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孔學關(guan) 係考論

作者：吳天明（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州學刊》2021年第5期

摘要：孔子生活在國家治理由政教一體(ti) 向世俗政治轉變的關(guan) 鍵曆史節點上，既是六代最後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語錄既有政教雜糅的特點，也有世俗政治的傾(qing) 向。弟子後學選編《論語》，不僅(jin) 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語錄，也未收錄他政治研究、曆史研究的所有長篇語錄，隻選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語錄。其目的應是：其一，凸顯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學完全成為(wei) 世俗政治學；其二，讓通俗易懂、短小易記的《論語》成為(wei) 孔學的“普及本”，理論性很強的長篇語錄成為(wei) 孔學的“學術本”，二者共同確立孔學作為(wei) 六代之學、六藝之學的理論總結和後世政教文史哲等學科理論淵藪的曆史地位。《論語》選編工作對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學地位的重大貢獻，即在於(yu) 此。

關(guan) 鍵詞：《論語》編輯；戰國諸子；《禮記》；《大戴禮記》；世俗政治；

據《左傳(chuan) 》、戰國諸子、《禮記》、《大戴禮記》殘卷等傳(chuan) 世文獻，孔子本有大量語錄。【1】將這些語錄與(yu) 《論語》做一個(ge) 非常簡單的對比即可發現，這些語錄有四大特點：其一，除了極個(ge) 別情況外，全都沒有被編入《論語》，說明《論語》隻是孔子師徒語錄的一個(ge) 選編本，其編選目的、選材標準和依據，戰國至今尚無學者認真關(guan) 注。其二，主要內(nei) 容為(wei) 喪(sang) 葬祭祀、政治研究、曆史研究。【2】無論是篇章總數還是文字總數，孔子師徒的宗教語錄都至少三倍於(yu) 《論語》，說明孔子首先是一位宗教禮儀(yi) 專(zhuan) 家，然後才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和曆史學家。也就是說，孔子原本是一位政教雜糅的古儒，這與(yu) 幾千年來《論語》顯示的孔子形象大為(wei) 不同。其三，其篇幅既有許多幾字、十幾字、幾十字的零星言論，如不編輯成卷成篇，則不便傳(chuan) 世；也有動輒上千字甚至幾千字，完全無須編輯，即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的長篇大論。而《論語》留給世人的印象則是，孔子說話總是三言兩(liang) 語，以致當下很多學者甚至以《論語》為(wei) 例，論證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就是長於(yu) 領悟而短於(yu) 思辨，與(yu) 西方人大為(wei) 不同。其四，言說方式有非常隨機的現場答問，也有構思嚴(yan) 謹、論證嚴(yan) 密、理論體(ti) 係完備、充滿思辨色彩的語錄。【3】而《論語》給人的印象則是，孔子的思想缺乏理論深度，就像中國鄉(xiang) 村隨處可見的白胡子老爺爺一樣，以致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不無諷刺地說，孔子隻是一位“世俗哲學家”，而他的這一判斷居然得到了中國近代以來許多哲學家的認可。戰國諸子雖然經常引用孔子語錄，但總是隻引用零零星星的世俗政治語錄，從(cong) 不引用孔子的宗教語錄和論述重大理論問題的長篇大論【4】，說明就連戰國諸子心中的孔子形象、孔學印象，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論語》所塑造的，與(yu) 真實的孔子和原汁原味的孔學相去甚遠。幸好漢初學者為(wei) 了搶救周代文獻，大量收錄了《論語》未收的孔子師徒語錄，我們(men) 才有幸看到一位更加真實的孔子，體(ti) 會(hui) 到更加原汁原味的孔學。

孔子師徒語錄被記錄的時間，前後大約八十多年。【5】這些語錄的匯總編輯傳(chuan) 世，應經曆過兩(liang) 個(ge) 節點、三個(ge) 階段。兩(liang) 個(ge) 節點是孔子去世和曾子去世：孔子去世，弟子集中守孝三年，其間應匯總並編輯《學而篇》 等單篇語錄， 如果此時不將孔子的零星語錄匯總並編輯成篇，等到喪(sang) 期屆滿，弟子雲(yun) 散，這些零星語錄就可能亡佚；曾子去世，曾子弟子匯總選編《子張篇》【6】等單篇語錄，使之傳(chuan) 世，若幹年後選取部分傳(chuan) 世單篇語錄組裝《論語》。三個(ge) 階段是：孔子晚年，無須編輯的長篇大論各自獨立傳(chuan) 世階段；孔子去世直至曾子去世，零星語錄編輯成卷成篇，各自獨立傳(chuan) 世階段；《論語》成書(shu) 傳(chuan) 世階段。

《論語》的編輯者隻是將那些已經傳(chuan) 世的單篇語錄，選取一部分組裝成書(shu) ，使之更加方便地傳(chuan) 播孔學而已，似乎並無討論的必要。但將《論語》與(yu) 上述文獻做一個(ge) 簡單的對比即可發現，《論語》的選材有兩(liang) 個(ge) 十分明顯的特點：其一，《論語》隻收錄了孔子師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語錄，幾乎完全剔除了他們(men) 的宗教語錄，即使偶有收錄，也隻是表達子孫後代對鬼神祖先的孝心而已，而與(yu) 靈魂不死、生命循環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其二，《論語》完全未收孔子理論性很強、思辨色彩很濃的長篇語錄，隻收錄了部分零星政治語錄。《論語》編輯者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選材，他們(men) 想達到什麽(me) 目的，是否達到了目的，此舉(ju) 對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學學術地位的確立有何影響，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一、剔除宗教語錄的目的和意義(yi)

孔子師徒的宗教語錄都是零星語錄，在所有題材中數量最多，隨手打開《禮記》就會(hui) 看到。戰國至今學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孔子請教老子喪(sang) 葬祭祀禮儀(yi) 細節的幾章語錄【7】，但學者對其他宗教語錄則缺乏關(guan) 注的興(xing) 趣，這顯然與(yu) 戰國至今中國已經世俗化的大勢密切相關(guan) 。《論語》將這些宗教語錄幾乎完全剔除，其深刻原因和特殊意義(yi) ，古來學者尚未留意。

人類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無不人神雜糅，故所有的氏族部落國家，無不實行政教一體(ti) 的治理方式，各族各國早期的酋長王侯都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時也是宗教專(zhuan) 家，各種各樣的曆史文獻也無不具有政教雜糅的特點。

中國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聖賢、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代文獻，就都具有政教雜糅的特征。如六代天王諸侯卿大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也分別是天下國家家族采邑的政治領袖和大巫師。《左傳(chuan) 》常說魯侯“主魯祀”、晉侯“主晉祀”之類的話，“主祀”不僅(jin) 表示主持宗教活動，也表示主持政治活動。《詩經》中的祭祀樂(le) 歌，天子用什麽(me) ，諸侯用什麽(me) ，都有非常嚴(yan) 格的規定，否則就是僭越禮製，會(hui) 有殺頭風險。每年春天隻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始祖配享，諸侯無此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天王靈主的供奉之所才稱“廟”，諸侯則稱“宮”，而魯侯竟稱周公之“宮”為(wei) “太廟”，且郊祭天帝，所以《八佾篇》經常批評魯侯及其權臣季孫氏僭越禮製。《尚書(shu) 》《論語》均記載堯舜大禹禪讓，禪讓者均嚴(yan) 肅告誡受禪者，“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天下為(wei) 公”時“祿”本指酋長天王的宗教權兼政治權，“天下為(wei) 家”後則兼指政治經濟利益，故有“爵祿”“祿位”之說，那麽(me) “四海困窮”就是政治經濟，“天祿永終”則是宗教兼政治經濟。六代文獻中這類政教雜糅的例子比比皆是。

六代之後，中國曆史進入戰國時代。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來看，大約在戰國中晚期，當西方剛剛開始進入宗教化時代時，中國就已超越了宗教化階段，基本完成了世俗化的曆史進程，那時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已與(yu) 今人無異。如孟子曾煞費苦心，反複論證舜帝大孝，說父母兄弟殺他時，他就趕緊逃開，不殺他就馬上回來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好像謀殺之事從(cong) 未發生一樣，所以舜帝成為(wei) 中華民族最早的孝子仁兄。這類故事早期口耳相傳(chuan) 時，必與(yu) 生命循環信仰密切相關(guan) ，不然舜帝不可能如此。但因孟子的時代已無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可言，他不得不從(cong) 世俗倫(lun) 理道德上來論證，所以即使再辛苦也無法說服戰國至今的任何一位讀者。【8】又如春秋時代的巫祝多少還有點鬼神信仰，戰國時代的巫祝則隻是利用世人殘存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拿鬼神糊弄活人，也就是行騙而已，隻要把《左傳(chuan) 》與(yu) 《戰國策》對讀一下，任何人都會(hui) 得出完全相同的結論。戰國時代，這類幾乎完全世俗化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孔子生活在六代末期即春秋時代末期，孔子一去世，六代就結束了，幾乎完全世俗化的戰國時代就到來了。也就是說，孔子生活在人神雜糅、政教一體(ti) 的時代即將結束，人神兩(liang) 分、世俗政治治理天下的時代即將到來的關(guan) 鍵曆史節點上，因此，他的身上既有舊時代讀書(shu) 人即古儒政教雜糅的痕跡，也有新時代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世俗化的鮮明特點。這是我們(men) 研究《論語》剔除孔子師徒宗教語錄這一現象時，必須要特別關(guan) 注的時代背景。

中國六代的讀書(shu) 人，古史籠統稱為(wei) “儒”【9】；六代古書(shu) ，古史籠統稱為(wei) “儒書(shu) ”【10】。本文將孔子之前的儒，統統稱為(wei) 政教雜糅的古儒；將孔子之後的儒，統統稱為(wei) 世俗政治新儒。【11】古儒的成分非常複雜，但大都具有政教雜糅的特色，其主要職責是協助天王諸侯卿大夫，用政治宗教兩(liang) 種手段治理一方，是中國最古老的鄉(xiang) 紳兼教士。【12】古儒很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魯衛齊宋等東(dong) 夷故地【13】，應與(yu) 以殷人為(wei) 代表的東(dong) 夷文化水平最高有關(guan) 【14】；古儒開始褪卻宗教色彩，可能始於(yu) 西周時代，這應與(yu) 商末統治者過度倚重鬼神、過分藐視蒼生，以致被蕞爾小國滅亡的慘痛曆史教訓有關(guan) ；春秋時代天下加快了世俗化進程，則可能與(yu) 當時鐵器得到廣泛使用、經濟高速發展、世人更加自信、人的意識被喚醒、沒有必要繼續過度倚重鬼神的客觀形勢密切相關(guan) 。孔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ge) 政教雜糅的古儒向世俗政治新儒轉變的關(guan) 鍵曆史節點上，所以孔子既是六代最後的政教雜糅的古儒，又是春秋末期至今幾乎完全世俗化的新時代最早的政治新儒，其政治活動和宗教活動都非常頻繁，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傳(chuan) 世語錄都非常多。

但孔子不可能不明白，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這是曆史大勢和正確方向，政教合一不可能治理天下，隻有正確的世俗政治，才可能解決(jue) 天下混亂(luan) 無序的問題，使天下重新安寧，蒼生休養(yang) 生息。所以孔子一邊經常參與(yu) 喪(sang) 葬祭祀的宗教活動，一邊開始做改造門下古儒的工作，並最終將自己和門徒都改造成為(wei)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世俗政治新儒。【15】

孔子的徒子徒孫既忠實地記錄了孔子師徒的世俗政治語錄，也忠實地記錄了他們(men) 的宗教語錄，這是秉筆直書(shu) ，是中國極其古老的史家傳(chuan) 統。但是，《論語》的編輯者們(men) 自然也明白，宗教鬼神不可能治理天下、幫助蒼生，隻有世俗政治才能治理天下，這就是《論語》最終剔除孔子師徒大量宗教語錄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傳(chuan) 世文獻在客觀上顯示，孔子師徒既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也是教士，與(yu) 政教雜糅的六代古儒似乎並無不同。但這樣的原始記錄，卻掩蓋了孔子師徒作為(wei) 最早的世俗政治新儒的本質特征，所以《論語》的編輯者最終剔除了孔子師徒的宗教語錄，隻收錄了他們(men) 的世俗政治語錄，這就突出了孔子新時代新政治家新思想家的本質特點。《論語》是戰國至今所有讀書(shu) 人的必讀書(shu) ，它完全剔除了孔子師徒的宗教語錄，從(cong) 而重塑了孔子政治家思想家的新形象，以致後世兩(liang) 千多年，子孫隻知道孔子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很少有人還知道，孔子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教士。這就是《論語》編輯者剔除孔子宗教語錄要達到的目的，也是編輯者們(men) 為(wei) 塑造孔子形象、確立孔學地位所做的獨特而寶貴的曆史貢獻。

二、長篇語錄與(yu) 《論語》短章的學術分工

從(cong) 篇幅上講，孔子師徒的所有宗教語錄和絕大部分政治語錄，都是零零星星的短小語錄，都需要先一次性或分若幹次匯總原始記錄【16】，將其編成若幹卷若幹篇，方可使之先以單卷單篇語錄的形式流傳(chuan) 於(yu) 世，最後再決(jue) 定將哪些單卷單篇語錄收入《論語》，使之成書(shu) ，以更加方便傳(chuan) 播孔學。但《禮記》《大戴禮記》還收有孔子論述重大現實政治問題和古代曆史問題的許多長篇語錄，這些長篇語錄，全都記錄於(yu) 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時【17】，論題重大，體(ti) 係嚴(yan) 謹，論證嚴(yan) 密，思想深邃，具有極高的曆史文化價(jia) 值和思想理論價(jia) 值，《論語》為(wei) 什麽(me) 完全不收錄呢?我的學習(xi) 心得，這很可能與(yu) 《論語》編輯者對孔子語錄的分類和分工有關(guan) ：《論語》有意識地隻收錄部分短小易記、通俗易懂的零星世俗政治語錄，使之成為(wei) 孔學的“普及本”，其設定的讀者為(wei) 普通讀者，其主要的職責是普及孔學、推廣孔學，從(cong) 而影響天下的普通貴族和一般讀書(shu) 人；而那些理論性特別強、思想理論價(jia) 值和曆史文化價(jia) 值極高、論證非常嚴(yan) 密、篇幅又很長、普通讀者不會(hui) 讀也讀不懂、即使讀懂了也記不住的長篇政治研究語錄和曆史研究語錄，可能才是孔學的“學術本”，其設定的讀者應是天下的頂尖高手，其主要職責是，與(yu) 《論語》一起，共同體(ti) 現世俗孔學的全貌，共同確立孔學作為(wei) 六代之學、六藝之學的創造性總結，後世百代政教文史哲等學科理論淵藪的崇高曆史地位。讀者隻有合讀“普及本”和“學術本”，才能看出世俗孔學的全貌，真正了解孔子，理解孔學。可惜戰國至今，學者很少理解《論語》編輯者的苦心，很少真正關(guan) 注孔學的“學術本”，“學術本”本來把孔學的理論體(ti) 係講得清清楚楚，而戰國至今學者卻始終都不明白。【18】

就上文對《論語》不選孔子長篇大論的這一推測，下麵想從(cong) 五個(ge) 方麵具體(ti) 談談我的想法。

第一，《論語》未收孔子長篇語錄的證據。《論語》祖本傳(chuan) 世之後，形成了“古論”“齊論”“魯論”三個(ge) 版本。“古論”二十一篇，漢武帝時代發現於(yu) 孔子舊宅的夾壁之中，與(yu) 今本《論語》基本相同。【19】“魯論”二十篇，與(yu) “古論”基本相同。隻有“齊論”，據《漢書(shu) ·藝文誌》班固自注，比“魯論”多出了《問王篇》《知道篇》兩(liang) 篇。今本《論語》以“古論”為(wei) 基礎，未收《問王篇》《知道篇》。這就是說，傳(chuan) 世《論語》的三個(ge) 版本，都沒有孔子的長篇語錄。從(cong) 概率論上講，由此應可反推，《論語》的祖本應該並未收錄孔子的長篇語錄。

第二，孔子長篇語錄極高的思想理論價(jia) 值和曆史文化價(jia) 值。考慮到《大戴禮記》僅(jin) 存殘卷，為(wei) 了既節省文字，又能夠說明問題，下麵僅(jin) 以《禮記》收錄的孔子長篇語錄為(wei) 例，談談孔子長篇語錄的特殊理論價(jia) 值和文化價(jia) 值。

《儒行篇》記載魯哀公問孔子“儒”，所問自然是經過孔子改造的政治新儒。魯國地處東(dong) 夷故地，其國民基本上都是殷人，那些政教雜糅的古儒，其職業(ye) 、衣著、走路、說話等特征，魯哀公應該非常熟悉【20】，自然不需要詢問孔子。孔子為(wei) 了順應天下世俗化的曆史潮流，也為(wei) 了培養(yang) 治國平天下的世俗政治人才，恢複天下的政治秩序和社會(hui) 秩序，於(yu) 是改造了自己門下的古儒，使之成為(wei) 思想觀念、精神風貌、行為(wei) 方式、人生理想都迥異於(yu) 政教古儒的一批世俗政治新儒，但又殘存了政教古儒特別注重禮儀(yi) 、經常從(cong) 事喪(sang) 葬祭祀活動的部分特征。當時世人對孔子新儒就多有貶詞【21】，那麽(me) 孔子政治新儒究竟是怎麽(me) 回事，與(yu) 古儒有何不同，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所不同，魯哀公就可能有些犯迷糊了，所以需要親(qin) 自詢問孔子【22】。孔子從(cong) 十六個(ge) 方麵具體(ti) 係統地論述了政治新儒的“儒行”。魯哀公聽了，真誠地說：“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wei) 戲。”說明哀公對孔子師徒這些政治新儒的仁義(yi) 道德、堅持周禮的兩(liang) 個(ge) 主要特征，開始有所了解，而且肅然起敬。《儒行篇》隻記錄了孔子與(yu) 魯哀公的一次談話，全篇一章，1200餘(yu) 字，無須另外編輯，即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儒行篇》內(nei) 容重大，論證嚴(yan) 密，具有極高的曆史文化價(jia) 值、思想理論價(jia) 值，但是《論語》最終未收。

《左傳(chuan) ·哀公二十一年》，齊人譏諷魯人，有“儒書(shu) ”一說。左氏所用史料，應是齊魯春秋舊史，並非向壁虛構。【23】齊人所說的“儒書(shu) ”，應包括六藝這些老“儒書(shu) ”【24】，還應包括傳(chuan) 世不久的《儒行篇》等獨立單篇語錄和《學而篇》等選編單篇語錄【25】這些新“儒書(shu) ”——因為(wei) 這時孔子已經去世幾年，而獨立單篇語錄孔子在世時當已流傳(chuan) 於(yu) 世，選編單篇語錄成篇傳(chuan) 世，亦當在孔子去世不久【26】。君臣父子大禮，涉及國體(ti) 政體(ti) ，不僅(jin) 古老的“儒書(shu) ”六藝強調，孔子的新“儒書(shu) ”也無不強調。【27】

以上“儒”“儒行”“儒書(shu) ”三說，應該一並考察，不可輕輕放過。這些史料應可說明，孔子師徒雖然還沒有完全褪淨宗教古儒的神秘色彩，但更加注重君臣父子大禮、國家體(ti) 統政治體(ti) 統，更加注重現實政治，他們(men) 與(yu) 那些既重視政治，又崇拜鬼神，特別拘泥於(yu) 喪(sang) 葬祭祀禮儀(yi) 細節的古儒已經明顯有所不同，孔子的新“儒書(shu) ”也與(yu) 六藝這些古“儒書(shu) ”明顯有所不同。這些現象早在孔子去世前後，就已經引起了魯國乃至其他各國的高度注意。

《哀公問篇》大約1400字，哀公兩(liang) 問，一問周禮何以至尊，一問“君子”【28】之道何以至大，孔子皆一一解說之，詳細論述之。該篇係統論述了孔學的禮學、仁學兩(liang) 大理論體(ti) 係，其實也就是六代之學、六藝之學的兩(liang) 大理論體(ti) 係【29】，是對六代之學、六藝之學的偉(wei) 大總結，理論性極強，篇幅又很長，無須另外編輯，自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所以我推測，該篇很可能早在孔子在世時，就已流傳(chuan) 於(yu) 世，《論語》最終也未收錄。

以上兩(liang) 篇均為(wei) 孔子答魯哀公問。【30】《禮運篇》則記錄孔子答弟子言偃問，論述“禮”何以產(chan) 生、何時產(chan) 生；廣義(yi) 的“禮”即思想文化如何，狹義(yi) 的“禮”即禮製禮法又如何等，是研究六代禮學極其重要的理論文獻。全篇一章，大約3500字，篇幅很長，無須另外編輯，無須與(yu) 其他零星語錄連綴組合，自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論語》最終也沒有收錄。

《仲尼燕居篇》開篇道：“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遊侍，縱言至於(yu) 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遍也。’”中間記錄弟子請教老師關(guan) 於(yu) 禮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老師則一一作答。結尾道：“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yu) 夫子，昭然若發蒙矣。”這篇語錄理論性很強，內(nei) 容完整，結構嚴(yan) 謹，篇幅較長，將近1400字，無須另外編輯，自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該篇《論語》最終也未收錄。

《孔子閑居篇》記錄孔子與(yu) 子夏論詩，凡一章，近千字，是研究《詩經》極其重要的文獻31，理論性很強，內(nei) 容完整，篇幅較長，無須另外編輯，自可獨立成卷，獨立成篇，獨立傳(chuan) 世，《論語》也未收錄。

上文分析介紹文字，雖然非常簡短，但已經可以說明，孔子的長篇語錄都是孔學的理論精華所在，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曆史文化價(jia) 值和思想理論意義(yi) ，都是中國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學曆史學文獻。但是，《論語》最終卻一律未收。

《大戴禮記》殘卷所存文獻，有記錄於(yu) 商周之際的《夏小正篇》【32】，也有戰國末期的《勸學篇》，還有漢初的《禮察篇》《保傅篇》等，但最值得關(guan) 注的，還是孔子論述重大現實政治問題、重大曆史問題的長篇語錄，如《主言篇》《哀公問五義(yi) 篇》《哀公問於(yu) 孔子篇》《五帝德篇》【33】等，《論語》都未收錄。為(wei) 節省篇幅，《大戴禮記》殘卷中孔子長篇語錄的重要思想理論意義(yi) 和曆史文化價(jia) 值，就不再一一舉(ju) 例分析了。

第三，《論語》編輯者理應明白孔子長篇語錄的偉(wei) 大理論意義(yi) 和文化價(jia) 值。唐代柳宗元首先推測《論語》為(wei) 曾子所編，雖然《論語》未必出自曾子一人之手，但說《論語》由曾子師徒共同編輯或曾子弟子奉命編輯，總之出自曾門之手，應無問題。

曾子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之一【34】，曾子弟子、孔子嫡孫、孟子祖師爺子思也是偉(wei) 大學者，他們(men) 對孔子思想理論體(ti) 係的理解，對孔學崇高曆史地位、偉(wei) 大理論意義(yi) 的理解，不僅(jin) 遠遠超過了孔子的“升堂”弟子，也遠遠超過了幾乎所有的戰國諸子。如曾子教導弟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總結孔子政治理論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些都是極其了不起的見解。這就是說，最終選取若幹單篇語錄，組裝《論語》的曾子一派人，不可能不理解孔子長篇語錄的偉(wei) 大思想理論意義(yi) 和曆史文化價(jia) 值，他們(men) 在組裝《論語》時，沒有任何理由舍棄上文介紹、提及的那些長篇語錄。

第四，周人讀書(shu) 的習(xi) 慣和學習(xi) 孔子長篇語錄的難度。我學習(xi) 《春秋》《論語》《左傳(chuan) 》許多年，發現周人引用詩書(shu) 禮樂(le) ，都是隨口就來，不假思索，雖然未必每一個(ge) 字都符合原始簡牘，但大致意思不至出錯。我學習(xi) 戰國諸子時，也經常發現類似情況。《論語·堯曰篇》誤收了孔門摘錄的《尚書(shu) 》片段，這應是他們(men) 摘錄以便背誦《尚書(shu) 》的簡牘，因為(wei) 與(yu) 記錄孔子語錄的簡牘放在一起，而被誤收。【35】這些史料都說明，周人讀書(shu) 全靠記誦，與(yu) 今人讀書(shu) 全靠網絡檢索，然後再去複核文本的習(xi) 慣大為(wei) 不同。

周人讀書(shu) 既然全靠記誦，所讀之書(shu) 則應大都為(wei) 易懂易記的短章，長篇大論難以理解，更難以記誦。如周人的必讀書(shu) 六藝，篇幅最長的要算《尚書(shu) 》了，其篇章也都是短章，比較適合一般讀者閱讀理解記誦。《詩經》保存的遠古史詩沒有一首是長詩，也方便讀者閱讀記誦。而孔子論述重大政治問題和曆史問題的長篇語錄，少則上千字，多則幾千字，很不方便讀者閱讀理解記誦。所以我推測，孔子的長篇大論，周代君子可能很少閱讀記誦。這自然是《論語》的編輯者應該考慮到的。編書(shu) 給讀者看，編輯者當然要考慮讀者的需求。

六藝說理往往點到為(wei) 止，沒有嚴(yan) 謹的構思、清晰的結構布局，也不需要嚴(yan) 密的論證，讀者要理解其中的道理，需要自己去慢慢領會(hui) 。但到了春秋末期，君子們(men) 論述複雜問題時，已經出現了論證嚴(yan) 密、層次清晰、結構複雜、動輒千言的新趨勢，《左傳(chuan) 》收有不少這類案例。但是這樣的長篇大論，不太符合當時一般讀者的閱讀習(xi) 慣，也難以引起他們(men) 的閱讀興(xing) 趣，而且一般讀者即使讀了，往往也理解不了，記不住。孔子的長篇大論，自然也會(hui) 遇到相同的問題。

孔門弟子雖然都是當時天下的俊傑之士【36】，但真正能夠理解孔學的“入室”弟子很少，絕大多數弟子都隻是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一生隻與(yu) 七位“入室”弟子討論這些重大理論問題，樊遲、子路之類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從(cong) 不與(yu) 他們(men) 討論如此深奧複雜的理論問題。這一現象說明，即使是孔子的授業(ye) 弟子，有幸得到孔子的親(qin) 自教誨，耳提麵命，但要真正理解孔學的理論體(ti) 係，也絕非易事。孔子的長篇語錄，連他的親(qin) 授弟子尚且大多難以理解透徹，一般讀者要理解就幾乎不可能了。了解孔子長篇語錄的這一特點，對我們(men) 分析研究曾門最後組裝《論語》時為(wei) 什麽(me) 完全不收錄孔子的長篇語錄、《論語》選編者設計的目標讀者群是一些什麽(me) 人等問題，都非常有意義(yi) 。

戰國諸子無論是否讚成孔學，大都經常引用孔子語錄，不過引用的都是零星短章，尚未發現引用長篇語錄的例子。【37】孔子師徒的短章語錄便於(yu) 理解，便於(yu) 記誦，也便於(yu) 傳(chuan) 播，所以戰國諸子讀得多，用得多；孔子那些論題重大、理論性強、論證嚴(yan) 密的長篇大論，戰國諸子很可能讀得少用得也少。戰國諸子都是偉(wei) 大學者，從(cong) 他們(men) 所引孔子語錄的情況，可以反向推測，他們(men) 應該很少閱讀孔子的長篇大論。【38】孔子的親(qin) 授弟子和戰國諸子尚且如此，一般讀者很少閱讀、很難理解、很難記誦孔子的長篇語錄，也就不難想象了。

第五，編輯者對孔子世俗政治語錄短章的選編本《論語》，與(yu) 孔子長篇語錄的不同分工。孔子的長篇語錄，既然內(nei) 容無比重要，理論價(jia) 值和文化價(jia) 值都極高，《論語》的編輯者自然沒有舍棄的道理。所以我推測，編輯者對選編孔子世俗政治語錄短章的《論語》，和孔子的長篇政治語錄、曆史語錄，很可能有一個(ge) 分工：零零星星的短章語錄，選取一部分收進《論語》，供普通讀者閱讀學習(xi) ，以便普及孔學、推廣孔學；孔子那些動輒千言的長篇大論，繼續讓其單獨傳(chuan) 世，以供天下的頂尖高手學習(xi) 研究，從(cong) 而形成孔學的“普及本”和“學術本”高低搭配、並行於(yu) 世，滿足不同讀者不同需求的傳(chuan) 播格局。

孔子世俗政治思想的核心，有兩(liang) 大理論體(ti) 係，都是對六代之學、六藝之學的創造性總結和發展：一是仁學，二是禮學。上文舉(ju) 例初步分析的五個(ge) “獨立單篇”，或總論仁學和禮學，或分論仁學、禮學，即使是《詩經》專(zhuan) 論，理論性也很強，都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論價(jia) 值和曆史文化價(jia) 值，《大戴禮記》殘卷保存的孔子的許多長篇語錄，也都如此。

我推測孔子論述重大現實政治問題、重大曆史問題的那些長篇語錄，都應早在孔子在世時就已各自獨立傳(chuan) 世。這基於(yu) 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考慮。一者，孔子創造的世俗政治儒學畢竟與(yu) 古老的政教雜糅的儒學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也的確殘存了政教雜糅儒學厚葬久喪(sang) 、禮儀(yi) 複雜而又常常於(yu) 事無補的部分特點，很容易受到當時世俗政治家的批評；孔子世俗政治儒學主張按照周禮恢複天下秩序，要求所有君子都學習(xi) 三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對天下利益都要取之有度，這必然引起正在不斷瓜分天下利益的諸侯公卿們(men) 的嚴(yan) 重不滿，從(cong) 而招致他們(men) 的不斷打壓。所以孔子去世前後，孔子師徒及其世俗政治儒學就已受到天下各國諸侯卿大夫的不斷攻擊。【39】在這種情況下，孔門亟須自我澄清，亟須天下諸侯公卿們(men) 了解孔學究竟是怎麽(me) 回事，就像孔子要告訴魯哀公孔學是怎麽(me) 回事一樣，孔門有非常迫切的自我宣傳(chuan) 自我澄清的客觀需要。二者，因為(wei) 無須等待采集編輯零零星星的語錄，就可獨立成卷成篇，傳(chuan) 世很方便，有立即傳(chuan) 播的可能。既有急切傳(chuan) 播的需要，也有立即傳(chuan) 播的可能，所以我推測，孔子論述重大政治理論問題和曆史問題的長篇語錄，早在孔子在世時，就以單卷單篇語錄的形式流傳(chuan) 於(yu) 世。但是這些語錄理論性太強，篇幅又太長，一般讀者不會(hui) 讀，也讀不懂，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住，對提升孔子世俗政治地位、孔學思想文化價(jia) 值，意義(yi) 非常有限。

後世學者大多認為(wei) ，孔學的精華都在《論語》中了，而我認為(wei) 這很可能並不符合《論語》編輯者的初衷和傳(chuan) 世文獻的實際情況。我們(men) 要準確理解孔學的理論體(ti) 係，應將孔學“普及本”與(yu) “學術本”一並學習(xi) ，一並研究。我自己就有這方麵的一點學習(xi) 心得。我學習(xi) 《論語》很多年，一直都想徹底弄清楚孔學的理論體(ti) 係，可是非常艱難，工作很不順利。《論語》的字裏行間，特別是孔子、曾子、顏回、子貢的語錄【40】，的確論述了孔學的理論體(ti) 係，但是還需要猜測和想象，需要對這些推測做出非常複雜的論證，才能把孔學的理論體(ti) 係補充完整。學習(xi) 了孔子的長篇語錄，發現孔子對自己的理論體(ti) 係早就有非常嚴(yan) 謹而清晰的論述。這個(ge) 案例似乎也可以佐證本文關(guan) 於(yu) 讀者分類、文獻分類的推測。

就《論語》文本而論，長篇大論的現實政治問題研究和曆史問題研究的孔子語錄，孔子師徒零零星星的宗教活動語錄，兩(liang) 者都被排除在外，何以見得前者才是孔學的“學術本”，而後者就不是孔學的必要補充，因此必須被剔除呢？主要有兩(liang) 個(ge) 考慮：其一，六代雖然實行政教一體(ti) ，但現實政治和曆史政治始終是主題，宗教鬼神充其量隻是副主題而已；六藝雖然政教雜糅，其主題也是現實政治和古代曆史，而不是宗教鬼神。何況曆史發展到春秋時代，隨著鐵器的推廣，經濟高速發展，社會(hui) 財富積累很快，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戰國時代中晚期天下的世俗化即已基本完成。孔子的徒子徒孫不可能不懂，不可能也毫無必要逆曆史潮流而動，去提高宗教鬼神的地位。其二，《論語》隻是孔子師徒零零星星語錄的選編本，而喪(sang) 葬祭祀活動語錄全部都是零零星星的語錄，《論語》沒有選它，明顯是有意剔除喪(sang) 葬祭祀語錄，有意突出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因此，《論語》的編輯者不可能將孔子師徒的喪(sang) 葬祭祀活動語錄作為(wei) 《論語》的必要補充。

三、初步的結論

孔子是世俗政治新儒，但脫胎於(yu) 六代政教雜糅的古儒，殘存了古儒的許多特點，故孔子的本來麵目，首先是教士，然後才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論語》編輯者剔除了孔子的宗教語錄，孔子才得以以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形象示人。

孔學原本非常複雜，既關(guan) 乎宗教鬼神，又關(guan) 乎世俗政治；既有通俗易懂的一麵，又有幽微高深的一麵。孔子對六代之學、六藝之學做了創造性總結，創造了以仁學和禮學為(wei) 理論體(ti) 係的孔學，成為(wei) 戰國至今政教文史哲等許多學科的理論淵藪。孔學本有“普及本”和“學術本”，可惜戰國至今學者很少關(guan) 注“學術本”，以致對孔學理論的理解失之於(yu) 膚淺，這是《論語》編輯者始料未及的。

總之，最近兩(liang) 千多年，孔子是《論語》編輯者進一步塑造了的孔子，孔學是《論語》編輯者進一步提升了的孔學。這就是本文初步的結論。

注釋
 
1 《左傳》引孔子語錄37章；《禮記》所存孔子師徒語錄至少兩倍於《論語》，且多為喪葬祭祀語錄；《大戴禮記》殘卷所存孔子師徒語錄，即使剔除與《禮記》重複者，篇幅也至少與《論語》相當。這些語錄隻有極個別的見諸《論語》。戰國諸子經常引用孔子語錄，如《孟子》所引26章見諸《論語》，38章為佚文(詳見商務印書館待刊稿《孟子本意》附錄之一)，可見孔子語錄亡佚不少。《論語·陽貨篇》17·19，子貢對孔子說：“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說明孔子終身學習、總結、傳授六代之學、六藝之學，弟子後學記錄、傳述、編輯孔子語錄，都有相當高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都懷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使命感，並非偶然為之。
 
2 從傳世六藝來看，六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特點，正是宗教鬼神、現實政治、古代曆史雜糅在一起。除了商朝比較特殊外，六代的鬼神宗教文化始終不是主流，這是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不同於西方的地方。孔子師徒語錄的複雜原貌，符合六代思想文化的曆史特點。孔子的政治研究語錄，特指研究現實政治的語錄；曆史研究語錄，以《五帝德篇》為代表，主要是研究炎黃以來，尤其是堯舜以來的古代政治情況，實際也是政治語錄。遠古君子隻對治理國家天下感興趣，對抽象的智慧之學即所謂哲學沒有興趣。中國大約從戰國時代中期開始進入哲學時代，不過，哲學等學科的淵藪仍然是六代之學和孔學。例如中國近代以來哲學家一直認為人性哲學源自孟子荀子，其實從孟荀到如今，中國人性哲學的所有理論，全都或直接或間接來自孔子。參閱吳天明：《人：孔子的分類標準和分類結果》，《江漢論壇》2020年第11期。
 
3孔子設帳，弟子在堂，老師在室。弟子自主學習，互相討論，如有不懂，則由高足入室請教，孔子簡短回答之，弟子退出，隨侍弟子或入室弟子記錄之。孔子帶弟子外出，亦如在孔子帳下，故“子曰”雲雲的語錄最多。孔子答問雖隻三言兩語，但其仁學、禮學兩大理論體係卻隱然可見，隻是不太清晰而已。孔子的長篇語錄，則往往是孔子就重大理論問題的主動論述，或雖答問，因為幹係重大，孔子亦主動係統論述之，故其理論體係清晰可見。
 
4孔子的宗教語錄和長篇大論，戰國諸子應都可以見到。他們不引用宗教語錄，應與戰國時代即已完全世俗化，君子對喪葬祭祀禮儀沒有興趣有關；不引用長篇大論，應與他們受到閱讀習慣的影響，很少閱讀長篇大論，而且《論語》的影響力又太大，已經經典化，成為六藝之後的新“儒書”有關。
 
5孔子魯昭公二十四年五月開始設帳(限於主旨和篇幅，恕不論證。《史記·孔子世家》誤作昭公七年)，哀公十六年去世，孔子設帳接近四十年。孔子去世四十四年，曾子去世，曾門弟子編輯《子張篇》等，然後選取部分早已傳世的單篇語錄組裝《論語》。二者相加，共八十多年。《論語》隻收錄孔子師徒兩代人的語錄，故孔子徒孫輩語錄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6孔子在世時，設帳弟子教育各自門徒的語錄，選編在《論語》1—18篇中；孔子去世後，設帳弟子繼續教育各自門徒的語錄，則選編在《子張篇》《曾子立事篇》等許多篇目中，《子張篇》被選入《論語》。
 
7後世學者因此斷定老子是孔子的老師，《老子》早於《論語》。其實《老子》成書於戰國末期，比孔子徒子徒孫的著作都晚，假托老子為名而已，詳見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從哲學史上講，《老子》是典型的哲學著作，而中國從戰國中期才開始進入哲學時代，故《老子》成書必晚。
 
8詳見《孟子·萬章篇上》9·1—9·5。
 
9“儒”，許慎等學者有各種解釋，但大多僅分析其“柔”等特點，尚未確認其起源。我以為“儒”本指中國最早的讀書人，是中國最早的鄉紳(政治)兼教士(宗教)。人類早期的讀書人，都有政教雜糅的特點，最近的例子是中國西藏和平解放前奴隸製時代的喇嘛，一般農奴完全沒有文化知識。上古天王諸侯雖然也是政治家兼宗教神職人員，但不可能為芸芸眾生提供宗教服務，“儒”才可能提供這類服務。從文字史來看，“儒”應該最早出現在文字成熟的商代。商代以前的文獻原本應主要依靠口耳相傳，文字成熟、書寫條件允許時，才可能被後人記錄下來，成為成文史。例如《尚書》中的堯舜古史，其記錄為成文史的時間很可能在西周晚期出現鐵器和簡牘之後，甲骨和青銅器記錄傳播文獻都十分不便。
 
10“儒書”說詳見《左傳·哀公二十一年》。齊人所謂“儒書”包括六藝等古老的“儒書”，和孔子師徒的新“儒書”：孔子在世時即已傳世的《五帝德篇》等許多長篇語錄，孔子去世後編輯成篇的《學而篇》等許多單篇語錄。隻是《子張篇》等尚未編輯成篇，《論語》尚未組裝成書而已。
 
11孔子一直到去世之前，都還在兼做教士的工作，他奉魯哀公之命教魯國大夫孺悲士喪禮，孺悲得以寫作《士喪禮》，就是很可靠的證據。詳見《陽貨篇》17·20，《禮記·雜記下》。
 
12古儒沒有做官時則主要是教士，做了官則主要是官員。西周除了鎬京之外，其餘地方均可稱“鄉”，例如“鄉學”(諸侯所辦)、“鄉邑大夫”(縣長)，均保留了這一古意。
 
13例如孔子弟子大多來自東部諸國，很少有來自西部者。
 
14《尚書》記載，周公嚐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如今中國人使用的漢字，都是殷人發明創造的文字。
 
15孔子之孫、曾子之徒子思總結，見《禮記·中庸篇》。孟子概述新儒特點時，加了一句“宗師仲尼”。
 
16楊伯峻先生認為，《論語》編輯用時八十多年，這將徒子徒孫記錄語錄的時間與編輯語錄的時間混為一談，故不可從。詳見楊伯峻：《論語譯注·前言》，中華書局，1982年。
 
17人文學科學者，都需要漫長的時間積累，一般到晚年學問才老到，這是規律。例如孔子在齊國七八年，均有弟子隨侍，其間的語錄，弟子們記錄就很少，可以考證的不到五章；孔子晚年的語錄，弟子們記錄就很多。《論語》編輯者不可能沒有這一點見識，而遺棄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時的長篇大論。
 
18詳見吳天明：《孔子的道德學問不隻一條主線》，《求索》2017年第4期。
 
19隻是將《堯曰篇》20·2“子曰：‘尊五美’”以下另作一章而已。
 
20東夷多禮，自古而然，史不絕書。商朝政教雜糅的古儒，很可能主要集中在經濟文化更加發達的東夷地區，即今山東、河南中東部。魯國地處東夷，國民大都是殷商遺民，所以我推測魯侯自應非常熟悉古儒。
 
21孔子去世前後，魯國國內和國際上對孔子師徒、孔子政治儒學乃至所有仁者，多有貶詞。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複雜，我已另有專論《儒學的特質和命運》，恕不重複。
 
22據《左傳》記載，季桓子魯哀公三年去世時，後悔當初故意接受齊人美女，設計氣走孔子，致使魯國被齊國不斷削弱，要季康子重用孔子。但孔子如果參與國政，必然設法強化魯國公室，削弱私家，故季康子違反父命，不用孔子。想必季康子經常故意貶損孔子新儒，防止哀公起用孔子，故哀公親自問之。
 
23《左傳》雖成書於戰國初期，但所用史料均為春秋列國舊史。例如魯《春秋》一直稱楚君為“楚子”，《左傳》因為大量采用楚國春秋史料，故時而稱“楚子”，時而稱“楚王”。這類證據很多。
 
24遠古治國政教一體，古儒本是政教之儒，古儒所讀六藝，當時被世人視作“儒書”。
 
25選編語錄，需將許多零星語錄選編成卷成篇，方可傳世。長篇語錄則不需編輯即可傳世。
 
26除了曾子去世之後，曾子門徒選編的《子張篇》《曾子立事篇》等這些“選編單篇”。
 
27例如《詩經》中，哪些樂歌天子使用，哪些樂歌諸侯使用，規定都很嚴格；孔子要求卿大夫在朝覲諸侯時，遵守周禮，要先在堂下叩頭，上堂後再叩頭，不能把在堂下叩頭的禮儀省掉。這些就是新老“儒書”均強調君臣大統政治規矩的例子。
 
28這個“君子”特指孔子，當時魯國朝廷、孔子帳下經常尊稱孔子為“君子”，例如《鄉黨篇》10·6“君子”特指孔子，《禮運篇》“君子何歎”，“君子”也特指孔子。
 
29據《左傳》記載，春秋君子晏子、子西、子產等都在總結六代之學，他們總結的理論內涵都隻有禮學，沒有仁學；外延都隻有詩書禮樂，沒有易春秋。參閱吳天明：《孔子的道德學問不隻一條主線》，《求索》2017年第4期。
 
30《大戴禮記》所收孔子答“公”問的語錄更多，而且都是長篇大論，此“公”想必也是哀公。《春秋》記載諸侯去世，去世之月稱爵，安葬之月稱諡與爵。哀公與孔子對話，當時理應稱“公”，但哀公去世，諡號為“哀”，弟子後學則應改稱“哀公”，不然不合周禮，後人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公”。可能戴氏編書時，孔子弟子後學還來不及整理，即被戴氏直接收錄。
 
31孔子去世後，子夏於西河魏國傳授“四藝”，包括《詩經》，就應與孔子這番話有些關係。據傳世文獻，孔子與子夏討論《詩經》最多。參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2農業史家一般認為，《夏小正篇》應記錄於商朝末期，最晚記錄於西周初期。
 
33《五帝德篇》，不僅《史記·五帝本紀》全部采用，而且為近百年的考古學成果所反複證實。考古學家最近正在河南繼續考古發掘5300多年前的黃帝古城(古人酋長名、部落氏族名、祖先子孫名，往往都不分。故七千年前仰韶文明時期即有黃帝，五千多年前中原還有黃帝古城，《山海經》裏幾乎每一座神山上都有黃帝)，說明孔子追索華夏文明史的源頭，從黃帝時代研究起，這是多麽了不起。
 
34孔子的“升堂”弟子很多，“入室”弟子隻有七位：顏回、子貢、曾子、子夏、子張、子遊、宰我。孔子幾乎所有的重大理論問題，都隻與這七位“入室”弟子談論，因為一般“升堂”弟子聽不懂。
 
35詳見吳天明：《論語本意·堯曰篇》，商務印書館，2019年。
 
36據《左傳·哀公八年》，有若跟著孔子讀書時，還是魯國鄉學的學生，這很特殊。孔子弟子大多是鄉學畢業生。傳世文獻沒有孔子教弟子文字音韻訓詁的任何證據，說明他隻講義理，而義理之學本是國學高年級的課程。可見弟子進入孔子帳下之前，就都是一代才俊，故魯人稱鄉學學生為“國士”。
 
37太史公大量引用孔子的長篇大論《五帝德篇》寫作《五帝本紀》，這是漢初之事，也極其少見。
 
38漢初學者匯編古書時，頗有搶救古代文獻、傳承古代文化之意，所以無論文章長短，是否淺近，連極其難讀的《夏小正》，也都一律收錄。
 
39打壓孔學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把孔子的世俗政治儒學與古老的宗教政治儒學混為一談。例如《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晏子反對齊景公重用孔子，主要理由就是，孔子主張厚葬久喪，禮儀複雜，於事無補。
 
40詳見《論語·裏仁篇》4·15、《雍也篇》6·30、《衛靈公篇》15·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