不正，危害最大。”[5]這就更為(wei) 激烈地否定了王安石本人的道德品性。二程從(cong) 人身的角度批判王安石為(wei) 兩(liang) 宋之際的門人、後學所承繼。道南學派的羅從(cong) 彥就說：“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嚐不為(wei) 之痛心疾首也。”[29]這就是批評王安石用心不純，認為(wei) 其是以管仲之心，行商鞅之法，最終招致亡國之禍。湖湘學派的胡宏亦指出：

及丞相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不能興(xing) 才教化，弭奸邪心以來遠人，……棄誠而懷詐，興(xing) 利而忘義(yi) ，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而不知其並與(yu) 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義(yi) ，以逞其私。[36]

從(cong) 胡宏的指摘中可以看出，他同樣認為(wei) 王安石心術不正，完全是憑借一己私意實行變法，輕視教化，興(xing) 利忘義(yi) ，尚功悖德，開禍國之端。洛學一係除指出王安石品行修養(yang) 乏善可陳外，亦對王安石的為(wei) 官能力進行攻擊，二程弟子謝良佐說：

王荊公平生養(yang) 得氣完，為(wei) 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隻吃魚羮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嚐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30]

在謝良佐看來，王安石氣質純粹，隻是不善於(yu) 做官，他舉(ju) 兩(liang) 例予以說明，一是王安石官至宰相，隻吃魚羹飯，無論受用與(yu) 否，方便省事即可；二是宋神宗但凡不準其奏請，王安石皆掛冠而走。謝良佐例舉(ju) 王安石的官宦生涯中的例子來反襯王安石的性格，即倔強不屈，缺乏通達權變，多有違背臣道之舉(ju) 。我們(men) 從(cong) 《宋元學案》的《荊公新學略》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二：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feng) 官製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yu) 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feng) 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yi) 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24]

上述引文意思很明顯，王安石對神宗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映襯出王安石在士大夫操守上的虧(kui) 欠。程門後學對王安石為(wei) 人、為(wei) 官的否定，有的顯然是別有用心，如謝良佐所舉(ju) 的第一例並不足以佐證王安石為(wei) 官能力的缺乏，反而恰恰能從(cong) 一個(ge) 角度來反映王安石本人的清廉樸素。黃庭堅就指出：“餘(yu) 嚐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yun) ，不溺於(yu) 財利酒色，一世之偉(wei) 人也。”[31]盡管批判的標靶或者失之無當，但對於(yu) 複振洛學的程門後學而言，事實的真假已無足輕重，他們(men) 旨在從(cong) 道德根基上摧毀王安石的個(ge) 人形象。平實而論，王安石的個(ge) 人品質是否真的如程門後學所言的無足可觀，我們(men) 可從(cong) 其他學者的評論中一窺其情。如對於(yu) 楊時的激烈批判，蔡上翔就曾為(wei) 安石回護道：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宋朝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yu) 黨(dang) 禁之禍，以攻蔡京為(wei) 未足，乃以敗亂(luan) 之由，推原於(yu) 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yu) 蔡京。蔡京之用，由於(yu) 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yu) 蔡京。波瀾相推，全與(yu) 荊公無涉。至於(yu) 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wei) 易與(yu) ，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32]

這就是針鋒相對地為(wei) 王安石洗白了。由此也多少反映出楊時對荊公新學的攻擊內(nei) 存私意。更進一步來講，就連王安石的宿敵司馬光亦不得不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33]，又說：“介甫文章、節義(yi) 過人處甚多”[34]，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文章。後來陸九淵說：“潔白之操，寒於(yu) 冰霜，公之質也。”[26]鄒元標對王安石亦評價(jia) 道：“儒而無欲者……儒而有為(wei) 者……儒而自信者。”[35]以此可見王安石個(ge) 人品行並非如程門後學所言的那麽(me) 不堪。但從(cong) 人身的角度對王安石進行攻擊，其影響和破壞程度無疑是巨大的。因為(wei) 在德性至上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一旦從(cong) 道德品行上否定一個(ge) 人，那麽(me) 與(yu) 此人有關(guan) 的一切東(dong) 西都會(hui) 遭到清算和拋棄，這是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型社會(hui) 的特質。而實際上，學術理論是否成立，並不由一個(ge) 人的道德高下所決(jue) 定，而完全與(yu) 理論自身能否自洽息息相關(guan) 。程門後學出於(yu) 衛道的需要，從(cong) 人身角度攻擊王安石，雖然有失公允，但卻事實地加速了荊公新學的衰落。

四、結語

兩(liang) 宋之際，洛學一係以道自擔，著力從(cong) 實踐上接續和落實二程對荊公新學的批判。這種批判一方麵借助皇權的推動，加速荊公新學的衰落，使荊公新學在兩(liang) 宋之際盛行60餘(yu) 年之後，走下神壇，漸趨無聲，消失在曆史深處。另一方麵程門後學的批判亦扭轉洛學日趨衰微的命運，使洛學由程頤去世後的艱難存續轉進至“紹興(xing) 之初，程氏之學始盛”[36]的局麵，為(wei) 南宋儒學的發展賡續學脈、奠定規模，這可從(cong) 撐起南宋儒學的三大學術流派：朱子理學、陸九淵心學和陳亮、葉適的事功學派皆由洛學導其源、開其先得到直接的印證。展開來講，朱子乃程門四傳(chuan) 弟子，真德秀指出：“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chuan) 之豫章羅氏，羅氏傳(chuan) 之延平李氏，李氏傳(chuan) 之朱氏，此其一派也。”[37]全祖望更進一步說：“豫章之在楊門……一傳(chuan) 為(wei) 延平則邃矣，再傳(chuan) 為(wei) 晦翁則大矣。”[29]由此可見程門後學對朱子理學的形塑之功。就陸九淵心學來講，全祖望曾在勾勒其學術淵源時指出：

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於(yu) 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38]

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dong) 發以為(wei) 遙出於(yu) 上蔡，予以為(wei) 兼出於(yu) 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39]

在全祖望看來，陸九淵雖無明確的師承，但其心學體(ti) 係絕非是空中樓閣，程門後學謝良佐、王蘋、張九成、林季仲、林光朝等皆是其思想前導，尤其是謝良佐、王蘋對其影響最大，頗有遙啟之功。再來看一下事功學派與(yu) 洛學的關(guan) 係：

永嘉以經製言事功，皆推原以為(wei) 得統於(yu) 程氏。[40]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chuan) 為(wei) 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41]

這兩(liang) 段話的意思是說，永嘉事功學派可經程門弟子袁溉溯源至二程。換而言之，事功學派亦是由二程洛學開端、肇源。可見，在南宋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皆仰賴程門後學的積極傳(chuan) 道，得以建宗立派。

同時，程門後學在批判荊公新學過程中，亦推動了早期道學學術話語體(ti) 係的建構和形成。眾(zhong) 所周知，道學區別於(yu) 其它形態的儒學的一個(ge) 重要指標就是建立新的學術話語體(ti) 係，諸如理氣關(guan) 係、未發已發、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求仁等，這些命題在北宋五子去世之後，很大程度上有賴於(yu) 兩(liang) 宋之際程門後學的接續、推闡和發明。而這一行動的落實雖是在多點展開的，但與(yu) 新學的義(yi) 理辯爭(zheng) 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環。在具體(ti) 的辯爭(zheng) 中，洛學一係集中辯駁了荊公新學的割裂天與(yu) 人的道論、性無善無惡思想、以利為(wei) 義(yi) 、格物等思想，他們(men) 的批判，使得道與(yu) 日常事物的關(guan) 係問題、心性關(guan) 係問題、言仁求仁問題、性善氣質問題成為(wei) 南宋前期道學特別關(guan) 注的話題[42]。也就是說，他們(men) 因為(wei) 共同的學術使命，將原來較為(wei) 分散的學術話語在辯爭(zheng) 中進行深化和提煉，揭示了後來理學發展的基本命題，直接推動了早期道學話語的凝聚和形成，為(wei) 其最終在朱子那裏實現定型起到助推之功，成為(wei) 道學學術話語建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注釋
 
1 何俊先生曾指出：“洛學成為新學最強有力的理論對手，除了洛學本身為北宋儒學的最後成就，儒學的精神在洛學中得到自覺的闡發，從而在思想上與新學根本對立以外，外在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二程兄弟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已實際上成為舊黨的精神領袖。”（參見何俊：《南宋儒學建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2 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4頁。
 
3 劉摯說：“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嚐禁也。”（黃宗羲著、全祖望補：《荊公新學略》，《宋元學案》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53頁。）
 
4 尹焞：《和靖集卷一·年譜》，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第379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560頁。
 
5 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第2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101頁。
 
6 朱傑人等編：《伊洛淵源錄》，《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75-976頁。
 
7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周許諸儒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52-1153頁。
 
8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元佑黨案》，《宋元學案》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53頁。
 
9 楊時：《龜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6、117、307、317頁。
 
10 脫脫等：《宋史》第11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669頁。
 
11 據《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傳第一百八十七《楊時傳》載：“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複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脫脫等：《宋史》第36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742頁。）
 
12 畢沅：《續資治通鑒》第2冊，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688頁。
 
13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滎陽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09頁。
 
14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劉胡諸儒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03頁。
 
15 胡寅：《追廢王安石配饗詔》，《斐然集·崇正辨》，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286頁。
 
16 陳邦瞻：《學校科舉之製》，《宋史紀事本末》第1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74-375頁。
 
17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荊公新學略》，《宋元學案》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9、3253、3247頁。
 
18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下·二先生語二下》，《二程集》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0頁。
 
19 胡宏：《五峰集》，《胡宏著作兩種》，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147-148、90頁。
 
20 脫脫等：《宋史》第33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630頁。
 
21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武夷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77頁。
 
22 楊時先宗新學，後改從洛學，對新學頗為熟悉。程頤對其評價道：“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嚐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先生語二上》，《二程集》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8頁。)朱子亦道：“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鑒者，最為近之。”（朱傑人等主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4頁。）
 
23 脫脫等：《宋史》第34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737頁。
 
24 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第1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頁。
 
25 王安石：《答手詔封遠乞能政事表劄子》，《王安石全集》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頁。
 
26 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3、232頁。
 
27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先生語二上》，《二程集》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7、17頁。
 
28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九·伊川先生語五》，《二程集》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7頁。
 
29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豫章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70、1269頁。
 
30 朱傑人等主編：《上蔡語錄》卷上，《朱子全書外編》第3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
 
31 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山穀題跋》，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頁。
 
32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2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29頁。
 
33 司馬光：《奏劄並舉蘇軾等錄》，《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6冊，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06頁。
 
34 司馬光：《與呂晦叔簡》，《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5冊，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05頁。
 
35 鄒元標：《願學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86頁。
 
36 陸遊：《老學庵筆記》，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頁。
 
37 真德秀：《西山讀書記（二）》，《全宋筆記》第10編第2冊，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頁。
 
38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象山學案》，《宋元學案》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84頁。
 
39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震澤學案》，《宋元學案》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47頁。
 
40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龍川學案》，《宋元學案》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30頁。
 
41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艮齋學案》，《宋元學案》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90頁。
 
42 陳來：《略論宋代道學話語的形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