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皆史料”？胡適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解釋之失

作者：秦行國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六月二十日戊寅

          耶穌2021年7月29日

1922年，胡適撰成《章實齋先生年譜》，梁啟超對此書(shu) 評價(jia) 頗高，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言“胡適之之《實齋譜》，不惟能擷譜主學術之綱要，吾尚嫌其未盡，並及時代思潮，凡此諸作，皆近代學術界一盛飾也”。梁氏如此溢美，可見《章實齋先生年譜》在當時聲譽甚隆。在《章實齋先生年譜》中，胡適對清代學者章學誠所提的“六經皆史”之論進行了一番解釋，將之理解成“六經皆史料”，胡適緣何作如此理解？是否偏離了章學誠的本旨？

胡適

六經皆史料

胡適在書(shu) 中談到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時，他言“我們(men) 必須懂得，‘盈天地之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條子目”“其實先生（章學誠）的本意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先生的主張以為(wei) 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為(wei) 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jia) 值”“以子集兩(liang) 部推之，則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隻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胡適的話很明確，他認為(wei) 章學誠所說的“一切著作皆史”不過是“一切著作都是史料”，既然如此，那麽(me) 六經亦包含在這“一切著作”之內(nei) ，故而章學誠所謂的“六經皆史”在胡適這裏自然可以理解成“六經皆史料”。

十分湊巧的是，胡適此時正在倡導整理國故運動。1919年，胡適撰寫(xie) 《新思潮的意義(yi) 》一文，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是他首次提到“整理國故”這一概念，為(wei) 整理國故運動之肇端。1922年，他在東(dong) 南大學的演講中，講到“研究國故的方法”時，提及章學誠：

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yu) 國故，沒有研究興(xing) 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曆史的觀念。我們(men) 看舊書(shu) ，可當他做曆史看。清乾隆時，有個(ge) 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yi) 》，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言之，一切舊書(shu) 、古書(shu) 都是史也。本來曆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興(xing) 趣。

胡適再次強調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進一步表示“一切舊書(shu) 、古書(shu) 都是史也”，要以曆史的觀念來看舊書(shu) 。1923年，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文中說：

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men) 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wei) 國學……所以我們(men) 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門戶成見，拿曆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曆史文化，便可以把一切狹隘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

胡適將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通稱為(wei) 國故，並且要“拿曆史的眼光”加以研究，這些學問中自然也包括了六經。他進一步說：

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係統研究要以此為(wei) 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個(ge) 大方向走，隻有這個(ge) 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

也就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研究中國過去的學問不過是“整統一切材料”，胡適的這番理解儼(yan) 然與(yu) 其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理解是高度契合的。

章學誠

在對《詩經》的理解上，胡適一以貫之，亦將之視為(wei) 研究曆史的材料。1925年，胡適在武昌大學（後並為(wei) 武漢大學）演講《詩經》時稱：

《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cong) 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men) 現在要打破這個(ge) 觀念；假如這個(ge) 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wei) 《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hui) 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wan) 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

顯然，胡適要去經典化、神聖化，隻是將《詩經》作為(wei) 社會(hui) 史、政治史抑或文化史的曆史材料。胡適之所以將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提法演繹成“六經皆史料”，與(yu) 其發動整理國故之事是密切相連的，甚至可以作如此理解，胡適欲借章學誠之口為(wei) 整理國故運動振臂疾呼、搖旗呐喊。

胡適的支持者與(yu) 批評者

胡適“六經皆史料”的提法在當時是有不少知音的。1923年，梁啟超在東(dong) 南大學的演講中指出：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ye) 。這部分事業(ye) 最浩博最繁難又且最有趣的，便是曆史，我們(men) 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事，方誌，譜牒，以及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shu) 館也容不下，拿曆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shu) 而已，一切古書(shu) ，有許多人見為(wei) 無用者，拿他當曆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讚成；但從(cong) 曆史家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

梁啟超對胡適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深表讚許，他的看法與(yu) 胡適是一樣的，即強調拿曆史家的眼光看以往之一切史料，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亦是“六經皆史料”。

胡適的高足顧頡剛則頗得其遺韻，他視經學的材料為(wei) 曆史的材料：

我始終認清一個(ge) 目標，知道他們(men) 治經的任務不是要延長經學的壽命，乃是正要促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men) 以後沒有經學，而把經學的材料悉數變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

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理解與(yu) 胡適一樣，將六經視為(wei) 學問的材料，研究經學隻是考古，不是希聖：

自從(cong) 清代的樸學施下了實地的功夫，考究一番，始曉得“垂教萬(wan) 世的經書(shu) ”乃是“一代典章的史書(shu) ”，然是部史書(shu) ，則所做疏解、考證的功夫當然與(yu) 史學無異。章學誠處此潮流，奮其裁斷，所以說“六經皆史”“集六經之大成者不在孔子，而在周公”。看六經是學問的材料，不拿學問當做六經的臣仆。拿從(cong) 前對於(yu) 經學的界說根本撤消，做經學的人隻是考古，並非希聖，說得明明白白。

梁啟超、顧頡剛都不約而同地將六經視為(wei) 研究曆史的材料，這與(yu) 胡適對“六經皆史”的解釋完全一致。按照他們(men) 的思路，既然是史料，六經成了過去之物，隻是作為(wei) 整理、研究的對象罷了。

胡適將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說法解釋為(wei) “六經皆史料”，亦遭致了時人的批評。錢玄同在1922年的日記中就回應了胡適所提的這一問題：

適之據章氏《報孫淵如書(shu) 》中“六經特聖人取此種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數語，謂“六經皆史”是說“六經皆史料”。此說我不以為(wei) 然，不但有增字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義(yi) 》全書(shu) 都不相合。

錢氏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胡適“六經皆史料”說的不然，乃“有增字解釋之失”，跟章學誠《文史通義(yi) 》全書(shu) 並不相合，錢玄同接著說“章實齋決(jue) 非‘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製，因為(wei) 他要‘方誌立三書(shu) ’，因托‘誌’於(yu) 《尚書(shu) 》、《春秋》，托‘掌故’於(yu) 《禮》，托‘文征’於(yu) 《詩》耳”。錢氏的意思是，章學誠所言的“六經皆史”並不是胡適所言的史料，而是充滿了寄托，實則是蘊藏著經世之意。

梁啟超的弟子姚名達，在為(wei) 胡適訂補《章實齋先生年譜》時，亦表達了其不滿：

若以今語譯之，則實齋所謂比類之書(shu) ，正吾人所謂史料。史雖不離於(yu) 史料，而史料終不可以史學之稱。而胡適之先生著實齋年譜，釋實齋“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一語，為(wei) “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則於(yu) 史學、史料之分際尚未能深察。讀古人書(shu) ，心知其意，古若是其易易也哉？

姚名達將史學、史料分開，史學不離史料，而史料並不能完全代表史學，批評胡適未能將兩(liang) 者深察，他言“其意以為(wei) 史之所載，皆人事之實跡，古來之法存焉，道寓於(yu) 法，非有二也，道法存於(yu) 史，非史載之外別有道法也”，姚氏覺得史中有道法。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文中則說：

此四字（六經皆史）中的這個(ge) 史字，我們(men) 近代學者如梁任公，如胡適之，都看錯了。他們(men) 都很看中實齋，但他們(men) 對實齋所說的“六經皆史”這一個(ge) “史”字，都看不正。梁任公曾說，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hui) 經濟或其他情況。這豈是章實齋立說之原意？章實齋所謂《文史通義(yi) 》裏所謂的“六經皆史”，這個(ge) “史”字，明明有一個(ge) 講法，即在《文史通義(yi) 》裏就特寫(xie) 一篇文章名《史釋》，正是來解釋這個(ge) “史”字，並不像我們(men) 近人梁、胡諸氏之所說。

錢穆批評梁啟超、胡適對“六經皆史”的看法，並且引用《文史通義(yi) 》中《史釋》加以駁斥，他繼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同經致用，施之政事”。錢穆從(cong) 經世的角度來理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這與(yu) 胡適“六經皆史料”的說法截然異趣。

錢玄同、錢穆都從(cong) 經世的角度來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亦即六經是可以資於(yu) 世用的。而姚名達則從(cong) 史學的角度來看“六經皆史”，以為(wei) 史中有道、有法，二者實則可以歸為(wei) 一類，即六經不是史料，能與(yu) 人事發生關(guan) 聯，具有其內(nei) 在的價(jia) 值。

胡適解釋的偏離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之論草創於(yu) 1788年。此年，他在給孫星衍的信中言：“愚之所見，以為(wei) 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持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爾後，章學誠在《文史通義(yi) ·易教上》正式提出：“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學誠的這兩(liang) 段文字十分洗練，要理解“六經皆史”，我們(men) 先要理解章學誠眼中“史”的意義(yi)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yi) ·史釋》中專(zhuan) 門對“史”做了一番解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yu) 內(nei) 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yi) 乎？曰：無異義(yi) 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shu) 役者，今之所謂書(shu) 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wei) 之，所掌圖書(shu) 、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nei) 閣六科、翰林中書(shu) 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yi) 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章學誠對《周禮》中“史”的觀念加以梳理，很明顯，在他眼中的“史”乃職官之史，而守掌故，“以法存先王之道”，其落腳點在於(yu) 道。他在《記與(yu) 戴東(dong) 原論修誌》一文中繼續論述“六經皆史”：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shu) 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存有司，君子不以是為(wei) 瑣瑣也。道不明而爭(zheng) 於(yu) 器，實不足而競於(yu) 文，其弊與(yu) 空言製勝華辯傷(shang) 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

從(cong) 章氏這段言辭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典章事實是器，非常重要，可以“即器而明道”。他進一步表示，六經亦皆器，他在《文史通義(yi) ·原道》中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shu) 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為(wei) 書(shu) ，所以開物成務，掌於(yu) 《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yu) 掌故矣。《書(shu) 》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le) 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shu) 》六藝，未嚐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為(wei) 儒學一門，而專(zhuan) 稱為(wei) 載道之書(shu) 者。

章氏強調“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此與(yu) 其“即器而明道”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同時又不能“道不明而爭(zheng) 於(yu) 器”，對於(yu) 史而言，不能安於(yu) 掌故，他在《文史通義(yi) ·言公》中說：

《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jin) 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yu) 掌故，僅(jin) 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

章氏指出“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yu) 掌故，僅(jin) 求事文之末也”，也就說史家著作中蘊藏褒貶，並非掌故，而要明其中之意。

要之，我們(men) 可以這樣理解章學誠所謂的“六經皆史”，乃是六經皆自史出，史守先王之政典，以此存先王之道，史不僅(jin) 要守史職，還要明史意、存史道。胡適將“六經皆史”解釋成“六經皆史料”，明顯偏離了章氏的本旨，不僅(jin) 沒有注意到史職，更將史意、史道完全淹沒了。我們(men) 一方麵要理解胡適將章學誠抬出來的本意，是為(wei) 了發動整理國故運動，遂將“六經皆史”加以演繹、引申，另一方麵亦要理解胡適對“六經皆史”解釋的偏離之處。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