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主“動”、做事、義(yi) “利”

——論顏元的儒家生活態度

作者：盛邦和（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社會(hui) 發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來源：愛思想

明清之際,中國近代精神形成過程中,顏元學派思想曾起過重要的作用。顏元及其後繼重新審視漢、宋兩(liang) 學出發,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與(yu) 繼承工作。他們(men) 反對宋學空談性理及漢學埋首經卷的傾(qing) 向。主張“理在事中”,力圖把當時脫離實際的學風,轉上“經濟事業(ye) ”的軌道。他們(men) 力斥宋儒“主靜”思想,主張人生要務在於(yu) “動”與(yu) “勤”,倡導治生敬業(ye) 、入世努力的新價(jia) 值觀。他們(men) 倡言“經濟生民”,發展產(chan) 業(ye) ,提出近世以來初生市民階級的社會(hui) 要求,用梁啟超的話來說,這個(ge) 學派“抱極大的誌願想要轉移學風,造出一個(ge) 新社會(hui) ”。[1]顏元（1635—1704年）直隸博野人，字易直、渾然。所居題號“習(xi) 齋”。諸生。初學陸王，亦學程朱，終悟覺而倡實學，攜弟子習(xi) 兵農(nong) 水火之學。晚年為(wei) 肥鄉(xiang) 漳南書(shu) 院主講，有弟子李塨，合稱“顏李”。遺著有“習(xi) 齋四存編”，即《存學》、《存性》、《存人》、《存治》，及文集《習(xi) 齋記餘(yu) 》等。覽戴望《顏氏學記》，可觀其學。

一、斥“靜”,主“動”

動靜問題,是中國理學一派產(chan) 生之後一直討論不休的大主題。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周敦頤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wei) 其根。”[2]其中雖有關(guan) 於(yu) “動”、“靜”互易的思考,但強調“成聖”的標準與(yu) 功夫在於(yu) “主靜”，因為(wei) 動則有“欲”,無“欲”而後方能為(wei) “靜”。程顥則言:“性靜者可以為(wei) 學”。朱熹說得明白：“靜為(wei) 主,動為(wei) 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3]他也說“動”:“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4]但思想主旨在“主靜”。

顏元反對程朱“主靜”修身之法。他說:“愛靜空談之學久,則必至厭事,遇事則茫然。終日兀坐,萎情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shu) 生,無不病之書(shu) 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yu) 此者也。”[5]依程朱“主靜”之學,勢必“厭事,遇事則茫然”,其結果,士子致“弱”致“病”,國家因弱而亡。他聲稱：“養(yang) 生莫善於(yu) 習(xi) 動。夙興(xing) 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做。行之者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習(xi) 將養(yang) ,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6]。

“半日讀書(shu) ,便半日是漢儒;半日靜坐,便半日是和尚。”[7]在顏元看來,“漢儒”皓首窮經,不明事理,純然為(wei) 無用之學。至於(yu) “宋學”主靜,行靜坐之功,也隻是援釋入儒,其骨子裏盡是佛釋,與(yu) 和尚無異。顏元稱:“以讀經史、訂群書(shu) 為(wei) 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wan) 裏矣。”[8]光讀書(shu) 不理常業(ye) ,絕不能明理體(ti) 道。死讀書(shu) 不務世事,必背“道”而馳,“相隔萬(wan) 裏”而不覺。

在動靜觀上,顏元站在程朱理學正對麵，針鋒相對,相左不合。如果說理學家強調以靜為(wei) 主的同時,尚論動靜相輔相成,那麽(me) 顏元論其“主動”哲學,則不給“靜”字半席地位。平心而論,顏元也有偏頗之處。固然,“動”為(wei) 宇宙之實質,但從(cong) 相對論視之,萬(wan) 物亦有“靜”態的表現,而為(wei) “動”的另一種存在。顏元以理學激烈批判者出世，於(yu) 動靜觀所持的過激態度,乃為(wei) 一種“矯枉過正”。

二、習(xi) 行、習(xi) 勤、做事、“入世”主義(yi) 思想

顏元“主動”哲學的精髓是習(xi) 行、習(xi) 勤、做事、努力於(yu) 人世。關(guan) 於(yu) “習(xi) 行”,他說: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xi) 行上少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9]所謂“主動”,便是“習(xi) 行”。所謂“習(xi) 行”,便是反對在“誦說”與(yu) “紙墨”中討生活，簡言之,便是在“行”字上下功夫。寧“行”中習(xi) ,不在書(shu) 中習(xi) ，行動至上,以行取勝，表現出一個(ge) 行動主義(yi) 者的真實心境。顏元取號“習(xi) 齋”實乃崇尚“習(xi) 行”的緣故。

顏元力主習(xi) 勤、做事。他主張“身無事幹,尋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xi) 此身使勤,習(xi) 此心使存。”[10]又說：“身無事尋事去做,心無事尋事去思,做到身心一齊竦起。”[11]人生在世,隻是做事，惟事上磨,事上煉,事上習(xi) ,方可成一個(ge) 明理之人。飽食終日,清談性理,總不明何是“人性”，何為(wei) “天理”。

習(xi) 勤、做事就不可怕事。多事之秋,正是習(xi) 道的好機會(hui) 。他告誡人們(men)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必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12]在顏元看來，“心上想過,口上講過,書(shu) 上見過,都不得力,臨(lin) 事依舊是所習(xi) 者出來”。[13]他談自己的親(qin) 身經曆雲(yun) ：“吾嚐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扡格,一著手算九九數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xi) ,皆無用也。”[14]

顏元尚習(xi) 行、做事，與(yu) 王陽明思想顯然有著深刻的聯係。王陽明有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好了後又立個(ge) 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心去惡。”[15]他認為(wei) 人生之真知,隻在一個(ge) “行”字上體(ti) 會(hui) ,不去實行一番,既無知覺、經驗,一切真知都不會(hui) 自行發生。

他又說:“今日卻就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xi) 討論做知的功夫,方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16]。這裏,王陽明倡導“行”的功夫,認為(wei) 不行則不知,行得篤實,方知得真切。這與(yu) 顏元的於(yu) “行”上習(xi) 的思想大體(ti) 一致。另外,王陽明主張“人在事上磨”,也與(yu) 顏元的“做事”思想吻合。

大凡一個(ge) 國家與(yu) 民族在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向工商社會(hui) 轉化時,都要經過一個(ge) 民族倫(lun) 理轉型過程。其轉型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是由“出世”思想轉為(wei) “入世”精神。如西方舊教追求“彼岸”,輕視“此岸”,因使人忽視今世的力行努力,而無法與(yu) 工商社會(hui) 競爭(zheng) 贏利的法則相契。基督教新教則主張“入世努力”,把今生“此岸”的勤勉不懈,視作神的教誨,力加遵行。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近代倫(lun) 理精神由此而生。

儒教主張“入世”，不講“怪、力、神”,不強調死後的“彼岸”,已為(wei) 中國預備了使舊倫(lun) 理向近代精神轉化的可能。然而,中國後世儒者主說“靜坐入澄”,空談天理、性命,不務世業(ye) ,卻形成一種變相的“彼岸”、“出世”哲學,使人耽於(yu) 玄空之理，輕視社會(hui) 經濟,嚴(yan) 重妨礙了中國民族倫(lun) 理的現代轉型。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與(yu) 倡導“力行”,顏元將行動哲學作充分強調,並將“行”解釋為(wei) 經濟行為(wei) ,都為(wei) 中國精神由非合理的“出世”主義(yi) 轉向合理的“入世”精神作出努力。

三、“正其義(yi) 以謀其利”

由中世農(nong) 業(ye) 思想向近代轉化必使民族精神中的單純政治文化揉入工商經濟倫(lun) 理。這一點,顏元也作出了貢獻。自古以來,中國“士”階層中一直存在著“義(yi) ”、“利”之爭(zheng) 。“君子恥言利”,傳(chuan) 統儒者反對言“利”。古代中國作為(wei) 土地形態的農(nong) 業(ye) 國家,農(nong) 業(ye) 為(wei) 本,平均為(wei) 先,“商”與(yu) “利”，概在否定之列。明清之後,中國因市場經濟發展,市民階層成長,對要不要“商”與(yu) “利”的爭(zheng) 論也趨激烈。程、朱理學將“利”視為(wei) “人欲”,有悖天理，而大張撻伐,反之顏元站在新興(xing) 市民的立場上，作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顏元釋原典而發問：《尚書(shu) 》上明白記著“利用”、“正德”、“厚生”，並為(wei) 治世三項要務。其中兩(liang) 項與(yu) 經濟有關(guan) ，所謂“利用”、“厚生”,說明聖賢先哲從(cong) 來沒有諱言過“利”,後世儒者何要私改經典本意呢?“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易》中說“利”更多。他得出結論:“後儒乃雲(yun) ‘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當改為(wei) “正其義(yi) 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他認為(wei) 孔子也言利，孔子“至誌設教,與(yu) 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xi) 歌,羽龠幹戚,天令計,一切涵養(yang) 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為(wei) 也。”[17]孔子“自兒(er) 童嬉戲,即習(xi) 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至於(yu) “經濟生民者”,也無不為(wei) 之。後世儒者又有何根據誤讀聖學,棄“經濟生民”而不顧,侈言空“義(yi) ”而鄙實“利”呢?

他主張當今儒者除讀書(shu) 之外要有一門營生本領,若隻顧讀書(shu) ,“不務生理”,真成“僧道”中人了。他說:今世之儒,非兼農(nong) 則必風鑒醫人,否則無以當生。蓋由漢宋諸儒,誤人於(yu) 章句,複苦於(yu) 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業(ye) 之術盡亡矣……後儒既無其業(ye) ,而又大言道德。鄙小德而不為(wei) ,真如僧道之不務生理者矣。”[18]鼓勵士人“心計財賦”,認為(wei)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wei) 多事,是理財便指為(wei) 聚斂,見心計財賦便憎惡斥為(wei) 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19]

綜上所述,顏元斥“靜”主“動”,主張習(xi) 行,習(xi) 勤、勤於(yu) 做事,並倡導天下士子“以義(yi) 謀利”,“心計財賦”,提出獨自的人生與(yu) 社會(hui) 價(jia) 值體(ti) 係,成為(wei) 他所處時代的市民階層的出色代言人。顏元之學是繼王艮、何心隱、李贄等一係列思想之後,又一次向中國傳(chuan) 統封建農(nong) 業(ye) 倫(lun) 理作衝(chong) 擊的一個(ge) 。在西方,因馬丁·路德與(yu) 加爾文等人的奮鬥,宣告宗教改革的勝利;於(yu) 日本,經鈴木正三、石田梅岩、二宮尊德等人的努力,工商型民族倫(lun) 理塑造最終成功,因獲政府的支持而贏得思想支配的地位。但在古代中國,問題就不那麽(me) 簡單,無論何心隱、李卓吾、顏元,還是其他市民階級的代言人,他們(men) 所提出的理論並沒有在中國得到真正的肯定。以顏學為(wei) 例,它在中國古代思想界隻是星光一閃,便衰熄於(yu) 中世黑暗的長夜中,其他如何心隱、李贄等人的悲慘結局也實證中國市民倫(lun) 理形成發展的艱辛。但盡管如此,中國民族精神終因商品經濟的逐步成長,擺脫窠臼，向近代的轉化趨勢不可遏止。

注釋：

[1]語出梁啟超1923年撰《顏李學派與(yu) 現代教育思潮》，梁又有《實踐實用主義(yi) :顏習(xi) 齋、李恕穀》等。

[2]周敦頤：《太極圖說》《周子全書(shu) 》卷一

[3]《朱子全書(shu) 》卷二。

[4]《語類》卷十二。

[5]顏元：《朱子語類評》。

[6]《習(xi) 齋言行錄》卷下《學人篇》。

[7]顏元：《朱子語類評》。

[8]顏元：《存學編》卷三《性理書(shu) 評》。

[9]《存學編》卷一。

[10]《習(xi) 齋言行錄》卷一《鼓琴篇》。

[11]《年譜》卷上。

[12]《年譜》卷三。

[13]《存學編》卷一。

[14]《存學編》卷一。

[15]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

[16]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

[17]戴望：《顏氏學記》卷一。

[18]《習(xi) 齋言行錄》卷下。

[19]《年譜》卷下。

責任編輯：近複