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讀整理本《五禮通考》

作者：吳飛

來源：《曆史文獻研究》第46輯，此文部分內(nei) 容以“整理本《五禮通考》的點校特色”爲題，刊發於(yu) 《人民政協報》2021年1月25日國學版

方向東(dong) 、王鍔先生曆時十六年整理完成的秦蕙田《五禮通考》近期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全書(shu) 分裝成二十冊(ce) ，長達600多萬(wan) 字，學界內(nei) 外普遍認爲該書(shu) 是當代禮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實是可喜可賀。

此書(shu) 裝幀精美考究，排版布局相當用心，繼承了中華版古籍的一貫傳(chuan) 統，非常適宜閲讀。除了外觀漂亮，《五禮通考》的點校質量更是一流，讀者足可放心使用。兩(liang) 位整理者都是當代學界文獻整理和禮學研究方麵的大家，有著豐(feng) 富的整理經驗和廣博的專(zhuan) 業(ye) 知識，更對版本校勘相當熟悉。參與(yu) 此書(shu) 點校的還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違其師之嚴(yan) 謹作風。這部《五禮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選擇、點校體(ti) 例、文獻校勘方麵都相當用心，因而保證了它的點校質量。

首先，在版本選擇上，兩(liang) 位整理者經過仔細甄別，采擇精當。關(guan) 於(yu) 《五禮通考》的版本，點校者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廣泛研讀和比對各個(ge) 版本，分析了各自的優(you) 缺點，最後決(jue) 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庫》本作底本，以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爲對校本進行整理”。之所以選擇《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是因爲《四庫》本是以味經窩通行本（簡稱乾隆本）爲底本，進行了一定的刪改，“整體(ti) 質量，遠勝於(yu) 他本”。有些地方是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均有脫誤的地方，隻有《四庫》本無誤。當然也有《四庫》本有脫誤的情況，所以又依據另外三個(ge) 版本進行校勘，版本之間有差異，無法判斷正誤時，整理者都找回到史源以確定是非，這樣就保證了點校本最大程度地吸收各本之所長、避免各本的脫誤之處。同時，整理者也根據《四庫》本，將蔣汾功、顧棟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於(yu) 書(shu) 前，而將盧文弨、盧見曾、方觀承、王鳴盛等人的序，《四庫總目》提要、王欣夫跋都置於(yu) 書(shu) 末，這也最大程度吸收了各版本的資料。

味經窩本《五禮通考》，現藏於(yu) 複旦大學圖書(shu) 館

其次，在點校體(ti) 例上，兩(liang) 位整理者的決(jue) 斷可謂典範。古籍本來是沒有標點的，但古人爲了讀書(shu) 通順，也會(hui) 簡單地做一些句讀，但這和現代標點體(ti) 係非常不一樣。由於(yu) 古人寫(xie) 作時心目中並沒有現代人的這種標點體(ti) 係，當我們(men) 以現代標點體(ti) 係來句讀古書(shu) ，就往往會(hui) 發生各種問題，難以取舍。因而在古書(shu) 點校中，不同的點校者常常爲一些基本體(ti) 例發生爭(zheng) 執。王文錦先生曾經說過，古籍的現代點校，並不是機械的語法作業(ye) ，而是在保證斷句無誤、基本通順的前提下，盡可能以點校將文氣、語勢表現出來。點校與(yu) 翻譯非常類似，對原作品不僅(jin) 要得其形，更應該得其神，所以也要有類似“信、達、雅”的標準。能達到王文錦先生的這種高要求，就不僅(jin) 需要點校者保證基本的語句通順，沒有斷句錯誤，又不能在每個(ge) 可下標點的地方都點標點，如若將文言文語句點得過碎、過破，就失去了文言文的文氣，把一篇好文章毀掉了。因而，在標點時，有些現代標點不一定必須使用，有些習(xi) 慣用語，也不一定要點破（比如“堯舜禹”就不一定點成“堯、舜、禹”，“元明清”不一定點成“元、明、清”），甚至語勢到了，一長段一氣連讀，本就是作者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在中間點斷，就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初衷，神韻全失。這要求的不僅(jin) 是點校者對漢語語法的理解，而且還有閲讀文言文的基本修養(yang) 。在頓號、引號、書(shu) 名線、專(zhuan) 名線等的使用中，尤其需要點校者把握分寸。方、王二位的點校，僅(jin) 用了不得不使用的十種標點符號，而且盡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號時不超過三層，每段文字若隻有一層引用就不加引號;對於(yu) 經、注、疏、傳(chuan) 、記、箋、集解等，一律不加書(shu) 名線（當然，書(shu) 中偶有未能嚴(yan) 格遵守這一條的地方，亦在所難免）。筆者自己在點校時，對於(yu) 如何使用冒號、引號、書(shu) 名線就總是猶豫不決(jue) ，以致最後經常弄得極爲繁複、不乏前後矛盾之處，深感二位先生這種統一而簡潔的方式，是最好的處理辦法。因而，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jin) 很少出現點斷錯誤的情況，而且最大限度地照顧到了原文的語勢，保持了原作的神韻，使讀者讀起來琅琅上口、疾徐有度、鏗鏘有力。

最後，在文獻校勘上，二位先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張濤先生閲讀《五禮通考》時曾經發現了書(shu) 中引用史料時的不少問題，並由此窮根究底，發現編著者對於(yu) 每條材料，並不像秦蕙田自稱的那樣，老老實實地去核對原文，而是很多直接從(cong) 《文獻通考》《古今圖書(shu) 集成》轉引而來，又沒有認真核對原書(shu) ，所以出現了不少訛誤。（1）[①]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指出：“《五禮通考》大量征引《十三經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ce) 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文獻資料，經過甄選裁剪，歸入相關(guan) 類別之下。對於(yu) 這些內(nei) 容，我們(men) 逐一覈查原書(shu) ，凡《四庫》本有訛錯衍倒者，改正並出校勘記幫助。”說起來簡單，但麵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逐一核對，這是秦蕙田等人宣稱要做，但實際上並未完成的事。其實，秦蕙田這些編纂者有責任一條一條地核對原文，按照點校慣例，整理者在未發現明顯問題的時候，並沒有義(yi) 務一定要逐條核對，但方、王二位出於(yu) 認真負責的態度，要做本該秦蕙田等人做的工作。雖說現代的學者擁有了數據庫、電子版等大量現代工具，但逐一查找出處、核對文字，仍然是相當費時費力的工作。那麽(me) ，整理者們(men) 到底有沒有做這些工作呢?我們(men) 可以對照張濤先生指出的一些錯誤，看一下點校本的情況。

1.卷二百四十三引《宋書(shu) ·禮誌》“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四庫》本“獲車”訛作“護軍(jun) ”，整理本改正，並出校勘記。

2.《宋書(shu) ·禮誌》“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嚴(yan) ”，《四庫》本作“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yan) ’”，整理本未刪去“中”字。

3.《宋書(shu) ·禮誌》“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jun) 校劍履進夾上閣”，《四庫》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jun) 校劍履進夾上閣”，整理本雖未刪去“散騎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記中指出，“光緒本、《宋書(shu) ·禮誌一》無此四字。”

4.卷二百四十引《南齊書(shu) ·武帝本紀》“（永明四年閏月）戊午，車駕幸講宣武堂”，《四庫》本引作永明三年，點校本改爲“四年”，並出校勘記。

5.同卷引《陳書(shu) ·後主本紀》“至德四年秋九月甲午，車駕幸玄武湖”，《四庫》本係於(yu) 禎明四年，而禎明三年陳已亡，點校本未改正。

這五處錯誤，點校本改正兩(liang) 處，指出一處異文，默認《四庫》本之“中嚴(yan) ”，一處未改，這已經是非常好的成績。其中有些錯誤，在光緒本已經改正，點校者麵對這種情況，必須查考其史源，方能判斷究竟哪個(ge) 版本正確。但有些錯誤光緒本也未改正，則係點校者直接對勘原書(shu) 改正的，這真如同大海撈針，遺漏若幹亦在所難免。點校者之盡心，當已勝過原編纂者和刻印者。張濤先生指出，有些錯誤，在味經窩初刻本的校語中已經指出了，而乾隆本和《四庫》本卻均未能改正，竟然是因爲改正會(hui) 導致版麵重排，帶來繁難。

有上述這些優(you) 點，可以說，用此點校本，反而比使用《四庫》本更可靠，因而，此書(shu) 的出版，必將在許多方麵推動學術研究。其中大致有三個(ge) 方麵：作爲一個(ge) 禮學、禮製數據庫的文獻價(jia) 值，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推動作用，對秦蕙田等編纂者本人的研究。

首先，作爲一部資料集，《五禮通考》的作用，非常類似於(yu) 《通典》《文獻通考》等書(shu) 。點校者在“整理前言”中盛讚秦蕙田編纂《五禮通考》之功，認爲他就是朱子曾期待修禮書(shu) 的“大大底人”。《五禮通考》甫一問世，即受到廣泛關(guan) 注，以後曾國藩、梁啓超、章太炎諸先生都極爲推崇，首先是因爲此書(shu) 爲相關(guan) 學者提供了極爲方便查找的數據庫。在這一方麵，我們(men) 無論怎樣推崇《五禮通考》的意義(yi) 都不爲過。到了今天，雖然已經過去了二百多年，讀者仍然可以從(cong) 中很方便地找到禮學、禮製的大量資料，這不僅(jin) 是因爲編纂者盡可能全麵地搜集資料，而且取決(jue) 於(yu) 其編纂方式。較之其他同類資料集，《五禮通考》的基本特點是經、史互補，即不僅(jin) 列出了最重要的經學資料，而且在每個(ge) 禮學條目之後，羅列了曆代的相關(guan) 史料。這種編排方式，一方麵反映出經史一體(ti) 的思想特色，另一方麵，經、史之間的張力與(yu) 差異也一覽無餘(yu) 。

資料集不應該是流水帳般的資料收集，而要依賴編纂者的卓識，忠實地反映出資料本身的特點和基本問題。對於(yu) 史料的采擇與(yu) 分類，秦蕙田等人也獨具匠心，特別是將“學禮”“觀象授時”“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等內(nei) 容列於(yu) “嘉禮”部分，雖不免爲《四庫》館臣譏爲“炫博”，卻也反映了編纂者對於(yu) 禮學製度分類的獨特理解方式。其“學禮”之部，當取自朱子《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觀象授時”之部，不僅(jin) 將對禮學影響深遠的推步之學納入其中，且非常詳細地將明清傳(chuan) 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學成果納入其中，至於(yu) “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部，本來就是《周禮》的應有之義(yi) ，將其納入“嘉禮”，自比納入其他部分更恰當。源於(yu) 《三禮》的禮學，是爲傳(chuan) 統中國製度進行分類的一個(ge) 基本架構，如何爲各種禮製分類和排列，本就體(ti) 現了研究者對禮的理解，《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讀禮通考》《禮書(shu) 綱目》《五禮通考》，以及後來的《禮書(shu) 通故》等禮學大書(shu) ，對禮的分類都有獨特的理解，各自構成一個(ge) 禮學體(ti) 係，都是值得今人認真研究的。

集中完成於(yu) 康幹之際的《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和《禮書(shu) 綱目》，均以朱子禮學爲標準，但實際的禮學架構並不相同，除去其各自的資料價(jia) 值之外，也都具有其值得研究的自身價(jia) 值。這三部禮學大書(shu) ，共同構成了從(cong) 清前期由明遺民開創的學術思潮發展到乾嘉盛期的經學繁榮的學術過渡。《讀禮通考》的實際捉刀者萬(wan) 斯同受業(ye) 於(yu) 黃梨洲，其署名者徐幹學是顧亭林的外甥，二人是直承黃、顧兩(liang) 先生的下一代學者，在總結、思考朱子學之時，推進經學問題的研究。其時清廷的官學也以朱子學爲中心，康雍二朝修撰了不少尊朱的經學著作，方苞即深深地參與(yu) 其事。而在《五禮通考》的編纂中，方氏後人方觀承參與(yu) 甚多，且其喪(sang) 禮之部以方苞的《儀(yi) 禮喪(sang) 服或問》爲附録，更體(ti) 現了這一學術取向。秦蕙田非常自覺地按照自己對朱子禮學的理解來編纂《五禮通考》。[②]他認爲，《讀禮通考》之“規模體(ti) 例，具得朱子本義(yi) ”，他自己編纂《五禮通考》，則“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即以《讀禮通考》的體(ti) 例，來編纂吉、嘉、賓、軍(jun) 四禮，在凶禮部分，對於(yu) 《讀禮通考》已經編纂的喪(sang) 禮部分，僅(jin) 編入《儀(yi) 禮》中的喪(sang) 禮四篇及相關(guan) 討論，而略於(yu) 史事，而另有“荒禮”“劄禮”“烖禮”“禬禮”“恤禮”“唁禮”“問疾禮”等部。

與(yu) 秦蕙田同時期的江永更是服膺朱子學，曾作《近思録集注》。他在編纂《禮書(shu) 綱目》時，同樣以續成朱子之業(ye) 爲誌，但與(yu) 兩(liang) 部《通考》的體(ti) 例安排非常不同，而是按照《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禮學架構，以《儀(yi) 禮》爲基本綱目，再以五禮分類，而形成嘉禮、賓禮、凶禮、吉禮、軍(jun) 禮的次序，其後又有通禮、曲禮、樂(le) 三部，而被《五禮通考》納入嘉禮部分的曆法、官製等內(nei) 容，則被江永納入通禮之中。顯然，這種對朱子的繼承方式與(yu) 兩(liang) 部《通考》並不相同。可見，在這一時期總體(ti) 上的尊朱風潮下，其實湧動著相當不同的思考方式。因而，到了江永、秦蕙田下一代的學者，就終於(yu) 打破了尊朱風尚，開創了乾嘉學術的新局麵。

清嘉慶十五年鏤恩堂刻本《禮書(shu) 綱目》，現藏於(yu) 複旦大學圖書(shu) 館

戴震出自江永門下，又曾參與(yu) 到《五禮通考》的編纂當中。江永歿於(yu) 乾隆二十七年（1762），秦蕙田歿於(yu) 乾隆二十九年（1764），按照錢穆先生的考證，其時戴震批評朱子的思想，已經基本形成。[③]除戴震外，參與(yu) 《五禮通考》編纂的，還有錢大昕、褚寅亮、盧文弨、盧見曾、王鳴盛、顧棟高等人，均將成爲乾嘉學術中極爲活躍的學者，他們(men) 出現在《五禮通考》的編纂隊伍中，也表明了《五禮通考》的過渡性質。從(cong) 尊朱的清代前期學術到標舉(ju) 漢學旗幟的乾嘉學術，究竟是如何轉變的，江永和秦蕙田都是值得研究的關(guan) 鍵性人物，而《五禮通考》更是見證了兩(liang) 種學術範式的轉換，對其禮學架構與(yu) 案語中體(ti) 現的學術思想的研究，將是回答這一問題的重要線索。

要研究秦蕙田自己的學術，最重要的當然是《五禮通考》的禮學架構和大量的“蕙田案”。如果此書(shu) 確爲秦蕙田所主持修撰，且“蕙田案”皆出自其本人之手，則這都將是研究秦蕙田禮學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不過，我們(men) 不得不提一下《五禮通考》的著作權問題，這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樁著名公案。梁啓超先生曾經提出：“徐幹學的《讀禮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④]這一說法其來有自，秦蕙田之後不久，即已有人懷疑《五禮通考》有剽竊之嫌。對《五禮通考》著作權的懷疑二百多年來不時浮現，究無實據。所幸治學嚴(yan) 謹的張濤先生親(qin) 自到浙江圖書(shu) 館找到了題名徐幹學的鈔本《五禮備考》殘篇，詳細比對了《五禮通考》與(yu) 《五禮備考》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從(cong) 其行文可以看出，張濤先生爲了盡可能做到不冤枉秦蕙田，努力在最大限度上將一些相同的內(nei) 容當作巧合。由於(yu) 兩(liang) 部書(shu) 研究主題相同，而且都是明確按照《讀禮通考》的體(ti) 例做的經史資料集，其間出現內(nei) 容重合的概率本就非常大，一般性的重合並不能成爲判定秦蕙田剿襲的鐵證。比如二書(shu) 均按照《通典》體(ti) 例以吉、嘉、賓、軍(jun) 、凶之次序排列五禮，這不能證明秦蕙田爲剿襲;二書(shu) 對凶禮各部的次序排列也完全相同，仍不能證明秦蕙田爲剿襲;二書(shu) 均於(yu) “軍(jun) 禮”之部首列軍(jun) 製，雖於(yu) 曆代禮書(shu) 中極爲罕見，但這還是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可能，而不能判定秦蕙田爲剿襲;二書(shu) 資料編排方麵有極其相似的結構框架，雖然令人生疑，但仍然不是秦蕙田剿襲的鐵證;然而，二書(shu) 即使在非常個(ge) 人性的案語上，仍然有雷同的地方，《五禮備考》中的很多案語原文，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五禮通考》中，而且赫然冠以“蕙田案”三個(ge) 大字！這樣的情況恐怕再也不能以巧合之說來解釋了！張濤先生給以同情式的理解，得出非常公允的結論：

秦蕙田等人確曾獲得若幹徐幹學五禮遺稿，並受其影響，甚至幹沒其部分成果，現存的《五禮備考》殘稿可爲明證。盡管與(yu) 《五禮備考》相比，《五禮通考》已有很大不同，其著作權仍應歸秦蕙田所有，但對《五禮通考》而言，《五禮備考》是內(nei) 容、結構與(yu) 主旨最爲相近的前人成果，遠非其他著作可比。秦蕙田隱瞞了曾經取得閲讀徐幹學等人稿件並容納吸收其成果的事實，不無掠美之嫌，遂導致著作權公案的發生。[⑤]

我們(men) 指出這個(ge) 事實，並不是否定秦蕙田等人的成就。客觀地說，《五禮通考》的編纂者隻是參考了《五禮備考》，用到了後者的部分成果，而其絶大部分內(nei) 容仍然應該是來自他們(men) 自己。秦蕙田的行爲並不比現代的許多剿襲者惡劣，而徐幹學對萬(wan) 斯同成果的幹沒，恐怕也要比秦蕙田惡劣得多。但我們(men) 今天仍然要正視這件事，除了還原萬(wan) 斯同、徐幹學、秦蕙田之間複雜的學術糾葛之外，還應更真實地研究從(cong) 萬(wan) 斯同到秦蕙田之間的學術轉變過程，從(cong) 而使我們(men) 能更清楚地看到從(cong) 清初到乾嘉之間禮學研究的演進，以及秦蕙田在這個(ge) 過程中究竟應該處在什麽(me) 位置，我們(men) 在研究《五禮通考》中的禮學思想時，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把它當作秦蕙田的著作。

今日《五禮通考》整理本麵世，兩(liang) 位點校者宅心仁厚，在盛讚秦蕙田著作之功的時候，爲賢者諱，而不願指出這一點，用心亦可謂良苦。但這未免會(hui) 埋沒萬(wan) 斯同、徐幹學之功。我們(men) 現在受惠於(yu) 前賢、使用《五禮通考》中的資料、與(yu) 大量案語中的學術思想對話之時，除了對秦蕙田等編纂者、方向東(dong) 和王鍔等整理者心存感念之外，還不應該忘記萬(wan) 斯同和徐幹學的篳路藍縷之功，如此方能更全麵地對待這部百科全書(shu) 式的著作。

注釋：
 
[①]張濤:《〈五禮通考〉史源舉要》，《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秋季卷。
 
[②]參考曹建墩《論朱子禮學對〈五禮通考〉的影響》，《江海學刊》，2014年第5期。
 
[③]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22—323頁。
 
[④]梁啓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2頁。
 
[⑤]張濤:《〈五禮通考〉著作權公案初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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