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儒揚孔

——廖平孔經哲學體(ti) 係中的儒家

作者：楊世文 王雯雯（作者分別係四川大學古籍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中國儒學方向博士生。）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1期

摘要：甲午之役後，救亡圖存成為(wei) 時人共識。隨著西學的滲入，思想界對中學價(jia) 值的重估也被提上日程，這包括對孔子身份的定位以及儒學與(yu) 諸子的關(guan) 係的楷定。為(wei) 使華夏文明不墜於(yu) 地，賦予諸子學存在的合理性，廖平將百家皆收歸於(yu) 孔學，並將儒家作為(wei) 論述的重點，圍繞孔子、儒家、諸子三者的曆史定位，倡言尊經與(yu) 知聖。如果說尊經與(yu) 尊孔是廖平孔經哲學體(ti) 係中的一體(ti) 兩(liang) 麵，那麽(me) 抑儒就是凸顯二者的不得已之舉(ju) 。

生逢古今中西之大變局，惟有求得自救之方才能換來本國文明生機的延續。廖平沒有選擇尊儒的坦途，而是不避其難，開辟出了一條抑儒尊孔的蹊徑。通過對聖人與(yu) 經典、孔學與(yu) 儒家、諸子與(yu) 儒家、漢學與(yu) 宋學的辨析，揭示了儒家與(yu) 孔學的差異，從(cong) 而尊孔子為(wei) 至聖，退儒家於(yu) 諸子，達到獨尊孔學的目的。本文旨在通過對廖平尊孔貶儒說的解讀，分析廖平經學思想背後的時代憂思與(yu) 學術關(guan) 懷。

關(guan) 鍵詞：儒家；孔子；經學；諸子學

晚清以降，受困於(yu) 內(nei) 外交迫的局勢，重估孔子及儒學的當代價(jia) 值，成為(wei) 學界的風尚。力倡改革者，多以當下中國之羸弱與(yu) 西方國家之強盛作為(wei) 判斷標準，視孔子為(wei) 時代發展的障礙；對傳(chuan) 統文化抱持深厚感情者，也開始借重於(yu) 與(yu) 其他文明的比較來重估孔學。對本國文化再三致意的廖平（1852—1932），自然也預流其間。

廖平早年著《今古學考》，提倡“今古學”，以禮製分今古，其學說聳動一時。但戊戌之後，他放棄了“今古學”，轉而主張“會(hui) 通今古”，消彌今古學界限，並提出“大統小統”說。與(yu) 此同時，他對孔學與(yu) 儒學、儒家與(yu) 諸子的關(guan) 係作了重新定位，通過尊孔貶儒，建構孔經哲學體(ti) 係，增強文化自信，來回應新的時代課題。

一、尊經知聖：經學改良

清乾嘉年間的章學誠（1738－1801）站在史學家的立場，提出“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嚐著述也”的看法。於(yu) 章氏而言，否定孔子“集大成”的六經製作者身份，並無損於(yu) 孔子作為(wei) 聖人的形象，因為(wei) 孔子的偉(wei) 大就在於(yu) 其能“學而盡周公之道”[①]。換言之，孔子的神聖性是依附於(yu) 周公而存在的。

與(yu) 廖平同時代的章太炎（1869—1936）則認為(wei) ，孔子與(yu) 六經可以分而論之，“孔子賢於(yu) 堯、舜，自在性分，非專(zhuan) 在製作”[②]，且“孔氏之教，本以曆史為(wei) 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幹祿致用之術”[③]，後人若想獲知孔學三昧，就應擺脫其中的功利色彩，而歸本於(yu) 曆史。

章太炎不僅(jin) 拆解了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而且在剝落孔子的神聖性上走得更遠。至於(yu) 以康有為(wei) （1858—1927）為(wei) 代表的維新派，為(wei) 了便於(yu) 推行變法，更是在“孔子改製”的大旗下，“夷孔子為(wei) 諸子”[④]，貌似尊孔，實則貶孔。

然而，在廖平看來，時人對於(yu) 孔子的認識，是“守舊者不必知聖，維新者間主無聖”[⑤]。究其原因，就在於(yu) 他們(men) 沒有認識到孔子實為(wei) “至聖”。守舊派視六經為(wei) 記載“芻狗陳跡”的史書(shu) ，故孔子淪為(wei) 史官、教育家；維新派雖提出“孔子改製”說，也不過是將孔子看作宣傳(chuan) 西方製度的招牌。西學來勢洶洶，作為(wei) 本國文化信仰的孔教卻搖搖欲墜。為(wei) 了在中學陣營內(nei) 聚攏收束渙散的人心，廖平提倡“經學改良”；而若想改良成功，就需要解決(jue) 三個(ge) 問題：“一在不知聖，二在不知製作，三在不知時局”[⑥]。

首先，關(guan) 於(yu) “不知聖”。

“不知聖”就無法體(ti) 貼到聖人的神聖性及其製作經典的深意，容易被當時紛紛湧入的西學所迷惑。殊不知彼之所言“不過如寶塔初級一磚一石，因不知聖，故放言高論”[⑦]。而“知聖”的第一要義(yi) ，就是要承認孔子作為(wei) 聖人的唯一性和神聖性，“知天生孔子，作六經、立萬(wan) 世法，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亦不再生孔子”[⑧]。因“‘素王’一義(yi) ，為(wei) 六經之根株綱領”[⑨]，而群經又是為(wei) 萬(wan) 世太平所製作。如此一來，孔子就具有了一種超然的神聖性：帝王不過憑借政權來維係個(ge) 人的聲望，孔子卻是為(wei) 萬(wan) 世立法的至聖。

隻是近代以來，新書(shu) 報章為(wei) 搏眼球，常以疑經譏聖為(wei) 常。加之西學流行，國人對照西學中自由、平等的觀念來解讀本國文化，也讓他們(men) 對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華夏文明產(chan) 生了質疑。如嚴(yan) 複認為(wei) ，中西學術之間的最根本的差異就在於(yu) “自由不自由異耳”[⑩]；要想幫助中國走出困境，就必須使“民之能自治而自由”[11]。受限於(yu) 當時的語境與(yu) 認知差異，並不是所有學者都像嚴(yan) 複這樣了解西學。

廖平就認為(wei) ，如果人人都強調個(ge) 體(ti) 自由，那麽(me) 社會(hui) 就將陷入失序之中。如此一來，不惟自由成了空想，連社會(hui) 都將倒退至不立倫(lun) 常的野蠻狀態，所謂“有庶民，無君上；以亂(luan) 世草昧辦法推行中國，勢成齟齬”[12]。正是出於(yu) 對禮樂(le) 文化的信仰以及對普通民眾(zhong) 是否具備自治能力的懷疑，廖平才以“尊孔”為(wei) 急務，認為(wei) 以西方落後的“殷製”行於(yu) 文備之中國，不惟方枘圓鑿，且有違進化之說。

其次，關(guan) 於(yu) “不知製作”。

四海已變秋色，一室難以為(wei) 春。對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廖平必須要在經典中找到孔子為(wei) 時局開出的“良方”，如此方能維護孔學的神聖地位。經過廖平的苦心“翻譯”，他在《春秋》中找到了改良的藥方：

“經傳(chuan) 典製因人情、順時勢，由公理而出，初非壓製天下；如《春秋》譏世卿、討賊、娶同姓、喪(sang) 祭不如禮、絕亂(luan) 原、消隱患、進野人以君子。”[13]

廖平認為(wei) ，中國文明行至春秋之時，已有人心厭亂(luan) 、“改良從(cong) 善”的要求，所以孔子順應人心，提倡托古改製。此製度行之數千年，人們(men) 早已相習(xi) 成俗。然而，任何製度行久終不免出現小弊，再加上後世儒生的偏勝之說大行其道，故需要後來者進行一些調整。至於(yu) 調整的宗旨應“在主持政教者隨事補救”，而非“因噎廢食、以野變夏”。

廖平也看到了“中國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創”的困境，但是這種“改”更應側(ce) 重在“西學”的器物上，即“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14]；而道高於(yu) 器，所以即使是“互師”，廖平也更為(wei) 強調中學製度的美備。此外，與(yu) 中國“緣情設教”不同，西人的政令本有“拂情乖時”之弊，國人若隻知照搬西製，罔顧本國的政治傳(chuan) 統，就辜負了孔子借由中國推及海外的製作苦心。

平心而論，廖平之所以會(hui) 做出這種判斷，並不一定都與(yu) 他維護中學的立場有關(guan) ，也與(yu) 他所了解到的西學思想有關(guan) 。雖然當時蜀地購置西書(shu) 多有不便，但廖平從(cong) 未停止對西學思想的吸收，其中不僅(jin) 包括在晚清學界被視為(wei) 談論“海外掌故”的“嚆矢”之作——徐繼畬的《瀛寰誌略》和魏源的《海國圖誌》，還包括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yi) 比四國日記》、西人中的盧梭、虎哥（雨果）、孟德斯鳩等西方學人的中譯本等，以及《百年一覺》這樣的流行小說。

不止如此，廖平還在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思想後，對儒家上古三代的大同小康之說產(chan) 生了動搖，從(cong) 而逐步形成了一條具有東(dong) 方特色的“有意誌的”[15]哲學進化路徑：以六經為(wei) 進化藍本，以禮樂(le) 文明作為(wei) 進化標尺，將中國作為(wei) 文明的發源地與(yu) 最高點，然後按照現實中各國的強盛程度來為(wei) 其他各洲排列，以此作為(wei) 接受中國文明熏染的先後次序。即經由地理上的“大統”，最終實現禮樂(le) 文備的世界大同。

西哲黑格爾曾經提出，世界曆史應是一個(ge) 合乎理性的進程，而西方文明就是文明進步的目的和歸宿[16]。不同於(yu) 黑格爾和晚清學人的文明視角[17]，廖平借助孔經哲學所開啟的進化理路，提供了衡量文明價(jia) 值的另一種尺度：即“天下治亂(luan) 原於(yu) 經術”[18]，而經學中最為(wei) 內(nei) 在、核心的價(jia) 值，就是其中蘊含的人倫(lun) 道德屬性。無論是出於(yu) 維護本國文化傳(chuan) 統，還是消弭西方文明的不利影響的需要，廖平都必須維護孔子的地位和經學的權威，這也是廖平強調“明製作”的內(nei) 在動因。

其三，關(guan) 於(yu) “不知時局”問題。

廖平“三變”之後的經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都與(yu) 他對時局的認識有關(guan) ，而這種對時局的認知，也成為(wei) 推動他構建經學理論的現實依據。他認為(wei) ：

“地球今為(wei) 大戰國，《公羊》所謂亂(luan) 世，《周禮》所謂亂(luan) 國，諸雄角立，處士橫議，更與(yu) 戰國同。”[19]

麵對當時大量湧入的西人之學，廖平主張應踐行秦始皇的“黜策士功利橫議”，或效仿董仲舒的《公羊》“大一統”之說，將今日盛行之書(shu) ，除政典、憲法、醫藥、術數、樹植外，都予以焚滅。若孤立來看，借助秦始皇與(yu) 董仲舒的舉(ju) 措來消除異說，確實體(ti) 現了廖平對當時經學興(xing) 廢的憂思與(yu) 激憤。不過，如果我們(men) 能平心而察之，這裏何嚐沒有張君勱所言的“無非求國民思想歸於(yu) 一是，以奠定文化統一之礎石”[20]的深意所在呢？

麵對時局多變、思想動蕩的世道人心，廖平提出了“經學改良”的主張：

“今中國政治不用舊來之弓矢，而改槍炮；不用舊來之兵製，而改洋操；不用舊來之舟車，而改輪軌；不用舊來之書(shu) 院，而改學堂，盡棄數千百年之舊法，改計圖存，時變所至，無可如何，何獨於(yu) 學不然，而株守古文，必祖周公，而配以孔子，周南孔北，亦甚惑矣！”[21]

提倡經學改良，不僅(jin) 與(yu) 當時經學的瓦解有關(guan) ，也與(yu) 當時西方傳(chuan) 教士通過編寫(xie) 闡釋中國經學的書(shu) 籍，來為(wei) 基督教的傳(chuan) 播造勢所帶來的思想衝(chong) 擊相係。蒙文通就曾對顧頡剛論及其師廖平奉孔子為(wei) 教主是受到西教傳(chuan) 播的影響[22]。在當時，以花之安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教士群體(ti) ，為(wei) 了順利地輸出基督教教義(yi) ，不僅(jin) 力主孔子“實質上不反對宗教”，並且還認為(wei) 經學書(shu) 籍乃是“記錄儒家所理解的教義(yi) ”[23]。

為(wei) 此，在其所編寫(xie) 的《經學不厭精》一書(shu) 中，他一方麵批駁中國學者在經學問題上的陳見與(yu) 臆斷，另一方麵則仿效西方的《經學大全》，對中國經學的具體(ti) 問題給出符合基督教教義(yi) 的解答。就這樣，他們(men) 入室操戈，削弱並試圖篡奪中國曆代學者對經學解讀的權威性，而這種權威性如果發生了轉移，那麽(me) 它所引發的就是圍繞經典而構建起來的整個(ge) 文化共同體(ti) 的震蕩。

有感於(yu) 山雨欲來之勢，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表明要“節錄纂集以成一書(shu) ”[24]。為(wei) 響應老師的提議，廖平編纂了《群經大義(yi) 》。他認為(wei) ，隻有通過對經典中“微言”的“翻譯”，才能扭轉時局，化危為(wei) 安。廖平的擔憂並非無據，彼時的“廢經”之論在東(dong) 南已有愈演愈烈之勢。有感於(yu) 此，廖平才將“明經術”視為(wei) 戰勝歐美的一大法寶。而要尊孔尊經，就必須堅持六經出於(yu) 孔子，不可假手於(yu) 人：

“將來我教不滅，我國不滅，我種不滅，其機括或在此不在彼也。”[25]

若想保國、保種、保教，就要了解孔經作為(wei) 哲學的效用，“哲學名詞,大約與(yu) 史文事實相反。惟孔於(yu) 空言垂效，俟聖知天，全屬思想，並無成事，乃克副此名詞”[26]。廖平所認可的“哲學”並非學術史意義(yi) 上的哲學，而是經他轉譯後的思想史意義(yi) 上的“哲學”。

他曾引述過嚴(yan) 複之語曰：“地球，周孔未嚐夢見；海外，周孔未嚐經營。”[27]依嚴(yan) 複所見，以周公、孔子為(wei) 代表的那一套中學思想體(ti) 係，在全球背景下都已不合時宜。而按照廖平的“大小統”說，經傳(chuan) 六書(shu) 早已在中國化成千年，反觀泰西各國則尚少流傳(chuan) 。

至於(yu) 不能流傳(chuan) 的根本原因，就是此前時機未到，海外交通不便。因中國上承文王鬱鬱之治，文明千載，無心於(yu) 六藝之術，故打通中西的重擔就落在了歐美國家的肩上，他們(men) “講格致、謀資生、課農(nong) 工、治戰守”，合舉(ju) 國之力，“前後相繼承”，終於(yu) 打開了中西交通的時局。故與(yu) 嚴(yan) 複所慮不同，廖平轉而認為(wei) ，經學不惟不可廢，更應在此時被提倡。

隨著中國近代化的深入，學人們(men) 也不得不承認，西學亦是一套體(ti) 用兼備的學問，且由這套學問所造就的西方國家還在近代以來一再戰勝中國。對於(yu) 晚清的中國學者來說，追溯西器背後的道，已不再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

麵對中西在道、器關(guan) 係上的錯位，廖平提出，西人因未曾受過孔學濡染，故雖擅格致之學，卻有挾器自重的弊病，而國人因對孔學的“微言”不明，則有菲薄自輕的毛病。要知道現在的西政、西學，不過如百年一日、九牛一毛。但作為(wei) “皇帝王伯之會(hui) 典”的六經，必然會(hui) 隨著地球的交通往來而通行全球。

總之，廖平認為(wei) ，後人隻有先“知聖”，才談得上“為(wei) 學”。隻有先知孔子作新經垂萬(wan) 世之苦心，才談得上為(wei) 政以治天下。至於(yu) 西人和西學，則更應盡快服膺於(yu) 孔子及孔經，方有早日被接引至文明之境的可能。

二、孔儒之別：儒家不等於(yu) 孔學

庚子國變後，本著通經致用的目的，一些學人對經學的傳(chuan) 統資源進行了開掘，這種開掘更近於(yu) 一種經學內(nei) 部的改良。與(yu) 此同時，被班固稱為(wei) “六經之苗裔”的諸子學也被學者們(men) 納入了係統的學術研究視野。當改良後的經學與(yu) 諸子學都被“奉為(wei) 上賓”時，如何處理二者的關(guan) 係成為(wei) 了當時無法繞開的話題。

概言之，“時人雖推崇諸子學，卻未必以諸子學與(yu) 定於(yu) 一尊以前的‘真’孔學或儒學對立；在進行了‘去偽(wei) 存真’的處理、將儒學從(cong) 一尊的地位上拉下並恢複其百家之一的原初地位之後，不少人仍承認儒學為(wei) 百家之最”[28]。

與(yu) 主流見解不同，一向以護持中學為(wei) 己任的廖平，這次不僅(jin) 沒有為(wei) 儒學說話，反而力辯孔子非儒家，儒學不等於(yu) 孔學：

“孔子六藝四科，如天之大，九流諸子，皆在包羅之中......諸家雖同出孔子，而傳(chuan) 誦六藝，則為(wei) 儒家所專(zhuan) 。如孟、荀之言堯舜、三王，經師博士之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孔子之跡尤近，自認為(wei) 孔子嫡派。學者亦遂以孔子專(zhuan) 屬儒家，而德行、言語、政事三科皆別求祖宗，以與(yu) 文學之士異道而馳，互相駁難，再傳(chuan) 而後，愈失其真。諸子家數典忘祖，昧其所自出，儒家者流，遂自號為(wei) 孔子宗子。”[29]

在廖平看來，孔子為(wei) 至聖，兼包眾(zhong) 家，故《論語》稱“無以名之”。孔門“四科”之中，儒家屬於(yu) 文學科，隻為(wei) 四科之一。後世儒家多傳(chuan) 誦六藝，經師博士又傳(chuan) 《詩》《書(shu) 》《禮》《樂(le) 》，最接近孔子之教，故他們(men) 自認為(wei) 孔子的嫡傳(chuan) 。而其他學者不明就裏，以為(wei) 孔子專(zhuan) 屬於(yu) 儒家，以至於(yu) “後世誤以六經為(wei) 全屬儒家之私書(shu) ，諸子遂別於(yu) 儒，目為(wei) 異端，或托春秋以前人，或雖在孔後，別成一派”[30]。事實上，儒家治中國，隻屬於(yu) 小統，在將來皇帝大同（大統）之世，儒不過是東(dong) 方一教，位列十二門中之一[31]。

將先秦諸子收歸於(yu) 孔學麾下，體(ti) 現了廖平對孔子及儒學價(jia) 值的重新思考，這也與(yu) 當時思想界對諸子學的態度有關(guan) 。隻是儒學、孔學的內(nei) 涵雖時有交錯，但其學說邊界畢竟不同，關(guan) 於(yu) 這一點，當代已有學者給出了清晰的界定[32]。概言之，孔學的概念小於(yu) 儒學。可是在廖平這裏，他卻把儒學置於(yu) 孔學之下，視為(wei) 諸子中的一家。作為(wei) 一名經學大家，影響他做出這種判斷的依據又是什麽(me) 呢？

前文已言，廖平認為(wei) 孔子作為(wei) 前聖，能夠預見未來的發展，那麽(me) 當兩(liang) 千多年後的中國陷入了“文弊”的困境，找出症結所在與(yu) 提供治療方案就是當務之急了。因儒家與(yu) 經學之間的密切聯係，所以儒家必須承擔“文弊”的責任。至於(yu) 治療方案，廖平認為(wei) 應該將“各有聖人之一體(ti) ”[33]，“其偏勝正其獨到之處”的諸子資源統攝在孔子麾下。通過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來為(wei) “文弊”問題的解決(jue) 提供一個(ge) 頗具改良色彩的方案。

在這套方案的製定設想中，夷儒家為(wei) 諸子，既符合傳(chuan) 統的學術話語範式[34]，不會(hui) 撼動六經的地位，又可以證明孔學本身的豐(feng) 富性與(yu) 預見性：

“儒家者流，好甘忌辛，黨(dang) 同伐異，實即孔子之所謂小康，而與(yu) 大同相背而馳者。”[35]

在廖平的“翻譯”係統中，“小康”和“大同”是後世完成“大小統”之後才能達到的理想狀態。大抵而言，“三變”之後，廖平在構建學說時多以“大統”為(wei) 主；進入民國後，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他也開始在著作和演講中有意識地使用“大同”一詞。概言之，儒家主“王伯”，為(wei) 小統、小康；道家主“皇帝”，為(wei) 大統、大同。

儒家出自聖門“文學”之科，師宗遊、夏，因詳於(yu) 王道，故自命為(wei) 孔子嫡派。而道家專(zhuan) 詳帝道，為(wei) 了與(yu) 儒家區別，道家遂在儒家之外立一黃老，實際上道家為(wei) 顏、閔所傳(chuan) 。二派均受業(ye) 於(yu) 孔子弟子，而因道家所祖之顏、閔、冉、仲，地位在遊、夏之上，故“道家地步高於(yu) 儒家”。

廖平以為(wei) ，在過去閉關(guan) 自守，關(guan) 起門來“彪然自大”，崇尚儒家小康之說，還不見得有太大的危害。方今天下交通，中外一家，就必須要提倡“大同至公”，以鎔化“小康自私之鄙吝”，如此才能“存國粹，強國勢，轉敗為(wei) 功，因禍為(wei) 福”。[36]若再進一步言之：

“三王，孔子已名之為(wei) 小，若後世儒家者流，又為(wei) 小中之小，故其為(wei) 學，師心自用，動輒齟齬，誠所謂鄉(xiang) 曲之見，乃猶自托於(yu) 聖人，豈不大可異哉！大同之皇帝，小康之王伯，出於(yu) 六藝，為(wei) 至聖原始要終之全體(ti) 。儒家以王自畫，不敢言大同，而專(zhuan) 言小康，是或一道也，乃又攻伯。”[37]

“皇、帝”屬於(yu) 大統（大同），“王、伯”屬於(yu) 小統（小康），故五伯小於(yu) 三王，三王小於(yu) 五帝。“大小統”本為(wei) 孔子六藝中所蘊含的思想，但後世儒家眼界狹小，又多師心自用，隻見小康，不見大同，難得聖學真諦，未能領會(hui) 聖人的“全體(ti) 大用”。

此外，為(wei) 了尊孔與(yu) 尊經，廖平也需抑製儒家：

“孔為(wei) 至聖，《論語》所謂無所成名。近來學者或目為(wei) 教育家、政治家、宗教家、理想家，種種品題，皆由不知無名之義(yi) 。孔道如天，無所極盡，而儒特九流之一家。以人學言，其中皇、帝、王、伯論之，孟、荀專(zhuan) 主仁義(yi) 之王學，故上不及皇、帝，下則詆譏五霸，與(yu) 孔經小大不同。乃東(dong) 漢以下專(zhuan) 以儒代孔，除王法以外，皆指為(wei) 異端，是六經但存《春秋》，餘(yu) 皆可廢。

道德為(wei) 德行科，詞賦為(wei) 文學科，縱橫為(wei) 言語科。世所傳(chuan) 者，大抵考據、語錄之政事學，而餘(yu) 三科皆屏絶不用，故非尊孔不足見儒術之小，非小儒不足以表至聖之大。須知孟、荀於(yu) 佛門中不過羅漢地位，今由《春秋》以推《尚書(shu) 》，由人事以推天道，時地不同，每經自成一局。故凡中文之古書(shu) ，皆出孔後，梵語左書(shu) 亦不能出其範圍。”[38]

上述引文包括了三層含義(yi) ：首先，後世所謂儒學，實為(wei) 偽(wei) 儒之學。其內(nei) 容早已背離聖人創製經典的苦心，以至於(yu) 彌漫在當時學界者多為(wei) 務虛之學；其次，就製度言，儒學雖專(zhuan) 注於(yu) 人學，但隻是研究人學中的王學，至於(yu) 皇、帝、伯三者都不在其探究的範圍內(nei) ，這也證明了以孟荀為(wei) 代表的儒學隻能證得阿羅漢果，而不足以總括孔學的至大，勾勒出孔子作為(wei) “至聖”的形象；第三，以儒代孔還會(hui) 導致其他諸子學無法自存，儒家“雖無奇功，亦無顯過”，但其“絕靷而馳”，所以“三代以下，儒家盛行，諸家廢絕，職此之由”[39]。

總之，儒家既未能在經典詮釋上彰顯孔經哲學之“微言”，又不能凸顯孔子創立四科以安頓諸子學的苦心，但它因有經典加持，且持論在諸子之中又相對中正平實，反而導致了東(dong) 漢以下出現了以儒代孔，以王道總括孔道的局麵。凡此種種，終於(yu) 導致孔子以儒家治中國，以道家治海外的設想久成空懸。

三、諸子攻儒：“正儒家之誤解”

既然儒家與(yu) 諸子都出自孔門，諸子又為(wei) 何在著作中屢次譏諷儒家學說呢？廖平認為(wei) ，諸子所攻之儒，並非孔子，而是後儒；諸子所攻之孔，也非孔子，而是子思。後儒，即為(wei) 後世經生博士，他們(men) 篤守章句，流於(yu) 後世則發展出一套以訓詁、學問來釋經的解經係統；非議子思，則指向後世儒家由思孟學派而發展出來的一套以宋明理學為(wei) 代表的解經係統。

澄清了諸子所攻擊的儒為(wei) 漢宋兩(liang) 派之學後，廖平又試圖化解儒家與(yu) 諸子之間的矛盾。

1.墨、道、法之攻儒

首先，墨家所攻詰的並非孔子，而是俗儒，其用意是為(wei) 了補儒家之失。因儒、墨兩(liang) 派一為(wei) 文王派；一為(wei) 武王派。隻有二者合而為(wei) 一，方是“今日大同基礎”[40]。可是後世“偽(wei) 儒”根本無法體(ti) 貼到聖人製作的苦心，將儒學由經世效用轉為(wei) 空疏無用，真儒既不能為(wei) “東(dong) 文”，那麽(me) 即便真墨為(wei) “西質”，也無法實現孔子的“大統”構想。後世學人根據諸子後學的虛妄之言，遂言墨子因好名而攻孔。若真如此，則墨子實屬背本自私，大謬於(yu) 其所提倡的“兼愛”之旨。

其次，道家的列、莊攻詆孔子，其目的則在於(yu) “辯偽(wei) 立說”，“存孔子之真”：

“《列》《莊》之說，以六經為(wei) 芻狗，為(wei) 陳跡，皆指後來俗儒以鈔胥說孔子，借以明孔子之真，初功不在此。故《史記》以莊子為(wei) 詬厲孔子之徒，屏絕偽(wei) 說，以存本真。”[41]

前述孔門“德行”一科以顏回為(wei) 首，而列、莊為(wei) 此科嫡派。在廖平看來，若論發揚孔學之功，德行科不在文學科之下，列、莊也不在孟、荀之下。列、莊所譏彈之孔子，都是指儒家小統學說中之孔子，而其所宗祖之黃帝、老子，是孔門大統學說中之孔子。

無論是莊、老攻儒，還是儒攻莊、老，其實都是門戶內(nei) 的一孔之見；加上諸子之書(shu) 多非自撰，往往是先師傳(chuan) 其學，弟子紀錄整理後才成一家之言。為(wei) 求自立門戶，難免“變本加厲，矯枉過正”，甚至“誣罔其師”，這些其實都是“末流之弊”，不可算作諸子之間的攻訐。

再言法家申、韓攻詆孔子，立意也與(yu) 道家相同，即“正儒家之誤解”。因諸子學說本導源於(yu) 孔學，所以當後世儒者偏其一端，不得聖人本旨，就會(hui) 貽諸子以口實，啟諸家之詰斥。這正是“執一自封，以儒為(wei) 甚，此誼既明，庶幾明徹源流，弗以諸子攻儒為(wei) 惑”[42]。儒家僅(jin) 得孔學之一端，就固步自封，自認為(wei) 孔門嫡傳(chuan) 。實際上，孔學才是中華學脈的源頭。明乎此，諸子攻儒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總之，當此存亡之秋，廖平認為(wei) 諸子之間不應再抱持己見，強化本派學說的異質，以攻儒為(wei) 事。反之，更應該看到諸子各家與(yu) 孔學內(nei) 在的學脈聯係，其實各家均有聖人之一體(ti) ，或從(cong) 小統，或從(cong) 大統，隻有合而觀之，才能洞觀孔學的真容。

2.消除儒家內(nei) 部矛盾

在解決(jue) 了諸子攻儒的問題後，廖平又開始著手消除儒家的內(nei) 部矛盾。我們(men) 根據對廖平作於(yu) “四變”時期的《皇帝大同學革弊興(xing) 利百目》中所羅列的中學經典和西學綱目的分析發現，廖平所做出的“後儒誤以孟為(wei) 孔，宋人專(zhuan) 學孟，與(yu) 孔道直成天淵，近人以孟為(wei) 大同，尤誤”[43]的判斷，具有明顯的現實關(guan) 照：一是批評宋人的尊孟抑荀之說；二是表達對康有為(wei) 借《孟子》以言大同之說的不滿。

首先，孟、荀二家均屬儒家，為(wei) 治中國之學。

就成聖之路而言，孟子更重內(nei) 修，相信人們(men) 通過對“本心”的發明和養(yang) 護，就可實現“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的目標；荀子也有“途之人可以為(wei) 禹”的表述，隻不過他更強調“化性起偽(wei) ”，重視後天“禮”對人的規範作用。兩(liang) 家“同出孔門，一本分支，無庸軒輊”。但荀學“實能闡明聖作禮義(yi) 之本原”，而且持論更嚴(yan) ，在廖平看來，寬不如嚴(yan) ，故荀不下孟。

誠然，就推尊孔子的製作深意而言，孟過於(yu) 荀，可是因宋儒的片麵闡揚，卻讓後人誤將孔學等同於(yu) 義(yi) 理性命之學，以孟學而概孔學，是“能尊孔而不能張孔”[44]。宋儒“貶斥荀說，自稱認性極真”。殊不知，這種認識是“滅沒聖人製禮之功”。在廖平看來，孟學不過為(wei) 儒家八儒之一，“良知”二字，更是孟子學說中的一小部分。

至於(yu) “孟子空言高深，不見實際”則更是為(wei) 宋學帶來了重知輕行，無補於(yu) 世用的消極影響。所以，若要補偏救弊，就應當於(yu) 孟學之外別立荀學，達到寬猛相濟，如此則“既可辟陳，且可化虛為(wei) 實，不自滿假，不唯與(yu) 臨(lin) 深履薄相協，且典章製度，漸學終勝於(yu) 頓悟”[45]。

其次，廖平尊荀抑孟還與(yu) 康有為(wei) 對孟學的解讀有關(guan)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wei) 流亡國外，並於(yu) 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印度撰寫(xie) 了《孟子微》。他將《孟子》七篇內(nei) 容打散，重新作出編排，在闡釋《孟子》大義(yi) 的同時，廣征西學進行印證，這引起了廖平的注意：

“中儒誤以儒為(wei) 孔子、道家為(wei) 異端。孟、荀於(yu) 孔子，如百裏國之於(yu) 至尊。後儒誤以孟為(wei) 孔，宋人專(zhuan) 學孟，與(yu) 孔道直成天淵。近人以孟為(wei) 大同，尤誤。”[46]

康有為(wei) 十分推崇《孟子》，認為(wei) “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於(yu) 孟子”[47]，因其“傳(chuan) 孔子《春秋》之奧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48]，他不僅(jin) 利用《孟子》闡發“大同”學說，還把孟子提倡的“民貴君輕”說與(yu) 西方民主製度相比附：

“此孟子立民主之製、太平法也。蓋國之為(wei) 國，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樂(le) 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le) 政法皆以為(wei) 民也。但民事眾(zhong) 多，不能人人自為(wei) 公共之事，必公舉(ju) 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zhong) 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le) 之事。為(wei) 眾(zhong) 民之所公舉(ju) ，即為(wei) 眾(zhong) 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dong) 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為(wei) 主而君為(wei) 客，民為(wei) 主而君為(wei) 仆，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眾(zhong) 民所歸，乃舉(ju) 為(wei) 民主。”[49]

在這裏，康有為(wei) 將孟子的“貴民輕君”之說視為(wei) 西方民主製度在東(dong) 方的回響，實則不過是對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民主君客論”思想的進一步闡發。他之所以大力宣揚孟子的“民主”說，實際上是為(wei) 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製”張本。如此一來，雖然孟子思想在當時的存在價(jia) 值得以被肯定，但它存在的根基（儒家基於(yu) 倫(lun) 理而形成的禮樂(le) 製度）卻被替換了。這正是廖平不讚同康氏此說的重要原因：

“至於(yu) 貴民輕君，本儒家常義(yi) ，非孟有而荀無。或乃因偶合西人，指孟為(wei) 大同，荀為(wei) 孽派。大同本屬道德，若因偶合泰西，便為(wei) 嫡派，則於(yu) 子學未得本原。貴民輕君，《左》《國》實多其說，亦將指為(wei) 大同耶？”[50]

雖然康有為(wei) 在海外流亡期間，隨著視野與(yu) 認知的開闊，已不再將彼時的西方國家視為(wei) 大同的典範，但是我們(men) 在《孟子微》等書(shu) 籍中還是可以清楚地感知到，西方其實還是康氏取法的對象。這就造成了他思想中的矛盾與(yu) 分裂，一方麵按照康有為(wei) 的說法，中國隻是“據亂(luan) 世”，若想進化到大同世界，就需要遵循西方世界的公法，倡言人權、民主；但另一方麵康有為(wei) 在《孟子微》中，也在嚐試將“‘仁’與(yu) 西方進化思想相聯係，將其視為(wei) 判斷社會(hui) 進化的標準”[51]。

隻是這種引中就西的嚐試，隱然還是以西學為(wei) 旨歸。雖然廖平也在汲引西學，但尊孔、尊經一直是他一以貫之的治學理念，這也決(jue) 定了他所認可的大同，必然是基於(yu) 《春秋》這種東(dong) 方的倫(lun) 理秩序所推衍出來的文化意義(yi) 上的“道德共同體(ti) ”。

按照廖平的大同理論，中國已經進入了“小康”階段，反觀彼時的西方卻隻相當於(yu) 中國的春秋時代，尚存夷狄之習(xi) 。所以無論是想進入“大同”的中國，還是要“化質為(wei) 文”的西方，都需借助於(yu) 中西交通的時機以完成各自的蛻變。雖然廖、康二人都以《春秋》作為(wei) 闡發大同理想的理論原典，但從(cong) 二者踐行的標準與(yu) 設想的藍圖上看，卻有很大的不同。

誠如梁啟超所言：“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52]，這正是廖平抑孟的深層原因。雖然現在看來，康、廖的這種溝通中西文明的努力並不那麽(me) 奏效，甚至還影響了後學對中西雙方思想的解讀，但這種解讀中也隱然體(ti) 現了時代風氣與(yu) 個(ge) 人治學理路的導向，研究者不可不深察之。

綜上所論，廖平對諸子攻儒學說以及孟荀學說的回應與(yu) 分析，其實是想通過豎起儒家這個(ge) “靶心”來為(wei) 孔學正名：諸子各得孔學之一體(ti) ，儒家並不等於(yu) 孔學；而崇荀抑孟，則具有回應清代學術史上漢宋之爭(zheng) 的意味，隻是其中所包含的純粹的學術色彩已逐漸消褪，這既體(ti) 現了他從(cong) 時局來回溯傳(chuan) 統的治學意識，也說明了救亡圖存這一時代主題已超越了中心與(yu) 邊緣的限製，隱然成為(wei) 了學人們(men) 的共識。

四、漢宋之學：不合聖學宗旨

隨著西學的進一步湧入，晚清學人對儒家思想的評價(jia) 也愈發呈現出兩(liang) 極分化的趨勢。對儒學的態度，也成為(wei) 了判別時人思想趨新還是保守的潛在標尺。對於(yu) 晚清士人來說，雖然“儒家以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ti) ”，這是實情，“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dong) 西了”[53]這也是實話。既然不甘心，就要為(wei) 儒家輸入真氣，助其煥發生機。

與(yu) 同時代學人多另起爐灶，專(zhuan) 力研究諸子學不同。廖平沒有孤立地分析諸子學，而是將其都置於(yu) 孔學之下，然後再加以甄別，這其中就包括對漢學和宋學（理學）的批評：

“俗學誤以音訓、禪宗為(wei) 聖學旨歸。今所謂經學，不出童蒙音訓，道學則主釋之禪宗。聖學以六經經營天下後世，至為(wei) 美備，何音訓之足雲(yun) ?”[54]

每一代學人都有其各自的學術使命，對於(yu) 宋儒來說，構建出一套可以和佛教相抗衡的身心性命之學，就是他們(men) 的使命。同樣，在聲韻訓詁上增華踵事“固非宋明所及”的“國朝經學”，也有其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但是，時代的緊迫感促使廖平必須要從(cong) “禦侮”的效用上來重審儒家學說。照此標準，則“虛養(yang) 其心，不以事事”的宋學和“終身小學，修齊治平事業(ye) 何時問津”的漢學，就皆不合於(yu) 聖學之旨了。

首先，廖平指出，宋代理學家師法禪宗，在《大學》“修身”之外還“頭上安頭”，贅以“格、致、誠、正”，使人終生禁錮於(yu) 此，導致“中國因此無人才”。廖平提倡刪削枝節，一切從(cong) 修身做起。為(wei) 了轉化宋學資源，廖平借助於(yu) 當時蓬勃發展的輿地之學，否定宋學的內(nei) 修成聖之途，將修己之學，轉變為(wei) 平治天下之學。

以《禮運》為(wei) 例，在廖平構想的大統說中，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就是以“心”歸屬於(yu) 京師，以“身”歸屬於(yu) 邦國，而“性情”則指向了五方之民。就這樣，他借助了宋學中的關(guan) 鍵詞，卻賦予他們(men) 以類似於(yu) 大同世界的解釋，從(cong) 而完成了由內(nei) 及外、由中國而至於(yu) 地球的視角轉換。

平心而論，廖平無視宋學體(ti) 用一貫的哲學特質，確有強作解語之嫌。而且，以孔學的經世反襯宋學的虛無，雖體(ti) 現了孔經可施諸萬(wan) 世的神聖特點，但這種由救時除弊帶來的急躁，確實會(hui) 予人以“經世思想是一把雙刃劍,既蘊含著走向近代化的可能性,又承納著衛護封建道統的本然”[55]的感覺。

其次，在廖平看來，理學家往往以貧賤驕人，以道德自高。因此，他將宋儒的“明德之學”比之為(wei) “鄉(xiang) 願”，認為(wei) “中儒以鄉(xiang) 願為(wei) 道德，動以防弊為(wei) 說，誤盡天下蒼生”[56]。廖平所言之“中儒”，其實就是明清以來八股取士製度下的大部分儒生。彼時的宋學早已化身為(wei) 王朝的權威話語，為(wei) 了早登利祿之途，儒生們(men) 會(hui) 偏離宋學最初立下的準的，是毫不奇怪的。

任何富有思想價(jia) 值的學術都不可能是靜止凝滯的，他既會(hui) 被解讀詮釋，也會(hui) 被武斷曲解。宋學亦概莫能外。隻不過，對聖人德性的過度解讀，確實容易讓宋學誤入歧途。這種苗頭早在南宋時就已出現，朱熹就強調要通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57]才能成為(wei) “醇儒”。

殊不知，這種以“防敝”為(wei) 目的的修養(yang) 論，不僅(jin) 讓人既“不能達其可達之情，遂其當遂之欲”[58]，也因為(wei) 過於(yu) 強調德性修養(yang) ，而“抽空了道德存在的物質基礎”[59]，甚至以知為(wei) 行，在晚清造就出了一大批“不能扶危救亡”[60]的亂(luan) 德之鄉(xiang) 願。

早在明清易代之際，“清初三先生”就曾在不同程度上糾正過宋學務虛的流弊。不過，隨著清代學人轉身投入訓詁考據一途後，對宋學的批評重點也隨之轉移。以“務虛”而論，作為(wei) 學界領袖的戴震，他關(guan) 注的重點早已不是宋學的義(yi) 理是否有補於(yu) 實際，而是宋代學人獲得義(yi) 理的途徑是否可靠。

在他看來，隻有深明古人的語言文字，才能獲知古聖所傳(chuan) 的“義(yi) 理”。清儒因能以訓詁文字通古意，故其所得多實，而宋人因不明此途，“恃意為(wei) 斷”，故所得多虛。由上可知，雖同受“務虛”之譏，卻因所處時代不同，學者們(men) 對宋學的關(guan) 注也不盡相同。廖平所處之世，正值中華文明存續興(xing) 滅的關(guan) 節點，大類於(yu) 明末清初之時，故以實用與(yu) 否為(wei) 標尺來評價(jia) 宋學也是情理之中。

如果說宋儒之過在於(yu) 務虛，那麽(me) 清儒之過就在於(yu) 蒙蔽了孔學的“微言”：

“經學晦塞，說者非迂腐，則固執，其不廢者，徒供行文點染，近來尤為(wei) 八股蒙晦。公卿略有事業(ye) ，其得力皆別有所在，無經術治天下之事，蓋視為(wei) 聖賢事業(ye) ，非可攀躋。或以為(wei) 芻狗，不宜於(yu) 今。且馬、鄭《王製》《周禮》互相搆難聚訟，盤鼎玩好，不可見之施行；如井田封建、九州疆域，譏如議瓜。”[61]

強調經學的致用性，其實也是張之洞創立尊經書(shu) 院的初衷。早在光緒二年，張之洞就在《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中闡述過此意：“天下人材皆出於(yu) 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諸漢學，其勢然、其序然也”。在張氏看來，創辦書(shu) 院是為(wei) 了成就人材，而成就人才的根本目的就在於(yu) 明體(ti) 達用。

通經不隻是治學的根柢，而且是達用的前提，“苟有其本，以為(wei) 一切學術，沛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歸於(yu) 有用”[62]。作為(wei) 尊經書(shu) 院中的俊傑，廖平不可能不對恩師的言說有所觸動。不過，與(yu) 張之洞平論漢宋，甚至更為(wei) 推尊漢學不同，廖平並不主張漢宋調和論。雖然，廖平早年進入尊經書(shu) 院時，也有“始覺唐宋人文不如訓詁書(shu) 字字有深意”之感，但在他後來的治經過程中，還是強調從(cong) 禮製入手。

隻不過，“經學三變”之後，廖平治經理念中的經世色彩轉濃。由此，他批評清代漢學家自卑其說，耽溺於(yu) 故訓之中，以至經學“微言”受到蒙蔽。加之經學內(nei) 部對“《王製》《周禮》中的製度矛盾”、“曆史上是否曾有井田製”、“九州疆域之所指”等問題一直聚訟不已，造成認知混亂(luan) 。凡此總總，無不影響了經學的經世效果。

由對廖平上述言論的分析可見，漢宋之學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脫離了經學的經世效用。雖然在道鹹之後，學界中漢宋調和的趨勢愈加明顯，不過在廖平看來，這種“經書(shu) 無用，經生乏才”的學術流弊並未有所改變，“上而政府，下而名宿，合成一好好先生太平藥而已”[63]。為(wei) 了走出的困境，就必須舍棄太平藥，借助諸子學這樣的“奇方”來破譯經學中所包含的“微言”，喚醒經學的經世效用，以“開士智”。

不同於(yu)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致力於(yu) 啟迪民智，廖平認為(wei) 自古“士”為(wei) “四民之首”，隻有士智大開，才能守住本國的學術命脈。隻有深契於(yu) 孔經中的“微言”，才不會(hui) 輕視經典。與(yu) 妄言廢經者相反，廖平認為(wei) ，當今之世，不應以“以史法讀經”，而應讓學堂仿效漢代博士的專(zhuan) 經之道，“以經推經”。其中經學有所成者就可以宰輔牧守授其職。如此一來，就可實現“經正則庶民興(xing) ，天下平矣”的目標了[64]。

綜括言之，從(cong) 對漢宋之學的批評到提出以子學來提振經學的經世價(jia) 值。這一駁一立的理論背後，其實都是廖平對本國經學之“道”的信心。觀廖平所論，確實有自我催眠的成分，但我們(men) 也不能忽略，在他反複論證、重申孔學宗旨的過程中所體(ti) 現的“信者得救”意識，這是對傳(chuan) 統今文經學思想的延續與(yu) 回應。

五、餘(yu) 論

廖平突出孔子作為(wei) 聖人的這一特質，是為(wei) 了解決(jue) 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今古文經學中的孔子形象；二是在西學衝(chong) 擊下的經學價(jia) 值。兩(liang) 個(ge) 問題前後相續，不可分割：強調孔子是為(wei) 後世製作六經的聖人，而非文獻整理者，這是解決(jue) 第一個(ge) 問題；借助對六經微言的解讀，從(cong) 而確定經典的價(jia) 值，這是解決(jue) 第二個(ge) 問題。

將儒家單列一門，並在“三變”之後語多譏貶，則體(ti) 現了廖平的經世苦心。當中西“學戰”之時，以儒家思想為(wei) 代表的中學隨時麵臨(lin) 著被否定和解構的危險，為(wei) 了找到一個(ge) 既能解釋中國落後，又不至於(yu) 動搖中國文化根基的理由，廖平不得不將儒學作為(wei) 孔學中的“子係統”，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wei) 儒學對孔學的“狹義(yi) 理解”。

這種“狹義(yi) 理解”包括兩(liang) 方麵：一是沒能理解孔子的“微言”，在文本上壓縮了經典的詮釋空間並扭曲了經典的詮釋路向，導致理論錯位，忽略了經典對後世的指導價(jia) 值；二是不知孔子作為(wei) 聖人的不可及之處，倡言聖人可學而至，人人都可代聖立言。

為(wei) 了徹底改變這一局麵，就必須改良經學，“證明新義(yi) ”。所謂“新義(yi) ”，即孔子的“素王改製”之旨，所以“知聖”是第一要務。反觀儒家，雖然在存經一事上居功至偉(wei) ，但卻忽略了孔子為(wei) 後世製作的苦心，對於(yu) 無法解決(jue) 的經學問題，要麽(me) 存而不論，要麽(me) 論而不合。如此一來，六經的價(jia) 值也在後世的爭(zheng) 論中被一再削弱。因為(wei) 儒家的曲解，所以導致了孔學的“微言”不顯，終於(yu) 造成了中國人才匱乏，並在近代以來被“化外之邦”反超的局麵。

“登崩之異，學者當為(wei) 其難”[65]。不抑儒，則經學乃至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體(ti) 係的地位都將岌岌可危；不尊孔，不惟中學有解體(ti) 分裂之憂，而且還有亡國、亡種之虞。如果說尊經與(yu) 尊孔是廖平孔經哲學體(ti) 係中的一體(ti) 兩(liang) 麵，那麽(me) 抑儒就是凸顯二者的不得已之舉(ju) 。生逢古今中西之大變局，惟有求得自救之方才能換來本國文明生機的延續。廖平沒有選擇尊儒的坦途，而是不避其難，開辟出了一條抑儒尊孔的蹊徑。在這裏，他守護著孔學心脈，並等待著黎明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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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rnst Faber:China in the Light of History,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7,p.34.
 
[24]向珂：《晚清的一場經學戰爭》，見許知遠：《東方曆史評論合集》，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
 
[25]曾上珍：《代廖季平答某君論學書》，見《廣益叢報》1906年第25號。
 
[26]廖平：《孔經哲學發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2頁。
 
[27]廖平：《經學六變記·三變記》，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7頁。
 
[28]羅誌田：《包括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清季士人尋求民族認同象征的努力》，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19年，第45頁。
 
[29]廖平：《地球新義·道家儒家分大小二統論》，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4頁。
 
[30]廖平：《四譯館雜著·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15頁。
 
[31]廖平：《皇帝大同學興利革弊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4頁。
 
[32]孔學、儒學、經學三者內涵及關係的闡發，可參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2002年，第8—10頁。
 
[33]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7頁。
 
[34]廖平的諸子學的理論基礎，正是來源於《莊子·天下》及班固《漢書·藝文誌》裏的說法，可參見《孔經哲學發微》，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40頁。
 
[35]廖平：《大同學說》,載《中國學報》1913年第8期。
 
[36]廖平：《大同學說》,載《中國學報》1913年第8期。
 
[37]廖平：《大同學說》,載《中國學報》1913年第8期。
 
[38]廖平：《尊孔篇·禦侮門》，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08頁。
 
[39]廖平：《地球新義·道家儒家分大小二統論》，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7頁。
 
[40]廖平：《皇帝大同學興利革弊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5頁。
 
[41]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正》，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99頁。
 
[42]廖平：《子書出於寓言論》，載《四川國學雜誌》1912年第4期。
 
[43]廖平：《皇帝大同學興利革弊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7頁。
 
[44]廖平：《經學六變記》，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99頁。
 
[45]廖師慎編：《家學樹坊·<諸子出四科論>提要》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69頁。
 
[46]廖平：《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7頁。
 
[47]康有為：《孟子微》卷首，《自序一》，見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2頁。
 
[48]康有為：《孟子微》卷首，《新民叢報》本序，見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2頁。
 
[49]康有為：《孟子微》卷一，《總論第一》，見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1頁。
 
[50]廖師慎編：《家學樹坊·<諸子出四科論>提要》，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69頁。
 
[51]楊華：《<孟子微>在康有為進化思想中的地位》，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5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湯誌鈞、湯仁澤主編：《梁啟超全集》第3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頁。
 
[53]梁啟超：《為什麽要研究儒家哲學》，見《孔子與儒家哲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00-101頁。
 
[54]廖平：《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4頁。
 
[55]張昭軍：《從“經世致用”到“中體西用”——張之洞對傳統儒學的調適和錮蔽》，《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
 
[56]廖平：《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7頁。
 
[57]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九，中華書局，第2873頁。
 
[58]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458頁。
 
[59]付長珍：《宋儒境界論》，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189頁。
 
[60]廖平：《群經總義講義》，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78頁。
 
[61]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正》第十，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48頁。
 
[62]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6—232頁。
 
[63]廖平：《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7頁。
 
[64]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正》第十，定公十三年，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49頁。
 
[65]廖平：《遊峨眉日記》，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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