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濟野：中國儒學之複興(xing)

作者：李林傑（四川大學政治係研究生）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最近，印尼國家頒布年度“孔教模範教師獎”，韓國孔子文化中心亦舉(ju) 辦孔子五十四世孫孔邵時享大祭，而《國際儒學》亦在北京創刊發布。中國儒學漸成興(xing) 盛之勢，海外各種類型之儒學研究此起彼伏。然而較少有人對於(yu) 海外中國儒學研究的不足，以及中國儒學研究興(xing) 起的原因作詳盡之考察。其實中國儒學自身之特質，即造就了近來中國儒學研究複興(xing) 之原因之一，亦構成了海外中國儒學研究的最大不足之所在，致使儒學的“西學比附化”在根本上“此路不通”。

中國儒學自身的特質首先源於(yu) 中華文明本身的特質。從(cong) 文化取向來看，中華文明與(yu) 西洋文明最大的分殊在於(yu) ：西方文明是“泛物文明”，中華文明是“向文文明”。前者衍生以“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在一開始的分殊，並致使“工具理性”日漸對於(yu) “價(jia) 值理性的”的淩駕主導，在政治觀上則帶來有關(guan) 工具性的“統治形式”的推導證明和幾何設計在西方政治學長久的主流地位，並以數理邏輯形式的優(you) 勢長於(yu) 世界。後者生發於(yu) 價(jia) 值性的“道”對於(yu) 工具性的“器”長久的優(you) 先地位，在政治觀上則是“道德”對於(yu) “政治”的統攝，並以獨特而發達的禮儀(yi) 文化別樹一幟。

中華文明的“泛文文明”特質造就了中國儒學的特質：“向文性”。而“向文性”的特質，構成了近來中國儒學複興(xing) 之緣由：“向文性”的儒學，符合對於(yu) 當代社會(hui) 現實的診斷與(yu) 處方的精神進路：今日社會(hui) 已然“富”，但國人普遍的存在方式是“野”，亟待精神安頓與(yu) 精神重構，訴諸於(yu) “文”之反濟。一來通過對民族意識與(yu) 家國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承與(yu) 發揚，訴諸於(yu) 公序良俗與(yu) 社會(hui) 良心；二來通過對道學生命之豐(feng) 盈靈魂的追索錨定，訴諸於(yu) 個(ge) 體(ti) 救贖與(yu) 精神超越，從(cong) 而從(cong) 個(ge) 體(ti) 化與(yu) 總體(ti) 化兩(liang) 條進路，達致與(yu) 當代社會(hui) 形勢的合宜合體(ti) 。

“向文性”在儒學中的烙印比比皆是，這裏隻談兩(liang) 點：一是在主旨上始終追求終極人文關(guan) 懷的實現，二是在結構上追求“文學唯美性”。一方麵，以終極價(jia) 值關(guan) 懷的實現為(wei) 目標導向，由於(yu) 其本身無法一一經驗還原，由此造就了諸多中國儒學特有的形而上的概念詞匯，“道”“性”“心”“理”等比比皆是。同時由於(yu) 古代漢字詞匯的相對貧乏，“一詞二指”甚至“一詞多指”也不乏其例。另一方麵，追求“文學唯美性”的導向，在句式的結構、選詞的考究方麵常常為(wei) 追求結構的唯美化而犧牲清晰性。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造就了中國儒學這一特質兩(liang) 個(ge) 表述層麵的特點：文本的模糊性和邏輯的跳躍性。這兩(liang) 個(ge) 表述性的特征標的了中國儒家文化傳(chuan) 統乃是一個(ge) 依托於(yu) 連續性文本的“詮釋學傳(chuan) 統”，內(nei) 涵於(yu) 其中的一方麵是對於(yu) 經典文本權威地位的不斷肯定與(yu) 確證，另一方麵則是詮釋者利用模糊文本與(yu) 跳躍邏輯進行“六經注我”式的自由解讀與(yu) 創作。

而中國儒學本身文本的模糊性和邏輯的跳躍性，構成了“海外漢學”研究最大的缺陷：“海外漢學”沾染的數理邏輯一致的內(nei) 在實現需要，對於(yu) 文本模糊性和邏輯跳躍性的中國儒學有“必然如此”的不相適合：這種模糊性使得任何一種以清晰為(wei) 導向的解讀必然不整全。比如海外有關(guan) 王陽明的心學研究，由心下達“意”、“知”、“行”、“事”，上通“性”、“命”、“天”、“道”，中以“致中和”相貫穿，從(cong) 而形成完美的三角，不由得懷疑，如此線性幾何般的思維方式是否真能合適的詮釋富有跳躍性和靈動性的中國哲學？又例如《道德經》的首句，“道可道非常道”，一句便擁有至少四種文本的斷句方式，加上中心詞“道”字的語意抽象與(yu) 一字多義(yi) ，任何一種對該句的進行清晰化解讀的努力注定不會(hui) 整全。

中國儒學此般文本模糊性與(yu) 邏輯跳躍性，敞開的便是“解讀的自由”、“思維的發散”、“邏輯的斷裂”。由此不難想象充斥於(yu) 中國儒學內(nei) 政治哲學方麵的“聖人政治說”：由常人躍進至聖人直通天道，譬如“上帝治國”般治理政事，而不是以先驗的不變法則清晰精準地推導出政治的運作機理。這如果不是放在此種頗具特色的“躍進的”、“斷裂的”的思維方式下便很難以理解。海外漢學具有的注重形而上概念的邏輯一致和源流連貫的特征使得其解讀中國儒學帶有了先天的“透鏡障礙”，因而中國儒學從(cong) 根本上不能“西學比附化”。

中國儒學此種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亦構成近來中國儒學研究複興(xing) 的重要方麵。一來，西方文明的“泛物”傳(chuan) 統演繹至今，“物”對於(yu) “文”的優(you) 勢近乎絕對化，“工具理性”與(yu) “價(jia) 值理性”迫於(yu) 失衡，亟需“泛文”的文化給予矯正以適當恢複平衡。例如，這帶來了西方漢學研究中“禮”的重新發現：“禮”被賦予濃厚的人文意義(yi) 和人性色彩作為(wei) 一種對和諧人性的詮釋性概念而被重新界定；二來，中國儒學的邏輯跳躍性相較於(yu) 西方的線性數理邏輯是天然的參照與(yu) 補充，深受絕對化的二元對立思維困擾的西方人在中國儒學跳躍性的邏輯和發散性的思維方式中得以汲取前進發展之養(yang) 分；三來，中國儒學文本的模糊性敞開著巨大的自由解讀空間。在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正確”的哲學，這種巨大的模糊詮釋空間，也可以使得中國哲學在特定時代“被正確化”，例如近年來新儒家政治哲學的複興(xing) 從(cong) 某種程度來說，便是力圖立基於(yu) 中國儒學的模糊文本，巧妙地從(cong) “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

中國儒學內(nei) 涵的“向文性”，構成了當今世界濟“物欲橫流”之窮的必然所向，而其“詮釋學傳(chuan) 統”特色下的文本模糊與(yu) 跳躍邏輯，構成了儒學現代性轉化之可能性所在。但盡管如此，我們(men) 需要的更多是“平視之自信”，而非“俯視之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