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理學官僚的論學與(yu) 事功

作者：馬子木

來源：《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摘要：所謂“理學官僚”是指一以貫之地講求理學，並以理學之踐履指導仕宦、治家與(yu) 修身等諸多方麵的官員。18世紀的理學官僚在政治與(yu) 學術上相當活躍，且論學過從(cong) 甚密。其經濟之道根植於(yu) 係統性的理學道德踐履，旨在樹立一種基於(yu) 朱子學的教化與(yu) 治理模式，由道德修為(wei) 而進之於(yu) 實學，由實學而發之於(yu) 實政。另方麵，理學官僚采取一種較為(wei) 緩和的實用主義(yi) 態度審視門戶異同之爭(zheng) ，在推重陽明事功的同時，得以重新評價(jia) 陽明學術的遺產(chan) 。此種態度亦影響到理學官僚整理本朝學統的工作，涵括氣節與(yu) 事功的實行成為(wei) 去取的標準，以期構築複線、多元的學術譜係。隨著道統解釋權向皇帝的轉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間日漸縮小，尹嘉銓奏父從(cong) 祀案實為(wei) 皇帝與(yu) 理學傳(chuan) 統的衝(chong) 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為(wei) 事實與(yu) 價(jia) 值判斷最終權威的形象。理學官僚雖稱“致君”，然而在皇權壓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歸於(yu) “化民成俗”。

關(guan) 鍵詞：理學官僚；清高宗；朱子學；尹嘉銓；

在清末民初漸次形成的清學史敘述中，理學官僚並非正麵的形象。劉師培便譏魏裔介、李光地等“尤工邪佞，鬻道於(yu) 虜，炫寵弋榮”，更批評尊朱之臣“曲學阿世，鹹借考亭以自飾”。【1】梁啟超亦以熊賜履等“以名臣兼名儒”者為(wei) “鄉(xiang) 願”，訾為(wei) “假道學”。【2】這些論述的影響實不容小覷，作為(wei) 群體(ti) 的“理學官僚”在此後數十年的思想史書(shu) 寫(xie) 中大多缺席。1980年代以降，方有學者自“理學與(yu) 政治”的角度重新檢視清初理學官僚群體(ti) 。【3】針對理學官僚的個(ge) 案研究，無論是治績或思想方麵，均不乏論著涉及。【4】然而，上述研究的斷限皆在康熙朝，甚至僅(jin) 涉及康熙前中期。18世紀的情況如何？理學官僚在康熙朝以降是否便不複存在，理學是否經考據學的衝(chong) 擊而黯淡無光？長期以來，清初與(yu) 晚清作為(wei) 清代理學的“兩(liang) 極”而受到學者的重視，而18世紀的理學作為(wei) 兩(liang) 者的過渡階段，在學術史中卻處於(yu) 邊緣位置。晚近的研究雖有所突破，【5】但在思想之外，18世紀理學的政治意義(yi) 仍未見論及。

從(cong) 最寬泛的層麵而言，理學官僚即宗奉程朱或陸王學術的官員。理學是清代政權意識形態的底色之一，凡經科舉(ju) 進身的士人，對理學的基本義(yi) 理自不會(hui) 陌生，所謂“宗奉”是指一以貫之地講求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並以之作為(wei) 道德與(yu) 政治實踐的根本指導，影響至仕宦、治家與(yu) 修身等諸多方麵。其中較著者如年輩稍長的朱軾（1665—1736）、沈近思（1671—1727）、蔡世遠（1682—1733）以及活躍於(yu) 乾隆朝的尹會(hui) 一（1691—1748）、陳宏謀（1696—1771）、雷鋐（1697—1760）等人，他們(men) 並未形成建製化的學派，但通過師生、同年、同僚等社會(hui) 關(guan) 係構成一個(ge) 旨趣相近的論學、為(wei) 政網絡。本文旨趣並非闡明理學官僚的思想或18世紀心性之學的發展，而是基於(yu) 理學官僚的視角，考察其對道德教化、事功、朱陸異同等問題的看法，試圖回答的是，在理學官僚看來，理學如何能實現一種更好的地方治理，而他們(men) 又應如何建構學統，將自身安置於(yu) 本朝“正學”的框架之中。這或可於(yu) 理解盛清時期政治與(yu) 學術的交錯以及18世紀朱子學的新發展有所助益，並為(wei) 重審18世紀之於(yu) 清代思想史的意義(yi) 提供新的思考。

一、實學與(yu) 實政

經濟之學或經世之學與(yu) 儒家傳(chuan) 統中的外王追求密切相關(guan) ，宋明理學也並不排斥這一概念。【6】清初學者具有強烈的經世傾(qing) 向，嘉道以降的經世之學更為(wei) 學者所矚目，而其間百餘(yu) 年似乏善可陳。黃克武首先將乾隆晚期的陸燿視作與(yu) 清初經世諸儒一脈相承的學者，代表了宋明以來理學精神的“外轉”。【7】羅威廉則注意到北方儒學，特別是關(guan) 學對陳宏謀經世傾(qing) 向的影響。【8】凡此都說明經世的傳(chuan) 統在18世紀並未中斷，對於(yu) 思考理學與(yu) 經世的關(guan) 係頗有啟發。從(cong) 18世紀理學官僚的群體(ti) 來看，具有類似傾(qing) 向的官員並不止陸燿、陳宏謀而已，其所謂的“經濟”、“事業(ye) ”，亦未嚐局限於(yu) 行政技藝的層麵，而是基於(yu) 心性之學、以化民成俗為(wei) 重心的“實政”。【9】

（一）清初的實學傾(qing) 向

清學的展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晚明東(dong) 林學術，自然也繼承了後者避虛就實的傾(qing) 向，但其中意味已漸轉變，錢穆觀察到“其後世變相乘，學者隨時消息，相率以‘實學’為(wei) 標榜，而實行顧非所重”。在錢穆看來，實行當首推東(dong) 林諸君子“堅持於(yu) 牢獄刀繩”，而康雍乾嘉之學“主張於(yu) 廟堂，鼓吹於(yu) 鴻博，而播揚於(yu) 翰林諸學士”，與(yu) 之自不相同。【10】清初學者提倡躬行者甚多，有學者將其內(nei) 涵歸結為(wei) “弘揚儒學”與(yu) “濟世救民”，【11】而這事實上反映了偏重心性與(yu) 經濟的兩(liang) 種不同路向。

清初學者在反思王學流弊的同時，也開始重審東(dong) 林學術，批評東(dong) 林諸子並非純粹正學。如張履祥雖肯定他們(men) “辟邪崇正”之功，但也指責其“不脫禪家脈絡”；【12】陸隴其的批評更為(wei) 嚴(yan) 厲，“名為(wei) 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yu) 朱子家法亦盡破壞”。【13】在此情形下，學者自然更多措意於(yu) 以實行的工夫辨明正學。自詡“生平循守章句”的熊賜履便注意到當世學者“未免為(wei) 浮情矜氣所累”，“此處能打疊淨盡，日用工夫不患不近裏著己”，至於(yu) 天文、禮製、河渠、樂(le) 律之類實用性知識，“固當考究精詳、務裨實用”，但“其吃緊切要處尚不在於(yu) 此”。【14】而在陸隴其看來，實行是對義(yi) 理與(yu) 道德準則的踐履，需要“實體(ti) 之身心”、“實驗之人情事變”，【15】實行又來自實學的積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得為(wei) 宇宙間全人”。【16】因此，清初諸儒講論“實學”時，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工夫論的立場，針對晚明學術之駁雜而言，旨在下學上達，亦即是“從(cong) 日用倫(lun) 常躬行實踐”，以“體(ti) 驗天命流行”，與(yu) 聖賢“默相契會(hui) ”。【17】

實學的經濟麵向與(yu) 儒學的治平追求並未沉寂。在清初理學與(yu) 政治的交涉中，一個(ge) 不可忽視的動向即是康熙朝的“理學真偽(wei) 論”。從(cong) 康熙朝的政爭(zheng) 來看，“理學真偽(wei) ”事實上是聖祖用以打擊漢官的手段，魏象樞、熊賜履等“理學名臣”均不免受到聖祖“偽(wei) 道學”的批評。【18】僅(jin) 從(cong) 義(yi) 理的層麵而言，聖祖所謂“真理學”是指“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yu) 道理吻合”之人，【19】他曾舉(ju) 兩(liang) 江總督於(yu) 成龍為(wei) 例，“其人素不講學，並無理學之名，然居官廉介、始終一節，朕意如此方是真理學，若徒事空談，實行不副，如何令人心服？”【20】聖祖所謂之“行”，有倫(lun) 常與(yu) 道德準則踐履方麵的意義(yi) ，然而因訓誡對象皆是廷臣，“行”也必然包括國家治理的層麵，“本之日用彝倫(lun) ，措之經綸事業(ye) ”。【21】此種論述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乾隆初期。乾隆七年（1742），素負理學名望的兩(liang) 江總督德沛因治河不力受到高宗的訓飭:“若不勤理政務，實力拯救災黎，而空談道學，實屬無益也。”【22】山西按察使張之浚的經曆頗可說明高宗早年對理學與(yu) 實行的態度。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張氏以所輯《治平綱目》二十四疏進呈禦覽。此書(shu) 抄撮前代名臣奏議而成，高宗閱後大為(wei) 不滿，將張氏降為(wei) 道員，並諭以“為(wei) 治之要，惟在體(ti) 以實心，措以實政”，“儒先之格言，苟不能見之躬行，雖日取六經、性理之書(shu) 而莊誦之，時時布之詔令，宣示臣民，其於(yu) 實政何裨，況區區膚淺支離之瞽說乎？”對於(yu) 部院各官及督撫藩臬而言，躬行即是“民生吏治，職有應為(wei) 者”，若“以剽竊空言相尚”，必致“貽誤官守”。【23】是年四月，高宗於(yu) 江寧行在考試江南士子，題目便是“理學真偽(wei) 論”，從(cong) 對張之浚的處置來看，高宗的評判標準昭然可見。

（二）教化與(yu) 為(wei) 政

清初有關(guan) 理學與(yu) 躬行的議論正是18世紀理學官僚實學與(yu) 實政思想的淵源，其思辨的邏輯亦一脈相承。必須指出的是，並非彼時恪尊程朱的官員皆具備這種思想傾(qing) 向，如張之浚輩亦非鮮見，但本文論及的人物個(ge) 案，其官階或學術均顯耀於(yu) 當世，用之代表一時的學術趨向當無疑義(yi) 。

在不諳理學之人看來，理學學者大多迂闊不切實用，這一刻板的印象頗為(wei) 流行。雍乾之際的蔡世遠便對此種“俗儒”的議論憤憤不平，“猶夏蟲不可語於(yu) 冰”，在他看來，學問是否切於(yu) 實用端在是否有本，無本之學無用於(yu) 世，而“有本之學，其根沃者其葉茂，本聖賢所以出治者，發而見之事業(ye) ，是則莫大之經濟也”。【24】儒者之學，發而為(wei) 經濟之道，學問之優(you) 劣實關(guan) 係到居官治民的成績，“有學術而後有治功，學術陋則治功卑，出宰州縣則為(wei) 俗吏，入為(wei) 卿士則如贅疣”。【25】至於(yu) 如何培育學術，則有賴於(yu) 對性命之學的反躬體(ti) 悟，“治術關(guan) 於(yu) 學術，經濟通於(yu) 性命”。【26】

對於(yu) 宗奉朱子學的官僚而言，個(ge) 人道德、學問與(yu) 事功是次第實現的，缺一不可，且次序不可紊亂(luan) 。如僅(jin) 崇事功而不顧道德修為(wei) ，則未免陷入功利主義(yi) ，甚且背離儒學正統。張伯行（1651—1725）對顏李學術“以事功為(wei) 首”有相當嚴(yan) 厲的指責，稱之為(wei) “大亂(luan) 天下之道”。【27】方苞（1668—1749）也批評李塨之學不由用敬，因此其“發於(yu) 身心、施於(yu) 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28】相較之下，更令他們(men) 擔憂的是讀書(shu) 人不務經綸世務，沈近思便意識到“近來士子以博一青衫為(wei) 滿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致君澤民，建功立德，有許多大事業(ye) ”。【29】學問與(yu) 事功間的隔膜來自士人心之不正、意之不誠。康熙末年以來，朝廷之上朱學風氣甚勝，時人自覺生逢“斯道昌隆之會(hui) ”。【30】然而程朱之學既關(guan) 係功令，為(wei) 求中第而研習(xi) 者不乏其人，尹會(hui) 一記其某同年曾對孫嘉淦之講理學大加譏評，謂“正心誠意之談，徒為(wei) 欺罔後學，製藝取士，隻須精於(yu) 時文，弋取科第，便是顯親(qin) 揚名之效”，虔敬朱學的尹氏則辯稱“不正心、不誠意，即不可以為(wei) 人”。【31】同時，士人耽於(yu) 製藝、文詞，缺乏經綸世務的知識，也引起理學官僚的不安。張伯行在訓示紫陽書(shu) 院諸生時特別標舉(ju) “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一條，批評當世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32】以製藝應試無可厚非，出尹會(hui) 一門下的楊錫紱辯解稱，如湯斌等理學名臣“何嚐不為(wei) 舉(ju) 業(ye) ”，但製藝需以“聖賢之道”為(wei) 根底，如此“事業(ye) 、文章俱可不朽”，【33】製藝文字本身則如沈近思所言，不過為(wei) “學問之緒餘(yu) ”。【34】在理學官僚看來，徒尚文采的詞章實屬害道。陳宏謀便頗不滿於(yu) 翰林中“為(wei) 詩詞歌賦而讀書(shu) 者”，翰林詞臣講求的應是“經世服物之學”，【35】翰林本為(wei) 儲(chu) 才之地，“兵農(nong) 禮樂(le) 皆才也”，“若風雲(yun) 月露之章，冠冕堂皇之句，粉飾徒多，無裨世事，組織雖巧，何益身心？”【36】

理學官僚對當世理學內(nei) 部的情狀亦不甚滿意。沈近思批評空談理學之輩“讀書(shu) 而不思見之實事，不獨詩文無用，即終日高談理學，於(yu) 自己有甚交涉”。【37】孫嘉淦（1683—1753）則有感於(yu) 程朱學者不能讀書(shu) ，徒務門戶之爭(zheng) ，以致失卻朱子學真義(yi) ，其任國子監祭酒時訓誡諸生雲(yun) :

程朱之書(shu) ，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chuan) 以惠後學。而今日學者之流弊，則非程朱所及料也。漫無誌於(yu) 天下國家之大，亦並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譏釋氏之不能誠意，並其正心而失之。譏子靜之不能致知，並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並其致知而失之。名為(wei) 守程朱之學，並其格物而失之。【38】

陳宏謀亦不滿講理學之人往往“拾沈空虛，濡足迂腐”，“求一言之有用於(yu) 世而不可得”。39因此，理學官僚所提倡的經濟、事業(ye) ，不僅(jin) 限於(yu) 治術層麵，而是依循“道德—學問—經濟”的漸進順序，試圖建立一種基於(yu) 朱子學的教化與(yu) 治理模式。

按照此種由內(nei) 及外的邏輯，政治清明的起點應在於(yu) 個(ge) 人道德的改善與(yu) 義(yi) 理之學的醇正，具體(ti) 言之便是以禮為(wei) 標準約束自我行為(wei) 、踐履道德準則。周啟榮注意到晚明以來儒學內(nei) 部形成“淨化主義(yi) ”（purism）和“禮教主義(yi) ”（ritualism）兩(liang) 種潮流，在清理異端文本的同時，亦強調讀禮、考禮與(yu) 行禮。【40】理學官僚之言禮，與(yu) 同時專(zhuan) 治禮學的學者自有不同。前者側(ce) 重於(yu) 禮的實用性與(yu) 世俗性，以能行為(wei) 標的，後者當然亦重視禮的實踐，但以考正古禮為(wei) 前提。尹會(hui) 一與(yu) 人討論禮學時認為(wei) 學禮“當務其本”，從(cong) 實用的立場出發，考訂古禮並無必要，“若徒屑屑於(yu) 簠簋俎豆、羽籥幹戚之器，周還裼襲、綴兆舒疾之文，古今異宜，未必有當，藝成而下，終屬末節”。【41】因此，最受理學官僚推重的是簡便易行的《小學》與(yu) 《朱子家禮》。

《小學》在清初已不稀見，坊間之注本不下數十種，但“未免苟為(wei) 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敷暢尋繹其文義(yi) 之微”。【42】注疏文本、發明朱子本義(yi) 遂成為(wei) 理學官僚以《小學》行教化的第一步。張伯行於(yu) 康熙四十六年任福建巡撫，建鼇峰書(shu) 院，令諸生於(yu) 課業(ye) 之暇纂輯“古聖賢嘉言善行”，由張氏總其成，“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43】匯為(wei) 《小學衍義(yi) 》；移撫江蘇後，又編次《小學集解》。張氏之後提倡《小學》最力者當屬尹會(hui) 一。尹氏早年的學術傾(qing) 向並不明顯，自言“狃於(yu) 章句之習(xi) 者數十年”，【44】雍正十二年（1734）任兩(liang) 淮鹽運使時，從(cong) 河道總督高斌（1693—1755）受《小學》，由是“篤誌於(yu) 正學”。【45】在尹氏看來，“後世人材鮮少，皆由小學失傳(chuan) ”，朱子編次是書(shu) ，“有功世教”，【46】而《小學》的意義(yi) 也絕不僅(jin) 僅(jin) 是教養(yang) 童蒙之書(shu) ，“名為(wei) 小子立明倫(lun) 敬身之教，實為(wei) 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與(yu) 世道人心關(guan) 係至切，士子若不精讀《小學》，“即幸而弋獲，國家亦安用之”。【47】在坊間流行的《小學》注本中，尹會(hui) 一最為(wei) 推重清初高愈《小學纂注》，這在彼時的理學官僚群體(ti) 中似是相當流行的看法。雍乾之際陳宏謀便於(yu) 雲(yun) 南梓行此書(shu) ，且附以《童蒙須知》，“頒之通省學塾，俾遠方之士，父師以是教，子弟以是學”。【48】與(yu) 尹氏“講學莫逆”的浙江巡撫顧琮與(yu) 師承蔡世遠的雷鋐亦在乾隆初先後刻印是書(shu) 。【49】乾隆十一年末，尹會(hui) 一提督江蘇學政，翌年二月便將《纂注》付梓，令通省諸生誦習(xi) ，希望以此漸出“真才實學”。一時講學師友對其以《小學》行教化之舉(ju) 多寄以厚望，大學士陳世倌（1680—1758）寄書(shu) 謂“南邦自湯雎州、陸當湖以後，不複以正學相提倡，風習(xi) 轉移，端藉名賢之手”，【50】高斌則勉以“不為(wei) 所搖惑”，因江南素好文，“勉以實行，恐未能驟化”。【51】在師友的鼓舞下，尹會(hui) 一於(yu) 十二年五月連上兩(liang) 疏，一則奏陳以《小學》立教，限期三月，令諸生講明，並作為(wei) 童生考試入學之標準；一則奏陳務求實學，以生員於(yu) 經傳(chuan) 但求記誦，於(yu) 關(guan) 係“人心政教”處反不甚講求，因此請在童生試時另冊(ce) 加試經義(yi) 。兩(liang) 疏皆經高宗首肯。【52】十三年春，尹氏又重訂高愈《纂注》，頒之學宮，並訂《學約》十則，俾通省諸生遵行。

在《小學》之外，禮儀(yi) 書(shu) 亦成為(wei) 理學官僚教化實踐的重要工具。所謂禮儀(yi) 書(shu) 主要是指《朱子家禮》及其衍生著作。《家禮》在明代影響頗深，士人紛紛編纂各類便於(yu) 使用的注本、節本，其重點由士人群體(ti) 之自我規範化轉為(wei) 向民間大眾(zhong) 傳(chuan) 授正統禮儀(yi) ，同時也融入了民間禮儀(yi) 實踐的若幹要素。【53】《家禮》在清初的位置相當尷尬，如顏元等發覺《家禮》窒礙難行而轉向古禮的學者並非個(ge) 例，王懋竑的辨偽(wei) 亦使《家禮》的權威性受到懷疑。不過在恪奉程朱的官僚看來，《家禮》又為(wei) 庶民提供了儀(yi) 文的範本，因此熱衷於(yu) 刊行《家禮》或另撰注本。【54】但是，真正落實到指導民間日用的層麵，《家禮》又稍顯繁雜，因此理學官僚接受的《家禮》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明人四禮學為(wei) 中介。四禮謂冠、昏、喪(sang) 、祭，皆與(yu) 日常生活的禮儀(yi) 實踐相關(guan) ，為(wei) 求簡易適用，不必嚴(yan) 遵朱子之教。四禮又是《家禮》之初階，陸隴其曾勾連出一條朱子禮學的“四禮—《家禮》—《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進階路線，這既是閱讀的次第，更是官員行教化的依據。【55】明人四禮諸書(shu) 中，最受理學官僚重視的是呂坤的《四禮翼》，朱軾對其書(shu) 評價(jia) 甚高:

今細玩諸篇，深情至理，雖愚夫愚婦亦當悚然動念，此人心世道所以維持，豈徒翼四禮已哉。……先生是書(shu) ，雖與(yu) 六經並存可也。【56】

康熙五十八年（1719）朱軾任浙江巡撫，評點、刊行是書(shu) ，流傳(chuan) 頗廣。陳宏謀於(yu) 雍乾之際任雲(yun) 南布政使時，又重刊《四禮翼》及明末宋纁《四禮初稿》。朱軾正是陳宏謀的座師，陳氏在梓行呂氏書(shu) 時明確提到是法朱軾而行之，在為(wei) 朱軾遺集作序時，亦特為(wei) “表章”其刊布《四禮翼》以“訓世”之功。【57】在陳宏謀看來，四禮一類的禮儀(yi) 道德手冊(ce) “節目簡易，人不必縉紳，家不必閥閱，胥可行之”，對於(yu) 教化民眾(zhong) 特別是邊地的民眾(zhong) 尤為(wei) 有效。【58】具有相近學術取向的尚有朱軾的同輩蔡世遠，他曾效法明人纂輯《四禮輯略》，但其未嚐外任封疆，無法付之實行。乾隆初，楊錫紱（1701—1768）任湖南巡撫時，將蔡氏此書(shu) 與(yu) 三《禮》、《家禮》及呂坤《四禮翼》、《四禮疑》諸書(shu) “斟酌損益”，並參以《會(hui) 典》與(yu) 《律例》，訂為(wei) 《四禮從(cong) 宜》一冊(ce) 。此種在“禮”與(yu) “俗”之間協調、折中以取日用之“宜”的做法，與(yu) 彼時正在興(xing) 起的以探明古禮為(wei) 旨趣的考證式禮學的風氣格格不入，呂坤的禮學著作在四庫館臣處也未獲得很高的評價(jia) 。而對理學官僚而言，基於(yu) 實用主義(yi) 的“宜”可以確保教化的順利施行，所謂“禮行而俗厚”，【59】由風俗以厘正民間的禮教秩序，進而端正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

18世紀理學官僚所謂的“經濟”，更多傾(qing) 向於(yu) 人心、治體(ti) 的方麵。按照他們(men) 由人心而學問而經濟的進路，政治上的事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學術的延續，施政舉(ju) 措亦無時不受到宋明儒的影響。沈近思至為(wei) 推崇湯斌論地方官為(wei) 政“惟於(yu) 保甲、鄉(xiang) 約、社學、義(yi) 倉(cang) 四者加之意而已”【60】之語，嚐言“初聞之以為(wei) 迂緩，今細思之，誠無有外於(yu) 此者。苟力行之，雖三代之治，不能過此”。【61】總體(ti) 而言，18世紀恪奉程朱的官僚對於(yu) 此類基層管理與(yu) 互助組織的態度頗為(wei) 積極。尹會(hui) 一的治績較具代表性。尹氏於(yu) 乾隆二年至四年任河南巡撫，上任伊始，便飭行通省編立保甲，在他看來，保甲不僅(jin) 有弭盜之用，查禁私鑄及借穀賑災等事皆可利用保甲體(ti) 係，因此“最為(wei) 善政”。【62】保甲之外，他對推行鄉(xiang) 約與(yu) 社學更為(wei) 熱心。乾隆三年初，尹會(hui) 一仿康熙年間竇克勤遺法，立《規勸條約》，令各州縣通行。這種鄉(xiang) 約與(yu) 社學合一性質的組織旨在勸善規過，每縣立5社，每社80人，各派兩(liang) 名生員為(wei) 長，“善則朱書(shu) 詳記，過則墨筆直書(shu) ”，定期匯總，懲處有過不改者。尹會(hui) 一為(wei) 善惡之舉(ju) 開列了詳細的標準，“善”包括“處鄉(xiang) ”、“服教”、“畏法”之善，而“惡”則為(wei) 不義(yi) 與(yu) 不修。【63】是年五月，又仿《藍田呂氏鄉(xiang) 約》增刊《條約》，重點在於(yu) “禮俗相交”、“患難相恤”。【64】分社之舉(ju) 旨在“端士習(xi) 、廣教化”，士人能遵禮法，方可為(wei) 庶民之表率，因此教士正所以化民。在尹會(hui) 一看來，治理地方之要道無過於(yu) “富教”，他曾以化民成俗之道請教陳世倌，彼告以“勸課農(nong) 桑，大興(xing) 教化，先使五倫(lun) 之內(nei) 去其殘殺之習(xi) ，庶幾倉(cang) 廩實而禮樂(le) 興(xing) ”。【65】推行保甲、鄉(xiang) 約，既是對此種思路的實踐，亦是對宋明以來論學與(yu) 為(wei) 政傳(chuan) 統的依循與(yu) 發揚。

鄉(xiang) 約、社學的推行旨在“厚風俗”，此是地方官為(wei) 政的前提與(yu) 根本。沈近思雲(yun) “風俗漸好，下麵事便輕減了一半”。【66】張伯行在訓示紫陽書(shu) 院諸生時特別標舉(ju) “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一條，以免諸生中第為(wei) 官後，“凡兵刑錢穀、農(nong) 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ju) 者，毫無定見”。【67】羅威廉對陳宏謀的研究已揭示出18世紀所謂的“正統精英”麵對地方治理時所需處理的議題之廣泛。近來亦有學者揭櫫，同一時期在農(nong) 墾、河漕、礦政等諸多方麵，曾出現一批“技術官僚”。【68】而高斌、顧琮（1685—1754）、張師載（1695—1763）、楊錫紱等“技術官僚”，均具有朱子學的淵源。“技術官僚”的產(chan) 生固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來自理學內(nei) 部“由實學興(xing) 教化”的路向應起到相當的作用。這與(yu) 清初理學學者基於(yu) 道德踐履闡發的實學論已不盡相同，雖然二者均肯定人心教化的本原性，但隨著國家治理的日益精細化，諸如水利、農(nong) 桑等較為(wei) 專(zhuan) 門性、技術性的知識，亦被視作為(wei) 官之必需而進入理學官僚的知識世界，實學中經濟乃至治理技術的層麵被日益凸顯。

二、整理學統與(yu) 學術傳(chuan) 承

自兩(liang) 宋以降，學術譜係便成為(wei) 理學學者頗為(wei) 關(guan) 切的問題。所謂“學術譜係”不僅(jin) 包含道統，更常見的則是一人的師承、一學派的“曆史”。道統是排外的單線曆史，而“學統”則是多元的複線曆史。清初理學學者對“道統”的使用相當謹慎，他們(men) 所構建的大抵是學術傳(chuan) 續的譜係。【69】學術譜係之所以重要，是因學派或學說的正當性很大程度上需要以此論證，甚至學派、學人間的競爭(zheng) 也往往以追溯學統的形式展開。學術譜係之追溯與(yu) 整理一方麵仰賴於(yu) 儒林傳(chuan) 記的編纂與(yu) 刊布，另方麵則需要通過祠祀的儀(yi) 式表達。在由人心、學問而事功的進路中，正統學術譜係的確立為(wei) 化民、事君提供了思想資源與(yu) 可資效仿的範本。整理學統並非純粹的追溯性工作，亦涉及整理者對於(yu) 如何安置自身的學術傳(chuan) 承的考量。與(yu) 強調實行、實政相應，理學官僚漸次構建出一種基於(yu) 氣節與(yu) 事功的學術譜係，在用世的層麵上取法於(yu) 前代學術遺產(chan) 。全麵梳理這一問題非本文所能涵括，筆者僅(jin) 圍繞他們(men) 對陽明學、對“本朝學術”的理解展開，這兩(liang) 點正關(guan) 涉到理學官僚如何在理學史以及本朝史的脈絡下界定自身學術。

（一）陽明學的再評價(jia)

如何安置陽明學的問題早在嘉靖、隆慶年間便已困擾學者。陽明從(cong) 祀文廟雖使陽明學獲得國家功令層麵的認可，但反對陽明學的聲音並未止息，對於(yu) 不甚親(qin) 近陽明學的學者而言，隻有采取“予其祀不盡予其學”的策略。70荒木見悟注意到，隨著陸隴其等“嚴(yan) 格的朱子學者”之出現，以朱子學為(wei) 正統的道統觀逐漸複興(xing) 。71朱子學與(yu) 陽明學日益對立，“各持門戶，相爭(zheng) 如水火”。【72】

隨著朱子學權威的重新確立，王陽明之事功與(yu) 陽明後學之氣節逐漸被調護朱、王的學者所闡揚，宗朱的理學官僚甚至對之亦無異辭。這在康熙中葉已初現端倪，根據王士禛的回憶，此種論述還得到了清聖祖的首肯:

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荊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雲(yun) 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yu) 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feng) 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73】

對朱子學者而言，將陽明塑造為(wei) 功臣的深層用意正在於(yu) 解構其道統的意義(yi) ，這也正是《明史》館臣所采用的策略。【74】自康熙中後期以降，在偏向朱子學的官員中，陽明事功是頗被稱道的話題，其學術卻少有人正麵談及，如宋犖便稱陽明“具文武才，人鮮能及”，隻是因講學“毀譽迭見於(yu) 當時，是非幾混於(yu) 後世”；【75】乾隆時出身理學世家的彭啟豐(feng) 曾見陽明平宸濠紀功碑，亦歎“莫笑書(shu) 生無偉(wei) 業(ye) ”。【76】乾隆十二年，安徽布政使陳德榮重建江寧西華門之王陽明祠，並邀方苞作記。方苞對陽明及其後學之氣節甚為(wei) 推重，因其議論頗具代表性，故詳引如次:

有明開國以來淳樸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yu) 不仁不義(yi) 。陽明氏目擊而心傷(shang) ，以為(wei) 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yu) 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於(yu) 禽獸(shou) 。至天啟中……太常、征君目擊而心傷(shang) ，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yu) 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yu) 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yi) 勳猷，忠節、征君、文正之誌事為(wei) 何如，而己之日有孜孜者為(wei) 何事，則有內(nei) 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chuan) 以後，或流於(yu) 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yu) 穿窬為(wei) 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yu) 為(wei) 伍。【77】

在方苞看來，陽明學本有救士風於(yu) 陷溺、重塑仁義(yi) 綱常之旨，陽明本人及鹿善繼、孫奇逢直至湯斌之節義(yi) 與(yu) 誌事皆同出一源，反勝過空談朱學之人。在另一篇碑記中，方苞發現明季以降北方學者“能自豎立而以誌節事功振拔於(yu) 一時”，大抵皆係聞陽明學之風而起。他亦承認王學末流遁入歧途，累及陽明本人的聲名。但陽明學者的功業(ye) 與(yu) 誌節來自普遍的忠孝，這種“忠孝之大原”與(yu) “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的工夫，王學與(yu) 朱學並無二致，由此推衍出的事功因之具有正統意味，亦可被後學效仿，因慕陽明而立誌之人“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yu) 恒人”。【78】方苞作此記時正寓居江寧，重修陽明祠堂亦是出自他的提議。主持祠堂重修的陳德華為(wei) 直隸安州人，出身於(yu) 當地稍有名望的理學世家，早年與(yu) 尹會(hui) 一熟識，會(hui) 試出徐元夢門下，又與(yu) 方苞為(wei) 論學之友，雖不講學，但對彼時理學官僚的群體(ti) 並不陌生。【79】他的學術傾(qing) 向不甚明顯，但從(cong) 其詩作來看，他對陽明相當仰慕，比之於(yu) 馬援，對朱學與(yu) 王學亦存調停之意。【80】

類似的態度還可以沈起元（1685—1763）為(wei) 例。沈起元為(wei) 康熙六十年進士，後任直隸布政使，其父曾從(cong) 盛敬、陸世儀(yi) 問學。【81】沈起元對朱陸異同之辨甚不謂然，“道學、理學、心學、性理諸名目都是後儒說出”，初學之人“未入藩籬，先辨朱、陸、薛、王異同，紛紛聚訟，何益之有？”【82】康熙六十年會(hui) 試的正副考官恰為(wei) 張伯行、李紱，沈起元與(yu) 兩(liang) 位論學相異的座師關(guan) 係尚屬融洽，他曾為(wei) 張伯行遺稿作序，深讚其“痛辟姚江”，為(wei) “吾道之幹城”；而李紱則受邀為(wei) 沈父文集作序。【83】準確來說，沈起元並非朱、王調和論者，而是以超越式的態度對待朱學與(yu) 王學，他對雙方學術都有所批評，其文集中也鮮有專(zhuan) 論性理的文字。王昶在為(wei) 其作傳(chuan) 時特別指出，“自少覃心理學，謂學問須知行合一，以躬行實踐為(wei) 驗。時張伯行主朱子而斥陸王，李紱主陸王而詆朱子，起元不肯稍有附會(hui) 。”【84】如以實行為(wei) 學術的判斷標準，陽明事功自然值得推重，“其功業(ye) 德行，皆從(cong) 心性中出，彪炳天壤，猶得以其致良知之學幾微訾議者乎？”【85】至於(yu) 平宸濠之亂(luan) ，在沈氏看來正是知行合一的體(ti) 現，“常歎文成談道處，鄱陽湖上萬(wan) 軍(jun) 中”。【86】

18世紀的理學官僚中，推尊陽明事功者還可以舉(ju) 出陸燿（1723—1785）、陳宏謀、蔡新（1707—1799）等人。陸燿其人至少在清人看來仍是純粹的朱子學者，但其輯錄的《切問齋文鈔》卻少有門戶意見，清初陸王學者的文章亦得選入。他對於(yu) 朱陸之辨的態度與(yu) 沈起元相近，以為(wei) 學者聚訟於(yu) 此並無意義(yi) ，判定“真儒”的標準在於(yu) 實行:“若盡舉(ju) 朱子之行社倉(cang) 、複水利、蠲稅銀，與(yu) 象山之孝友於(yu) 家、惠愛於(yu) 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ce) ，以為(wei) 理學真儒之左契，則矍相之圃僅(jin) 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87】蔡新為(wei) 蔡世遠之侄，他所代表的閩學傳(chuan) 統，在清初被建構為(wei) 與(yu) 陽明學對壘的譜係。【88】不過蔡新所論卻與(yu) 其前輩不同，他曾將陽明之事功與(yu) 諸葛亮並列，盛讚其“高談性命勒鼎銘，學成八麵能受敵，齷齪小儒趨下風”。【89】乾隆二十三年，漳州平和縣建安厚書(shu) 院，並祀朱子與(yu) 王陽明。平和設縣便出自陽明撫南贛時的提議，縣中有專(zhuan) 祠祀之，雖是地方傳(chuan) 統的延續，卻與(yu) 福建的學風有所抵牾。蔡新在書(shu) 院記中對此作出辯解:

朱子當釋老盛行之時，士皆高談性命，漸入於(yu) 杳冥恍惚之途，故引之於(yu) 切近精實之中，使之由博以返約，循序而致精，是聖學之階梯也。陽明當詞章汩沒之時，士皆博雜以為(wei) 高，剽襲以為(wei) 富，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不知身心性命為(wei) 何物，於(yu) 是直指本體(ti) ，發為(wei) 良知之論，使之因端竟委，亦救時之藥石也。而究其指歸，同以聖人為(wei) 可學，同以省克為(wei) 實功，同以遏欲存理戒謹恐懼為(wei) 入門，同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wei) 實境，亦安在其與(yu) 朱子戾耶？獨其天姿英邁，議論駿發，一時輕俊之徒，樂(le) 其簡易，遂相率而流於(yu) 猖狂自恣，此則龍溪諸人傳(chuan) 之者之過也。

在蔡新看來，聖學之道是唯一的，隻是其“用”各異，朱子、陽明麵臨(lin) 的時弊不同，論旨亦因之不同，本無可厚非。他亦承認晚明王學遁入狂恣，不過其咎在王畿等後學之發揮，與(yu) 陽明本人無關(guan) 。蔡新尤為(wei) 拜服的是陽明的“文章、氣節、經濟、事功”，以為(wei) 此係朱子所不能及:“昔朱子讀李忠定文集，謂使公之策見用於(yu) 靖康、建炎之際，必不至貽吾君今日之憂。誠使陽明生南渡之時，出其擒濠、平峽之才，以安邦敵愾，其於(yu) 伯紀何如也？吾知朱子亦必將太息泣下，慨慕而不能舍置。”90因此朱、王並祀理固宜然。

康熙年間的熊賜履對學人將陽明學術與(yu) 事功分而觀之的做法大為(wei) 不滿，批評陽明學術近乎禪、事業(ye) 則近乎霸。【91】至乾隆年間，推重陽明事功的做法在理學官僚群體(ti) 中已相當流行，這也意味著門戶觀念已經開始淡化。陳宏謀批評當世學者“不曾把書(shu) 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曾在自己身心體(ti) 認一番”，在他看來，為(wei) 學貴能用世，“今日講學，隻須辨別何為(wei) 有益，何為(wei) 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92】不分門戶並不完全是調停，至少在用世的層麵上，學者更應超越朱、陸之爭(zheng) ，各取其宜。陳宏謀素所仰慕的關(guan) 中學者王心敬，即是推尊朱子而兼取陸王，正因陸、王“學能實踐，事功卓然，後儒罕及”，“不肯以門戶分短長，初非以調停為(wei) 兩(liang) 可”。【93】陳氏之論學與(yu) 為(wei) 政也是循此路向展開的，甚至較之同輩走得更遠，陽明的良知與(yu) 知行合一對其影響甚深，他在《訓俗遺規》中特別節錄了陽明論良知之語，以為(wei) 由此入手“可以修己而責善，可以範世而化俗，於(yu) 世教不無禆益”，而在《從(cong) 政遺規》則收錄了陽明告諭，許為(wei) “居官之藥石”。【94】這種相對平實、甚至近似實用主義(yi) 的態度，亦使得18世紀的理學官僚較少受到學術門戶的束縛。嘉道以降，因時局之變，陽明事功日益得到士人的重視，溯其源流，正在18世紀的變化。【95】

（二）本朝學統的書(shu) 寫(xie)

清初產(chan) 生的立場各異的儒林傳(chuan) ，在述及學統之傳(chuan) 時均未涉及本朝。清聖祖提倡理學，對彼時的朱子學者是極大的鼓舞，範鄗鼎由此發願編纂《國朝理學備考》，終未能成書(shu) 。【96】直至康雍之際，清代的理學學術譜係仍缺少係統的整理，這也正是18世紀的理學官僚所麵臨(lin) 的問題。筆者擬從(cong) 三個(ge) 方麵略述他們(men) 整理本朝學統的工作與(yu) 成績，即孔廟從(cong) 祀、區域性學術傳(chuan) 統的建立以及學者譜係的篩選。

與(yu) 中晚明孔廟本朝儒者從(cong) 祀的眾(zhong) 聲喧嘩、爭(zheng) 議不斷不同，清初朝廷與(yu) 學者均極少公開提議從(cong) 祀本朝儒者。【97】雍正二年，世宗諭禮臣考訂文廟從(cong) 祀祀典；經禮部議奏，最終確定增祀20人，其中便有“足稱昭代純儒”的陸隴其。【98】陸隴其從(cong) 祀之議並非憑空而出，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的沈近思在釋褐不久後上書(shu) 座師熊賜履，力勸其奏請更正孔廟祀典，便舉(ju) 出陸氏或可從(cong) 祀。【99】康熙五十四年，嘉興(xing) 府知府吳永芳題請陸氏從(cong) 祀，卻因“本朝之人未有從(cong) 祀之例”受阻。【100】時任浙江巡撫正是出身滿洲的理學名臣徐元夢，考慮到清初官員對從(cong) 祀問題多避而不談，隻是知府的吳永芳貿然提議，其後很可能有徐元夢的支持。雍正初年陸氏得以順利從(cong) 祀，也正是得益於(yu) 遵奉程朱的理學官僚在部院占有重要位置:張伯行為(wei) 禮部尚書(shu) 、朱軾為(wei) 左都禦史、徐元夢為(wei) 戶部尚書(shu) 。【101】

在時人看來，有資格從(cong) 祀的並不僅(jin) 有陸隴其。汪由敦在廷議前向徐元夢提出了陸隴其、湯斌與(yu) 李光地三人皆可從(cong) 祀，然而汪氏已覺察到湯、李二人在輿論上均有反對意見:“或疑潛庵近於(yu) 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zhuan) 為(wei) 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cong) 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102】事實上，彼時的理學官僚群體(ti) 對湯斌的評價(jia) 普遍甚高，蔡世遠即以魏象樞、陸隴其與(yu) 湯斌並列為(wei) “本朝人物之有定論者”，陳宏謀則稱其“理學、經濟彪炳國史”，即使是思想相對保守、持門戶之見甚嚴(yan) 的雷鋐也盛讚其“返己切實之功”。【103】乾隆四年五月初二日，前禮部侍郎方苞正式提出湯斌從(cong) 祀之請:

湯斌實學躬行，與(yu) 隴其相匹，而立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講學之書(shu) ，雖遵朱子而亦間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已從(cong) 祀孔廟，而乃以議斌，義(yi) 實無所處也。【104】

奉旨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然而方苞與(yu) 同列的關(guan) 係並不融洽，“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他於(yu) 五月十三日忽以“營私”被革職，此事亦終無下文。【105】是年六月，河南巡撫尹會(hui) 一再度題請湯斌從(cong) 祀，其文甚長，節引如次:

（湯斌）學優(you) 筮仕，告養(yang) 言旋，家居二十餘(yu) 年，更複折節從(cong) 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yang) 純粹，褎然推中州巨儒。又設立繪川書(shu) 院，教誨後學，一時感奮興(xing) 起，成就最多。及其撫吳，則移風易俗，黜淫祠以正人心。既入朝，則直亮忠誠，侍經筵而盡啟沃。自少至老，無事不從(cong) 身體(ti) 力行，直造乎充實而光輝，絕無意見之偏私，亦無門戶之同異。【106】

尹會(hui) 一與(yu) 方苞是時已相識，二人事前是否有所商議不得而知。根據尹嘉銓的說法，尹會(hui) 一此舉(ju) 與(yu) 其當時正究心於(yu) 中州理學的傳(chuan) 統有關(guan) ，為(wei) 鄭重其事，尹會(hui) 一在上疏前甚至“齋戒以告孔廟”。【107】方、尹兩(liang) 疏在強調湯斌事功一麵的同時，均為(wei) 其兼融朱陸的學術底色辯護，特別是尹疏中更以其無門戶異同之見作為(wei) 可以從(cong) 祀的理由，亦可見此時門戶意識漸淡的趨勢。不過禮部卻因湯斌“著作終不若平湖陸氏之多”而未準。【108】增祀湯斌的努力並未因此告終，方苞的門人沈廷芳、尹會(hui) 一之子尹嘉銓此後都先後奏請，均未獲成功，這與(yu) 清高宗對道統詮釋的態度有關(guan) ，筆者將於(yu) 下文另作討論。

理學官僚整理學統的另一種方式是建構地域性的學術譜係。晚明以降便陸續出現了若幹基於(yu) 地理劃分的儒林傳(chuan) 記。成於(yu) 清初的《北學編》與(yu) 《洛學編》皆敘至明代而止，在易代近百年後，續補的必要性日益顯露，對此最為(wei) 熱心的是尹會(hui) 一。乾隆三年九月，時任河南巡撫的尹會(hui) 一刊行《續洛學編》，增入耿介、張伯行等七人。據尹氏序文自述，續補之舉(ju) 實因讀湯斌原編而“心向往之”，又恐日久而薪傳(chuan) 斷絕。【109】此前的地域性儒林傳(chuan) 大多為(wei) 本省人所建構的本地學術譜係，而尹會(hui) 一則是以地方長官的身份主持其事，初衷與(yu) 湯斌原編恐不盡相同。在翌年與(yu) 陳宏謀的信中，尹氏自言受益於(yu) 洛學傳(chuan) 統頗多，續輯《洛學編》與(yu) 其題請增祀湯斌乃一以貫之。【110】

相較而言，《北學編》的情況稍顯複雜。乾隆八年四月，尹會(hui) 一續補《北學編》成書(shu) ，在魏一鼇原書(shu) 的基礎上增補清以前4人、清代13人。建立清代的北學譜係，首先需要麵對的便是清初直隸學術社群構成的多元性。尹會(hui) 一總體(ti) 上持兼收並取的態度，對原編“專(zhuan) 為(wei) 搜輯理學，而於(yu) 節義(yi) 、經濟，雖光昭史冊(ce) 者，亦不輕入”【111】的標準甚不謂然，其所增入的13人中，杜越、王餘(yu) 佑、陳浵、魏一鼇為(wei) 孫奇逢門生，張烈、馮(feng) 濂為(wei) 嚴(yan) 持門戶之見的朱子學者，刁包、魏象樞、張溍偏向朱學，顏元、李塨與(yu) 王源亦得列入。這份名單經過尹氏與(yu) 師友的仔細討論。黃叔璥提供了最初的名錄與(yu) 人物行實供尹會(hui) 一采擇，方苞建議補入杜越、王餘(yu) 佑以及“重氣節、能文章”的王源。【112】顏元的入選頗引起爭(zheng) 議，陳世倌便委婉指出顏李之學“終是藝成而下，似與(yu) 聖學淵源，尚微有間”，勸尹會(hui) 一謹慎采錄，不必“徒務搜羅之廣”。【113】不過尹會(hui) 一對此卻有一番辯解:

如習(xi) 齋所著《四存》，曾經通閱，實有未免於(yu) 雜者，某前於(yu) 書(shu) 內(nei) ，凡所疑難，俱逐條附有評語。今猶編入《北學》者，深慨俗學痼蔽，無所底止，苟得一敦行循禮之士，稍挽波靡，似猶勝於(yu) 空談而鮮實際者。且名為(wei) 《北學》，亦雲(yun) 北方之學者，猶之《關(guan) 學》、《洛學》二編之類耳，非必一貫如曾子為(wei) 孔門傳(chuan) 道之一人也。【114】

尹會(hui) 一幼時猶及見顏元，後亦為(wei) 之撰墓表，但因此謂其“於(yu) 顏氏之學，推尊甚至”，【115】則未免失當。與(yu) 其說尹氏推尊顏李學術，毋寧說其推尊的是“實行”，後者在18世紀的理學官僚中已是相當流行的看法，《北學編》的續輯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以實行（氣節、事功）作為(wei) 去取的依據，而超越門戶之見、兼融諸家學術的新學統亦由此成立。

從(cong) 結果來看，孔廟從(cong) 祀與(yu) 地方性學術譜係的建立都是思想史的“加法”，但就過程而論，又無法避免“減法”，整理學統必然意味著篩選與(yu) 刊落。詳細討論此問題非本文主旨，在此僅(jin) 以孫承澤為(wei) 例審視彼時理學官僚所做的“減法”。孫承澤（1593—1676）為(wei) 崇禎進士，入清後官至吏部侍郎，著述甚豐(feng) ，交遊極廣。其人為(wei) 清初最早提倡朱子學的重臣，撰有《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在當時頗受推重。李光地曾從(cong) 之問《易》，對其開風氣之先有準確的觀察:

畿內(nei) 學者其後如魏柏鄉(xiang) （裔介）、張武承（烈）皆確守朱學，柏鄉(xiang) 盡讀宋人書(shu) ，而武承攘斥餘(yu) 姚不遺餘(yu) 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116】

李光地時正督學直隸，故專(zhuan) 就直隸學風而論。陸隴其也聽聞“與(yu) 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訒庵、熊敬修、張幹臣也”。【117】康熙朝理學諸臣多從(cong) 孫承澤問學，魏象樞便譽之為(wei) “道學之宗盟”。【118】孫氏去世後，也因其提倡朱學之功，得以入祀道南祠。

不過令後學感到尷尬的是孫承澤甲申時曾經“從(cong) 賊”的經曆，從(cong) 氣節與(yu) 道德角度來看，這正是孫氏學術之累，也為(wei) 陸王學者提供了攻擊的口實。李紱指責孫氏的《考正朱子晚年定論》為(wei) “鈔竊世俗唾餘(yu) ，以附於(yu) 講學者”，在學術批評之外，李紱更對孫氏的人品表示懷疑，訾議其“親(qin) 見闖賊之亂(luan) ，國破君亡，偷生忍死”，為(wei) “患得患失之鄙夫”，不足與(yu) 論學。【119】即使是朱子學者，也不欲回護孫承澤的出處問題。出自蔡世遠門下的雷鋐，對孫氏之配祀道南深為(wei) 不滿，他任江蘇學政時，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諸生討論道南祀典，便認為(wei) 入祀者“必實有躬行心得之學，且於(yu) 東(dong) 林一脈有關(guan) 涉”，孫承澤“學術雖謹守繩墨，而人品比孫夏峰相去霄壤”，實不應配祀。【120】

尹會(hui) 一態度的轉變或可提供一個(ge) 觀察的範例。尹會(hui) 一早年對孫氏甚為(wei) 服膺，盛讚其為(wei) “紫陽之功臣”，【121】雍正十一年任揚州知府時，又為(wei) 孫氏《藤陰劄記》作序。但乾隆初編定的《北學編》中並未收錄孫承澤。此恐非遺漏，因尹會(hui) 一在編修時曾參考孫氏的《益智錄》，黃叔璥也以孫氏遺集寄示。【122】乾隆中，尹嘉銓以家刻諸書(shu) 贈友人幹從(cong) 濂，幹氏回函有雲(yun) :“《北學編》入楊忠湣公而舍孫北海，其理至確，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此耳”。【123】度回函之語，尹嘉銓去信時當論及不收孫承澤的原因，惜已不可見。不過關(guan) 於(yu) 增入楊繼盛的問題，尹會(hui) 一在原編中早有解釋，即“氣節之與(yu) 道學，固不能不分”，【124】以此類推，尹會(hui) 一很有可能是基於(yu) 出處與(yu) 氣節的考量，有意將孫承澤排除於(yu) “北學”的譜係之外。乾隆十六年，門人王擊瑲為(wei) 尹會(hui) 一編次遺集，並未收入《藤陰劄記》的序文，似亦是在淡化孫承澤對尹氏的影響。

18世紀理學官僚整理學統的工作事實上與(yu) 其經濟、事功是一以貫之的，均由講實學而崇實政、實行。理學官僚並無意建立排他的、唯一的“道統”，而是試圖以道德、氣節與(yu) 事功為(wei) 標準，建立複線式的新學術譜係。對陽明事功與(yu) 氣節的反複強調使理學官僚門戶意識逐漸淡薄，得以超越於(yu) 清初以來形同水火的朱陸之爭(zheng) ，承認在用世的層麵上朱學與(yu) 王學均有裨益，這正是通過對儒學外向性層麵的發揮來擺脫義(yi) 理層麵上門戶異見的糾葛。推動湯斌從(cong) 祀孔廟、地域性學術譜係的建構等，皆以此為(wei) 前提。必須指出的是，本文所討論的隻是大體(ti) 趨勢，理學官僚對朱子學固守的濃淡程度不同，在麵對具體(ti) 論題時的回應亦不盡相同，不過重實行而不尚義(yi) 理之空談卻是他們(men) 大致共同接受的意見。

三、尹嘉銓案及其意義(yi)

理學傳(chuan) 統中素有“格君心之非”的理想，而自康熙朝以降，皇帝漸次取得道統的解釋權，皇權日益成為(wei) 治道合一的象征，理學官僚的致君之道因此亦不同於(yu) 前代。本節即以尹嘉銓案為(wei) 切入點，考察18世紀理學與(yu) 皇權的互動。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銓因奏請其父尹會(hui) 一從(cong) 祀孔廟引起高宗大怒，終被處死。近代以來此案素被視作文字獄，實不盡然。尹嘉銓何以上奏，其奏何以導致高宗如此激烈的回應，對其著述的檢查又何以反複引起波瀾，先行研究均無很好的解答。但是，如從(cong) 18世紀理學官僚的論學傳(chuan) 統出發，尹嘉銓之舉(ju) 便有章可循。

（一）尹嘉銓與(yu) 理學官僚的論學傳(chuan) 統

尹嘉銓（1711—1781）係尹會(hui) 一長子，雍正十三年舉(ju) 人，乾隆年間曆任山西按察使、甘肅布政使、大理寺卿，乾隆四十三年致仕。125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高宗自五台山回京，路經保定，時方居鄉(xiang) 的尹嘉銓遣子進呈兩(liang) 折，一為(wei) 尹會(hui) 一請諡，一請將尹會(hui) 一與(yu) 範文程、湯斌、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並從(cong) 祀孔廟。激起高宗盛怒的正是後折，即日令下獄治罪，並頒長諭駁斥其請，稱“從(cong) 祀宮牆，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朝從(cong) 祀寥寥，寧缺無濫”。且以湯斌等人品行有虧(kui) ，不足配享。【126】尹嘉銓下獄後，朝廷隨即開始檢查其著作，又發現“妄自尊崇”“毀謗時事”之語。【127】四月十七日，高宗諭將尹嘉銓絞決(jue) ，“為(wei) 天下盜竊虛名、妄行異議者之戒”，【128】尹氏的著作亦悉數禁毀。

尹嘉銓何以上奏？這必須回到前文討論的18世紀理學官僚整理學統的工作中方可回答。因家世之故，尹嘉銓對雍乾之際的理學官僚群體(ti) 並不陌生，自言“回憶昔年，猶及親(qin) 炙朱文端（軾）、孫文定（嘉淦）、陳文勤（世倌）、方望溪（苞）、李恕穀（塨）、雷翠廷（鋐）諸先正，略識祈向，目今惟與(yu) 陳榕門（宏謀）、楊方來（錫紱）講習(xi) 莫逆”。【129】就為(wei) 學進路與(yu) 論學宗旨而言，尹嘉銓對此群體(ti) 也頗有繼承，僅(jin) 舉(ju) 兩(liang) 點為(wei) 例。其一是禮學，尹嘉銓於(yu) 乾隆十二年拜方苞門下，從(cong) 受三禮，這是他由“溺於(yu) 辭章”到從(cong) 事於(yu) “正學”的轉折。此種禮學仍是明人四禮學的延續，強調對日常生活中儀(yi) 節實踐的指導，他與(yu) 尹會(hui) 一門人張受長共編《儀(yi) 禮探本》，便與(yu) 其守喪(sang) 時對儀(yi) 文無所適從(cong) 的經驗有關(guan) 。【130】其二是《小學》，尹嘉銓對《小學》的重視不僅(jin) 來自於(yu) 乃父，亦受到高斌極深的影響，後者任直隸總督時甚至特請尹嘉銓至署，商校《小學》與(yu) 《近思錄》。在尹氏看來，《小學》不僅(jin) 可以改良士風，推原朱子作《小學》之本意，“實具內(nei) 聖外王之規模，欲使人知親(qin) 其親(qin) 、長其長，而天下平”，因此其仕宦所至，亦頗熱衷刊刻《小學纂注》一類讀本。【131】

受師、父輩論學傳(chuan) 統的影響，尹嘉銓極為(wei) 推重湯斌政事與(yu) 學問之合一，謂其雖不登壇講學，“其生平行事，莫非實學”。【132】更重要的是，增祀之請正是繼承尹會(hui) 一的遺誌。尹會(hui) 一奏請增祀湯斌失敗後，曾告誡尹嘉銓湯斌之德政賢於(yu) 陸隴其，且本朝“從(cong) 祀者隻有一陸隴其，尚未及元明諸儒之眾(zhong) 多，終屬缺典”。【133】尹氏父子的意見在師友中也非個(ge) 案，除前文提及的方苞外，方苞的門人、山東(dong) 按察使沈廷芳在乾隆二十六年亦曾奏請增祀湯斌，而尹嘉銓的友人則稱讚乃父之奏為(wei) “儒者卓識”。【134】尹嘉銓之奏請增祀湯斌，恐並非倉(cang) 促為(wei) 之，而是受到彼時理學官僚論學傳(chuan) 統的影響。

在高宗君臣所定的尹嘉銓罪款中，同樣可以看到此種影響的痕跡。限於(yu) 篇幅，筆者僅(jin) 檢視朝廷措意相對較多的兩(liang) 點，即《名臣言行錄》的纂輯與(yu) 對“相體(ti) ”的態度。《名臣言行錄》並非真正意義(yi) 上的著作，“實係就現成誌書(shu) 行述等類竊取寫(xie) 入”，【135】所收錄的人物大抵以顯宦為(wei) 標準。自朱熹輯《名臣言行錄》，後世效仿之作迭出。從(cong) 現存的序文來看，尹嘉銓纂輯《名臣言行錄》正是有意效仿朱子。【136】此外，朱軾與(yu) 蔡世遠主持的《史傳(chuan) 三編》亦對尹嘉銓有所影響。尹嘉銓稱朱軾為(wei) “我朝理學名臣”之最，《三編》亦是“考古而自得之”。在尹氏看來，《三編》的劃分實有深意:“聖賢命世，隨遇而安，大用之則為(wei) 名臣，小用之則為(wei) 循吏，用與(yu) 不用之間，則為(wei) 名儒”，而其中獨無《文苑傳(chuan) 》，正是因為(wei) “古來偉(wei) 人，未有以文苑自域者”。【137】這種重經濟實學、輕文字詞章的議論，與(yu) 楊錫紱、陳宏謀之見十分相近。

再談關(guan) 於(yu) “相體(ti) ”的態度。廷臣在會(hui) 審尹嘉銓時基本未關(guan) 注到此方麵的問題。然而在處死尹氏後，高宗卻因其所著書(shu) 內(nei) 稱大學士為(wei) 相國而大做文章，此本是時人慣用的稱呼，高宗意欲藉此以申明“乾綱獨攬”。筆者此處要討論的是理學官僚群體(ti) 內(nei) 部對“相體(ti) ”或“為(wei) 相之道”的理解。自二程以降，理學家普遍認為(wei) 宰相之得人與(yu) 否直接關(guan) 係天下治亂(luan) ，“擇相”則成為(wei) 人君之要務，清代理學官僚與(yu) 理學家對此種論述自不陌生。張伯行便稱人君為(wei) “主治者”，宰相為(wei) “輔治者”。【138】尹會(hui) 一亦言“人主誠欲正身以正天下，擇相不可不慎”，擇相之標準宜兼顧德才，“若徒以才求之，則失之遠矣”。【139】人主既重宰相，亦需賦予相應的權力，在尹會(hui) 一看來，宰相之責主要在持其大端，“為(wei) 治有體(ti) ，相臣輔君，宜立其大，後世不講乎此，而以有事為(wei) 榮，故事愈分而職愈不稱矣”，他頗不滿於(yu) 後代“以宰相而辦庶僚之事”，“人君一得一失，宰相皆與(yu) 共之”，因此“引君當道”正是宰相的首要職責。【140】從(cong) 理學的傳(chuan) 統來看，清人重宰輔之言論很大程度上隻是祖述程朱而已，且類似議論在乾隆初年尚可在朝堂上公開談論，如乾隆三年彭啟豐(feng) 於(yu) 經筵進講時即建議高宗“尊宰輔以崇其體(ti) ”。【141】

與(yu) 尹嘉銓相交二十餘(yu) 年的翁方綱形容其“奉家訓”、“動履出經義(yi) ”。【142】尹嘉銓與(yu) 雍乾之際的理學官僚群體(ti) 有密切的學術淵源，尹氏也自視為(wei) 他們(men) 的繼承者。看似突兀的增祀之奏，正是對此傳(chuan) 統的延續與(yu) 展開。

（二）清高宗的回應及其邏輯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在處決(jue) 尹嘉銓的同日，高宗明發上諭宣示尹嘉銓罪狀。在此諭中，除卻一般的文字違礙與(yu) 品行瑕疵外，高宗最關(guan) 心的是朋黨(dang) 、相體(ti) 與(yu) 本朝曆史書(shu) 寫(xie) 的問題，略謂:

古來以講學為(wei) 名，致開朋黨(dang) 之漸，如明季東(dong) 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wei) 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dang) 為(wei) 是，顛倒是非，顯悖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又其書(shu) 有《名臣言行錄》一編……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cong) 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guan) 朝常世教，均非淺鮮。【143】

翌日，高宗因尹嘉銓書(shu) 中稱大學士為(wei) 相國，再頒一長諭，宣示其標榜之罪:

政柄之屬與(yu) 不屬，不係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為(wei) 人君者之能理政與(yu) 否耳。……昔程子雲(yun) :天下之治亂(luan) 係宰相。此隻可就彼時朝政闒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luan) 專(zhuan) 倚宰相，則為(wei) 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wei) 之使？為(wei) 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luan) 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為(wei) 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luan) 為(wei) 己任，而目無其君，尤大不可也。【144】

前諭針對尹嘉銓諸款罪狀，後諭似屬借題發揮，但其旨趣頗為(wei) 相近。不過尹嘉銓案的陰影並未促使官員及士人進行嚴(yan) 格的自我審查，稱大學士為(wei) 相國的事例在時人文集中仍俯拾即是。145尊相的傳(chuan) 統亦在延續，陳沆於(yu) 嘉慶間纂成的《近思錄補注》，直引胡居仁“隻得一個(ge) 才德兼全之人為(wei) 相，則賢才引類而進”之語，毫無避忌。【146】在“自我壓抑”的政治氛圍下，此類情形頗不尋常，隻能意味著高宗後諭所言並非其製造尹嘉銓案的主要目的。【147】

乾隆初年的理學家汪紱歸納說“程、朱言治，皆自格其君心之非始”，【148】對於(yu) 理學官僚而言，“格君心”是良好政治的必需，孫嘉淦雲(yun) “人臣事君，啟心沃心，在性情行事之間”，【149】即使是盛讚聖祖君師合一的李光地，晚年也自言“進朱子書(shu) ，乃是格君心之非處”。【150】如果依循這種模式，士大夫則扮演了皇帝教化者的角色。然而事實卻非如此。以經筵為(wei) 例，乾隆時已鮮見講官的規勸，在皇權壓力之下，士大夫反成為(wei) 皇帝教化的對象。【151】高宗的《書(shu) 程頤論經筵事劄子後》頗可說明問題，此文針對程頤“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徳成就責經筵”之語而作，以為(wei) 天下治亂(luan) 在君德而不在宰相，至於(yu) 後一語，高宗卻持肯定的態度，似乎對士大夫由經筵以正君心尚留有餘(yu) 地。文臣錢維城的跋文提出了一種不同的理解:

君德之成就責經筵，猶為(wei) 三代以下之君德，而要非所語於(yu) 生知安行之聖學也，而又何足與(yu) 於(yu) 德盛化成之聖治哉！【152】

由經筵所成就的君德不過是“三代以下”之君德，高宗既期三代之治，成德自不必限於(yu) 經筵，這也等同於(yu) 直接否定了經筵的必要性，並將高宗置於(yu) 生而知之的聖人之位。

再看高宗前諭中關(guan) 於(yu) 講學朋黨(dang) 的指責。對於(yu) 清初士人而言，如何處理明季講學的曆史成為(wei) 頗為(wei) 棘手的問題。清初朝廷與(yu) 士林對東(dong) 林的評價(jia) 呈現出眾(zhong) 聲喧嘩的多元意見，大致而言，士林雖不乏反思東(dong) 林黨(dang) 爭(zheng) 之於(yu) 晚明國運者，朝廷在乾隆中葉以前對東(dong) 林諸君子仍持肯定的評價(jia) ，地方長官亦做出相應的姿態。然而高宗卻對士人推重東(dong) 林之“尚氣節、重名義(yi) ”深不謂然，反以明亡歸咎於(yu) 東(dong) 林:

東(dong) 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luan) ，馴致與(yu) 明偕亡。……曆代名臣，莫如皋、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韓、範、富、歐，是皆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跡，古今爭(zheng) 誦之。漢室黨(dang) 人已開標榜之漸，激而致禍。即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chuan) ，固不為(wei) 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跡，如向之所舉(ju) 若而人者，安能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戶，朱陸之冰炭，已啟相攻之漸。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監也。【153】

高宗不僅(jin) 不滿於(yu) 東(dong) 林講學有朋黨(dang) 之嫌，又溯至程、朱。尤需注意者是高宗提出的評判標準，為(wei) 學之實用與(yu) 否端在“致君澤民之實跡”，循此思路，惟有事功方可視作經世，王陽明反更能獲得高宗的理解。高宗嚐開列曆代經世名臣雲(yun) :“唐李德裕，宋韓琦、範仲淹、餘(yu) 靖，元耶律楚材，明劉基皆著有事功，傳(chuan) 於(yu) 史冊(ce) ，非同無用之言。至明王守仁，雖屬講學別派，而勳業(ye) 較顯，亦諸人之亞(ya) 也。”154表麵看來，高宗對陽明事功的寬容態度似與(yu) 理學官僚十分相近，但其旨趣截然不同。如前所述，理學官僚之肯定陽明事功的價(jia) 值，意在超越門戶之見，於(yu) 用世的層麵上各取其宜，而義(yi) 理上仍尊朱辟王；高宗之讚譽陽明事功，以及對“致君澤民之實跡”的重視，則均與(yu) 其對宋以來理學家爭(zheng) 門戶之不滿有關(guan) 。

乾隆五年十月，高宗因近來風氣“以詞藻相尚”，訓諭諸臣精研理學。是時高宗尊朱尚虔，表章朱學甚力，以為(wei) “循之則為(wei) 君子，悖之則為(wei) 小人。為(wei) 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luan) ”，對於(yu) 講學的態度亦留有餘(yu) 地:“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wei) 。誠者不可多得，而偽(wei) 者托於(yu) 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155】翌年九月，具有陸王學背景的謝濟世因注《論語》、《中庸》多有“肆詆程朱”處，其書(shu) 遭禁毀，此舉(ju) 雖是回護朱子學的權威，但高宗在諭旨中對理學門戶之爭(zheng) 深不謂然，以為(wei) “從(cong) 來讀書(shu) 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156】在作於(yu) 乾隆三十八年的《題道命錄》序中，高宗的批評直接指向程頤，“明道純粹，不露圭角，伊川則不免於(yu) 客氣，致有洛蜀之黨(dang) ”，“夫以道學而流為(wei) 黨(dang) 援，其弊至無所底止，非清流之福，更非國家之福，所係於(yu) 世俗人心者甚巨”。【157】其後四庫館臣力辯明亡不出於(yu) 陽明，反謂“夫明之亡，亡於(yu) 門戶，門戶始於(yu) 朋黨(dang) ，朋黨(dang) 始於(yu) 講學，講學則始於(yu) 東(dong) 林，東(dong) 林始於(yu) 楊時，其學不出王氏也”。【158】移咎於(yu) 道南一脈，即是循高宗之旨而發。

批評講學的同時，高宗對朱子學的尊奉態度開始改變。乾隆二十一年二月，高宗首度在經筵中與(yu) 朱子立異。自此至乾隆六十年的32次經筵中，高宗有17次提出質疑。【159】已有學者注意到，高宗非議宋學與(yu) 其崇獎經學同步。【160】然而理學雖然受到質疑，名義(yi) 上仍是價(jia) 值判斷的最終依據，漢學或漢學家提倡之新義(yi) 理，均無法取代理學的位置。高宗之立異朱子學，很大程度上正是嚐試超越理學傳(chuan) 統中門戶異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與(yu) 文化的評價(jia) 標準。高宗與(yu) 彼時的理學官僚均曾試圖擺脫門戶之爭(zheng) 的負擔，講求實學與(yu) 實政，然而後者之關(guan) 懷在於(yu) 實學與(yu) 實政交互為(wei) 用，高宗則對義(yi) 理的層麵缺乏興(xing) 趣，【161】徑以“致君澤民”的事功事業(ye) 作為(wei) 實政的評判標準。

與(yu) 之相應的是，具有道統之神聖性意味的孔廟從(cong) 祀亦開始受到高宗的輕視。乾隆二年至五年間，朝臣曾就增改從(cong) 祀孔廟之前代儒者有過討論。兵部尚書(shu) 甘汝來提出恢複吳澄從(cong) 祀，經禮部議準；湖北巡撫崔紀、山東(dong) 巡撫碩色、浙江巡撫盧焯先後提出增祀陳良、孔鮒與(yu) 石，禮部集議後，或以生平未明、或以著述有疑而否決(jue) 。十二年十一月，翰林院檢討阮學浩奏上閻若璩生前所撰《孔廟從(cong) 祀末議》，高宗雖不滿於(yu) 阮氏之瀆奏，仍令禮部諸條議奏。但至二十六年初沈廷芳奏請增祀湯斌時，高宗朱批雲(yun) :“增祀之事，議論紛如聚訟，亦無實濟政要，故不為(wei) 也。”【162】其視從(cong) 祀為(wei) 無關(guan) 緊要，較之初政時的態度已大有轉變。

高宗日益冷落從(cong) 祀之請，也暗示此套新的評判標準以皇帝權威為(wei) 歸依。高宗反複強調諸如“天下之治亂(luan) 休咎，皆係於(yu) 人主一身一心”、“《春秋》者，天子之事”一類論斷，或通過修書(shu) 、改史、訂正文字，劃定正統知識地圖的邊界，以樹立“正學”，“為(wei) 萬(wan) 世臣子植綱常”，實現跨越族群與(yu) 語文的“道一風同”的聖王至治之境。此類論述無一不在強調皇權對知識解釋與(yu) 價(jia) 值評判的壟斷性，甚至在潛移默化之間已被彼時的士人所接受。學者已從(cong) 不同方麵有詳細的討論，在此不必詳述。【163】筆者僅(jin) 以私修本朝史為(wei) 例稍作說明。

尹嘉銓罪狀中有纂輯《名臣言行錄》一款，高宗諭雲(yun) 其標榜本朝人物，慮啟門戶紛爭(zheng) 之端。事實上，此款之所以入罪，與(yu) 高宗對私史（特別是私撰本朝史）的極度不信任有關(guan) 。在高宗看來，修史首先是記錄故實，但真偽(wei) 疑信之間的去取實為(wei) 不易，而稗史的存在不免淆亂(luan) 視聽，“彼以一己之私心，設為(wei) 莫須有之論”。【164】另方麵，修史更具有“示懲勸、昭法戒”的教化意義(yi) ，165評斷宜慎。因此，惟有經過欽定的官修正史方能符合兩(liang) 方麵的要求，特別是對於(yu) 本朝史而言，“公是公非，所關(guan) 原不容毫厘假借”。【166】四庫館臣便評論高宗之《禦製評鑒闡要》雲(yun) “千古之是非係於(yu) 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非則待於(yu) 聖人之折衷”，【167】這意味著至少在象征的層麵上，皇帝成為(wei) 事實判斷與(yu) 價(jia) 值判斷的雙重權威，而高宗亦不斷通過評史、定凡例或審閱初稿等方式參與(yu) 官修史籍的纂修，以確認與(yu) 鞏固權威的形象。【168】在此風氣的彌漫下，士人的言行相當謹慎。國史館臣采取“案而不斷”的策略記錄本朝人物，列傳(chuan) 稿亦有嚴(yan) 格的管製，外間難得一窺。【169】仿朱子《名臣言行錄》的續作之書(shu) 在清中葉不複見，關(guan) 係本朝史事的著作亦多不敢付梓，僅(jin) 以抄本流通。乾隆五十九年，汪輝祖刊《雙節堂庸訓》以訓誨子孫，特列“勿紀錄時事”一則，內(nei) 雲(yun) “昔有不解事人，以耳食筆記謬妄觸忤，禍及身家，皆由不遵聖賢彝訓所致，故日記、劄記等項，斷不宜摭拾時事”。【170】尹嘉銓案的陰影，或正是汪輝祖所感受到的壓力之一。

餘(yu) 論

在結束本文前，有三點必須澄清:其一，18世紀理學官僚絕非一個(ge) 建製化的學派，更未有建立學派的動議。但將之作為(wei) 同一群體(ti) 討論，亦非基於(yu) 後見之明的建構。他們(men) 大多雖無明顯的師承關(guan) 係，但仍憑借同年、同僚、座主與(yu) 門生等身份屬性構成講學、論政的網絡，並擁有近似的學術觀點。其二，理學官僚間並沒有完全相同的論學“宗旨”，但其論學的底色或基調相同，具體(ti) 意見雖有異，然而皆不出此一基調之外。其三，理學官僚隻是18世紀朱子學的一部分，而本文聚焦的又隻是其中品階較高、政治影響力較大的一部分。17世紀以降，一些通俗化的理學觀念經由格言書(shu) 等實用性書(shu) 籍滲入到基層官員與(yu) 一般士人的生活世界，成為(wei) 其可以持身的準則。【171】這種不同層次間理學的互動及其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則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回到文首提出的問題，理學與(yu) 理學官僚在18世紀的實際狀況如何，是否已在漢學考據的衝(chong) 擊下黯淡無光？如僅(jin) 就義(yi) 理而言，18世紀最重要的義(yi) 理進展大抵來自傳(chuan) 統上被視作考據學者的戴震、淩廷堪或焦循，理學官僚在此方麵確實乏善可陳。18世紀理學官僚在學術史或政治史上的真正意義(yi) 在於(yu) 事功的層麵。此之事功並非如田浩所形容的“功利主義(yi) ”（utilitarianism），而是一種理學式的“經濟”之道。實政來自實學，實學則與(yu) 個(ge) 體(ti) 的道德修為(wei) 有關(guan) ，因此後者乃是良好政治的起點。循此由人心而學問而事功的理路，其政治實踐大抵根基於(yu) 教化，一方麵熱衷於(yu) 刊刻、頒行禮儀(yi) 手冊(ce) 以指導庶民日常儀(yi) 節的實踐、厘正民間的禮教秩序；另方麵則傾(qing) 心於(yu) 推行保甲、鄉(xiang) 約、社學、義(yi) 倉(cang) 等基層稽查或互助組織，並自視為(wei) 對宋、明儒政治理念的繼承。

理學家的自身曆史書(shu) 寫(xie) 至18世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對陽明學的重新評價(jia) 。理學官僚在推重陽明事功的基礎上，承認陽明及其後學的氣節，甚至開始正麵評價(jia) 陽明學術，認為(wei) 其事功正出自學術。雖然理學官僚肯定陽明學的程度深淺不同，但其大多能夠跳脫門戶異同的束縛重新審視陽明學，並以一種實用主義(yi) 的態度，在用世的層麵上取法於(yu) 陽明學。這也直接影響到理學官僚對待本朝學統的態度與(yu) 策略。持續多年的湯斌增祀孔廟之議、地方性學術譜係的整理與(yu) 書(shu) 寫(xie) ，均以涵括氣節與(yu) 事功的實行作為(wei) 去取的標準，其旨趣不在構建唯一的、排他性的道統，而是複線、多元的學術譜係。學統整理的過程有增有減，如在順康之際極有影響的孫承澤，便因道德有虧(kui) 而被擯除。遠在《貳臣傳(chuan) 》纂修以前，此種基於(yu) 道德主義(yi) 的人物臧否與(yu) 曆史書(shu) 寫(xie) 便已流行於(yu) 士林。

無論從(cong) 理學還是經世學出發，均無法回避理學官僚與(yu) 皇權的交涉。清高宗自即位之初便強調“當以學問與(yu) 政事看作一事”，【172】“學問與(yu) 政事非二途，稽古與(yu) 通今乃一致”，【173】高宗對陽明事功的推重、對門戶之爭(zheng) 的不滿，當皆根源於(yu) 此。尹嘉銓案的爆發可以視作高宗與(yu) 理學官僚乃至朱子學傳(chuan) 統間的衝(chong) 突，高宗實欲藉此宣示其基於(yu) 治道合一的皇權，與(yu) 因之確立的新標準:治統與(yu) 道統的解釋權皆以皇權為(wei) 歸依，而皇帝本人亦必須是事實與(yu) 價(jia) 值判斷的最高標準。朱子學傳(chuan) 統中通過經筵、進言等方式以“格君心之非”的理想至此已告終結。18世紀的理學官僚在仕宦上是成功的，卿貳、督撫乃至入閣者皆不乏其人，他們(men) 雖有“啟沃君心”之念，卻難以真正落實，此亦是乾隆朝皇帝威權彌漫的必然。

與(yu) 明清之際經世學者多身居草野不同，18世紀的理學官僚至少在理論上擁有更多“行道”的機會(hui) 與(yu) 資源，亦可將議論落實於(yu) 政治行動。而“教化帝王”理想的挫折與(yu) 淡化反而使得理學官僚的政治實踐具有了新意義(yi) ，這可從(cong) 兩(liang) 方麵考量。其一是技術的層麵。有學者注意到，在18世紀的語境下，“經世”與(yu) “補益時務”密切相連。【174】雖然“時務”不限於(yu) 具體(ti) 的治理技術，但後者正是18世紀官僚統治日臻精密化的前提。理學官僚將“實學”的範圍擴大到如河工、漕運等較為(wei) 專(zhuan) 門的知識，成為(wei) 彼時政務官僚向技術官僚轉變的重要推動因素。其二是道德教化的層麵。18世紀的理學官僚雖能夠“得君”，其所行之道仍是“化民成俗”。與(yu) 清初諸儒不同，他們(men) 以地方大員的身份，藉助行政資源以推行教化，事實上成為(wei) 國家行為(wei) 向民間延展與(yu) 深入的推動者。

如何在經世學術的脈絡中理解18世紀的理學官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時代的“經世”一詞指涉頗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論。【175】譬如賀長齡、魏源試圖將經世之學與(yu) 漢學、宋學並列，就言利的傾(qing) 向而論，亦較接近陳亮而非朱熹，【176】其立場便與(yu) 理學官僚不盡相同，雖然後者確實為(wei) 前者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177】理學官僚的經濟之學起始於(yu) 個(ge) 體(ti) 的道德與(yu) 學問，由學問而事功，由實學而實政，其事功則發用於(yu) 官僚政治的運作與(yu) 朝廷教化的推行。理學官僚鮮少專(zhuan) 論“經世”，然而其經濟之策卻大多融合於(yu) 朝廷的日常行政，成為(wei) 清代國家治理實踐的一環，這也正是18世紀理學內(nei) 部實用主義(yi) 趨向的貢獻。

注釋
 
1劉師培:《清儒得失論》，鄔國義等編校:《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8—419頁。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29—130頁。
 
3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1分，1987年3月；高翔:《清初理學與政治》，《清史論叢（2002年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年，第178—210頁；朱昌榮:《程朱理學官僚與清初社會重建》，《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王勝軍:《清初廟堂理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15年。
 
4如陳祖武:《李光地與清初理學》，《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97—213頁；高翔:《熊賜履述論》，《清史論叢（2006年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第109—135頁；高翔:《陳廷敬述論》，王思治等編:《陳廷敬與皇城相府》，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10—33頁；高翔:《謝濟世散論》，《清史論叢（2001年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第107—122頁；On-Cho Ng，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Li Guangdi（1642-1718）and Qing Learning，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大穀敏夫:《康煕朝における道學官僚湯斌の思想と行政》，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記念論叢編集委員會編:《明代中國の歴史的位相: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記念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第641—668頁。
 
5李帆:《清代理學史》中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
 
6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19頁。
 
7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
 
8 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6-133，143.
 
9相較於“經世”，理學官僚常用“經濟”一詞，本文亦從之。
 
1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1頁。錢穆所謂的“實行”，更多強調士人的自主性，故對清初依附於政權的廟堂之學評價較低。不過其“實行顧非所重”的觀察卻反映出儒學理學中經濟一路的重心逐漸從晚明的在野過渡到清初的在朝，與國家治理的關聯日益密切。
 
11高翔:《清初理學與政治》，《清史論叢（2002年號）》，第184頁。
 
12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5《與何商隱（十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21頁。
 
13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5《上湯潛庵先生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378頁。下引文獻凡析出於《清代詩文集匯編》者，第二次出現隻注頁碼。
 
14熊賜履:《經義齋集》卷9《答劉藜先·又（二）》，《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39冊，第173頁。
 
15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10《謙守齋記》，第473頁。
 
16陸隴其:《鬆陽講義》卷4，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90頁。
 
17湯斌:《湯子遺書》卷4《答黃太衝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01冊，第366頁。
 
18參見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108—109、226—227頁。
 
19《清聖祖實錄》卷112，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清實錄》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57頁。
 
20《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四日，北京:中華書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影印本，台北所藏第5冊，第2604頁。
 
21《皇清文穎》卷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544頁。
 
22《清高宗實錄》卷177，乾隆七年十月，《清實錄》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284頁。
 
23《清高宗實錄》卷392，乾隆十六年六月己亥，《清實錄》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47頁。
 
24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1《楊龜山先生集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50冊，第38頁。
 
25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9《大理寺少卿心齋陳公墓誌銘》，第186頁。
 
26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7《與陳滄州總河書》，第138頁。
 
27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9《論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2冊，第204頁。
 
28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0《李剛主墓誌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22冊，第126頁。
 
29沈近思:《天鑒堂集》卷5《潁川紫陽書院學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26冊，第507頁。
 
30熊賜履:《閑道堂集》卷7《答範彪西》，清康熙刻本，第4頁a。
 
31尹會一:《健餘劄記》卷4，叢書集成初編本，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47頁。
 
32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12《紫陽書院示諸生》，第232頁。
 
33楊錫紱:《四知堂文集》卷20《增置淮陰書院膏火記》，《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428頁。
 
34沈近思:《天鑒堂集》卷4《與及門論舉業書》，第489頁。
 
35陳宏謀:《培遠堂手劄節要》卷中《寄朱曉園書》，《陳榕門先生遺書》第2冊，桂林:廣西省鄉賢遺著編印委員會，1943年，第11頁b。
 
36陳宏謀:《培遠堂手劄節要》卷上《寄尹元長先生書》，《陳榕門先生遺書》第2冊，第5頁b。
 
37沈近思:《天鑒堂集》附載《勵誌雜錄》，第583頁。
 
38尹會一:《健餘劄記》卷4，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5—46頁。
 
39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2《王豐川先生續集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81冊，第471頁。
 
40 Kai-Wing Chow，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and Lineage Discours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44-70.
 
41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2之5《白石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276頁。
 
42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4《小學集解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2冊，第271頁。
 
43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8《小學衍義序》，第192頁。
 
44尹會一:《健餘先生別集》卷2《複德濟齋先生》，《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68冊，第749頁。
 
45尹嘉銓:《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137頁。
 
46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1《靜軒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40頁。
 
47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2《小學纂注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68冊，第603頁。
 
48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1《重刊小學纂注序》，第438頁。
 
49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4《用方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50頁；雷鋐:《經笥堂文鈔》卷上《小學纂注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85冊，第16頁。
 
50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2《蓮宇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45—246頁。
 
51尹嘉銓:《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4冊，第217頁。
 
52《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尹會一折》，朱批奏折04—01—38—0182—009、04—01—38—0182—010，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
 
53 Patricia Ebr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167-187.
 
54清初諸儒對《家禮》的批評參見Patricia Ebr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pp.189-195。
 
55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8《四禮輯宜序》，第436頁。
 
56朱軾:《朱文端公集》卷1《呂氏四禮翼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14冊，第468頁。
 
57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5《重刊四禮翼跋》；卷2《朱文端公文集序》，第462頁。
 
58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1《重刊四禮序》，第434頁。
 
59楊錫紱:《四知堂文集》卷21《四禮從宜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4冊，第441頁。
 
60湯斌:《湯子遺書》卷1《語錄》，第251頁。
 
61沈近思:《天鑒堂集》附載《勵誌雜錄》，第579頁。
 
62尹會一:《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1《飭行保甲》，叢書集成初編本，第8頁。
 
63尹會一:《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2《規勸條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1—12頁。
 
64尹會一:《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2《再申規勸條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2—14頁。
 
65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2《蓮宇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43頁。
 
66沈近思:《天鑒堂集》附載《勵誌雜錄》，第581頁。
 
67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12《紫陽書院示諸生》，第232頁。
 
68劉鳳雲:《十八世紀的“技術官僚”》，《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9 Wm.Theodore de Bary，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3-181.
 
70《孔門傳道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史部（二），台北:“中央”圖書館，1993年，沈一貫“序”，第107頁。
 
71荒木見悟:《道統論の衰退と新儒林伝の展開》，《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第50—52頁。
 
72王源:《居業堂文集》卷8《與壻梁仙來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74冊，第70頁。在宗奉朱學的理學官僚中，熊賜履頗具話語權，其立場亦較有代表性，參見金原泰介:《康熙年間における陽明學批判の流行—熊賜履の影響力を中心に—》，《東方學》第107輯，2004年1月，第79—85頁。
 
73王士禛:《池北偶談》卷9《王文成》，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上冊，第201—202頁。
 
74 Thomas A.Wilson，“Confucian Sectarianism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ing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vol.15，no.2（December 1994），pp.69-70；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第220—233頁。
 
75朱彝尊:《經義考》卷159《王氏大學古本旁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2908頁。
 
76彭啟豐:《芝庭詩稿》卷5《王文成公紀功碑》，《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3冊，第635頁。
 
77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4《重建陽明祠堂記》，第204頁。
 
78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4《鹿忠節公祠堂記》，第205頁。
 
79其祖陳浵從孫奇逢問學，其父陳鶴齡好陽明學，亦尊薛瑄，晚年則歸於程朱，參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1《廣文陳君墓誌銘》，第155頁；光緒《保定府誌》卷59，《中國地方誌集成·河北府縣誌輯》第31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315頁。陳德榮之生平與交遊參見《望溪先生文集》卷11《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第156—158頁。
 
80陳德榮:《葵園詩集》卷2《讀陽明先生年譜敬題四首》，《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66冊，第23頁；卷3《拜陽明祠二首》，第44頁。
 
81沈受宏:《白漊先生文集》卷2《寒溪先生墓誌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67冊，第660頁。
 
82沈起元:《敬亭文稿》卷9《家訓》，《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6冊，第308—309頁。
 
83沈起元:《敬亭文稿》卷9《座主張清恪公文集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6冊，第300頁；李紱:《穆堂別稿》卷24《白漊文集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87冊，第76—77頁。
 
84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75《沈起元》，《清代傳記叢刊》第144冊，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26—127頁。
 
85沈起元:《敬亭文稿》卷8《鵝湖書院記（代）》，《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6冊，第264頁。
 
86沈起元:《敬亭詩草》卷8《題鄂虛亭中丞靜泊軒詩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6冊，第65頁。
 
87陸耀:《切問齋集》卷4《複戴東原言理欲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52冊，第411—412頁。
 
88參見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73—279頁。
 
89蔡新:《緝齋詩稿》卷4《留別鄂虛亭開府》，《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09冊，第194頁。
 
90蔡新:《緝齋文集》卷6《平和安厚書院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09冊，第347—348頁。
 
91熊賜履:《經義齋集》卷9《答楊同年》，第164頁。
 
92陳宏謀:《培遠堂手劄節要》卷下《寄靖果園書》，《陳榕門先生遺書》第2冊，第2a頁。
 
93陳宏謀:《培遠堂手劄節要》卷中《寄靖果園書》，《陳榕門先生遺書》第2冊，第13b—14a頁。
 
94陳宏謀:《訓俗遺規》卷2《王陽明文鈔》，《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頁；《從政遺規》卷上《王文成公告諭》，《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第240頁。陽明學對陳宏謀的影響參見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pp.124-126.
 
95晚清經世學者對陽明的尊崇，參見張藝曦:《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思想史》第5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第144—146頁。
 
96陳祖武:《範鄗鼎與〈理學備考〉》，《清史論叢（2007年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第551—553頁。
 
97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製與儒家道統意識》，《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39—240頁。
 
98吳光酉:《陸稼書先生年譜》附錄《從祀大典》，《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00頁。
 
99沈近思:《天鑒堂集》卷4《上孝感熊座師書》，第487—488頁。沈氏此文旨在“黜去陽明、陸、陳，廓清廟廡”，符合彼時嚴重的門戶之爭。然而勵廷儀雍正五年為沈氏撰神道碑時，則記為“極論當湖陸稼書侍禦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對其攻擊陽明之語僅有隱晦的提及，見同書卷首，第426頁。
 
100吳光酉:《陸稼書先生年譜》附錄《歿後垂恤》，《陸隴其年譜》，第198—199頁。
 
101張師載:《陸子年譜》卷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80冊，第76頁。朱軾與徐元夢也具有相當的話語權，參見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王昶:《湖海文傳》卷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416頁。汪氏《鬆泉集》失收此文。
 
102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王昶:《湖海文傳》卷45，第416頁。
 
103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7《複儀封張先生書》，第134頁；陳宏謀:《訓俗遺規》卷3《湯潛庵語錄》，《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第181頁；雷鋐:《經笥堂文鈔》卷下《書湯子遺書後》，第91頁。
 
104《乾隆四年五月初五日方苞折》，錄副奏折03—0293—03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
 
105《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69《方苞》引全祖望撰神道碑，《清代傳記叢刊》第143冊，第457頁。
 
106尹會一:《健餘奏議》卷6《題請文正從祀》，《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78頁。
 
107尹嘉銓:《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4冊，第172頁。
 
108尹會一:《健餘劄記》卷4，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7頁。
 
109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2《續洛學編序》，第605—606頁。
 
110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2之2《榕門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69頁。
 
111魏一鼇原編、尹會一等補:《北學編》卷首凡例，《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63冊，第673頁。
 
112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2之3《玉圃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72頁；卷1之6《望溪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64頁。
 
113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2《蓮宇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44頁。
 
114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2《蓮宇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44頁。
 
115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5，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5頁。
 
116李光地:《榕村集》卷12《孫北海五經翼序》，《榕村全書》第8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4頁。
 
117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3，丁巳十一月廿六日，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80頁。四人分別為魏象樞、葉方藹、熊賜履與張貞生。
 
118魏象樞:《寒鬆堂全集》卷11《祭少宰孫北海先生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545頁。
 
119李紱:《穆堂初稿》卷45《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86冊，第505頁。
 
120雷鋐:《經笥堂文鈔》卷下《東林書院示諸生》，第87頁。
 
121孫承澤:《藤陰劄記》卷首尹會一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第870—871頁。
 
122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2之3《玉圃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72頁。
 
123尹嘉銓:《隨五草》卷3《答幹觀察書》附載來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18冊，第376頁。
 
124魏一鼇原編，尹會一等補:《北學編》卷2《楊椒山先生》，《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63冊，第702頁。
 
125《清史列傳》卷18《尹會一附子嘉銓》，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冊，第1321—1322頁。
 
126《清高宗實錄》卷1127，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卯，《清實錄》第2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57頁。
 
127《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356、358—361頁。
 
128《清高宗實錄》卷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未，《清實錄》第23冊，第84頁。
 
129尹嘉銓:《隨五草》卷3《答幹觀察書》，第376頁。
 
130方苞禮學的影響參見《隨五草》卷9《祭望溪先生文》，第505頁；《清誥授中憲大夫江西督糧道丁未科進士南皮兼山張公暨元配李恭人合葬墓誌銘》，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4頁。
 
131尹嘉銓:《隨五草》卷5《送許纓泉序》，第444頁；卷4《小學纂注序》，第392頁。
 
132尹嘉銓:《隨五草》卷2《三答溫尹亭書》，第356頁。
 
133《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尹嘉銓奏請將伊父從祀文廟折》，第350頁。
 
134尹嘉銓:《隨五草》卷2《複陳觀察書》引陳氏來書，第359頁。
 
135《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尹嘉銓供單二》，第365頁。
 
136尹嘉銓:《隨五草》卷4《名臣言行錄序》，第396頁。尹氏在供詞中亦有類似的表述，參見《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尹嘉銓供單一》，第362頁。
 
137尹嘉銓:《隨五草》卷5《送朱石君之任閩中序》，第432頁。
 
138張伯行集解，尹會一重訂:《近思錄集解》卷8，《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152頁。
 
139尹會一:《四鑒錄·君鑒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5頁。
 
140尹會一:《四鑒錄·臣鑒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6—7頁。
 
141彭啟豐:《芝庭先生集》卷8《進講經義折子》，《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96冊，第499頁。
 
142翁方綱:《複初齋集外詩》卷9《過亨山廷尉新居賦贈》，《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82冊，第448頁。
 
143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0冊，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452—453頁。
 
144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0冊，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第453—454頁。
 
145稍檢乾隆朝晚期諸文臣如梁國治、紀昀、彭元瑞輩之文集可知，此不備舉。乾隆五十年四月，大學士蔡新致仕，禮部尚書德保寫有《送蔡葛山相國予告歸裏》四首（德保:《樂賢堂詩鈔》卷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44冊，第567頁），蔡新、德保皆參與審問尹嘉銓，對此案本末不容不知。
 
146陳沆:《近思錄補注》卷8，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54頁。
 
147清代士人自我刪削違礙文字與對撰述本朝時事的敏感，參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第426—477頁。
 
148汪紱:《讀近思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9頁。
 
149尹會一:《健餘先生講習錄》卷1之1《靜軒答問》，《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1冊，第239頁。
 
150尹會一:《健餘劄記》卷4，叢書集成初編本，第53頁。
 
151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95—107頁。
 
152錢維城:《茶山文鈔》卷10《恭跋禦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46冊，第694頁。
 
153弘曆:《禦製文二集》卷18《題東林列傳》，《清高宗（乾隆）禦製詩文全集》第10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699—700頁。
 
154弘曆:《禦製詩四集》卷65《四庫全書薈要聯句》，《清高宗（乾隆）禦製詩文全集》第7冊，第314頁。
 
155《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乾隆五年十月十二日，第648頁。
 
156《清高宗實錄》卷151，乾隆六年九月丁亥，《清實錄》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165—1166頁。
 
157弘曆:《禦製詩四集》卷13《題道命錄》序，《清高宗（乾隆）禦製詩文全集》第6冊，第443頁。
 
158《四庫全書總目》卷97《子部儒家類存目三·王學質疑》，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上冊，第827頁。
 
159陳祖武:《從經筵講論看乾隆時期的朱子學》，《國學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99—303頁。
 
160王法周:《乾隆皇帝及其王朝後三十年的政治文化生態》，《史林》2013年第3期。
 
161高宗自年輕時便不擅長形而上的義理討論，其後更鮮言及，參見Harold Kahn，Monarchy in the Emporer’s Eyes: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22.
 
162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沈廷芳折，朱批奏折04—01—14—0032—006，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
 
163參見何冠彪:《乾綱獨禦、乾綱獨斷:康熙、雍正二帝君權思想的一個側麵》，《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增訂版），第282—300頁。
 
164弘曆:《禦製文初集》卷22《記載》，《清高宗（乾隆）禦製詩文全集》第10冊，第493頁。
 
165弘曆:《禦製文初集》卷11《重刻二十一史序》，《清高宗（乾隆）禦製詩文全集》第10冊，第402頁。
 
166《清高宗實錄》卷739，乾隆三十年六月丁卯，《清實錄》第1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39頁。
 
167《四庫全書總目》卷88《史部史評類·禦製評鑒闡要》，上冊，第756頁。
 
168有關討論參見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曆史判官形象》，《明清人物與著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46—202頁；《清高宗綱目體史籍編纂考》，《明清人物與著述》，第241—280頁。
 
169昭梿:《嘯亭雜錄》續錄卷1《國史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00頁。
 
170汪輝祖:《雙節堂庸訓》卷5，《汪龍莊遺書》下冊，台北:華文書局，1970年影印本，第899頁。
 
171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第25—26頁。
 
172《清高宗實錄》卷37，乾隆二年二月甲子，《清實錄》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681頁。
 
173《清高宗實錄》卷239，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清實錄》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82頁。
 
174楊念群:《清朝帝王的“教養觀”與“學者型官僚”的基層治理模式》，《新史學（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43—144頁。
 
175何佑森:《清代經世思潮》，夏長樸等編:《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第131—146頁。
 
176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1986年6月。
 
177粗略統計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所收文章，計陳宏謀42篇，方苞22篇，陸燿17篇，張伯行11篇，孫嘉淦、楊錫紱各10篇，朱軾7篇，高斌、顧琮各4篇，蔡世遠、蔡新各3篇，陳世倌、尹會一各2篇，雷鋐1篇。此據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経世文編総目録》（東京: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56年）之《姓氏索引》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