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研究的視野與(yu) 格局

作者：郭丹（福建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七月十八日乙巳

          耶穌2021年8月25日

方銘教授的專(zhuan) 業(ye) 主要是先秦兩(liang) 漢文學與(yu) 文獻，但其新著《方銘孔子暨儒學文化研究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卻避開了純文學研究的路徑，有意選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源頭所自的核心內(nei) 容，從(cong) 經學、諸子、辭賦研究中選擇部分與(yu) 孔子和儒學相關(guan) 或有助於(yu) 認識孔子及其影響力的文章集結成書(shu) ，目的在於(yu) 展示先秦文學所產(chan) 生的宏厚淵深的文化背景，這對於(yu) 認識先秦文學無疑是睿智和有創見的。

中國古代文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道統有密切的關(guan) 係，這是一個(ge) 大題目，方銘就此擇其要者加以論述，在《文集》第一部分中，作者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道統以及孔子的德治思想、審美思想、政治智慧與(yu) 周文明的幾個(ge) 問題關(guan) 係進行了深入的論述。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五個(ge) 明顯的特征的概述非常精辟，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就其本義(yi) 而言，隻應該是中國傳(chuan) 承道統的文化，也就是那些傳(chuan) 自軸心時代而體(ti) 現人類文明方向的核心價(jia) 值，是‘載道’的文化。”表明孔子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六經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源頭，是順理成章的。

如果說論道與(yu) 道統是從(cong) 宏觀上論述經學與(yu) 文學背景的問題，方銘特別注意到經學與(yu) 文學的關(guan) 係，在《公羊三世學說與(yu) 孔子的政治智慧》一文中，他提醒人們(men) 應重視今文經學的價(jia) 值與(yu) 作用，指出六經研究不能離開古文經學，也不能遠離今文經學。對於(yu) 經學與(yu) 文學的關(guan) 係，《文集》具體(ti) 論及了《詩經》《左傳(chuan) 》等經學著作與(yu) 文學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並深入到敘事方式、文體(ti) 特征等細部的特征。方銘對於(yu) 經學與(yu) 文學的思考，令我想起了前不久他在武漢大學講學時提出的“新文科與(yu) 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科建設”的意見。他認為(wei) 人文學科分科不宜太細，新文科中的人文學科應該把傳(chuan) 承和發揚中國人文學科的麵貌看作自己的使命，而經學學科的存在（現在一般把經學歸入中國古代哲學中），充分體(ti) 現了中國人文學科的綜合性特點，傳(chuan) 統經學經過現代價(jia) 值的淬煉，可以喚醒學者和學生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整體(ti) 回憶，有利於(yu) 培養(yang) 人文學科的綜合性人才。

方銘認為(wei) ，新人文學科改革需要回到中國文化本體(ti) 立場，依據中國古代文化生產(chan) 和消費路徑，建設文史哲貫通而不是文史哲分設的中國人文學科體(ti) 係，從(cong) 而激活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具有的全麵性、係統性、包容性、豐(feng) 富性和創造性。在新文科的建設中，古代文學應立足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的高度，重視經學學科的設立，多研究真問題和重要問題。《文集》的第三部分有一篇文章，專(zhuan) 門談及國學及國學一級學科設立的問題，認為(wei) 國學的“核心內(nei) 容應以中國古代的經學、史學、諸子文獻及其所體(ti) 現的核心價(jia) 值觀為(wei) 中心，國學研究應以中國固有的研究方法為(wei) 基礎，國學研究應樹立漢儒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站在建立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的高度認識國學研究的意義(yi) ”。

作為(wei) 對先秦兩(liang) 漢思想文化的全麵考察，方銘有一些看法是頗有新意的。論莊子與(yu) 屈原的差異，謂莊子是徹底出世的態度，屈原是典型的入世思想。“屈原筆下的人，大惡大美陣營分明。而莊子卻不計美惡，隻問是否合於(yu) 自然。在屈原眼裏，人被類型化了，而莊子卻把人自然化。”“屈原以感性統領自己的思想，莊子以理性統帥自己的感情。”論孔子與(yu) 戰國文學的繁榮，方銘認為(wei) 孔子的教學活動培養(yang) 了大批的文學家；孔子開啟了私家講學的風氣，即由此開啟了士人著述的新士風。他認為(wei) 孔子對戰國文學繁榮的影響，包括二個(ge) 方麵，一是整理六經，為(wei) 戰國文學提供了借鑒，士人學習(xi) 六經，推動了士人的著述；二是孔子的文學觀對於(yu) 認識文學的功用起了奠基作用，推動了戰國士人對文學的重視。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戰國文學的發展，與(yu) 孔子及六經有關(guan) 係但又有區別，其差異即在於(yu) “奇詭辯麗(li) ”。這從(cong) 戰國時期的諸子著作、縱橫家之言與(yu) 詩賦著作都可以證明這一點。甚至曆史著作如《左傳(chuan) 》也是如此。這樣的論述有助於(yu) 人們(men) 認識戰國時代文學繁榮的原因與(yu) 淵源有自。

再如對於(yu) 司馬遷的“愛奇”心態，前人論述甚夥(huo) ，而方銘《愛奇心態與(yu) 戰國政治及文化的關(guan) 係》一文，卻把此心態溯源到戰國，甚至追溯到大同小康之世到春秋戰國的時代變化來揭示這種心態的變化與(yu) 形成過程。對於(yu) 戰國的愛奇心態的顯現，方銘認為(wei) 戰國雖是曆史發展的新階段，但“卻意味著社會(hui) 道德生活、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進一步墮落”。而“這種混亂(luan) 狀態給人心理上和道德上帶來的突出變化就是原有信仰的完全崩潰”。時代對文人奇智異謀的期望促使文人要出奇製勝、追求奇詭的政治見解和文化見解。這是作者準確把握住戰國時代特點而概括出的犀利見解。

《孔子暨儒學文化研究文集》是方銘多年研究論文的精選合集，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中，方銘非常注重利用新出土的簡帛等文獻提供的新鮮資料對自己的研究加以補充，諸如清華簡《保訓》與(yu) 周代德治文化的淵源、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中反映出來的原始儒家的大同理想等，在新材料的考證上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即把文學研究的視野擴展到道統、經學、思想史等文化領域和出土文獻等方麵，這不僅(jin) 是加重了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的厚重感，更重要的是能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方麵，揭示文學發生的深層意蘊。這正是一位嚴(yan) 謹的學者所應具有的視野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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