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方向東(dong) 、王鍔點校整理本《五禮通考》

作者：漆永祥

來源：《曆史文獻研究》第46輯，此文以“點染丹黃十數載，校成曲禮三千篇”爲題，刊發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2021 年1 月27 日“書(shu) 評周刊”版，因版麵有限，有所刪節。

一

秦蕙田（1702—1764），字樹峰，號味經，清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至工部、刑部尚書(shu) 等。秦氏早年與(yu) 朱彝尊等人論禮相合，通籍後又奉命校閲禮書(shu) ，參與(yu) 《清會(hui) 典》的編纂。在喪(sang) 期間，杜門讀禮。故其號“味經”，並非虛語，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禮學可知。秦蕙田依徐幹學《讀禮通考》之例，得盧文弨、王鳴盛、戴震、錢大昕諸人之助，纂成《五禮通考》268卷，上自先秦，下訖當時，分吉、嘉、賓、軍(jun) 、凶禮五大類，以《三禮》爲核心，廣泛征引曆代經史四部之說爲佐證，縱橫梳理，類例詳明，糾謬補闕，時出己見，成爲當時禮學研究方麵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

《五禮通考》常見刻本，有秦氏味經窩初印本和乾隆本、《四庫全書(shu) 》本、清光緒六年（1880）江蘇書(shu) 局本與(yu) 光緒二十二年湖南新化三味堂本等，但近三百年來，迄無點校整理之本，誠爲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們(men) 終於(yu) 捧到了由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dong) 、王鍔兩(liang) 位教授兄主持校勘、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煌煌二十巨冊(ce) 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jin) 彌補了我們(men) 的缺憾，也給令人焦慮煎熬的庚子大災之年之歲尾，增添了一份難得的喜氣與(yu) 吉瑞。

《五禮通考》書(shu) 影 哈佛大學圖書(shu) 館藏清乾隆間味經窩刻本

二

要董理《五禮通考》這樣卷帙龐大的禮學文獻，危乎難哉！綜括而論，實有四難：禮文繁雜，晦澀難通，其難一；禮學文獻關(guan) 涉過廣，無所不包，其難二；精研《三禮》，疏通考核的專(zhuan) 家，如鳳毛麟角，其難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禮之家，也不願意耗日費時，花十數年時間來整理一部著述，其難四也。這就是《五禮通考》雖然爲學術界所亟需，但卻遲遲沒有整理本槧行的主要原因。

自來研治經學者，莫不以《三禮》爲難，即科舉(ju) 考試中“十八房”閲卷，亦往往以《詩經》房最多，而《禮記》房最少。清代禦製諸經，自康熙時開始編纂，也是以《三禮》殿後，遲至乾隆元年始設“三禮館”，先後纂成《周官義(yi) 疏》《儀(yi) 禮義(yi) 疏》《禮記義(yi) 疏》（合稱《三禮義(yi) 疏》）。無他之故，皆因《三禮》難治，令人生畏，故慧詰之士，避之唯恐無及焉。

研治禮學，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節文威儀(yi) ，委曲繁重。即如《五禮通考》中“嘉禮”類中，如尊親(qin) 、飲食、冠、昏、饗燕、射、鄉(xiang) 飲酒諸禮，凡豆俎簠簋、匏竹鍾鼓、奠祭盥洗、揖讓升降、拜跪坐興(xing) 、緩徐趨疾等儀(yi) 節，既少圖例可參，又無録像可憑，可謂紛如亂(luan) 絲(si) ，迷如密霧。而禮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動作，一字一個(ge) 位置，一字一種儀(yi) 節，一字一件禮器，點校此類禮文，須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這是禮學文獻獨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處理這些文句時，稍有不慎，即或粘連不分，或破句錯點，導致儀(yi) 節紊亂(luan) ，懵懂難解，其慎懼兢兢、瞻前顧後之狼狽可知。

三

禮學文獻還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無涘，無所不包。清代惠棟在談到“明堂”的作用時說：“明堂爲天子大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yang) 老、奠賢、鄉(xiang) 射、獻俘、治曆、望氣、告朔、行政，皆行於(yu) 其中，故爲大教之宮。”那也就是說凡朝章國典、祭祀行政、經濟軍(jun) 事、農(nong) 工水利、尊賢養(yang) 老、天文曆算等，無不在明堂舉(ju) 行，難怪其日事孜孜地要把明堂製度弄清楚。錢玄先生也曾感慨地說“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因此，《五禮通考》貌似隻是簡單地分爲吉、嘉、賓、軍(jun) 、凶五種，但實際幾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態與(yu) 世間萬(wan) 物之一切，而且遠自往古，下止當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並蓄，無所不備。不僅(jin) 如此，《四庫全書(shu) 總目》還說《通考》“以‘樂(le) 律’附於(yu) 《吉禮》‘宗廟製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ti) 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

如此說來，《五禮通考》做爲一部禮學史與(yu) 資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禮”之所含，顯然更爲廣博龐雜，用今天的西式分類來比喻，則該書(shu) 涵蓋了哲學、宗教、法律、經濟、教育、語言、曆史、藝術、音樂(le) 、數學、物理、心理、軍(jun) 事、外交、農(nong) 業(ye) 、工業(ye) 、職官、水利、交通、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等學科。如果說“文化”涵天負地，無所不具，則禮學的內(nei) 容也是包羅萬(wan) 象，無所不蓄，儼(yan) 然百科全書(shu) ，這對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說近乎酷苛矣。

我們(men) 如果推測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當時戴震經錢大昕等人介紹，參加了《五禮通考》的編纂，戴氏遂將其師江永《推步法解》與(yu) 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記》一並纂入其中，秦氏設“觀象授時”一類，很可能是受戴震影響所致。這一方麵幫助秦蕙田善於(yu) 吸收當時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另一方麵又無疑給後人整理《五禮通考》平添了難度。因爲《推步法解》與(yu) 《勾股割圜記》是專(zhuan) 門研究天文算學的專(zhuan) 著，如戴書(shu) 上篇介紹三角八線與(yu) 平三角形解法，中篇爲球麵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爲球麵斜三角形解法。戴震與(yu) 錢大昕當時都力主“西學中源”，而且“中優(you) 於(yu) 西”，即所謂“以勾股禦三角”。爲了給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爭(zheng) 天下，戴氏還自創了一套術語，有意與(yu) 西學立異，如他的題目“知一觚兩(liang) 距，兩(liang) 距在觚之左右，求對觚之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在球麵上已知一角與(yu) 兩(liang) 邊，求對邊之值；或已知兩(liang) 角夾一邊，求對角之值”。此類文句，猶如天書(shu) ，令人昏昏，何況戴氏書(shu) 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錯訛與(yu) 缺漏，要標點整理這樣的書(shu) 籍，其難度又可想而知。

四

那麽(me) ，爲什麽(me) 是方向東(dong) 、王鍔二位教授兄啃下了這塊硬骨頭，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曾在山東(dong) 大學杜澤遜教授兄主持的“十三經注疏匯校”項目開題時戲言，山東(dong) 乃齊魯大地，孔孟故裏，不僅(jin) 經學源自山東(dong) ，而且從(cong) 漢末鄭玄、唐代孔穎達以降，承前啓後的大師也多出自山東(dong) ，故杜兄承擔此項目，乃曆史之因果，世理之自然。與(yu) 此相類，江蘇向來是人文淵藪之地，即以清代而論，南京、揚州、常州等地的鍾山、紫陽、婁東(dong) 諸書(shu) 院，在盧文弨、錢大昕等大師的引領下，培植了大量的經學人才。綿延至近現代，南京師範大學前輩學者如段熙仲、錢玄等先生，皆爲禮學名家，上承清儒，下啓後昆，爲學林典範，世所敬仰。

方向東(dong) 教授師承徐複先生與(yu) 錢玄先生，傾(qing) 心向古，禮學爲長，方兄所著如《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大戴禮記〉譯注》等，爲學界所重。而王鍔教授兄早歲在西北師範大學從(cong) 業(ye) 師李教授慶善先生遊，又隨趙逵夫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鑽彌禮學，曾與(yu) 陝西師範大學諸賢合作纂《十三經辭典》，成《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調至南師大工作後，更是承繼先風，發揮所長，近年先後成《〈禮記〉成書(shu) 考》《〈禮記〉版本研究》《〈禮記〉鄭注匯校》《曲禮注疏長編》等，可謂是風生水起而著述滿家矣。

方向東(dong) （著）《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書(shu) 影

王鍔（著）《〈禮記〉成書(shu) 考》書(shu) 影

南師大既有禮學研究傳(chuan) 統，王鍔兄與(yu) 方向東(dong) 兄同味同好，遂相約點勘《五禮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時髦，不喜聲華。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禮經，若左手握杯，右手執筆，薄酒和墨，丹黃塗乙，則不啻爲羲皇上人。王鍔兄在隨園開“學禮堂”，及門下生執禮演儀(yi) ，涵詠其中。《五禮通考》曆經十餘(yu) 年才槧行麵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續發力的結果，也是他們(men) 與(yu) 高弟子研討匯校的集體(ti) 結晶。而年輕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楊傑等，也在校勘實踐中學有所成，逐漸成爲能挑起大梁的學術中堅力量，稱南師大爲今日禮學研究之重鎮，其誰雲(yun) 不然哉！

以上所述，綜而言之可概括爲一句話，就是《五禮通考》一書(shu) 的整理刊行，落在方向東(dong) 、王鍔身上，是曆史的因果，也是現實的責任，貌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爲隻有他們(men) 有金剛鑽，才敢攬這件磁器活兒(er) 。

五

關(guan) 於(yu) 《五禮通考》的具體(ti) 整理工作，讓我既驚奇又讚賞的是方向東(dong) 、王鍔二兄竟以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爲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較諸本優(you) 劣後，他們(men) 認爲《四庫》本雖有諱改，但對其他諸本之誤，或改正，或補缺，整體(ti) 質量，遠勝於(yu) 他本，遂果斷地用《四庫》本爲底本，這確實是需要一點勇氣與(yu) 膽量的。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纂的《全宋詩》，據我統計在《全宋詩》成集大家635人中，用《四庫》本爲底本的爲249家（含《永樂(le) 大典》輯本126家），占到將近四成的比例，其中不乏有自宋至清初曆代流傳(chuan) 的本子，但《全宋詩》項目組在經過認真謹慎的比勘之後，仍采用了《四庫》本爲底本，因爲這些底本不僅(jin) 版本整飭齊全，而且校勘別白精審。《五禮通考》底本的選擇，又是一個(ge) 有力的佐證，即《四庫》本也有不少校勘上乘的善本，是不能一概抹殺而輕易否定的。

當然，《四庫》本多諱改，這是鐵的事實，《五禮通考》亦然。對《四庫》本因避帝王諱或違礙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據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庫》本其他訛脫衍倒之誤，則或據他本改正，或據他書(shu) 糾謬。對《五禮通考》中大量征引的其他經史諸書(shu) ，則逐一核查，以校異同，並出校記，以爲依據。凡涉經史四部書(shu) 名者，皆加書(shu) 名線；而針對國別、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號大小、地名等，則標以專(zhuan) 名線，這無疑又給整理者平添了無數的工作量，而對讀者閲讀與(yu) 理解，卻是提供了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變亂(luan) 底本爲原則，《五禮通考》的點校，對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輕加變更。如對於(yu) 秦蕙田原文的頂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貶，故亦做了標識處理，眉目清晰，以便區分，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實原書(shu) 。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無細目標題，以古人習(xi) 慣在文後加“右某某某”以統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細目標題，以適應今人閲讀習(xi) 慣。凡標題在目録中與(yu) 正文中出現不相統一的情況時，整理本皆依正文爲定。古籍中目録與(yu) 正文標題不統一，所在多有，而據我的感觀所得，也是正文題目，相對更爲準確，所以我也非常讚同《五禮通考》的這一做法。正是由於(yu) 底本判別準確，凡例製定精當，點校者雖非一人，然皆能貫徹執行，故全書(shu) 前後一貫，質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賴的整理本。

六

如果說《五禮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麽(me) 我感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底本中所涉遼、金、元時期帝王後妃等名、部族名、屬國名、人名、地名、職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屬處置失當。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shu) 》時，清高宗認爲“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訛襲謬，輾轉失真，又複詮解附會(hui) ，支離無當，甚於(yu) 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爲鄙陋可笑”。因此，對宋、遼、金、元諸史及其他書(shu) 籍中，凡涉上述諸專(zhuan) 用名者，或爲改易漢文舊譯不雅之字，或據舊譯漢字改其諧音，有諸多情況是“因無解義(yi) ，但改字麵”而已，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意譯或音譯。這些貌似有規律可循卻又無規律可守的改字，使讀者在利用《四庫》本遼、金、元諸《史》時，便會(hui) 帶來巨大的困惑與(yu) 幹擾，幾乎到了不可卒讀的程度。《五禮通考》整理本以《四庫》本爲底本，當然就無可避免地遇到了這個(ge) 問題，即底本中此類專(zhuan) 用名詞，到底要不要校改的問題。以我之愚見，當然要改，而且要不嫌繁難，一一校改，才是正確的方式。

但從(cong) 《五禮通考》整理本可知，本書(shu) 對凡遇到上述專(zhuan) 用名詞，皆因仍其舊，“不一一出校”。例如《通考》卷247“凶禮二·荒禮”中，《四庫》本中如“阿濟格”“伊嚕勒”“齊哩克昆”“阿南達”“默圖”等名，秦蕙田味經窩刻本與(yu) 今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元史·食貨誌》，均作“阿隻吉”“月兒(er) 魯”“怯憐口”“阿難達”“滅禿”等，如果不用諸書(shu) 對讀，則讀者很難判斷“齊哩克昆”即“怯憐口”，“默圖”即“滅禿”，這就給閲讀本書(shu) 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另如本書(shu) 中他處所見，人名、氏族名如《四庫》本作“巴延”“班布林實”“筆且齊”“吹丹察罕布哈”“達嚕噶齊德哷默色”“赫舍哩氏”“和爾和遜”“奇特特穆津”“圖們(men) 呼圖克瑪勒”“伊伯根”，而秦氏味經窩刻本作“伯顔”“八不沙”“必闍赤”“怯薛丹察罕不花”“達魯花赤迭理迷實”“紇石烈氏”“火魯火孫”“奇握溫鐵木真”“佗滿胡土門”“也不幹”等；地名若《四庫》本作“都勒斡”“額默根哈爾察海”“和掄明”“濟蘭(lan) 格爾”“率賓”“托囉山”，而秦氏刻本作“鐸瓦”“也滅幹哈裏叉海”“胡剌溫猛”“怯呆兒(er) ”“速頻”“吐兒(er) 山”等。又如職官名若《四庫》本作“貝勒”“明安穆昆”“伊勒希”“紮爾固齊”“富勒琿”“特喱袞”，而秦氏刻本作“勃極烈”或“孛堇”“猛安謀克”“阿裏喜”“劄魯忽赤”“蒲裏衍”“惕隱”等。這些改譯，有的音近相似，有的毫不相幹，幾無規律可尋，如不對兩(liang) 個(ge) 版本對比閲讀，多數是無法知曉的。

我揣測整理者是因爲四庫本《五禮通考》此類改譯太多，如果對底本一一校改，則繁冗蕪累，改不勝改，故索性一仍其舊，以省煩費。對此我們(men) 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做些特殊的處理，用諸如“《四庫》本改易遼金元諸專(zhuan) 用名稱對照表”做爲《附録》，置於(yu) 書(shu) 後，以便讀者參考稽核，對照閲讀，既不改字，又便讀者，是不是一舉(ju) 兩(liang) 得而兩(liang) 全其美的做法呢？

爲方便讀者利用，《五禮通考》整理本還將關(guan) 於(yu) 是書(shu) 他本的序跋合並爲《附録一》，又錢大昕所撰秦蕙田《墓誌銘》作爲《附録二》，並置正文之後，極是得當。但如果能將有關(guan) 秦氏傳(chuan) 記中，比較重要的如《滿漢名臣傳(chuan) 》《清史列傳(chuan) 》《清史稿》諸書(shu) 相關(guan) 傳(chuan) 記一並附上，則會(hui) 對讀者起到更好的參考作用。

《五禮通考》中所涉禮學文獻，雖橫貫四部，縱穿百代，但所引用之書(shu) ，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本書(shu) 的標點負擔。盡管如此，全書(shu) 中仍有點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禮一·荒禮》“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句，當爲“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或在詔字下斷句。見第19冊(ce) 第11984頁）。又如“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mai) 罔利，事發重治”句，當爲“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mai) 罔利，事發重治”等（第19冊(ce) 11993頁）。另如專(zhuan) 名線如“祝融”、書(shu) 名線如“二十二史”等，或標或不標，並不統一。凡此之類，誠冀《五禮通考》再版之時，能糾誤正訛，拾闕補遺，俾全書(shu) 更趨完善，則是所願焉。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