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曆史的一朝終結：科舉(ju) 造就士人和士議傾(qing) 覆科舉(ju)

作者：楊國強

來源：《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1年第3期

摘    要：自隋唐之後的一千三百多年裏，科舉(ju) 製度因“憑文而取”不能知人而久被非議；明清兩(liang) 朝的五百多年間，又因化四書(shu) 為(wei) 時文的八股取士而更多了一重“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的非議。然而以曆史說由來，則“憑文而取”生成於(yu) 糾選舉(ju) 之“相率為(wei) 偽(wei) ”的過程之中，立意在於(yu) 維持公平；四書(shu) 化為(wei) 時文，是取士的同時又在借利祿之途以助成一世教化，立意在於(yu) 納天下人心於(yu) “義(yi) 理之域”。兩(liang) 頭的矛盾說明，其久被非議的弊端與(yu) 其產(chan) 生和存在的曆史理由同出於(yu) 一個(ge) 源頭，因此千年之間，科舉(ju) 製度的延續和非科舉(ju) 的論說便長久地共存於(yu) 一個(ge) 一個(ge) 王朝的興(xing) 衰起落之間，成為(wei) 一種恒定不變的曆史現象。自19世紀中葉開始，中西交衝(chong) 於(yu) 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後是中國人為(wei) 回應西人的逼來而審視西人，因審視西人而對比中西，因對比中西而變法圖強。這個(ge) 過程引來西人的“新學新藝”說富說強，直接衝(chong) 擊了中國的義(yi) 理之學，其推論演繹又最終歸咎於(yu) 科舉(ju) 取士的不能應對世變。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種非科舉(ju) 的理路，這種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裏非議科舉(ju) 的舊道理，卻能夠與(yu) 時勢的危迫交相呼應而合為(wei) 朝野共鳴，並匆迫地促成了興(xing) 學堂，停科舉(ju) 。當日的匆迫改變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又為(wei) 後來的曆史留下了種種矛盾。時人謂之“世事原隨士議遷，眼前推倒三千年”。

關(guan) 鍵詞：科舉(ju) 製度；士人；士議；變法；學堂；

作者簡介：楊國強，華東(dong) 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一 科舉(ju) 製度的內(nei) 在偏失及其延續千年的曆史理由

光緒三十一年（1905），朝旨以“方今時局多艱，儲(chu) 才為(wei) 急”對比“東(dong) 西洋各國富強之效”的“無不本於(yu) 學堂”，明示彼邦興(xing) 盛的因果厘然和中國人的取法所在。而後是科舉(ju) 既被置於(yu) 這種簡捷明了的推論之中，便不能不為(wei) “推廣學堂”讓路，於(yu) 是而有“著即自丙午科為(wei) 始，所有鄉(xiang) 會(hui) 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一律停止”【1】的一朝了斷。曆時一千三百餘(yu) 年的科舉(ju) 製度遂因一紙詔書(shu) 而止。然而在詔書(shu) 之前已經發生，並直接催生了詔書(shu) 的，則是中西交衝(chong) 下的數十年世局劇變和士議橫恣，及其交相振蕩衝(chong) 擊製藝和科舉(ju) 的曆史過程。若由此朝前追溯，則還有更加長遠的一段曆史過程。

科舉(ju) 製度起於(yu) 隋唐，之後穿越一個(ge) 一個(ge) 王朝的盛衰起落而成為(wei) 一種恒定的存在，從(cong) 而恒定地為(wei) 中國人築成了一個(ge) 以此選官取士的漫長時代。但在這個(ge) 漫長的時代裏，作為(wei) 製度的科舉(ju) 又常常要麵對朝野之間的疑議、異議和非議，其自身也因此而在一代一代士人中成了久被關(guan) 注又久被論說的題目。生當鹹同之間的福格留心掌故，曾作《聽雨叢(cong) 談》一書(shu) ，在一千二百多年之後概述“科目”之由來和是非：

若付主司憑文取人，命之曰進士，則始於(yu) 隋唐之世也。然其科目甚多，非必靳靳一局，猶存吾黨(dang) 四科之意。才氣肆瞻者，有身言書(shu) 判科；野處岩棲者，有樂(le) 道不仕科。其專(zhuan) 主於(yu) 章句者，惟進士一科耳。進士之科，始於(yu) 隋煬帝大業(ye) 二年，至唐之時，已有浮靡無用之論。宋世因之。司馬光複有請設十科取士之法，亦未專(zhuan) 重於(yu) 章句。其專(zhuan) 重進士，專(zhuan) 以王氏之八比文取人才者，實自勝國成化之世為(wei) 始，數百年來，士夫非科目不能進身，非八股文不能科目，苟有班馬之才，孫吳之略，不由八股之學，則群相詆訕，斥為(wei) 麤官，轉成終身之辱。是以士自束發訖於(yu) 成名，隻須習(xi) 熟講章，摹擬墨套，此外不須一涉。且防誤入子書(shu) 一詞，致成疵累，雖有世家大族，芸編插架，隻作陳設，與(yu) 鼎彝瓷石，同為(wei) 美觀，相戒毋敢寓目。一旦得誌成名，以為(wei) 讀書(shu) 之事畢矣。王應麟為(wei) 宋末大儒，嚐言“習(xi) 舉(ju) 業(ye) 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漫不加省。非國家之所望於(yu) 儒生也”。在宋末舉(ju) 業(ye) 已如此，況後之以八比為(wei) 舉(ju) 業(ye) 者也。黃南雷曰“流俗之倫(lun) ，雖穿穴經傳(chuan) ，形灰心死至於(yu) 君盡者矣。苟不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乃大有事”。卓者斯言，可以深慨也。

之後由隋唐宋明論及有清一代，敘述其間的前後變遷說：“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時舉(ju) 時停，深恐習(xi) 染虛浮，不崇實學。雖翰林學士，不必盡由科目陟階。而其時人材蔚然，實有偉(wei) 器，即漢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輩，亦何愧於(yu) 八比之士。且文物之盛，盛於(yu) 製科，製科之盛，盛於(yu) 數布衣、例監而已。乾嘉以來，士風漸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職亦不能更以他途進身。斯所以八股之學益專(zhuan) ，博涉之誌益替。”【2】其概述之中同時又表達了明顯的褒貶。雖說這種評議科舉(ju) 的概述未必具有十足的曆史準確性，但卻大體(ti) 真實地寫(xie) 照了科舉(ju) 製度自身曆經的演變，以及不同時代的人物從(cong) 反麵著眼對於(yu) 科舉(ju) 製度的思考和質疑。由這一麵所派生的論爭(zheng) ，形成了與(yu) 科舉(ju) 製度同樣漫長的一種曆史。

科舉(ju) 起於(yu) 隋唐，而對於(yu) 科舉(ju) 的指摘，也在同一個(ge) 時候與(yu) 之相隨而起。出自其間而富有代表性的，是唐人賈至所作的《條議科舉(ju) 狀》，以為(wei) “今試學者，以帖字為(wei) 精通，而不糾旨意；校文者以聲病為(wei) 是非，而但擇浮豔。上采其教，下承其流，依風波蕩，不知底止。忠信陵替，恥尚失所，末學馳騁，儒道不舉(ju) ，凡此四者，皆由取士之失”【3】。由“不糾旨意”和“但擇浮豔”而致“忠信陵替，恥尚失所”，陳述的是唐代試士重詩賦，遂使文辭與(yu) 義(yi) 理之間的輕重因科舉(ju) 而被倒置。之後由隋唐至宋代，已是取士的製度屢經增益而章法大備，並且“聖朝廣開科舉(ju) 之門”，而後“人人皆有覬覦之心”【4】，規模尤比前代更廣。然而與(yu) 之同時出現的，則又是時人以心中的理想作對照，申論科舉(ju) 之弊端的各見所見。蔡襄說：

擇官在於(yu) 取士。今之取士，所謂製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經者，誦史經而對題義(yi) 者也。【5】

司馬光說：

竊以為(wei) 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wei) 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zhuan) 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6】

朱熹說：

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隻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然。禮官不識禮，樂(le) 官不識樂(le) ，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隻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性道藝可為(wei) 表率，仁義(yi) 禮智從(cong) 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wei) 之奈何。【7】

他們(men) 說的都是取士之本義(yi) 在於(yu) 選人，但科舉(ju) 既憑文字定取去，則自一麵而言，是具體(ti) 的人和真實的人都已為(wei) 文字所遮蔽；自另一麵而言，是本屬一藝的文字，又因此而在世人眼中已移為(wei) 重心和要目。與(yu) 隋唐科舉(ju) 並不提防主試一方與(yu) 被試一方的彼此往來相比，宋代科舉(ju) 的章法大備，則尤以“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8】，在主試的考官與(yu) 應試的士人之間嚴(yan) 立隔絕為(wei) 要端。隨之是隔絕之下，“皆取文辭”和“不問其能”都成了不得不然。葉適曾總括而謂之曰“用科舉(ju) 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9】，指述的正是這種文與(yu) 人之間的不相對等和法與(yu) 人之間的重重隔閡。迨時移勢遷之後，明人別開一局，立八股為(wei) 文體(ti) 而定四書(shu) 為(wei) 範圍，之後清承明製而一脈相沿。由此帶來的是明清五百餘(yu) 年裏科舉(ju) 取士之法再變，士議之評說科舉(ju) 也再變。

由於(yu) 清人在明代二百數十年之後，又在隋唐一千年之後，以眼光而論，便更多了一種縱觀審視的深度和寬度，因此清人以一千年積留的利弊說科舉(ju) ，以二百數十年積留的利弊說八股，由此產(chan) 出的異議和非議都遠多於(yu) 前代。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曆經明清之交的天崩地坼之後，從(cong) 天崩地坼中走出來的一代士人各自省思，對於(yu) 科舉(ju) 製度的深究鞫詰。黃宗羲說“取士之弊，至今日製科而極矣”：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yan) ；今之取士也嚴(yan) ，其用士也寬。古者鄉(xiang) 舉(ju) 裏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yu) 不知。降而唐宋，其為(wei) 科目不一，士不得與(yu) 於(yu) 此，尚可轉而從(cong) 事於(yu) 彼，是其取之之寬也。

然後詳論之曰：“王製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le) 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yu)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yu) 之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韓退之三試於(yu) 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yan) 也。”他歸結此中之要義(yi) 為(wei) “寬於(yu) 取則無枉才，嚴(yan) 於(yu) 用則少倖進”，以對比他身在其中而熟視已久的“今也不然”：

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ju) 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yan) 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yu) 侍從(cong) ，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wei) 鄉(xiang) 貢者，終身不複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yan) 於(yu) 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yu) 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10】

“豪傑之死丘壑者多矣”是一種推想，“在位者多不得其人”是一種判斷。這些話出自《明夷待訪錄》，而《明夷待訪錄》的立意在於(yu) “思複三代之治”【10】。所以，比之唐人議唐代科舉(ju) 和宋人議宋代科舉(ju) ，黃宗羲對明代“製科”的訾議，其匹比的尺度更迂遠，也更多儒學的理想主義(yi) 。以此論明代的科舉(ju) 和明代的學術，便但見“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zhuan) 注於(yu) 場屋之業(ye) ”【11】，遂成其“舉(ju) 業(ye) 盛而聖學亡”的一派顛倒。【11】

與(yu) 他同屬一個(ge) 時代的顧炎武同樣訾議科舉(ju) ，並且論說愈富廣度，下筆也愈見銳利。但就個(ge) 人的識知和關(guan) 注而言，其痛楚又尤在立八股為(wei) 文體(ti) ，定四書(shu) 為(wei) 範圍的時文，其深詆也尤在科舉(ju) 以時文取士和以時文造士：

國家之所以取用生員，而考之以經義(yi) 、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shu) 坊所刻之義(yi) 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yu) 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yu) 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wei) 人生之所以為(wei) 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於(yu) 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12】

這段文字著力抉發時文之害，並以此為(wei) 前朝亡於(yu) “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的結局說因果，其理路同黃宗羲由製科之弊演繹出“豪傑”的“老死丘壑”，並以此與(yu) “在位者多不得其人”相對舉(ju) 一樣，都是一種跨度太大而無從(cong) 實證的推導。但身在明清嬗遞之際而由今時返視往昔，那一代人抱身世家國之痛論時論世，其思想視野便很容易以著眼於(yu) 大處為(wei) 共有的普遍性，並因此而多能擅用廣申博引，把選定的問題推導到遠處和深處。所以，同在這種思想視野之中，當日顏元評說時文與(yu) 顧炎武理路相似，其推導之既深且遠也與(yu) 顧炎武相似：

法弊滌弊，則法常行；弊生變法，則法即弊。如棄選舉(ju) 取八股，將率天下賢愚而八股矣。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yu) 焚坑。【13】

與(yu) 一朝之興(xing) 亡相比，“焚坑”已是舉(ju) 秦皇為(wei) 比方，極言其摧鋤斯文而使天下無學，顯然罪過更深而且禍害更大。與(yu) 前代人的疑議和異議相比，見之於(yu) 此日的這些言之滔滔說明：在科舉(ju) 製度曆時一千多年之後，自清初的士人看明代的取士之法，顯然是“專(zhuan) 尚文辭”以取人的舊弊之外，又多了一重以八股為(wei) 製藝的新弊。

清代承接了一千多年的科舉(ju) 製度，也承接了明代二百數十年的以八股為(wei) 製藝。因此，清初那一代人注目的問題和留下的思考，便同樣成了此後二百六十多年裏士林中人的省視之所在和議論之所在。顏元之後八十年，生當乾隆一朝的袁枚說：

自時文興(xing) ，製科立，《大全》頒，尊之者貴，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兩(liang) 病焉，庸庸者習(xi) 常隸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yu) 宋儒，則亦有分矣。【14】

他由時文而牽及宋儒和“尊宋儒者”，則其意中所不能消受的，大端尤不在時文立八股為(wei) 文體(ti) ，而在時文定四書(shu) 為(wei) 範圍，並以《四書(shu) 大全》為(wei) 法式；遂使四書(shu) 和宋儒都化作“功令”，成了“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的東(dong) 西。這一套道理因非議時文而能與(yu) 前人相印合，但非議時文而專(zhuan) 以“尊宋儒者”為(wei) 對手，又明白地反映了其時正在發生的漢學駸駸乎而起和宋學在久盛之後的趨於(yu) 落勢，以及盛衰影響之下，士林取向的轉變與(yu) 朝廷“功令”之間的不相對稱。清人之評說科舉(ju) ，也因之而多了一重隨學術變遷而來的理據和準尺。至道光初年，龔自珍作《擬厘正五事書(shu) 》說：“今世科場之文，萬(wan) 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shu) 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yu) 四書(shu) 文，數萬(wan) 輩矣。”而“五百年”和“數萬(wan) 輩”積為(wei) “既窮既極”，此日已不能不“改功令，以收真才”【15】。他所引為(wei) 大病的，是八股文體(ti) 懸罩之下，取士選士的良莠難分，一片混沌。此後三十多年，曾國藩作《武昌張府君墓表》說：“自製科以《四書(shu) 》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並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而“士之蓄德而不苟於(yu) 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16】？他是一個(ge) 做過理學功夫的人，但以“四書(shu) 文”稱時文而深加指摘，其意中所不滿的，又尤在於(yu) 四書(shu) 與(yu) 時文的合為(wei) 一體(ti) 。四書(shu) 尚義(yi) 理，以此為(wei) 對比，則“瑣瑣者之繩尺”和“其道固已隘矣”，說的都是義(yi) 理之不複成為(wei) 義(yi) 理。與(yu) 他們(men) 立意相近的，還有生於(yu) 嘉慶中葉，之後曆經道、鹹、同、光四朝的陳澧。他曾作《科場議》三篇，以“文章之弊，至時文而極；時文之弊，至今日而極”作統而論之，然後解說其所以為(wei) “極”曰：“時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語氣，不能引秦漢以後之書(shu) ，不能引秦漢以後之事，於(yu) 是為(wei) 時文者，皆不讀書(shu) 。凡諸經先儒之注疏，諸史治亂(luan) 興(xing) 亡之事跡，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職，此一弊也。破題、承題、起講、提比、中比、後比，從(cong) 古文章無此體(ti) 格，而妄立名目，私相沿襲，心思耳目，束縛既久，錮蔽既深，凡駢散文字詩賦，皆不能為(wei) ，此又一弊也。”兩(liang) 者之中，又是“前之弊大，後之弊小”【17】。相比於(yu) “後之弊”猶是一種文章之弊，則“前之弊大”由“代古人語氣”而來，指的是時文試士，題目取自四書(shu) 而程式則在代聖賢立言。但以時序而論，四書(shu) 範圍之內(nei) 的聖賢皆屬秦漢以前的人物，因此取士的時文同時又像是在劃定一種知識界限，使跟著走的士人無須用功夫於(yu) 秦漢之後二千多年裏學問中的諸經注疏、人世間的治亂(luan) 興(xing) 亡，由此形成的矛盾是：科舉(ju) 製度用考試選官，其間立為(wei) 準尺以區分高低優(you) 劣的，應當是文化和知識的程度。然而“為(wei) 時文者，皆不讀書(shu) ”，又說明時文取士之所選，以及因其所選而化為(wei) 所造，實際上更容易催生和助長的，卻是既不通經又不知史，知識偏枯不全的人物。所以，他以此為(wei) 時文之大弊，著眼處顯然在天下士人的造就和被造就。

從(cong) 17世紀到19世紀，這一類出自士林的評說、論斷、疵議、詰問連為(wei) 前後相繼，一路貫穿於(yu) 清代二百多年之間。而論其指向，大半都集矢於(yu) 時文。以此為(wei) 對比，則乾隆年間舒赫德奏疏議科舉(ju) ，則不僅(jin) 詆斥時文，而且由此直入，深而論之，已經觸到了科舉(ju) 製度本身：

科舉(ju) 之製，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jiao) 幸日眾(zhong) 。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wei) 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yu) 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為(wei) 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yu) ，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wei) 之而有餘(yu) ，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於(yu) 心術之邪正，今之僥(jiao) 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18】

他說的都是“憑文而取”的不足以識人和得人，就其所持的理路而言，顯然更接近於(yu) 唐人議科舉(ju) 和宋人議科舉(ju) 。而“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又以其更加徹底的推導，把這種理路引入了廟堂的廷議之中。與(yu) 起自廟堂以外的士人各作議論相比，便尤其引人注目。

清人指抉科舉(ju) 之弊，多由“八股”“時文”“科場之文”“四書(shu) 文”起講，反映的是明清五百年科舉(ju) 因別立製藝而別生弊端，他們(men) 注目的時病不盡全同於(yu) 前代，他們(men) 筆下的論旨也不盡全同於(yu) 前代。因此，同在這個(ge) 過程之中，舒赫德以“科舉(ju) 之製”為(wei) “已非良法”，由此起講而重“製”重“法”，其橫掃的範圍便自始即已越出時文而觸到了科舉(ju) 製度本身，又說明清人看明清五百年科舉(ju) 製度，也會(hui) 有前此一千多年裏曾經出現過的反麵立論和全盤否定，並因此而與(yu) 前代的評說構成了一種思想上的連貫。明清之間非議八股試士，對應的主張常常是以“勒之以論策”【19】為(wei) 當然；唐宋以來非議科舉(ju) 製度，對應的主張常常是以“辟舉(ju) 之法”【20】為(wei) 當然。非議科舉(ju) 製度和非議八股試士，都是傾(qing) 力在為(wei) 當世指陳病象，所以其各自立論而所見略同，常常能因真實而見深刻。但就“論策”和“辟舉(ju) ”在隋唐之前久已有之而言，其舍此取彼之際其實是在回歸；然而就曆史中的來龍去脈而言，是科舉(ju) 本自起於(yu) 為(wei) 辟舉(ju) 糾弊，並在其一路演變中自然淘汰了策論而言，則回歸所指向的猶是舊日老路，其中的利與(yu) 害仍然無從(cong) 確定而不可測度。因此，當日張廷玉奉旨“議複”舒赫德的奏疏，正是由追溯古今之法的前一種弊端與(yu) 後一種弊端之消長起伏，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因時而變和不得不變，以說明今世之弊的難以用古法了事：

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yu) 學，漢以後出於(yu) 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yu) 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yu) 科舉(ju) 。科舉(ju) 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yu) 時藝。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複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yu) 一人之口，至於(yu) 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雲(yun)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ju) 之弊，詩賦隻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zhuan) 事記誦，而文義(yi) 不通。唐趙匡舉(ju) 所謂習(xi) 非所用，所用非所習(xi) ，當官少稱職之吏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舒赫德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

“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說的是二千多年來，時當舊法成弊，則不得不別立新法，而後是除弊的新法一經展布，其自身又會(hui) 為(wei) 這個(ge) 世界帶來另一種弊。在這種曆史留下的事實裏，沒有一種“取士之法”是“無弊”的。因此，“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於(yu) 知人，知人之道在於(yu) 責實。蓋能責實，則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材自可奮興(xing) 。若謂務循名，則雖高言複古，而法立弊生，於(yu) 造士終無裨益”。他和舒赫德一樣看到了其時的科舉(ju) 之弊，但與(yu) 舒赫德不同的是，其意中的科舉(ju) 之弊既不全是因法而生弊，也不都能用變法來消彌。是以“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其間的矛盾在於(yu) ：

必若變今之法，行古之製，則將治宮室，養(yang) 遊士，百裏之內(nei) 置官立師，獄訟聽於(yu) 是，軍(jun) 旅謀於(yu) 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無乃徒為(wei) 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xing) 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美名；興(xing) 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wei) 偽(wei) ，其弊尤繁。甚至藉此虛名以幹進取，及乎蒞官以後，盡反所為(wei) ，至庸人之不若。

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策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嚐盡廢；至於(yu) 口問經義(yi) ，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恬者，則又僅(jin) 可以資誦習(xi) ，而於(yu) 文義(yi) 多致麵牆。其餘(yu) 若三傳(chuan) 科、史科之法、書(shu) 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放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

然則就前一種變法之不可以行和後一種變法的更加紛亂(luan) 而言，相為(wei) 權度，“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wei) 得也”。他相信“責實”比變法更能起此日的科舉(ju) 之衰，“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yu) 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jue) 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此，而衡品論人，初不由此”【21】。

舒赫德的“陳奏”，重心在於(yu) “科舉(ju) 之製”的“弊端百出”，張廷玉則言之更深地說明：作為(wei) 取士之法，科舉(ju) 取士所能夠做到的其實是有限的。這是製度的設定和製度的限定。因此，“立法取士不過如此，而衡品論人，初不由此”，又說明：一千年來的訾議科舉(ju) 和四百年裏的訾議時文，其間最終歸結於(yu) “賢愚能否”的各色弊相，背後的原因實際上常常在立法取士所能達到的限度之外。“不過如此”寫(xie) 出了科舉(ju) 的本來麵目，從(cong) 而在指為(wei) 弊端那一麵之外，還維護了科舉(ju) 製度本有的合理一麵。這種對於(yu) 科舉(ju) 製度合理一麵的闡述，曾是清代士議中同樣引人注目的一麵。是以在張廷玉之前，侯方域已取義(yi) 於(yu) 同樣的道理論說養(yang) 士和取士之要，“尤在勿以文藝為(wei) 浮華，而以德行為(wei) 借口，蓋其所可飾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以此“可飾”和“不可飾”分人物之等類，則“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之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也”。在他所看到的真實的士人世界裏，是“天下固有文字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所以，“道德發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其遺文學也。且有人於(yu) 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無論其實不長者，即果然矣，亦不過市井之願，耰鋤之老耳”【22】。其言之明了，主旨都是申述“憑文而取”的事之必有和理所當然。在張廷玉之後，又有朱克敬說：“今世學者多以時藝為(wei) 小道，夫時藝之視古文，誠有莛楹之別，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則可，有政教之責者不當言也。有明以來，以此取士，一代之公卿大夫，名臣循吏，皆由此出，烏(wu) 可目為(wei) 小道而不講乎？且朝廷所以懸此取士者，非真謂時藝能得人，而攻時藝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任事者必有專(zhuan) 精之誌，強固之氣，又明於(yu) 聖人之理，詳於(yu) 先王之製度文為(wei) ，然後充之以閱曆，施展其才能，而後能泛應不窮也”。而“應科目者，其誌氣期於(yu) 必得，而又求理於(yu) 四子，考名物於(yu) 六經，苟如是矣，授之以官，使之閱曆而施展焉，雖不中不遠矣”【23】。其言之明了，主旨都是申述時文取士的命意並不止乎選官，而尤其在於(yu) 用儒學選官。侯方域著重說“憑文而取”的理由，朱克敬著重說時文試士的理由。兩(liang) 者之所論都在張廷玉統括而言之的“不過如此”之中，但兩(liang) 者都以各自的義(yi) 理通達，為(wei) “不過如此”說明了道理之所在，即價(jia) 值之所在。

作為(wei) 取士之法，科舉(ju) 選人的準確程度是有限的。然而在一路延續的漫長過程之中，科舉(ju) 製度又以籠罩之廣和鍥入之深而成為(wei) 一種牽匯萬(wan) 端的社會(hui) 存在，實際上已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取士之法了。時至明清兩(liang) 代的五百餘(yu) 年裏尤其如此。道鹹之間，邵懿辰曾由取士之法的前後變遷而論及儒學的入於(yu) 世道人心，言之尤為(wei) 詳明：

三代以下道義(yi) 功利離而為(wei) 二，而猶幸道義(yi) 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詩書(shu) 禮，翼讚周易，因魯史成春秋，其後群弟子相與(yu) 撰次其言辭行跡為(wei) 論語，而又各以意推衍為(wei) 大學中庸七篇之書(shu) ，經火於(yu) 秦，論語伏於(yu) 屋壁，大學中庸泊於(yu) 戴記，而七篇夷於(yu) 諸子。豈經書(shu) 之藏顯固有時，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

孔子之教形成文字著述之後，曾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並不彰顯。而使儒學從(cong) “夷於(yu) 諸子”裏走出來，並曆久彌新地四布天下的，是一代一代的取士之法。就其事實，這又是一個(ge) 以功利成就道義(yi) 的過程：

漢武帝始以英傑之才崇向儒術，用孔子六經收召當世賢良俊茂之士，其後遂為(wei) 成格。而史遷讀功令乃至廢書(shu) 而歎；班固繼譏之，以謂儒道所由，廣祿利之途然耳。明太祖既一海內(nei) ，與(yu) 其佐劉基以四子書(shu) 章義(yi) 試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於(yu) 今。議者又謂以排偶之文汩傳(chuan) 疏之體(ti) ，束發小生哆口執筆代聖人立言，為(wei) 侮聖傷(shang) 道之大者。

由於(yu) 取之以道義(yi) 而獎之以利祿，出自道義(yi) 一麵的譏議便始終與(yu) 這個(ge) 過程相伴隨，而明清五百年之間的“議者”又愈見後來居上的高亢。但邵懿辰更多曆史主義(yi) 的平情說理，因此能夠以另一種眼光看待其“不得已而為(wei) 此製，蓋亦阨於(yu) 世變”的因果相隨，並進而越出選官取士的範圍，更富廣度地論述這種“道義(yi) 得附功利而存”的取士之法，以見“其為(wei) 效亦有以陰福天下後世而人不知”的實際影響和深層意義(yi) ：

秦漢迄元明至今二千餘(yu) 年之久，田不井，學不興(xing) ，聖君賢宰不間出。苟無孔子之六經，與(yu) 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書(shu) 在天壤之間，與(yu) 飲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則夫乾坤幾何而不毀壞，人類幾何而不絕滅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賞之所趨，故雖遐陬辟壤，婦人小子，皆能知孔子為(wei) 聖，程朱子為(wei) 賢；名言出於(yu) 其口而允諾出於(yu) 其心，猝不知其納於(yu) 義(yi) 理之域。是其為(wei) 效固已奢而澤天下後世固已博矣。

顯見得選官的取士之法對於(yu) 曆史中國更大的造就，是把儒學義(yi) 理撒到了“遐陬辟壤”之間和“婦人小子”之中。由此反問，則“向使漢不以經術進人，明不以製義(yi) 試士，天下之士，不見可欲，忽忘敝棄之久，雖聖賢精神與(yu) 天地相憑依，必不至歸於(yu) 泯滅無有，然亦安能家喻戶曉，焯然如今之盛邪”【24】？當大半“議者”都在就科舉(ju) 而論科舉(ju) 的時候，他以漢代經術與(yu) 明清製義(yi) 之間的一以貫之串連古今，非常明白地說明，科舉(ju) 不僅(jin) 是一種“憑文而取”的製度，而且是一種維持教化的製度。從(cong) “經術進人”到“製義(yi) 試士”，其間的“進人”與(yu) “試士”都是功利，而“經術”和“製義(yi) ”則都是道義(yi) 。兩(liang) 者之合而為(wei) 一，便是“道義(yi) 得附功利而存”。由此施為(wei) 一朝一朝的“功令”，遂使選官取士的過程以儒術歆動天下，並在播染人心中深入人心。而後的“家喻戶曉”和人人“納於(yu) 義(yi) 理之域”，已是選官取士的過程，同時又成了因利祿之途而成就一世之教化的過程。教化以浸潤喚起自覺，造就了南北東(dong) 西之人的“皆能知孔子為(wei) 聖，程朱子為(wei) 賢；名言出於(yu) 其口而允諾出於(yu) 其心”之中，於(yu) 是而有上下共認的是非，共奉的價(jia) 值，以及同一種規範自我的精神秩序；同一種善處人己的倫(lun) 理秩序。由教化所生成的這一麵維係了世道人心，卻並不在科舉(ju) 製度的本義(yi) 之內(nei) ，但這一麵自始即與(yu) 科舉(ju) 製度因果相承而且深度依連，以更廣的視野作觀照，其周延所及和牽動所及，實際上已經遠遠大過了科舉(ju) 製度的本義(yi) 。是以在他之後，光緒初年沈葆楨作奏議，言之深切的也是這一層道理：“八比代聖賢立言，今雖失初意，然國家所以統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不敢棄聖經賢傳(chuan) 如弁髦者，未嚐不賴乎此；而士民親(qin) 上護長之義(yi) ，亦隱隱藉以護持。”【25】顯見得八比取士之是非得失是可議的，然而是非得失之外，與(yu) 八比取士內(nei) 相綰結的，一頭是“國家所以統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一頭是“士民親(qin) 上護長之義(yi) ”的由此得以“護持”。兩(liang) 頭都為(wei) 當日世局的本根所寄，從(cong) 而皆屬議無可議。他們(men) 的陳述都在回應同一個(ge) 時代裏貶斥科舉(ju) 和排抵時文的論說，而作為(wei) 製度的科舉(ju) 與(yu) 時文以其生生不息的派生和演化，實際影響了中國曆史與(yu) 中國社會(hui) 的程度也因此而見。

這種由同一個(ge) 對象引發的各是其是和各非其非，既真實地反映了科舉(ju) 製度之弊，也真實地反映了科舉(ju) 製度之利。而身在利與(yu) 弊的相互對照之間，便常常會(hui) 使從(cong) 反麵評說科舉(ju) 的人物立論不能一以貫之。所以曾明言“今日科舉(ju) 之弊極矣”的朱熹，同時又明言“也廢他不得”，並直白地說：“居今之世，使孔子複生，也不免應舉(ju) ”【26】。而曾作《答尹似村書(shu) 》，痛詬時文“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的袁枚，於(yu) 《胡勿厓時文序》中已一變口吻，亟言時文對於(yu) 個(ge) 體(ti) 士人的深刻造就：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為(wei) 貴；學人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為(wei) 貴。夫至於(yu) 學人之言而為(wei) 言，似乎傳(chuan) 聲博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後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於(yu) 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於(yu) 所言之外而有餘(yu) 。

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嚐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嚐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嚐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yu) 周、程、張、朱皆未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與(yu) 否，雖不能起數聖賢於(yu) 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為(wei) 肖，皆以為(wei) 聖人複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

“能得聖人之心，而後能學聖人之言”，則時文的本旨正是儒學在人心中的內(nei) 化。由這種內(nei) 化申而論之，則“或謂時文小道，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今鄉(xiang) 舉(ju) 裏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則於(yu) 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xiang) 舉(ju) 裏選也；於(yu) 時文征學識，即古之策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27】。以《答尹似村書(shu) 》對比《胡勿厓時文序》具見真實的袁枚，既是一個(ge) 逆反於(yu) 時文的人，同時又是一個(ge) 真懂時文和推崇時文的人。與(yu) 之相仿佛，鹹豐(feng) 後期曾下筆非議四書(shu) 文“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的曾國藩，同治初年作家書(shu) “諭紀瑞侄”，而言之諄諄的已是“侄此際專(zhuan) 心讀書(shu) ，宜以八股試帖為(wei) 要，不可專(zhuan) 恃蔭生為(wei) 基，總以鄉(xiang) 試會(hui) 試能到榜前，益為(wei) 門戶之光”。稍後，又因“紀瑞侄得取縣案首”而“喜慰無已”。在另一封家書(shu) 中說“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shu) 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yi) 之旗幟也”【28】。他看重的是科舉(ju) 可以養(yang) 成“讀書(shu) 的種子”。有此種子，而後成己成人，始能有“門戶之光”。因此，與(yu) 得自父輩軍(jun) 功的“蔭生”相比，“八股試帖”雖然可議，猶是子弟成就讀書(shu) 種子的入戶之門徑。他在鹹豐(feng) 後期非議時文，說的是真話，在同治初年以“八股試帖為(wei) 要”，說的也是真話。而同一個(ge) 時段之內(nei) 兩(liang) 種真話之間形成的扡格抵牾則與(yu) 袁枚略同。因此，比之從(cong) 正麵說科舉(ju) 的那些人物和言論，這些出自同一個(ge) 人說科舉(ju) 和時文的前後相異，其不同的評論正以明顯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自相纏繞，更具體(ti) 而且更深刻地映照了科舉(ju) 製度自身的矛盾和難以以一麵而作論斷。蘇軾說：

一之以考試，奄之以倉(cang) 卒，所以為(wei) 無私也，然而才行之士，無由而深知。委之以察舉(ju) ，要之以長久，所以為(wei) 無失也，然而請托之風，或因之而滋盛，此隋唐進士之所以有弊，而魏晉中正之所以多奸。【29】

他對比而論科舉(ju) 和察舉(ju) ，說明兩(liang) 者都有毛病，而兩(liang) 者的毛病又都是從(cong) 正麵的立意中衍生出來的，從(cong) 而都是有理由的。與(yu) 之同屬一個(ge) 時代的蘇頌說：“夫彌封謄錄，本欲示至公於(yu) 天下。然而徒置疑於(yu) 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30】前者以宋人說隋唐科舉(ju) ，後者以宋人說宋代科舉(ju) 。從(cong) 隋唐的“一之以考試”，到宋代“彌封謄錄”，是一個(ge) 製度的重心越來越自覺地移向“至公”的過程，而由此所截斷的主試一方與(yu) 被試一方之間除文字以外的一切往來，又使“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以致“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係於(yu) 幸與(yu) 不幸”【31】，成為(wei) 科舉(ju) 取士被當時和後來長久指目的大弊。這種大弊與(yu) “無私”和“至公”同出一個(ge) 源頭而共造一重因果，就科舉(ju) 製度而言，便成了利之所在即弊之所在。此後八百多年，已時至晚清，官文說：“曆代取士之法不外選舉(ju) 考試兩(liang) 途，軍(jun) 興(xing) 以來，論者多患科舉(ju) 之弊，請變通之法，”然後主張以“訪求人才”【32】為(wei) 糾弊之計。主張變“考試”為(wei) “求訪”，顯見得其意中的“科舉(ju) 之弊”仍然是“考官但校文詞”之下的“才行之士，無由而深知”。而作為(wei) 對比，則是與(yu) 他年輩相近的魏源論選官取士，深以為(wei) 科舉(ju) 製度“雖所以教之未盡其道，而其用人之製，則三代私而後世公也”【33】。他尤其看重的，是朝廷和天下士人之間這種自上而下的“至公”。以當日因科場案而興(xing) 大獄所引發的士人群起共鳴匯成的回響作對照，【34】則魏源的話無疑比官文更能代表多數讀書(shu) 人的心聲。兩(liang) 者所說互不相同，而從(cong) 這種由科舉(ju) 製度引發的各立一端深入科舉(ju) 製度的內(nei) 裏，則分立的兩(liang) 端其實又最終結穴於(yu) 同一個(ge) 地方。因此，八百年曆史變遷之後，晚清人所麵對的科舉(ju) 之利弊依舊是宋代人所麵對的科舉(ju) 利弊。

科舉(ju) 取士以“憑文”與(yu) 知人之間的脫節為(wei) 弊，而弊端之存在與(yu) “無私”和“至公”相因依；時文試士以“束縛”而且“錮蔽”耳目聰明為(wei) 弊，而弊端之存在與(yu) 天下之教化相纏連。由於(yu) 這種因依和纏連，科舉(ju) 的弊病雖因其易知易見而一代一代屢被非難，但非難之無從(cong) 轉化為(wei) “變通”和“變法”以去其弊，全在於(yu) 鏟除科舉(ju) 之弊的過程，不能不由一麵而傾(qing) 翻另一麵，同時又摧鋤了科舉(ju) 之利。科舉(ju) 製度形成於(yu) 曆史之中，其利弊之同出一源，又相為(wei) 因果也形成於(yu) 曆史之中。而後是利弊之共存，又曆史地形成了一種難以單麵“變通”的“常例之法”。明人袁中道說：“古今之法，無全利無全害者。夫大利大害之法，久不見其利而見其害，率數傳(chuan) 而止。惟有一種常例之法，無論巧拙，皆能用之，持之也若無心，而究竟歸於(yu) 無毀無譽，故久而不變。”然後比較古今而論之曰：

蓋古用人之法，有鄉(xiang) 舉(ju) ，有辟署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科目耳。有九品官人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資格耳。夫古之法皆格而不能行，而獨科舉(ju) 資格存者，乃宋學究科也，士為(wei) 帖恬，糊名易字，任有司甲乙之。即有高才博古通今之儒，而不及格，終身不得沾升鬥之祿。又時文爾雅，不投有司，好尚相欹，總歸沉滯。及其雋者，出官登朝，與(yu) 文字分為(wei) 二途。

這些話說明：就個(ge) 體(ti) 的才識和遇合而言，“科舉(ju) 之法”的普遍尺度常常會(hui) 失其準頭，從(cong) 而取舍之間把人放錯位置。因此，立足於(yu) 個(ge) 體(ti) ，其為(wei) 弊之害是非常明顯的。然而與(yu) “鄉(xiang) 舉(ju) ”“辟署”“九品官人等法”相比，“科舉(ju) 之法”又在以自己整體(ti) 上的“至公”，為(wei) 一個(ge) 最需要恒定和穩定的常態社會(hui) 維持了一種整體(ti) 上恒定和穩定的上下流動。而並不圓滿的“科舉(ju) 之法”曆經了隋唐以來的一個(ge) 一個(ge) 王朝始終無可替代，其原因蓋在於(yu) 此。他說：

然吾以為(wei) 天下之才，誠非科舉(ju) 之所能收，士之有奇偉(wei) 者，誠不宜以資格拘留之。顧此皆非常之事，而世無非常之人，則相安於(yu) 額例而已矣。今使離科舉(ju) 而行聘薦，彼主聘薦之人，果具隻眼者耶？銓選者破格用人，又果能辨之於(yu) 未事之先否耶？徒滋紛紜無益也。且天下無事，常時也；書(shu) 生主衡，常人也。以常人處常時，而行常事，亦可矣。設有賢者於(yu) 此稍通融之，而亦不必出於(yu) 例之外也。如斯而已，如斯而已。【35】

“鄉(xiang) 舉(ju) ”“辟署”“九品官人”之法都由個(ge) 體(ti) 的人和具體(ti) 的人主持，從(cong) 而都會(hui) 因人而轉移變化，其本性決(jue) 定了這些舊日的製度皆不能形成“無論巧拙，皆能用之”的“常例之法”，遂都成了“而今皆不能行”的東(dong) 西。科舉(ju) 製度的不同，在其所求為(wei) “至公”，是以所重在客觀。而客觀之易於(yu) 化為(wei) “常例”而成一定之規和不易之規，便使國家用人能夠“以常人處常時，而行常事”。因此，科舉(ju) 製度雖累被抨擊，而又能與(yu) 抨擊相伴隨，一路逶迤地帶著弊病走過了一千多年。其間曾有過宋代元祐一朝“仿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文藝”；之後又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種德行立“八行科”取士。後來馬端臨(lin) 總評之曰：

八行科立，專(zhuan) 以八行全偏為(wei) 三舍高下，不間內(nei) 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投為(wei) 行跡，以求入於(yu) 八行，固已可厭；至於(yu) 請托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liang) 科相望，幾數十年，乃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與(yu) 名格相應者。【36】

之後又有過“洪武中嚐停科目十年”，之後又重行科舉(ju) 取士的反複；【37】以及與(yu) 之相隔三百餘(yu) 年的清初康熙一朝“停止八股文”五年，而後又重新以時文試士的反複。【38】停科目和停八股都是為(wei) 了糾弊，而最後終以重歸科目和八股的反複為(wei) 結局，則以其否定之否定說明，糾一麵之弊，往往又會(hui) 造成更大的弊。在此之後，複有“乾隆盛時，錢竹汀已議變科舉(ju) ，道光間馮(feng) 林一又議之”，而皆屬“空談策論，漫無章程，實令人罔知所從(cong) ”【39】的言之成理而無從(cong) 施行。相比之下，袁中道所說的“如斯而已”和張廷玉所說的“不過如此”，則更能無涉褒貶地表述曆史的本相和人在其中的取舍之難。

二 變法與(yu) 科舉(ju)

一千三百年裏的疵議科舉(ju) 和五百年裏的疵議時文，雖然各自闡說，而前者之共性，都在於(yu) 指責科舉(ju) 之法不能真得“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的儒學“俊義(yi) ”【40】；後者之共性，都在於(yu) 指責以八股為(wei) 程式，則影響所及，天下的讀書(shu) 人皆不能真“明聖賢之書(shu) ”【41】。兩(liang) 者的立場都在儒學，兩(liang) 者的準則也都在儒學。但從(cong) 19世紀70年代開始，疵議猶在不止不息之中，而曆經數十年中西交衝(chong) 之後，中國人麵對的時勢已翻然大變；遂使蒿目時艱的經世濟時之論隨之而翻然大變；最終又使科舉(ju) 製度麵對的討問和究詰也翻然大變。

科舉(ju) 取士的緣起和歸旨都在於(yu) “得人”【42】。然而時當西人借通商、傳(chuan) 教“入中國”，而“以兵脅我，殆無虛歲”【43】之日，衝(chong) 擊所至，已是“天地自然之運會(hui) 至於(yu) 今而一變其局”【43】：

自開辟以來，神聖之所締造，文物之所彌綸，莫如中國，一旦歐洲強國四麵環逼，此巢、燧、羲、軒之所不及料，堯、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應之，則啟侮而意有難厭；以剛道應之，則召釁而力有難支；以舊法應之，則違時而勢有所窮；以新法應之，則異地而俗有所隔。【44】

當此古今之變而“急圖富強以為(wei) 自立之道”，則“方今所急者莫如洋務”【45】。而後是由這一路派生的“用人最是急務”和“儲(chu) 才尤為(wei) 遠圖”【45】，已不能不使“洋務”之“用人”和科舉(ju) 的“得人”各成一路而彼此相悖。薛福成說：

所謂才者何常？時方無事，則以黼黻隆平為(wei) 貴；時方多事，則以宏濟艱難為(wei) 先。夫道德之蘊，忠孝之懷，詩書(shu) 之味，此其體(ti) 也。而論致用於(yu) 今日，則必求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xi) 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體(ti) 用兼賅，上也；體(ti) 少用多，次也。當風氣初開之際，必有妙術以鼓舞之，則人自濯磨矣。【44】

雖說他仍然以“體(ti) ”為(wei) 尊，但著力推重的則顯然是“用”。因此，在“風氣初開”而實際上無從(cong) 征召“體(ti) 用兼賅”之日，他特別又把“體(ti) 少用多”列為(wei) “次之”。由於(yu) 少與(yu) 多之間的無可界定，其一片模糊，實際上便在以“體(ti) ”的收縮為(wei) “致用於(yu) 今日”的伸展讓出空間。在那個(ge) 時候的中國，這種不同於(yu) 舊日的度量才與(yu) 非才之繩尺，在切近時務而同此困境的士大夫群體(ti) 裏很容易心同理同。於(yu) 是而有見之於(yu) 奏折、信函和論說之中的“惟有破格用人”【45】；“一孔之儒，逞其目論”，而“率皆不切之務”【45】；“今日人才，如練兵、籌餉、造船、簡器、出使銜命，皆無資格可守，亦非資格之人所能夠為(wei) 力”【45】，以及“延訪通才”【45】、“拔取其才”【45】和“得人尤為(wei) 最難”【46】；“目今解事人少，辦事人尤少”【47】，等等。而以這一類按洋務麵目塑造出來的“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xi) 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為(wei) 理想人物，對比“逞其目論”而“率皆不切之務”的“一孔之儒”，則“急圖富強以為(wei) 自立之道”的過程，從(cong) 一開始便已不能不牽及科舉(ju) 取士和時文試士。同治末年，李鴻章奉旨“籌議海防”，已由人材消乏推及“不學之過”，又由“不學之過”推及“下不學由於(yu) 上不教也”：

軍(jun) 務肅清以來，文武兩(liang) 途，仍舍章句弓馬未由進身，而以章句弓馬施於(yu) 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槍炮之奏，皆格於(yu) 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為(wei) 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務為(wei) 自便之圖。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xi) ，求製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yu) 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然後總歸其旨曰：“臣愚以為(wei) 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yang) 人才之道。擬應於(yu) 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45】他以“章句弓馬”通論“文武兩(liang) 途”的不識時務和不合時宜，而落腳點則全在係乎萬(wan) 千士人的“科目”和“時文”。作為(wei) 主持洋務的人物，李鴻章由“籌議海防”而引申出來的這些論說，富有代表性地說明，曾經長久遭受非議的科舉(ju) 和時文，從(cong) 此又被洋務席卷而入中西交衝(chong) 的旋渦之中。因此，李鴻章之後，又有羅應旒上書(shu) 論洋務，而以“今日之時文、詩賦、小楷”為(wei) “人皆知其無用”【45】；有朱采上書(shu) 論洋務，而以“小楷、試帖”為(wei) “此二者無用於(yu) 世，無關(guan) 於(yu) 人，盡人知之”【45】，以及王韜在時論中所說的當此“通今為(wei) 先”之世，“中國之士”因“時文之累”而知古“不知今”【48】等等，都是在用同一種眼光和同一種理由評判時文，以及時文背後的“科目”。

與(yu) 長久以來持儒學“俊義(yi) ”為(wei) 理想，以批評科舉(ju) 之不能“得人”，持“聖賢之書(shu) ”為(wei) 準尺，以批評時文之不能明真義(yi) 相比，像這樣引“施於(yu) 洋務，隔膜太深”為(wei) 大謬，以指責“科目”與(yu) “時文”之“無用”的論斷，顯然是一種前所未有和全然不同的路數。前後之間的這種不同，其本源在於(yu) 洋務以效西法圖自強為(wei) 宗旨，因此，科舉(ju) 既被卷入中西交衝(chong) 的旋渦之中，則取士之法所應對的已不僅(jin) 是聖賢，而且是西人。張樹聲說：“學以致用為(wei) 貴，本無中西之殊。歐洲界在海西，地氣晚開，其人秉性堅毅，不空談道德性命之學，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而後能“跨海東(dong) 來，無不雄視中土”【49】。薛福成說：“夫泰西百工之開物成務，所以可富可強、可達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勵之之故也。若是則謂與(yu) 今之中國相反。”因此“中國果欲發憤自強”，則“必先破去千年以來科舉(ju) 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漸化其賤工貴士之心”【50】。前者由“致用為(wei) 貴”說西人，把“格物致知”移到了“道德性命之學”的前麵；又以“本無中西之殊”為(wei) 當然，使其筆下所舉(ju) 的西人之已然，實際上變成了中國人的不得不然。對於(yu) 正在以四書(shu) 五經，從(cong) 而以“道德性命之學”試士的科舉(ju) 製度來說，這種起於(yu) 歐西而演化為(wei) 中國論說的理路，無疑已是直麵而來的顛覆。後者由泰西的“開物成務”而言其“百工”之尊，然後以彼邦之所以能“可富可強，可大可久”反比“今日之中國”，而歸咎於(yu) “千年以來科舉(ju) 之畦畛”。然則以西法相推度，是“百工”的可尊和應尊猶在科舉(ju) 士人之上。對於(yu) 久為(wei) 天下取士和造士的科舉(ju) 製度來說，這種引西國比中土的侃侃而言，同樣是直麵而來的顛覆。張樹聲的話出自奏疏，薛福成的話出自策論，而以“致用為(wei) 貴”說“格物致知”，以“開物成務”說“可富可強，可大可久”，則都共同地反映了起於(yu) “製器”、“練兵”的洋務事業(ye) ，其效西法回應西人衝(chong) 擊的重心，自始便在於(yu) 技術。而當技術成為(wei) 時務裏的重心之後，人才的選擇為(wei) 之轉移，人才之造就也為(wei) 之轉移。則不尚技術的取士之法，便不能不被置於(yu) 應當改變和必須改變之列：

泰西各國創造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自非舉(ju) 國人矢恒心爭(zheng) 思自奮，烏(wu) 能如此。中國若不稍變成法，於(yu) 洋務開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曉，將來雖有防海萬(wan) 全之法，十年二十年後主持乏人，亦必漸歸墮廢，或名存實亡，不能持久也。【50】

這段話裏的主旨顯然是在“稍變成法，於(yu) 洋務開用人之途”一麵。而比“稍變成法”說得更加直白，並因之而更能達意的，還有“功名之路開，奇傑之才出矣”【50】。《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後有中國人心目中的本末之分。朱熹稱之為(wei) “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luan) 也”【51】。所以，舉(ju) 數千年來儒學的傳(chuan) 承和展開皆以“道”為(wei) 源頭和歸宿相對比，則此日以洋務為(wei) 立場論“科舉(ju) 之畦畛”和時文的“無用”，雖然與(yu) 此前千餘(yu) 年裏詆議科舉(ju) 的士論同屬對於(yu) 這種取士之法的立異和否定，但千餘(yu) 年裏的非議科舉(ju) ，歸根結底都集矢於(yu) 科舉(ju) 的不能全合聖人之道；而此日把無從(cong) 對接“開物成務”和“創造利器”當作科舉(ju) 的大病，顯見得已是倒置本末。而既以“器”為(wei) 經世之要務，又以“器”為(wei) 事理之要目，與(yu) 之相表裏的，則是“形而上者謂之道”被放到了他們(men) 的視野之外。然則把這種沒有“道”的“器”當作悠悠萬(wan) 事唯此為(wei) 大，以排抵當日的科舉(ju) 製度，其別開一路的技術主義(yi) 實際上不僅(jin) 否定了科舉(ju) ，而且否定了此前一千多年裏的士林人物對於(yu) 科舉(ju) 的否定。這種變化發生於(yu) 身當西人的衝(chong) 擊，並正在岌岌乎回應西人衝(chong) 擊的那一代中國人之中，其直接反映的時代內(nei) 容已全然不同於(yu) 前代非科舉(ju) 的士議，其持有的理據和宗旨也已全然不同於(yu) 前代非科舉(ju) 的士議。因此，就唐宋以來評說科舉(ju) 製度的思想曆史而言，這種變化正是以前後之間的斷裂另立一局，開啟了一個(ge) 由古今之變所主導，並隨古今之變的激化而越走越遠的過程。

效西法以圖自強的洋務改變了中國人審視科舉(ju) 的眼光。與(yu) 之前的士林議論因疵議科舉(ju) 而常常懷念薦舉(ju) ；因疵議時文而常常懷念策論相比，則此日由另一種眼光所派生的“稍加變法”和“稍變成法”之歸於(yu) “另開洋務進取一格”，顯然已經繞出了大部分士人熟識已久，並因之而能共同判別利弊的尺度和範圍。所以，即使是同屬洋務一脈的左宗棠，雖然也著力於(yu) 造船造炮回應西人，而其意中的理路則不同於(yu) 李鴻章的理路，而尤不能信以“器”為(wei) 大，即可以成為(wei) 取士之法。當其經營西陲之日，曾在一封信裏說：

竊以為(wei) 近時人心之蔽，每因此關(guan) 未能勘破，遂爾見異思遷，奪其素誌，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廢澤宮，精考工之言而棄官禮，傎孰甚焉。今試以藝事言之：聚儒者於(yu) 一堂而課以金工、木工之事，固問十不能答一，蓋以非所習(xi) 也。與(yu) 華之百工校且然，況泰西師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之事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學西可也，匠之事也。然奚必胥天下之人而匠之，又並治天下之匠而薄之哉。一事之成敗利鈍，非所能知，因成敗利鈍而喪(sang) 其心之所明，以求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必不可得也。況所謂成者利者，乃天下所謂敗與(yu) 鈍乎。範文正有言曰“吾知在我者當如是而已”。近時自負深知洋務者，殊未之思耳。【52】

稍後又在另一封信裏說：“人見西士技巧，卓絕古今，以為(wei) 華學製，必須聰穎俊達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擇，並非於(yu) 士類求之。況中華學製，本執柯伐柯，較之天工開物，又自有別，使三千七十之徒，執贄般倕，不亦傎乎。”【53】他與(yu) 李鴻章同以軍(jun) 功起家而名位相埒，並同是世運丕變之日為(wei) 中國先開洋務的人物。因此，“中不如西，學西可也”，在這一點上，他與(yu) “近時自負深知洋務者”並無歧異。但“學西可也”的同時，他又非常明白地把“澤宮”與(yu) “般倕之社”分開；把“官禮”與(yu) “考工之言”分開；把“儒者”之事與(yu) “匠之事”分開，要端都是在把道與(yu) 器分開，並明示兩(liang) 頭之間的以道為(wei) 本。就其眼中所見，是自負深知洋務者都重器，然而“自負深知洋務者”又常常“奪其素誌”和“喪(sang) 其心之所明”。以前一麵的外有所牽比後一麵的內(nei) 無所立，則其間缺失的顯然是“形而上者謂之道”。而舉(ju) 孔門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為(wei) 譬，以總稱士人，又意在說明道的傳(chuan) 承須有主體(ti) 。然則“胥天下之人而匠之”的顛倒錯亂(luan) ，是變士為(wei) 匠，遂使以器為(wei) 大，而且以器獨大之下，世間不複再有論道之人。其立論之旨，顯然與(yu) 薛福成所倡的破“科舉(ju) 之畦畛”，以“漸化”朝野上下“賤工貴士之心”的說法不僅(jin) 相互扞格，而且截然悖反。所以，雖然左宗棠由事功致高位而成達官，卻並不喜歡用“學以致用為(wei) 貴”那一套道理輕議科舉(ju) ，他在家書(shu) 中教子說：

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昔，由於(yu) 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詬病。我現在想尋幾個(ge) 八股人才與(yu) 之講軍(jun) 政、學習(xi) 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尚易入理，與(yu) 之說幾句《四書(shu) 》，說幾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隨時指點，是較未讀書(shu) 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真作八股者必體(ti) 玩書(shu) 理，時有幾句聖賢話頭留在口邊，究是不同也。【54】

他所重的不僅(jin) 在有用，尤其在明理，從(cong) 而尤其在人的“素誌”和“心之所明”。相比於(yu) 李鴻章所說的“楷試帖，太蹈虛飾”，顯然是各成一路。

與(yu) 左宗棠持論相近的，還有同時的沈葆楨。作為(wei) 福州船政局的開此一局者和先期主持者，沈葆楨也是那個(ge) 時候著力辦洋務的人，因此也是一個(ge) 深知“中不如西，學西可也”的人。由於(yu) “中不如西”，他曾請“設算學科”【55】以資造就，雖為(wei) 部議所格，其仿西法的用意則是明白可見的。然而他並不盡歸科舉(ju) 、時文為(wei) 無用，也並不以“破格”和“另開洋務進取一格”為(wei) 事理之應然。當日答朝廷谘問，他在奏議中說：

今之仕途有四：曰科甲、曰軍(jun) 功、曰吏員、曰捐納。因材器使，何地無賢？偏重一途，或有時不能自堅其說。臣以為(wei) 自古無久而不敝之政，隨時補救，則視乎其人。為(wei) 部堂、為(wei) 疆吏者，誠能仰體(ti) 朝廷所寶維賢之意，不執成見，但嚴(yan) 別其人之賢否，可者用之，不可者去之，涇渭分則人知自勵，觀感興(xing) 起，豈有甘以不肖終者哉？【55】

他引當日的功名多途說明，其時朝廷用人，除了“科甲”之外，還有其他三種路徑。就“軍(jun) 功”和“捐納”的尤易登堂入室，一路全無約束而言，由此“進身”，本已全無窒礙。因此，以事實論事理，則當時的科舉(ju) 製度其實並沒有構成堵塞“洋務進取”的壁障。與(yu) 之相比對而成佐證的，是時人記聞中所描述的“嚐見中朝士大夫相聚而談曰：‘今日仕途孰為(wei) 終南捷徑乎？’曰‘莫如通商各國事務衙門。其為(wei) 利也，則有薪水之添；其為(wei) 名也，則有升遷之速；其優(you) 敘也，幾如軍(jun) 營之克城擒渠；其超擢也，幾如翰詹大考一等；其按期保舉(ju) 也，實同於(yu) 軍(jun) 機章京；其逾格錄用也，實過於(yu) 京察卓異。”【55】總理衙門為(wei) 當時朝廷經營洋務的總匯所在，而這些話說的都是一入其中，便能騰達。在一個(ge) 仕路擁塞的時代裏，這是一種鮮明的反差。其間曾有過張蔭恒起家於(yu) “以資為(wei) 縣官”，一路累受保舉(ju) ，先任出使大臣，後任總理衙門大臣。【56】又有過盛宣懷“以諸生納官”，之後為(wei) 上遊青睞，一麵升官進階，一麵籌辦洋務，且緣此獲利，積私財累累。【56】兩(liang) 者都展示了其時由科舉(ju) 之外“進取”洋務，皆能自成其聲勢煊赫的事實，而這種事實的存在，同時也顯示了以洋務為(wei) 立場非議科舉(ju) ，會(hui) 因其過度衍化而致不能十分切題。但伸張洋務的議論既已置科舉(ju) 於(yu) 對立一麵，則其中的“自負深知洋務者”又很容易以過度衍化為(wei) 當然。所以，那個(ge) 時候的策論曾沿此過度衍化而言之極端地說，“今之世，若以禦夷滅寇危疑大事另責之一流人，而富貴爵祿則以備甲科諸途，以資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時事日壞”【55】，其立意顯然與(yu) “開洋務用人之途”和“功名之路開”則“奇傑之士出矣”同歸一途。這些話自有其紙麵上的道理，因此這些話能夠言之界限分明。然而這些道理由紙麵移到真實的曆史之中，便同樣成了不能切題的東(dong) 西。以19世紀50年代崛起於(yu) 內(nei) 戰，之後又立足東(dong) 南造船造炮，以力圖自強回應西人，從(cong) 而為(wei) “所急者莫如洋務”築成了實際開端的湘淮軍(jun) 功人物群而言，則身當世變而麵對“危疑大事”，最先自覺地以擔當世運為(wei) 己任的人物，其實大半都是從(cong) 科舉(ju) 製度裏走出來的士大夫。然則以曆史對照議論，顯見得其意中的“另責之一流人”，俱是下筆了無際涯而常常會(hui) 走到曆史事實之外的臆想。

在一千多年裏，儒學中人用儒學的道理批評科舉(ju) 之弊以後，19世紀70年代，因中西交衝(chong) 而生的洋務又用另一種道理批評科舉(ju) 之弊。然而同在洋務之中，左宗棠、沈葆楨與(yu) 李鴻章、張樹聲、薛福成之間的各是其是，又說明了這種後起的道理雖然別開一路並常常過度衍化，但在那個(ge) 時候的中國卻還並不足以自成一統而推倒舊日的道理。因此，其籲請朝廷“力開風氣”，立論的分寸也多半僅(jin) 止乎“稍加變通”和“稍變成法”。後來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一書(shu) 中記前朝舊事，曾追敘說：“薛叔耘副憲出使外洋，甚著聲望。當時之熟悉洋務者無出其右，餘(yu) 欲從(cong) 而學焉。渠曰：洋務究屬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見異思遷。且此事非二十年經驗不辦，非僅(jin) 懂西文，嫻西語遂可稱職也。”【57】則觀照前後，顯見得即使是推崇“譯才”為(wei) 今日“必求”之人才，並力主“破去千年以來科舉(ju) 之畦畛”的薛福成，其心中之所重也一時與(yu) 另一時之間並不能一以貫之。這種不同人物自為(wei) 表達的各是其是，以及同一個(ge) 人物內(nei) 裏的不相同一，都反映了因中西交衝(chong) 而催生的新道理，實際上猶是一種單麵立論的道理，從(cong) 而猶是一種並不圓滿的道理。所以，在洋務為(wei) 中心的那一段曆史過程裏，這套道理一經生成，便作為(wei) 一種思想存在而一路起伏一路延伸，既沒有成為(wei) 一種入人之心的強音，也沒有實際地促成過取士之法的“稍加變通”。

然而作為(wei) 一個(ge) 迫來的曆史過程，中西交衝(chong) 始終是在外力的衝(chong) 擊，以及對於(yu) 這種衝(chong) 擊的回應之中實現的，因此，這套道理既由中西交衝(chong) 所催生，又一定會(hui) 隨外力衝(chong) 擊和拶迫的激化而發生變化。在這種曆史因果裏，發生於(yu) 甲午年間的中日戰爭(zheng) ，以前所未有的劇烈創痛前所未有地打碎了中國人心中的自我形象，從(cong) 而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震蕩所及，遂使起於(yu) 洋務的這一套非科舉(ju) 之說，既被後起的時論引為(wei) 要務所在的大題目，又在創痛中走向亢急，並因創痛造成的天下震動而變得攝動人心。而後，隨之而來的戊戌維新，在百日之間已經把這一套新道理對於(yu) 舊科舉(ju) 的否定，從(cong) “學以致用為(wei) 先”移到了大變成法之中。與(yu) 之相為(wei) 表裏的，則是這一套道理的重心在變，這一套道理的論說也在變。甲午後二年，梁啟超主《時務報》筆政，於(yu) 《變法通議》一文中深論科舉(ju) 之弊，已明言“欲興(xing) 學校，養(yang) 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ju) 為(wei) 第一義(yi) 。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之後二年，他又聚匯群集於(yu) 京師的各地舉(ju) 人，作《公車上書(shu) 請變通科舉(ju) 折》，懷抱一腔急切說：“頃者強敵交侵，割地削權，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臨(lin) 乾發歎，天下扼腕殷憂，皆人才乏絕無以禦侮之故。然嚐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變致之也。”【58】同一個(ge) 時間裏，嚴(yan) 複說：“夫科舉(ju) 之事，為(wei) 國求才也，勸人為(wei) 學也。求才為(wei) 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為(wei) 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因此此日救時，必“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59】說的也是這一套道理。這種由“強敵交侵”推演到“人才乏絕”，又由“人才乏絕”推演到“科第”之不能不變，雖然下筆更多意態之促迫和立論的獨斷，而其間的路數則與(yu) 李鴻章那一代人的陳說大致略同。由此明白顯示的是兩(liang) 者之間的前後承接，以及兩(liang) 者所共有的同一種時代內(nei) 容。然而就強敵環伺之下的時勢與(yu) 國運而言，則19世紀90年代後期已顯然地不同於(yu) 19世紀70年代初期。由於(yu) 這種不同，梁啟超上書(shu) 皇帝，用之以否定科舉(ju) 的，已不僅(jin) 是器，以及附著於(yu) 器的技術；而是以“西學”為(wei) 總稱的西方世界的知識體(ti) 係。他對比而論說：中國的“考官及多士”，能夠“通達中外，博達政教之故，及有專(zhuan) 門之學者”少之又少，以此“至愚極陋”之人而“當官任政”，來應對“泰西四十六之強國，萬(wan) 億(yi) 之新學新藝，其為(wei) 所淩弱宰割拱手受縛，乃其固然也”。之後統而論之，指泰西的“新學新藝”為(wei) 今世之“智”所在，而以中國之科舉(ju) 為(wei) 今世之“愚”所在，並把這種愚智之分的影響由讀書(shu) 應試的“多士”推及中國人的整體(ti) ：

科舉(ju) 之法，非徒愚士大夫無用已也，又並其農(nong) 工商兵婦女而皆愚而棄之。夫欲富國，必自智其農(nong) 工商始；欲強其兵，必自智其兵始。泰西民六、七歲必皆入學識字學算，粗解天文輿地，故其農(nong) 工商兵婦女皆知學，皆能閱報。吾之生童固農(nong) 工商兵婦女之師也，吾生童無專(zhuan) 門之學，故農(nong) 不知植物，工不知製物，商不知萬(wan) 國物產(chan) ，兵不知測繪算數，婦女無以助其夫。是皇上撫有四萬(wan) 萬(wan) 有用之民，而棄之無用之地，至兵不能禦敵，而農(nong) 工商不能裕國，豈不大可痛哉。

今科舉(ju) 之法豈惟愚其民，又將上愚王公。自非皇上天亶聖明，不能不假於(yu) 學。近支王公皆學於(yu) 上書(shu) 房之師傅，師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學，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專(zhuan) 門之業(ye) ，近支王公又何從(cong) 而開其學識，以為(wei) 議政之地乎？故科舉(ju) 為(wei) 法之害，莫有重大於(yu) 茲(zi) 者矣。

當諸國競智之時，吾獨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愚敵智，是自掩閉其耳目，斷刖其手足，以與(yu) 烏(wu) 獲、離婁搏，豈非自求敗亡哉。【60】

他所列舉(ju) 的“植物”“製物”“萬(wan) 國物產(chan) ”“天文輿地”“測繪算數”以及“古今中外之故”和“政治專(zhuan) 門之業(ye) ”都是知識。而科舉(ju) 以經義(yi) 試士，立意本在納士子於(yu) “義(yi) 理之域”，從(cong) 而納天下於(yu) “義(yi) 理之域”。所以“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製義(yi) 者，上問張文和，對曰：‘若非製義(yi) ，恐無人讀四子書(shu) ，講求義(yi) 理者矣。’遂罷其議”【61】。由這段君臣之間的對話，可以看到的正是科舉(ju) 製度守定的主次之分和輕重之分。就人類的認知和分類而言，知識和價(jia) 值無從(cong) 匹比，因此知識和義(yi) 理也無從(cong) 匹比。雖說在實際的思維過程中知識與(yu) 義(yi) 理之間能夠形成關(guan) 聯，但通觀梁啟超所羅舉(ju) 的連串名目，則這種來自“新學新藝”的知識，大半都是與(yu) 義(yi) 理界分清晰而各成一脈的東(dong) 西。因此，以泰西“萬(wan) 億(yi) 之新學新藝”為(wei) 是，來說明中國科舉(ju) 之非，則其言之滔滔的層層演繹，實際上是在兩(liang) 種不可類比的對象之間以此律彼。引“新學新藝”立說，背後是一套以有用反無用的道理。但不信這種以此律彼的人，則列舉(ju) 出自“義(yi) 理之域”而由科舉(ju) 進身的中興(xing) 名臣，陳說“一時藝學、譯學無不絡繹奔走以供大才之用”，而成其經世濟時之事功的實例，以說明有“用人之才”和“用於(yu) 人之才”之分。並說明“國家宜求用人之才，不宜求用於(yu) 人之才”，這也是一種有用無用，大用小用的道理。而以這種道理相度重，“新學新藝”不過是“一身一家之用，一材一藝之能，一手一足之效，何足任天下事哉”【62】。兩(liang) 者各成一種理路而無從(cong) 交集，但時勢亟迫之下，以“智”比“愚”和化“愚”為(wei) “智”的非議科舉(ju) ，更容易成為(wei) 一種動人之心的邏輯，而後是義(yi) 理便成了應被知識打倒的東(dong) 西。然則歸科舉(ju) 於(yu) 愚，同時是其意中之智已全都萃集於(yu) 西學之中了。相比於(yu) 上一代以“器”為(wei) 大的洋務人物置“道”於(yu) 視野之外，這種邏輯沿前者留下的那一套道理而來，又創為(wei) 程度更深而且更具整體(ti) 性的攪動。所以，相比於(yu) 上一代洋務人物的論說，這種在“強敵交侵”映襯之下的用知識撻伐義(yi) 理，又使那個(ge) 時候的科舉(ju) 製度被更加急迫地拖入了無從(cong) 應對的困境之中。

梁啟超後來回溯晚清廢止科舉(ju) 的曆史過程，說是繼“郭嵩燾、馮(feng) 桂芬等”之非議科舉(ju) ，“到戊戌維新前後，當時所謂新黨(dang) 如康有為(wei) 梁啟超一派，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對於(yu) 科舉(ju) 製度施行總攻擊”【63】。以其時康有為(wei) 作《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說“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不知“亞(ya) 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譚嗣同作《報貝元徵》，說“惟變學校變科舉(ju) ，因之以變官製，下以實獻，上以實求”始可救時；徐勤作《中國除害議》，說“故謂覆中國，亡中國，必自科舉(ju) 愚民不學始也。不除科舉(ju) 搭截枯窘之題，不開後世書(shu) 後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體(ti) ，試帖之詩，定額之限，場期之促，試官之少，累試之繁，而求變法自強，猶卻行而求及前也”【64】，等等，無疑都是在以同一種宗旨表達同一種主張。“施行總攻擊”，說的正是其一時俱起。然而以當日留下的文字，以及由此引發的反響作比照，則更能以“全副精力”發為(wei) 論說，並前所未有地以其聲光遠播造成社會(hui) 思想大幅度震蕩的，是梁啟超的“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和“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65】。所以當時鄭孝胥由《時務報》說到梁啟超，謂之“梁君下筆，排山倒海，尤有舉(ju) 大事，動大眾(zhong) 之概。目下各省聞風興(xing) 起者，山鳴穀應”【66】。因此，與(yu) 前一代洋務人物非科舉(ju) 的議論既出自個(ge) 體(ti) ，又常在此起彼落之中的聲勢猶未鼎盛相比較，此日的“對於(yu) 科舉(ju) 製度施行總攻擊”，則能夠借助於(yu) “去塞求通”【67】的《時務報》以文字“動大眾(zhong) ”，並在“聞風興(xing) 起”的同聲相應和回聲四起中匯為(wei) 那個(ge) 時候的輿論。嚴(yan) 複說“八股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並申而論之曰，自科目“創為(wei) 經義(yi) ”，其害在於(yu) “破壞人才”，使“天下後世”久“被其愚”【68】；章起祥說“時文積弊太深，愚我震旦，抑我士氣，為(wei) 患靡窮”【69】。這些話共指時文、八股之大弊為(wei) “愚”士人和“愚”天下，顯然與(yu) 梁啟超引為(wei) 大法，用之以力辟科舉(ju) 的那一派以知識抑義(yi) 理的論說心相近而理相同。張元濟說“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xing) 學為(wei) 先，科舉(ju) 不改，轉移難望。吾輩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說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69】；梁慶桂說“當今急務，以儲(chu) 才為(wei) 第一義(yi) ，而人才之所以振興(xing) ，則開學校，變科舉(ju) ，其亟亟也”【69】。這些話共以人才出於(yu) 學校為(wei) 當然，所以學校重於(yu) 科舉(ju) 而成為(wei) 圖自強的要義(yi) 和要務，顯然與(yu) 梁啟超以“強中國”與(yu) “養(yang) 人才”為(wei) 因果，又以“養(yang) 人才”與(yu) “興(xing) 學校”為(wei) 因果，再以“興(xing) 學校”與(yu) “變科舉(ju) ”相因果的層層推論心相近而理相同。在這種對應和呼應之外，更廣泛地合成了一時群鳴的，還有其時高夢旦自述“鳳謙生二十又八年矣，六歲就傅讀聖賢之書(shu) 十餘(yu) 年，以為(wei) 治國之道，無有外此者。及出而觀當世之政，則大悖先王之所為(wei) ，心竊惑矣。既而涉獵譯書(shu) ，又從(cong) 出洋局學生遊，略聞泰西建官、設學、理財、明刑、訓農(nong) 、製兵、通商、勸工諸大政，喟然歎曰，唐虞三代之盛，其在泰西乎”【69】；夏曾佑自述“屏絕塵氛”，立意致力西學，“擬盡通其義(yi) ，然後追想成書(shu) ”【69】；以及裘吉生自述此後“當盡棄虛文而讀《時務》矣”【70】；楊之培自述“甲午事起，覺所學無甚益於(yu) 世，乃盡棄故業(ye) ，留心於(yu) 經世之學，暇則肄習(xi) 西國語言文字，以通天下之務”【66】等等。雖說這些人物的各自表述，說的都是身處古今中西之間個(ge) 人在學問取向上的轉變，其中並沒有直接涉入科目與(yu) 時文的內(nei) 容，但時當“對於(yu) 科舉(ju) 製度施行總攻擊”之日，學校和科舉(ju) 的對立，知識和義(yi) 理的對立，智與(yu) 愚的對立，其內(nei) 裏與(yu) 深處都是泰西“萬(wan) 億(yi) 之新學新藝”和中國以“經義(yi) ”為(wei) 主幹的文化之間的對立。所以，對科舉(ju) 製度的“總攻擊”，同時又一定會(hui) 是一個(ge) 中學與(yu) 西學、舊學與(yu) 新學相互比較和此消彼長的過程。對於(yu) 這些人來說，其仰慕西學之心未必全是在這個(ge) 過程中生成的，但這個(ge) 過程的鋪展，卻助長了西學的聲勢，從(cong) 而助長了個(ge) 體(ti) 的仰慕演化為(wei) 合群共趨。而就另一麵言之，則發生在士人群體(ti) 裏的這種顯然的取向轉變，又會(hui) 使“惟變科舉(ju) 為(wei) 第一義(yi) ，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那一套道理非常容易由入耳而入腦入心，從(cong) 而非常容易成為(wei) 那個(ge) 時候聳動天下的強音。因此，當其在甲午之後節節恢張而掀動輿論之日，這一套起自士林的道理同時又在一路上達地走向高處，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響政局。而後是反科舉(ju) 實際地成了變法的一部分。在這種議論轉化為(wei) 政治的過程裏，身在其間者以“科舉(ju) 一變，則海內(nei) 洗心”為(wei) 設定的預想，曾促成過“擬聯合同誌，共集義(yi) 款，以百金為(wei) 一分，總集三千金，分餽台官，乞為(wei) 入告。其封事則請同誌中文筆優(you) 長者擬定，或主詳盡，或主簡明，各明一義(yi) ，各舉(ju) 一法，其宗旨不離科舉(ju) 一事。務使一月之內(nei) ，十折上聞，天高聽卑，必蒙垂鑒”【71】的籌劃。遂使自下而上的急迫促成自上而下的急迫，並在戊戌年間達到頂點，於(yu) 是而有朝廷下詔，“自下科為(wei) 始，鄉(xiang) 會(hui) 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shu) 文者，一律改試策論”【72】。雖說梁啟超意猶未足，以為(wei) “不惟八股當廢，即科舉(ju) 亦當全廢，而一切學級，悉自學校出”【73】，但“科舉(ju) 一變”而“海內(nei) 洗心”的預想剛剛觸及八股，實際上已經與(yu) 衝(chong) 擊和震動同時俱見於(yu) 遠離京城的地方。當時一則出自湖北的記述說：“上諭廢八股時文，改試策論”之後，“縣中生童亦皆起而謀之，盡去昔之敲門磚，求所以作策論之法”【74】。這是一種明顯的變化，也是一種被動的變化。然而在戊戌年間的中國，對於(yu) 科舉(ju) 製度的這一場“總攻擊”既以附著於(yu) 變法為(wei) 因果而達到了頂點，此後又因同一種因果，而不能不隨變法的失敗而碎裂脫散，在極短的時間裏被一朝摧折。作為(wei) 一個(ge) 與(yu) 政潮同起同落的過程，其起落之間可謂興(xing) 也勃焉，亡也忽焉，但原本以評說為(wei) 表達方式的非議科舉(ju) ，則從(cong) 此已匯入了近代中國的變法維新之中，並越來越與(yu) 實際政治深相糾結交纏。而作為(wei) 一個(ge) 思想製造輿論和輿論傳(chuan) 播思想的過程，這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促成的前所未有的廣度，已使知識與(yu) 義(yi) 理的對立，學校與(yu) 科舉(ju) 的對立，智與(yu) 愚的對立漫溢泛濫，浸灌於(yu) 中國士人的思想之中，極大地改變了他們(men) 的思想和理路。之後的由此累積和累積中的發酵，則都不會(hui) 隨政潮的起落而澌滅。因此政潮起落之後，當日的士人議論猶以來日方長相期望，深信“現在新機已發，非朝政所能遏抑”【74】。

三 世事原隨士議遷：人才出自學堂和學堂推倒科舉(ju)

戊戌後二年庚子之變起於(yu) 華北，又以其結局逆轉了戊戌年間的政潮起落。而後是曾經在撲殺下失敗的變法主張蓬蓬然重起，非科舉(ju) 和變科舉(ju) 的論說也蓬蓬然重起。庚子年歲末，嚴(yan) 複說：

今夫學之無用，至於(yu) 吾製科之所求，可謂極矣，而猶以為(wei) 必不可變。今年五、六月間，北土壤夷之舉(ju) ，雖有儀(yi) 、秦之舌，無以自解於(yu) 天下後世。而推其禍之由來，舍八股、詩賦，吾不知其所屬。何則？民之聰明，梏亡於(yu) 功令，雖至淺之理，至明之事，其智亦不足以與(yu) 之也。嗟夫！持十年以前之中國，以與(yu) 今日者較，將見往昔雖不足雲(yun) 強，而但安靜為(wei) 治猶可以自存，無論改弦更張者矣。至於(yu) 今，未然之事不可知，就令幡然改之，欲為(wei) 斯賓塞爾之所謂體(ti) 合者，豈有及耶？【75】

他仍然在沿用愚智之辨說科舉(ju) 之弊，而以剛剛過去的庚子之變為(wei) 實例辨愚辨智，則其所注目，又尤在於(yu) 群起一哄地卷入“北土攘夷之舉(ju) ”的下層民眾(zhong) ，以及他們(men) 在八國聯軍(jun) 用槍炮作表達的暴力麵前的一觸即潰。他以外國人的霸蠻對比中國人的蒙昧，而統括地歸於(yu) “民之聰明，梏亡於(yu) 功令”。這種解說舍去了庚子之變深處的曆史因果，但在那個(ge) 時候的中國，卻能以戊戌年間灌入人心的那一套道理為(wei) 烘托，言之成理地把取士的科舉(ju) 製度同這一場國難直接地連到了一起。嚴(yan) 複的話以其言之憤然真實地說明，對於(yu) 親(qin) 身經曆了甲午年間的中國由“變局”而入“危局”，之後又親(qin) 身經曆了庚子年間的中國由“危局”而入“殘局”的一代知識人來說，從(cong) 戊戌到庚子，其間的一以貫之，是危局和殘局都在為(wei) 中國人重新詮釋科舉(ju) 製度，使這種原本熟識的東(dong) 西脫出了本義(yi) 所歸的範圍而周延越來越大，並被置於(yu) 倒推曆史以說因果之中，所須負擔的責任也越來越大。由此編連而成的是一種深度否定。但在智與(yu) 愚相對立，知識與(yu) 義(yi) 理相對立，學校與(yu) 科舉(ju) 相對立的理路裏，否定同時又已成為(wei) 一種反證和反比，由此促成和與(yu) 之對應的，便是另一頭的“吾國自經甲午，教育之論，始萌蘖焉”，至“庚子再創”，則“教育之聲，遂遍朝野上下”【76】。這是一個(ge) 起於(yu) 戊戌而在庚子之後大幅度恢張的過程。這個(ge) 過程因辟科舉(ju) 而興(xing) ，卻同樣在使承當了“教育”的學校脫出了本義(yi) 而周延越來越大，並因之而在籌劃來日“幡然之變”的先期預想中，對這種沒有根蒂，而且非常陌生的東(dong) 西寄托的憧憬和期望也越來越大。庚子後一年，劉坤一和張之洞以三萬(wan) 餘(yu) 言作聯銜會(hui) 奏，回複朝廷“欲求振作，當議更張”的詔書(shu) 谘問。而其間被置於(yu) 首位，並最先“詳悉條議”的，則正是在“變通政治，人才為(wei) 先”的名目下的非科舉(ju) 和崇學堂：

現行科舉(ju) 章程，本是沿襲前明舊製。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國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轍，何以拯此艱危。然而中國見聞素狹，講求無素，即有考求時務者，不過粗知大略，於(yu) 西國政治，未能詳舉(ju) 其章；西國學術，未能身習(xi) 其事。現雖舉(ju) 行經濟特科，不過招賢自隗始之意，隻可為(wei) 開風氣之資，而未必遽有因應之具。

與(yu) 出自個(ge) 體(ti) 而匯為(wei) 輿論的士議常以亢激脫跳為(wei) 特色相比，這些見之於(yu) 章奏體(ti) 裁的文字評論科舉(ju) ，無疑更多一點說理的圓到。但其論“人才為(wei) 先”而以“西國政治”和“西國學術”為(wei) 要目，兩(liang) 者之所指，顯然與(yu) 之前梁啟超稱為(wei) 泰西“萬(wan) 億(yi) 之新學新藝”的東(dong) 西本身同屬一物。而循此以論，則不能不由“拯此艱危”與(yu) “育才興(xing) 學”相合一立說，並把中國人的“拯此艱危”和“興(xing) 學育才”與(yu) 彼邦相等類以作比擬，直接接到了“泰西各國學校之法”的“猶有三代遺意”，遂能成“其人才日多，國勢日盛”的因果明了，以及“日本興(xing) 最驟，而學校之數，在東(dong) 方之國為(wei) 最多”所展示的“興(xing) 學之功，此其明證”。而後是上以“欲求振作，當議更張”相求，下以“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xing) 學不能育才”相應，外國人的“學校之法”和“興(xing) 學之功”，便直捷地化作了中國人以“學校之法”變科舉(ju) ，和中國人對“興(xing) 學之功”的執信。劉坤一和張之洞於(yu) 聯銜會(hui) 奏中說其大旨曰：

竊惟今日育才要指，自宜多設學堂，分門講求實學，考取有據，體(ti) 用兼賅，方為(wei) 有裨世用。惟數年之內(nei) ，各省學堂不能多設，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學堂大興(xing) ，而舊日生員，年歲已長，資性較鈍，不能入學堂者，亦必須為(wei) 之籌一出路。是故漸改科舉(ju) 之章程，以待學堂之成就。擬此辦法，策論乃諸生所能，史學、政治、時務乃三場策題所有，考生斷不致因改章而擱筆，科場更可改章而省費。而去取漸精，學業(ye) 漸實，所得人才，固已較勝於(yu) 前矣。茲(zi) 擬將科舉(ju) 略改舊章，令與(yu) 學堂並行不悖，以期兩(liang) 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ju) 取士之額，為(wei) 學堂取士之額。

並預想以“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ju) 人、進士皆出於(yu) 學堂”為(wei) 這個(ge) 過程的了局。在他們(men) 的“條議”裏，“酌改文科科舉(ju) ”與(yu) “酌擬今日設學堂辦法”是相表裏的。而這種進入了奏議的“條議”之能夠具體(ti) 地生成，其背後又有著“半年以來谘訪官紳人士，眾(zhong) 論僉(qian) 同”的群議和“兩(liang) 廣督臣陶模、山東(dong) 撫臣袁世凱谘來奏稿”【77】的合議。因此，就其用“按科第遞減”的辦法謀想十年之內(nei) 消滅科舉(ju) 以盛興(xing) 學校而言，宗旨本與(yu) 戊戌年間梁啟超力倡“朝廷大變科舉(ju) ”和“州縣遍設學堂”相同，都在兩(liang) 者之間的此消彼長。但這種在群議和合議之後形成的會(hui) 奏，又說明不過戊戌以來三年，同樣的主張已由並不當權的士人群體(ti) 快速地移入了當權的官僚之中。是與(yu) 在會(hui) 奏之外，又為(wei) 會(hui) 奏相呼應的是一種背景更加廣袤的官場社會(hui) 相，其間出自廣西土司之家被王文韶稱作“苗性尚未退淨”【78】的岑春煊雖被目為(wei) 不入斯文之列，卻也能自覺進入時趨，在同一個(ge) 時間裏正以“欲雪此恥，要在自強，自強之道，首需培植人才。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廣興(xing) 教育始”的新道理回應西太後“此恥如何可雪”【79】之問。而以練兵起家的袁世凱，此日對西人所說的是“當前隻有兩(liang) 件事重要，即學校和軍(jun) 隊”【80】。與(yu) 劉坤一和張之洞相比，岑春煊和袁世凱都不能算是士林中人，因此他們(men) 對於(yu) 教育和學校的一派神往與(yu) 極度熱心，顯然大半都來自耳食之得和臆度之知，但也正是借助於(yu) 他們(men) 的合力拱抬，這種原本存在於(yu) 輿論鼓蕩之中的主張，才得以在庚子以後源源不斷地湧入廟堂，形成朝野之間以變法相呼應的共鳴。而後是出自詔旨的興(xing) 學堂和變科舉(ju) ，便化為(wei) 由國家權力導引和推動的自上而下層層鋪展。曆時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ju) 製度遂因此而被置於(yu) 一種前所未有的大變之中。

在同一個(ge) 時間出自疆吏應詔群議“更張”的奏疏裏，粵督陶模的《圖存四策折》同樣以興(xing) 學育才為(wei) 立論的大題目，而其亟亟乎以求的急迫則遠過於(yu) 劉坤一和張之洞：

自甲午以後，詔設學堂者屢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則以利祿之途仍在科目，欲其舍詩賦、八股、小楷之慣技，棄舉(ju) 人、進士之榮途，而孜孜致力於(yu) 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變法必自設學堂始，設學堂必自廢科目始。

因此，“今宜明降諭旨，立罷製藝、大卷、白折等考試，飭下直省督撫通行所屬各州縣，限一年內(nei) 建立小學堂一區”，而“未能建立者，革職永不敘用”【81】。他要的是一種了斷，而不是一個(ge) 過程，其立意顯然更接近於(yu) 三年之前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非科舉(ju) 、倡學校，而以“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為(wei) 論斷所顯示的一派斬絕。而時當20世紀初年，以前者的一手了斷對比實際上構成了一個(ge) 過程的“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則顯見得了斷關(guan) 注的是科目之弊，因此可以不留餘(yu) 地；而過程也關(guan) 注科舉(ju) 之弊，但同時進入視野之中的，還有萬(wan) 千與(yu) 科舉(ju) 之弊深度牽結的讀書(shu) 人，【82】由此籌想的“十年三科”為(wei) 度，便多了一點以人為(wei) 對象的稍留餘(yu) 地。然則當此大變成法之初，同時又麵對千年曆史積留的沉重慣性，就其本願而論，朝廷更容易接受的一定不會(hui) 是一種了斷，而隻能是一個(ge) 過程。因此，光緒二十九年（1903）上諭昭告的“自丙午科為(wei) 始，將鄉(xiang) 、會(hui) 試中額，及各省學額”俱“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ju) 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83】的先後次第，正是在相隔兩(liang) 年之後，把先倡於(yu) 劉坤一和張之洞的同一種主張移到了詔書(shu) 之中。

兩(liang) 年之後直接促成了這一道詔書(shu) 的“各折片”裏，居於(yu) 重心的一折依舊出自張之洞。但其主旨雖然仍在以“遞減科舉(ju) ”為(wei) 請，而身在世變亟迫之中，則理隨勢走，論說的主幹已是由“奉旨興(xing) 辦學堂已及兩(liang) 年有餘(yu) ，而至今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講到“科舉(ju) 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zhuan) 重學堂”，再講到“人情不免觀望”，以致“入學堂者恃有科舉(ju) 一途為(wei) 退步，既不肯專(zhuan) 心向學，且不肯恪守學規”。然後舉(ju) “當此時勢阽危，非人莫濟，除興(xing) 學堂外，更無養(yang) 才濟時之術，若長此因循，坐糜歲月，國事急矣，何以支持”為(wei) 設問，又以“是則取材於(yu) 科舉(ju) ，不如取材於(yu) 學堂”為(wei) 回答。【84】與(yu) 辛醜(chou) 年他和劉坤一在聯銜會(hui) 奏中所說的“將科舉(ju) 略改舊章，令與(yu) 學堂並行不悖”相對比，則劉坤一謝世以後，其此日指學堂“未能多設”由於(yu) “科舉(ju) 未停”的反推因果，顯然更近於(yu) 陶模“設學堂必自廢科目始”的兩(liang) 者不能“並存”和科舉(ju) 之沒有了餘(yu) 地。同一種意思，在他與(yu) 袁世凱的聯名合奏裏，已尤為(wei) 直白地謂之“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為(wei) 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實莫深於(yu) 科舉(ju) ”，以及“科舉(ju) 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xing) ”。是以綜貫而論，雖說他一再籲請的“遞減科舉(ju) ”仍然是一個(ge) “分三科減盡”【85】的過程，但由“科舉(ju) 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xing) ”的言之斷然，又非常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心中正在更快茁長的其實正是一種了斷之想。而與(yu) 此相伴的亟亟乎以求，同樣是一種更近於(yu) 陶模的急迫。作為(wei) 當日變科舉(ju) 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在兩(liang) 年之中的後來不同於(yu) 以前，說明了庚子之後的變科舉(ju) ，自始即倉(cang) 促地起於(yu) 國難的扼迫，同時又倉(cang) 促地接入了戊戌以來智與(yu) 愚相對立，知識與(yu) 義(yi) 理相對立，學校與(yu) 科舉(ju) 相對立的思維定向之中。由於(yu) 前一麵，這個(ge) 過程便不能不長在“時勢阽危”的牽引之下，從(cong) 而不能不隨之一路躍動；由於(yu) 後一麵，這個(ge) 過程便不能不以學校為(wei) 中心和主導，從(cong) 而不能不日熾一日地寄望於(yu) 學校，同時又把這種日熾一日的寄望當成理由，施為(wei) 日深一日地痛惡科舉(ju) 和痛撻科舉(ju) 。而後的兩(liang) 麵交匯，則都會(hui) 使這個(ge) 過程裏的人物常在前後騰翻和章法無定之中。

洋務人物的非科舉(ju) ，其議論大半以“另開洋務進取一格”為(wei) 主張。與(yu) 之相比較，自戊戌年間的輿論鼓蕩到庚子之後的廟堂群議，是學校已被當成了重造乾坤的神器。時人謂之“當今之世，萬(wan) 事都無濟，惟學堂、報館為(wei) 救黃種之根本”【86】。其斬釘截鐵的不容討論，顯然說理少而獨斷多，更像是在表達一種信仰。但就曆史事實而言，則以洋務為(wei) 中心的三十年曆史過程裏，次第出現的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建船政學堂、江南製造局附設操炮學堂和工藝學堂，以及布列於(yu) 南北的電報學堂、鐵路學堂、礦務學堂、醫學堂和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等，都說明戊戌之前的中國，其實已經移來了種種取法於(yu) 泰西“新學新藝”的學校。而同樣作為(wei) 一種曆史事實，是留心時務的人直觀所見，大半並沒有看到這種已有的“興(xing) 學育才”裏，其間的人物和事狀之的全然可信和全然可取。鄭觀應說：“今中國既設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堂，曆有年所，而諸學尚未深通，製造率仗西匠，未聞有別出心裁，創一奇器者”【87】；陳其璋說：同文館“自開館以來，已曆三十餘(yu) 年，問有造詣精純，洞悉時務，卓為(wei) 有用之才乎”？陳耀卿說：泰西各槍炮火藥皆“從(cong) 格致中出”，中國“事事效法之，不惜重價(jia) 聘請西人，於(yu) 是南北洋均設立機器局，同文、武備先後並舉(ju) ，電線、兵輪次第添設。所有同文、武備考取肄業(ye) 各生，數年後技藝嫻熟，即令出洋。閱曆既深，熏陶既久，複加考試，授以官職，遂為(wei) 洋務出身以為(wei) 幹城之寄，法至善也”。而國家竭數十載之經營，“乃一旦與(yu) 倭人對敵”，但見“所謂洋務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戰敗降倭，或潛亡內(nei) 地，前功盡棄，莫可挽回”；何熙年說：“今學生之於(yu) 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隸。羨其服食之精，則見獵心喜；誇其器械之利，則談虎色變。”【88】盛宣懷說：“同文館、廣方言館出洋學生，糜費不少而得人不多。”蓋“孔孟義(yi) 理之學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雖嫻熟其語言文字，僅(jin) 同於(yu) 小道可觀，而不足以致遠也”【89】。這些評說出自戊戌之前的五六年之間，就其各自的積年審視觀察而言，顯見得這些“事事效法之”的學校和學校裏產(chan) 出的人物，都不能算是構成“救黃種之根本”。因此，以這些既有的事實，以及同時代人對於(yu) 這些事實的觀感為(wei) 對照，則戊戌年間被用來痛詈科舉(ju) ，並深信有此一物便可以“大變則大效”的學校，其實自始已是一種以觀念推演觀念和由理想催生理想的東(dong) 西。與(yu) 此前三十年以洋務為(wei) 中心的那段曆史相比，戊戌之後的這一麵更多依托於(yu) 思想的自信和盲信，所以這一麵更脫空。迨庚子之後變法再起，朝廷以興(xing) 學為(wei) 要務，遂使庚子之後學校的種類益多，數量也益多。但其間仍然看不到朝野兩(liang) 頭期望中的“一興(xing) 學”，則“一切良法乃可次第講明而舉(ju) 行”【90】的一派通泰。當日“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雖然已被牽入開新的潮流之中，而其奏議“各國學務”，則不得不麵對事實，先以“我國自興(xing) 學以來”的“紛然”無序為(wei) 對比，總論之曰：

興(xing) 校既多，需材彌眾(zhong) ，監督、教習(xi) 、管理諸事，懸席待人。校員之賢否，督撫既不能周知，而所謂學務處者，自總辦之司道以迄員紳，大抵皆不諳學務。校員中即有略知時務，亦或剿襲書(shu) 報浮誕之說，自命開通，官界既信為(wei) 學界之人才，而新奇偏激之談，又往往為(wei) 無識之生徒所怖服，實則鈔撮譯籍，以為(wei) 講義(yi) ，而尚不能盡通，遷就眾(zhong) 見以為(wei) 管理，而猶不免衝(chong) 突。蓋以未受教育之人，強之行教育之事，支離蔓衍，謬種流傳(chuan) ，其弊殆不能悉數。【91】

這些話說的是興(xing) 學一方雖然居高臨(lin) 下，其實既沒有可以施教的“校員”；也沒有可以授人的真知。而後由“鈔撮譯籍”的“尚不能盡通”到“支離蔓衍，謬種流傳(chuan) ”，便成了那個(ge) 時候學校裏普遍可見的景象。其間所指述的“殆不能悉數”顯然已非一朝一夕。與(yu) 之兩(liang) 相對比而相互映照的，是同一個(ge) 時期奉派管“高等實業(ye) 學堂”學務的翰林院編修作呈文，陳說受教的一方的“種種謬戾”：

光緒三十年（1904）由農(nong) 工商部奏立高等實業(ye) 學堂，並蒙奏派職充該堂教務長，是年六月招考，九月開學，年假前考試諸生尚稱安靖。及至三十一年正月，即行聚眾(zhong) 滋事，倡首者十餘(yu) 人，而四川之賀昌運為(wei) 最，當即斥革，餘(yu) 則記過示懲。而少年聚處，易動難靜，自此氣漸驕，心漸肆，已非初到學堂之象。其中立品勤學者，不過數人，下此謹飭之士，冀得出身，尚知守分，而好事者流，素日既不勤學，臨(lin) 考則抄襲傳(chuan) 遞，亂(luan) 號搶替，百弊鹹備。其尤者挾製教習(xi) ，訂題目於(yu) 考前，爭(zheng) 分數於(yu) 考後，逮數人得計，遂群相效尤，久則群請優(you) 加分數，教習(xi) 、管理員並代言之，以分數加多，為(wei) 學堂之光榮。

這種“徒騖虛名”和“但求粉飾於(yu) 外”已是興(xing) 學之“成效難期待”。比之更“謬戾”的還有動輒“聚眾(zhong) 反抗”，“結黨(dang) 立會(hui) ”，並徑能以此“劫製同學，皆令無敢自脫”。而自京城裏的“實業(ye) 學堂”舉(ju) 目四望，則“各省交通，沾染風氣”，遂又有“近者如雲(yun) 南學生一堂滋事，而省城四五學堂，結聯同黨(dang) ，助以暴動”【91】的讀書(shu) 人麵目大幅度異化。由此形成的，又是那個(ge) 時候的學校另一種普遍可見的景象。

就時間而論，當朝廷以“遞減科舉(ju) ”助成興(xing) 學之日，這兩(liang) 種隨詔書(shu) 推廣學校而發生於(yu) 學校之中的普遍景象，都已在世人注目之中。所以，作為(wei) 因興(xing) 學而見的弊端，則弊端對於(yu) 興(xing) 學，正構成了一種明顯的矛盾，並以此顯示了事實對於(yu) 觀念和理想的反詰和疑問。然而在那個(ge) 時候的中國，與(yu) “遞減科舉(ju) ”以助成興(xing) 學相為(wei) 表裏的觀念推演觀念，以及理想催生理想，自始便不是從(cong) 中國社會(hui) 裏自然生長出來的東(dong) 西，而是在西洋之歐美和東(dong) 洋之日本反照之下的以彼量此和舍此取彼。以此為(wei) 來路和定向，則這種觀念推演觀念的過程，便自始已不受實際社會(hui) 的製約，而能自成一派隨時勢而走的邏輯。因此，雖然出自學校的“支離蔓衍，謬種流傳(chuan) ”和“聚眾(zhong) 滋事”，“百弊鹹備”都近在咫尺，但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凱主稿，並合集疆吏當中的強有力者趙而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聯名而進的會(hui) 奏，已在籲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ju) 。庶幾廣學育才，化民成俗”了。以時日計，上距光緒二十九年（1903）朝旨定為(wei) “作新之基”的“遞減科舉(ju) ”中額，期以“三科減盡，十年之後，取士概歸學堂”之想不過僅(jin) 僅(jin) 隔了兩(liang) 年：

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ju) 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jiao) 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誌。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jue) 無大興(xing) 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ju) 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十年，甫停科舉(ju) ，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年後，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些話說明：當年促成朝廷以“十年三科”“減盡科舉(ju) 中額”，理由是“時勢阽危”；此日推翻十年之期，轉以“立沛綸音，停罷科舉(ju) ”為(wei) 應然和必然，理由同樣是“時勢阽危”。而其“更甚曩日”，已使此日的急迫更甚曩日，所以由“更甚曩日”引申以論，遂又有“科舉(ju) 夙為(wei) 外人詬病，學堂最為(wei) 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jue) 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qing) ，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yu) ”的一番以外人之好惡為(wei) 中國之是非的道理。而以同一個(ge) 時間裏因興(xing) 學而生的弊象作對照，這種從(cong) “危迫情形”起講，一路連到“科舉(ju) 夙為(wei) 外人詬病”與(yu) “學堂最為(wei) 新政大端”的直接對舉(ju) ，則由其間的振振有詞而不涉當日學堂裏的眾(zhong) 生相，正可以看到那個(ge) 時候的觀念推演觀念，動力和引力其實都是自外而來的。因此，其自成邏輯的一以貫之中派生出來的，大半都隻能算是無從(cong) 附著於(yu) 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hui) 實際的願想和臆想：

且設立學堂者，並非專(zhuan) 為(wei) 儲(chu) 才，乃以開通民智為(wei) 主。使人人獲得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於(yu) 國，下得自謀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為(wei) 合格之國民，兵農(nong) 工商，各完其義(yi) 務而分任其事業(ye) 。婦人孺子，亦不使逸處而興(xing) 學於(yu) 家庭。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圖強奚不強。【92】

由停科舉(ju) 興(xing) 學堂以改變士人，到停科舉(ju) 興(xing) 學堂以改變國人，雖然展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宏大，但就其脫空而起的一派思想描劃思想而言，這種宏大的本相，不過是遠望彼邦，以得自稗販的東(dong) 洋知識和西洋知識表達漫無邊際的期望。【93】所以，其間用之以動帝王之心的“無地無學，無人不學”，在奏議裏被當作既設學堂便可以召之即來的東(dong) 西，其實與(yu)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狀態都隔得非常遙遠。然而原本“十年三科”的期限因此而終止於(yu) 乙巳，則又清楚地說明，這種觀念推演觀念和理想催生理想在此日中國居有的強勢和獨大，以及由此獨大所造成的不可堵擋。親(qin) 曆過這段曆史的姚叔節後來作詩詠歎清末十年，說是“世事原隨士議遷，眼前推倒三千年，但使西鄰無責言，阜則利用國本堅”【94】。雖說末了一句未必能當人人之意，但他以“西鄰”之“責言”觀照彼時的“士議”，卻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這種出自觀念的理想和懸想之所以不立根基而能一時獨大，靠的並不是其內(nei) 含的真理性，而是意在大變中國自身以回應“西鄰”之“責言”的願想。“停罷科舉(ju) ”的奏議集中體(ti) 現了這種願想，但此日奏議既以士議為(wei) 來路，又隨士議而起伏，因此與(yu) 之一路相伴的始終是發自士林的呼應。當時章梫致書(shu) 汪康年說：

頃聞得內(nei) 廷一極好消息，為(wei) 廢科舉(ju) 。端午帥到京，亦持此議甚力。果廢科舉(ju) ，乃救亡第一政策。擬請令弟頌榖同年，從(cong) 速於(yu) 報端發一大論以鼓動之，可言廢後有百利而無一害。各國無科舉(ju) ，如此之強，成效具在。可一提醒，至要至感！【95】

以“鼓動之”為(wei) 呼應，以“各國無科舉(ju) ，如此之強成效具在”，表達的正是大變中國自身以回應“西鄰”之“責言”的共鳴。這些話出於(yu) 個(ge) 人，但代表的顯然不僅(jin) 是一種個(ge) 人意識。所以，此前又有《湖北學報》說：“科舉(ju) 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xing) ，則士子永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yu) 富強。”【96】在這種廟堂與(yu) 士林的呼應和共鳴裏，起於(yu) 戊戌年間的變科舉(ju) 以興(xing) 學堂之說，最終演化為(wei) 庚子之後學堂推倒科舉(ju) 的事實。其間先倡非科舉(ju) 和力倡非科舉(ju) 者，多半都是從(cong) 科舉(ju) 製度裏孵化出來，或者曾向科舉(ju) 製度討取過功名的讀書(shu) 人。【97】這是一種異乎常情常理的社會(hui) 現象，又是一種在曆史變遷的逼扼下形成的真實社會(hui) 現象。

以科舉(ju) 製度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比戊戌到乙巳的七年之間，又以“十年三科”比“立沛綸音，停罷科舉(ju) ”，則清末的廢置科舉(ju) 不能不算是在倉(cang) 猝中實現的過程。那一代士人中的切入於(yu) 時務者促成了這種倉(cang) 猝，但在一千三百餘(yu) 年之後廢置科舉(ju) ，由此帶來的對於(yu) 中國曆史和文化的深層翻攪既牽動當下，又牽動後來，遂成了“時勢阽危”之外，中國人同時麵對的另一重進退失據，從(cong) 而使促成了倉(cang) 猝的人物因之而不能不左顧右盼，獨斷之外又更多了一層走走。所以，自戊戌以來曾力抵科舉(ju) 的嚴(yan) 複，至庚子後二年，其論說的重心已由一頭移到了另一頭：“然則今之教育，將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變法之難，在去其舊然矣，而能擇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洶洶，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世聖哲所創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cong) 以不固。”至停罷科舉(ju) 之後一年，他又倒敘七年之間的一程急於(yu) 一程，而歸之以懷疑論和不可知論：

逮甲午東(dong) 方事起，以北洋精兵而見敗於(yu) 素所輕蔑之日本，於(yu) 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yu) 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yu) 數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經義(yi) 。由是不及數年，而八股遂變為(wei) 策論，詔天下遍立學堂。雖然，學堂立矣，辦之數年，又未見其效也，則嘩然謂科舉(ju) 猶在，以此為(wei) 挭。故策論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宋以來之製科又廢，意欲上之取人，下之進身，一切皆由學堂。【98】

然後說此後之結果如何，實非斯世斯時所能測度。前一段話表述的已是對中國的曆史文化由漠視而轉為(wei) 正視；後一段話表述的是從(cong) 非科舉(ju) 的局中鼓吹者變為(wei) 廢科舉(ju) 的局外旁觀者。然則自戊戌至乙巳，七年的過程他走了一半便已止步，其個(ge) 體(ti) 的認知和取向遂因此而被截為(wei) 兩(liang) 段。這種同一個(ge) 人的後來不同於(yu) 之前，既寫(xie) 照了倉(cang) 猝之下的意向多歧，也寫(xie) 照了倉(cang) 猝之下的人心無定。與(yu) 之相類似，而又更多兩(liang) 頭徊徨和自我扞格的，還有曾以文章受知於(yu) 曾國藩的吳汝綸。他在戊戌變法之日說“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ju) ，不複以文字取士。舉(ju) 世大興(xing) 西學，專(zhuan) 用西人為(wei) 師，即由學校考取高才，舉(ju) 而用之”。一個(ge) 月後，又變其說為(wei) “中西之學，終須分途。其由學堂薦舉(ju) 者，止可由西師試西學；為(wei) 中國之學，仍以考場糊名易書(shu) 之法為(wei) 之耳”；並以“時文廢後，後生應科舉(ju) ，欲求外國時務，舍閱報無從(cong) 問津”，而閱報不能遍及，則“此舉(ju) 本為(wei) 興(xing) 西學而設，而竊恐西學未興(xing) ，而中學先廢，亦中國之奇變”。然後深而論之曰：“諸公輕率獻議，全不計其利弊，國無轉移風氣為(wei) 物望所歸之人，愈變且愈壞”。但時至庚子以後論同一個(ge) 題目，其說複一變之後再變，以為(wei) “朝廷已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近時竟無考官。愚意當徑廢科舉(ju) ，專(zhuan) 由學堂造士，用外國考校之法，較有實際”，不能不算是言之斷然。而與(yu) 此相抵牾的，是相近的時間裏其意中“又有愚慮，見今患不講西學，西學既行，又患吾國文學廢絕”。蓋“後生才力有限，勢難中西並進，中文非專(zhuan) 心致誌，得有途轍，則不能通其微妙。而見謂無足輕重，西學暢行，誰複留心經史舊業(ye) ？立見吾周、孔遺教，與(yu) 希臘、巴比倫(lun) 文學等量而同歸澌滅，尤可痛也”【99】。雖說吳汝綸辭世於(yu) “停罷科舉(ju) ”之前，但其暮年心之所係，則一直在與(yu) 這個(ge) 過程相牽結。而與(yu) 嚴(yan) 複的半途而止，從(cong) 局內(nei) 走到局外相比，他顯然更多地遊移於(yu) 這個(ge) 過程的兩(liang) 端之間，並因其內(nei) 在的徊徨和扡格而承受了更多的“尤可痛也”。在19世紀與(yu) 20世紀之交，他們(men) 都曾是學堂推倒科舉(ju) 的時潮中人，並因此而都相信學堂和科舉(ju) 的不能兩(liang) 立。但嚴(yan) 複的前後截為(wei) 兩(liang) 段和吳汝綸的徊徨扡格又說明：同在時潮之中，他們(men) 又比“致治必賴乎人才，人才必出於(yu) 學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100】的單麵立說和無端涯之崇拜，更多地看到了科舉(ju) 製度內(nei) 連著曆史文化；而學校則未必盡是一片光華。【101】並因之而比別人更切入地麵對著以勢而論，則“欲學校成材，則科舉(ju) 宜廢”【102】，以理而論，則“中國之舊，豈宜一概抹殺”【103】的深刻矛盾。這種矛盾又說明倉(cang) 猝實現的“停罷科舉(ju) ”，實際上隻能是一個(ge) 還沒有想清楚就已經在傾(qing) 力推行的過程，從(cong) 而隻能是一個(ge) 隻顧一頭和一廂情願的過程。其間居於(yu) 主流的大半都屬嚴(yan) 複所說的“未嚐有人為(wei) 數十年、百年計者”【103】。而後是形成於(yu) 倉(cang) 猝之中的矛盾，便成了留給後來曆史的矛盾。

自戊戌到乙巳，七年之間，由非科舉(ju) 而變科舉(ju) ，由變科舉(ju) 而停科舉(ju) ，前後相接地連為(wei) 一個(ge) 愈趨愈急的過程。這是一個(ge) 重心從(cong) 報章移向奏議，並以奏議終此一局的過程。因此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與(yu) “停罷科舉(ju) ”直接對應的，便是用奏議斷送了這個(ge) 製度的那些人。羅惇曧作《記廢科舉(ju) 》曰：

王文韶在政府，恒以聾自晦，為(wei) 人透亮圓到，有玻璃球之目，遇事不持己見，獨於(yu) 廢科舉(ju) 一事，極堅持。張文襄自鄂督展覲，留京師，力謀廢科舉(ju) ，結袁項城以助力。其時榮祿當國，文襄與(yu) 榮祿言，榮祿亦頗讚之，惟自以非科目出身，不敢力主廢。文韶謂：“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zheng) 之。”文襄浩歎而已。及文韶出樞垣，端方以江督入覲，過天津，項城與(yu) 商廢科舉(ju) ，乃約文襄聯請諸朝，遂得請。朝士方頌文韶，乃集矢袁項城。丙午，項城入都議官製，朝士攻之尤力，項城乃幾敗矣。請廢科舉(ju) 之奏，乃北洋主稿，電商鄂督連銜，文襄來電，乃加入考優(you) 、拔、與(yu) 舉(ju) 、貢考職兩(liang) 段，科舉(ju) 依然未絕也。

文襄方力倡廢科舉(ju) ，而甲辰會(hui) 試，其侄婿林世燾以候補道員中進士，欲請歸原班，文襄乃一日五電，責其必取館選。留學生殿試授官，亦文襄在樞府時力主行之。【104】

其中的細節間有未諦，而一個(ge) 一個(ge) 人頭則數得很清楚。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從(cong) 庚子後一年劉坤一、張之洞的會(hui) 奏、袁世凱的疏奏、陶模的疏奏，以及此後張之洞與(yu) 袁世凱的合奏、張之洞與(yu) 張百熙、榮慶的合奏，一直到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的會(hui) 奏，這些前後相接地以古今中西之比論科舉(ju) 與(yu) 學堂的人物引類相聚。他們(men) 既是達官中的居有重勢者，又是達官中的先人而變者。而合兩(liang) 麵於(yu) 一身，遂使本來由輿論主導的時潮之所趨，最終變成了權力主導下的變法過程。而前後相比，成為(wei) 一種顯目對照的，則是19世紀末期挾“排山倒海”之勢對科舉(ju) 作“總攻擊”的梁啟超，進入20世紀之後已絕少重新回到這個(ge) 題目再作滔滔論說，就其居言論界之重鎮而言，這是一種異乎尋常。而七年以前猶在恪守中體(ti) 西用的張之洞，卻在這個(ge) 過程裏既為(wei) 當時注目，又為(wei) 當時側(ce) 目，並被評點描畫，成了時論譏詆的“過河拆橋”者。一則事後的記述敘此一段情節說：

張之洞探花及第，以翰林累遷至內(nei) 閣學士，外簡山西巡撫，遂致大用，可謂科舉(ju) 中得意者，後乃偕袁世凱力持廢科舉(ju) 之議。袁本以異途致通顯，主保留科舉(ju) 者，責備尚不甚嚴(yan) ，對張則極詆為(wei) “過河拆橋”。

蓋“元順帝時，平章政事哲爾特穆爾建議罷科舉(ju) ，太師右丞相已延以為(wei) 然，遂定議。參政許有壬爭(zheng) 之力。翌日宣詔，特命許為(wei) 班首以折辱之。許不敢辭。治書(shu) 禦吏布哈誚之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許以為(wei) 大恥，移疾不出”。然後比較而論之，以為(wei) “其受譏與(yu) 張之洞同，可謂張之前輩。然許為(wei) 反對罷科舉(ju) 者，徒以畏禍不敢辭宣詔班首耳，若張之洞則為(wei) 罷科舉(ju) 之主動人物，過河拆橋，當之無愧，許猶非其倫(lun) 也”【105】。這兩(liang) 段文字都把張之洞和袁世凱看作是清末涉入變科舉(ju) 和停科舉(ju) 的大吏中居於(yu) 中心的人和提調全局的人。而相比於(yu) 羅惇曧之說尤偏重於(yu) 陳述事狀和始末，則後者以“科舉(ju) 中得意者”與(yu) “異途致通顯”的大不相同，分別對應張之洞和袁世凱，顯然是意在說明，本由科舉(ju) 所造就的張之洞，一變而為(wei) “罷科舉(ju) 之主動人物”的逆乎人情物理。對於(yu) 起家清流，而被辜鴻銘稱作“儒臣”【106】的張之洞來說，這是一種在世人眼中的失其本相。但作為(wei) 另一麵的事實，就“甲辰會(hui) 試”不過在乙巳停罷科舉(ju) 的前頭一年，而事關(guan) 侄婿，則“一日五電，責其必取館選”以求必入翰林而言，又具見被目為(wei) “罷科舉(ju) 為(wei) 主動人物”的張之洞，其意中之所重仍然以科舉(ju) 為(wei) 根深蒂固，並尤其以翰林為(wei) 一世之榮途。因此“必取館選”的張之洞和“停罷科舉(ju) ”的張之洞之間便構成了別人看了奇異而自己無從(cong) 疏解的矛盾。作為(wei) 比較，袁世凱的女兒(er) 後來說：

我父親(qin) 先後應過兩(liang) 次“童子試”，都沒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過去所做的詩文完全燒毀。後來，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曾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兩(liang) 江總督周馥會(hui) 銜奏請停止科舉(ju) 。這個(ge) 害人的科舉(ju) 製度，也就由此而被廢除。我父親(qin) 以後經常談論這件事，他認為(wei) 這是他一生中最為(wei) 得意的事情。他說，他是從(cong) 小就痛恨這種科舉(ju) 製度的。【107】

袁世凱兩(liang) 應童子試而不能得秀才，遂以科舉(ju) 的失敗者成為(wei) 科舉(ju) 製度的局外人。而從(cong) “盛怒”到“痛恨”，又寫(xie) 照了其個(ge) 人對於(yu) 這個(ge) 製度的積怨之深和其來有自。因此由他主稿的籲請“立沛綸音，停罷科舉(ju) ”一折雖然中文字表達了一種言之成理，但這種積怨一定會(hui) 羼入其間而成為(wei) 別樣的動力。有此一段因果，則以失敗者和局外人反科舉(ju) ，對於(yu) 袁世凱來說，反科舉(ju) 的過程自能徑情直遂而不會(hui) 有瞻此顧彼的矛盾。以此作對照，顯見得和他合力推倒了科舉(ju) 的張之洞，同時又以其在這個(ge) 過程中的矛盾自成一幅麵目，並因此而與(yu) 沒有矛盾的袁世凱區別開來。前者和後者之間，正隔了一段積久而來的盤陀心路。曾為(wei) 張之洞佐幕的辜鴻銘後來引“小人重勢，故常以勢滅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製勢。欲以理製勢，要必知所以用理，權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謂也”為(wei) 道理，並區分“用理得其正為(wei) 權，不得其正為(wei) 術”的全不相同，然後總論之曰：“甲申一役，清流黨(dang) 諸賢”因“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製勢”成其挫跌，隨之是本屬清流一脈的張之洞由此而變：

甲申以後，文襄有鑒於(yu) 此，遂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yu) 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yu) 是躊躇滿誌，而得一兩(liang) 全之策，曰為(wei) 國則舍理而言勢，為(wei) 人則舍勢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說。吾故曰文襄不知權，文襄之所謂權者，乃術也，非權也。【108】

辜鴻銘以局外旁觀作一己之評，雖未必能盡中肯綮，卻明了地看到了張之洞在理與(yu) 勢之間的四顧彷徨而失其定力，並以這種甲申以後的變化，為(wei) 張之洞推倒科舉(ju) 之日仍不能忘情於(yu) “必取館選”的矛盾，提供了一種由來和詮釋。但“舍理而言勢”同時又不肯全脫“舍勢而言理”，則兩(liang) 頭之間的矛盾便一定會(hui) 演化為(wei) 兩(liang) 頭之間的翻覆。所以乙巳年詔旨停科舉(ju) ，而兩(liang) 年後張之洞電複學部論“學政權限”，已由“言勢”亟亟乎轉向了“言理”：

學政擬請專(zhuan) 用翰林院衙門官員。近時惡習(xi) ，無論官私何種文字，率喜襲用外國名詞，文體(ti) 大乖。文既不存，道將安附？惟翰林官於(yu) 舊日文學較有根柢，識解純正者居多，遇各學堂監督、教員、學生有宗旨悖亂(luan) ，文體(ti) 謬劣，附和亂(luan) 黨(dang) 邪說者，必能隨時谘明督撫懲罰糾正，以端學風。

顯見得理勢一經易位，則其意中的翰林院便比學堂更靠得住。之後複由此引申，而立意更遠：

此次奏停科舉(ju) ，聲明優(you) 拔貢考試三科後即行停止，思慮尚未周密。應請奏明將優(you) 拔貢考試永遠留存，專(zhuan) 取經明，行修，文學優(you) 長之寒畯。則中國文學於(yu) 學堂外留此一線生機，實保存國粹之一道。【109】

在停置科舉(ju) 之後，優(you) 貢、拔貢隻能算是科舉(ju) 製度僅(jin) 剩的一點殘餘(yu) 。而奏停科舉(ju) 的張之洞此日又欲奏明“永遠留存”科舉(ju) 的這點殘餘(yu) 。顯然是一種明顯的翻覆，而與(yu) 這種前後翻覆相對應的，是其心中之深憂，已經由“廣學育才”移到“方今中國文教日微，孔教將絕。若是此科亦停，習(xi) 國文者更無生路，此後無人再讀儒書(shu) ，將來小學、中學、師範、高等各學堂更無人可為(wei) 中國經史、國文教習(xi) 之人。不及十年，天下將並無一識字者矣”【110】。這些話與(yu) 嚴(yan) 複說的“百世聖哲所垂創，累朝變動所淘汰”一朝俱去，則“民之特性亡”；以及吳汝綸說的“立見吾周、孔遺教，與(yu) 希臘、巴比倫(lun) 文學等量而同歸澌滅，尤可痛也”皆旨義(yi) 略同。然而作為(wei) 一個(ge) 直接用學堂推倒了科舉(ju) ，從(cong) 而間接地促成了他眼中的“中國文教日微”的人，這些話以“此後無人再讀儒書(shu) ”為(wei) 來日之大患，則在其力謀“中國文學在學堂外留此一線生機”的申述裏，不會(hui) 沒有一點內(nei) 省之後的惆悵與(yu) 追悔。因此“優(you) 拔貢考試”之外，同一年張之洞又別立名目，“奏設存古學堂”【109】，以“多致心力於(yu) 中國經史詞章之學”為(wei) 宗旨，期望能夠用之以維持“國文永存不廢，以補救各學堂之不足”【110】。就當日的時趨而言，“存古學堂”是一種學堂之外的學堂，並且是一種與(yu) 學堂立異的學堂，但在張之洞暮年的心懷裏，則是“關(guan) 係緊要，區區最關(guan) 心，萬(wan) 不可令其廢墜”【111】的東(dong) 西。而其間的“補救”一詞，無疑正是在說自我糾錯。然則以乙巳年“停罷科舉(ju) ”為(wei) 分界，顯見得相隔不過兩(liang) 年，曾經亟亟乎趨進的張之洞又一變而在轉身回歸之中。這種前後之間的背反太過昭彰，以至於(yu) 時人旁觀，曾總括而謂之“先人而新，後人而舊”【112】。與(yu) 袁世凱把“廢科舉(ju) ”當作其“一生中最為(wei) 得意”之事的一派膚淺單純、無窒無礙相比，張之洞的趨進和回歸都出自“舍理而言勢”與(yu) “舍勢而言理”的相製相扼與(yu) 此落彼起之中，相製相扼和此落彼起都不會(hui) 是“得意”的事。因此，以後來的回歸反觀之前的趨進，則張之洞的先奏停科舉(ju) ，之後又對“停置科舉(ju) ”力圖“補救”，正以其個(ge) 人的徊徨趑趄，比袁世凱更深刻地反映了“廢科舉(ju) ”過程中理與(yu) 勢的不能兩(liang) 得其平，以及促成了這個(ge) 過程的先期預想與(yu) 這個(ge) 過程實際鋪展之間的無從(cong) 合攏。

曆時一千三百餘(yu) 年的科舉(ju) 製度因士議而失其理由，因奏議而最終停置。就外觀而言，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丕變，就性質而言，這是一種用思想改造社會(hui) 的丕變。天下士人的人生、價(jia) 值和入世之路都因此而地動山搖。然而主導了思想丕變的輿論和主導了社會(hui) 丕變的權力同歸一途，遂使隔絕於(yu) 權力與(yu) 輿論之外的萬(wan) 千讀書(shu) 人窮途末路之際，四顧茫然的一派蒼涼自生之而自滅之，淹沒於(yu) “大學、高等、師範、實業(ye) 、速減、永久”的“紛然並陳”【113】之中。一場被嚴(yan) 複目為(wei) “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ju) 動”的曆史震蕩，便見不到激烈反應地成了一個(ge) 了無震蕩的過程。然而與(yu) 之相映而見的，卻是旁觀了這個(ge) 過程的西人李提摩太在19世紀末說“中國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廢也。惟題目不廣”，應擴展而廣延之。在20世紀初說當日的學製“沒有把舊學校的學生作為(wei) 新式學校的生源，這實際上等於(yu) 放棄了帝國內(nei) 最好的資源”【114】。他既在同情地理解科舉(ju) 製度，又在同情地理解科舉(ju) 士人。作為(wei) 一個(ge) 久居中國的外國人，這些話便為(wei) 戊戌以來那一段變科舉(ju) 和停科舉(ju) 的曆史留下了一種別樣的思想痕跡，並對奏議用之以說服皇帝的“科舉(ju) 夙為(wei) 外人詬病”提供了一種具體(ti) 的反證和直接的反證。

注釋
 
1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張靜廬等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總）第5392頁。
 
2 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77頁。
 
3 陳登元：《國史舊聞》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25頁。
 
4 王銍：《默記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
 
5 蔡襄：《端明集》卷二二，《國論要目》。
 
6 李之亮編著：《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3冊，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年，第87頁。
 
7 朱熹：《朱子全書》第17冊，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1頁。
 
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716頁。
 
9 馬端臨：《文獻通考》（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16頁。
 
10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沈善洪、吳光編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16頁；第192頁。
 
11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0冊，沈善洪、吳光編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頁；第4頁。
 
12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中），上海：上海古籍書店，2006年，第967頁。
 
13 顏元：《顏元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91頁。
 
14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0-1561頁。
 
15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4頁。
 
16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261頁。
 
17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六，《禮政》六，《貢舉》。
 
18 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七，《禮政》四，《議時人取士疏》。
 
19 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七，《禮政》四，《製科策》（上）。
 
20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頁。
 
21 張廷玉：《張廷玉全集》（上），江小角、楊懷誌撰，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8-100頁。
 
22 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七，《禮政》四，《重學校》。
 
23 朱克敬：《儒林瑣記雨窗消意錄》，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100頁。
 
24 邵懿辰：《半岩廬遺集》，《儀宋堂後記》，第21-22頁。
 
25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81-182頁。
 
26 朱熹：《朱子全書》第17冊，第3536頁，第415頁。
 
27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下），第1771-1772頁。
 
28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1067、1193頁。
 
29 陳登原：《國史舊聞》第2冊，第128頁。
 
30 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13頁。
 
31 蘇頌：《蘇魏公文集》（上），第213頁。
 
32 陳弢輯：《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請擢用優貢疏》，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
 
33 魏源：《魏源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61頁。
 
34 毛祥麟：《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0頁。
 
35 袁中道：《珂雪齋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48-849頁。
 
36 《文獻通考》（上）卷三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6頁。
 
37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37頁。
 
38 《清實錄》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758頁。
 
39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14頁。
 
40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第23、22頁。
 
41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篇》《禮政》五，《學校》（下），陳澧《讀書議》。
 
42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第22頁。
 
43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52頁；第170頁。
 
44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259頁。
 
45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170頁；第52頁；第55頁；第222頁；第336頁；第231頁；第232頁；第53頁；第174頁；第337頁。
 
46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二），第99頁。
 
47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六），第293頁。
 
48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68頁。
 
49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二），第124頁。
 
50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395頁。
 
51 朱熹：《朱子全書》第23冊，第2755頁。
 
5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4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第12160-12161頁。
 
53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5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第12847頁。
 
54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3冊，《家書·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7年，第67-68頁。
 
55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52頁；第182頁；第593頁；第335頁。
 
56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官吏》，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第108頁；第143頁。
 
57 平齋（何德剛）：《春明夢錄·客座偶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頁。
 
58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7、21頁。
 
59 嚴複：《嚴複集》第一冊，王栻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3頁。
 
6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三，第22-23頁。
 
61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冊，第602頁。
 
6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第994頁；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三，第42頁。
 
6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五冊，《文集》三十九，第43頁。
 
64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9頁；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10頁；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971頁。
 
65 嚴複：《嚴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32頁。
 
66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71頁；第2362頁。
 
6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一，第100頁。
 
68 嚴複：《嚴複集》第一冊，第43、45、41頁。
 
69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8頁；第1676頁；第1882頁；第1608頁；第1325頁。
 
70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90頁。
 
7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
 
72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102頁。
 
7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六冊，《專集》之一，第34頁。
 
74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第2320頁；第2766頁。
 
75 嚴複：《嚴複集》第四冊，第906頁。
 
7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二冊，《文集》之十，第52頁。
 
77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一冊，宛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3-1430頁；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727-4735頁。
 
78 吳永、劉治襄：《庚子西狩叢談》，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64頁。岑氏家世淵源於廣西土司。
 
79 榮孟源、章伯鋒：《近代裨海》第一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8頁。
 
80 [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311頁。
 
81 甘韓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一，《通論》（中）。
 
82 劉坤一、張之洞會奏之際電文往來，多以“科舉變法”與“定士心”之間的兩頭兼顧為要。見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86頁。
 
83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5129頁。
 
84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三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7頁；又見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5127頁。
 
85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3-554頁。
 
86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第2685頁。
 
87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頁。
 
88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製史料》第一冊（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589、590、595頁。
 
89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3880、3881頁。
 
90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第3142頁。
 
91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964頁；第989-990頁。
 
92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製史料》第二冊（上），第110-111頁。
 
93 甲午之後嚴複、梁啟超由中西之比先說開民智，之後又經輿論的各作詮釋而一麵遠播八方，一麵大而化之。至民國初年，則嚴複盡變其舊說，梁啟超也盡變其舊說。前後之比，正見其無從附著的懸空立論。
 
94 張寅鵬：《民國詩話叢編》（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08頁。
 
95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二冊，第1962頁。
 
96 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頁。
 
97 即使是沒有科名的嚴複，也曾“中年慕科第，應鄉試者數，治八比文尤劬甚”。（錢基博：《錢基博集·後東塾讀書雜誌》，傅宏星主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59頁）
 
98 嚴複：《嚴複集》第三冊，560頁；《嚴複集》第一冊，第166頁。
 
99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徐壽凱、施培毅校點，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第132、139、142、249、260頁。
 
100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4998頁。
 
101 嚴複說：“至於學堂，又何取乎？瞶瞶者以為必洋人乃知辦此，不知教中國少年以西學，其門徑與西人從事西學霄壤迥殊。故近日所成之才，其病有二，為西人培羽翼，一也；否則學非所用，知者屠龍之技，而當務之急反茫然”。（《嚴複集》第三冊，第539頁）吳汝綸說：“南洋公學，聞弊端百出，金陵格致書院，疑亦非驢非馬”。（《吳汝綸尺牘》，第260頁。）
 
102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第266頁。
 
103 嚴複：《嚴複集》第三冊，第539頁；第573頁。
 
104 羅惇曧：《羅癭公筆記選》，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2頁。此節舒新城選入《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559頁。後者標點較準確。
 
105 徐淩霄、徐一士：《淩霄一士隨筆》（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611-1612頁。
 
106 雷瑨輯：《清人說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張文襄公幕府紀聞》（上），第4頁。
 
107 吳長翼：《八十三天皇帝夢》，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第4頁。
 
108 雷瑨輯：《清人說薈》，《張文襄幕府紀聞》（上），第8-9頁。
 
109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年，第197頁；第203頁。
 
110 吳劍傑：《張之洞年譜長編》（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18-1019頁；第968頁。
 
111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一冊，第9672頁。
 
112 佚名：《張文襄公事略》，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125頁。
 
113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第964、978頁。
 
114 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59頁；[英]李提摩太：《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