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義(yi) 者嗎？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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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三十日戊午

          耶穌2021年7月9日

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義(yi) 者嗎？王安石變法是一場複古理想主義(yi) 的烏(wu) 托邦運動嗎？

確實有不少人將王安石視為(wei) “古典理想主義(yi) 者”，王安石“動必稱先王”的政治主張也給人一種古典理想主義(yi) 的印象。比如研究者發現，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shu) 》中，“四十餘(yu) 處提到‘先王’，分別有‘先王之政’‘先王之道’‘先王之意’‘先王之時’‘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法’‘先王之事’‘先王之取人’‘先王之製國’等多種表述形式”。與(yu) 神宗皇帝第一次會(hui) 麵，王安石便告訴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為(wei) 法”。堯、舜，即先王也。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還特別注重古老的《周禮》一書(shu) ，多次引用《周禮》的記載反駁保守派的批評，研究者認為(wei) 《周禮》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古典藍本”。

如果王安石是所謂的古典理想主義(yi) 者，王安石變法是根據《周禮》展開的實驗，那麽(me) 可以合乎邏輯地推論：王安石就是一個(ge) 食古不化的教條主義(yi) 者，王安石變法就是一場不切實際的烏(wu) 托邦運動。

然而，王安石已經說明了：“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qing) 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顯然不是教條主義(yi) 。他在推行變法的過程中，之所以特別強調以先王、《周禮》為(wei) 法，與(yu) 其說是將《周禮》奉為(wei) 圭臬，倒不如說是為(wei) 了闡釋變法的合法性，恰如清人所指出：“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wei) 儒者所排擊，於(yu) 是附會(hui) 經義(yi) ，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wei) 可行。”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也持類似意見：“王安石之所以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號，隻不過想在這個(ge) 口號的掩護之下，達到他‘改易更革’北宋王朝長期行用的一些傳(chuan) 統法令規章，使其能適應現實需要的那個(ge) 目的而已”。

在崇信“祖宗之法”的宋代，變法所要麵對的清議壓力可想而知，王安石並不敢公然宣揚“祖宗之法不足守”，哪怕他內(nei) 心認同這一說法；但變法意味著需要突破“祖宗之法”的束縛，那麽(me) 最好的辦法其實並不是直接反對“祖宗之法”，而是塑造出一個(ge) 比“祖宗之法”更高階的憲製權威，用它來為(wei) 變法提供合法性，這個(ge) 更高階的憲製權威便是“先王之法”、“先王之意”，用王安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在對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中已點破了這個(ge) 命題：與(yu) 司馬光要求“繼體(ti) 之君謹守祖宗之成王”不同，“王安石則以‘先王之法度’作為(wei) 效法的目標，這雖然不是公開否定宋初以來的‘祖宗法度’，至少也表露出強烈希望超越本朝習(xi) 行故事的傾(qing) 向”。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不是按照哪一部古老經典的記載複製出來的，這一點與(yu) 王莽改製完全不一樣。這裏我想引用日本漢學家、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的看法：“王安石的新法在數不勝數的各個(ge) 方麵都有開展，一改從(cong) 前的慣例。這些新法當然不是王安石個(ge) 人想出來的，每項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間人士。他們(men) 根據經驗提出改良方案並進言，王安石認真聽取意見，上與(yu) 天子、下與(yu) 官僚談話，深思熟慮之後作出決(jue) 斷。這是王安石作為(wei) 政治家的傑出之處。”

新法當然也不是哪一個(ge) 提案者閉門造車設計出來的，毋寧說，那是變法團隊根據實踐經驗總結而來的，比如“青苗法”來自王安石早年任職鄞縣、李參擔任陝西轉運使時的試驗；“募役法”也是仁宗朝一些地方試行過的做法；還有“市易法”，在王安石設立在京市易務之前，王韶已經在邊地實行多時。其他新法同樣如此。宮崎市定認為(wei) 王安石“並不為(wei) 描繪遙遠未來的虛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終直視現實，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將政治引入合理化軌道。他從(cong) 儒教經典中選出號稱記載周公所定政府機構的《周禮》，為(wei) 之添加新注釋，名曰《周官新義(yi) 》。這並不是描寫(xie) 遙不可及的遠去的理想國，而是認為(wei) ，在任何時候，古代的政治原理隻要付諸實踐，都可成為(wei) 行動的典範。他的政治並非理想主義(yi) ，而是合理主義(yi) 。”這個(ge) 評論是很有創見的。

當然在王安石的詩文中確實可以找到不少具有複古基調的篇章，比如他的《發廩》詩寫(xie) 道：“先王有經製，頒賚上所行。後世不複古，貧窮主兼並。非民獨如此，為(wei) 國賴以成。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嚐不忍此，願見井地平。”但這種“複古”論調不過是宋代士大夫主張“回向三代”的時代精神的體(ti) 現，並沒有多少特別之處。

實際上，“複古”往往隻是一個(ge) 名目而已，絕不是真要恢複古人之政，王安石自謂“願見井地平”，但執政後也沒有恢複上古的井田製，恰恰相反，他承認井田不可複。有時候，“複古”還是走向近代化的旗號，就如我們(men) 在世界近代史上所看到的，西歐的“文藝複興(xing) ”正是告別中世紀的肇始，日本的“王政複古”亦是明治維新的前奏，晚清的戊戌變法恰好也是以康有為(wei) 的“托古改製”為(wei) 先聲。對王安石變法的“法先王”之謂，亦可作如是觀。黃仁宇稱“王安石與(yu) 現代讀者近，而反與(yu) 他同時人物遠”，這並非故作驚人語。

所以，與(yu) 其說王安石是理想主義(yi) 的，不如說他是經驗主義(yi) 的；與(yu) 其說王安石變法是複古主義(yi) 的，不如說它是現代主義(yi) 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